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我从外地回京，在金家老宅发现太爷爷留下的笔记，便停掉了一切工作，躲进西四胡同，一心整理《北洋夜行记》。

笔记里的故事发在网上，常有朋友打听，你们夜行者究竟是什么人？

按规矩，这种问题不能回答。不过，太爷爷的往事已公之于众，关于“夜行者”这行当，倒是可以说两句了。

夜行者，是调查神秘事儿的，像记者一样，又像侦探一样。 像我，一个退休的夜行者，不再到处跑着调查了，就变成了个讲故事的人。

朋友追问，为何做这行？我摇头不说。再问，那你太爷爷金木呢？为什么做了这个？

回答这个问题，我总是这样开头：“我太爷爷，最早只是个记者——这得从清朝最后一年说起，那年他刚满二十一……”

这段故事，至少十个朋友听我讲过，每个人听到的版本都不太一样。那是因为，往事本就湮没在过去的迷雾里。有些片段残留在金木的笔记中，有些说法偶然从家里老人口里冒出，还有一些，是我在图书馆文献室里扒出来的。

过去一年，我都在从各个角落缝隙里挖掘，试图拼凑出一个完整的答案：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太爷爷后来决定做一名夜行者。

下面的故事，主要来自金木笔记和相关人的回忆。为了尽量完整地还原事件，我还查阅了事件主要人物的传记、信件，并参阅了一些地方志。其中有些细节，来自亲历者后人的回忆，与史料不吻合之处，均以史料为准，无史料可参阅处，文中都做了说明。

革命

清朝最后一年，是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也就是辛亥年。

那年1月，金木已从日本回国三个月，供职于北京的《白日新闻》，满城溜达，拍照写稿，隔三岔五到粉房琉璃街的报社点个卯。

金木笔记中曾说，回国前，他原已收到了上海《申报》的聘书，但却因故未能及时到任，才留在了北京。几年之后，金木赴沪任职，在《申报》做记者，直到1916年。

刚回国时因何延误，笔记中只提了一句：“旅日期间，母亲信中多念及吾兄弟二人。兄既不能返京，吾当尽孝。”兄，是指金肃——就是金木在笔记中偶有提到的大哥。

我向父亲打听，可曾听长辈讲过金木那两年的事迹。父亲说，零星听过，但算不上事迹，“你爷爷跟我说，这兄弟俩当时不太对付。你大太爷（金肃）回国去了武昌，就没往家里拐。”

我在南京找到了金肃的后人。从金肃当时的日记里，找到了兄弟两人“不对付”的原因。

1910年4月7日，兄弟俩在东京的一家酒馆里吃饭，聊起报上的一条新闻：逆党谋刺摄政王事发入狱。

这名逆党，叫汪兆铭。3月底，他与几个人在北京后海一座桥下埋了炸弹，要炸死从此经过的大清摄政王。[1910年3月31日，汪精卫等人在北京后海北岸一座桥（银锭桥或甘水桥，无定论）埋设炸弹欲谋刺清廷摄政王，事泄被捕，狱中赋诗，慷慨激昂，一时为人传诵。1911年11月6日，辛亥革命后，清廷大赦政治犯，汪精卫等人被释放。]没等到摄政王上桥，一名车夫钻进桥下，发现了炸弹引线，事情败露。据说，这车夫是在追赶偷汉的老婆，以为老婆跟人躲在桥底下。

兄弟俩都知道这个汪兆铭，他曾用笔名“精卫”在东京的《民报》上发表文章，谈论国事政局，言辞激烈，还骂过梁启超。

不管按照《大清律例》还是清廷新政拟定的《大清新刑律》，刺杀摄政王都是死罪。汪兆铭这种舍身精神，感动了大太爷金肃，他拍案而起，拎起筷子为革命者击节叹赏。

太爷爷金木却很平静。他放下报纸，皱起眉头，问大哥：“他确实胆儿大，但这事儿太蛮横，万一成了，炸死的恐怕不只摄政王。”

金肃彼时已加入同盟会，满脑子革命救亡。他一把搂过弟弟，大讲革命的好处。哥哥所讲的事，金木自然明白。他也深知家国衰弱，但却不理解哥哥整天所说的“驱除鞑虏”。在他看来，大清亡不亡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人都能过得好点。

他问哥哥：“不是要救亡吗？那为何又先杀人？咱们京城那些朋友，不少都是满人——再说，父亲不也在为朝廷做事吗？难道也要驱除？也要炸死？”

金肃咣当一下摔了酒杯，扭脸就走。

大太爷晚年在日记中回忆此事：“我一是生气，这弟弟（金木）就知道关心这个关心那个，没个立场；二是因为他说中了我的心事——那时确实不知该如何面对父亲。如今想来，或许他是对的。”

从那次争吵，直到1910年10月回国，两人再没说过话。金肃追随革命，去武昌入了新军；[根据金肃留下的日记记载，当年重阳节，革命团体振武学社在武汉黄鹤楼重组，改名“文学社”。当时是金肃回国的第四天，他参加了这次会议。之后，文学社便在武昌新军暗中宣传革命。]金木则决定继续“关心这个关心那个”，做个记者。

从回国那年起，金木一共做了近六年记者。1916年底，他从《申报》离职，在写给总经理史量才的辞职信中提到，自己当初进报社，是要“做个观察者”，如今离开，无非想“更自由底（地）观察”。

他写道：“……彷徨数载，常怀此种心绪：人如树木，枝叶愈向阳舒展，根须愈深入黑暗之地底。或许，宣统三年目睹那场烈火之时，便已心怀此念，唯不自知而已。”

我问父亲，可知道太爷爷说的那场烈火是什么。父亲没说话，打开电脑，在网上搜到一个电子文件。他打开文件，是一本扫描版的民国旧相册，名字叫《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摄影》，上海商务印书馆1911年出版的。

我说：“这不是宣统三年东北鼠疫吗？”金木在《夜行记》里，曾提到几次那场东北鼠疫。

父亲点点头，说：“这本相册，家里从前有一本，是你太爷一个朋友送他的。六几年，家里给人抄过几回，弄丢了。”

父亲划拉鼠标，一页页翻相册，停在一张大火的照片上：“估摸着，说的就是这场火，烧了几千具尸体。”父亲指着照片上的黑烟，“这是中国历史上头一回真正的火葬——你太爷，当时就在边上看着。”

我问父亲，金木当时是不是去报道鼠疫？

“对。这相册里的照片，说不定还有你太爷拍的。”

“相册谁送的？”

“伍连德，当时的大清东三省防疫总医官。”

死城

1911年1月27日晚上8点，哈尔滨车站驶入一辆火车，这是那年东清铁路最后一趟特批列车，1月23日从北京出发，走走停停了四天才到哈尔滨。一个星期前，朝廷下令停运全部京津通东北的列车。

此时的东三省，就像中国版图上的一处病灶，稍不留神，便要感染全身。哈尔滨，则是这处病灶的核心。阳历年前11月初，道外有人感染了“百斯笃”[百斯笃，当时东北报纸对鼠疫的称呼，是鼠疫的日语音译。]，开始死了一两个，只半个月过去，每天就死掉十几人，中国人、俄国人都有。

金木下车当晚，哈尔滨已俨然死城一座，每天都有一百多人死去。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朝廷呈递的奏折里，称东北疫情“如水泄地，似火燎原”。

《白日新闻》总经理瞿铭麟当年的日记里说，派金木去哈尔滨，一是因为疫情严重，举世瞩目；二是因为当时负责处理疫情的是清廷外务部，而非民政部，“可见事关主权，防疫关乎黎民生死，更关乎大清版图，日俄狼心，不可不防”。

瞿铭麟托宫里熟人打点，联络到了外务部派去的人，正是伍连德——一个年仅31岁的陆军军医学堂医官。《白日新闻》想给他做期专号特刊。

金木裹紧大衣，提着皮箱下了车。月台上空无一人，一脚踩下去，积雪没到脚踝。四下张望，没见到要来接他的人。他出发前，给伍连德的助手林家瑞发了封电报，约好在车站见，但火车晚了一个多小时，恐怕林家瑞早就回去了。

他顺着铁道的方向往出站口走过去。他没穿厚棉鞋，也没戴棉手套，冻成冰碴的雪灌进鞋子，提箱子的手也冻得发僵。当时，太爷爷并不知道，他走过的月台，正是两年前韩国刺客安重根刺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地方。一个多月前，伍连德和林家瑞也是在这个月台下的车。

伍连德是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的侨民，连中文都讲不好。他在自传里说，自己是临危受命，刚刚接到外务部任务时，“当时并未预料到那是去彻底扑灭一场可怕的大陆性肺鼠疫的大流行[引自湖南教育出版社《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上），第347页。]”。

就像伍连德不知道自己将要面临什么，金木也不知道，这趟东北之行会影响自己的一生。

走出火车站，积雪映着月光，一片亮堂。金木站了一会儿，琢磨要不要继续等等。他拎起皮箱，点了根烟卷，大口抽着。皮箱里装着衣服、相机、纸笔和两卷书——刘铁云的《老残游记》。这两卷书，是他的宝贝。他曾在笔记中写道：“多年来，每远游，辄以铁云先生《老残》二卷傍身。”

车站对面的马路上，突然传来一声吆喝，跟着闪出个人影，踉跄着朝车站跑来。金木往前走了几步，见那人后头亮起两道手电灯光。打手电追来的是俩警察，戴着口罩，大声喊着“回来”，声音粗闷。

跑来那人眼看要栽倒。金木问，怎么了？跑上前去迎他。后头的警察大喊：“别碰他，别碰！”

金木脚下一停，那人倒进雪地里，扑出个人形，哎哟叫了一声，蜷起身子猛咳起来。几口血喷在地上，黑红。他翻了个身，两手在地上扒拉着往前爬。他左胳膊的棉袄袖子上，缝了块蓝色的布片。

一个警察赶上来，从腰里掏出根绳子，把那人就地捆了。捆完，起身撤了老远，背过身去使劲喘，嘴里骂个不停。

金木正要问，后头那警察一把拉他到路边，“怎么回事？这人染上了！你找死——你口罩呢？”

金木又一愣，没说话。警察拿手电一照，地上那人脸色黑紫，嘴巴鼻子里都冒出血，雪地被浸黑了一大片。

那俩警察，都穿着绿色的警服，戴着大檐帽。这是光绪皇帝临死前批准的新式警察服装，按照西方样式设计的。他们的警服袖子上，也都缝着块蓝布片。

这时，马路对面一阵马蹄声，冲来一辆马车，转眼到了跟前。马车一边坐着车把式，一边坐着个瘦瘦的年轻人。两人都戴着皮毡帽，脸上蒙着口罩。马车没停稳，年轻人就跳了下来。他看也没看地上那人，就对警察说：“裹起来拉走，别碰他。”

这人说话鼻音很重，广东口音。他看了看金木，从口袋里掏出个口罩来，“金记者？快戴上口罩。”说完，他走上前，帮金木戴上纱棉做的口罩，“这人病发了，傍晚从病院跑了出来。”

