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卢布尔雅那后，斯洛文尼亚对于我来说，越来越像是一种在夜里发光的风景，中心画面渐次淡去，边缘泛出清晰的轮廓。轮廓的线条因为有月光护体，而不显咄咄逼人，只映照出这片土地的灵魂的另一种质地。如果内陆的斯洛文尼亚被森林与平原罩上了温柔面纱，那么边界的斯洛文尼亚则是被湖泊与海洋浸润了棱角，通体晶莹。

我先坐大巴到达某个不知名的小镇，接着坐上了一列军绿色火车，又在某个不知名站点被列车员请下了车，满脸疑惑地跟着列车员走向另一列遍布五彩涂鸦的火车。列车再晃荡了半个小时，我才确定自己抵达了布莱德（Bled）。

已是中午，山雾快要消散殆尽，我从半山腰那个迷你型火车站走出来，扶着栏杆眺望半山脚下的布莱德湖。四月的天气依然寒冷，但已经能看见许多穿短裤绕湖慢跑的身影。天高云淡，阿尔卑斯山的白雪峰顶纹丝不动地倒映在水晶般的湖面上。山峰右侧，湖心岛的圣母升天教堂钟楼的墨绿尖顶闪着古朴的光泽；左侧，布莱德城堡上砖红石块连成一片，是这幅风景画中唯一的暖色。

眼前的湖光山色，让我想到唐朝诗人刘禹锡有一首妙不可言的绝句。那是一首写洞庭湖的风景诗：“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望洞庭》）

诗描绘的是秋天的日暮景象，却和布莱德湖此刻春日正午的意境十分契合。文学的通感，真的可以与空间乃至时间都无甚相关。正午日光渐强，湖水更显碧蓝，几叶小舟滑过湖面，连同倒影一起，做了镜面花纹。船驶向苍翠的湖心岛，靠向岸边。人们登上99级台阶，进入教堂内，聆听许愿钟声。另有一波人在陆地行走，绕过大半个湖，走栈道，登上布莱德城堡。城堡瞭望台上，湖景尽揽眼底。

我不紧不慢地下山，沿着湖边散步。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亲近自然，体验静谧带来的愉悦。骑行，划船，家庭露营，朋友野餐，情侣漫步……布莱德湖的峭冷之气，也因此被人的味道和爱的声响驱散了。这个湖原本是阿尔卑斯冰川融化形成的湖，被欧洲人称作“山的眼泪”，它的面积约两平方公里，近30米深，适宜漫步行舟。湖畔密林葱郁，空气清凉湿润，湖心岛和峭壁上的城堡则有遗世独立的气质。这里是被阿尔卑斯山和地中海共同庇护的一寸童话世界。

斯洛文尼亚人把布莱德湖视作靠近边界的一颗蓝宝石，这是他们的珍爱之物。布莱德湖畔不仅是今人的胜地，更是这个国家诞生的起始之所。公元6世纪，南下的斯拉夫人的一个分支被布莱德湖秀美的风光吸引，来此定居，他们就是后来的斯洛文尼亚族。正是在这里，有了第一个属于斯洛文尼亚人的国家卡兰塔尼亚公国。当时的布莱德湖边，多个种族混合而居，主要是斯拉夫人，也有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蛮族从西南面来，只是劫掠财物，并不杀人。

公元1004年，卡兰塔尼亚公国沦为日耳曼殖民地。亨利二世在布莱德湖畔的悬崖上建造了布莱德城堡，并把它送给了当时的主教，城堡几经易主，先后属于哈布斯堡家族和南斯拉夫王国。湖心岛上的天主教堂也是亨利二世所建，原为哥特式风格，在经历地震后于15世纪重建为巴洛克风格。每逢正点，教堂钟声响起，声波伴随光影移动，阿尔卑斯山的白雪倒影仿佛也随之荡漾。突然之间，布莱德湖的真实质感不复存在，成了冰玉奇境，随时都会消失。

19世纪时，布莱德湖是奥地利皇室在郊外宫廷生活的延续，贵族们在此纳凉，看雪，骑马，疗养。到了社主义南斯拉夫时期，铁托极为喜爱此处，常来度假。在湖畔某处有一栋绿树掩映的白色楼房，便是当年铁托的“夏宫”，铁托在那里接待了包括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和日本明仁天皇在内的诸多世界名人。如今，这里已经是对外开放的布莱德别墅酒店。

