一个外地朋友昨天来北京，给我发了条微信，说：一下飞机，我以为自己走进了一个屁里。如果分析下成分，北京的空气比屁还脏。相比之下，我宁愿臭点，也不想要雾霾。

民国初年的北京，非常臭，不但到处是成堆的垃圾，还常有人随地大小便，因为公厕很少。那时候的人，走到朝阳门，会觉得自己走进了一堆粪里。据统计，至少有4000名掏粪工人，不分日夜地为北京除臭。

1920年夏天，我太爷爷金木调查了一件案子，发生在一个年轻的北漂身上，事发地点是方家胡同的一个男厕所里。

因为这件凶杀案，北京差点儿变得更臭。

整理完这个故事，我很想回到当时的北京城，虽然味道很重，但纷纷扰扰挺有趣，况且，空气是干净的。

上个月，我碰上一桩很有味道的案子。

一个来北京打工的年轻人，和表弟在方家胡同溜达，被几个蒙面人打了一顿，拖进茅厕灌大粪，两人被屎尿呛得昏了过去。年轻人醒来，发现自己满头满脸都是大粪，表弟躺在旁边，已经没气儿了。

遇上这事的年轻人，叫朱福禄，今年20岁，是我助手小宝的远房亲戚。7月10号下午，小宝带朱福禄来找我，一起来的还有个年纪更小的年轻人，叫于德顺。两人都理着平头，穿着打补丁的短衣，袖口磨得发亮。他们和死去的那个表弟，刚从宝坻老家来到北京，在方家胡同合租了间房子。

小宝说，福禄在案发现场捡了个东西。朱福禄递给我一个小竹牌，一拃长，上头写了个“收”字，旁边盖着个印章：南净。

我捏起那竹牌，闻了闻。这是粪厂给粪夫计算工钱的竹筹，“南净”大概是这家粪厂的名字。

我问他俩做什么工作，小宝说，俩人还没找到正经工作，手里没钱，在捡粪，算是跑海粪夫[跑海粪夫：就是没有被粪厂雇佣的掏粪工人，他们不归商业粪厂管理，自己随意掏粪捡粪，遇到有人家让进门的，也会帮着掏。自己处理后，把粪卖给城外的农民。]。

北京城里茅厕少，常有人随地大小便，朝阳门、安定门外常年满地都是人粪垃圾，臭气熏天，很多外地来京谋生的人就先从捡粪开始。

朱福禄说，打他们的人，也都背着藤编的粪筐，拎着粪杓子，像掏粪的，“有个人骂我是偷粪贼，这城里的粪还不让随便掏？”

我说：“不是不让掏，是你占了人家粪厂的粪道[粪道：早年间没有这个概念，导致粪夫们在掏粪时经常因为利益冲突争吵或者打斗。直至清康熙年间，粪夫之间互相商定了方法，就是根据某粪夫经常掏粪的地方，来划分地界，比如这条道你来掏，那条道我来掏，互相之间不能越道乱掏粪，这就是“粪道”。]。”

小宝大笑，说：“粪道？什么玩意儿，听着那么恶心。”

“不但不恶心，还很值钱。粪道就是粪夫的命。”

北京城里的粪，全靠粪厂清理，各个粪厂把北京的街道胡同做了划分，各有各的势力范围。凡是粪道经过的地方，不管是政府大院，还是一般人家，所出的粪都归这家粪厂来收。

我给他俩一人倒了一杯啤酒，问他们都在哪里掏过粪。于德顺咕嘟几口灌下啤酒，蹲在地上给我比画了一下，“就在我们住的附近，沿着大街胡同，往南最远不到东四牌楼。”

这于德顺，来了没几天，摸得倒挺熟。我翻出张地图看了看，他说的几条街，应该是条很值钱的粪道，不但经过灯市口地区的生猪市场，还有雍和宫、国子监这些热闹地儿，连师范学校和巡警学堂都在这一带。

小宝骂了一句：“怪不得每回掏粪都跟大爷一样，是有粪厂撑腰啊。”

我说不是，粪厂发不了几个工资，粪夫才会把粪道看得比命还重要，为抢粪道打架，是常有的事儿。

“打架没关系，为了点屎，犯得上杀人？”

我点上一根飞马烟，说：“除非这点屎影响了大生意。”

我问小宝，愿不愿去南净粪厂当几天粪夫。小宝一瞪眼，摇头。于德顺朝我拱了拱手，说：“金爷，要不我跟福禄去？”

