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无数人在抱怨打车难，涨价厉害。很多外地司机也抱怨，等网约车新规实行了，合法生意都没了。

一听人聊这个，我就想起以前打黑车的时候，天太晚总是先记下车牌号发给朋友。尤其是女孩，坐在后座，心里会自动蹦出一万个恶意的揣测。

去年在郑州坐过一次出租，车里还装着防护栏，司机像猴子一样被关在笼里——据说这是保护司机，也是保护乘客。这不合理，有人需要拉活挣钱，有人需要打车出行，大家却只能相互抱怨，彼此提防。但现实如此，有司机给女乘客下迷药，有乘客杀掉专车司机，黑车上出的事更不用提有多可怕了。

1921年春节，我太爷爷金木在北京坐了一辆人力车——当时的出租车，走着走着发现被人跟踪。我在专车上看完了这个故事，有点想笑，又笑不出来。

最近出了件稀罕事儿，我在街上被人跟踪了。

那天早上，十三来找我，说要回家一趟，给我找了个人替他拉包月。十三是我雇的包月车夫，每月30块钱，除了拉我出门，不时也跑腿儿帮忙打听些案子的消息。

我问找了个什么人替，十三“嗨”了一声，脸上一红：“说实话，这人不是特别靠谱儿。”

这人叫郎少鹏，今年20岁，原是宫里的远亲，镶黄旗，算得上是个贝勒（满族贵族称号，全称多罗贝勒）。前清一灭，铁秆庄稼[清代规定，旗人不得打工干活谋生，只许当兵、当差，且代代世袭，不论天灾人祸都能按时得收益，而且粮饷待遇高于汉人绿营部队，又不像绿营部队那样经常需要出去打仗，旗兵的月饷被称为“铁秆庄稼”，也指清代贵族吃皇粮。]倒了，沦落到拉车过活，改了汉姓郎。民国前，郎少鹏帮过十三家大忙，救过穷，十三一直惦记着人情，这回算是还上了。

“我这位恩人，哪干得了重活儿？但现在旗人钱粮也不给发了[民国初年，旗人俸禄停发，很多旗人衣食无着、饥寒交迫，报纸上也有许多旗人贫困冻饿而死的消息。据《民国日报》称，没落旗人分四类：吃家底的贵官派、清亡前提前做打算的谋生派、干苦力的劳动派和混吃等死的待死派。民国社会学家陶孟和在《北京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中调查，1914年——1915年间北京的人力车夫有两万多名，其中20%是旗人。]，只能落在这胶皮团（指拉车这行当）。要紧的是，这位爷是破罐破摔，改不了吃喝嫖赌。”

十三说得直摇头：“他老婆孩子都跑回娘家了，他也不去找，天天浑不论（发音lìn）的。”

我说：“你让他替，不只想给他挣个月钱吧？”

十三嘿嘿笑：“读书人说话管用，您得帮我劝劝。我给他讲过您的故事，他可佩服了！”

我说没问题，和他约了郎少鹏来的日子。

腊月二十七（2月4日）那天早上，郎少鹏来了，瘦长个儿，穿了身夹袄，外面套了件破了洞的绸缎褂子。他见到我就拱手作揖，说话恭恭敬敬，一口一个金爷。说几句话，就摸摸脑门，头上也没帽子，瘦长脸冻得发红，但干干净净，眼睛亮亮的。身后拉的那辆胶皮车，那叫一个烂。除了铜喇叭不响，轮子、车把、座椅哪儿都响，拉起来走一步哐啷啷响三下。

我让他拉我去趟鼓楼大街顺和记裁缝铺。上星期，戴戴发表小说挣了钱[民国初年，报纸杂志稿费比较高，官办的北京报纸和期刊上，差不多可到千字4－5元。上海的民办报刊低一些，千字1－3元，鲁迅这种名家能有5－6元。大致计算一下，普通平民家庭一个月10元钱能维持基本生活。戴戴若写一篇上万字的故事，就能挣到40元左右。]，给我和小宝都买了礼物，送了小宝一双冰鞋，我的则是一件黑呢子风衣。戴戴买那风衣很合身，穿着舒服，却被我不小心刮了个口子，前几天送去裁缝铺收拾，该取回来了。