两名警察从马车上拉出条破毯子，小心地裹在那人身上。那人一动不动，从毯子底下伸出只手，在雪里抓了几下，不动了。

这个年轻人就是林家瑞，陆军军医学堂的学生，一个月前随伍连德从天津赶来。他看了看死掉的病人，叹了口气，“直接拉坟地吧，能找到棺材就殓了。”说完，又叫来另一个警察，“一定记得，把他家里人都送去隔离，今晚就送。”

警察把尸体裹好，丢在马车上。车把式扬鞭吆喝，赶车走了。两名警察跟林家瑞招呼了一声，举着手电往黑处扫了扫，也走了。

这就是我太爷爷——《白日新闻》记者金木到哈尔滨头一个晚上遇见的事儿：目睹一个鼠疫病人死掉。

林家瑞摘下毡帽，头上冒出热气。他梳了个分头，没留辫子。金木一笑，指了指自己脑袋，他和当时很多留日学生一样，也剪了辫子，留着平头。

林家瑞又解开口罩，抹了抹胡子上的汗，重重呼了几口气，又重新系上。他接过金木的行李，指了指对面。两人穿过空荡的马路，往火车站对面的格兰德旅馆（Grand Hotel）走去。金木的房间早就安排好了。

那辆马车，原是要接金木去傅家甸的。他6点多就在车站等着，没等到金木，却听说防疫区出了事，有病人跑了出来。

当时的傅家甸，已经是由军队内外看守的封锁区，与外界断绝了来往，出入都要严格检查。伍连德又把封锁区隔离成四个区，每个区由一名朝廷的高级医官负责，配有助理、医学生和受过防疫训练的杂役和警察。这是伍连德独创的隔离防疫措施。从那之后的一百年里，中国的传染病防疫都在沿用这个方法。

刚到哈尔滨时，伍连德去了趟俄国传染病院，那里是集中收容治疗鼠疫病人的地方。他在自传中说，那是一次令人尴尬的探访，又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传染病房里的医生竟然没有戴口罩。在伍连德看来，这是一种盲目的自信。

负责鼠疫治疗的俄国医生毕业于基辅大学，他使用当时最先进的鼠疫疫苗治疗病人。但是，伍连德有预感，这场鼠疫不同以往，从前的鼠疫只在人鼠之间传播，这次却能人传染人。他写道：“轮到伍博士检查时，他伸直手臂尽量抻长双耳听诊器的管路，只从背部听诊肺部，并扬起头以避开病人。在病房里的10分钟，让他万分紧张。”[引自湖南教育出版社《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上），第21页。]

林家瑞说，伍连德的判断是对的，这次鼠疫是肺鼠疫，“也就是能通过呼吸传染。”

他从棉衣口袋里掏出几个布片，递给金木，说：“这病没法治，染上就死，所以伍先生才用了隔离的方法。”

布片是红、黄、蓝、白四种颜色的臂章，代表每个隔离区。傅家甸的百姓，包括医生、警察、军人，人人都要戴着所属区域的臂章，要想去其他颜色区域，得得到特殊许可。

“刚刚死去的佘先生，就是蓝区的病人，下午从疫症院跑了出来。”

根据病人的情况，伍连德把傅家甸的防疫医院分成了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每天，各区都派出四十多个搜查队，挨家挨户检查，发现有人感染，马上送到对应的防疫医院。凡是与确诊病人接触过的，都要送去隔离观察。

佘先生五十多岁，是闯关东来的山东人，光绪年间就来了道外。他靠卖草药起家，家里有老婆，一儿一女。因为读过书，前几年在傅家甸做了私塾先生，成了有头有脸的学问人。八天前，他坐大车进了趟城，回来路上就发烧咳嗽，正好撞见急救队，直接给送去了疑似病院，当天就确诊了。之后，再没见过家人。

按防疫局的规定，确诊病人不让家人看望，“死的人太多了，能少一个是一个。”可这个佘先生是个老学究，见不着家人，他就闹，骂西医，说这不是治病，是关犯人。

金木问，看守应该挺严的，怎么就跑出来了？

林家瑞叹了口气，说这事很难办，“傅家甸就那么大个地方，没谁不认识谁的，大家都敬重佘先生，他跟看守说了点儿可怜话，一不留神，就摸出了房门。”

一出门，他撒腿就跑。看守去追，他疯了一样，从屋檐上掰了根冰溜子，差点没扎到看守的脸上。

林家瑞说，佘先生没染病前，就闹出过一件事儿：他到处找人说，伍博士一来，死的人就会更多。

金木问为什么。

“报应。他说这是老天的报应。”

林家瑞拉金木到酒店大堂沙发上坐下，讲了他和伍博士刚到哈尔滨时的一件事。

他们来之前，傅家甸只有两个北洋医学堂[北洋医学堂，又称天津西医学堂或北洋海军医学堂，创办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是当时中国第一所自主创办的西医医院“天津储药施医总医院”的附设学堂。]的医生和五个助手。他们来不及处理死去的病人，尸体只能由警察拖去坟地埋掉，唯一的防疫措施是在病人家里消毒。

“每天晚上，街上都有人悄悄丢弃尸体。很多人不愿警察上门，不相信西医消毒。”

“不知道鼠疫病人的尸体会传染？”

林家瑞摇摇头：“我们来之前，并没有确诊是鼠疫。”

北洋医学堂采用的是法式教学，看重临床观察，但不太做实验。他们根据病人症状，判断是肺部感染疾病，但并没和鼠疫直接联系起来。

整个傅家甸，只有一间日本医生的实验室，那名医生确实想到了鼠疫。他捉了几百只老鼠做化验，却并没发现鼠疫杆菌。

没人清楚这场瘟疫究竟是什么。直到12月27日，伍连德和林家瑞在一间民房里，悄悄解剖了一个日本女人。

金木一愣：“日本女人？”

林家瑞点头，说那女人是一个中国人的老婆，半夜咳血死的。那天清晨，他和伍连德一听到消息，就来到死者家里检查尸体。他们关上门，让警察封锁现场，不许任何人靠近，对房子简单消毒后，决定就地解剖。

“伍博士解开那女人的和服，就问我，准备好了吗？说完，一刀划开尸体的皮肤。”

他切除尸体部分胸软骨，将注射器针头插入心房，抽取血液。随后，切开肺脏、肝脏和脾脏，取出感染部分的组织块，泡进福尔马林溶液中。

这是中国医生的第一例人体解剖[中国政府正式允许医学解剖比较晚，1913年11月22日，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布解剖条例，才正式准许解剖。]——不但大逆不道，就连官方都不允许。而且，一旦感染，两人肯定活不了。

就因为这件事，人们说伍连德冒犯了神明，惹了天怒。佘先生找了一群人，到防疫局抗议，要求惩罚伍连德。他们说，瘟疫越来越厉害，都是上天的惩罚。

金木听完呆了半晌，掏出烟抽，问：“解剖确诊了鼠疫？”

林家瑞“嗯”了一声：“我们带着显微镜，当天就发现了鼠疫杆菌，能感染肺部的鼠疫杆菌。但佘先生说的没错，那之后确实死的人越来越多——因为没有控制传染源。”

伍连德请来道台大人、警务长亲自看显微镜，让他们相信，这不是神秘天谴，而是传染病。然而，隔离治疗却困难重重。没人愿意被关起来，更没人愿意相信，染了病的亲人彻底没救儿了。

佘先生逃出来后，跑回家吃了碗面条，又被警察追了出来。

“今天晚上，他家里人都得送到火车上去。”

“火车？”

火车是接触者隔离区。

跟道外比，傅家甸穷得厉害，地势低洼，民宅街道拥挤不堪。能用来做防疫隔离的地方只有客栈、学校、几座兵营和两个戏园子，连大车店都被征用，做了消毒站。

把接触者隔离在疫症院之外，非常重要。伍连德和中东铁路公司磨了好几天，借到了120节火车车厢，作为接触者隔离营。医生每日诊察，连续七天体温正常，才能解除隔离。在后来的万国鼠疫大会上，伍连德把这一经验称为“最有效的隔离方式”。

快11点时，来了辆马车，接林家瑞离开，去了防疫局。临走前，林家瑞说，第二天一早会有人来接金木，去见伍连德。

采访伍连德是报社给金木的首要任务。要不是出了佘先生的岔子，本该今晚就见到他了。

尸山

第二天是农历腊月二十八。按照东北的习惯，做完过年的杀猪菜，这天就要蒸馒头了。

清晨6点，傅家甸上空笼着灰色的霾，没飘一缕炊烟。马车穿过空荡荡的大道，碾在煤渣路上咯吱作响。金木问赶车的拐子，为什么不去防疫局。

拐子一颠屁股，把左腿往车上提了提，指指前面路口，说运尸队刚清完一趟，今天死人多，伍大人去坟场了。他回头看了眼金木，咳嗽一声，掀开口罩吐了口痰：“咱们直接去坟场。”

拐子就是昨晚和林家瑞一起的车把式，是个黑胖子。今天金木才发现，他是个瘸子，两腿一长一短。从小就叫拐子，连真名都忘了。他从前赶车送人入关，现在是埋葬队的队长，早上去旅馆接金木前，已经拉了一趟尸体，现在还从头到脚裹着防疫服。

马车拐了个弯，迎面走来一队人，抬着大木桶，领头的是两个穿棉袍的干瘦老头，一个戴着口罩，一个没戴。每经过一户人家，就喊一声，门开个缝，里头递出只碗，他们舀了桶里的东西，再递回去。拐子说，这是领汤药喝，傅家甸中药行会专门熬制的，每天都有。

没等金木问，拐子就哼了一声：“没用，图个心安。”

金木问拐子中医西医信哪个。拐子笑了一声说，其实自己一个月前还不信西医。

伍连德确认肺鼠疫后，不给开药，也不捉老鼠，反而让大家戴口罩。傅家甸的百姓一时炸了窝，骂西医狗屁不通。

“你说我怎么又信了呢？其实也不信，我中医西医都不懂——但是，我佩服伍大人，他的办法能救人。”拐子沉默一会儿，又挪了挪屁股，说：“要不是伍大人，我家就死绝了。”

十天前，拐子家还有四口人，老娘、媳妇和八岁的儿子。那天，老婆去道里一家糕饼店买点心，钱还没付，卖点心的丢下秤盘子跑了。糕饼店里突然炸了窝，原来是店老板死了。

“当时都叫热病，还不知道怎么传染。我媳妇儿就懵那了，看了半天热闹，最后拎了包不要钱的点心回家了。”

拐子媳妇到家就干活，洗了半桶衣裳，做了全家人的饭，还喂了牲口。忙活完，一屁股坐在马棚里，不想起来。拐子娘过去看，一摸脑门，滚烫。拐子就熬姜汤，给她捂上被子发汗。前后没俩小时，就咳得喘不过气了。

拐子一看不行，套上马车要去找大夫。一开门，撞见一群裹着防疫服的人，说糕饼店的老板是鼠疫死的，接触的人都得隔离。

“领头的就是伍大人和林医生，一上来先给我们戴口罩。”防疫队给每人量了体温，要把拐子媳妇送去疑似病院，其他人送接触隔离间。拐子不愿意，要亲自照顾媳妇，拐子娘也闹。

拐子摇头，说我当时就弄不清楚，以为是要抓我们蹲号子。“没打针没吃药，先把一家子分开关了，能愿意吗？当时伍大人就说，要真染了鼠疫，你媳妇就会死。我们能做的，是让你们家少死人。”