“你们去？这可是查杀人案。”

于德顺点点头，说：“我们就是干这个的，肯定比您和宝哥合适。”他皱着眉头，嘴唇紧绷着，不像开玩笑。

出了安定门，走到地坛边上，就是南净粪厂。朱福禄和于德顺都不用化装，背上粪筐，拎着粪杓就进厂了。

我和小宝去了趟内三警署。南净粪厂的事，警署早就知道了。我问为什么不查，巡警说：“这事儿麻烦了，粪道是前清就划分了的，不是一天两天就敢动的。”

“杀了人也不管？”

“不是不管，是管不了，一个粪厂几百号人，全是外地的，抓谁啊？”

我说，人死在你们区，就该你们去查。巡警嗤的一声笑了，说：“可粪厂哪个区警署也管不了，这是卫生问题，京师警察厅卫生处直管。”

离开内三警署，我托人打听了南净粪厂。南净算是民国最早的粪厂，前清时候就有了，一家占了十几条粪道，一半以上都在安定门大街和德胜门一带，不但每条道都“肥”，而且交通方便，直通粪厂。

南净的老板叫杨运星，从民国六年（1917年）接手粪厂，不但从其他厂新买了几条粪道，还给粪业定了个新规矩：粪道主权归厂里，居民不得擅自掏粪。因为定下这个规矩，各大粪厂推举杨运星为当年的北京粪业公会会长，一直干到现在。

小宝问我，这规矩什么意思？我说，就是你拉的屎，并不属于你。要是你掏了自己家的粪，就算侵犯了粪厂财产。

“我×，这么霸道？”

“所以他们才叫粪霸。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听说过吧？就这个意思。”

三天后的早上，福禄和于德顺回来了，背着大粪筐，腿上绑了绑腿，一身职业粪夫的打扮。

两人在粪厂的几天，从早到晚背着粪桶往晒场倒粪。

晒场的工人在地上铺一层炉灰面，把稀粪倒成条状，晒成粪饼。负责加工的人，用勺子把粪饼剁成饺子大小的“捡儿”，晒一天，外面黑紫光亮，里面还松软，这种粪干最好[民间制粪法：人粪直接施用会伤害庄稼。从元代开始到清代，出现了各种制粪方法，如蒸、沤、锅煮、窖粪和煨粪。]。粪干送到厂外，用荆条编的圆盘盛了，一盘两个钱。有的粪太稀，就不做粪干，直接用粪车装了卖。

于德顺说，粪厂加工有猫儿腻，掺了假，“若是按流程做粪干，你觉得那就是纯粪，实际上却不是。按我瞧见的算，做出来的粪干，能有四成纯就不错。”

我问，剩下是什么？

“主要是草灰，也有土，一斤粪，掺八斤灰。兑完拿杓一搅和，不是行家绝对看不出来。”

福禄闷在一旁不吭声，小宝问他怎么了，他腾地站起身，说：“我要报仇。”说完便往外走。小宝拉住他，说：“着急没用，我们也没证据。”

于德顺说，跑海粪夫都是自己做粪饼，绝不掺假。他和福禄肯定是在城外卖粪的时候，得罪了南净粪厂的人，否则表弟也死不了。他蹲在地上，用手指划拉着算账，说：“种地的一年四季缺不得肥，多一个卖纯粪的，粪厂就少一个生意，算下来得少赚十一二个大洋。”说完，他站起来拍拍手，又说：“这么多钱，还真是敢杀人。”

我递给于德顺一支烟，他点上抽了两口，又是一副很认真的模样。

中午，我们去西四大街找了个馄饨摊，随便吃了点，打算第二天去城外粪摊看看。

16号，我和小宝一早去了灯市口，找福禄和于德顺，天还早，就溜达过去了。走到猪市大街（今东四西大街），遇上生猪市赶集，一路走过去，听到的都是猪叫，鼻子里全是猪粪味儿。过了生猪集市，还是满鼻子粪味儿，我问小宝，有没有什么不对。

小宝皱着鼻子闻了会儿，说：“×，人屎味儿。”