外面刮北风，刮得脸上生疼，我让郎少鹏走胡同，没那么顶风。胡同口躲着几个趴活儿的老车夫，见了他，远远打招呼，叫“郎二爷”。我问他，是不是一个车厂的。

“那倒不是。一把岁数了，还在大街上玩命儿，比我更不容易。一起趴活儿遇着他们了，爷们儿我能让就让，最看不起那些争座打架的。”

郎少鹏说得有点兴起，脚上加了劲儿，车快起来，有点不稳。十三说过，拉车不稳是因为脚底下跑法不对，或者是手腕上没劲儿，不稳当。没走十分钟，“砰”的一声响，胶皮轮胎放了炮。郎少鹏停下来检查，长叹口气，吐了口唾沫，又朝着车条踢了一脚。

我笑了一声，说没事，下车给了他一块钱，让他去修车。他使劲摆手，说什么也不要，瞪起眼睛说：“可不能要，头一天拉包车，就给您放了炮，可误了事儿，哪还能要您的钱？”说完，哐啷啷拉起空车跑了。

我没再喊他，找路口拦了辆车，去裁缝铺取了风衣。

第二天上午，小宝拎了冰鞋去找汪亮，俩人早就商量要去什刹海滑冰。我一个人在家，琢磨着去护国寺溜达一圈，年前的庙会，就剩这一天了。

快中午时，郎少鹏来了，拉了辆豪华的胶皮车。这车是装了两盏电石灯的最新样式，车身一层光亮的黑漆，上好的铜弓，光鲜的雨布，皮子坐垫，两个轮子上的车条都是白亮的。我打量了半天，说这车得100块钱，问他哪儿买的，他“嗨”了一声，说凑巧接了辆二手车。

我穿上昨天取回的风衣，戴了帽子、围巾，锁了院门出来。坐上车，郎少鹏问去哪儿，我说护国寺，他大声答应了一声，拉起车奔出羊肉胡同，上了西四大街往北跑。座椅轻轻颠，车把、车弓也跟着微微地颤，新车确实轻快稳当。

跑了一会儿，郎少鹏头上出了汗，解开了棉袄扣子。我说，没什么急事，慢慢走就行。他答应了一声，放慢步子，哼起小曲儿，唱得有板有眼。

后天就是除夕，除了卖年画、蜡烛什么的，不少行当都歇了业，路上人不多，不时过去一辆胶皮车，也都是买年货的。一个人高马大的车夫，拉着车超过了我们，郎少鹏停下哼曲儿，嘴里嘟囔了一句“这孙子”，说：“看见没？这人个儿大，爱跟我们抢座，一点规矩也不讲，只站在钱上，不站理上，刮风下雨还多收人钱。好好一个人，给自己起了个畜生名字，叫伊犁马，跑得快。”

天又刮起风，车篷兜着北风，我见郎少鹏跑得费劲，快到新街口时，就让他拐进胡同，避避风。刚拐了俩弯儿，迎面冲过来个穿破袄的半大孩子，拉着辆空车，眼看着撞过来，那孩子嘴里吆喝着：“哎哟哟刹不住咯，你走左边儿，我走右边儿！”

“咣当”一声，两车死死地撞在了一处。我往外跳了一下，没摔在地上，郎少鹏和那孩子都翻在地上。仔细看看，那拉空车的也不算个孩子，有十七八了。

郎少鹏推开压在腿上的车，一骨碌爬起来，破口大骂：“怎么碴呀！走路不长眼，啥你走左我走右？你傻啊！”