拐子扬起鞭子，使劲抽在马屁股上，吆喝一声。他转过脸，看着金木，伸出三个手指：“刚过30岁，伍大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我当时马上认了，想明白了。”

隔离七天后，拐子媳妇和老娘死了，他和儿子活了下来。他把儿子送到道里的亲戚家，自己拉着马车加入了埋葬队。当晚，傅家甸就宣布彻底封城。

“伍大人让咱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其实我是个怂包，但见多了死人，我也不怕了。”拐子抹了抹额头，揉掉眉毛上的冰碴子，“听说伍大人在天津也有老婆儿子。”

金木嗯了一声，没说话，解开口罩，点了根烟，使劲抽两口丢掉，又系上口罩。在北京时，他听说伍连德有三个儿子，最小的四个月，最大的才五岁。

或许当时太年轻，他对这些事没什么感觉。

在20年后的笔记中，他却提到了这件事：

“……伍博士于我的最初影响，是彼时出关赴死之抉择。”

查阅伍连德自传，东北防疫一段，几乎未提到妻儿。事实上，他在东北防疫的最后一个月，小儿子因食物中毒夭折。或许，这是他回顾往事时的刻意回避。

继续往前走，金木见到了来傅家甸后的第二具尸体——一个中年男人倒在路中央，保持着摔倒的姿势，身上结了一层薄冰。拐子说，走路歪歪扭扭栽死的，肯定是鼠疫。这症状，跟得了病的老鼠一个样。

紧接着，又是一具，身上卷着铺盖。第三具、第四具、第五具……从城里走到坟场，一路见了十多个死人。

到了坟场，金木傻眼了。这座坟场，没有坟，只有棺材和死人，棺材摞着棺材，死人压着死人，一路堆过去，几里地都望不到头。

金木跳下马车，沿着坟场中间轧出的路往前走，浑身哆嗦个不停。来东北前，他从报上知道哈尔滨死了几万人，但却从没想到，会直接面对绵延的尸山。他踏进雪地里，走到棺材堆跟前看，不少棺材还敞着口，有的尸体从里头掉出半截，紫黑的手脚搭在薄薄的板材上，结了一层霜。还有些没入殓的尸体直接搁在雪地上，身体冻僵成扭曲的姿势。

伍连德自传中说：“棺内恐怖的内容暴露无遗，有人的胳膊或腿以骇人的姿势伸出来，令人毛骨悚然。有些尸体呈坐姿，此乃冬季极度严寒气候下，一两个小时内即被冻僵之故。”

扑棱棱一阵响，从没盖的棺材里飞出一群乌鸦。金木吓了一跳，一阵恶心涌上来，差点栽倒。

拐子停下马车，扶住他，说这是不得已，他一天送两三趟死人，棺材实在不够，能盖上点什么就给盖上。昨天夜里送来的佘先生，一时找不到东西掩盖，裹着破毯子就撂下了。“不只乌鸦，一到天黑成群的野狗就上来了。”拐子指指棺材附近的雪地，一层层错杂凌乱的野狗脚印。

据史料记载，当时每天死的人太多，赶制棺材来不及，后来的尸体就直接拉到坟场堆积。地面冻得跟石头一样，埋葬队无处下手，只好把尸体就地排放。金木到坟场的那天，已经有六个星期没埋过人了——傅家甸坟场的尸体已经堆了两千多具[也有一说，认为有三四千具尸体。凡数据有出入的地方，本文依据的是伍连德回忆录。]，排列长达三里多地。

金木的日记中写道，他似乎闻到了尸体的腐臭：“腐臭味冲进鼻眼，透入皮肤。”东北的一月份，零下二十多度，尸体当然不会腐烂。这是恐惧的错觉。

冰冻尸山的真正恐惧，来自尸体上可能依然存活的病菌。旅美作家王哲在《国士无双伍连德》里讲述此事，将傅家甸坟场称为“鼠疫杆菌的天然冷藏柜”，一旦开了春，这坟场可能会毁了哈尔滨，东三省，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

此时，伍连德正远远地站在坟场尽头，满脑子想着：该如何处理这座尸山。

选择

伍连德是小个子，短头发，戴着口罩的脸圆圆的，额头黑黑的，鼻子上架着金边圆眼镜，棉军衣外面套着件白大褂，下摆蹭上了几块黑土的颜色。他和林家瑞站在一口棺材跟前，说话时微微扬起下巴。

金木过去打招呼，伍连德朝金木点了下头，迟疑了一下，继续跟林家瑞说话。过了一会儿，林家瑞叫拐子过去，吩咐了几句。拐子“嗯”了一声，跳上马车离开了坟场。

伍连德朝金木走来，伸出右手。金木忙放下相机，伸手去握，伍连德转身一绕，到了金木后头，解开了金木口罩上的结，紧了几下，重新系起来。他拍了拍金木，说你这么系口罩会松，不留神就开了，“Cover completely——嘴巴和鼻子。”金木一愣，没听明白。

林家瑞忙解释，说伍博士让你把嘴巴鼻子捂紧。伍连德从小讲英文和广东话，官话讲得不利索。在东北期间，他向朝廷汇报情况，是特批的政府专线，直接用英文发给外务部。遇到和地方官员沟通，全靠林家瑞做翻译。

金木问林家瑞，安排什么时间采访伍博士。没等林家瑞接话，伍连德摆摆手，说采访暂时不用了。他往四周扫了一眼，皱起眉：“要先处理这些——尸体。金记者，你不如回去吧，这里很危险。”

金木看了看林家瑞，说报社不都联系好了吗，半天时间就够。林家瑞点点头，又和伍连德商量。伍连德却没再说话，走到路中间，看着坟场大门方向发呆。他在等哈尔滨的各级官员到来，向他们提出自己的方案：焚尸。

之后的一整天，金木又多次提起采访的事，伍连德始终没答应。他甚至没和伍连德说上几句话。倒是哈尔滨的道台和几个知县，跟金木抱怨了一通，自从隔离开始，傅家甸更加人心惶惶，除了疫情，还有几千口无家无业的流民无处安置。他们认为，疫情蔓延，无力可挡，哈尔滨凶多吉少。

焚尸的建议，震惊了所有官员。他们刚刚接受了毁伤“身体发肤”的西医解剖——毕竟被剖的是个日本人。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烈火焚尸。死者为大，入土为安。不能安葬，便是死而不得其所，对祖宗的大不敬。更何况，一次要烧几千具尸体！

提出焚尸建议后的情况，伍连德自传的记述很简单：地方所有的领导者，一致同意支持他奏请朝廷允许火化这些鼠疫死者的尸体。其他文献记载则详略不同。综合各种资料，可以推测，焚尸的建议最初遭到各种质疑。

2012年有部电视剧，叫《浴火危城》[《浴火危城》是根据1910——1911年东北鼠疫改编的灾难题材电视剧，邓迎海执导，温兆伦主演，饰演伍连德。]，演绎了这场鼠疫的故事。编剧给伍连德制造了巨大的阻碍：不但当地满汉民众反对，朝廷也死活不同意焚尸，迟迟不给回音。无奈之下，伍连德先向俄国医院求助，说服他们烧掉俄国人的尸体。然而，朝廷依然坚持焚尸是“大逆不道”，摄政王载沣称火葬“违反祖制，异想天开，易引发民乱”。

危急关头，伍连德孤注一掷，下令焚尸。傅家甸百姓聚众阻止，伍连德当众发誓，一桶柴油浇在身上，要与尸体一同焚烧。

历史的实情，没有丝毫的浪漫与狗血。金木的记录中说，当时，除了一名姓于的道台认为“活命更要紧”，其余官员乡绅都模棱两可，并未表态。有人提出全城灭鼠，有人建议开春后挖坑掩埋，还有人提出假设：完全隔离染病的人，封锁傅家甸——“弃之不顾，或可绝患”。

即便是当时参与防疫工作的西方人，也有不少人瞧不上伍连德的隔离方案和焚尸建议。查找资料时，我在《1910——1911满洲大鼠疫》（The Great Manchurian Plague of 1910——1911: The Geopolitics of an Epidemic Disease）里，发现美国外交官员格林[格林是当时美国的资深外交官员，在巴西、日本、西伯利亚和中国都待过，特别关注中国的公共医疗情况。汇报内容来自Greene to secretary of state“Consular Report.NO.129,7 February 1911”file 158.931/126,RG 59,NA 。]发给领事馆的一段汇报。

汇报里说，这个号称受过欧洲医学训练的年轻中国人，和他的专业助手，每天观察、报告、做实验，从早上九点半工作到下午四五点，但并没做什么实质工作，死亡人数仍然每天上升——“这是在浪费政府人力和经费”。

虽然伍连德是朝廷任命的总医官，但整个东北防疫队伍里，有俄国、日本、美国、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的专家，还有中国的中医。支持、反对、回避、嘲笑——什么声音都有。

伍连德没争执，带着林家瑞回到防疫局，提笔便拟写奏折。他说，隔离已经做到位，死亡人数却与日俱增，尸体不烧，鼠疫就不灭。请奏朝廷，是为了让傅家甸的官员闭嘴。写完电文，他递给林家瑞，让他翻译成中文，一式两份发到北京。林家瑞接过电文扫了一眼：“三天处理完尸体，办得到吗？”

伍连德摇摇头，说不清楚，但只要恩准了，就必须做到。他让林家瑞准备煤油，朝廷回信前，先把已经撤空的感染住宅区烧了，一点不能留。

这时，金木问了伍连德一个问题：“伍博士，你害怕吗？”

伍连德停下笔，站起身走到金木跟前。这时，他已经摘了口罩，脱下防疫服，身上穿着绿色的军装。他看了看金木，鬓角浸出几颗汗珠，微微扬起下巴，绷了绷厚厚的嘴唇：“不但怕，还恐惧。”他回到桌前，拿起死亡人数统计表看，“要不是害怕，我也没那么大胆子。”

说完，他告诉金木，要是不愿回京，就回旅馆待着——傅家甸只有病人和防疫人员，不需要看热闹的记者。

隔离

伍连德的电文奏折到了外务部，送到外务部右丞相施肇基[施肇基（1877年4月10日——1958年1月3日），英文名Alfred Sao-ke Sze，字植之，江苏省苏州府吴江县人，中国近代著名外交家。当时为清朝外务部总长。]手里。一个月前，正是施肇基向朝廷举荐伍连德赴东北防疫的。

施肇基在回忆录中写道：“乃请政府简派余为防治大臣，而由余任伍连德医师为会长，任会议主席。”这里说的“会”，是指各国医学专家组成的“万国治疫大会”。伍连德年纪最轻，资历最浅，全仗施肇基背后力挺，才全权主持了防治工作。

伍连德请求火葬的电文，算得上生死之托。治疫已近两月，整个哈尔滨和长春、沈阳等地，都按伍连德的隔离方案操作。要是准了火葬，情况还不好转，就是千古罪人。施肇基决定向上头请一道圣旨。大年三十晚上，他连夜去了摄政王府，请求载沣下旨——这位摄政王，就是汪精卫刺杀未果的那位。