找个街坊一打听：这条粪道的粪夫罢工了，从早上到现在，每家门口都有一堆没清理的粪，茅厕里的粪也都冒了尖儿。

拐进方家胡同，迎面冲来两群人，边跑边对打，人人手里拎着粪杓。一群小学生躲在墙根里看，拍着手哈哈大笑。我和小宝傻在那里，再一看，是跑海帮和南净粪夫打起来了，福禄和于德顺也在里头，正舀了粪汤子往外泼，他俩后头，是八九个光膀子的汉子。

小宝骂了一句，冲上去帮忙，还没施展开，就踩了两脚粪，弯下腰就吐。我往前去了几步，又退回来，捏着鼻子叫福禄住手，福禄不理我，仗着人多，打得南净粪夫满胡同跑。那群人跑到十七高小门口（方家胡同小学），要往里进，校门口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喝住他们，骂了一通。

我一看，是高小的校长舒庆春，我曾在报社跟他见过。我走过去，打了个招呼，问他怎么回事。

原来，早上，南净的粪夫罢工，给街坊提了俩要求：一是不准让跑海粪夫进门，二是天气太热，每家交份解暑费。街坊受不了臭，商量着交钱，福禄和于德顺叫来一群跑海帮的，两伙人就打了起来。打走南净厂的粪夫，于德顺拿上粪桶粪杓，吆喝跑海帮在胡同里收拾起来，把满地的粪汤冲洗得干干净净。

小宝拍拍福禄，说：“这哥们儿挺能干，你也学学。”

我说，他这是聪明，一会儿你们可以去给街坊掏粪了。

果然，于德顺收拾完，就叫上跑海帮，挨家挨户掏粪洗马桶。等他们忙活完，福禄和于德顺带我们去了安定门外的粪摊。去得太晚，不少人已经卖光收摊，剩下几个卖粪干的小孩，懒洋洋地摇着扇子赶苍蝇。

我在一个粪摊前蹲下，看了看荆条圆盘里的黑紫色的粪干，问于德顺：“怎么看纯不纯？”

于德顺从地上捡了根麦秸管儿，弹弹灰，放嘴里吹了两下，插在一块粪干上。他捏着麦秸管儿，斜趴下身子，噘嘴凑上去，衔住麦秸管，腮帮子动了几下，随后站起身，拉我到一边，吐掉麦秸管儿，说：“兑的，吸不动。”

我不太明白，但也不想问。又看了几个摊子，于德顺要么拿手搓搓，要么试着吸两下，没一家纯粪。

方家胡同打架的事竟登了报，标题名叫《粪业乱象环生，粪道亟须整改》。新闻里还表扬了于德顺和福禄，说是警察厅很重视粪霸垄断粪道的事，正在讨论行业整改。福禄很兴奋，拿着报纸哗啦啦地翻。小宝笑他：“翻得那么响，认识上头写啥吗？报纸都只是说说，别当真。”

福禄说：“打个架都成名人了，咱们这事肯定能成，南净粪厂那群混蛋肯定要完蛋！”

我问：“什么事能成？”

于德顺笑了一声，说：“这事要闹大，才能教训粪厂。”说完，他拿起报纸，指着评论版，问我能不能写写南净粪厂造假粪的事儿。

我说，写写倒可以，但不一定管用。

他俩走后，我问小宝，于德顺识字吗？小宝说：“念过俩月私塾，算不上识字，但是懂得多。”

我没再多问，翻开报纸看新闻。北京出了件比掏粪更大的事：直奉联军打到了天津。

傍晚，我写了篇关于南净粪厂造假和粪夫杀人案的稿子，送去了《白日新闻》报社。《白日新闻》一早就登出了稿子，我买了份报，叫上小宝，一起去京师警察厅[北洋政府时期，京师警察厅位于天安门对面的户部街上，是极其重要的行政机构，主管治安、侦缉、消防、救济、交通、税务、人口普查、新闻媒介、卫生管理等。其中，城市卫生归警察厅下的卫生处管理。]。拉车的走到天安门，停下车，说前面堵了。下车一看，长安街上堵了一大群当兵的，拉着大炮往东走。

小宝问我，是不是真要打仗？我说：“打进来也没事，闹腾不大。”

过了长安街，看见警察厅门口坐了一群人，全是南净粪厂的粪夫，至少有500人。

南净粪夫光着膀子，背着粪筐，拿着粪杓，排得整整齐齐，静坐在太阳底下。最前排的人举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政府取消粪道，就是断送人民生计；官方收回粪厂，就是压榨民脂。

小宝悄声说，这事奇了，掏粪那么厉害？我指指标语，说：“这话哪儿像粪夫写的？”

