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醉的歌手禁止上车。”

——“那你让我们怎么办？哭吗？”

---南斯拉夫电影《谁在那儿歌唱？》

一辆快散架的老爷车，载着一群七嘴八舌的乘客，开往贝尔格莱德。时间是1941年，德军压境，入侵巴尔干，即将轰炸南斯拉夫的首都。小人物浑然不知，闹剧上演一路，一颗炮弹击中汽车，没有死亡镜头。两个吉卜赛小伙子爬出废墟，在路边继续唱歌。

这个情节出自斯洛博丹·希扬（Slobodan Šijan）的电影，叫作《谁在那儿歌唱？》。这位塞尔维亚导演在巴尔干的名气曾一度超越库斯图里卡，他电影里的南斯拉夫人，用笑代替了哭。

六十二年后，南斯拉夫这个国家不复存在，但一座城市留了下来，它就是贝尔格莱德。城市已经沦为二手，但依旧还要歌唱。不然怎么办？巴尔干人的激情里混合了喜悦和悲伤，而浪漫主义的活法消解了悲剧性。他们有时候大笑，因为悲剧发生得太过频繁，荒唐得就像舞台上的戏码；他们有时候又大哭，因为长时间坐在火药桶上，紧绷感让人忘记了笑的存在。

在大哭大笑之间，平静是个难题，巴尔干人一直生活在情绪的两端。曾经，在经历了整个19世纪的苦难后，他们终于赶走了土耳其人，生活在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全体斯拉夫人相信，巴尔干的前途，全都寄托在贝尔格莱德身上。

相传，公元878年，一群斯拉夫人坐船在多瑙河上游览，行到下游，在多瑙河与萨瓦河交汇之处，眼前出现一大片白色建筑，有人喊了一句：“Beograd！”这个“Beograd”，在斯拉夫语里可以被拆成两部分，“beo”的意思是白色，“grad”的意思是城市。贝尔格莱德，白色的城市。

在拥有这个名称之前，贝尔格莱德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建成，当时它叫辛吉度努姆（Singidunum），是古罗马人的地盘。罗马人在这里建造高地来抵抗匈奴人和阿瓦尔人，自己却被赶了出去。公元630年左右，斯拉夫人来到这里，短暂享受了一段被拜占庭帝国庇护的和平时期后，再无宁日。接下去的四个多世纪，该地区处在拜占庭帝国、匈牙利王国和保加利亚第一帝国之间战争的夹缝中，直到12世纪，尼曼雅王朝来到这里，创造帝国的荣耀。

可惜，伟大的尼曼雅一世的后代们没有守住这份荣耀，贝尔格莱德在中世纪也并未真正属于当时的塞尔维亚王国。后来的历史证明，这座“白色城堡”的宿命，就是成为一个等待被领养的孤儿，被历史粗暴的手掌来回推搡。匈牙利人一直宣称拥有这里的主权，像苍蝇一样频繁骚扰塞尔维亚人。1284年，匈牙利国王拉斯洛四世大方地把贝尔格莱德作为礼物送给女婿斯特凡·德拉古廷，于是这位尼曼雅一世的后人、塞尔维亚王国曾经的失败国王，成了第一个统治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君主。

随后的六个世纪，塞尔维亚先后受制于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贝尔格莱德曾三次被奥地利人占领，每次又都被奥斯曼帝国迅速夺回。白色城堡的墙壁被炮火反复熏染，经历几十次战争摧残，多次被夷为平地。暴行，暴行，暴行，奥地利人和土耳其人把贝尔格莱德变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1804年，人才的养猪农民、被称为“黑乔治”的卡拉乔尔杰率兵发动起义，攻下贝城。1813年，塞尔维亚被同盟俄国背叛，卡拉乔尔杰在最后关头突然丧少信心，逃往国外，丢下同胞自生自灭。起义失败，贝城人落入土耳其人手中。此番悲剧不仅是卡拉乔尔杰个人的不解之谜，也成为后世许多史学家揣测斯拉夫民族的神秘主义时经常援引的事例。另外一个塞尔维亚人，狡黠的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Miloš Obrenović），拾起反抗的接力棒，1817年起义成功，贝尔格莱德成为自治的塞尔维亚公国首都。

土耳其人的军队依然留在贝尔格莱德的堡垒里，但起义者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是一个精明狡诈的外交好手，他擅长不动声色地周旋于各国外交的旋涡中。他先假装顺从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自治，让苏丹逐步放松戒备。事实上，19世纪初开始，奥斯曼帝国已经在俄罗斯帝国和希腊人的崛起中四面楚歌。最终，苏丹承认米洛什是塞尔维亚的世袭亲王，并于1833年无奈地接受塞尔维亚成为一个具有确切边界的自治国家。

1877年的俄土战争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衰落，1878年缔结的《圣斯特凡诺条约》终于承认了塞尔维亚完全独立的地位，此时的贝尔格莱德再次成为巴尔干半岛的重要城市。然而，列强不想让塞尔维亚自由。他们总是来到这里，将暴力和阴谋变成屈辱和伤害。年轻的塞尔维亚无法在虎视眈眈的奥匈帝国和心怀鬼胎的俄国之间取得平衡，巴尔干局势逐渐变成一盘死棋。

1878年签订的《柏林条约》，限制了俄罗斯在巴尔干进行“泛斯拉夫主义运动”的野心。奥匈帝国对独立的塞尔维亚感到焦虑，他们害怕一个自由的塞尔维亚，害怕它成为团结奥匈帝国境内南部斯拉夫人的中心，于是蛮横地把和塞尔维亚同源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归为己有，塞尔维亚变得无助。1905年，为反抗奥地利的经济盘剥，塞尔维亚发起了一场名为“猪战”的关税战，从此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怨恨与日俱增。发生于1912年至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复兴了塞尔维亚的荣光，许多人已经厌倦土耳其人和奥地利人的统治。

奥地利人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1914年在萨拉热窝拉丁桥边射向斐迪南大公夫妇的子弹，成为他们消灭塞尔维亚的完美借口。从1914年开始，奥匈帝国持续轰炸贝尔格莱德，直至1918年。战争结束后，奥匈帝国解体，贝尔格莱德成为南斯拉夫王国的首都，成为塞尔维亚人一克罗地亚人一斯洛文尼亚人王国的中心。坠入深渊之前，贝尔格莱德沐浴在清新空气和玫瑰花香中，期待重生。

斯拉夫人天性里就有民主基因，其社会系统的根基“扎德鲁加”（Zadruga）——每个成员平等分享劳动力以及共同拥有土地收成的家庭，由共同推举出的一位长者进行统治，这个长者只要能力杰出，甚至可以是女性。《塞尔维亚史：困扰巴尔干半岛一千五百年的火药桶》（History of Serbia）的作者、英国史学家哈罗德·坦珀利（Harold Temperley）认为，“古老的塞尔维亚地方民主制度根深蒂固”，这种民主意识让他们喜欢争执、不服从中央管教、宁可战斗也绝不妥协。况且，这个南斯拉夫王国里，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始终对塞尔维亚心存芥蒂，毕竟，他们已经是受到更“西方”的罗马天主教驯化的斯拉夫人，这让他们和同种族却信奉东正教、承继拜占庭文化的塞尔维亚人之间有深深的隔阂。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仓促成立的南斯拉夫处在“要中央集权还是要联邦制”的拉锯战中，1919年到1929年这十年变幻无常，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各自涌现数不胜数的党派和政治团体，斯拉夫人好争吵且不爱妥协的性格，在此达到了负面效应的顶峰。英国历史学家塞顿-沃森爵士认为这是“南斯拉夫历史上最不能给人以道德教育，毫无记述价值的一段时期”。

