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前南斯拉夫的邂逅，是我生命诸多偶然中的必然。我开始动笔写下这篇序言时，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所有关于“为什么要去南斯拉夫？为什么要写南斯拉夫？”的问题，我都可以用一种神秘兮兮的态度来回答：因为幸运。我幸运地在南斯拉夫找到了生命的共振，找到了一个火把，用以释放生命中躁动不安的那簇火焰。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有这样的机会的。终其一生，许多人也没有点燃那簇火焰，更不消说去寻找共振了。我却在而立之后的年纪，过早地(也许过晚地)找到了南斯拉夫，找到了生命中的火把。很多人总是好奇，我怎么会对一个如此遥远的地方萌生出这样强烈的情感，强烈到不得不倾诉，不得不书写。老实说，我自己也受了惊吓。

我一向不迷恋文本，不信任旁观。我信赖行动，更注重体验。我心里很清楚:人都是会说谎的。在我的价值天平上，说出的话，写下的字，重量远不及真实的行动所能带来的改变。我这么说，怕是要让许多人感到不适。但我相信，许多写作者的内心一定和我有着同样的怀疑：当你长久地困于书斋中，困于文字和图像的独裁王国中，困于信息的洪流中，如何坦诚地投入生活，如何在以肉身体验实在的困境之后，在用常识和经历过滤二手信息之后，真正抵达真实？不爱逃避的个性，让我执拗地追寻着某种虚无缥缈的“真实”。老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也相信这句话。2018年后，我去了巴尔干半岛，踏上了前南斯拉夫的土地。

接下去的问题是，为什么选择前南地区？形象地说，是数点火星引燃了火把。

这里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1997年，我上小学三年级，经常周末趁父母不在家，溜进他们的房间看电视。当时的中央六台电影频道有个栏目叫“流金岁月”，还有个栏目叫“佳片有约”，我人生中所有关于译制片的美好记忆，都来自于此。关于南斯拉夫的最初记忆，也都来自于此。《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这部“红色电影”我大概重看了五六遍，那时候我并不明白意识形态的含义，但是，忠诚、勇气、信念、团结、善良、为他人着想，这些今天也许不再被人重点谈论的价值观，却在一部老电影里，给予了我一种洗礼。

萨拉热窝的铁匠大街在清晨笼罩着薄雾；老钟表匠在清真寺庭院里倒下去时、大群白鸽从他身边飞起；纳粹军官失败后，站在黄堡的山顶感叹“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面对暴行、广场上所有的普通人都选择走上前去和纳粹对峙；老钟表匠决定代替瓦尔特赴死前、嘱咐徒弟要记得还一些欠账，临走语重心长地对徒弟再三町瞩“要好好干、好好学手艺，一辈子都用得着的，不要虚度自己的一生”……所有这些场景，对我来说，仿佛已经不是电影而已了，它们定格成我脑海里的某部分。后来，我真的去了萨拉热窝，见到了电影里“瓦尔特”粉演者巴塔的儿子——满脸和气的发福的中年银匠，和我激动地拥抱。我要如何告诉他，正是因为瓦尔特已经不在了，我才想来萨拉热窝。

第二个时间点是1999年。科索沃战争，北约轰炸南联盟，位于贝尔格莱德的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袭，三位中国工作人员罹难。我上小学五年级，已经对什么是正义和不公有了朦胧的认知。我记得那是5月8日，周六，电视里铺天盖地都是这则新闻。两天后的周一，上午第一节课是数学课，班主任王老师走进教室，严肃地说：“同学们，上课前我想问大家，知道周六发生什么了吗？”当时的我突然就激动起来，连手都顾不上举，僵坐在位子上，大声插嘴:“我知道！北约轰炸南联盟！”这时候，教室里不知哪个角落传来声音：“这个南联盟在哪里?和我们上数学课有什么关系？”

在安静的课堂上，声音清晰可闻，我相信每个人都听见了。我注视着讲台上的王老师，看他抿紧嘴唇，知道他有些动怒。教室里沉默了有一分钟工夫，王老师说出了至今我也不会忘记的一句话:“南联盟和我们的数学课有什么关系?我希望你们之中会有人在二十年后告诉我答案。”

当时，这是一句太过深奥的话，也许谁都没有理解。数学课开始了，我却整节课都在开小差。我苦思冥想，还是不懂，这个长相酷似周总理的班主任，这个生活清贫、每日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来上课的中年男人，这个每日照顾患病妻子的人，这个利用周末时间为同学们开设免费的园艺、刻章兴趣班的人，这个因为我不爱写数学作业而时常点名批评我的老师，内心保有的究竟是怎样的炽热火焰，以至于失常般地在数学课上做出这样的举动?