警察厅大门里列出一队巡警，手里拿着警棍和藤盾，还有几个扛着高压水枪，在粪夫面前排成弧形。南净粪夫代表站起来，大喊一声：“抗议取消粪道！”上百人都站起来，跟着喊。粪夫闹了一会儿，不少过路人也凑上来，把警察厅层层围住。

我拉住一个人问：“支持掏粪的？”

那人说：“嗨，我家门口也有闹的，死活不给掏粪，一胡同屎味儿，这谁能扛得住？管他什么，先给掏了再说。”

旁边又一个人插嘴：“警察又能怎样，不也得让人掏粪？”

一个巡警拿起喇叭喊话，说政府在做考虑，让他们先散了。底下没人搭理，继续闹。巡警举起水枪，朝粪夫扫射，粪夫轰的一下炸开，丢下粪桶粪杓就跑。水枪扫过的地方，流成一片黄绿色的屎汤，散出恶臭，很快就苍蝇成群。停了水枪，围观的散了个干净，南净粪夫却又回来，不管地上腌臜，又坐下去。巡警没了办法，也就地坐下歇着。

正耗着，从中华门那边跑来一群人，也背着粪筐，扛着粪杓，高举着白横幅：打倒无良粪商，支持取消粪道。

领头的俩人，是福禄和于德顺，后头跟着的，是跑海帮。巡警一见来了帮手，举起水枪又是一通扫射，南净粪夫被冲得七零八落，整条马路都泡在屎汤子里。

一个光头从警察厅大门走出来，穿着件白绸布凉褂，一手摇着把扇子，一手捋着嘴上浓黑的八字胡。这人是京师警察厅的吴总监[吴炳湘(1874－1930)，安徽人，袁世凯的嫡系。从1913年到1920年，任京师警察厅总监、总统府秘密侦探处主任等职务。]。

吴总监挥挥手，底下安静下来。他咳嗽一声，扯开嗓子喊：“人民的粪，就要人民来掏，要不怎么是共和政府？”他挥挥手，俩巡警抬出个一米高的箱子，上头写着：投票。吴总监站到投票箱跟前，说：“粪厂的问题，我都看报纸了。农业，是国家之本，有人在粪里掺假，那还怎么发展农业？从今天起，我在警察厅设置个投票箱，邀请各位关心粪业的公民来投票，选出北京粪业公会会长，可以投现任的，也能提名新人。”吴总监拍了拍投票箱，接着说：“等新会长上任，先整治南净粪厂造假，再出粪道新政。大家散了吧。”转身就回了警察厅。

底下嗡地乱成一片，跑海帮欢呼起来，说要选个跑海的上台。南净的粪夫也不再闹，稀稀拉拉散了。

人群散后，于德顺领着跑海帮把警察厅前的粪汤清理得干干净净。

接下来的几天，事情越来越怪。报纸上刊登了投票广告和吴总监的声明，勒令整改粪业，政府将暂时接管南净粪厂，等新的粪业公会会长选出来，再来决定谁做新厂长。

福禄和于德顺成了名人，灯市口地区家家户户都说要支持他们做会长。警察厅的投票箱收了不少人的投票，每天公布一轮票选榜。福禄和于德顺也进了候选名单。

南净粪厂的粪夫安生了许多，这几天按时掏粪，见着跑海的也不争吵。福禄和于德顺一天到晚掏粪，似乎忘了死人的事。

唯一没那么奇怪的是，杨运星的名字一直遥遥领先，排在他后面的，是朱福禄。看起来，这场示威一闹，只会让南净更加合法。

18号傍晚，我带着福禄去了南净粪厂。我对看门的说自己是记者，想拜访杨运星厂长。看门的跑去找人，磨叽半天，回来说厂长有事，不见客。

我俩在门口等了会儿，一辆东洋车从厂里拉出来，车上坐着个戴墨镜的胖子。福禄说，这就是杨运星。我叫了辆胶皮，跟了上去。东洋车沿着安定门大街一直往南走，竟去了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我不常来六国饭店，一怕人多眼杂，作为夜行者，不太方便；二是太多政府的人来往，我怕遇上我哥。

