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o comfortable to live，至今我也没想好这个短语对应的中文。我刚从喧嚣的巴黎乘坐夜车抵达卢布尔雅那，在火车站大厅外看着眼前欧洲小镇样板画般的城市景观，这个短语突然自动进入了我的脑海，但我不知道怎么用中文表达。细雨不停的春天早晨安静得出奇，除了汽车经过石板路溅起的水花重新坠落在石头上发出轻微的碎裂声，这个城市像一个心甘情愿的失语人，她的生活秩序里不需要众声喧哗。

在斯洛文尼亚语里，卢布尔雅那的意思是“一个被爱的地方”，它的发音听上去和它的语义同样温柔，你需要稍稍嘟起嘴，让声带振动产生的气流轻轻穿过嘴唇围成的小圈，于是念这个城市的名字就像一个牧羊人在吹他心爱的长笛，千回百转。据说，居住在卢布尔雅那的人，真的都有被爱的感觉。

斯洛文尼亚是镶嵌在中东欧花色地毯中间的一块不显眼的墨绿，四圈都是绚烂的大团色块——周身被意大利、奥地利和匈牙利团团围住，伸出一只脚踏入亚得里亚海，另外一只脚也没有忘记钩住她的斯拉夫同伴克罗地亚。在古老的斯拉夫起源和欧洲生活经验的撕扯之间，斯洛文尼亚始终维持着她动人的体面和宁静。首都卢布尔雅那，如同这个优雅小国的灵魂微雕，她守在阿尔卑斯山脚，面朝下游的萨瓦河，眺望着碧蓝如眼泪的亚得里亚海，目送着古老的斯拉夫情人渐行渐远。她曾经爱过他，后来爱情消失了。

在这个城市，一切景致都有恰到好处的尺寸——无甚壮观，既小且美。神态安详的斯洛文尼亚人在干净的砖石街道穿梭漫步，你听不到高谈阔论的声音，也看不到狠狠抽烟的表情——那种在巴尔干其他斯拉夫人的城市里经常可以看见的难以被驯服的表情，在卢布尔雅那已经绝迹。住在这里的斯拉夫人，血液里的野性因子在多雾森林和晶莹湖泊的熏染下，在心满意足的世俗生活中，悄悄发生了变异。他们早就是理想的欧洲人，文明的，安静的，理性的，微笑的欧洲人。

到这个地方寻找前南斯拉夫留下的情感痕迹，我觉得自己有点傻，很可能什么都找不到。1955年，作为南斯拉夫联邦中斯洛文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府，卢布尔雅那被铁托授予“英雄城市”的称号。1991年，斯洛文尼亚宣布独立，卢布尔雅那成为一个主权国家的首都。她卸下了“英雄”的重负，因为她从来不想做一个英雄。

卢布尔雅那和克罗地亚的首都萨格勒布（Zagreb）一样，从火车站出来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民族英雄骑着高头大马的青铜塑像，可塑像的气质大相径庭。萨格勒布火车站广场上的塑像刻画的是超人和武士形象合一的开国国王托米斯拉夫（Kralj Tomislav），他手持利刃直指天空，带来一种刻意彰显克罗地亚民族意识的紧张感。卢布尔雅那的这座骑像则低调而沉静——我甚至很尴尬地不知道他是谁一个绅士打扮的瘦削的男人，一手叉腰，另一只手轻抚着马颈上浓密的鬃毛，姿态像一个在河边漫步的轻骑兵，你怎能说他是咄咄逼人的民族斗士呢。雨中的塑像泛着黯淡的乌青，随时就要和身后黑白灰色调的现代大楼融为一体。天地之间，都是淡淡的表情。

我的住处在城郊，但卢布尔雅那实在太小，从火车站穿过旧城中心，再到郊外，直线距离不过2.2公里，步行四十多分钟就到了。马路上的车开得不疾不徐，虽然是周一早晨，但看不见汹涌的人潮和车流，我的步子也迈得悠闲。沿途有几条小街的中心被圈了起来，竖起的建筑围栏提醒行人此处正在修路，而修路工人还没有到上班时间。透过围栏空隙，能看见被撬开的路基裸露出了泥巴，所有的土块都被细心地罩上了一层透明网纱，显然是为了防止夜间的风吹起沙土。卢布尔雅那地处群山环抱的盆地之中，春天夜里时常刮来山风。虽然此刻细雨绵绵，湿漉漉的网纱派不上什么用场，然而，在巴尔干半岛的其他城市，频繁改造的马路很少会得到这样的照顾，土块大多无辜而横七竖八地暴露在外面。

这个被爱的地方，面积902平方公里，人口不到30万，据说是欧洲人口密度最低的首都之一。这个地区已知最早的定居点，是青铜时代建于水上的一片木屋。公元15年，罗马帝国在这里建立艾摩那殖民地（Colonia Iulia Aemona），452年，艾摩那被“上帝之鞭”阿提拉大帝率领的匈人所毁。6世纪后半叶，南下的斯拉夫民族的一支斯洛文尼亚人抵达此地。

整个中世纪没有多少关于斯洛文尼亚人的记载，他们曾被阿瓦尔人奴役，后归属于西斯拉夫人萨摩的公国，最后臣服于法兰克人的统治。在法兰克的查理大帝统治下，斯洛文尼亚人皈依了西方天主教会。随着日耳曼人的影响与日俱增，斯洛文尼亚地区变成了日耳曼殖民地。

13世纪开始，哈布斯堡家族逐步发迹。在得到奥地利之后，这个历史上争议颇大的日耳曼家族开始了长达六个世纪的版图扩充历程。14世纪，斯洛文尼亚被奥地利吞并，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的世袭领地。从1335年到1918年的近六百年内，除了1797年到1813年间因法国大革命而奏响的“拿破仑插曲”之外，卢布尔雅那一直处于奥地利的统治之下。但法国短命的占领为斯洛文尼亚人带去了民族觉醒的情感萌芽。声名狼藉的奥匈帝国在“一战”之后迅速崩溃，卢布尔雅那成为“第一南斯拉夫”（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中的斯洛文尼亚的首府。“二战”中的南斯拉夫王国曾有被纳粹蹂躏的屈辱历史，卢布尔雅那也曾有过至暗时刻——“二战”时，这座城市也有一个和法国的维希政府一样和纳粹合作的伪政权。