这时候，离伍连德发出电文，已经整整三天。

施肇基的自传里，提到尸体的处理时，说“当时死亡甚多，无棺木为殓，只有火葬之一法。但风气未开，民间反对甚烈”。他并未记录自己如何求得了火葬的圣旨，只是简单地写道：“中国平民之行火葬与解剖尸体，自此始。”

伍连德等朝廷回信的两天，金木从一名记者变成了防疫人员——他不想只看热闹。他请防疫医生给自己做了培训，学会了基础的防疫知识。林家瑞给他安排了个差事：和防疫军警一同看停在铁道上的接触者隔离车厢。

接触者隔离车厢，在当时轰动一时。这种谨慎的隔离方法，西方也鲜有先例。老百姓不明白，但也不太抗拒，因为车里管吃管住。曾有报道题为《贫民之爱坐火车》：“傅家甸防疫局前由铁路公司借去火车数十辆，专为调验与瘟疫可疑之人，每日饭食自然由防疫局供给……”[资料来源：《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1月，李菁，《伍连德：不该被遗忘的名字》。]

也有人不爱“坐火车”，不断要求离开，佘家三口人就是。

年三十（1911年1月30日）这天傍晚，金木在隔离车厢四处查看。在住了八个人的七号隔离车厢，见到了佘四德——逃跑患者佘老先生的儿子。他和媳妇佘秦氏、11岁的儿子，已经在隔离车厢住了四天。

佘先生死掉的当晚，三人就被警察送来隔离。在七号车厢没待过一晚，佘四德就撬开车厢门，想要逃跑，被看守发现。他告诉看守，自己必须回家，不但回家，还要回山东老家。半个月前，他们全家就准备出关，回老家过年，却在半路给伍连德的防疫队拦了下来。和父亲一样，他相信，灾难是伍连德带来的——如果不是他让人拦住出关的人，后来父亲就不会进城买年货，也就根本不会染病，他们也不会给关起来。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个六岁的小女儿，叫佘小叶。佘老先生逃回家时，她正在邻居家，不算接触者，没隔离。佘四德两天不吃不喝，绝食抗议。他要见女儿，要带父亲尸体回老家安葬。

金木到七号车厢门口时，佘四德正跟车厢里的山东老乡抱怨：都是这些伤天害理的西医，害得他家破人亡——“听说还要烧坟场？我们早晚都给他们害死！”

这时，送饭的马车来了，看守打开隔离车厢的门。佘四德要往下跳，看守拿起枪晃了晃，让他回去。他骂了一声娘，说这不就是监狱？有种打死我！

看守没搭腔，接过车把式递来的食盒，往车厢里送。马车上突然钻出个小女孩，手里提着一包点心。这女孩是佘小叶，她在邻居家住了几天，非要见爹娘，就跟着送饭的马车跑来了，还给佘四德带了点心。

佘四德一见闺女，哇地一声哭出来，又要往下跳。看守大叫一声“佘四德”，扬起枪托顶在他腰上。佘四德使劲跺脚，扒着车门叫女儿名字。

车底下的几个人都看着佘四德，一不留神，佘小叶跳上了车厢，正往里爬。车把式大喊一声“哎哟妈呀”，这孩子已经站进了车厢里面——她没戴口罩。

金木丢下相机，跳上了车厢，抱起佘小叶，把她的脸捂在自己怀里。佘四德伸手要夺，一把抓在金木领口，他弯腰往下一撤身子，口罩却给扯下半截。他赶紧腾出只手，拉起口罩，包住脸，挤开佘四德，跳下了车。

佘小叶吓懵了，瞪大眼睛看着金木，嘴角一撇，要哭出来。金木放下她，跟拐子要了个新口罩，给她戴好。一群人这才反应过来，都傻了眼。

看守问，咋办，要不要找大夫来？——金先生，你没事吧？

金木勒紧自己的口罩，说没事，戴着口罩呢。他看了看佘小叶，半张脸蒙在口罩里，两眼吧嗒吧嗒掉眼泪，一声也不吭。过会儿，她擦擦眼泪，睁大眼睛，抬头看着金木，说：“给我爸爸吃。”说完，把攥在手里的点心递给金木。金木接过来，把捏皱巴的油纸包整了整，交给看守，递进车厢给了佘四德。佘四德接过点心，瞪着金木，大喊：“放开她！”看守怕他又要出来，推上了车厢拉门。

车门关上前，佘四德使劲扒着门骂。金木看了他一眼，没吭声。他抱起佘小叶，一字一句告诉她：出门一定要戴口罩，火车不能随便上，再过三天，爸爸、妈妈和哥哥，就可以回家了。

然而，隔离区的医生要求，佘小叶必须马上隔离。她没戴口罩进了隔离车厢，虽然车厢里的人目前都没有明显感染症状，但不确定是否有潜伏未发的感染者。当晚，佘小叶住进了隔壁的一节车厢——按隔离规则，不是同一批接触者，不能隔离在一起。

晚上，伍连德来到格兰德旅馆。金木以为终于能有机会采访了，伍连德却带来了林家瑞和一名防疫医生。他要确认，金木是否需要隔离。

量体温，心肺呼吸检查，没有感染迹象。伍连德问金木，进入车厢的半分钟里，具体都发生了什么：“任何细微的事情都不要放过。”

金木迟疑了一分钟，说：“我看见那孩子上了车，跟着跳了上去，抱起她，又跳下来。”林家瑞记下后，金木又补充了一句：“没碰到其他人。”

没有资料能解释，金木为何隐瞒了口罩被佘四德抓掉的细节。从后来金木的遭遇来看，我怀疑，恰恰是太害怕感染上鼠疫，才令他不想被隔离。人在恐惧的时候，往往回避不好的遐想。除此之外，当时的金木也有可能对伍连德不太满意。他对当天事情的简述写道：“危急关头，必有情急之举，伍博士却指责我理性不足。医生果真铁石心肠。”

那天晚上，伍连德反复问了金木三遍，得到同样的回答后，依然不放心，让林家瑞带他去了第三区防疫处的消毒浴室，按照防疫人员的标准，从里到外，包括衣物用品，做了消毒处理。

金木不知道的是，当时的伍连德最焦灼。来东北这些天，他一刻不停地奔波，不是在疫区巡视，就是在实验室研究。这天从格兰德旅馆离开后，他却去了于道台那里，两人喝起了酒。过了午夜，就是辛亥年春节，朝廷的回信却迟迟不来。

两人喝到11点多，话都说完了。外头一阵马蹄声，自远而近。伍连德顿时酒醒，此时的傅家甸，跑马的只有信差，恐怕是朝廷回电了。

焚尸

摄政王府发出的电报只有八个字：圣旨，准伍连德所奏。

随附的是外务部的一段训令：

“查死欲速朽，古有明训，佛法慈悲，不崇火化，特习俗所沿，孝子慈孙不忍出此。今染疫日厉，与其积尸酿灾，殃及全家，祖宗不祀，未能全生者之孝，愈以死者之心，况流毒社会，无所底止，请各属遵照实行，并苦口演说。”[引自《东省防疫记》，《申报》1911年2月14日。]

公元1911年1月31日，辛亥年的大年初一清晨。傅家甸坟场，伍连德亲自指挥，200名裹着白色防疫服的工人在棺材和尸体堆里忙活。他们把每100具尸体或棺材堆在一起，摞了22堆。

督办的官员从日本商人那里，买来上百桶煤油。警察在坟场四周摆放了机械水泵和消防水管。除了参与工作的杂役，现场没有老百姓观看。这场大火的观众，是疫区的高级医官及几个特邀的军官和地方官。

金木和拐子在一起，远远站在坟场一头。拐子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他刚和其他两个埋葬队员搬完尸体。为了不碰着尸体，他的手上也戴着厚厚的手套。

拐子附在金木耳边问：“金先生，我从没照过相，你能不能给我们照张相？”金木看了看他，点头答应，让三人并排站好，拍了张照片。

这件事，我是从拐子的孙子赵平寇那里听来的。2016年12月底，我在长春见到了88岁的赵平寇先生——他是名退休的学者，带着几名东北师范大学的学生做社会学研究。

赵先生详细讲述了拍照的事。这个故事，是他的传家宝，从记事起，爷爷就给他讲那场鼠疫的故事。他说，爷爷每回都要一字一句地讲：“我爬上了尸堆，往下浇油，那火烧得——惨。”

金木之后在傅家甸的惊险经历，我也从赵平寇先生那里补充了重要的信息。而那场烧了三天的大火，最详细准确的记录，还是伍连德的回忆录：

“开始是将煤油泼在尸堆上，当发现此法颇为缓慢时，某些胆大的工人即自告奋勇要求登上堆顶将成桶的煤油向下浇洒，当即得到首肯。在泼煤油结束前一小时，每一堆上都分别放置了石蜡。”

“一声令下，由近及远，火被点燃。须臾间，棺材着火，噼啪作响，烈焰腾空。照片记录下了这一历史场景。不久，高耸的火堆逐渐坍塌，落在被高温融化变得松软的地面。在场诸君无不兴奋异常，值此付出的努力进入高潮之际，聊感慰藉。”

从下午两点到傍晚，22个巨大的火堆一直在燃烧，黑烟弥漫整个傅家甸，松木燃烧的微香包裹着阵阵焦臭，钻进每个人的鼻子里。大小的街市里，有人欢呼，有人大哭。入夜后，防疫局发出传单，让老百姓放爆竹烟花驱邪祈福。全城烈焰腾空，硝烟弥漫，火药味儿呛入鼻腔，冲散了先前的阴森气。

伍连德则想着，“此乃公众之科学实验，燃放鞭炮无异于一次广泛的硫黄消毒，对于令人闻之胆寒的傅家甸，那些空气中充满细菌的‘闹鬼’住宅，至少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史料记载，就在哈尔滨焚尸当天，东三省总督锡良电令吉林、黑龙江巡抚，要求用同样的方法处理尸体。随后的半个月里，俄国防疫局也将鼠疫死去的尸棺火化，还从坟地里挖出一千多具已经埋葬的尸体烧掉。

金木和拐子从坟场走回城里，俩人都没开口提焚尸的事儿，聊了会儿北京，又聊起了天气。拐子说，天寒地冻的，咋头上净冒汗呢？金木说，是啊，我觉得脸上烧得慌——你看我脸红吗？

聊着聊着，就又绕回焚尸的事儿了。拐子说，我娘和我媳妇，都烧里头了，对不住她们。金木说，至少活了你们爷儿俩。拐子点头，说那是，要不我也在里头烧着呢。

金木没接话。他忽然问拐子：“你认识佘四德吗？上回你拉去的那个佘老先生他儿子。”拐子使劲嗯了一声，问怎么了。金木摇摇头，说没事。

半天，拐子叹口气：“烧是烧了，还不知道管用不。佘家人有事没有，还得等几天看看。林大夫说有时候这病三四天才看得出。”过会儿，又说：“这家子人都犟——一条道跑到黑，听说佘老四（佘四德）还闹着回老家呢。”

鞭炮嘈杂中，街角的一间屋子突然发出一阵哭丧声。有人从里头卸下门板，走出来穿着孝服的一男一女，跟着个十来岁的孩子，也戴个孝帽子。男人在街口点着一沓黄纸，三人扑倒就哭，劈柴似的哭腔惊动对角的邻居，出门来劝。

那天夜里，金木睡觉没摘口罩。他在日记里说，到哈尔滨以来，那哭声让他头一次感觉害怕。日记的最后，他抄录了一段《老残游记》的序言：

“婴儿堕地，其泣也呱呱；及其老死，家人环绕，其哭也号啕。然则哭泣也者，固人之所以成始成终也。”

这半座城染鼠疫死的人，都有始无终。

复活

2016年，剑桥出版了一套亚洲史研究丛书，其中一本《现代亚洲的传染病》（Epidemics in Modern Asia）中，有个单独小章节介绍“鼠疫斗士伍博士（Mr.Wu.）”，除了介绍伍连德医疗生涯中几次防治鼠疫、霍乱，里面还特意提到一句：

“尽管亵渎了中国传统习俗，伍博士仍然向帝国请求火葬，并获得了准许。”[原文为：Wu sought and granted imperial approval to cremate plague victims, even though cremation violated Chinese custom.]

