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的确预感到，对我来说，一个困难重重的时期开始了，但说来也怪，这种预感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产生于埃米丽亚对我的态度的变化。毫无疑问，她显得很冷淡，毫无情意，也正因为如此，与其以这样的方式得到爱，还不如放弃算了。但是我爱她，而且爱情不仅赋予人以幻想，还能使人遗忘。第二天，不知是怎么回事，原来我对头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看得很重，后来却又觉得并不那么重要了，逐渐减轻了其中敌对的成分，把它转化成了无足轻重的意见不合。实际上，人往往容易忘却自己不想记住的事情；另一方面，埃米丽亚也使我忘却了那天晚上的事，因为几天以后，她不再拒绝我的爱，尽管她仍然没放弃独自睡觉的做法。这次虽然她也同样表现得冷淡和被动，并引起了我的反感，这是真的，不过，事情往往是这样，第一天晚上觉得无法忍受的事情，几天之后，不仅觉得可以容忍了，而且能欣然接受。总之，我是不知不觉地滑落到那种地步的，诡辩和渴求幻想的灵魂的需要，使头天的那种冷淡竟然也变成了温馨的爱。我原本觉得埃米丽亚的举动像个妓女，但不到一个星期，我却习惯了以那样的方式爱她，并就以那样的方式被她所爱；因为在我心灵深处也许生怕她根本不会再爱我了，我感激她的这种冷漠和被动，并把它看作维持我们情爱关系的正常方式。

不过，要是我继续幻想着埃米丽亚依然能像过去那样爱我，或者说，我即使不把我们的爱出现的问题提出来，那么，别的事情也会像窥视灯一样向我展示我们之间发生的变化。这别的事情就是我所从事的编剧工作。我暂时放弃了戏剧创作的抱负，而从事电影编剧只是为了满足埃米丽亚想有一套房子的欲望。只要埃米丽亚肯定爱我，我觉得做电影编剧的工作并不繁重；但自从那天晚上发生那件事后，我觉得我的工作中微微掺入了某些令人气馁、不安和烦恼的因素。我已经说过，我接受这份工作，实际上是出于对埃米丽亚的爱，为了这种爱，即便是让我从事自己毫无兴趣的异常卑微的工作，我也会欣然接受的。如今这种爱已不复存在，工作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和目的，在我看来，干电影编剧就荒谬地成了单纯地为他人作嫁衣了。

在这里，我想就电影编剧这个职业多说几句，不为别的，只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我在那个时期的心情。众所周知，编剧多半是跟另一个编剧或导演合写剧本或者纲要，随后再把剧本拍成电影。编剧在一个电影剧本里得根据剧情的发展，把演员的动作和台词以及摄影机拍摄的不同角度等，一一详细注明。因此，电影剧本同时也是戏剧、哑剧、电影技术、布景道具和戏剧导演的综合。现在，尽管电影编剧在电影中的作用很重要，仅次于导演，但由于电影艺术在其发展过程中至今所遵循的固有规律，编剧的作用总是难免变得次要和不显眼了。如果人们从直接的表现力来评价艺术的话，而且确实不知怎么以别的方式来加以评价的话，那么电影编剧尽管竭尽全力把自己奉献给电影，但他仍然是一个无法表现自己，聊以自慰的艺术家。这样，尽管他绞尽脑汁创作剧本，他只是一个设想意境，虚构情节，从技术上、心理上和文学上想办法出点子的人；随后，由导演根据自身的才能采用这些材料，并表现出来。总而言之，编剧是个不出头露面的人，是个耗费自己的心血去成全别人的人；尽管一部电影的成功与否三分之二取决于他，但在电影的大海报上看到的往往总是导演、演员和制片人的名字，从来看不到电影编剧的名字，他往往可以在这不显眼的工作中达到非凡的水平，并得到优厚的报酬，但他永远不能说：“这部电影是我写的……我在这部影片里表现了我自己……这部片子就是我。”只有导演才能这么说，实际上导演是唯一能说了算的人。电影编剧只能满足于为自己所得到的钱而工作，不管他情愿还是不情愿，钱成了他工作的唯一目的。这样一来，电影编剧只是用那笔钱去享受生活，钱成了他辛苦付出的唯一成果。于是为了钱，编剧编出一部又一部的电影剧本，从喜剧编到悲剧，从惊险片编到言情片，从不中断，从不间歇，颇似某些家庭女教师，教出一个又一个的孩子，对一个孩子还没来得及培养起感情就得离开他，然后又重新开始教另一个孩子，而她们的劳动成果最后却都归功于孩子的母亲，那个唯一有权称孩子为儿子的人。