下一个时间节点是2016年。我已经做了记者。这一年对我很重要。这一年，我和三位外国作家做了深度访谈。第一位是2015年诺奖得主、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第二位是现已去世的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第三位是2019年诺奖得主、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

今天看来，这三位作家之于我，其不可预计的影响，着实让我吃惊。也许，理由论述充分的话，可以说服我自己(我认为，真正说服别人，是一种徒劳的期待)--和他们的对话，打开了我对前南斯拉夫那片土都地的不可遏制的探求之心。

从本质上说，和他们的对话，都是同一个主题的不同面向:爱与理解，如何被人为的边界所隔?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是我进入不同文本的初动力，也是我对这个世界最大的疑问。

对阿列克谢耶维奇来说，爱被“冷战”的边界所隔，这道边界让人们丧失了认知幸福的能力。即使边界突然消失，人们也已经不知道该如何自然地过日常生活，不知道除了忍受生命中无尽的痛苦之外，该怎样去闻一朵玫瑰花的香气。后苏联时代的人，已经被那道冷战边界规定了一生的路途。面对尴尬的历史转型和突如其来的“自由”，“很遗憾，我不记得从前有过任何好事情了”。

奥兹先生呢，这位以色列作家和我说了一个秘密-政治问题就是家庭问题。巴以冲突也好，巴尔干民族冲突也好，甚至是东方和西方的文明冲突，都是人类这个大家庭的内部冲突。有时候婚姻触礁，有时候兄弟阋墙，我们总是把自己当成受害者，把对方当成加害者，每个人都在说，“我比你更受伤害”。于是，在你和我之间，裂开了许多道边界，两边的人似乎都认为，这是不可弥合的。

在一定程度上，奥兹先生认为巴以冲突的解决之道，就是划定某种“边界”，如果不能做情人，就做邻居吧。希望有一天，边界两边的人，都可以邀请对方去家里喝咖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知道这种情景非常罕见。奥兹先生也承认他是理想主义的，真正的政治现状是，人类无穷无尽的愚蠢和不原谅导致了更多边界的产生。一分为二以后是更长距离的疏远和偏见，而非毗邻可及的交流和分享。“前南斯拉夫的悲剧已经说明了一切，边界是双刃剑。”奥兹先生曾这样慨叹。当我请他多说一些时，他选择保持沉默。

把政治问题简化为家庭矛盾，也许会被怀疑是某种思想上简单的白痴态，听上去可能只是软绵绵的浪漫化解释。政治选举，国际关系，民族矛盾，外交斡旋，军事行动，哪一个不是硬邦邦的“真问题”?然而，把这些似是而非的硬壳的本质隐喻化，不过就是家庭成员之间的较劲、站队、抱团、打架、和解罢了。毕竟，谁不是地球村的一员?

不过，真正让我下定决心去了解南斯拉夫的，是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2016年10月，汉德克先生来到中国。我为了能做好这位让人难懂的作家的访谈，提前开始了苦读。在四十多天时间里，我速读了汉德克作品已有的中译本共九部。相较那些在艺术造诣上更“纯粹”的小说和剧本，我唯独对《痛苦的中国人》这本难以定义的书印象深刻。

这是一本“名不符实”的书，收录了小说和三篇游记。其中，写于20世纪90年代的三篇游记，体现了他面对剧烈的欧洲政治动荡时作为一个作家的无畏和良知，笔端对准南斯拉夫解体后的巴尔干半岛，写解体在他心灵深处产生的震荡。这也是汉德克比较罕见的文学叙事直接涉及政治批评的代表作，它们把他推到了欧洲政治舆论的风口浪尖。