时间走到1929年，年轻的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在各方调停均告失败之下，宣布废除宪法，解散议会，实行王室独裁。这位亚历山大·卡拉乔治维奇国王，是塞尔维亚传奇人物“黑乔治”的后代，事实上，整个近代塞尔维亚（甚至可以延伸到“二战”前的南斯拉夫）的命运，都围绕着塞尔维亚的卡拉乔治维奇和奥布雷诺维奇这两大王室家族的纷争。这两个家族的成员在塞尔维亚的历史舞台上轮流唱戏，双方的仇怨在无休止的暗杀、阴谋和丑闻中似乎未曾终结。在今天的贝尔格莱德街头，你依然可以听到老人们津津乐道这两个家族带给塞尔维亚的荣耀、恐怖和记忆。

人们总是有一种倾向，把塞尔维亚追求自由的历史看成一场在黑暗中发生的悲剧。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认为，真正的悲剧表现为各种价值观的冲突，人常常无法同时选择正确和幸福。而塞尔维亚的历史，如同一个正确的人一直无法获得幸福的悲剧人生。这个人因为迟迟得不到幸福，就开始犯错，在犯了很多错误之后，他也开始怀疑自己不配得到幸福。在帝国和列强的夹缝中待的时间太长，他可能忘记了什么是幸福。

奥布雷诺维奇家族的亚历山大国王和妻子,1903年6月被国内的密谋暴乱者谋杀，细节令人作呕，惨无人道，从此奥布雷诺维奇家族所有成员全部完蛋。卡拉乔治维奇家族的亚历山大则在1934年被暗杀在法国马赛街头，刽子手未受惩罚——无论是教唆者克罗地亚分裂主义分子巴维利奇，还是阴谋者匈牙利恐怖组织。世界即将堕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编织的陷阱，没有任何大国关心南斯拉夫国王的遇刺将会给那个缺乏和谐却时刻在黑暗中坐直身板的国家带去什么。贝尔格莱德对这一切都已知晓，它注定是一座悲伤的城市。

巴尔干半岛可能是上帝遗忘的土地，在最近的一百年里，历史就像三岁孩子随心所欲的画笔，各国版图的分界线忽东忽西，忽长忽短。一百年里，南斯拉夫的王国不断缩小，最后只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依然是首都，只不过它被轰炸了44次，已经支离破碎，孤零零地站在东西方世界的十字路口。历史圆圈转回原点，它成了幸存者孤儿，需要一点一点恢复对世界的信心，对生活的信心。

贝尔格莱德是欧洲最古老的三大城市之一，只有雅典和罗马排在它的前面，可是古老并没有给它带来安宁，它是前南斯拉夫魂魄的残存。如今，它是欧洲夜生活的心脏，这座城市长期失眠，唯有歌唱，才能让它摆脱历史梦魇。

老城建在丘陵之上，它用高低不平的鹅卵石路迎接我和我的大行李箱。

整个巴尔干半岛，面积不比英国大，这里山脉多，河流少。它的地理差异是那样壮观，大片不适宜耕种的高地，彼此不可通航的水域，从南部亚得里亚海滨延伸到北部萨瓦河与多瑙河的地貌分界线阻隔着它和地中海乃至中欧邻国的经济交流和文化融合。崎岖的地形和突出的高地，让后来成为南斯拉夫的这些地方天然地遗世独立——虽然数百年间，它遭遇了无数战争和被迫迁徙。

在飞机下降前，我从窗口向外望崎岖的半岛，高高隆起的山脉粗犷地直立于东西南北，东欧味道的砖红屋顶稀疏点缀在丘陵山地各方。阡陌相通是不可能的，这里人口一直很少，人们通常彼此孤立隔绝。南部的斯拉夫人靠着自然环境，或许实现了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理想。在中世纪，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都曾是短暂存在过的民族国家，版图重叠，但没有彼此斗争，它们因为外部涌入的侵略者而陷于内耗，直至消亡。

咣当咣当，为了爬陡峭的上坡，我努力拖拽着行李箱，轮子发出低沉的抗议声。初次邂逅线条硬朗的贝尔格莱德，我和我的箱子有点胆怯。

在这座城市出行，崎岖的地貌搭配随性的交通，坐车或等车，就如同体验一场即兴演出。

这座城市没有地铁，修不起，也没必要。它的出行方式以火车、大巴、公交和有轨电车为主，和其他城市并无二致。而我们习以为常的通勤信息——车票、时刻表、速度、方向，在这里几乎失灵。

社会主义的情感痕迹还没消失殆尽，老城到处都轻易地流露出对铁托时代的怀念。虽然这几年添了不少新车，但贝城更多公交车还是保留了铁托时代的外貌，铰接式，三个门，有的还形似北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红棺材”公交车，司机换挡时发出“咣当”一声，不拖泥带水，金属撞击声非常阳刚。

公交车上有刷卡机，也可以直接给司机现金买票，一张单程票50至150第纳尔不等。据说有监察员上车抽查售票情况，抓到逃票的人罚款2000第纳尔，但在贝尔格莱德，我没见过有人买票。

老巴士像一条蛇似的在老城高低不平的街道穿梭，相较于它的灵活便捷，有轨电车更多是象征意义上的存在。贝城目前的有轨电车分为元老级的绿皮车、普通款的红车以及加长版的新型列车，似乎是这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电车行驶路线分布于环城干道、火车站和商业区周边。摇晃的车厢里，乘客坐在破旧皮椅上，面色沉静，地板微微泛黄，上车时能听见脚下嘎吱嘎吱的声响。

绿皮有轨电车是老贝城的象征。它们是二手货。1999年，瑞士的巴塞尔（Basel）即将更换新的子弹头式电车，他们决定把淘汰下来的老式有轨电车捐赠给贝尔格莱德。那时贝城刚刚经历了北约的野蛮轰炸，家徒四壁，心情复杂地默默接受了一切以援助为名义的捐赠。

时至今日，这座城市并没有淘汰这些二手货。经历了1992年至1995年的联合国经济制裁，以及1999年的北约轰炸，塞尔维亚政府穷得再无可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囊中羞涩，斯拉夫硬汉除了噤声，别无他法。

火车站也难逃悲情的二手气质。贝尔格莱德的火车总站很小，客流量不多，主要承担去往诺维萨德（Novi Sad）和苏博蒂察（Subotica）等城市的运输任务，即使在开车前十五分钟才到车站，你也能买到任一列车的车票[我写作本文的2018年上旬，贝尔格莱德老火车站还照常运营。从2018年年底起，老火车站停止运营，贝尔格莱德中央火车站作为新火车站，投入使用。]。开放式的车站，没有候车厅，没有到站广播，没有乘车月台预告，甚至，你会发现持有不同班次、不同价格车票的人，和你上了同一班开往诺维萨德的列车，并且就坐在你身边。

这座火车站经历过1941年4月6日纳粹德国的疯狂轰炸。在这场代号为“惩罚”的南斯拉夫空袭中，炸弹像大雨一样投向了贝尔格莱德。轰炸发生在星期天，清晨，除了送奶车叮叮当当地开过，整个城市还在一片周末的静谧之中。

到了4月8日，轰炸结束，城市被付之一炬。火车站的列车大部分被炸毁，月台窘迫地裸露出它的钢筋皮肤。今天，不知是为了铭记历史，还是因为穷，贝尔格莱德市政府始终没有翻修这座车站。

候车的地方就是一块长方形空地，有几张稀稀拉拉的木椅。旅客踩过裂纹密布的水泥路，在露天咖啡馆歇歇脚。若干张棉垫子和椅背已经完全分离的破椅子无序地歪在露天，桌布的边角几乎都磨光了，这个火车站咖啡馆真的营业吗？伙计正和旅客喝着同一瓶啤酒，老板在五米开外的地方，和火车司机一块儿抽着烟，交流当日报纸上的新闻。火车要开了，司机抱了抱咖啡馆老板，腋下夹一叠报纸，手里提一个公文包，上了列车，就像是赶往政府大楼上班的小公务员。

坐车从贝尔格莱德到诺维萨德，途经许多叫不上名字的小站。即使是新型的413型列车，速度和中国的高铁也完全不能比。晃荡晃荡，车窗外是巴尔干一如既往的起伏高地，野草疯长，烂尾楼不时闪现，偶见某站台上有村妇推着小车在卖自家制作的李子果酱。

