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塞·多诺索的名字自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加冕礼》在西班牙再版（1968年）后，就已经被西班牙广大读者所熟知了。加上他最新的长篇小说《淫秽的夜鸟》（1970年）问世，其声名的响亮程度堪与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及吉列尔莫·卡布雷拉·因方特等人比肩，因此他也就加入到了所谓拉丁美洲小说“爆炸”的行列中了。

但是，虽然何塞·多诺索在西班牙出版了第一部和最新的两部长篇小说，西班牙的读者对他作品的了解仍然很有限，因此任何对他文学创作的看法都会有片面和武断之嫌。人们看到的《加冕礼》与《淫秽的夜鸟》之间的天壤之别——无论是文体风格还是思想主题——都不代表何塞·多诺索文学创作的突变，恰恰相反，是渐进演变的结果——缓慢但持久的演变，这一点通过按年月顺序阅读他的作品就可以得到证实。从《加冕礼》的出现到《淫秽的夜鸟》的问世经历了十三年（《加冕礼》一九五七年初版于智利）；前者是地地道道的传统结构小说，里面出现了作者从事创作以来反复在脑海里盘旋的主题思想；后者则是一部内容极为丰富、艺术风格令人愕然的作品。在这十三年里，何塞·多诺索还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没有界限的地方》（1966年）和《这个星期天》（1966年）；此外，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查尔斯顿舞》（1960年）。这三部作品（以及在《加冕礼》问世前另一部一九五五年在智利圣地亚哥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避暑及其他短篇小说》）至今尚未在西班牙出版。阅读这些作品毫无疑问会有助于说明——虽说不能预见——《淫秽的夜鸟》后来“爆炸”的原因。

塞依斯·巴拉尔出版社奉献给西班牙读者的这本《避暑》会使大家特别感兴趣，因为它不仅收入了一些陌生的作品（可能连美洲的读者都不曾读过），而且它们是多诺索早期的创作成果。凡是通过阅读《加冕礼》，尤其是《淫秽的夜鸟》而了解多诺索创作的人，如果看到这部短篇小说集一定会感到吃惊，这可能是不无道理的。但是，如果有目的地对何塞·多诺索这些短篇小说和随后的作品加以仔细研究，我们就会承认二者之间有着紧密而宝贵的联系。这恰恰正是本篇序言写作的目的：在何塞·多诺索复杂的文学天地提供的种种可能与本书有限篇幅的局限性之间，建立早期作品与其新作的联系，目的在于避免早期作品被误解为与新作品无关；实际上，恰恰相反，应该把早期作品看成是对一条既令人激动又十分复杂的创作道路的研究，以此成为即将完工的《淫秽的夜鸟》之特殊世界的第一块基石。读者只能通过作者孜孜以求的创作状态才能跟踪他的道路，而正是从本书的短篇小说中，这一状态就开始隐约可见了，因为何塞·多诺索是一位孜孜以求的作家（不是痴迷），他的作品不是描写孜孜以求，而是孜孜以求、连续不断地进行创作。可以说，每位作家都有自己孜孜以求的东西，这很自然会反映到作品中，但何塞·多诺索的情况并非如此，他的作品不是精心制作自己孜孜以求的东西，也不是拿这些东西当情节、做主题或编故事。也许这种情况在早期作品里偶尔有过，但是在新作里，由于作者要给他孜孜以求的东西以唯一主角的优先地位，因此遮蔽了人物和故事情节。于是，在《淫秽的夜鸟》里，这很容易被写成故事的情节内容，给萦绕在脑际的念头提供环境，这本身就是孜孜以求的念头酝酿出来难以摆脱的着迷世界，二者的联系是由纯文学天地内生生灭灭的想象力造就出来的，其模糊性源于它的本性，成为现实、成为自身规律主导的现实。在最近一些讲话中，何塞·多诺索给《淫秽的夜鸟》下了这样的定义：“这是一部结构复杂赛过迷宫、精神混乱胜过疯子的小说，里面的诸多层面，现实、非现实、梦幻、失眠、呓语、幻想、体验过和即将体验的生活，统统搀和在一起，交织在一起，搞不清楚现实是什么，但也不是那种‘社会现实主义’里的现实——我认为社会现实主义只是幻想文学中的一个小分支——而是想象和创造出另有个性的可能现实。这不是我考虑的问题。我只想看看萦绕在脑海中的念头、主题思想、紧密相连的或互不相干的记忆有无可能写成小说。就是把一个精神分裂者的世界写成小说，把最随心所欲的一切当成绝对的真实来写：写出三十八种或者八十种可能的实体来。”