后来的历史越来越清晰，斯洛文尼亚游击队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卢布尔雅那。1945年，该市成为“第二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中的斯洛文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府。1991年，一场温和的“十日战争”后，卢布尔雅那牵起斯洛文尼亚的手，冷静地甩开了身后那个庞大却虚弱的南斯拉夫。她的自由在西方，她离开的心情是如释重负。

我朝着城中心的河流走去。卢布尔雅那河穿城而过，从西南流向东南，如同一条弧形腰带缠绕着半个城市。奔腾的河水流经此地，染上了斯洛文尼亚人的脾气，一副被驯服了的模样。某些时刻，恍惚间河水会突然静止，成了城市的一面碧绿铜镜。河道狭窄，用石头和水泥铺就，沿岸有弱柳零星点缀，六条街道在此汇合为卢布尔雅那最有浪漫气息的普列舍伦广场。这个漏斗形的广场曾是中世纪的城门所在地，如今它的中心伫立着斯洛文尼亚民族最伟大的诗人弗兰采·普列舍伦（ France Prešeren，1800—1849）的青铜塑像，于是，广场变成了这个最不喜欢强调民族情感的国家用来浓缩民族情感的地方。

诗人普列舍伦留着一头贝多芬那样的鬈发，手握一本诗集，静立沉思。他身后的头顶方向，高高地坐着一位女神，女神的手里拿着希腊神话中象征“阿波罗荣耀”的月桂树枝，要为诗人加冕。女神上身赤裸，丝缎般的头纱垂于腰际，曼妙纤细的身姿微微倾斜，就像安徒生童话里那位海的女儿，想要悄无声息地给她的情郎洒下月光般的荣耀。可诗人的眼睛却只是忧郁地看向远方，看向广场另一端的一座女性塑像，她叫尤利娅，诗人的毕生所爱。生性炽热奔放的诗人终生都没能打动这位佳人的芳心。

他更无法知道，当自己的塑像在19世纪的广场上竖立起来时，掀起了怎样的轩然大波（普列舍伦在1849年2月8日猝然去世）——诗人背后的那座女神塑像，是雕塑师以一位裸体模特为原型来塑造的。在信奉天主教、民风保守的19世纪的斯洛文尼亚，这个勇敢的女孩成了卫道士口诛笔伐的对象，尤其考虑到塑像所在的位置旁侧就是庄严的天主教堂。害怕被口水淹死的女孩，只能黯然逃离，移居美国，40岁那年郁郁而终。

一生未得所爱的普列舍伦却得到了所有斯洛文尼亚人的爱。他出生在农家，成长于田野，性格里充满了泥土的朴实芳香。他早年去维也纳求学，修读哲学和法律，欧洲的思想和文学经过他的传播，大大促进了斯洛文尼亚民族文学的复苏。他写起诗来真挚热烈，抒发人民对自由的渴望和对光明的憧憬，有非常强烈的感染力。斯洛文尼亚人谈起他来，总是不忘记告诉别人，普列舍伦是国歌之父——1991年斯洛文尼亚独立后，当局用了他1844年一首长诗中的一节来谱写国歌。诗歌里写道：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 / 所有的战争都消失 / 所有的人们成为自由的同胞。

斯洛文尼亚人热爱自由，但这份热爱中缺少激烈的东西，似乎他们的爱天然就携带着宁静的基因。和邻国克罗地亚不一样，和另一个近邻塞尔维亚也不一样后两者虽然认为彼此迥异，骨子里却含着同样的斯拉夫激情。斯洛文尼亚人很少会做出那些破釜沉舟的反抗举动，他们只是像平静的古希腊人那样，听凭直觉追寻着自由之风吹来的方向。这是一种随风而舞的姿态，而不是用力过猛的民族情怀。

我很想知道，这种宁静的爱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因为什么而产生，又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和他们相比，克罗地亚人就像是罗马战士，而塞尔维亚人简直是从荷马时代走来的英雄。我的意思是，斯洛文尼亚对我来说，完美得像是一个失真的梦境般的存在。我不能确定这究竟是不是一种溢美之词。在这个依然频繁战乱和动荡的世界上，当我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童话故事里才有的仙境小国的仙境城市，而这块土地又居然曾和“火药桶”南斯拉夫血脉相连，我真的会怀疑自己的眼睛和鼻子-硝烟仿佛从未降临，事实证明血缘和归属完全可以分道扬镳。

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Colm Tóibín）曾在1993年南斯拉夫内战时到过卢布尔雅那。即使是在那个硝烟最盛、战争最白热化的年代，托宾在这个城市也完全没有感受到一丝一毫的混乱。他从头到尾都处于一种难以置信的恍惚状态，甚至觉得斯洛文尼亚没有战争。他把作家马克·汤普森（Mark Thompson）那本论述南斯拉夫衰亡的著作《纸屋：南斯拉夫的终结》（*A Paper House: The Ending of Yugoslavia*）作为了解这个地区的旅行读物。马克·汤普森是一个在克罗地亚居住多年的英国人，南斯拉夫灾难来临时，他写下了这本书。托宾曾在自己书里的其中一个章节《斯洛文尼亚之春》中，转引汤普森的话：

在斯洛文尼亚，农业部只有一条电话线路，国家电视台的足球评论员在周一到周五是家庭医生。遍览国家美术馆的作品只需半小时。[（爱尔兰）科尔姆·托宾,《走到世界尽头》，温峰宁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1月，214页。]

在这样一个袖珍国家的首都，托宾觉得很舒适。抵达卢布尔雅那之前，他在邻国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住了几天，那儿的气氛让他压抑。一旦离开了克罗地亚，他立刻感到“远离了东欧的诡异”，在的里雅斯特（Trieste）慵懒的西欧氛围中休养了几日后，他来到卢布尔雅那，下意识里认为自己重回了欧洲。是的，克罗地亚还是“东欧”，而“东欧”是个什么存在，究竟是否属于欧洲，他也说不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卢布尔雅那，日常生活收复了它在东欧的失地。