行程过半，火车突然停了一两分钟，开始倒着行驶。我吃惊地看向同车厢的旅客，大家神态都很平静。我小声询问对面一对年轻情侣，男孩爆发出爽朗大笑，女孩扑闪扑闪的棕色眼睛也忍不住笑意。我感到很窘，沉默了下来。察觉到我的尴尬，男孩显得很抱歉，宽慰似的对我摇摇手臂，说：“姑娘，别在意。在我们国家，火车时不常就倒着开，有时也会没有通知就停在铁轨上，一停就是半小时，谁也不知道原因。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都会到达目的地。”

“这也太混乱了！还有秩序吗？”我傻里傻气冒出一句抱怨。女孩一抿嘴，对我的鲁莽并不在意：“亲爱的，这就是贝尔格莱德的现实。对我们塞尔维亚人来说，无序才是生活的真相。”

塞尔维亚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认为他的国家就建立在无规则之上。在自传《我身在历史何处》中，他这样解读这种无序性：

我们的行为准则和行为典范都是从别的地方引进来的。有的是从西方来的，有的是从东方来的。当突如其来的变化骤然出现时，没人事先通知我们，所以我们就被人当成了笨蛋，或者当成了蠢猪。一夜之间，我们就会打着新准则或是更高级的准则的幌子抛弃过去的准则。[（塞尔维亚）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我身在历史何处》，苑桂冠译，浦睿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393页。]

历史经验告诉巴尔干人，秩序是暂时的，建立起来的秩序会被反复推翻。如果历史有逻辑，生活有秩序，为什么偏偏是贝尔格莱德成了欧洲最苦涩的城市？为什么偏偏是贝尔格莱德，数百年间要经历115次战争和44次轰炸？“巴尔干之钥”的核心地理位置，让它的存在注定是一曲无序的悲歌。

谁都觊觎这块要塞——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法西斯，红色政权，西方霸权……谁都想在这块地方打上自己的秩序烙印，这些野心家，就像争抢高级玩具的野孩子。孩子们争得头破血流，也就累了，于是扔了这个玩具，任由它被遗忘在一片废墟中。这座城市不过是个孤儿，不知道来源和归宿，就没有路径，也就不会有秩序。

贝尔格莱德火车总站最显眼的风景，其实是涂鸦。铁轨上随意停放的机车头，玻璃全碎的废弃列车，空荡荡的乌青色运煤列车，甚至是新型413型列车，哪一个都不能免于“被涂”的命运。据说塞尔维亚铁路公司对这种不放过任何一列火车的涂鸦行为最初气得发疯，后来，政府对涂鸦青年实在束手无策，就决定置之不理了。他们何尝不知道，看似狂野无序的南斯拉夫街头艺术，藏着巴尔干的苦闷灵魂的怒吼。涂鸦总比投炸弹要好啊。

1941年，“二战”正酣。3月25日，南斯拉夫的保罗摄政王及其内阁决定加入轴心国，贝尔格莱德爆发大规模群众抗议。尽管此时的南斯拉夫已在近三十年里经历了两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塞尔维亚的成年男子死伤85%以上，然而他们的民族性格里总是缺乏媾和、苟活这样的字眼。无论是像幽灵一样缠绕在现代塞尔维亚人身上的中世纪塞尔维亚荣光史，1389年拉扎尔大公抗击奥斯曼大军的科索沃战争，还是眼前亟待解救的斯拉夫同胞，都让以塞尔维亚为主体的南斯拉夫选择向死而生。

保罗亲王返回贝尔格莱德的当晚，西莫维奇将军发动不流血政变，组成新内阁，包含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三个民族从左到右一切派别的代表，他们已经准备好和纳粹战斗到底。贝尔格莱德即将迎来悲剧命运的高潮。

1941年到1945年，五年的反法西斯战争，贝尔格莱德损失十万居民，工业设施被毁坏一半，三万栋房屋有1.3万栋成为废墟，市政厅和贝尔格莱德大学被炸损，国家图书馆三十万册藏书全部沦为灰烬。从贝尔格莱德动物园被炸毁的笼子里逃出的各种动物，它们在火光冲天的城市里四处逃窜，这样的场景，也出现在了库斯图里卡的电影《地下》里。

硝烟散去后，在城市的郊外，成群乌鸦在新的坟冢上空盘旋。剧痛一次比一次猛烈，还没有抵达顶点。五十多年后，南部的斯拉夫人开始自相残杀，先有波黑战争，后有科索沃危机，塞族人、克族人、穆族人、阿族人，一边向对方投炮弹，一边流下眼泪，一边杀红了眼，一边喝得酩酊大醉。

今天，城市到处是轰炸遗迹，多是北约的手笔——科索沃危机爆发后第二年，北约轰炸南联盟七十八天。在持续的炸弹雨中，中国使馆被毁，三名中国同胞罹难。心力交瘁的贝尔格莱德已经麻木，面对满目疮痍，它丧失了修复的信心。如今，南斯拉夫国防部大楼、内政部大楼和国家电视台这些被炸建筑直观地裸露在城市的各个街道，被炸部分维持原样，没炸到的部分作为办公地点继续使用。更不用提民居了，政府没钱修理，更没钱重建。

倾斜的危楼，墙体剥落，废墟和废墟互相扶持，形成一堆一堆粗粝硬朗的建筑群。废墟群的缝隙之间，塞尔维亚风格的涂鸦无孔不入，线条紧凑，用色夸张：斯拉夫语的愤怒诅咒，手写的诗歌，东正教堂上方的乌云压顶，摇头摆脑的波希米亚朋克，坦克飞机手枪射出的变形弹药，世界末日景象，废墟上一朵火红玫瑰正在怒放，篝火晚会盛况，环保题材和素食题材的主题图画，胖胖的小鸡小猪小熊一起摇摆。完全即兴，面对历史的残局和残局后的未知，贝尔格莱德的街头艺术家表达完愤怒和悲伤，接着表达渺茫的理想和天真的希望。

外表越狂野，内心越彷徨，笑得越放肆，疼得越剧烈，越是落拓不羁，越是需要安慰。今天走在贝城，无论在哪个角落抬头仰望，总有一个十字架出现在路的尽头。贝尔格莱德目前城市人口一百七十万，其中一百四十万是东正教徒，祷告是人们每天最重要的生活仪式，无论你是文身大汉，还是朋克少女。

位于国会大厦附近的东正教教堂圣马可教堂，在圣萨瓦教堂建成之前，是贝尔格莱德最大的教堂。它在一座木制教堂的基础上改建，通体砖红色，外观如同一座积木搭建的堡垒，是塞尔维亚拜占庭式复兴风格中最美的建筑。穿过一条绿树掩映的石子小路，就可以来到这里。石子小路的另一端，通往一条下坡走向的民居街道。那条街上被炸的居民楼尤其密集。

我站在这条街道的对面，抬头张望圣马可教堂，看见这样一幅画面——四五栋民居的废墟东倒西歪抱成一团，周身被褪了色的涂鸦环抱，高大的树丛是画面里一道写意的分界线。树的上方，圣马可教堂露出了砖红色的洋葱式尖顶，最顶部立着硕大无比的十字架，稳稳地正对这片废弃建筑。正午太阳直射下来，给十字架边缘罩上均匀的黑亮光泽。上帝看着废墟。

再走近瞧，一个新的涂鸦十分显眼——左边是金黄色的英文“CASH”，右边是粉红色的英文“HOPE”，中间是一个白色的大问号。

金钱等于希望？在反复的重生与毁灭之间，贝尔格莱德人眼见自己成为欧洲最穷的公民，于是年轻人向世界提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下雨的日子，布满弹坑的贝尔格莱德街道上，大小不一的坑里积起一摊摊浅浅的水，远远望去，每条街的地面都好像铺满了亮晶晶的钱币。