但是，何塞·多诺索在《淫秽的夜鸟》里表现他编造故事的强大能力之前，早就牵动了预先展示这一能力的天地了，早期的时间虽然短，但探索的结果却非常有趣。

一九二四年，何塞·多诺索出生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其家族由医生和律师组成。他的小学教育从格兰治英语学校开始，当时他表现极差。在他的同学中有卡洛斯·富恩特斯和路易斯·阿尔贝托·海莱曼。何塞·多诺索在校刊上发表过一些英语文章。他中学没能毕业，之后在一些港口城市打工，每份工作干不过三四个月。二十岁后，他决定离开圣地亚哥，从此浪迹天涯，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他先到达了智利南部麦哲伦海峡省会蓬塔阿雷纳斯，过着彻底与世隔绝的生活，当个牧羊人。过了不久，他决定离开，一个村镇一个村镇地走下去，走遍了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高原，与卡车司机一道工作，最后他来到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当了一阵港口货物登记员，后来因病不得不回到智利。回国后，他读完高中课程，考入智利大学教育学院攻读英语，准备专门研究英国文学。之后，他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助学金，因此得以再度出国。早在中学时代，何塞·多诺索就声称并坚信将来会成为作家，可是时光荏苒，他什么也没有写出来。一九四九年何塞·多诺索赴普林斯顿大学学习，美国之行对他精神品格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他师从布莱克谟，攻读文学评论，结识了艾伦·泰特，上过的课程，参加过大学举办的由著名人士托马斯·曼和罗伯特·卡萨特苏斯主讲的报告会和音乐会。他旁听绘画史，并为之着迷，还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资助下创办了《MSS》杂志，他担任合作编辑并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他用英文创作的最早的两篇短篇小说《有毒的蛋糕》和《蓝衣女人》。在此期间，每逢周末他都前往纽约参观博物馆。何塞·多诺索在美国时刚好是重新评价亨利·詹姆斯（何塞·多诺索受到他作品的影响）、梅尔维尔以及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创作的时期。埃德蒙·威尔逊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过关于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报告。

一九五一年，何塞·多诺索返回智利，用他自己的话说，回国引发了一生中最坏的三年遭遇。他终日坐卧不安，感到处处不能适应，不知该做什么好，找不到可以施展手脚的途径或者满意的工作。经过较长时间的环境适应期，他开始在圣地亚哥肯特中学担任英语教师，后到天主教大学教书。尽管如此，他仍然不能开始文学创作，可年龄已近三十。一九五三年，恩里克·拉弗卡特在圣地亚哥组织短篇小说朗诵会，青年作家可以在会上介绍自己的作品，每周给观众朗诵一部短篇小说。何塞·多诺索那时一篇小说也没写，不过，他为了强制自己写作，要求组织者给他定下一个介绍自己作品的日期。指定的日子临近了，可他的小说还没写。最终在朗诵比赛的前夕，他写出来一篇题为《“中国”》的短篇小说，后来收入短篇集《避暑及其他短篇小说》中。