除了这些根本无法逆转的弊端之外，根据影片的不同质量和不同种类，以及合作者的不同性格，编剧这个职业还有其他一些同样烦人的弊端。导演则恰恰相反，导演在制片人面前是享有一定的自主权和自由的，而电影编剧却只有权利接受或是拒绝制片人要他写的剧本，而一旦电影剧本被采纳后，他就不能以任何方式选择自己的合作者：他被别人选择，而不能选择别人。往往是这样，编剧的选择往往是根据制片人对他的印象如何和制片人自身利益，或者凭制片人一时的心血来潮，或者是纯粹出于偶然的巧合，而编剧却往往不得不跟他所不喜欢的、文化素养都不如他、待人接物和言谈举止都让他看不惯的人合作。合作编写电影剧本不像在办公室或工厂里工作，每个人都有独立于他人的一份工作，相互之间如果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那也能说很少有什么关系。合作编写一部电影剧本意味着大家从早到晚生活在一起，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自己的灵魂、自己的心灵与其他合作者交融在一起。总之，就是说在编剧本的那两三个月过程中，得人为地创造出虚假的密切关系，目的仅仅是要炮制出一部电影来，说到底，就像我前面说过的那样，目的是为了钱。这种密切的关系是极其糟糕的，比想象中更令人厌烦，更令人疲惫，更令人不堪忍受，因为它是建立在无声的精神折磨之上，就像从事某种科学实验的科学家们所经受的那种痛苦磨难似的，只是电影编剧从事的是语言实验。为了尽快地炮制出电影剧本来，导演常常一大早就把合作者召集在一起；从大清早一直到深更半夜，编剧就坐在那儿不停地侃侃而谈，然而，往往因为兴之所至，或是因为疲惫不堪，把话题扯到十万八千里。有的讲淫秽笑话，有的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有的分析某个著名人士的心态，有的议论男女演员，有的倾诉个人遭遇。同时，工作间里烟雾腾腾，桌子上的稿纸旁边堆满了咖啡杯子，早晨来时还仪表端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的编剧们，晚上一个个都变得头发蓬乱，邋邋遢遢，满身汗味，那种样子比逼迫一个冷漠而又倔强的女人就范还要狼狈。实际上，炮制一部电影剧本惯常所采用的生硬方式，酷似对人的才智的一种强奸，与其说是建立在灵感和共鸣的基础上，还不如说是出于主观的愿望和利益。当然，也许最后拍出来的电影质量很高，导演和合作者事先也都有一定的默契并相互尊重，工作环境也比较理想，这是人类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尽管往往并不尽如人意。不过，这种协调的合作并不多见，就像质量高的电影也并不多见一样。

编写第二部电影剧本的合同不是跟巴蒂斯塔，而是跟另一个制片商签订的，合同签订以后，我突然就没有了勇气和意愿，我开始对我刚才谈到的一切不如意的地方感到越来越反感和恼怒。天天如此，一起床后，没有片刻沉静和空闲的时候，头脑里整天得往外挤电影剧本的灵感，犹如在灼热的阳光曝晒下的荒漠，没有半点阴凉之处。每次我走进导演的家，每次听到导演在书房迎候我时总说“那么，昨天晚上你考虑过了？你想出解决的办法来啦？”那一类话的时候，我就有种厌烦和逆反的情绪。以后的全部工作进程都显得那么令人不耐烦和惹人讨厌；如前所述，导演和电影编剧往往东扯西拉，离题十万八千里，极力想让冗长的讨论变得轻松愉快些，在整个剧本的写作过程中，我与合作者之间总不时地出现互不理解或是愚钝可笑的情况，或是产生简单的意见分歧。甚至导演对我出的主意和想出的办法所给予的赞扬，我都觉得有种苦涩味，因为正像我所说过的那样，我觉得我把自身最美好的东西奉献给了某种实质上跟我无关的事情，我不情愿投入其中的事情。这最后的弊端乃是我在那段日子里最难以忍受的；当导演从椅子上高兴得跳起来，对他们之中很多人油腔滑调地高声说道“真棒!真有你的!”的时候，我不禁厌烦地寻思着：“本来我可以把这些东西写在我创作的某一部悲剧或某一部喜剧里的。”从另一方面说，尽管我很反感，但出于特殊而又痛苦的矛盾心理，我不能不尽到作为电影编剧的义务。几个人合作编写电影剧本有点像老式的四驾马车，有的马很壮实，拉车挺卖力，有的只是佯装在拉车，实际上却是让它的同伴们拽着跑。我始终是那匹卖力气拉车的马，尽管我不耐烦，也很厌恶。导演跟与我合作的编剧，他们俩在遇到难题时，总是等着我拿出办法来，这一点我很快就发现了。尽管我心里也总诅咒着我那持重的性格和雄辩的口才，但我灵感一来就总是慷慨地把它奉献出来。驱使我这样做的并不是什么竞争的意识，而是诚挚的激情，它比任何相对立的意愿更为强烈：我是被人雇用的，因此，我得干活。但我每次都为自己感到羞耻，感到有种难以割舍而又愧疚的感觉，就像是为了不多的钱而糟蹋了某种无价之宝似的，其实我本可以用它来从事比电影编剧更有意义的事情的。

正如我所述，我是在跟巴蒂斯塔签署了第一份合同之后两个月才发现编剧工作的所有这一切弊端的，在此之前我没有丝毫察觉。起先，我不明白，为什么当初我就看不到这些弊端，为什么那么久之后才发现。但是，正因为我对电影编剧总怀有这种反感和沮丧的情绪，我心中梦寐以求的那份工作就更加令人向往，渐渐地我就不得不把编剧工作与我跟埃米丽亚的关系以某种方式联系在一起。最后，我终于明白了，我厌烦电影编剧这份工作，是因为埃米丽亚不再爱我，至少是开始表现出不再爱我。只要我肯定埃米丽亚爱我，那我就能勇往直前地、信心百倍地从事这项工作。可如今我不能肯定她究竟还爱不爱我，所以，我也就失去了工作的毅力和信心。此时，工作对于我来说似乎纯粹是为他人服务，是糟践聪明才智和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