在1991年解体之前，南斯拉夫的人均GDP约4000美元，是当时中国的八倍。2016年，塞尔维亚的人均GDP是5348美元，位于欧洲的倒数位置。今天的贝尔格莱德，经济发展水平跌至欧洲末流，失业率连年上升，人才不断流失海外，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老年人找不回信念。大家只好慢慢在街边找个位子坐下来，喝一杯咖啡，或者要杯Rakija[塞尔维亚特产的水果白兰地，由多种水果发酵而成，比如李子、梨、葡萄和杏。]一饮而尽。

“Kafana”，这是我到贝尔格莱德之后接触最频繁的一个词。它是塞尔维亚语里的特有词汇，所有产生欢乐的地方，都可以叫kafana，比如酒吧、咖啡馆和一切可以办派对的地方。塞尔维亚很多人都找不到全职工作，生活里最多的就是时间。如果没有kafana，他们就像丢失了回家的钥匙。

每天下午三点，贝尔格莱德雷打不动的kafana时间开始了，持续到夜里三点。多瑙河与萨瓦河边白天安静的小船舱，夜晚是奇幻派对的场所，而城里遍布通宵营业的俱乐部和酒吧，几乎家家餐馆都拥有一支live band。入夜之后，街道两边如同打擂台，一边是铿锵摇摆的东欧摇滚，一边是忧郁热情的巴尔干民歌。不是只有年轻的荷尔蒙在买醉，还经常可以看见满头花白的老头老太，面前放一大杯Jelen[塞尔维亚特产的啤酒，微苦，品牌标志是两头小鹿。]冰啤，轻闭眼睛，跟着节奏摇摆。有一个夸张的说法，如果你来贝尔格莱德七天，这个城市会给你七种不重样的夜生活。

我很少去kafana，却总去往别处停留。在夜的贝城，我有一块“私人领地”。那是位于旧城区中心地段莫斯科大饭店门口的一个大坡地。说是“私人的”，只是因为当人们晚上七点陆续出门去kafana赴约时，这块白天充当露天休憩处的绿色坡地，只剩下鸽子和我。

没有路灯，漆黑一片，看不清脚下的石子台阶，坡中央的草皮被不规则地踏出了几条分叉的小路，裸露出石子，在月色的映衬之下，反着幽光。这个接近60度的陡坡上，没什么可看的，一大片薄薄的草坪，一棵孤零零的大树立在半中央，大树边有两张破旧的木椅，两个被涂鸦的黑色铁皮椭圆形垃圾桶，再无其他。如果故意往坡下扔一个石块，会惊吓一大群鸽子，黑压压一片，扑棱棱四散。这是一个被城市夜色光环环绕的无主之地。

这个无名坡地，默默充当了某种衔接的角色，它串联起了贝尔格莱德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喜欢夜晚坐在大坡顶端，从最高处往下望，向南的方位上，是贝城的老居民区，有城市最大的果蔬农贸市场Zeleni Venac Market，有通往新贝尔格莱德（贝尔格莱德新城区）和泽蒙（贝尔格莱德郊区小镇）的公共交通枢纽站。当然，更密集的是大片衰老的民居公寓楼，它们身上还有当年“二战”纳粹空袭和北约狂轰滥炸留下的弹孔。在城市挂起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瘦长型黑色路灯的掩映下，公寓楼明明灭灭，刷着自己的存在感。历史的伤害，人类的嬉皮笑脸，只是加速了它们衰落的进度。

我的住处藏在农贸市场Zeleni Venac Market旁边一条蜿蜒而下的小巷Lumina，我仿佛过上了隐居生活。这是一条不过三百米长的单向通行街道，据说在后铁托时代，许多南斯拉夫的老人都住在这个街区。那是一群“过时”的人，从前，生活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最自由最富足的国家，他们的身份是“南斯拉夫人”，跨越种族的包容精神伴随了一生。他们中有许多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至今仍是如此。后来，铁托死了，保护者再也没有出现。再后来，相继爆发的1991年至1995年内战和1999年科索沃战争，让贝尔格莱德幸存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们，选择在沉默中度过余生。

Lumina街道的气质里，充满着不甘心的味道。对逝去的南斯拉夫荣光的哀恸，对重建当下的力不从心，以及对毫不客气进入的“西方文明”的选择性无视。街道坑坑洼洼，柏油路面铺设了一半，工程车随意地停放在路中央，鸽子旁若无人地在垃圾桶边歇脚。来往的居民大多是低头弓背的老人，身上的帽衫夹克洗得发白，手里拎着从市场上买回来的西红柿和黄瓜。他们中很多人都戴着鸭舌帽，帽檐压得低低的。如果在街上遇到熟人，老人会把帽子一脱，喊一声“Ciao”[Ciao，发音类似“乔”，源自意大利语，表示“你好”和“再见”，在巴尔干地区也多用于打招呼。]，隔着老远就做出拥抱的姿势。

街道两边是遍布涂鸦的凋败公寓，大门生锈了，一开一关间，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如同历史深处的叹息。在公寓之间的狭窄过道里，摆放着花环和属于死难者的旧物：一双芭蕾舞鞋，一把刮胡刀，毛线厚袜子，或者印着小狗熊图案的咖啡杯。这是民间的自发纪念碑，用于怀念在北约空袭中罹难的邻居。不远处的墙上是愤怒的英文涂鸦：滚出去，北约！

在褪了色的Lumina老街上，横亘着一家名叫“Sky Hotel”的新型欧式便捷酒店，窗明几净，墙漆明亮，是整条街上唯一的新建筑，就像一个孤零零的外星人。路过此地的人会看见，亮晃晃的落地玻璃窗后面，来自西方的外国游客在吃自助餐，喝意式咖啡。游客望向窗外的目光，有着谨慎而戒备的意味，和他们四目相对的，常常是这条街上的老人。窗外边，是后南斯拉夫时代贝尔格莱德支离破碎的日常生活，窗里边，是提供给前来此地猎奇的西方人的安全之所。

Lumina的邻近拐角有一个小店，它的铁门周身雕刻着巴洛克风格的花纹，用来照亮橱窗的路灯也带着布尔乔亚气质。我推门走进去，却发现这是一家劳保用品商店，拖把、扫帚、防水手套和地垫等待出售的用品凌乱地堆积在房间空地上。女店员在门口抽烟，见我带着狼狈的表情走出来，她笑了：“It's not like what you think, is it?”（不是你想的那样，对吧？）是的，整条街上唯一精致的巴洛克建筑，售卖劳保用品。

拐出这条街，就是活色生香的Zeleni Venac Market，许多游客都会来这里买鲜花。对我来说，这里是呼吸贝尔格莱德生活气息的最佳场所。每天上午六点到下午六点，草莓、青苹果、樱桃、西红柿、土豆散发着新鲜的芳香，装在大桶里的鲜花肆无忌惮地在路边自顾自开放着。穿梭其间，我很快就被果蔬香料混杂的浓烈芳香撩得晕头转向，耳朵还忙着接收四面的声响：来自世界各地口音的问价声，塞族大叔洪亮的叫卖声，收音机里特别吵闹的东南欧流行乐。

站在农贸市场的中心，我仿佛变身为一个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主义者。看着这个巴尔干农贸市场里站满了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国家的顾客，我产生了一种错觉：南斯拉夫的魂魄还在这里游荡。那是种族民族主义掀起血雨腥风的前夜，贝尔格莱德作为老大哥，还在吃力地经营着大家庭，维持着每一位个性成员最大限度上的“兄弟情与统一”[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对内实行“兄弟情与统一”（Brotherhood and Unity），视其为民族政策的核心理念，呼吁各民族互相尊重、互相扶持。]。但是，由于大哥作风独断，兄弟们越来越不买他的账了。

Zeleni Venac不只是一个市场，它还是通往新贝尔格莱德和泽蒙的公交枢纽站。广场上站满了候车和购物的人，总是生气勃勃。在19世纪40年代，这里原本是一片巨大的沼泽湿地，后来逐渐变成了贝城的集散中心。一个年轻的撒克逊女人带着孩子搬到了贝尔格莱德，在此地开了一家旅店，接待来到贝城观光或谋生的外国旅客、商人和手艺人。旅店没有招牌，直接用了这个地区的名号“Zeleni Venac”来称呼。久而久之，旅店和街区合为一体，Zeleni Venac，就是人群聚集之地。

