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凯西，今年三十一岁，从事看护工作十一年多。我知道，十一年听起来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不过实际上他们希望我再做八个月，直到今年年底。到时，就整整有十二个年头了。我知道像我能够这样长期担任看护，不见得是因为他们认为我工作十分称职的缘故，也有几位杰出的看护只做了两、三年，他们就说不必再做了；我也知道至少有一位看护，工作长达十四年，但做起事来却处处让人觉得碍眼。所以，我不打算自吹自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确对我的工作表现十分满意；大体而言，我也认为自己表现得可圈可点。我所照顾的捐赠者，状况总是比预期来得更好，复原时间出奇得快，几乎没有人被列为“情绪激动”，即使在第四次捐赠以前也是如此。好吧，或许我现在已经开始自我吹嘘了，但是能够做好自己的工作，尤其我照顾的捐赠者都能保持“镇定”，对我来说意义十分重大。我已培养出一种面对捐赠者的直觉，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陪在他们身边给予安慰，什么时候必须让他们独处，而什么时候又该要聆听他们想说的每一句话，或者只是耸耸肩、劝慰他们抛开不愉快的心情。

总之，我并不是往自己脸上贴金。我知道现今的看护，同样非常优秀，却得不到一半的肯定。如果你也是其中之一，我可以了解，你对于我的卧室兼起居室、汽车，以及我可以自行挑选照顾的对象这些待遇，想必感到忿忿不平。我是海尔森毕业的学生，有时光是这点，就足以教人火冒三丈。他们会说，凯西不但可以自由挑选，而且每次选的都是和她自己同类的人：如果不是海尔森来的，就是其他特权阶级，难怪她总是纪录辉煌。这种话我听得多了，相信你也一定经常耳闻，或许当中有些是真话。不过，我可不是第一个被允许可以自由挑选的看护，我猜也不是最后一个。无论如何，我也曾经照顾不同地方成长的捐赠者。别忘了，到结束那天为止，我已经当了十二年的看护，而他们也只有最后这六年才允许我自由选择。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看护不是机器。我们为了每位捐赠者全心全意地付出，到头来却是一身疲惫，我们又不是有用不完的耐心与精力。所以，如果有机会可以选择，当然就要挑选和自己同类的人。这很正常呀！要是看护期间，我不能与捐赠者将心比心的话，就不可能持续工作这么久的时间。而且，如果我没有机会选择，又怎能在多年后再次接近露丝和汤米呢？

然而，这些日子以来，我记得的捐赠者越来越少了，老实说，我能挑的也不多。就像我所说的，身为看护，如果和捐赠者没有深一层的关联，工作时就会困难得多。尽管将来我会想念担任看护的日子，但还是觉得应该在年终到来时，结束这份工作。

露丝正巧是我所选择的第三或第四位捐赠者。当时，她已被指派一名看护，我记得自己可是鼓足了勇气，才做出这个决定。最后我克服了心中的胆怯，当我在多佛康复中心再度见到她的那一刻，过去的不合虽然没有因为时间而消逝，但似乎不如其他事情来得重要了，例如：我们一起在海尔森成长的背景，我们知道别人所不知道或不记得的事情等。我想，大概是从那时候，我才开始找寻和自己有著相同过去的捐赠者，如果可以的话，我尽可能都选择海尔森毕业的人。

过去几年，我曾试着将海尔森抛在脑后，告诉自己不该回顾过去。后来有一天，突然不再抗拒了，原因和我在担任看护的第三年所遇到的某位捐赠者有关：当时，我说自己是海尔森毕业的学生，这位捐赠者的反应改变了我。那时候，他刚做完第三次捐赠，结果不太乐观，他大概也已经知道自己撑不过这次了。他几乎无法自己呼吸，却看着我说：“海尔森啊，我敢说，那一定是个美丽的地方。”隔天早上，我试着和他说话，转移他的注意力。我问他，他又是在哪里长大的呢？他回答是在多塞的某个地方，那时他满面疙瘩底下的表情，显露出前所未有的痛苦。那时，我才知道他是多么不愿回忆那段过去，相反地，他却希望能够知道有关海尔森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