《国士无双伍连德》一书中，演绎了傅家甸焚尸之后的一场戏。施肇基收到哈尔滨快马送来的疫情报告，电文上写着最新一天的死亡人数：168人。这个数字比前一天少了五人，也是鼠疫发生以来，死亡人数第一次减少。施肇基一跃而起，眉飞色舞。他站在院子里朗声大笑：“苍天在上，中国有希望了。”

史册的定论往往简单清晰，小说家之言总会添油加醋。彼时真正发生的事情，往往只有当事人才知道真相。

从死亡人数增长表上看，数字减少的第四天起，突然又有了几次回升。那是疑似隔离病房和接触隔离区出现了新的感染者。一名参与防治的俄国医生留有记录，当时有十节隔离车厢反复出现过患者，最多的时候，一节车厢一次性出现过11个疑似患者。[根据1911年4月的《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中记录，当时的接触隔离方案大致是这样：“每节车厢容纳10到25人。当在车厢中发现一名患者或疑似患者的时候，马上将其送到鼠疫医院或隔离病房，再把这节车厢的其余人送到另外的车厢。”]

2月5日早上5点多，伍连德和林家瑞带上防疫队四处查看，检查病房和隔离区的人；隔离车厢的医生全副武装，给每个接触者量体温；防疫警察依然严格把守四面关卡，控制人员的出入。

拐子驾着马车在街市里转了一圈，寻找大街小巷遗漏的尸体。车上放着消过毒的粗布毯子和铁钩子。

另有一些医生，带着防疫警察和工人，来到已经清空的疫病爆发区，在所有房屋、物品上喷射柴油，烧得干干净净。整个傅家甸回到了对火的原始崇拜——哪里有瘟神，就烧掉哪里。

巡视完接触隔离车厢，卫生警察队队长张骁偷了个懒儿。他没和谁打招呼，自己溜到了后街，恰好遇见了拐子。他跳上马车，递上根烟，跟拐子说：“拐个弯带我去天主堂吧。”

拐子把烟卷夹在耳朵后头：“去那儿干啥？我得去找死人！”

张骁赔笑，摘了口罩点烟抽，说：“逃过一劫，得去祈祷一下。”拐子瞥了张骁一眼，伸手掐了他的烟，“你自己想死，别害我。”

张骁戴上口罩，拍了拍拐子。拐子扯了两把缰绳，驾车往天主堂去。张骁信主，很虔诚，封城以来，没去过教堂，现在放松了点，想去看看。

当年参与傅家甸防治的工作人员，一共死了三千多人，最多的是士兵和辅助劳工，其次是警察和卫生警察，有八百多人。

除了医师和医学堂的学生，张骁是唯一留下回忆录的普通工作人员。他在回忆录中零碎记录了那天去天主教堂的片段：

“那天早上天还黑着，外面一个人也没有。地冻硬了。同拐子绕过天主堂一圈，还是没人。我看着十字架，想进去，问拐子能不能等我，要是没人，再坐车走。”

张骁敲了半天门，没人应。他绕到后院的侧门，喊了几声，还是没人。

“……觉得里头有事，叫了拐子一起在后院看。拐子使劲拍门，撞坏了门栓。他说，里面味不对。我们进了院子，看见了赵牧师和两个人，他正在叫那两人往屋里搬东西。那东西用麻布裹着。

“……拐子大喊什么东西，跳过去，又停下。他戴上搬尸体的厚手套，要揭开那麻布。赵牧师不让，又不敢碰拐子。拐子看我一眼，我就过去拉开赵牧师，那两个人放下了东西。我害怕，问赵牧师那是不是死人。他没说话。”

拐子跑回马车，拎了长钩子，勾住麻布的一角，慢慢揭开——里头裹着的，是个一人多长的巨型十字架。两根削了皮的松木棍子，中间钉在一起，麻绳捆着。张骁和拐子松了一口气，问赵牧师弄这么大的十字架干什么。赵牧师摇摇头，又点点头，画了个十字：“主会拯救我们的。”

张骁推开屋门，走了进去。地上整齐地码放着十几排，全是蒙着脸的死人。尸体一个挨一个，至少有上百具，脖子上都挂着十字架。一股暖热的空气从屋里扑出来，带着腐味儿。

张骁在原地愣了半天，问赵牧师怎么回事。赵牧师又画了一个十字，小声回答：“孩子，神迹总会发生。”

拐子大喊一声，一把拉张骁出来，跑出院子，跳上马车，一鞭子抽在马腿上，往防疫局赶去。

金木闻讯赶到天主堂时，警察已经在向伍连德汇报情况了——屋里一共存放了150具尸体，看起来都是染鼠疫死的，全是中国的教徒。算上法国和中国主教，天主堂里还有263人，有五十多人在发烧。

天主堂的正门打开，里面正在做弥撒。金木走近两步，掏出相机要拍照。林家瑞拉住他，看了看伍连德。伍连德正在要求所有人戴好口罩。在他身后，站着于道台和法国领事。

史料中对此事记载很少，只是简单提到“唯恐引发教案”，防疫局和政府都没立即采取措施，而是希望法国领事出面沟通。

赵牧师带着法国主教出来，伍连德朝法国领事点了点头，直接上前跟主教说明了防疫局的要求——他讲的法语，由林家瑞翻译给其他人。

伍连德要求带走教堂里的所有人，转进病房和隔离区，尸体都要烧掉。主教不愿意，让赵牧师关门送客。领事叫住他，说防治鼠疫，是法国政府完全支持的，疫区的法国侨民都要遵守清政府的规定。

主教从怀里掏出十字架，晃了晃，说他是受罗马天主教会的委派，“我只听教廷的。”领事没话了，向伍连德耸耸肩，说这事他管不了，只能找北京帮忙。伍连德没说话，看着主教和赵牧师走远。眼看两人要进屋，伍连德叫住赵牧师：“尸体会传染，你们想这里的人都死绝吗？”

赵牧师给主教翻译了伍连德的话。主教转过身，画了个十字，小声说了句什么。赵牧师咳嗽一声，说：“主教说，凡肉身在，神迹显灵，就能复活。”

伍连德发怒了——根据目前能搜集到的文献记载，在东北期间，他从未动过怒，哪怕在愚蠢无知的中国官僚面前，也很有耐心。

伍连德用法语说：“教会的事情我管不了，但防疫的事情我说了算。这是中国领地上的疫病，中国的防疫局说了算。”

不等主教回答，他挥手叫来林家瑞，用中文大声说：“强行检疫。”于道台脸一拉：“这要出事啊……”[1911年鼠疫防治中，教会和防疫人员的冲突频发。《教民阻挠防疫汇志》中记载，铁岭曾发生教民与消毒人员抢夺尸体的事件。《盛京时报》1911年3月15日报道记载，开原某村教民高某家中有染疫死亡者，铁岭山头堡防疫分所查知之后，派员前往消毒，“该教不允，并即率众行殴，该所消毒队见众寡不敌，即回城禀明县尊”。]

伍连德转身走出院子，让张骁马上安排卫生警察接管天主堂。他看了看于道台，说：“出事我一个人担。”

这个选择，容不得半点等待。事后证明，伍连德是对的。警察接管天主堂后的几天内，天主堂的300名教徒只有七个人活了下来。法国主教和赵牧师都死在了弥撒堂里。

伍连德在自传中总结道：“这一事件表明，与鼠疫抗争的医务人员，不但要与由于无知与未受教育而形成的宿命论斗争，还要和宗教盲从较量。”

在天主堂外面的空地上，伍连德召集在场所有的防疫人员，命令对全哈尔滨的教堂、寺庙和一切有人聚集的公共场所进行检查，有感染者就隔离，有尸体就烧掉。

“我太太信教，我尊重宗教。但什么宗教、规则，都必须听医生的。现在，最不该的就是逃避，隐瞒。”他指了指身后的天主堂，“这是捂着疮疤，让它发病。”

所有人都静静站着。拐子的马哼了两下鼻子，摇了摇脑袋。拐子给它也裹着个大口罩。

伍连德摘下眼镜，继续说：“从去年到现在，鼠疫已经死了五六万人[1910年9月到1911年4月，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共有52462人，其中吉林省占了27476人。加上未统计到的死亡人数，一般认为这场鼠疫总死亡人数至少达到60000人。]。要是有任何一点遗漏，就可能再死五六万。”他看了金木一眼，“金先生，你不是想报道吗？你就写，让大家不准瞒着藏着——谁瞒着，谁就是千古罪人。”

“我冒了一阵汗，心里一紧，脱口而出：伍博士，把我隔离吧。”——金木事后的记录这样写道。

伍连德的话，让他想起前几天的事：跳上车厢抱佘小叶的时候，佘四德扯掉了他的口罩。他算是危险接触者。

二十多个人全呆住了，紧跟着是一片躁动慌乱。两个和金木接触过的防疫工人大骂一通，立马就跑回了消毒处。

伍连德走到金木面前，摸了摸他的额头，递上自己的手绢。金木接过手绢擦汗，没说话。伍连德盯着他，一字一句地说：“你知不知道，一个念头、一次选择，会改变多少人的命运。”

“马上隔离我，来得及吗？”

“选择回不了头——说实话，现在只能听天由命。”

伍连德拍拍金木的肩膀，把金木交给了林家瑞，小声说了句“仔细检查”。他摆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他一句句解释，说金木理论上不会感染。按照他这些天观察病人和研究鼠疫杆菌的结论，肺鼠疫的传染途径主要是呼吸的飞沫。虽然金木暴露在接触者当中，但时间很短，而且当时车厢中没有病发者。

“再说，鼠疫潜伏期最多三天。要是感染，早就病发了。”

听完伍连德有理有据的分析，大家松了口气。张骁忽然从人群里走出来：“还是危险，金记者爬的那节车厢是不是有佘老四家人在里头？那节车厢早上有人发病了！”

伍连德一皱眉头，问怎么回事。

张骁还没答话，远处传来一串吆喝。两个跑掉的防疫工人又跑回来了，一路大喊。跑到跟前，俩人大喘着气，粗闷的声音从口罩底下传出来。一个弯腰直摆手，不吭声；另一个人说：“完了伍大人，隔离车厢那儿，暴动了。”