一九五四年恩里克·拉弗卡特出版了《智利新短篇小说选》，把朗诵会上读过的作品收入其中，这样就诞生了在智利被称为“五一代”的一批作家。《“中国”》的发表以及包括何塞·多诺索在内的这批青年作家获得的好评，给他以极大的鼓舞，因为他曾经发誓：三十岁前若不写成一部完整的作品就放弃文学创作。就在这同一年（1954），他写完《避暑及其他短篇小说》，到一九五五年方才出版，是由作者自费出版的，所需的费用由他和一群朋友在作品出版成书之前通过认购取得。一年以后，该书获得圣地亚哥市短篇小说奖。该书包括以下几个短篇：《避暑》《“中国”》《同名的人》《精彩的晚会》《金发碧眼白人》《丹麦货栈》以及《两封信》。

十四年过去了，读者通过时间的流逝拉开距离进行审视时，可能会发现何塞·多诺索也未能免俗地应用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时髦的社会现实主义的影响。这个应用在第一个短篇小说中可以看到，尤其是在《同名的人》和《精彩的晚会》里，或许就是出于这一原因，那两篇小说成为智利那个时代最有影响的作品。何塞·多诺索在这些早期作品里提出的主题思想就是他后来长期坚持的东西，他后来日益深入到这些主题思想中去了。首先就是老年人那封闭、令人不安、无法进入的世界，它与童年神秘的个人天地有相对应之处。其次，是女佣的重要性，她们绝对不是为了确定社会阶级差别的口实，而是一种释放痴迷激情的存在（不单是性爱，因为在何塞·多诺索作品中出现的女佣都携带着把主人公拖入一个神秘而无法探知的世界中的魅力）。最后是身份的变换，或曰天地变换，在论述何塞·多诺索的作品时，谈及《没有界限的地方》中一个名叫马努埃拉的人物时，说她喜欢“女扮男装”，是个恬不知耻到荒淫离奇程度的角色，她是妓院的常客，那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幻影般的气氛，同时又是野蛮真实的气氛（很有布努埃尔，甚至很有巴列因克兰的风格），到了故事的四十页我们发现马努埃拉竟然是个男子！塞维罗·萨尔杜伊是用这样的词汇评论“男扮女装”的：“何塞·多诺索小说中人物的‘男扮女装’是作品里最好的隐喻：马努埃拉让我们看到的不是‘女装里面’藏着一个男子、不是一张化妆好的面具——如果摘下来就露出一张毫无生气、满是胡须的粗脸；而是‘男扮女装’这个事实本身。鉴于化妆的事实、清晰的伪装痕迹，大家都知道，也不可能不知道，马努埃拉是个爱跳舞的大忙人，是个装腔作势的男子，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塞维罗·萨尔杜伊的这一评价相当准确。但是，男扮女装这个说法（评论界在谈及何塞·多诺索的作品时经常使用）却是片面和有限的，因为何塞·多诺索展示出来的变化不单单是化装或是面具的变化，不是一种突变，而是不同现实层面的叠加，没有任何层面因为别的层面的重压而消失，恰恰相反，各个层面都在同一水平混合、交织在一起。因此，马努埃拉除去是个为了生活在伪装的现实中而放弃性别和自身现实的假女人之外，或许还是作者为他计划的多样现实的牺牲品，但他并不拘泥于仅仅身处其中一个现实中，而是同时占有全部现实的层面。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作品超出了男扮女装的范畴，是个变化的世界，更确切地说，是精神分裂的世界：现实与非现实占据着同一层面。多诺索把这个朦胧神秘的天地具体化作老人、小孩等人物。与贡布罗维奇一样，在何塞·多诺索的作品里，少年属于无政府的年龄段，同时还是混乱的年龄段，少年的个性刚刚形成就陷入混乱中；而老年则变成另外一种混乱：陷入解体的人格之中；使得潜意识的变化、形态、冲动以及萦绕在脑海的念头，在与现实生活同一水平的文学层面上得以展现。