那年轻人也不吭，就站着。我瞅瞅胡同前后，空无一人。果然，没过半分钟，年轻人身后的胡同岔子里出来四个人，把我俩连人带车围了起来。郎少鹏弯腰抄起半截砖头，站在我前面。

我拱了拱手，说：“几位兄弟，认错人了？”

一个小个子的光头说：“车留下，赶紧滚！”

郎少鹏大骂一声，就要拿砖头抡，我拦住他，同时抓住年轻人的手，反手一扭一推，把他撂倒在地上。

光头一摆手，剩下的三个每人从兜里掏出一把剃刀，亮出雪白的刀刃，朝我扑过来。我顺势握住光头的手腕一拉，弯下腰，把他从背上翻过去，往另两人身上丢去。胡同里地上冻得硬邦邦的，光头一下摔懵了，爬起来一声不吭，转身就走，另外几个也跟着跑了。

郎少鹏也愣了，丢下砖头说：“金爷这什么招？一下就摔老实了。”

我跟他说，这种打法叫柔道。其实，我也就在日本读书时学过一点，学校专门请了柔道高手嘉纳治五郎[嘉纳治五郎，日本柔道之父，1882年综合当时流行的各派柔术的精华，创立了以投技、固技、当身技为主的现代柔道，同时创建了训练柔道运动员的讲道馆。他曾在东京弘文学院开课教授柔道，鲁迅曾向他学习过，金木留学日本时，也曾上过一些嘉纳治五郎的柔道课。]讲过几次课。

郎少鹏把胶皮车擦干净，扶我上了车，说：“那个小光头，我好像认识。”

我问，他是什么人。

“黑车厂的。”

黑车的事情我听过，但做黑车买卖还开厂的，第一回听说。从庚子年闹拳乱，到这几年闹军阀，生出了一种趁乱打劫的临时劫匪，平时种地做买卖，一闹乱子就抢劫，胆大的抢当铺、钱庄、洋行，胆小的就抢胶皮车，还有更胆小的就拐骗，撺掇车夫把赁车厂的胶皮车卖给他。抢来拐来的胶皮车刷上新漆，重新卖掉，能挣不少钱。

郎少鹏说，开在东直门北的刘五车厂就是黑车厂，专雇人拐车偷车，刘五收了黑车再赁给车夫，比卖车挣得更多。“小光头是刘五的亲侄子，我见过，听说在警署也有熟人。”

郎少鹏边说边小跑，转眼到了护国寺庙会。我下了车，前前后后看了看那辆新车，说：“年前街上人少，你这车太招贼，过了年还是得换一辆。”

郎少鹏点头说是，敞着怀站路边吹风。我掏出半块钱，让他去转转，喝点热的。他谢了我，接过钱，拉了空车，没往庙会里去，往马路对面走，说：“人多，怕车丢了，再说这儿也不让停。”

我四下一看，确实有巡警在护国寺门口溜达[民国初期，警察和车夫是针锋相对的两个群体。萧乾在《北京城杂记》中曾写道：“那时候管警察叫巡警，经常看到他们跟拉车的作对。嫌车放得不是地方，就把车垫子抢走，叫他们拉不成……（车夫）最难的就是躲避警察的眼睛。”当时北京的《晨报》常常报道警察驱赶车夫的事件，如1924年8月29日《警察挥刀砍车夫》，1921年4月16日《巡警群殴苦车夫》，1923年12月12日《巡警打洋车夫头破血流》。]。郎少鹏拉着车到对面，在一个卖“折箩菜”的担子前停下，吃起瞪眼食。

庙会上多是卖小吃糕点的，平时卖旧书的几个铺子没开门，我溜达了一圈，买了一大包清真小吃，豌豆黄、萨其马、驴打滚、艾窝窝什么的，戴戴和小宝爱吃这些。又在衣帽摊上买了双棉手套，拎着点心盒子往外走，突然听见路边一群人嚷嚷。