托宾曾怀疑斯洛文尼亚是“博尔赫斯虚构的国度”，它很可能随时会消失。当他漫步在卢布尔雅那颇负盛名的“三重桥”上时，他确信这里不会是博尔赫斯的虚构。在柏林墙倒塌后出现的许多新国家之中，斯洛文尼亚显得与众不同，它没有激烈的转移和过渡，没有产生从一种意识形态一夜之间变成另一种意识形态时不可避免的震荡感，没有人头攒动的广场集会，没有激情澎湃的电视演说，生活在今天和昨天一样，明天也会和今天一样。现在是2019年4月的某个星期一，人们在“三重桥”上踱步，钻进河岸两边的咖啡馆、美术馆、画廊和商店，跑到河岸一侧的“一廊”——一栋用作封闭市场的两层石砖小楼——去“赶集”，那里的固定摊位货品展销琳琅满目，从农副产品到手工艺品不一而足。1991年宣布独立时，卢布尔雅那的生活也是这么过的。人们珍惜并满足于平凡的市民生活，珍惜平静。

缺乏某种明显的历史分野，生活就像那条在静止中缓缓流动的卢布尔雅那河，也或许“三重桥”的设计理念更贴近斯洛文尼亚人的生活艺术所谓“三重桥”，就是彼此挨着但走向稍稍不同的三座白色的桥。相传这里原本只有一座始建于13世纪的木板桥，1842年改建为石桥，但因其地处城中交通要塞的缘故，小石桥不堪其重，终于在1931年斯洛文尼亚著名建筑师约热·普雷赤涅克（Jože Plečnik）的全新设计下，原来石桥的两侧各自添加了一座附桥，三桥两头相连，相隔咫尺，浑然一体。

从空中俯瞰，三重桥是大写英文字母M的形状，它的尺寸有点尴尬，站在平地上，照相机从任何角度也没办法把三座桥都收进镜头里。它的外观平淡无奇，如同三条分岔的马路，走近了又觉置身街心花园。如果不看河，很难把它当作桥。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景观，充当了卢布尔雅那城区的中枢。三重桥连接着城市两大中心广场，两头遍布文艺复兴、巴洛克和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各式建筑。喜欢骑自行车的斯洛文尼亚人，随意地把自行车倒在桥头，大步流星走向桥边那条满是咖啡馆和酒吧的长街，沉溺到日以继夜的舒适中。明亮的白天，温柔的夜晚，沉静的河流，俊俏的教堂尖顶，低声呢喃的人们……一种与世无争的欧洲小镇的逍遥气息久久不散。

1991年6月25日的晚上，斯洛文尼亚宣告独立时，许多人从家里走出门，来到三重桥边的广场和河廊，一起吃晚饭庆祝。独立不是一夜之间的事，如果你向那些经历过南斯拉夫分裂的斯洛文尼亚知识分子问起有关独立的事，他们也许大部分都会给你一个比想象中更温和的回答。他们会说，不，我们不是分裂南斯拉夫的人，不是导火索，也不是罪魁祸首。独立不是一种明确的计划，而是各方面情势同时发展的结果。事情就是这样成了。

铁托死后，20世纪80年代的南斯拉夫内部加快了酝酿“自然爆炸”的进程，当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开始掌权时，斯洛文尼亚人确信自己嗅到了不祥的味道——本来，与其他共和国相比，斯洛文尼亚一直最西化、生活水平最高、失业率最低。然而，1980年以后它的经济增长率受到其他共和国的拖累而大幅下降，南斯拉夫的主体塞尔维亚在一系列想要力挽狂澜的经济改革中，牺牲其他共和国的利益，让大部分的钱都流向了贝尔格莱德。仅占南斯拉夫人口8%的斯洛文尼亚人负担了联邦预算的四分之一，这对他们来说，真的有点太多了。

从1989年开始的东欧共产主义政党连续垮台的阴影波及了南斯拉夫。在铁幕缓缓下降的时刻，自由的因子蠢蠢欲动。在1990年的春天，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宣布改成多党制的自由选举，南斯拉夫共产党在这两个共和国的选举中惨败。即便如此，温和的斯洛文尼亚人也没有想用武力来“脱身”。他们厌恶流血，厌恶“积极”的东西，宁可一步步“消极”地脱离南斯拉夫。他们从来不是激烈的民族。在小小的两万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个小而美的国家拥有阿尔卑斯山的雪峰，亚得里亚海的港湾，巍峨的喀斯特高原，以及潘诺尼亚平原上童话般的乡村。此外，绵延的森林和如梦似幻的山雾无限柔情地包裹着它，富庶的人民并没有什么动力非要把生活过得像一场暴风骤雨那样。

即使在历史上和神圣罗马帝国关系密切，做过意大利的附庸，还被奥匈帝国统治了几百年，斯洛文尼亚人的反抗却常常意兴阑珊。在16世纪席卷欧洲的宗教改革中，很早就皈依了天主教的斯洛文尼亚的确也留有反抗的痕迹。新教学说在大部分贵族和城市居民中颇受拥护，到处都设立了新教学校。斯洛文尼亚宗教改革最鲜明的特点不在那些教义，而在语言——使用斯洛文尼亚语是改革最重要的成果。那些教养良好的天主教徒其实早就不是什么非理性主义者，对于他们来说，关注生命的存在与美感，才是更重要的民族特性（如果当时有这么一种民族特性的话）。1555年，斯洛文尼亚人普里莫日·特鲁巴尔（Primož Trubar）将《新约全书》译成斯洛文尼亚语，并以斯洛文尼亚语出版了许多赞美诗集和教义问答。文教上的革新，而非具体的宗教事宜改革，至今依然是斯洛文尼亚人引以为傲的事。他们甚至认为宗教改革是一场属于文学的革命，而文学一直是斯洛文尼亚最受尊敬的艺术形式。