怀着几乎是震撼的心情，我把这三篇迷人的游记颠来倒去读到脱页。书页上也因此留下了咖啡渍、茶渍和面汤的痕迹（可见我的读书场景），但依然被我视若珍宝，放在案头。我无法表达，究竟是怎样的神秘的激情，把我牢牢吸引到这些勇敢而充满诗性的文字上。

1991年7月，南斯拉夫开始内战后不久，汉德克在《南德意志报》上发表了檄文《梦想者告别第九王国——一个逝去的现实：追忆斯洛文尼亚》；1995年底，南斯拉夫内战刚刚告一段落，他赴塞尔维亚旅行，并写下游记《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1996年夏，他再度前往波黑的斯雷布雷尼察，撰写了《冬日旅行之夏日补遗》。这三篇随笔无一不是从切身的体验出发，以真实的肉身感受真实的时刻，叙述了南斯拉夫解体后那片伤痕累累的土地上的真实画面。因为和西方主流媒体抨击塞族的一边倒报道形成鲜明反差，媒体对汉德克群起而攻之。

我却被这些诗意的、在眼前现实和脑中沉思之间来回跳跃的、跟随画面真实律动的文字占据了身心。在我眼里，每一个字都散发着质疑的气息。汉德克为什么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什么如此逆流而上，去往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国家，再写下如此针锋相对的文字呢？

带着巨大的疑惑，我渴望在和他的对谈中得到一些答案。由于某些原因，汉德克谈南斯拉夫的部分并不太多，但我感受到了那种被遏制在体内的激情(或者说激愤)，我想我完全理解一时常戏谑自己在媒体面前“需要扮演作家的角色”的汉德克，是很难在初次见面的媒体记者面前卸下心防，坦诚谈论深藏在他心中的南斯拉夫的。他也坦诚过，可是被伤透了心。他很早就选择不再公开谈论南斯拉夫，后面发生的事证明了他的明智——2019年获诺奖后，西方记者围在他的家门口，循环质问他，为何2006年要参加前南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葬礼，很少有人真正关心他的写作。

可能是受到了我执拗追问的感染，汉德克还是给了我某种答案：“我并不是像加缪那样的存在主义者，我是一个本质主义者。我的辩证法是，我必须得过另外一种人的生活，必须体验其他人。”

在信息搜索、资讯轰炸替代了肉身存在感的二手时代，我们怎样去甄别信息？如何从单纯的“占有知识”走向“真正理解”？如何打破信息和现实的边界，从而“感受真实的时刻”？汉德克的方式是体验。面对南斯拉夫解体后千篇一律的媒体报道，面对电视里经过了剪辑和筛选的雷同现场画面，他选择亲自一探究竟。

“在那里真的发生了什么？”这是汉德克关于南斯拉夫最核心的问题。重要的是质问，不是接受。重要的是体验，不是想象。重要的是反思，不是指责。那段不同寻常的前南之旅，汉德克的答卷显得格格不入，扎了许多“知道分子”的心，但他还是不依不饶地问：“我们这一代人该如何面对南斯拉夫呢？”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关乎真实欧洲的建构，关乎他那一代人是否能够真正获得成长。

真实欧洲的建构，或者父辈如汉德克那一代人的成长，并非我迫切好奇的事，但这其中透露出了一个更为逼人深思的问题：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人变得更好的可能性？换言之，阻碍理解的边界是如何生长出来的？我们怎样才能成为如汉德克所言的“坚定而开放”的新一代人呢？这是我最迫切的问题。

坚定而开放的新一代人，我非常期望自己成长为这样的人。那正邪难测的南斯拉夫之旅，对我来说，于是也成了一定要完成的旅行。我无意在此复述汉德克的见闻，因为我信奉体验——或者你亲自读一读，或者你干脆和我一样，亲自走一走。

从2018年到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前的2020年，我步履不停，走遍了前南斯拉夫六个加盟共和国，把塞尔维亚当作入口，只身一人走进了前南的历史腹地。“没有人了解塞尔维亚”，这是汉德克旅行后得出的结论。而我选择了这个国家作为起点，产生了和他类似的感受，在这个“失去父母的遗孤的巨大房间”里，我感觉到的是“返乡”。