过去一看，是有人在演讲。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站在演讲台上讲话，厚棉袍里穿着西装，一手捏着顶白礼帽，朝着马路的方向比画。天太冷，听讲的人稀稀拉拉，走近听几句，是在讲人力车夫的问题。那年轻人说，东交民巷拉洋人的车夫，跑死了人，是大罪恶，人力车生意是将人当牛做马，应该取消。

台下不断有人叫好，也有穿着号衣的车夫三三两两蹲在底下，揣着袄袖子，边听边议论，时不时大笑几回。我正想找个车夫聊聊，忽然看见演讲台旁边几个人猫着腰溜过，是小光头几个人。我装作没看见，又站了一会儿，走出庙会去找郎少鹏，他正蹲在马路对过儿抽烟。

走到马路边，我停下点烟，往后扫了一眼，果然有人跟着，但却是两个骑自行车的人。我没再回头，径直过了马路。郎少鹏见我过来，就起身拉车，我说不急，掏出根烟递给他。他一笑，抬手给我看他手里的“别墅”牌烟卷，说：“甭糟蹋您的好烟，我抽‘别野’就行。”（别墅牌烟卷是当时的便宜烟，车夫总戏称别野。）

我把烟塞他手里，坐上车，告诉他有人跟着，蹲下瞧瞧。他一愣，马上接过烟蹲下抽，边抽边四下里看。郎少鹏说，没看见小光头，就见俩骑自行车的，在马路对面抽烟。俩人都穿着青色大袄，戴着呢绒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嘀嘀咕咕的。

“金爷，这俩像是侦缉队的便衣探子，不是跟咱的吧？”郎少鹏有点结巴。

我说没错，大冷天骑着车逛庙会，啥也不买，八成是便衣。

郎少鹏抽完烟，我拿出手套，让他戴上。他接过手套，使劲点头说谢谢。我让他拉车走，先不回家，往什刹海去。郎少鹏拉着车往西走，约莫十分钟到了恭王府[恭王府原是和珅府邸，清末成为恭亲王奕?的王府，民国初期还属于皇室的财产，1921年被恭亲王的孙子溥伟以40万块大洋卖给了教会，据说是为了筹备复辟资金，后辅仁大学买回做校舍。恭王府四周，都是些又短又窄的小胡同。]附近，他放慢脚步，叹了口气：“这王府还漂亮着呢，可惜了，听说要被卖给洋人了，这群不肖的子孙。”

我让他慢慢溜达看看王府，走西煤厂胡同。

“去什刹海沿大路就行，那小胡同窄啊！”

我敲了下车篷，说后头一路自行车响，往窄了走，看看到底要干啥。郎少鹏犹豫，说不想惹探子。我说没事，进胡同里等着就行，咱又没犯法。

拐进了西煤厂胡同，勉强能通过，我让郎少鹏停了车搁下，拉他躲进拐角里。等了三五分钟，胶皮车后头一阵响动，有人小声说话。我和郎少鹏转出拐角，那俩便衣探子正站在胶皮车旁边说话，一高一矮，戴着一样的鸭舌帽。

我“喂”了一声，俩人吓一跳，高个说：“这车有问题，跟我们走一趟吧。”伸手从裤腰里掏出一把手枪。

郎少鹏身上一哆嗦，上前一步挡在我面前，哈下腰：“两位探长，您拉走查，车是厂里的，我也不清楚。”

矮个指指我，说：“那哪儿行？这人得跟我们走。”

我说：“两位探长，有证件给看看吗？我是记者，多心。”

高个没吭声，朝矮个瞅了瞅，俩人对视了一会儿。正僵持着，什刹海方向传来一阵嚷嚷声，接着警铃响起来。高个收起枪转身就走，说：“今儿先算了，我们有急事。”俩人跨上自行车原路出了胡同。

郎少鹏马上拉我上车，往北出胡同去了什刹海，一路闷头拉车，一声不吭。我沿路看过去，没见有什么乱子，岸边的巡警都在慢悠悠地晃荡。沿着岸边走了一会儿，附近没什么人了，我让停下车，叫郎少鹏一起抽根烟。