诚然，宗教改革在这里也遭遇了反宗教改革势力的镇压，大量的斯洛文尼亚语文献被视为异端邪说而被焚烧，许多著作都消失了，成千上万的新教教徒被迫害，斯洛文尼亚重新成为纯粹的罗马天主教区域。然而，反宗教改革运动在这里更多是一种政治上的宣示主权行为——奥地利统治者不会允许一切在宗教改革名义下寻求自治的做法，罗马教廷也需要挽回颜面。但是，理性精神已经在这里扎根，世俗性被注入斯洛文尼亚人的性格，成为一种关键的镇静剂。这种镇静剂也改变了他们的基因构成，和信奉神秘主义的东正教信徒塞尔维亚人相比，他们缺乏向死而生的献祭精神，和同样是天主教徒却没有经历宗教改革的克罗地亚人相比，他们又缺乏狂热的信念。

激情的缺失，导致斯洛文尼亚民族早早地和“斯拉夫性格”分离。那些有神启性质的、浓烈的、锐利的、凶猛的、昂扬的东西，到了这个国度，仿佛都能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被称为“龙城”的卢布尔雅那，城市标志、城徽、旅游纪念品上都绘着翼龙，老塔楼、教堂和城门上布满翼龙的浮雕，最著名的是城里建于1901年的龙桥。这座古朴的石桥位于三重桥的东侧，是卢布尔雅那的象征。桥头两端的四根柱子上立着四只威风的青铜翼龙，张牙舞爪，怒目圆睁，却不见恐怖感。传说中，在古希腊时代，一艘名叫“亚哥号”的大船在海中遇险，船员逃难辗转到此，齐心协力打败了此处的龙形异兽，之后在这里定居，而被制服的异兽成为城市的守护神。

龙桥建于20世纪之始，为了表达对奥匈帝国皇帝的尊敬，原本被称为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禧桥，是一座具有新艺术风格的大桥。百年流转，大桥坚固如昔，桥头翼龙的神情已经和神兽的霸气或邪气不沾边了。在城市观光明信片、冰箱贴、咖啡杯或其他形形色色的旅游纪念品上，瘦削的翼龙发了福，更像是“小神龙俱乐部”[迪士尼公司制作并运营的中国儿童节目。]里的吉祥物。

我突然记起了卢布尔雅那城堡的吉祥物，一只活了五百多年的小老鼠，和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弗里德里克三世同名。15世纪，弗里德里克三世建立了卢布尔雅那主教区，还在附近的城堡山修建了一座要塞，用来防御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入侵。那座要塞就是今日卢布尔雅那城堡的前身，里面有一座城堡该有的一切：自流井、塔楼、宫殿、蓄水池、教堂和中世纪监狱。整个19世纪以及20世纪上半叶，城堡里的中世纪监狱被用作贵族地牢，关押不听话的斯洛文尼亚贵族。而我们的小老鼠弗里德里克，五百多年来一直生活在这里，靠着灵巧身姿和敏锐知觉，成了城堡里的编年史家。

传说令人莞尔——这只老鼠最喜欢窝在伊拉兹马斯塔楼里，塔楼底部就是贵族地牢，小老鼠是身陷囹圄的囚犯们的知心密友，囚犯们和它分享一切关于爱与黑暗的秘密。弗里德里克在城堡的隐秘角落穿行，于暗夜中观测历史的诡谲和人心的变幻。它是一只善良而有尊严的老鼠，认为自己身上流淌着斯洛文尼亚贵族的血液，于是决定用双脚直立行走。漫长的岁月给弗里德里克增添了几根灰白的胡须，却没能掠走它招牌式的快乐笑容。吱吱……吱吱……他们说，今天去探索城堡的人，还能依稀听见小老鼠弗里德里克出来打招呼的声音。

也许，任何激烈的东西到了卢布尔雅那，都会成为温柔的存在。这是一个接受驯服的过程，但斯洛文尼亚人并不觉得“驯服”是一种遗憾的结果，他们不是这样理解自己的“民族性”的。这个国家的历史轮廓，就像三重桥的“M”里那两道平稳的直线，发生过小角度的倾斜，延伸路径各异，却都最终通向铺有漂亮石砖的市民广场。暗流涌动的历史之水，在桥面之下被消了音，生活只发生在桥面之上。

一个霏霏细雨的夜晚，我和卢布尔雅那大学的女教授维斯娜相约河畔，在著名的洛丽塔甜品店见面。我记得那个夜晚，若有若无的春雨像小松鼠的尾巴尖，轻抚行人的脸。不远处70米高的城堡山上，卢布尔雅那城堡面向山下的城市，散发柔和光晕，把河畔烘托得犹如插画背景，石砖路面被雨水洗刷得晶晶亮的。一个打扮成卓别林模样的街头艺人，在三重桥的栏杆边灵动地挥舞长柄雨伞，跳着自创的踢踏舞，皮鞋踩在石砖上，发出“踢踏踢踏”的清脆声。维斯娜骑着脚踏车，像一阵风一样穿过桥面，赶来赴约。

她50来岁，娇小的个子，梳一条油亮的栗色长辫子，喜欢用有点跳跃的姿态骑车和走路，有一种和她的年龄毫不相符的天真烂漫。可是一旦开口说话，黑框眼镜背后的眼神就会显露出浓郁的书卷气。维斯娜在大学里教一门叫作“文化政治学”的课程，在卢布尔雅那市区有一间面积很小但很舒适的公寓，窗外就是美丽的街心花园。她的家族世代居住在这里，家族里人才辈出，有科学家、教授、艺术家，还有运动员。

身处这样一个富裕的小国，维斯娜却并不愿意过某种物质至上的生活。她说，她的家族里都是典型的现代斯洛文尼亚人——“避免让自己的生活沾染上任何‘主义’的色彩，无论是姓资还是姓社”，真切地希望远离“东欧的教条”，即那种认为“从冷战的铁幕下获得解放的人，会不顾一切地奔向物质主义”的观念。