在《避暑及其他短篇小说》里，上面勾画出来的主题已经崭露头角，虽说当时赶不上后来作品的水平，除了因为这是第一部作品之外，前面也说过了，有些小说的处理服从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文学时尚。何塞·多诺索的文学天地比别的作家都要小，他还不能冲破这样一些规则的限制：它们建立在概述简单、语言朴素的基础上，之所以简单朴素是因为他害怕任何巴洛克风格或语言再造的因素；他的文学天地不接受必须探察社会底层的要求（再说这也与何塞·多诺索的个人世界无关），也不接受文学叙事必须局限于再造客观现实的要求，从而以“社会现实主义”的名义奴化文学创作；幸运的是何塞·多诺索对这个“主义”贡献甚少，他有时逃避这个“主义”，有时与之共处。

在《避暑》这篇小说里，何塞·多诺索已经开始表现可以称之为“萦绕脑海的念头”：孜孜以求地探求一些天地与另外一些天地的相互联系，通过一个孩子在避暑期间的体验来表现。这个孩子名叫劳尔，是作品的主人公，他的童年生活是在三个层面上展现出来的。这个孩子活动于与海梅联系产生的神秘、封闭的天地里；海梅也是个孩子，在感情上征服和吸引着劳尔；他拉着劳尔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那是与劳尔家中形成的日常生活完全隔绝的神秘世界。此外，在《避暑》里出现了另外一个也是何塞·多诺索整个文学创作中特有的主题：女佣们的天地。何塞·多诺索笔下的主人公们总是在女佣那里找到新天地。女佣可以提供他们在家中得不到的盟友，或者提供性爱的启蒙（《这个星期天》的主人公就是通过家中女佣获得性启蒙的），这样的启蒙有可能变成花痴（《加冕礼》），一直到毫不掩饰的仇恨（例如《加冕礼》中罗萨里奥与埃利萨太太的关系）。可能恰恰是这篇《避暑》的故事在这部小说集里最能清晰地看到各个不同天地之间的相互联系。

何塞·多诺索赋予本书的献词以特殊的含义：“献给特雷莎·贝尔加拉，她不识字。”据何塞·多诺索本人告诉我们：“那时我在不知不觉中就对自己承诺，选择一个主题。特雷莎曾经是我父母的女佣，是她把我带大的（她至今还跟我父母生活在一起），她是我全部的女佣之母，是我所有老女仆的妈妈（《淫秽的夜鸟》的序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她就是书中的女佣贝塔·蓬塞。这个女人在一个有文化的家庭、律师之家干活，但是她不识字，她是我生活和创作中最神秘、最迷人的存在。在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中国”》里，她就出现了。”

确实，老年人在何塞·多诺索的全部文学创作中是经常出现的主题。在《精彩的晚会》里，我们已经遇上了老年人的出场，作者给他们的出场打上一种控制力的标记，主人公无法躲避这种控制力，他变成了这种力量的牺牲品，因为这种力量有时具有魔鬼般的威力。同样，在墨西哥风情的《金发碧眼白人》里是一位老太婆让一个小伙子睁眼看到新世界。但更具有作者创作特色的还是前面说到过的《精彩的晚会》。其中，主人公四十岁，是个办事员，胆小怕事，毫无特点可言，与其母的关系，与《加冕礼》的主人公堂安德列斯与其祖母埃利萨太太之间的关系有某些相似之处。虽然《精彩的晚会》里的母亲远不能与荒淫离奇的埃利萨太太相提并论，她对儿子的影响也打不开一个建立在疯狂和堕落基础上的现实世界，但是却在一种令人窒息和丧失勇气的氛围内，造成了一种附庸关系。贝塔·蓬塞和家中的老太婆们的关系距离《淫秽的夜鸟》尚远，但是她们从此就开始露面了。何塞·多诺索对这个经常存在的主题给出了一个自己的解释：“我要说的是我的童年如同马查多对塞维利亚一处院落的记忆一样，但我的童年是对圣地亚哥三处院落的记忆。我父亲是个医学博士，跟我们全家一道占据了三处院落的半边，他行医，差不多是医院的神甫；我的三位曾姑奶占据了另外半边。这三位老太太都是遗孀，三位都卧床，三位都有自己的女仆侍从，只有三人中年纪较轻（七十岁）的曾姑奶每年去欧洲一次，为了治病去泡薇姿温泉，然后回圣地亚哥，重新卧床。我的童年记忆有：一群风烛残年的老人，没完没了的穷亲戚为了继承遗产来讨好三位曾姑奶，散发着火盆气味的风干砖头，还有柳条烘干架上晾晒的衣裳。那时候我得了麻疹，外面下着雨，有人唱着歌喂我肉汤。一切都井井有条。这些是我童年的记忆，不是对孩子们的记忆，而是对我身边一大群老人的记忆。如今我不认为这是我对老年感兴趣的原由。还有别的理由：我认为是出于老年人的头脑混乱，是法律管不着的地方。我不拿它当成社会或情感问题，而是一套脱离它自行运转的法律，它是在那个封闭世界里运转的。”