我问他：“车有问题吧，哪儿来的？”

郎少鹏蹲下叹气，吧嗒了几口烟，说：“都怪我鬼迷了心窍，车是拐（偷）来的。”

那天，破车在路上放了炮，郎少鹏面子上挂不住，心里堵得慌，也懒得修车，就把车丢家里，到前门楼子附近瞎逛。逛到傍晚，经过西交民巷，突然听见几声枪响，“要搁平时，我肯定去瞧热闹，那天没心思，就继续往前走。”他抽完了烟，又伸手跟我要了一根。

郎少鹏走到一个胡同口，见胡同里孤零零停了一辆胶皮车，从里到外崭新，“我看街上乱成一团，胡同也没人，就顺手拉走了。”

拉回家的路上，他生怕后头有人喊他，但后来拉顺手了，心里就踏实了。

他扔了烟头站起身，拍拍胸脯：“这事儿我认错了，跟金爷您无关，我先送您回家，完了我就把车搁回去，要坐号子（监狱）也认了。”

我说：“先别急蹲号子，咱们也不回家。这车上还有其他问题，否则也惹不上假探子。”

“刚才那探子是假的？”

“没看见他们自行车吗？都是车行赁来的，警署的车牌儿跟这个不一样。”

郎少鹏张大了嘴巴：“可吓死我了，怪不得您问他证件，可也不怕他真开枪？”

我笑了一声，说总得试试，再说，他们好像是冲我来的，应该不会轻易开枪。郎少鹏挠头，说纳闷。我说我也纳闷，假探子要抓人的当儿，就有人按警铃，按了又没见什么事，恐怕还有第三伙人。

我上了车，让郎少鹏沿着岸边慢慢走，往冰厚人多的地方去，找找小宝和汪亮。找了半天没找见，迎面跑来四五个穿制服的巡警，吹着哨子，喊着：“就是这俩！”

郎少鹏脚底下一软，车抖了一下，我说别慌，先停下。停了车，巡警到了跟前，打量我们一番，掏出铐子就要抓人。郎少鹏大嚷一声：“怎么着，上瘾了？有证件吗？”为首的巡警一愣，骂了一句，“哗啦”一声把郎少鹏铐上了。后头上来一个巡警，拉起我的手也要铐，我抓住他手腕，说：“几位肯定抓错人了，我跟警署里都熟。”

那巡警瞪我一眼：“谁能证明？银行都敢抢，你还了得？”其他几个巡警也跟着嚷嚷，冰场里的人都看过来。

小宝和汪亮远远地滑了过来。汪亮换了鞋，上来递了证件，说自己是内三警署的法医，跟巡警扯了半天总算说明白了。巡警给郎少鹏开了锁，掏出一张通缉令，上头写着要抓的人——30岁上下男子，戴礼帽，穿呢子黑风衣，坐一辆崭新胶皮车，是个专抢银行钱庄的惯匪。

巡警说，这人最近和车夫搭档，总去银行钱庄，趁歇业关门的当儿，假装换钱，暗地里掏枪抢钱，“前天晚上在西交民巷中国银行[大清银行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中央银行，原名户部银行，成立于1905年9月，当时就设在西交民巷的“巡视中城御史”衙署原址。1912年1月，孙中山宣布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就在大清银行旧址办公。]，又是老把戏，差点给侦缉队抓着，还是连人带车都跑了。”

郎少鹏“啊”地张大了嘴，要说话，我一巴掌拍了回去，转身跟巡警说：“这事要紧，各位还是赶紧抓人去。”巡警收起通缉令，跟汪亮寒暄两句走了。

小宝、汪亮问怎么回事，我没细说，让他们继续玩，坐上车走了。郎少鹏问去哪儿，我让他往刘五黑车厂的方向走。过了银锭桥，沿着烟袋斜街上了鼓楼大街，往东直门去，郎少鹏一路埋头拉车，没再多问。