“斯洛文尼亚人生性自由，教条捆绑不了我们。也许你会说，我们历史上被日耳曼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统治了那么久，早就很听话了。我认为这不是真的。斯洛文尼亚人的自由是珍藏在内心的，从没有被夺走过，就像冰心里包裹的火苗。”维斯娜为自己说了这么一个听上去很美的比喻而有些得意。她摘下开心果蛋糕上的红草莓，一颗一颗地扔进嘴里。

从洛丽塔甜品店的天花板高高垂下的串串黑色樱桃形吊灯簇拢成调皮的光圈，粉色的墙壁被映衬得愈加甜美可人。客人坐得满满的，他们和维斯娜一样，姿态闲适。偶尔有人转身看向窗外温柔的河流，表情淡淡的，却是心满意足的样子。

我最感兴趣的就是斯洛文尼亚人的“民族性”。在我眼中，他们是令人困惑的巴尔干人，也是令人困惑的欧洲人——不像巴尔干人那么激烈，可似乎也没有西欧人那么注重理性。维斯娜很愿意回答我的问题：“奥地利和意大利都统治过斯洛文尼亚。都说奥地利人井井有条，意大利人浪漫多情，可我们也有自己的优点呀！你不能否认我们就是生活在巴尔干半岛上，对不对？巴尔干半岛的地域因素，斯拉夫人的基因，这些给斯洛文尼亚人注入更动态更有活力的元素。至于生活理念，我们并不遵循日耳曼人那套刻板的传统，因为我们更有想象力。斯洛文尼亚人讨厌按部就班。也许秩序是启蒙运动留给欧洲的文化遗产，可是我们并不会全盘接受这样的遗产。”

维斯娜认为，无论是在南斯拉夫王国还是在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无论哪个时代，这个所谓的巴尔干共同体中的其他部分都不能很好地理解斯洛文尼亚。“文学，艺术，语言，教育，这些才是我们最在乎的东西。不是抽象的‘民族’，不是自我催眠的狂热宗教信仰，也不是那种三天三夜大摆宴席招待亲友的‘热情’礼仪，当然，更不是战争。塞尔维亚人误解了我们，他们以为我们一心‘攀西方的高枝’，想要甩掉受苦受难的兄弟。克罗地亚人误解了我们，以为我们和他们一样，也会为了某种可笑的‘民族性’或‘天主教的神圣’而肝脑涂地。事实上，斯洛文尼亚人并不对自己的民族抱有特别强烈的情感。如何优雅而有尊严地过日子，在内心保有与森林湖泊共呼吸的那份自由的感觉，如何让生活轨道不失去控制，这些才是我们最需要努力的，而且，这和你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有什么关系呢？”

现代民族意识觉醒的一把火，从19世纪燃烧到20世纪中叶，其中大部分时间，斯洛文尼亚处在奥地利人的统治下。19世纪早期，法国大革命传播的自由主义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斯洛文尼亚民族觉醒的深度，其后拿破仑在这里推行的一系列尊重斯洛文尼亚语言的举措，让斯洛文尼亚人愈加确信了自己的“民族主义”应该聚焦于文化领域。尽管随后奥地利统治的复辟结束了这里自由主义的政治倾向，然而想象力十足的斯洛文尼亚人另辟蹊径，从日耳曼文化里寻找自我身份认同一歌德和格林兄弟的文学作品激发了他们对本地文化传统的兴趣，在德语化的粗鄙方言中，他们还得到了发展斯洛文尼亚语文学的灵感。对于斯洛文尼亚的知识分子来说，民族意识的觉醒主要是一种文学的觉醒。

这也许没什么奇怪。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其论述民族主义起源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中，转述了英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威廉·塞顿-沃森（Robert William Seton-Watson）的结论，“19世纪是方言化的辞典编纂者、文法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家的黄金时代”，他自己进一步断言，“这些专业知识分子精力充沛的活动是形塑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关键”[（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69页。]。斯洛文尼亚的幸运在于，他们体内的民族主义烈焰，几乎不曾引发高亢骇人的大爆炸。

尽管1867年的“奥匈协定”保证了日耳曼人优于斯洛文尼亚人的地位，然而帝国政府在文化方面对斯洛文尼亚人还是做了很多让步。斯洛文尼亚人的不满情绪始终集中于教育问题——他们强烈要求在卢布尔雅那建立一所大学。然而，这种不满情绪却一直没有到达过其他南部斯拉夫人那样的高潮，斯洛文尼亚人不喜欢把任何诉求变成流血事件，他们对革命没有执念。

1989年，就南斯拉夫的未来所提出的新型“国家联合模型”遭到拒绝，对于失望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来说，和南斯拉夫分手似乎成为唯一的结局。1991年6月25日晚，斯洛文尼亚单方面发表了从南斯拉夫独立的宣言，之后由于边界关卡问题和南斯拉夫政府发生武装冲突。这场冲突从6月27日开始，历时十天左右即宣告结束，史称“十日战争”。这是一场在被巧妙挑起的短暂对抗后赢得完全独立的战争，它甚至不像一场真正的战争——以斯洛文尼亚18人死亡对南斯拉夫44人死亡为代价，斯洛文尼亚的独立被贝尔格莱德正式承认。

就连战争也有一个温和的版本，维斯娜觉得她的祖国真的很幸运。而我对这场战争的温和性质有些迷惑不解，虽然国际上通行的解释认为，是民族构成的单纯性——在斯洛文尼亚，斯洛文尼亚人占了90%以上，南斯拉夫中98%的斯洛文尼亚人都住在自己的共和国中——让斯洛文尼亚的独立名正言顺。高度单一的民族构成符合民族自决原则，具有国际法上的正义，就连叫嚣着绝不让南斯拉夫分裂的米洛舍维奇，也对斯洛文尼亚的独立抱着乐观其成的态度——在他的“大塞尔维亚”野心蓝图里，只有斯洛文尼亚不在其列，似乎这个共和国从源头上就是南斯拉夫的远房亲戚，分家也是早有心理准备的。