实在是太神奇了，几乎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不通斯拉夫语的遥远的东方人，会在塞尔维亚产生一种热乎乎的感情。想来，如果我把这种热乎乎的感情倾诉给我的欧洲朋友们，收获的可能是怎样难以置信的表情。我曾先后和一个法国人、一个德国人以及一个瑞典人表达过这种情感，得到的回应都是差不多的——“你真勇敢，敢和塞尔维亚人做朋友！”

我从来不和塞尔维亚朋友说这些外界回应，在我看来，那话语会让人伤心。当一个民族被全盘下了否定式后，任何的雪上加霜可能在他们看来都已经是无关痛痒的冒犯；但我亲身体验了在后南斯拉夫时期四分五裂的土地上人们如何认真生活，目睹了那些经历20世纪90年代内战悲剧后的幸存者如何故作镇定地重新适应一个新世界，感受到历史幽灵的碎片穿插在日常生活的缝隙中，从而让彼此的嫌隙重新生长出新的边界，以致诞生的这个美丽新世界里，幸福感并未增添多少，凡此种种，让我对一刀切的肯定和否定都产生了排斥。

我所说的塞尔维亚，其实只是一个象征，它只是在现今印象上和“南斯拉夫”这个历史遗迹般的概念捆绑得最为紧密。事实上，这种对塞尔维亚的热乎乎的感情，也同时产生在其他加盟共和国的身上。我从塞尔维亚的城堡花园走入一幅残存的南斯拉夫画卷，穿梭在波斯尼亚的山谷和盆地之间，又另辟蹊径从“西方世界”进入画卷另一端斯洛文尼亚的森林深处，再乘火车晃到克罗地亚的平原上，带着几乎是逃跑的心情，奔向亚得里亚海岸边的达尔马提亚，在贫瘠却闪耀的喀斯特地貌上追寻历史的回声，最后，像是有一双无形的手牵引我闯入黑山和北马其顿，在苍茫如中世纪回声的洛夫琴山上，在瓦尔达尔河畔寂寞的群山之中，我试图把时钟再往回拨几圈，看一看南斯拉夫时代之前的巴尔干半岛，找一找这里是否真的还有从荷马史诗时代走出来的英雄。

眼前所见的篇章，并不是按照我的行走顺序排列的，它们是重组的结果，并且刻意缺席了黑山和北马其顿两个部分，还把塞尔维亚隐藏了一半。这是由两个原因导致的。首先必须承认，新冠肺炎疫情彻底阻碍了我继续深入黑山、北马其顿和古塞尔维亚腹地的计划。国际旅行变得遥遥无期，关于这三个地区的写作规划，被迫列入了下一个待办行程中。

但更重要的理由，是在写作主题的建构上。在我关于南部斯拉夫文化的写作计划中，黑山、北马其顿和古塞尔维亚（也包括波黑的腹地），它们是一个整体，是和颇为现代的“南斯拉夫”概念形成对照的“古巴尔干”，对于它们的讲述，我需要另一个声部，另一种表情。这是我不能在这本书里把两部分合二为一的原因。

如果说还没成形的“古巴尔干”是我心中的混沌地带，代表着东南欧土地上难以厘清的质素，相配的词语是原始、贫瘠、尚、无序、虔敬、粗豪，那么这本书所描绘的则是一片边界之地，它体现着某种过渡，从动荡走向平静，从废墟走向重建，从南斯拉夫旧梦走向欧洲新梦，从前的生活痕迹仿佛一夜之间蒸发，然而当下的生活逻辑却没有如想象中那般坚固。人们在和南斯拉夫告别，但不是特别清楚自己准备迎接的是什么。

这块边界之地，从历史维度上看，是东方和西方的边界，西罗马和东罗马的边界，宗教信仰的边界，是通常所认为的文明和原始的边界。从克罗地亚的“边屯区”朝着巴尔干的腹地延伸，在一条虚拟的文明分界线的两边，存在着人们自认为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方式，那是维也纳咖啡和波斯尼亚咖啡的分野，是BMW和Yugo[BMW，德国宝马牌汽车；Yugo，南斯拉夫汽车品牌，曾陪伴东欧人三十多年，现已停产。]的不同跑道，生活在两边的人对此有明确的自我意识：我们是这样的人，他们是那样的人。这里长久地受到一种观念的诱惑：我和你不一样。同时，它又经受着一种疑问的诱惑：我们可以假装边界不存在吗？