Zeleni Venac公交枢纽站有许多发往贝尔格莱德新城的巴士，这些巴士会经过布兰科（Brankov）大桥，这是贝城最负盛名的桥，它连接新旧城区，桥墩也有年头了——还是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遗留，毁于“二战”的轰炸，战后得以重建。

桥对于南斯拉夫来说，是特殊的存在。巴尔F山脉奇突、地势险峻的天然地貌，使得各国的连通成了老人难问题，修桥是巴尔干半岛诸国共享的工事。对于中国人，前南斯拉夫的老电影《桥》，或许会勾起我们对于那个已经不复存在的国家的感慨记忆，但是对于前南的“遗民”，对于塞尔维亚人，桥恐怕留下的都是血与泪的记忆。

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对贝尔格莱德狂轰滥炸五十多天，五十座桥梁被毁。半空中，北约空袭警报持续不散，两千多位市民却拖家带口从萨瓦河两岸来到布兰科大桥，穿上印着靶心标志的T恤，手拉手组成“人体盾牌”。他们表达持久无声的愤怒，拒绝美军的飞机毁掉这座大桥。在桥中央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摇滚乐手和市民唱着歌为自己壮胆。当黑夜降临，不远处防空炮火和曳光弹的声响划破了夜的沉寂，桥身下的萨瓦河泛起涟漪，星星点点的火光映照在水面上，这火光里也有贝尔格莱德市民手中祈愿和平的烛光。

布兰科大桥在轰炸中幸免于难，它的名字相传来自一位在此跳河自尽的诗人。塞尔维亚导演库斯图里卡曾在小说集《婚姻中的陌生人》中，用一个名为《肚脐，灵魂之门》的短篇，神奇地还原了这位名叫布兰科·乔皮奇的诗人生命的最后一刻。“二战”以后，诗人从波黑来贝尔格莱德找他的叔叔，没有找到。“多年以后，灵魂已经被南斯拉夫的悲剧吞噬，他不得不尽快处理自己的事情,”库斯图里卡为自己笔下的主人公感到担忧，“假如一切都覆灭了，他们将何去何从呢？”诗人来到这座大桥，没有一个人向他致意，但一个女人停下来，微微抬起胳膊向他致意。布兰科看见了她，也看到了她的手势，“他转身朝向她，回应了她，然后匆匆跃入萨瓦河”。

故事里的“我”，一个读过诗人的书《驴子的岁月》的叛逆的萨拉热窝小子，有幸和布兰科交谈。布兰科告诉他：“在肚脐后面，是灵魂，而如果没有灵魂，就不叫生活。”小子立刻接话，“我知道：不能让灵魂枯萎了！”“噢，不！是不能让任何人吞了它！”

多年以后，当南斯拉夫的灵魂最终被悲剧吞噬，诗人的灵魂主动跳进了萨瓦河。他所创造的那些人物，都成了丧失身份的人，他似乎也没有了存在的理由。如今，我在这座钢筋水泥公路桥上散步，俯瞰在萨瓦河的环抱下寂寞的老城，我在想念那个诗人。

夜夜夜夜，贝尔格莱德的年轻人，坐在灯光明亮的街角，看向黑影里残破的建筑。我无法判断，这样的生活方式对当地人来说，究竟是一种麻醉，还是一种享受。新认识的朋友伊万，40岁的贝尔格莱德理发师，祖父母和父亲都死于北约轰炸。那一年伊万21岁，战争摧毁了这个年轻人的一部分。母亲独自一人去萨格勒布的妹妹家居住，拒绝再回贝尔格莱德，伊万想念母亲的时候，只能自己跑到克罗地亚去。

我们也许还记得，正好一百年前，曾经有个“第一南斯拉夫”，全称是“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1929年改名为南斯拉夫王国），那时候，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是兄弟。现在，它们成了遥远的邻居。伊万去看望母亲，要走出自己的院子，去敲邻居的门。

我很想问伊万，战争、轰炸、国家解体、经济崩溃，这些对他这个当时才21岁的塞族青年的打击是什么？答案似乎很明显，而问题又显得那么伤人，我迟迟开不了口，两个人面对面瞧着杯子里冒泡的啤酒发呆。

一个上年纪的女人凑过来。“你好。”她用蹩脚的中文和我打招呼，打破了尴尬。当地老奶奶、退休的小学老师杜尼娅，好奇中国文化，看见黄皮肤的游客，总会用一句“你好”，来测试对方究竟是中国人、日本人还是韩国人。当对方用中文回应她时，老太太就会兴致很高。“只有中国人能理解塞尔维亚”，虽然没去过中国，但她坚持要和我谈谈“中塞两国人民”。

在一旁听的伊万轻笑了一下。斯拉夫人深邃的眼眸藏在棱角分明的脸的阴影里，笑的时候，长睫毛短暂地落下来，又像是在哭。

停顿了一会儿，伊万主动开口：“你想问我，战争是否摧毁了我的生活，是吗？战争毁掉了我的家，大的家和小的家都没了。战争不会让我憎恨世界，我也不会变得颓废。我和我的朋友们，已经不再需要英雄的幻想，也不再需要大国的虚荣心，我们只想消停一会儿，有时间喝一杯。有欧美朋友跑来指责我们，‘为什么不重建你的国家？’他们经常这么问。如果他们觉得我们是在浪费生命，那么我会说，经历了那些剧痛，你会明白，究竟什么才是浪费生命。”

战争，轰炸，解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的塞尔维亚人用活在当下的态度来遗忘剧痛。但即使是像伊万那样的中青代，杜尼娅那样的老人，甚或库斯图里卡那样的文化名流，面对世界格局重组中被迫遗世独立的祖国，“在历史长河中我们身处何处”这样的问题也总会不时冒出来。

虽然很努力想忘记，但曾属一个富强大国的公民记忆，如何能够被迅速遗忘？荣光三十多年，如同短短一瞬，既不真实，又太过浓烈。经历一番抽搐后，贝尔格莱德把遗忘的表情定格在脸上。

阴雨绵绵，我坐上了车身掉漆皮的老公交40路，前往贝尔格莱德近郊的德迪涅区（Dedinje），去看望铁托，那个创造南斯拉夫神话的男人。阴雨天最适合去墓地，即便是强人铁托，雨天也会觉得寂寞吧。

铁托的墓位于一座小山坡上，那里原来是前南斯拉夫总统府，而铁托的家就是附近一座漂亮的帕拉第奥式白色宫殿，很有英国贵族乡间宅邸的味道。宫殿外是100公顷的封闭警卫区。铁托喜欢园艺，国家给他修了一座花房，他临终前曾表示希望被葬在花房里。1980年5月4日，88岁的元帅咽了气，政府没有专门为他修陵墓，而是把花房改成了墓地，把总统府改成了博物馆——这就是名为“鲜花之家”的铁托之墓。

我下了公交车，向右拐进一条山坡小道。路面潮湿，大片草地发散一股青涩冷气，山道像层层疏阔的梯田。拾级而上，我踩着石板路去花房，路上没有遇见一个游客。售票小亭子里探出一张法令纹深重的中年女人的脸，我还没开口，她就递来了一张陵墓门票。

花房非常朴素，正中央是一座长方形白色大理石陵墓，正上方镶金字：约瑟普·布罗兹·铁托，1892—1980。再无其他修饰。他的第三位夫人约婉卡的陵墓被安置在旁边。回字形的大理石路面环绕陵墓，两侧的房间存放铁托生前旧物：他的军装，宽大的原木写字台，世界各国领导人的礼物，全国少先队员献上的火炬和图文并茂的信件。