马克·汤普森在《纸屋》中写道：“斯洛文尼亚人利用南斯拉夫壮大了自己，他们是南斯拉夫衰亡的唯一受惠者。[转引自科尔姆·托宾,《走到世界尽头》，217页。]”维斯娜对此非常不认同：“在南斯拉夫的这场悲剧里，只有受害程度的差别。当米洛舍维奇掌权时，南斯拉夫变得风声鹤唳，因为他谋求的是用某种‘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观念来代替南斯拉夫统一体，于是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说，不，我们想要邦联制（Confederation）[由若干独立国家组成的松散国家联盟。]，请让我们彼此保持松散的联系，但我们依旧在一起。那些指责斯洛文尼亚的人必须明白，斯洛文尼亚并不是要抹去南斯拉夫的存在，相反，我们是想用邦联制的形式来最大可能地保存这个‘南斯拉夫国家’。我并不是说这种形式一定行得通，但是起码要试一试。然而，马其顿和黑山完全不去思考这种可能性，选择站在塞尔维亚一边。至于波黑，原本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一环，可还有比他们更可怜的人吗？他们也渴望摆脱来自贝尔格莱德的控制，他们本来应该站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这边的。可是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归顺塞尔维亚，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一旦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真的离开了南斯拉夫，自己只能和马其顿、黑山这样更虚弱的共和国相依为命，听候塞尔维亚摆布了。现实情况是，南斯拉夫内部看似势不两立的矛盾导致了内战的发生，而波黑又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维斯娜说，历史的发展走向已经证明，到底谁是输家。但我依然觉得这不是输赢的问题。撕裂的波黑是南斯拉夫大家庭中最令人心碎的成员，而斯洛文尼亚，无论是在地理位置还是在心理距离上，都更像一个对大家庭依恋最少的亲戚。

当然，从历史上看，斯洛文尼亚对南斯拉夫的爱之真诚性不容置疑，虽然亲南斯拉夫的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不无讥讽地说：“斯洛文尼亚国家从自身没有闪现过一种思想的光芒，无论如何直到出现坦克和炸弹武力之前没有过。”8但是，进入20世纪后，斯洛文尼亚越来越想为民族事业做得更多。1908年在萨格勒布发生的那场奥匈当局旨在污蔑斯拉夫人的臭名昭著的审判[1908年著名的“阿格拉姆审判”（“阿格拉姆”即萨格勒布的奥地利名称），20世纪初奥匈当局迫害居住在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的一起事件。53名克罗地亚的塞族人被奥匈当局指控与塞尔维亚的自由塞尔维亚人密谋，试图反抗奥匈帝国，指控的公诉方公然做伪证，在维也纳法庭进行了一场诽谤诉讼，公诉方带来的270个证人也几乎都是克罗地亚人。该审判引起的轰动加剧了克罗地亚境内的动乱局势。]，让斯洛文尼亚人义愤填膺；同年里奥匈帝国吞并波黑的举动，更是在卢布尔雅那引起了骚乱。随后，塞尔维亚又在争取民族解放的巴尔干战争中漂亮地赢下了全局，这一切都让斯洛文尼亚对于靠拢一个“南部斯拉夫人的理想国”的渴望变得真实而迫切。

“从前的爱是真的，后来的失望也是真的”，维斯娜乐于用一种女性化的方式去解释政治，这和许多男性知识分子很不一样，她喜欢用情感模式来帮助别人理解现实。我告诉她，她让我想起了自己挚爱的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他擅长运用破解两性谜题和家庭困局的方式来理解巴以冲突。“他会告诉你，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冲突，就是两个好人无法相爱的错误，如果他们不能相爱，就只能做邻居。”我怅惘地和维斯娜说。而她也有一个关于斯洛文尼亚和南斯拉夫的版本：

“斯洛文尼亚并不是南斯拉夫大家庭的土生子，不过你说的‘远方亲戚’也不合适。斯洛文尼亚是南斯拉夫自由的情人，我们有迥异的民族性格、生活习惯，我们有独立的语言。请注意，语言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前南时代，我们的兄弟国家几乎没人听得懂斯洛文尼亚语，在军队里，发号施令的语言只能是塞尔维亚语，不能用斯洛文尼亚语，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无法忍受的。

“我知道，现在的克罗地亚、波黑、黑山等国都在拼命‘创造’自己的语言，但其实他们的语言和塞尔维亚语难以区分，几乎就是同一种语言！可斯洛文尼亚，不，我们与众不同。我们不容易激动，我们是稳定的，可以被信任。我们是温柔的，曾经为了情人庇护我们的那份勇敢而甘心委身于他，可一旦发现这个情人自以为有权利对我们粗暴地予取予求，他的英雄形象就消失了，我们会毫不犹豫地离开。斯洛文尼亚人的字典里，生活应该是一幅云淡风轻的水彩画，绝不是一首以流血和荣耀、掠夺和吞并、歌颂英雄主义为主旋律的战争进行曲。当然，我们也很感激情人的放手，这让我们的爱情故事有了一个好聚好散的结局。”

斯洛文尼亚真的会感激吗？特别是在这场分手的拉锯战中，克罗地亚和波黑都付出了巨大代价，斯洛文尼亚的和平离开看上去就更显得侥幸。

维斯娜对克罗地亚和波黑的遭遇有如鲠在喉的悲哀，可对于西方观察家眼中的“大恶人”塞尔维亚，她并没有一边倒地谴责。可能真的像彼得·汉德克所说的那样，对于南斯拉夫的悲剧，真正诚实的态度应该是：“我在观察。我在理解。我在感受。我在回忆。我在质问。”维斯娜没有表现得像某些生活在西方世界的作家和学者那样，只是借助电视新闻画面来“审判”谁该下地狱，谁该得到拯救——因为世界从来不是按照两分法运行的。