太阳已经落山，天气更冷了，街上有人放爆竹，小孩朝着天空放“起花”（一种类似二踢脚的爆竹，下面有个长棍，能往天上飞），嗖嗖地蹿上天空，足有几丈高，流星一样。我把围巾衣服裹紧，眯上眼睛歇着，琢磨那俩假探子的事。提着点心盒子的手勒得生疼，我弯腰打开车座底下的袋子，想把点心往里塞，一伸手，却摸到里头有个黑包袱。我拿出黑包袱打开，里头是个纸盒，打开纸盒，是一摞钱，保商银行的纸币，全是十块五块的，纸币底下还有一堆大头。我拆了点心盒，用点心换了黑包袱里的钱，把钱盒子塞进点心盒里装好，还提在手里。

上了东直门大街，后头有了动静，还是那俩假探子。听着自行车声音越来越近，我让郎少鹏跑快点，他迈开步子飞奔起来，脑袋上呼呼冒着白气。一到东直门，快不起来了，城门洞里堵了车，一辆粪车磕在墙上翻了车，粪水淌了一地。粪车后面堵着辆破胶皮，迎面过来一辆骡车，不肯让步，门洞里堵得严严实实。这时又正赶上环城列车[民国初年，北京大街上行驶着马车、裸车、粪车、人力车、自行车等多种车辆。1915年，北京城墙外修建了15公里的环城铁路，沿途设置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东便门和前门6站，20年代中后期，又多了电车和汽车。]靠站停车，东直门站下来一堆人，全挤在城门洞里走不动。

郎少鹏停下车，我趁乱往后瞄了两眼，两个假探子推着自行车正慢慢靠过来。还没想好怎么应付，对面骡车后头闪出俩人，径直朝我们过来。走在前头的一个，穿着黑呢子风衣，戴着黑礼帽，身形和我一样。后头的那个，穿着件灰色缎子袄，走路却叉着腿，像个拉车的。

我小声跟郎少鹏说，一会儿不管有啥事，你拉了车就去刘五那儿，把车卖掉。他没太明白，但使劲点了点头。我掏出几个铜子，递给郎少鹏，拎了点心盒子下车往前走，迎面朝黑风衣点了点头，他看我一眼，继续朝郎少鹏走去。

翻倒的粪车收拾完了，门洞里行人车辆活动起来。我走进门洞里的黑处，转身往回看，黑风衣和缎子袄已经走到郎少鹏跟前，郎少鹏“嘿呦”一声，拉起车就往门洞里跑，缎子袄立马挡在他跟前，俩人眼看要打起来。那俩假探子突然从郎少鹏身后冲出来，扑向黑风衣，高个手里握着枪，矮个手里拎了个木棍。黑风衣一看那架势，伸手从口袋里掏出把枪。两边对峙了几秒，高个假探子举着枪喊了几声“别动”，黑衣人没理会，“啪啪”就是两枪，高个应声倒在地上哼唧，手里还握着枪，也不还击。矮个转身就跑，黑衣人又是一枪。

就在这当儿，郎少鹏撞开缎子袄，拉着车窜出了十几米。待车经过，我就势跳上去，郎少鹏猛冲两下，出了东直门，往北跑去。身后响起巡警的哨声和一片枪声。城外的路上，一个人没有，黑咕隆咚，只看得见路边影影绰绰的树。郎少鹏跑得直喘粗气，问我后面追来没有。我放下车篷往后看，远远见有辆自行车追来，是黑风衣。我问郎少鹏，能不能再加把劲，赶到车厂就没事了。他也答不上话，使劲点点头，喉咙里憋出两声闷响，跑得更快了，车把上下摇晃，车座颠簸起来。