也就是在三十多年以前吧，这种“我和你不一样”的自我意识在日常生活中还根本无足轻重。如今，如果还有人在怀念那个不存在的国家，那也只是一种情绪罢了，如学者叶礼庭（Michael Ignatieff）说的：“许多人痛心地哀悼南斯拉夫的消逝，恰恰是因为这个国家曾经给予他们空间，令他们可以以非民族主义的方式界定自己。”我想，也许还能加上一句--许多人怀念南斯拉夫，可能是因为这个国家曾经消除了边界。

这种边界，是一种人为的观念折磨——为了分清楚“我和你不一样”，无数暴行假它之手，最终摧毁了南斯拉夫本身。而我，窒息于当代社会生活无处不在的“边界”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隔阂，就像徒劳地寻找救命稻草一般，想在前南那块寂寞的土地上，寻找一些“边界消失”的慰藉，虽然这种慰藉已经成为历史的遗迹。

寻找的途中，我经历着一种失望、惆怅和振奋的情绪循环。人与人真的是不可相通的吗？即便如此，我也想尽最大努力靠近彼此的边界。虽然我们已经知道南斯拉夫的结局是什么，但我想，能被人想起的，依然是记忆的细节，而非结果。当一个人回忆自己经历过的人生，许多粗粝的艰辛之石会从这张记忆之网中漏掉，留下的也许已经不是全貌，却是这个人最想留下的。当文本放弃了对一种“真相”的野心，它也许会获得另一种有温度的“真相”。

最后再说一些更加难以解释的东西。冥冥之中，我就是会被南斯拉夫吸引。自古以来，在这片土地上，人们既不愿意向西方妥协，又不愿意做东方的附属，无论境遇有多么不堪，他们总是在说“不”-他们并非不知说“不”的后果，但还是这么做了。对奥斯曼帝国的顽强反抗，对奥匈帝国的持续斗争，萨拉热窝的暗杀，1941年的反纳粹游行,1948年和苏联的决裂，1961年的“不结盟政策”，1999年北约轰炸贝尔格莱德时站在桥上手拉手大声歌唱的人群——几乎每一次说“不”，南斯拉夫这艘摇摇欲坠的大船都会晃得更为猛烈。在事实结果面前，这样的抗拒显得毫无必要，可偏偏就是这块土地，一次次冒天下之大不韪，以营养不良的躯体进发出巨大的毅力和热情。这样不合常理的能量，不管多么徒劳也千方百计想要在夹缝中寻觅“第三条道路”的勇气，就像是点燃我生命的火把。

行文至此，我做一点“补充声明”——书中引用的文献部分，比如学者叶礼庭的《血缘与归属》、巴尔干问题专家约翰·兰普的《南斯拉夫史》、历史学家托尼·朱特的《事实改变之后》、作家丽贝卡·韦斯特的《黑羊与灰鹰》、简·莫里斯的《欧洲五十年》、科尔姆·托宾的《走到世界尽头》、彼得·汉德克的《痛苦的中国人》、罗伯特·卡普兰的《巴尔干两千年》、休伯特·巴特勒的《巴尔干随笔》等等，无一不是作者从自己的亲身游历和体验出发，写下思索的结晶。它们或者成为历史类或政治类著述，或者写成游记类随笔。对于那片盘根错节之地的解读，每个人都调动了自己的生命经验，他们的理解无疑都是个人化的。而我的引用，是为了在相关行文所到之处，从我的生命经验和理解视角出发，提供更多元的阐述。因此，这些引用也是非常个人化的，如果有任何可能引起读者不解或者不适的地方，都是由于我的粗陋而导致，概由我本人负责。

我想，这部作品可能会被当成游记来阅读，对此，我也缺乏有力的证据表明这些主观的文字不是游记。不过，好像是沾染了南斯拉夫的精神气质似的，我又要说一声“不”了。如果你想从这里寻找关于东南欧的霁月光风和周游指南，我希望自己粗浅的文字能提供给你有限的享受；但我多么希望你要得更多，比如产生了对许多问题的思考，就像是：

如果没有边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彼此吗？坚定而开放的新一代人，在哪里呢？

---柏琳

---2022年4月3日北京第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