“发生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之间的悲剧是这么复杂，但其实南斯拉夫悲剧的核心，就是围绕这两个如此相像却又致命不同的斯拉夫种族之间数百年无休无止的爱恨纠缠而扩散生发的。我根本不敢妄下论断孰对孰错。在斯洛文尼亚，斯洛文尼亚人占了90%以上，相比起来，在克罗地亚，克罗地亚人只有75%左右，在塞尔维亚，塞尔维亚人仅占65%，而在波黑的三大族群（塞族、克族、穆斯林）根本不过半。对于这种混居的现状，你怎么过滤呢？”维斯娜的眉心拧成了一团。

我其实并不想让我们的对话变得政治味道太浓，也担心这沉重的话题让我的新朋友不愉快，我甚至觉得有点羞愧。如果按照之前遇见的形形色色的巴尔干人的观点，我似乎完全不具备讨论巴尔干的资格。在萨格勒布时，曾有个脸色通红的克罗地亚酒保这样对我说：“任何试图和我们讨论南斯拉夫问题的外来者——美国人，中国人，俄国人，甚至是应该最了解我们的欧洲人——都是很可笑的，你们只是来看你们想看到的东西罢了。”听上去，巴尔干的悲剧是某种被神秘主义力量掌控的秘密，不可能被外来者真正领会。因为我们，外来者，无法驾驭那种亦正亦邪的能量坐在火药桶上放声大笑，载歌载舞时号啕大哭，在互相杀红了眼的时刻又恨不得狠狠把对方抱在怀里。所以，共情的能力在这里真的会因为某种过于鲜明的民族性的强大冲击而失灵吗？

可我又认为，这种想法是前南斯拉夫人的自我神化，类似再造某种单一民族的神话。我记得政治学者叶礼庭曾在《血缘与归属：探寻新民族主义之旅》（Blood and Belonging： Journeys Into the New Nationalism）谈论南斯拉夫内战的篇章中，带着有点讽刺又有些悲哀的语气，描述他在内战期间去往贝尔格莱德时在某公路加油站边遇见的一群塞尔维亚人，他们正在排长队等待加油。一旦叶礼庭凑上去想和他们攀谈，“一群愤怒的人很快就围住你”，而“长队中的人们说他们不想和一个西方人有任何瓜葛，转过身去，让他们的朋友可以看到，他们做出了多么漂亮的挑衅姿态，然后他们转回来，开始交谈，停顿下来让你记笔记，从你的肩头窥视你是如何写他们的名字”。叶礼庭很快意识到，这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仪式本身风格的一部分：“我们不说话，西方永远不会理解；我们蔑视你，你说的全是谎言；然后，他们开始说话并且滔滔不绝……”[（加拿大）叶礼庭，《血缘与归属》，成起宏译，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8月，59一60页。]

这岂止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仪式，这根本就像是一群受到应激性创伤的人的集体反应。凡是经历过南斯拉夫悲剧的人们，他们都承受着不同程度的心理创伤，压抑着某种委屈而失重的感觉。也许正是这种感觉，而不是复杂如乱麻的真相，我想，才让这些人面对外来者时，同时表现出愤世嫉俗、自嘲、讥讽、愤怒、故意的冷漠和不可遏制的热烈等多种情绪。

当然，在这些情绪后遗症中，斯洛文尼亚人的症状算是最轻的。维斯娜倒是不觉得外来者缺乏评论的资格，她也很推崇叶礼庭和他有关新民族主义和新民族战争的著作，认为《血缘与归属》是了解南斯拉夫悲剧的极好参考书。尽管如此，维斯娜还是想多说一点她所知的真相：“毫无疑问，克罗地亚没有我们幸运。当时，克罗地亚境内有10%左右在战时起到关键作用的塞族人，克罗地亚就算想独立，难道他们可以逼迫这些人离开，然后直接宣布脱离南斯拉夫吗？不可能的。当时在克罗地亚有块塞族人的‘飞地’克拉伊纳（Krajina），本来塞族人在那里享有某种自治，后来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者弗拉尼奥·图季曼（Franjo Tuđman）和他的党派突然宣布，塞族人在独立的克罗地亚的公民构成中，不是一个有宪法效力的少数族群，这就是塞一克战争的导火索。也许没有这个决定，战争也会爆发，但某些政治决议是致命的。”

更糟糕的是，在悲剧落幕那么久以后，国际社会对塞族人谴责的一边倒趋势，正在悄悄滋生着巴尔干某种新的悲剧因子。米洛舍维奇被称为犯有种族灭绝罪的“屠夫”，这本来也算是正义的审判，然而，这一切却让人有意忽略了克族人针对克罗地亚境内塞族人的种族灭绝行为。同样犯有种族灭绝罪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领导人图季曼，非但没有得到和米洛舍维奇同样的下场，反而在独立后的克罗地亚当选为总统，被人尊称为“国父”。1999年，图季曼病死，但直到2004年，海牙国际法庭才承认“大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存在。图季曼得到了极为风光的葬礼。而米洛舍维奇，这个强硬的塞族人面对法庭审判从来没肯低过头。2006年，他神秘地死在海牙国际法庭的监狱里。

维斯娜焦虑地意识到，有一条“双重标准”横亘在后南斯拉夫时代的巴尔干半岛，她感受到某种令人不快的“非正义”在无形地吞噬人心。“也许真相都是某种折中的东西，但我们必须明白，塞尔维亚也为整个南斯拉夫的悲剧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今天在这块土地上，我看到太多戴着有色眼镜的人，把米洛舍维奇等同于塞尔维亚，然后对塞尔维亚人投去恐惧而轻蔑的目光。我看不了这些。我自己最好的朋友就来自贝尔格莱德，我不会背弃我的朋友。”

维斯娜更担心的是未来。“图季曼去世得太是时候了，他的死‘帮了’克罗地亚一个大忙，让克罗地亚免于受到公正的审判。这种审判不仅指控塞族民族主义政客进行种族灭绝的罪行，还指控克罗地亚官方默许的法西斯组织乌斯塔沙对吉卜赛人、犹太人的灭绝罪行。不，历史远远没有得到公正的审判，而久久得不到清洗的伤口早晚会毁坏整个肌体的健康。”