脑袋后头“啪”的一声，黑风衣开枪了。我拉上车篷，埋下身子，郎少鹏疯了一样往前奔，车灯都摇灭了。后头继续开枪，黑风衣越来越近，自行车轮子在土路上震得咯噔咯噔响。我扶紧车座，继续猫着腰，后悔出门没带上枪。郎少鹏敞开了棉袄，露出肩膀上的白肉，背上头上都冒着热气，喉咙里呜呜直响，手脚全没了章法，车左右上下摇来晃去，一味往前冲着。

我对郎少鹏大声喊：“你停一步，我下来跑！”他不说话，使劲摇头，继续跑。跑了有十分钟，我听见自行车跟得越来越远，叫他慢下来。他还是像没听见，继续往前冲，直到眼前出现了几个透着光的胡同，脚底才慢下来，转身把车拉进了胡同，一头撞进一个敞着门的院子。

车一停住，他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我跳下车，扶着不让他躺下。院里停了四五辆破车，堂屋里出来个人，是白天拐车的小光头。一看见我，小光头抄起墙根儿靠着的一把砍刀就冲过来，我伸手抓住他手腕，卸下砍刀，一脚踹翻了他。我掏出一块钱丢给他，说：“先别问，赶紧弄碗温水。”

小光头捂着胸口，缓了半天，捡起钱，没说话，爬起来回屋端了碗水出来。

郎少鹏脸色发白，头发眉毛上都挂着冰珠儿，一碗水慢慢送下去，身上有了劲儿，咳了一阵子，说出话来：“这回算是活动开了，拉一年车腿脚没这么舒展过。”

我见他没啥事，叫小光头过来，说：“有人抢这车，你要能揽下这事儿，车算你的。”

小光头看看郎少鹏，说：“车不他的吗？你说了算？”

郎少鹏站起身，说：“横竖都是遭抢，不如给熟人，我知道这是刘五爷的厂，车搁这儿了，赁给我拉就行。”

小光头琢磨了一会儿，问：“有几个人？”

我说俩。

小光头说了句成，马上从屋里招呼出四五个拿家伙的，尖刀、铁棍，还有削尖的车条。我又跟他要了碗水，泼在胡同口，提了点心盒子，拽上郎少鹏躲进了胡同里。躲了大约十分钟，胡同口哐啷一声响，自行车摔在地上，院里传出一声吆喝：“偷车贼，打！”

一片混乱的脚步和打斗声，“啪啪”响了几声枪，小光头大声惨叫，院里稀里哗啦折腾了半天。响声一停，我和郎少鹏慢慢摸进院子，地上躺了一片。小光头蜷在地上捂着肚子，血淌了一地，已经结了一层薄冰，拿铁棍的伙计被枪打穿了肩膀，其余几个坐在地上哼唧，不知伤了哪儿。

黑风衣趴在那辆胶皮车的车座上，脖子里插着根车条，手里还握着枪，人已经死透了。

郎少鹏吓傻了眼，问我咋回事。我指了指黑风衣：“这个是车的主人。”

他“啊”了半天，说：“就是那抢银行的劫匪？”

我还没答话，胡同口又是“啪叽”一声。出门一看，几个巡警摔在地上，后头跟了俩真探子，弯着腰喘气，他们是追着黑风衣一路跑来的。

郎少鹏拉着我出东直门时，黑风衣和缎子袄打死了俩假探子，但马上被巡警围了起来，俩人抢了假探子的自行车就跑，缎子袄被巡警开枪打翻，当场抓了。黑风衣骑车跑出东直门，追着我们到了车厂。

这俩人以前都是拉晚儿的车夫（夜班车夫），拉不到钱，交不起赁车费[民国初年，人力车行业混乱不堪，北京城内20个警区，每个警区都有车厂，大大小小有上千家，97%的车夫都是赁车厂的车拉活，要交很高的赁车费，又叫份儿钱。一旦生意不好，车夫就被套牢在车厂，要么一直干，落不下钱，要么就偷车改行。在1915年的调查数据中，200家车厂里有93家都丢过车。]，年关一到，更活不下去，就起了歹心。一个月前，俩人偷了辆新车，又抢了乘客一笔钱买枪，装扮成有钱人，干起了抢银行的勾当。