铁托热爱南斯拉夫的少年，渴望得到他们的崇拜。在库斯图里卡另一部电影《爸爸出差了》中，小主人公在一场给领导献火炬的仪式上因过度紧张而搞砸了一切，他恐惧又内疚地望着父亲，等待惩罚。库斯图里卡在自传中写，“铁托来了”，可是他长什么样？一直没见到。这个“异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铁腕领导，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南斯拉夫解体前，常有老人穿着军装，戴着红领巾，捧着花束去“鲜花之家”纪念铁托。国家解体后，这里越来越荒凉。比如今天，整个上午我只见到一个来自克罗地亚的老年旅行团，十几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安静地依次走过陈列物，秩序井然地排队给博物馆留言簿写字。花房里静悄悄。

我也在留言簿上写了三行：亲爱的铁托同志，我来自中国。你去世的时候我还没出生。我只在照片和纪录片里看见过你，你的茶色大眼镜让我有点害怕。如果摘掉眼镜，你还是那么严肃吗？

走出花房，我和老头们聊天。他们来自铁托的故乡，克罗地亚的库姆罗韦茨村（Kumrovec）。生于克罗地亚的铁托被葬在塞尔维亚，他在陌生的土地上度过自己的一生。老人们觉得，这位伟大的老乡在贝尔格莱德没有得到足够多敬意。“铁托的时代，我们平等、团结。你看看现在？人们嘲笑团结，年轻人要自由！嗬，他们以为自由和团结是对立的。”

铁托是南斯拉夫联邦内各民族统一的象征，在他三十五年的铁腕统治下，南斯拉夫成为一个幸福感十足的国度，中产阶级诞生了，一切紧跟欧洲步伐，国家的文化、体育和科技水平与阿尔卑斯山脉四周的国家保持在同一水平线。

铁托是五金工人出身，做过俄国战俘，住过国家监狱，混迹过山林游击队，但这些都不妨碍他迅速学会了如何享受高级美酒和雪茄，与此同时，他的政治和外交手腕也被认为是高超的。外交上的“不结盟政策”和国内的“兄弟情与统一”民族政策，不仅没有让南斯拉夫沦为美苏冷战任何一方的附属国，而且让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前所未有地团结。到1976年为止，每年有六百多万外国游客来到南斯拉夫，全国有36%的人拥有汽车，每1.8个家庭拥有一台电视，每2.1个家庭拥有一台冰箱。南斯拉夫成了当时东欧最富足的国家。

后来，强人死了，盛景不再。联邦的六个部分陆续独立，没人听贝尔格莱德的话了。

在今天的巴尔干，有人把贝尔格莱德一穷二白的局面归罪于铁托。当年为了处理复杂的民族矛盾，遏制“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势力，身在贝尔格莱德的克罗地亚人铁托，赋予塞尔维亚境内两个行省以自治权——北部的伏伊伏丁那（匈牙利族居多）和南部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为主）。这被一些人认为是内战和分裂的祸根。

这些言论让铁托时代的老人愤愤不平。一个打扫博物馆的清洁工老头，对我滔滔不绝地抱怨他的儿子。每当老人在家里谈铁托，儿子就说：“爸爸，你怎么还在相信那个谎言？”

“年轻人都想忘记我们的铁托，他们也许觉得，铁托的存在拖累了他们追随欧洲的脚步。”清洁工老头和我并排站着，抽一根纸烟，从博物馆正门口往外看，头不住地轻微抖动。一个老旧的巨大喷泉池正颓唐地喷洒着水柱，视线再远一点，是贝尔格莱德新城，怪诞建筑群慌乱簇拥的地方。

那些夸张、沉重而古怪的建筑，也是铁托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部分，更准确地说，是铁托的野心。它们集中建造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黄金时代”的塞尔维亚对未来的想象产物，被称为“野蛮主义”建筑——大多直接使用混凝土，不加任何修饰，讲究对称，不断重复堆叠几何线条，粗犷，高耸，超现实。它们多数是为了解决人口增长而建的住宅楼，也有公共用途。比如眼前的Genex Tower，贝尔格莱德最高的建筑，被称为“西大门”，对称的门形，两侧楼各高35层，楼顶是旋转餐厅。即便远远望去，也有一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

“也许，年轻人要忘记的是那种压迫感，铁托太重了，大家说他是个专制的元首。”我说。

“如果铁托能把一个千百年来内忧外患、四分五裂的国家带向独立和繁荣，那么他就算行使了专制权力，也是合理的。”老人说。

在今天的贝尔格莱德，有一个和铁托同年出生的男人，得到的尊敬超越了领袖，大家对他只有爱，没有恨。他是伊沃·安德里奇，巴尔干半岛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在维舍格勒时，我已经领略过“德里纳河上的桥”，也走马观花地参观了“安德里奇城”那个荒凉的文化再造景观。那时候，我曾无数次地想，安德里奇在贝尔格莱德的居所，会不会也是同样寂静无声？等到了贝城，我发现情况比预想得更加寂寥。

在贝尔格莱德老城区的总统府绿地旁边，有一条“安德里奇大道”，不过百米长，两侧是阶梯状的现代喷泉，起点处立着安德里奇低头散步的青铜像。晚年的安德里奇眉头微蹙，双手插在长风衣口袋里，若有所思。铜像右侧的街角有一栋石墙泛白的巴洛克旧民居，安德里奇婚后定居在二楼的一个小单元房间，直至去世。如今，那里改成了故居博物馆，面积很小，藏得很深。

我像一个陀螺一样绕着楼走了三圈，也没找到入口，站在大楼门口暗自懊恼，呆呆望着一楼的门牌，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一整齐排列的24个名片中的一个，一小排字密密麻麻挤在一起，写着“安德里奇博物馆”。

安德里奇似乎很善于把自己藏起来。他曾是南斯拉夫王国的外交官、最后一任驻德国大使，二十一年的外交生涯并没有让他变得更爱交际。他瘦弱苍白，“是一个没有庄园、没有侍从和公主的王子”，热爱雕塑和绘画，喜欢密茨凯维奇的诗，很早就显露出写作才华。

“二战”德军入侵贝尔格莱德期间，安德里奇隐居在老城普里兹伦大街9号、朋友布拉那·米兰科维奇的家里，那是一栋通身刷成淡黄色的老公寓楼。安德里奇几乎不出门，对周围战火纷飞的世界表现出一种惊人的冷漠。无论是轰炸声、枪声还是卖报小童的呼喊声，都不能分散他创作小说的精力。

1941年至1945年，安德里奇写出了日后为他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波斯尼亚三部曲”——《特拉夫尼克纪事》《德里纳河上的桥》和《萨拉热窝女人》三部长篇小说。绚丽的《德里纳河上的桥》，不仅使他度过童年时光的小城维舍格勒那座四百多年历史的十一孔土耳其石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更为南斯拉夫赢得了世界声誉。安德里奇以惊人的创作肺活量，在一部小说里精准概括了一个国家四百五十年的历史。

1958年，66岁的老新郎和他的新娘开始了新生活。他已经功成名就，荣耀加身，但天性严肃认真的安德里奇，把诺奖荣誉看成是南斯拉夫的荣誉，自己“只是一个获奖的代表”。他感谢世界，因为世界终于开始关心南斯拉夫的精神生活。

晚年，安德里奇每天下午雷打不动的安排，是去莫斯科大饭店底层的咖啡馆阅读，会见世界各国来访的作家和记者。他通常会要一杯滚烫浓烈的土耳其咖啡，配着一种叫“一片德国”的蛋糕吃。当时的莫斯科大饭店，是整个南斯拉夫的文化社交中心，社会体面人士都把去那里喝咖啡视为生活中最隆重的事。那是一座19世纪奥匈帝国时期建成的老饭店，颇具维也纳新艺术风格，众多社会文化名流都是常客，其中就有爱因斯坦。

绿白相间的建筑宛若宫殿，挺拔华美。虽然今天的莫斯科大饭店早已失去东欧文化社交中心的光环，但一种老贵族的气度还是不卑不亢地延续下来。不同于贝城其他波希米亚风格或东欧朋克风情的小馆子，这里的服务生俊朗英气，白色衬衫，黑色西裤，红色领带，印有名字的烫金胸牌统一别在左胸衬衣口袋中间，对顾客弯腰的角度甚至都一样。五月的晴天午后，室外坐满了人，风吹来，黑色布篷的四个角晃动得此起彼伏，钢琴声像小溪在流淌。这里和老欧洲最接近，即使它的名字“莫斯科大饭店”属于斯拉夫人。