杨运星进饭店上了二楼，进了一个大包厢。我在大堂的沙发坐着等，问饭店的服务员，认不认识杨运星。那姑娘说：“成天来玩儿，谁会不认识？他可是金汁行的大财神。”我问什么是金汁行，姑娘抿嘴直笑，说金汁行就是开粪厂的。姑娘告诉我，杨运星在北京有100多所房子，各国银行里都存着大洋，“你说，杨老板做的不是金汁行是什么？”

抽了几根烟，不见动静，我收拾收拾衣服头发，推门进了包厢。包厢里在开酒会，满眼都是穿旗袍的姑娘和黑西装。我绕了几圈，看见杨运星和一个穿长衫的男人站在角落聊天，一人端了杯葡萄酒，边喝边聊。我凑过去，在他俩旁边走了两趟。长衫男人转过身，是警察厅的吴总监。

我钻出包厢，离开了六国饭店。这事儿是做好的局，得赶紧让福禄和于德顺脱身。

晚上，我和小宝说了杨运星见警察厅总监的事。小宝说：“他们勾结不算奇怪，让我奇怪的是福禄和于德顺。”

小宝白天去警察厅看了看，今天福禄的票数竟超过了杨运星。我说不可能。

“当然不可能，除非像那杨老板一样，也拉票。”小宝说，于德顺找了上百个宝坻老乡和跑海粪夫，给福禄拉票，“为了拉票，他把自己值钱的东西都当了，说要闹场革命，推翻粪霸。”

我点了根飞马烟，让小宝和我一起去找于德顺，“革命闹不成，恐怕要赔上命。”

经过猪市大街，见福禄和于德顺摇摇晃晃从白魁老号走出来，于德顺手里拎了只烤羊腿。小宝要喊福禄，我捂住他的嘴。白魁老号里又出来俩人，都是跑海粪夫打扮。俩跑海粪夫跟上去，扶住他俩，慢慢往方家胡同走。

福禄和于德顺吃顿白魁老号，半年也挣不回来，粪夫请客，更不可能。小宝拍了下脑门：“他俩肯定上当了。”

我们跟在那四个人后头，拐进方家胡同，胡同里一团黑，只有远处的师范学校还亮着灯。经过胡同口的地藏庵，那俩粪夫突然掏出麻袋，将福禄和于德顺蒙头一拽，撂倒在地上。俩人醉得厉害，也没怎么挣扎。

小宝跑过去，揪住一个粪夫就打，那人也不跑，转身和小宝打起来。另外一个从腰里拔出刀子，我掏出手电，朝拿刀的那个脸上一晃，他一扭头，晃花了眼。我过去扭住他手腕，往下一掰，甩掉了刀子。这小子竟有两下子，就地一滚挣脱了我，打了一个挺儿蹦了起来，摆了个架势。我没理会，跳过去照他鼻子连揍两拳，打蒙了他。小宝打翻了另一个，反拧着胳膊把他摁在地上。

我俩几乎同时开口：“他们不是粪夫。”

小宝说，这俩人八成是当兵的，耍的是一套基本拳路[这套基本拳法，是民国时期各警校军校的基本功课，是综合了各派武术的一种军体拳。]。他以前跟当兵的交过手，就是这种花架子。我大笑，说：“你们练国术的不都这样吗？打架得摆个谱儿亮个相。”

小宝呸了我一口。

我蹲下，问醒着的那个，为什么要害福禄。那人嘴硬，不吭声。小宝上来一顿踹，我拉住他。我在那人腰里摸了一圈，掏出个东西，丢给小宝，说：“不但是当兵的，还是高级兵。”

我又摸另外一个，也从腰里找出了警察证，看他的警号，应该是警察厅直属的。见暴露了身份，那人说了实话。两人都是吴总监直接安排的，扮成粪夫抓两个杀人犯——福禄表弟的死，被警察算到了福禄头上。再多的事，两人也不知道了。

等福禄和于德顺清醒过来，我们揪了两人去了内三警署。警署门口停着几辆警车，几十个巡警进进出出，扛着枪团团转。我拽住个巡警问怎么了，那巡警也不看我，说：“打仗了。”

直奉联军已经进北京了，全城的警署都开始备战。我在警署转了半天，总算找到署长。我把两人和警察证交给他，说：“这俩人交给你了，打仗多两杆枪。”署长点头，也不问我是谁，推着俩人就上了警车。回西四的路上，街上跑的全是兵，还有人喊“段总理跑了”。