铁托住进布莱德的别墅时已经70多岁，在私人生活层面，他一直是个开放的人。他在夏天时来到这里，趁着太太不在，就溜进厨房，和厨子们一起做饭。更让警卫头疼的是，这位领导人总是能够摆脱层层保护，独自一人跑出去，到布莱德小镇上的乡村酒馆买醉，和当地农民聊天。他会问大家，生活过得怎么样，是否一切安好，对如今的生活有什么想法。他恳请农民们说点真心话，因为他总觉得，人在喝酒的时候应该是自由的。

拥有一半斯洛文尼亚血统的铁托去世后，布莱德湖畔的人们常常伤心地回忆起他在乡村酒馆的笑声。而四十年之后的游客，会来到国营的布莱德别墅酒店，排队品尝一种叫作“Kremna Rezina”的奶油蛋糕。布莱德是这种斯洛文尼亚知名甜点的发源地。蛋糕方方正正的，薄薄的酥皮铺着果酱，罩上肥嘟嘟的奶油，盖上酥皮帽子，再结结实实地拍一层洁白糖霜。一口咬下去，嘴里充满了过滤掉历史苦味的甜蜜。

我在布莱德没有长久停留，急着奔向另一个边境之地。太阳还没落山，我急匆匆回了迷你火车站。进了候车区才发现，空荡荡的月台上，只有我和一个高挑的金发姑娘两个人。我有些疲惫，也有些冷，坐在角落的木椅上，百无聊赖地看着月台。景色实在单调，一排苍茫绿山与我面面相觑，月台有净寒之色，六角形石砖地面泛着银白光，米白顶棚搭建得很是精良。站台的主色其实是墨绿，墨绿的时钟，墨绿的柱子，垂下来的花篮式墨绿吊灯。冷冷清清，一个管理员也没有出现。

我想找人聊天，可是看木椅另一端的姑娘正低头专心读书，又不好意思打扰。直到姑娘自己抬起头，冲我露出笑容，我才决定厚着脸皮和她攀谈。姑娘叫玛娅，布莱德本地人，在维也纳读大学，这个星期回家探亲，现在要搭乘火车去卢布尔雅那和男朋友相聚。

我对她读得入迷的那本书更感兴趣，问她书名。玛娅说这是一本诗集，名叫Integrals’26（《整数26》），是斯洛文尼亚诗人斯雷奇科·科索维尔（Srečko Kosovel）的作品。这个名字听上去挺陌生，我求玛娅再多说一点。我看见那本诗集内页上的诗人照片，真是英俊得不可思议。

这个叫斯雷奇科·科索维尔的斯洛文尼亚年轻男人，只有22岁，也永远只有22岁——那一年他得了脑膜炎，英年早逝。他有一张精致的脸，高挺的鼻梁上架着金丝边眼镜，俊俏的眉眼揣着怀疑世界的目光，注视前方。这位“斯洛文尼亚的兰波”真像一个古希腊的王子啊，漂亮原来真是一件非常脆弱的事情。

玛娅说，科索维尔是她最爱的诗人，“因为他的灵魂和他的面容一样英俊”。玛娅说着，就有点羞涩了。1904年，科索维尔出生在布莱德附近的一个小镇，邻近的里雅斯特，隶属奥匈帝国统治地区。他早年经历“一战”，目睹过人类的悲惨境遇，这些对于一个敏感的天才诗人就像一种诅咒般的馈赠。科索维尔在卢布尔雅那开始真正的诗歌创作，早期主题多为痛惜欧洲文化的堕落和腐朽，或者描绘家乡的风物。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因为看了太多战争的血腥和人民的苦痛，科索维尔逐渐转变为一名具有“左倾”思想的民族诗人。

科索维尔最著名的是他的构成主义诗歌，他写有大量深具奇特实验风格的诗作，也因此奠定了作为先锋派诗人的地位。尽管科索维尔把自己视作无产阶级作家，玛娅却觉得这个身份对她的吸引力不大。“诗人是不应该有身份的，诗人就是美本身，美是不分左右的。”玛娅说得飞快，脸颊绯红。

我请她推荐一首科索维尔的诗歌，她抱歉地说，手里的是斯洛文尼亚语版本，读了我也不会懂，不如就直接告诉我是哪一首，我拍下照片，等有条件的时候再去弄明白。我照做了。等我想再和她谈谈诗人的生平时，火车进站了。

后来，我真的对照着诗歌照片，去寻找玛娅最爱的那首诗。我找到了，这首诗叫作《明亮的钢琴和弦》，关于一场穿过彼此灵魂的爱情。这场爱情发生在月光下的湖面，也许是布莱德湖：“我们相爱吗？/ 还是我们只是，/ 从相同区域穿过的星星？”在绿色的半夜里，诗人这样问安静的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