《查尔斯顿舞》是何塞·多诺索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一九六年问世，也就是说在《避暑及其他短篇小说》出版后的第五年。第一本书的创作是一气呵成的；第二本书的创作写于不同的年代。再说，在两本书之间的五年里，何塞·多诺索还创作了《加冕礼》。《查尔斯顿舞》中的短篇小说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是这样的：《小工》《安娜·玛丽亚》《查尔斯顿舞》《闭门》《兜风》以及《桑特利塞斯》。

前三部作品还可以看作写实主义的尝试，尽管里面塞满了作者以往的主题思想。在这三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少年世界的冲突（在《安娜·玛丽亚》里是童年世界的冲突），是与成年天地以及第三类人的代表（这里不是指女佣，但具有同样意义）之间的冲突。同样，在《小工》里，是个男子，一个酒鬼征服了家中的孩子们。《安娜·玛丽亚》里，是一位老人与一个三岁孩子建立起友谊（作者用温柔、细腻的笔触展现的一老一小的交往，使得这篇小说成为书中最美的作品之一）。在《查尔斯顿舞》里，小说讲的是一个在酒吧跳舞跳到死的醉鬼。

多诺索的最后三部短篇作品《闭门》《兜风》《桑特利塞斯》已经彻底远离了写实主义，我认为它们是何塞·多诺索最有特色的作品，也是最完美的佳作。在这三部作品里，现实以这样的规则为准，这些规则来自一个主人公痴迷的念头所创造的世界；这个现实产生了一片由内部法规建构的文学天地，而法规的连贯性不能用我们从外部世界审视的标准加以衡量。

何塞·多诺索的最后三部短篇写于《加冕礼》之后。他于一九五五年开始写《加冕礼》，一九五七年结束，地点在智利黑岛。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写出《查尔斯顿舞》，地点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回国后在《埃尔西亚》杂志社工作了五年。一九六四年他前往美国参加《加冕礼》的首发式。这时，他已经动笔起草《淫秽的夜鸟》了（开始写这部长篇小说的时间是一九六二年）。但是，一九六五年在墨西哥居住期间，他放下了《淫秽的夜鸟》，去写《没有界限的地方》，该作品于一九六六年问世。一九六七年他应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的邀请任教，但此前在墨西哥库埃纳瓦卡市创作《这个星期天》。他在美国逗留到一九六七年底，随后前往欧洲。起初住在葡萄牙，数月后转到西班牙。一九六九年夏天，他终于完成了《淫秽的夜鸟》——创作这部作品用去了八年的时间——这部长篇小说使作者成为拉丁美洲小说的领军人物。

在这样一部非常复杂的长篇小说问世之后（其模糊性贯彻始终，作者提出的各种现实层面搀混在一个精神分裂的世界里，那里住满了老朽的人，充斥着痴迷的念头、象征物、荒诞离奇的角色以及展示种种恐怖、野蛮现象和潜意识表达脆弱性的怪物），何塞·多诺索这部短篇小说集的出版就有了特别的重要性。这些短篇小说都是多诺索早期的创作，那时就已经展露出他整个文学世界的草图。

---（本文为一九七一年本书初版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