我注意到，斯洛文尼亚在对待邻国克罗地亚时，态度是令人玩味的。作为最先“重返欧洲”的两个前南国家，也是南斯拉夫联邦中信仰罗马天主教、被奥匈帝国和意大利长期统治且在历史上为“南斯拉夫理想”齐心协力的两个国家，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关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亲密。似乎这两个国家之间也有一条隐形的“鄙视链”——斯洛文尼亚在链条的上端，对处于下风的克罗地亚，有一种淡淡的讥讽和警惕。

“我非常担忧，南斯拉夫悲剧中，塞一克两方手上都染上了无辜的鲜血。然而，克罗地亚赢了一切，塞尔维亚输得一败涂地，这种局面中蕴含着多少不安定因素？也许这个看似稳定的局面会维持个二三十年，但历史是会反击的，因为这并不是正义。”说话的瞬间，维斯娜的脸上浮现了一丝老态。

卢布尔雅那夜色已深，但城市了无倦意。透过明亮的玻璃窗，我看见许多打扮时髦的年轻人正成群结队沿着河边走向依然灯火通明的酒吧长街。酒吧长街就在洛丽塔甜品店的附近，我记得中间隔着一家装修黯淡的二手书店，人们总是先路过这家书店，再进入弥漫着轻微迷醉气息的酒吧，喝啤酒，抽烟，随着背景里的朋克摇滚音乐摇摆。

维斯娜很喜欢那家叫作“古董”的二手书店，她经常会去那里淘一些旧日的诗集。书店门口挂着斯洛文尼亚作家伊万·参卡尔（Ivan Cankar）的巨幅肖像。早已泛黄的肖像里，参卡尔穿着整洁的格子西装三件套，微微侧身，目光清亮而纯洁，修剪精致的浓密胡须十分对称，像一架天平挂在嘴角。

参卡尔1876年生于一个裁缝家庭，以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的抒情诗走上文坛，他被认为是斯洛文尼亚现代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欧洲文学的重要作家。然而，作为一个信仰社会主义的人，参卡尔很早就投身工人运动，在文学上逐渐脱离现代派的影响，开始了现实主义风格的写作探索。他的小说、诗歌和剧作后来多以描写下层人民的苦难、鞭挞资产阶级的罪恶为主题。南斯拉夫把参卡尔视作真正的无产阶级艺术家，但斯洛文尼亚人现在一般不会这么说，更多人愿意把他看作是一个纯粹的属于文学的人。

“伊万·参卡尔留下了许多随笔，这些作品精微地描绘了斯洛文尼亚真正的特性——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维斯娜只要说起她的文学偶像参卡尔，表情就变得很振奋。而我还想继续刚才没有说完的话题，想弄懂斯洛文尼亚对克罗地亚并不亲近的原因。这也是科尔姆·托宾在卢布尔雅那时想弄懂的问题。他的注意力主要在宗教——联想到爱尔兰在天主教和新教问题上的水火不容，他想知道，在宗教狂热这一点上，为何克罗地亚和爱尔兰是如此相似，而斯洛文尼亚却大相径庭。托宾的朋友告诉他，因为斯洛文尼亚并不把宗教信仰和民族认同捆绑在一起，斯洛文尼亚人甚至不太关心自己的民族认同应该是什么，他们更关心公民社会的形态。“比如同性恋权利运动、和平运动，一旦条件具备，这一切全都能进入政治运作”，因此，“在此期间教会的作用并不重要，和民族主义一样”[科尔姆·托宾，《走到世界尽头》，221页。]。

维斯娜也认同这个判断，她说斯洛文尼亚人可能并没有把天主教当成民族灵魂中的组成部分，这一点和克罗地亚完全不同，也因此，斯洛文尼亚人拥有可以和平生活的能力。“即使在今天的克罗地亚，你依然感受到教会和军队无处不在的威慑力。但是斯洛文尼亚呢，虽然数据说我们之中有70%以上的天主教徒，可我们更像捷克人，更世俗，更快活。”

斯洛文尼亚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贫富差距非常小的国家，这不仅减轻了它的历史重负，也让它在融入欧洲的进程中显得游刃有余。但克罗地亚不是，那个国家大量的财富都集中在少数上层精英手中。不过，维斯娜希望我不要有什么误解：“克罗地亚其实比斯洛文尼亚富裕得多——考虑到它有那么长的海岸线，有那么丰富的天然资源。当然，克罗地亚在南斯拉夫内战后经济确实萎靡了，但至今还是那么不景气，我真的很难理解。当斯洛文尼亚人的人均月收入是1000欧元时，克罗地亚人还是只有500欧元！他们竟然是那么会浪费的一个国家！”

为什么情况会发展成这样，维斯娜有一套颇为浪漫的解释：“从前有个体育用品公司，他们的标语是——我们是第二名，所以我们要更努力。我认为，这就是斯洛文尼亚为什么今天生活安定的最好解释。我们深知自己先天条件不足，比不上克罗地亚。克罗地亚是公主，斯洛文尼亚就是灰姑娘。灰姑娘没有公主命那么好，所以必须辛勤劳动才能得到幸福。”

维斯娜也很为克罗地亚惋惜：“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过激的民族主义情感上，这种莫名其妙的情感阻碍了他们面对真实生活的能力。而斯洛文尼亚是那么小，我们一点都不重要。我们的土地是多样性的：有平原，但不及匈牙利的广阔；有海岸线，但比不上克罗地亚的绵长；有山峰，但比不上瑞士的俊秀。我们在小小的国土上拥有这些多样性，但都只有一点点，而且都不是最好的。于是，我们会去重视可循环的生活方式，谦逊地对待自然资源，因为这是我们仅有的东西。”

“我告诉你，八年前，我买了一双皮质一流的靴子，穿到现在也没有换新的，因为没有必要浪费。我和我丈夫住的公寓非常小，每天早晨喝咖啡时，我们会走到窗前，张望张望楼下的花园，呼吸几口来自森林深处的空气。重要的是你看见了什么，感受了什么，而不是你拥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