塞尔维亚一直爱着它的斯拉夫母亲，心里想着俄罗斯。虽然铁托时代南斯拉夫是唯一和苏联交恶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克罗地亚人铁托内心未尝不知，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之间，有一份遥远、模糊却无法消除的爱的记忆。塞族人和俄国人共享同一种东正教信仰，塞族人和俄国人的祖先彼此是兄弟，任何政治手段都抹不掉这样的记忆。

克罗地亚人铁托为了政治，一生在塞尔维亚生活。生来是克罗地亚人的安德里奇，主动选择成为塞尔维亚作家，他从来没在公开场合表达这么做的原因。出生在萨拉热窝的波斯尼亚人埃米尔·库斯图里卡，也选择成为一个塞尔维亚导演。库斯图里卡极为推崇安德里奇，认为他是南斯拉夫的英雄，只有他真正理解塞族人、克族人和穆族人之间的矛盾，只有他懂得东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无法妥协的纠缠。安德里奇曾写过：“他们的爱是那么地遥远，而他们的恨又是那么地近。穆斯林望着伊斯坦布尔，塞尔维亚人望着莫斯科，而克罗地亚人望着梵蒂冈。他们的爱在那儿。而他们的恨在这儿。”

伊沃·安德里奇的一生，就是巴尔干的理想本身——一种独特的归属感，它超越了血缘和种族。他亲历了两个南斯拉夫的诞生——南斯拉夫王国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他在国家分崩离析前死去，未尝不是一种幸运。如果他活着看见后人愚蠢的狂热一步步摧毁家园，这狂热被煽动，被利用，最终走向无可挽回的毁灭，他又将如何面对自己信仰了一生的包容精神？

现在，内战已经停止，三族之间不再你死我活，各自的信仰有了各自栖息的国度，表面相安无事。但实际上，恨也是一种爱，各自为政的时代，人与人之间，族与族之间，如何相通再次成为难题。

在塞尔维亚最古老的书店GECA KON，墙上陈列着一系列塞尔维亚作家的照片，安德里奇当然位于其中，他的书和传记也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书店位于贝尔格莱德最繁华的米哈伊洛大公街（Ulica Knez Mihailova），来往的行人常常透过橱窗一角，迎上他严肃而沉静的目光。

不仅是这家书店，事实上，贝尔格莱德遍布书店。这座城市没有奢侈品，也缺少闪闪发亮的shopping mall，在物质面前，似乎有些低欲望。但这么说并不准确，它并不是一座冷淡的城市，它只是把炽烈欲望都留给了精神生活，留给微醺的kafana，斑斓的涂鸦，热情的巴尔干歌舞，以及无处不在的阅读。

街道上每一个咖啡馆，每一处啤酒馆，每一家小餐馆，街边木椅，公园树下，多瑙河边的长凳上，都可以看见读报看书的人，有上年纪的人，也有年轻人。就连药妆店和超市里都有售报的铁架子整齐排列着。人们不太看手机，对电子设备缺乏兴趣，很多人还在沿用中国人早就淘汰的蓝屏手机。对这里的人来说，电子设备就是个设备。他们如果想聊天，会直接看着你的眼睛，含着笑意。所谓的北欧社交恐惧症，在这里是没有土壤的，塞尔维亚人都是话痨。

我在一家半地下式的小书店闲逛，被热爱安德里奇的店主强行推销了一本安德里奇的《路标》（Signs by the Roadside）——作家的精神日记，讲述他的梦境和欲望，没有中文版。“一本进入安德里奇内心的书”，老板把书用再生纸包好，往我手里重重一塞，好像郑重地交付样信物。

“在贝尔格莱德，大家都喜欢安德里奇吗？”我问书店老板。

老板的胡子一抖一抖的，似乎觉得我问了个多余的问题：“在我们这儿，基本每家都有安德里奇先生的书，他是我们的骄傲，他是最敏感的巴尔干灵魂，他用文学安慰了我们。安德里奇万岁。”

书店老板对作家的崇拜之情，让我有些动容。看待历史，它的冲突和敌对，片刻的祥和欢欣和起伏的血雨腥风，安德里奇始终有一种深思熟虑而又直抒胸臆的宁静心态。如果他现在还活着，我想，他依然拥有沉静的力量，用来面对信仰在崩塌的现实面前的处境。他还是会每天不动声色地出门散步的。

即使努力隐藏自己，安德里奇也未被世界遗落。但世界遗忘了南斯拉夫太多。

比如，我们是否记得安德里奇青年时代的好友加夫里洛·普林齐普？19岁的塞族少年，满脸病容，用换来的手枪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的拉丁桥上，年轻的刺客杀害了来访的奥匈帝国斐迪南大公夫妇。从此以后，欧洲再无宁日。

拉丁桥上后来曾有一座用水泥铸造的普林齐普纪念雕塑，毁于塞军炮轰萨拉热窝的内战期间，之后波黑当局在刺杀地点挂了一块木牌子，上面用波斯尼亚语、英语和塞尔维亚语分别写着：唯愿世界和平。

今天，西方把普林齐普形容成最早出名的恐怖分子。这个用刺杀行动来谋求南斯拉夫独立的少年，他的画像遍布贝尔格莱德每个角落，出现在文化海报、街头电子屏、T恤衫、涂鸦墙、冰箱贴、咖啡杯和明信片上。营养不良的少年脸上义无反顾的凛然模样，成了贝尔格莱德的某种表情标签。只是，这种纪念方式让我有点不适，曾经混乱的革命理想里盲目的激情和牺牲，今天被稀释为人人可窥的历史文化消费，再一想，这也许是革命岁月的必然也是唯一的结局。

安德里奇雕像不远处的街心花园，竖立着普林齐普铜像。2014年的“一战”百年纪念日，贝尔格莱德各个书店都悬挂并出售他的肖像海报。很多人说他是塞尔维亚民族英雄，但大家已经不太愿意谈论他。

即使记得普林齐普的人，也大多都把他和战争相连，没几个人知道他喜欢写诗，是“自由波斯尼亚”读书小组的成员，和安德里奇是志同道合的好友。“萨拉热窝事件”发生时，安德里奇远在波兰，他预感到暴风雨就在眼前，应该回到南斯拉夫去战斗，虽然回去后他就遭到奥匈帝国宪兵的逮捕。历史给这对好友的命运做出了不同的安排——普林齐普病死狱中，安德里奇被安全释放。

普林齐普的铜像独自站在两条大街的交汇处。

他并非唯一遗世独立的人，有一位塞族天才与他一样寂寞。他是尼古拉·特斯拉，发明家，物理学家，工程师，发明交流电，一生有700多项发明，奠定了现代无线电通信的基石。他拒绝和爱迪生站在一起，也拒绝了诺贝尔物理学奖11次。他终身不娶，是个科学怪人，死于穷困。

今天，贝尔格莱德的国际机场用他的名字命名，面值100元的第纳尔纸钞上印着他的头像，全球最时髦的电动汽车品牌是他的名字。这个身高将近两米的天才绅士，留着精致的小胡子，有一个中正的鼻子，微曲的短发一丝不乱，五官像极了法国作家普鲁斯特，总喜欢微微侧身看着别人。

特斯拉后来入了美国籍，但是一直思念故乡南斯拉夫，晚年的心愿是回南斯拉夫养老。他死后，骨灰被运回贝尔格莱德，安放于特斯拉博物馆。博物馆是三层楼的建筑，只有一楼三个房间可以参观，房间里摆放着特斯拉制作无线电和电磁圈的装置，以及他的遗物。但游客们更愿意去放置特斯拉骨灰的金属圆球前，和这个“最接近神的男人”靠得再近一点。