我问巡警，那俩假探子怎么回事。

“嗨，别提了，那俩人也是拉车的，去年打完仗城里一乱，盯上有钱人就绑票。”

巡警从口袋里掏出把枪，“他们就拿这玩意儿唬人，东安市场买的假枪，除了扳机是死的，跟真的一样。”

我点了根烟，又去看了看死掉的黑风衣，他身上穿的那风衣，确实和我的一样，连袖口的扣子都是一个样式，怪不得那俩绑票的认准了我。

做完笔录，我和郎少鹏慢慢走回了城里，聊了一路。我问起他老婆孩子，他低头嘿嘿笑，说没脸去接，现在车也拉不成了，更养不了家，不如算了。

我把那点心盒子递给他，说：“小年都过完了，拿着这点心，去趟丈母娘家，好好商量，来年肯定能有事做。”

他低头不说话，使劲吧嗒烟，半天才接过点心，看着我说：“金爷，十三说的是，您是好人。来年要能找个正经事，我肯定不打漂儿（无事瞎混）了。”

除夕前几天，我在家做了一堆大锅菜[所谓大锅菜，本是北方农村一种用大锅炖的菜，方便很多人吃。过年期间一般不兴动刀，就有了做大锅菜吃的习俗。梁实秋曾这样描写北京年下的大锅菜：“……大锅的炖肉，加上粉丝是一味，加上蘑菇又是一味；大锅的炖鸡，加上冬笋是一味，加上番薯又是一味，都放在特大号的锅、罐子、盆子里，此后随取随吃，大概历十余日不得罄……”]，除夕晚上，叫来戴戴、汪亮，做了一桌年夜饭。

戴戴捎来几盒守岁吃的杂拌儿[杂拌儿是由花生、胶枣、栗子、桃脯、蜜枣等果品掺在一起拌和而成。明人刘若愚的《酌中志》中说：北京正月新年有内盛柿饼、荔枝、桂圆、栗子、熟枣的百事大吉盒儿。杂拌儿这个词，传说是慈禧随口起的名。]，帮忙包了饺子，汪亮从警署弄来几瓶张裕葡萄酒，大家算是过了个团圆年。

边吃边聊，我把郎少鹏的事情讲给大家。戴戴放下筷子，说：“这俩抢银行的，我肯定见过。”

腊月初，戴戴去新世界商场买那件黑风衣时，不确定尺寸，就随便找了个和我身材差不多的人试穿，“那个男的穿了个旧袄，试了风衣还挺合身，照了半天镜子，他自己也买了一件！”

大家笑了一会儿，汪亮一拍桌子：“老金，你给郎少鹏那钱可是从钱庄银行里出来的赃物！”

我说：“这我知道，要是警署想追回，就来找我。要是不追了，这钱就是损有余，补不足。”

小宝问我，郎少鹏发现那盒子里的钱，会不会又去吃喝嫖赌？

抽了一会儿烟，我说不知道，但我相信过了年，总会变好的。

那年春节之后，金木买了辆自行车，但继续让十三拉包月，办案需要时拉他或小宝出门。

这件案子发生时，很多知识界的人士在提倡取消人力车，但并无效果。金木认为，一边坐在车上，一边说要取消，完全是瞎搞。他在后来的笔记里也写了自己的看法：

有人出钱坐车，有人拉车谋生，原本并无不妥，比抬轿子不知先进多少倍。车夫出卖体力，却并非等同牛马，是因为被社会剥夺尊严才成了牛马。问题不在人力车，而在于人的平等。

我完全同意太爷爷的说法，没有哪种工作本身是血汗牛马，利欲熏心的行业模式和无聊的食物链歧视使有些人成了牛马。

牛马当久了，得不到正常的权利和尊重，就会想有点变化，这变化往往是铤而走险。

人人铤而走险，才有了所谓的乱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