暴动

拐子赶着马车，带金木和几个警察提前赶到了停放隔离车厢的车站。车站上一片安静，仔细一听，铁轨上传来沉闷的叫嚷声。看守怕再出事，关闭了所有车厢门，在外面挂了锁。

暴动的是四个山东人。领头的是佘四德，另外的三人是他儿子和两个山东老乡。

昨天半夜，七号车厢的看守听见扑通一声响，往车厢里一看，佘四德的老婆倒下了。叫来卫生警察，一量体温，摄氏39度，确定为疑似感染。看守清空了七号车厢，让佘四德和其他人去了个新的空车厢。卫生警察连夜安排了一辆马车，要送佘四德的老婆去疑似病房。

或许，就在等待马车到来的十分钟里，佘四德几个人在新车厢里商量了逃跑计划。几天的隔离生活让这几个山东老乡已经成了“自己人”，他们达成了统一目标：不能等死。

我向拐子的孙子赵平寇仔细问了这事儿，他说，爷爷曾告诉他，佘四德和他的山东老乡，都是闯关东来的，不是垦荒种地，就是放山挖人参。佘四德是从小打猎长大的，“爷爷说，（看守）没看住，也不怪看守——大家都忘了佘四德除了进山打猎，熟悉林子，还干过铁道工人。在铁路上，他比当兵的熟多了。”

大约凌晨两点多，佘四德趁几个看守顾不过来，带着儿子和老乡从新车厢里溜了出来。几个人不知道在哪猫到后半夜，偷偷卸了辆手摇车，沿着铁道往南开出了车站。

铁道往南，经过双城堡[双城堡位于黑龙江省双城市双城镇，当时的满人居住区。1904年修建了火车站，现在这里是京哈线上的三等车站。1911年1月，这里出现了鼠疫患者。]和长春，直通关外。当时铁路交通彻底停运，除了车站，沿途没有把守。佘四德大概早就计划好了，他不但准确选择了通往双城堡的铁道，还带走了佘小叶。

佘小叶关在六号车厢。准备好手摇车后，佘四德钻进车厢底下，沿着铁道爬到六号车厢，抱走了佘小叶。车厢里的人一喊，看守都围过来，他已经拖着佘小叶，又从车厢底下钻了出去。等看守绕过十几节车厢追过去时，只见雪地里两条手摇车轧过的痕迹，人早看不见了。

后来有个六号车厢的人回忆，佘四德抱佘小叶时，有个一起隔离的女人想拦住，被佘四德扇了一巴掌，他说：我闺女就是死，也要回老家死。

金木和拐子下了马车，沿着隔离车厢查看。远处传来一串枪声，俩人顺着声音跑过去，是一名看守朝着佘四德逃跑的方向放枪。连放了三枪，看守丢下长枪，一屁股坐在铁道上，摘下大盖帽，抱起脑袋哭起来。

金木过去拉他起来，一看他还是个半大孩子，十五六岁，身上穿的警察棉大衣像被子一样裹在身上，下摆长了一大截。

拐子盯着他上下看了看，说你是猴三儿吗？看守点点头，抹了抹脸，划拉下一把冰碴子。拐子又问，你怎么干警察了？猴三儿一撇嘴，又要哭。拐子拍了他一巴掌，说，行了！再哭脸就冻坏了。

猴三儿说，是顶了他爹的警察职位。他爹是傅家甸第一批得鼠疫的，死了三个月了。说完，弯腰捡起长枪就往南走：“我得抓佘老四去——要是我给枪毙了，娘就没人管了。”

拐子问，怎么回事，谁要枪毙你？

猴三儿继续往南走：“跑了七个人，六个是七号车厢里的，我这是死罪。”他伸出指头，顶着自己脑门，“队长说了，有人逃跑就打死他。要给他跑掉了，就枪毙看守。”

当时是否真有这样的军令，我没查到确切文献。唯一相关的是《盛京时报》的记载，报道了当年发生在奉天的一场逃跑事件：四百多名接触了鼠疫病人的劳工，隔离在奉天车站附近的客栈里。1月23号夜里，一百多个劳工联合暴动，打死看守跑了出去。一周后，奉天死亡人数翻了一倍。奉天当局下达了命令：隔离所巡警的枪“一律装弹……若有敢图潜脱者当即击毙以杜后患”。

在拐子讲给儿孙的故事里，猴三儿确实吓得不轻。瘟疫和军令让这孩子认定了：不打死逃跑的山东人，他自己就得吃枪子儿。

追击

赵平寇先生说：“你太爷、我爷爷和小巡警猴三儿顺着铁路往南追去——也找了一辆手摇车，我爷爷之前用那玩意儿运过焚尸的柴油。”

追了二里地，铁路钻进了松树林，除了树啥也看不见。积雪耷拉在松树上，冷不丁就塌下一块，砰砰的闷响声从林子深处传来。

猴三儿冷静下来，用皮绳把枪捆在背后，帮金木和拐子轧车。金木问他，你天天看着佘四德，知道他为啥想跑吗？

拐子插嘴：“妈的，就是个彪子（傻，做事莽撞不计后果）！咱这天天豁了命救他呢，他倒不识好人心。我看他是成天吃野味，胆子都吃虎了！”

猴三儿摇摇头，说：“虎？我看他是怂。”

佘四德敢跑，是因为怂。猴三儿说，他在车厢隔离的这几天，有点疯疯癫癫的。大清早一睁眼就闹，不是要见女儿，就是要回家，要不就和老乡发牢骚，说要成孤魂野鬼了。一入夜，没人说话了，外头也没动静了，佘四德就一声不响地缩在角落里哭，张着嘴干号，浑身打哆嗦，发疟子一样。

“他也不号出声，硬憋着。他早上找我唠嗑，脸上皴了两道红印子，都是哭的。”

有一回，他问猴三儿：你真相信你爹是吸了有瘟病的空气才死的？猴三儿反问：那你觉得这些人是怎么得病的？

佘四德回头看看车厢里的人，小声说：“我信我爹说的：大清啊，气数要尽。”

佘老先生从病房逃回家的那天，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他稀里糊涂地吃着面条，跟儿子说：大清国来了太多洋人洋玩意儿，挖山修铁道，杀人取心，龙脉早已毁断。这场瘟疫，就是天怒，什么医生都治不好，东北人得死绝。

说到这儿，猴三儿顿了一下：“我赶紧叫他别说了。这要让人给听见，那还不抓了坐监？他说，我现在不就在坐监吗？这是当官的害怕了，先让咱们穷人死——你瞅瞅这里，哪个不是穷人？”

猴三儿说，有那么一会儿，他觉得自己信了佘四德的话。因为他确实琢磨过，爹可能真不是鼠疫死的。

金木问：“不是鼠疫，是什么？”

“抽大烟抽的。”

猴三儿爹抽大烟，成天泡在烟馆里。鼠疫刚蔓延的一阵子，傅家甸流传着一个说法，瘟疫是抽劣质烟膏子抽出来的。理由是：烟馆集中发病最多，死的都是穷人，抽的都是剩下的下等烟膏子，还混着别人抽过的渣子。

金木点点头，说这么讲也有道理，但不是大烟抽死了人，是这些烟馆确实容易传染。他和林家瑞聊过这事。林家瑞和伍连德这段时间的实验和分析认为，跟全世界之前的所有鼠疫都不一样，这回的鼠疫最早应该是土拨鼠传给人的。那时的东北，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洋人，都爱穿皮毛。这爱好传到了欧洲，土拨鼠的价格突然猛涨，成千上万的东北猎户都干起了这生意，钻进满洲里的林子里，捉土拨鼠，扒皮，卖掉。有时候，还会把肉煮吃了。

猴三儿问，那我爹是在烟馆里染的病？金木点点头，说应该没错。

佘四德他们的车轮子印儿还在往前延续，三人一刻不停地轧车。过了一会儿，天上落起雪片子，车轮子印儿一点点被埋住。

拐子说这下完了，瞅不见了。金木说没事，都是林子，他们不会下车。猴三儿松开手摇子，叹了口气，看了看金木：“金先生，我害怕。”

金木停下手，摘了眼镜擦干净，拍拍猴三儿，说别怕，真要追不上，我找伍博士给你说情。拐子说就是，又不赖你——我祖上也是山东的，怎么就不跑？好死不如赖活着。

“真要枪毙，我也没办法，反正我死了我娘也会死。”猴三儿一把扯下口罩，耷拉下脸，“我就怕，死不了，还得天天过这日子。可比死难受。”

拐子抢过口罩捂在猴三儿脸上，猴三儿别过脸，不让戴。金木拍拍拐子，说没事。他也摘下口罩，点了根烟抽，“出城很远了，这里不会有事。”

猴三儿脸憋得通红，大口喘气儿，说：“你们不知道——其实也不能全怪佘老四，要都不跟他走，他自个儿也不敢。”

金木和拐子没接话，听他继续说。拐子也摘了口罩，弯腰在地上抓了把雪塞进嘴里嚼。

猴三儿说，跟佘四德一块跑的那俩山东老乡，应该是没接触过病人的。拐子问，那怎么就给关进车厢里了？猴三儿指指身上的警服：“警察说你是接触者，你就是接触者。”

佘四德被送去隔离的第二天早上，猴三儿被临时调去巡逻，跟个老警察一起，到佘四德家那条巷子检查。路过佘四德家时，他们看见俩汉子正站门口，一个勾着脖子往里瞧，一个垫脚往院里看。

猴三儿吆喝一声，问干嘛呢。俩人一回头，看见警察，咧嘴一笑。其中一个说：“富老屁啊，找死——人呢？”

富老屁就是那个老警察，和那俩汉子是老相识。

后来，猴三儿才知道，富老屁从前做生意，有过钱。他仗着宫里有亲戚，往北京倒卖些参茸药材。这俩汉子是山东来的，也挖参，跟富老屁不对付。九个月前，俩人打听到富老屁的药里有假，当街就吆喝，还给报了官。要不是为这事儿，富老屁不会当了臭脚巡。

这些都是富老屁把俩山东汉子关进隔离车厢之后，才告诉猴三儿的。

“富老屁一看见俩人，愣了一愣，突然就举起枪，说别动！你们得隔离！”猴三儿看着金木，给他比画，“我一下就蒙了，还没反应过来，他就举着枪过去了。那俩山东人也吓傻了，直往墙根躲。”

富老屁是要报仇。山东人嚷嚷着，说没见过得病的人，连佘四德家门都没进，就是听说了，路过往里看了一眼。

富老屁抡起枪就往俩人背上怼，说看了也会传染，医生说了，眼角会感染。猴三儿说，富哥，他俩好像是没进院。富老屁瞪了他一眼，大声嚷嚷起来：都闪开，有鼠疫病人！

他一吆喝，把过路的给招来了。八九个人围个大圈，远远看着。富老屁继续嚷嚷：染病了还不想隔离？你不知道这院里昨晚死人了？围观的一听，呼啦又撤了老远。有人催富老屁，还不赶紧送进去。

猴三儿不敢吭声了，也抬起枪指了指，和富老屁一起把俩山东人押走了。

拐子大骂一声，瞪眼问猴三儿：“你们这样整，伍大人知道吗？”