发明直流电的美国人爱迪生闻名世界，特斯拉年轻时为他打工，受到苛刻对待，愤然出走。若干年后，在“直流电还是交流电”的“电流之战”中，爱迪生为战胜特斯拉，建议政府把死刑由绞刑改为交流电电刑，四处宣扬交流电的危险。特斯拉一声不响，发明异步电动机，证明了交流电的可靠性。

今天，交流电早已取代直流电，成为现代电力的基础。特斯拉在86岁那年独自死于纽约某旅馆房间，死后留下大笔债务。当年，他撕掉了交流电的专利，宣布免费送给全人类使用。如果交流电不免费，每一马力电流就会给他带来2.5美元的专利费，他将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穷困的贝尔格莱德欢迎穷困的天才回家，他们都不为物质贫穷而感到不安，他们只想关心人类的精神困境。特斯拉博物馆一楼入口的墙壁上，写着这位天才的寥寥语录，其中一句，特斯拉说道：“在这样一个时代，超乎想象的科技发展，并不会导向真正的文化新生和新启蒙。恰恰相反，如今国家衰落的真正原因，在于人类对社会、道德和精神危机的无能为力。”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E组，塞尔维亚1：0战胜哥斯达黎加，媒体反应冷淡。我打开手机客户端，西方媒体中只翻到英国《卫报》的赛事简讯。第二场，塞尔维亚1：2负于瑞士，西方媒体把赛事新闻的焦点定格于“科索沃遗产”——两名进球的瑞士球员，他们的家族都因内战从科索沃逃往瑞士避难。足球比赛被降格为新闻背景，在西方主流媒体眼中，塞尔维亚依然是个罪人。

至于前南斯拉夫足球强悍的历史，拿过欧冠冠军的贝尔格莱德红星队，大家绝口不提。今天的红星足球场四周，大风呼呼吹过空地上杂生的野草。

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因为对塞尔维亚的同情和支持，长期成为德国主流媒体攻击的对象。本着作家的良心，冷峻的汉德克在系列随笔中一遍遍问自己，也问我们：“我们这一代人该如何面对南斯拉夫呢？”他发现这关乎如何构建一个“真实的欧洲”。然而，大家装聋作哑很久了。

在贝尔格莱德，有一个民间段子形容西方对塞尔维亚的印象，这段子来自两个德国人的对话。

贝尔格莱德人谈起这个段子时，脸上配合着无所谓的笑容，但我不知道笑容里是否藏着别的心情。

中国球迷很难忘记南斯拉夫的足球历史，被昵称为“米卢”的南斯拉夫老头米卢蒂诺维奇，是带领中国唯一一次打进世界杯的男人。除了足球，略年长的中国人也不会忘记著名的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屏幕上的老英雄巴塔带领游击队的同志们与纳粹斗智斗勇，为南斯拉夫的土地愿意肝脑涂地。

“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这句熟悉的台词，对于贝尔格莱德人伊万来说，是一个前朝旧梦罢了。听见我这个30岁的中国人和他滔滔不绝谈论前南的“二战”电影，伊万只是听，并不回应。

他的脑子里在想什么？或许，他觉得贝尔格莱德缺一个瓦尔特。

2003年，塞尔维亚和黑山被接纳为欧洲委员会成员国。2006年，南联盟解体，贝尔格莱德成为独立的塞尔维亚的首都。从此，塞尔维亚和巴尔干的邻国一道走上了积极入欧的征途。直到2020年春天，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总统武契奇（Aleksandar Vučić）发表电视讲话：“欧洲团结是不存在的，写在纸上的不过是童话罢了。”

然而，如今的塞尔维亚依然有庞大的侨民群体生活在那个“欧洲”，年轻人依然梦想着甩掉沉重的历史包袱。成为一个新欧洲人？我不太确定那是怎样的身份。太多来过塞尔维亚、书写塞尔维亚的学者和历史学家都曾发出相似的感叹：尼曼雅王朝的斯特凡·杜尚建立的中世纪塞尔维亚帝国版图，是塞尔维亚人永恒的历史记忆。在那早就消失的辽阔版图上，科索沃是古塞尔维亚的圣地，马其顿问题不再是个问题。

几乎所有去过塞尔维亚的人，都会折服于塞尔维亚人的精神力量，但正是这种精神力量让他们的命运成为悲剧。塞尔维亚人活在悲剧里，长久动弹不得。他们的悲剧产生于一种不切实际的梦想一把现代国家的枝干“移植”到中世纪王国的树干上。但是，他们恐怕必须放下这种嫁接术的幻觉。现代世界也许是平庸的，但正是在这种平庸的保护下，贝尔格莱德才能睡眠安稳，繁衍生息。

在塞尔维亚的最后一个傍晚，我去了卡莱梅格丹城堡要塞，在城墙上看了一场日落。这座从凯尔特时代就建成的军事重地，如今的大部分建筑都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遗迹。曾经，它是贝尔格莱德最后的防线，现在，它是贝城最绿意盎然的公园。天黑之前，人们来到这里，坐在城墙头上，等待夕阳落入多瑙河与萨瓦河交汇的尽头。我又想起了挚爱的安德里奇，他也曾在此观看日落，并写道：

贝尔格莱德的天空辽阔高远，变幻莫测，但它总是很美……永远的美丽与富饶是对这个陌生城市里所缺失的一切的补偿，也是对所有不应在这里发生的一切的安慰。

此刻，有一个穿吊带衫和牛仔裤的棕发姑娘，背对将要撤退的夕阳，站在堡垒宽阔的石面上，跳起即兴舞蹈。同伴哼着小调伴奏，那曲调听着太欢快，可能又是一首塞族民歌。伴随舞步的跳跃，姑娘的长发在空中轻轻散开，留下短短的空隙，多瑙河的零星波光透过那些空隙若隐若现，随后沉入黑暗。夜的塞族女孩像一只小天鹅。

天黑以后，舞蹈的人还在舞蹈，歌唱的人也没有停止歌唱。我想起了一个相反的场景——在库斯图里卡的电影《地下》中，从小“不见天日”的男孩尤拉跟着爸爸逃到了地面，人生中第一次见到地上的南斯拉夫，第一次见到真实的日出。面对新生的世界，尤拉完全呆傻，好久才憋出一句话：“爸爸，世界原来那么美丽啊。”

在贝尔格莱德，国会大厦附近的街道上，被战争所毁的房屋群裸露着身体，人们无力拯救，也无心抹去，于是让它们自然地存在着。树从上方是圣马可教堂的洋葱式尖顶，仿佛上帝在凝视着废墟。

贝尔格莱德最负盛名的商业街米哈伊洛大公街的正中心。道路一侧是新古典风格的老欧洲建筑，另一侧是已经消失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大楼，大楼标识已部分脱落。两栋楼的命运殊途同归。

贝尔格莱德的尼古拉·帕希奇广场。尼古拉·帕希奇是“一战”期间的塞尔维亚首相，是强硬的民族主义者，也是出色的政治家。这个广场在铁托时代被称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广场”，1998年竖起帕希奇的纪念碑，并被更名。

在21世纪的今天，帕希奇广场的喷泉前竖起了“BELGRADE”立体字模型，映衬着后面被新时代抛弃的建筑。一个长相酷似塞尔维亚网球明星德约科维奇的年轻男人，站在十字路口。

站在十字路口的加夫里洛·普林齐普。他被世人看作点燃“一战”的民族主义者，然而历史真相的沉重负荷能否让一个19岁的塞族青年全部承担，依然让人深思。

红蓝相间的有轨电车，在被北约轰炸过的大楼前穿梭。这样的战争遗迹在贝尔格莱德随处可见，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正在有计划地改造，但贝尔格莱德人已经学会和这样的伤痛共同生活。

贝尔格莱德老城区街角的早晨。我喜欢这座城市，因为它甚至没有一致的建筑风格。它让新与旧共存得如此坦然，不会给巴洛克和新古典重新粉饰、不会遗弃社会主义大楼，不会掩盖战争的伤口。

铁托之墓的博物馆一角，陈列着全国少先队员献给领袖的火炬。铁托是一个渴望少年崇拜的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