早上6点多，我就被外面卖报的吆喝醒了，买份报纸一看，段总理真跑了。

近日迭接外交团警告，以京师侨民林立，生命财产极关紧要……现在亟应沥情自劾，用解愆尤。业已呈请主座，准将督办边防事务、管理将军府事宜各本职，暨陆军上将本官即予罢免，并将历奉授奖授之勋位、勋章一律撤销，定国军名义亦于即日解散，以谢国人，共谅寸衷。

——段祺瑞通电

我和小宝去了趟警察厅，厅里果然空了，总监办公室一片狼藉，逃难一样。找了报社朋友打听，吴总监也辞职了，不见了人。警察厅的墙上，还贴着昨天的投票榜，福禄还是第一名。

城里不时传来枪炮声，小宝不放心福禄，说他没见过世面，太憨。我俩去了方家胡同，却找不见福禄和于德顺，跟街坊打听，说是从早上就没见着，也没出门掏粪。我和小宝晚上又去了一趟，还是不见人。

俩人失踪了整整两天。

20号中午，我还在睡懒觉，被小宝叫醒。一睁眼，看见他笑眯眯地拿着份报纸，我拿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新会长新厂长新政策，京师粪业迎来新气象。再往下看，新政府任命了新警察总监，之前的投票继续生效，福禄当上了粪业公会的会长。

我问小宝，杨运星哪儿去了？

“死了。”

直奉联军打进北京那天夜里，杨运星躲进了六国饭店，早上被发现死在饭店厕所，脖子开了口，脑袋被塞进马桶里。

我有点懵，起床抽了半天烟。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报纸上满是粪业的事。南净粪厂改名叫福禄粪厂，于德顺当了新厂长，提出新规定：第一，严格把关，不造假粪；第二，给粪夫提高工资，不准额外收取居民的钱；第三，跑海粪夫和粪厂共享粪道，分早晚时段掏粪。

新规出来，各大报纸一片欢呼，街坊也夸，粪夫按时掏粪，好声好气的，刷马桶都不额外算钱。

小宝找来福禄和于德顺，在砂锅居吃了一顿，特意感谢我，说我帮了福禄大忙。吃到一半，我跟福禄说，杀你表弟的人还没捉到。福禄和于德顺没接话，我也没再问。

和他俩散了，小宝和我讲起他小时候和福禄一起玩儿的事。我问：“怎么从没听你提过？”

小宝说：“我知道你在琢磨什么，是不是觉得他俩杀了杨运星？”

我抽了两口烟，说：“没证据，当然不确定。不过，你真想让我查吗？”

小宝没再说话，我们一路回了西四。

9月份的一天夜里，我半夜闹肚子，起来去厕所。迷迷糊糊坐上马桶，屁股上一凉，惊了一头冷汗，起身一看，是马桶被粪塞得冒了出来，这才想起，这几天刮风下雨，没见粪夫来掏粪。第二天早上，雨还在下，等到中午，来了个粪夫，还没掏粪，伸出手来：“下雨要加钱。”

我跟他讲行业新规，粪夫也不理，提了粪桶就往外走。小宝从外面回来，丢给我一份报纸，嘴里骂：“丫挺的朱福禄！”我打开报纸，硕大的标题——京城已无纯肥，粪业公会形同虚设。

看完新闻，我点了根烟，劝小宝消消气。我问他：“北京走了个段总理，换上个新总统，你觉得变样了吗？”

小宝没接话，骂了一声×。

我说：“杀人的事儿，咱们好解决，可事情要出在人心里头，就难解决了。”

小宝拿起雨伞，让我跟他去福禄粪厂，找福禄和于德顺。我接过雨伞，搁下，说：“以后要找他俩，可能得去六国饭店了。”

太爷爷遇到的这个于德顺，后来成了个名人。1928年，国民党执政后，他还是福禄粪厂的厂长，吞并了很多小厂，并当上了北京粪业公会会长，成为了京城头号粪霸。

建国后，北京市对粪霸重新整改，1951年11月3日，于德顺被市公安局逮捕。据说，当时他在北京城里拥有36条粪道，占地1550亩，名下有100多套房。

翻遍金木的《夜行记》，这个案子实在普通，却是让他最沮丧的。因为，他试着帮人改变点什么，却发现到头来那人自己先变了。

人总喜欢说反抗，但所谓反抗，有时可能源于嫉恨，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

你以为自己在努力反对黑暗，结果却变成了自己所反对的。

这种转变，可能潜伏很久，也可能一夜之间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