“那哪知道，我们队长都不知道——再说，只要送去隔离了，说自己没染病，谁敢信？”猴三儿认为，这就是他俩敢和佘老四跑的原因。

赵平寇先生讲这段故事时，提起他曾做过的一些研究。他说，欧洲最早发生大鼠疫时，并没有系统的隔离防治手段。那时候的军警，只对公共空间管制，老百姓都要待在家里，不准出门。

“越到现代时期，权力的管制才越侵入到日常领域。有时候是好事，但有时候也是坏事。”他说，爷爷（拐子）讲了一辈子这段往事，年纪越大，越觉得这些事里没有谁对谁错。

“权力层层下发时，就会走形，越来越荒诞粗暴——况且，很多权力本身就很粗暴。”

这些道理，是当年我太爷爷和他爷爷都不可能理解的。对于他们来说，猴三儿讲的故事，令人不解又恐惧。

我在图书馆翻了一些当时的报纸，猴三儿讲的事情不是偶然。很多检疫人员和巡警都是临时征来的，只是例行公事，甚至不能判断简单的症状。有的卫生警察为私事跟人吵架，就把人扭了送去隔离。

在金木他们追逃的时候，奉天发生了一件事：有个干苦力的老头在火车站附近旅店里休息，睡得很死。防疫人员以为他得了鼠疫，拖起来就往身上洒碳酸水。老头当场吓晕过去。防疫人员马上裹了入殓，抬着棺材去埋。挖坑的时候，老头醒过来，踹破棺材板跑了。

那年2月14日的《申报》报道了这事，说：“幸棺木系薄板造成，猛力将棺木蹬坏，钻出飞跑，掩埋夫数人追之不及，回报检疫所，反曰该苦力游尸而逃。”

我问赵平寇先生，这算否定当时的防治方法吗？他摇摇头，说当然不是，“一件事必须要从不同切面来理解，而不是一个宏大的结论就够了。”

“那咱们回到当年，他们到底追上了佘四德没？”

死人

天沉下来，雪越下越大，铁道完全没入积雪中。

三人轧着车，越走越慢，铁轨边上，不时冒出冻成棍子的人手人脚。那是附近村里人偷偷埋掉的死人，给林子里的狼刨了出来。这些村子里的人早已经死绝了。

连续走了几个小时，身上消了几遍汗，渐渐觉出冷来，肚子也饿了。拐子让停下车，他要到林子里找点吃的。林子里有不少白皮松，地上的松果里，能磕得出松子。猴三儿要跟着去，俩人下了手摇车，蹚着雪往林子里走去。

金木坐在车板上，抽烟等着。俩人一前一后往林子走，人影越走越小，变成俩小黑点。一根烟没抽完，小黑点又大起来，俩人又回来了。猴三儿拉着拐子往坡上跑，边跑边喊：“死人——山东人！”

金木下到林子里走了半里地，看到了猴三儿说的死人。那死人侧躺着，弓着腰，蜷着腿，一只胳膊压在身子底下。积雪盖在他身上，堆成小山，但脸上却只盖了薄薄一层雪，鼻子嘴巴都露在外面。在他身后，有一条长长的爬行痕迹，一路上都留有咳出的黑血，已经冻成了块。

这人是跟佘四德跑出来的其中一个山东人，猴三儿认识。

拐子从身上扯了块布，盖在死人脸上。他突然打了个哆嗦，嘀咕一句：“天天见死人，今天怎么就觉得害怕了？”说完，他四处看了看，吐了口痰，“娘的，佘老四跟日本人一样狠[1910——1911东北鼠疫期间，中日曾在防疫方面有过冲突。1911年2月的《申报》刊登过一篇报道，称南满铁路附属地有位患者，遭到日本人掩埋，掩埋时“病人未及气断，遽即收埋，我国向无此例，于人道上殊难如此狠心”。此事一经报道，激起不少民愤。拐子说佘四德和日本人一样狠毒，大概指的这件事。——金醉注]，这人肯定是没死就给丢下了。”

“那么快就发病死了，肯定是昨晚上就传染了。”猴三儿说着就往林子里追。金木叫住猴三儿，看看表：“先别往林子里追。”

三人算了算时间，要是佘四德他们一刻不停地沿铁道走，差不多第二天下午就能到双城堡。他们在传染期，无论如何得拦下。

拐子指指地上的死人：“要是他们下车了呢？”金木说：“先上去找找他们那车。”

在拐子后来的讲述里，他们能追上佘四德，是走了狗屎运——托了马贼的福。

一个月前，哈尔滨俄国市政强行在道里检疫，把三千多个中国人赶出城，有一部分人渡过松花江到了呼兰县。1月底，这群人加入了当地马贼头子天龙的部下，掀起暴动，一夜之间攻占了衙门。之后，这群马贼沿铁路流窜，不但见人就抢，还撬走了不少铁轨。[参见《呼兰府大暴动之警传》，《时报》1911年2月18日。]

佘四德他们的车，就翻倒在一段给马贼撬空的铁轨边上。金木三人轧着车只往前走了一里地，就到了他们翻车的地方。手摇车头朝下栽在铁轨一边的雪地里，半截压杆孤零零竖着，上头挂着条红围巾。金木记得，那是佘小叶的。

三人下了车，打算往林子里去，拐子从手摇车上铁座子底下摸出个铁皮壶，说：“要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咱得能生火。”铁皮壶里是柴油。

林子往里，雪地上蹚开的几条路还没给新雪埋住。他们顺着往下走，渐渐进了林子深处，直到再也看不见地上的脚印。

三人分了头，金木和拐子一路，猴三儿一路——他说他有枪，不怕。

约莫走了半个钟头，只听见猴三儿的方向一声枪响。拐子和金木马上跑过去，俩人一前一后走得慢，金木干脆把拐子背起来，一路跑了过去。

猴三儿坐在雪窝里，高高举着枪，朝向一间破烂的木屋。木屋四周铺着一层干草，屋门和窗户都关着。这屋子应该是猎人落脚的地方。

“佘老四在里头！”猴三儿朝金木和拐子喊，手里的枪还举着。他抬起下巴指了指木屋旁边，声音发抖：“又死一个。”

屋旁的松树底下挺着具尸体，脖子肿胀，脸皮紫黑，是另一个山东人。木屋里应该有三个人，佘老四和他儿子女儿——三个鼠疫感染者。

猴三儿发现木屋时，正看见佘四德往树底下拖尸体。他没忍住喊出了声，佘四德瞪了他一眼就跑回屋里。

“你就开枪了？”

“我给吓的。佘老四那个样子，跟死人一样，眼里头冒血——没打着，他进屋了。”

猴三儿话音没落，木屋里传出一声哀号，跟着是一连串骂娘声。过了两分钟，门开了，佘四德半边身子出现在门口，扯着嗓子大骂：“都他妈狗×的——”骂完，声音软下去，喊了句“我的儿”，身子从屋里栽出来。

他身上披着块沾满血迹的粗麻布，呆呆地坐在门槛上，看着金木三人。那样子，比死人还瘆得慌。他眼睛通红，眼角渗出血丝，鼻子嘴巴周围大大小小都是暗红的血点子。脖子里肿着个红疙瘩，表皮已经烂开。他喘着粗气，一咳嗽整个身子都摇晃，脑门磕在门框上，黑血喷在门框上，顺着松木表面的纹路淌下来。

金木、拐子和猴三儿不自觉地退后两步，都掏出口罩戴上。鼠疫病发期，传染性最强。佘四德看着他们，咧了咧嘴，不出声地笑。紫红的脸色下，他的牙齿很白，白牙缝隙里渗出血丝，是黑的。

猴三儿还端着枪，枪口冲着佘四德，没敢开枪，也没敢放下。

多年后，拐子给儿孙讲到这一段时，会称佘四德为“活死人”。他说，活死人脑子已经烧坏了，坐在门槛上说胡话。在拐子每一次的叙述中，这些胡话都不太一样。

有时候，活死人指着猴三儿，骂他没出息：“想打死我？还是想抓我回去坐监——有枪怎么不去抓日本侦探？[根据1911年《时报》报道，鼠疫爆发期间，日本曾借机向中国境内增驻军队。同时，派遣侦探至辽阳、锦州、新民、凤凰城等处进行调查，举凡中国军民多寡、扼塞远近、土地肥瘠、物产名色，随时登记，“若遇中国巡警追诘，则借口游历或借口调查鼠疫，以支搪塞云”。这件事，当时在东北民间有各种传说，也有传闻说鼠疫是日本人带来的。]”

有时候，活死人使劲哭，流出红色的眼泪，反反复复嘟囔：“我的儿，都是隔离害的。”他指着树下的尸体，问金木：“看见没？死人。他连鼠疫长啥样都没见过，怎么就死了？”

还有的时候，活死人瞪着金木三人：“你们都得死。”他指指自己，“咱们都一样。”

说完这句话，佘四德喉咙里爆出一声低沉却虚弱无力的怒吼，站起身往前一个踉跄，从麻布底下伸出手来。

猴三儿惊叫一声，举起枪[当时的清朝军警，已经使用燧发枪。这是一种可以自己打火的枪，有长有短，通过弹簧触动撞击，引起火石摩擦发火，点燃火药。这种枪比原先的火绳枪进步之处在于不怕风雨，另外精准度也提高很多。]，压下龙头，就要开火。

金木往猴三儿身上使劲一靠，抓住枪管推开，子弹打在松树上。金木转身站在猴三儿面前，握住枪管，说：“冷静，他烧糊涂了。”

猴三儿紧皱着眉，拉着枪往下撤，要甩开金木。他突然大喊一声：“你让开——”紧跟着，拐子也喊了一声。

没听见拐子喊啥，枪就响了。金木身子一歪，扑在猴三儿身上，重重地倒下去。

佘四德举着一把打猎用的鸟嘴铳[鸟嘴铳就是鸟铳，火绳枪的俗称。明朝范景文《师律》中称：“后手不用弃把点火，则不摇动，故十发有八九中，即飞鸟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这种枪是明代由欧洲传入中国的，比燧发枪要原始一些，需要装火药，从枪管装子弹，再点火绳开枪，射击流程复杂，一般1分钟能完成1——2次射击。]，冲着金木和猴三儿，枪管还冒着烟，散发出一股硝火味儿。这是木屋里的猎人的猎枪，他早就装好了火药藏在背后。

猴三儿被金木砸倒在地上，愣了几秒，爬起来去捡地上的枪。佘四德已经又装满了一管火药，一枪轰在了他脖子上。

“猴三儿扑通栽倒，一声气儿没吭就死了。”赵平寇先生说，这是爷爷最后悔的事，“他到死都在骂自己是个没用的瘸子，那一分钟怎么就傻了，连喊都没喊一声，就眼看着佘四德点火绳。”

“我爷爷他，真是被吓呆了。”

烈火

呆了一分钟后，拐子发了疯，他拖着瘸腿跳了出去，一把扑倒了佘四德。

“我爷爷说，佘四德的棉衣都是滚烫的。他就跟个烧空了心的枯树一样，脆。”

而我太爷爷金木，在那一刻还是个心怀犹疑的年轻人。铅弹穿透棉衣，轰碎了他口袋里的两卷《老残游记》，击中了他左侧后腰。他躺在地上，捂着伤口，看着拐子和佘四德在木屋前扭打，只觉得一阵阵眩晕。

拐子扑倒佘四德的瞬间，觉得自己铁定完蛋了，一定会感染鼠疫，这是跟活死人打架。他从佘四德手里夺过鸟嘴铳，握在手里，爬起来要跑，却一下给绊趴下了。佘四德用猎枪上扯掉的宽皮带子绕在他左腿弯子上，系了个死结，另一头捆在自己腰里。佘四德身子挺得像根棍子，又把皮带绕进胳膊，死死绑住自己。拐子本来就瘸，这一缠站都站不起来了。

佘四德剧烈地咳嗽，伴着呕吐，喷出黑血。拐子的右脚蹬在他脸上，拽那皮带。皮带拽不断，拐子就吼：佘老四×你妈，给我撒手！

佘四德瞪着眼，没反应，身子越挺越直，眼睛也越来越直。

拐子想站起来，但腿直不起来，他在自己身上摸东西，什么也没摸到，一把扯下腰里那个铁皮油壶，砸在佘四德脸上。油壶砸开了口，褐色的柴油洒了佘四德一身。他突然停了手，喉咙里笑了一声，小心地捡起铁皮壶，把柴油浇在佘四德身上，一边浇一边说：“烧了你个虎×哨子，信不信——你爹已经让我给烧没了！”

佘四德身子一缩，脚蹬进雪地里，使劲往后撤，一手在腰里摸索着，要解那皮带，解不开。俩人相互使劲，像拔河一样。佘四德手背上的血点子破开，慢慢沁出血珠。

拐子把柴油在佘四德身上浇了个遍，剩下的全甩在木屋底下的干草堆里，伸手往棉袄口袋里摸，口袋掏翻过来，没火。

拐子大骂一声。佘四德看看他，又挺直了身子，咧开嘴巴，不出声地笑。

这时，拐子看着金木，金木也看着他。拐子向金木伸出手：“金先生，洋火[摩擦点火的火柴最早出现在近代欧洲，最早是万能火柴，在任意粗糙表面摩擦都能点火。中国最早传入的火柴也是这种。后来普及的安全火柴，只有火柴头摩擦火柴盒上的磷皮时才会着火。]。”

金木已经撕了衣服缠在腰间，坐在地上。他对拐子摇摇头，“他还活着。”

“跟死了差多少？”拐子大吼，带着哭腔。

“这是杀人。”

“他不也杀人了？”拐子拖着佘四德，使劲往金木这边挪，“他早晚是死，死了也得烧！”

金木依然犹豫，他直直地盯着佘四德，不说话。

“妈的，你也是个虎×哨子啊！”拐子大骂金木，骂完一屁股坐在地上，“那好，你不怕，咱俩就坐着等死。跟他们一起，一点点烂。”

林子里安静了两分钟。佘四德一动不动地咳嗽，远处松树上的积雪塌下来。

“我爷爷说，那两分钟，跟过了半辈子一样。”

金木解开棉大衣扣子，伸进去，掏出火柴，丢给了拐子。

火苗从佘四德身上蹿起来，蹿上干草堆，又卷上屋顶，转眼吞了整座木屋。佘四德一声都没喊出来，只发出一串含混的嘶叫，就没了声。

拐子顾不上脚着了火，死命蹬燃烧的佘四德，拽着那根皮带，等它烧断。佘四德身上的衣服很快烧完，散发出皮肉烧焦的臭味。拐子一边号叫，一边弓着身子吐。

大火烧出了呼啸的风声，风声里裹着松木剧烈燃烧的噼啪声，噼啪声很快被木材断裂的咔嚓声打断。木屋里有梁柱轰然倒塌。

赵平寇先生讲到这里，我才意识到，金木所说的烈火，指的不是伍连德奉旨焚尸，而是这场用他的火柴点燃的林中烈火。

缠在佘四德腰间的皮带终于烧断，拐子一头扑进雪窝里打滚，压灭腿上的火。这时，金木不知什么时候拄着猴三儿的枪站了起来，正往木屋里走。

“你要干啥？回来！”

金木没吭声。

拐子看见，木屋门里站着个小女孩，正看着外面发傻。一根烧成红炭的松木横在她跟前。这女孩是佘四德的闺女——佘小叶。

拐子喊：“你管她干啥？横竖是病死！”一边跑过去拉金木。

金木已经走进了屋里，拿枪托推开木头，走到了佘小叶跟前。他丢下枪，抱起佘小叶，扒着门框一头栽出来，滚进雪地里。

佘小叶爬起来，盯着地上烧成焦炭的佘四德看。

金木拖着身子挪过去，伸手捂住她眼睛，“别怕，那是木头。”

佘小叶扒开金木的手，看了看他，说：“叔叔，我不怕。”

夜行

金木、拐子和佘小叶回到铁道上，已经没有力气轧着手摇车往回走了。

晚上八点多，傅家甸的骑兵队找到了他们。早上他们走了没多久，这支骑兵队就出发了，但却追错了方向，一直赶到双城堡也不见逃亡者，折回来的路上看见了林子里的大火。

回到傅家甸，三人在疑似感染病房单独隔离了七天，都没有发病。伍连德和林家瑞反复做了化验，证明佘小叶是一名天然免疫者。

鼠疫期间，傅家甸共有三个这样的案例，另外两人是在消毒室工作的中医和他的助手[根据资料记载，这两名天然免疫者名叫顾喜诰和贾凤石，分别是43岁和28岁。]。两人在医院里工作了三个月，几乎没按要求戴过口罩，但并没有任何感染。

1911年3月1日，哈尔滨官方记录了最后一个鼠疫死亡病例。到了3月底，东北各地都没再出现新的死亡报告。

4月3日，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召开，有11个国家的医生参加。施肇基作为大清国特使出席，伍连德出任会议主席。这是大清历史上第一次召开专业的学术研讨会，也是最后一次。

5月份，两个美国人来到东北，他们在回忆录中记下了当时的情景，描写十分浪漫——

“士兵、水手、修补匠、裁缝，有东方人，也有西方人，到处都是大笑和谈天说地的人。在紫色的东方天空下，挂满了闪亮的星星，像撒满了宝石的荧粉。哈尔滨中国大街（今中央大街）上的人群川流不息。很难相信，仅仅几周前，这里还在爆发全世界最恐怖的瘟疫，街上全是尸体和奄奄一息的人，空气弥漫着房屋和尸体烧过的味道，唯一的交通运输是运送死人的马车。”[出自Richardson Little Wright,George Bassett Digby,Through Siberia; An Empire in the Making.]

万国鼠疫大会结束时，金木已经回北京三个月，腰上的枪伤已经痊愈，除了腰肌劳损的后遗症，身体行动没什么影响。

大太爷金肃晚年的回忆笔记里提到，他和金木在5月份通过一次信。除了东北鼠疫的事，两人在信中谈到刚刚发生的黄花岗事件。这是金木在民国前留下的最后文字记录。信是用日文写的，这段话翻译成中文如下：

“……不是你们（革命党）有错，也不是朝廷就对。这是我的迟疑。我不信皇帝有天命，但也不信造反的道理。试问，如果革命成功了，就一定更好吗？或许你们也和他们一样。我只希望你明白，每一次选择，都决定千万人的性命。”

这就是我太爷爷，一个“迟疑”的倒霉记者。直到变革发生前夜，他仍在迟疑。直到六年后，他打算结束职业记者生涯时，又想起这场遭遇——

“……彷徨数载，常怀此种心绪：人如树木，枝叶愈向阳舒展，根须愈深入黑暗之地底。或许，宣统三年目睹那场烈火之时，便已心怀此念，唯不自知而已。”

“……无职无业，无左无右，无所依托，唯入夜潜行。此乃以远生恩师所授笔墨技法，承开蒙师父铁云之夜行人志业。”

拼出这段故事，算是挖到太爷爷做夜行者的精神源头。我也总算搞清楚了一件怀疑已久的事：夜行者金木的真正师承是刘铁云，而不是黄远生[黄远生（1885－1915），原名黄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1913年，他在日本结识金木，成为好友。回国后，又与金木同在《申报》工作，在记者工作方面是金木的导师。1915年12月25日，他在旧金山唐人街广州楼内吃早茶，被人从背后近距离连射两枪，当场死亡。此案至今是未解之谜，一种说法是袁世凯派人刺杀；一种说法是他被革命党误认为袁世凯的亲戚而误杀；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他因撰写评论批判革命党，直接被革命党刺杀，命令直接来自高层。]。

1915年，黄远生于美国遇刺身亡。第二年，金木在上海度过一段消沉的生活，他辞掉《申报》工作，回到北京，宣告自己真正踏上夜行之路。

但正如他所说，黄远生对他的影响是在“技法”层面，而“志业”的继承，是来自他童年的开蒙老师刘铁云。

从1911年东北之行，到辞掉记者做了独立调查者，再到之后的十多年夜行生涯，他一直随身携带的《老残游记》，不仅仅是两卷书，也是他自认的信物。

刘铁云，就是刘鹗。他曾在《老残游记》中提到自己小说的写法：“野史者，补正史之缺也。名可托诸子虚，事须征诸实在。”

这正是夜行者的写法。

我曾在金木发表在1925年《白日新闻》上的一篇评论中，见到类似的说法：“不以春秋笔法，不做编造扭曲，唯以野史稗类之角度，辅以剪裁结构之法，做真实记述。”

没想到的是，在金木1929年的笔记中又提及这句话，说并非自己原创，而是借用于刘鹗的日记。

刘鹗一生写了无数日记。如今明确流传于世的只有一小部分，编辑为《抱残守缺斋日记》——抱残守缺斋是他的书斋名。

我在吉林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刘鹗集》和网上电子化的刘鹗日记中，并未查到这段话。这是因为，公开传世的刘鹗日记中，本就没有这段话。

传世的日记来自小说家刘鹗、甲骨文专家刘鹗，或水利专家刘鹗。作为夜行者的刘鹗日记却无人知晓。

当时的夜行者有条行规：所有的夜行记录，并不发表，也不随便示人。只能在临终前托付给可信之人，若要公布于世，需经继承者之手。也就是说，夜行者的记录，只能由继承了夜行这一行当的人才能公布。

当然，他也可以选择不公布。比如太爷爷，他拿到刘鹗的夜行记录，只在自己的夜行笔记里隐约提及，却没在有生之年公布。若是我没去追寻这段家族秘史，大概就永远湮没了。

1929年那篇笔记，便是金木纪念恩师去世20年而写，他提到了《抱残守缺斋日记》的阴本——也就是刘鹗的夜行记录。笔记里有段话，自述了两代夜行者的心得——

“铁云先生飘零风尘亦久之，夜行十余年，观世情，洞鬼蜮，扶助孤弱，力抗暴强。俯仰天地，无愧也。”

这就像对“夜行者”行当的定义，独立彷徨，却又以身犯险。

至于夜行者刘铁云在晚清的动荡世事中，都做过什么事情，就得等我整理完金木的《北洋夜行记》后，再来翻看《抱残守缺斋日记》阴本。

2017年8月29日

金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