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发碧眼白人

避暑  作者:何塞·多诺索

我一从维拉克鲁斯火车站的列车上下来,那热烘烘的喧闹世界就把我闹得心烦意乱,它与我熟悉的一切完全不同。我有一种不舒服的预感:在这个乱糟糟的世界里,一切都不会顺利。果然,一开始就不顺,就在站台上,我的一件行李丢了。接着,出租车司机耽搁了好久才找到我要住宿的旅馆。随后,在旅馆里,我跟经理发了火,因为我在旅途中就热切盼望的淋浴没有洗成,直到管道工检修之后才好。

解决了初来乍到的问题之后,我下楼到街上转转;为了喝点冷饮,我在街对面维拉克鲁斯主广场的一家商店的柱廊下落座。我心中的不安神奇地消失了,逐渐为视觉和听觉发现的一切而感到惊奇。此前,在沿墨西哥高原大大小小的城镇的旅行中,我早就迫不及待地想干脆结束游览,快些进入热带地区。从座位上,我看到的就是墨西哥热带风光啊。

忽然间,我的信心又恢复了——年纪太轻,只知温带气候的人的信心——相信在这片充满无节制行为的地方,我会毫无疑问地获得决定性的经验,比此前我知道的经验要丰富许多。这些经验近在咫尺,几乎伸手可得,仿佛我的手指触摸冰凉的高脚杯一样。

夕阳已经不照在街对面浅橙色大教堂的屋顶了。如同每个傍晚一样,乱云飘过小海湾的上空,从海上吹来温暖、潮湿的风。天越来越黑,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很快就是一片鼎沸的喧闹声。流动的木琴声越来越响亮。衣着光鲜的姑娘们不慌不忙地漫步其间,半理不理地回应着男人的目光。男人们身穿白衣白裤,悠闲地聚在一起,炫耀着皮鞋,或者与小贩为面包夹菠萝讨价还价。在距离一个街区之遥的地方,街道游廊的后面,码头上的起重机在轰鸣,它们在装货、卸货,那些船只来自牙买加、伯利兹、梅里达、坦皮科、哈瓦那和利蒙港。

教堂咖啡馆虽然不处在广场最热闹的地段,却是维拉克鲁斯港最富有墨西哥特色的地方。黄昏时分,城里的工业家和政治家,带家属或不带家属的都经常光顾广场,为的是找某个熟人一面喝着冷饮一面闲聊一阵。那里还常常可以看到肤色发黄的糖厂主,他们是要去糖厂的,在这里转乘飞机,前往塔巴斯科、恰帕斯或者金塔纳·罗。很多美国游客来维拉克鲁斯观光,但很少有人迈进教堂咖啡馆,因为他们更喜欢广场那一侧更为繁华的旅馆游廊。

这些情况我都知道,正因为如此,我才离开旅馆直奔这家咖啡馆而来。但是,我刚一落座,就失望了,因为听到邻桌传来的典型美国佬的鼻音腔调。邻桌是三位女性。乍一看上去,三人均无动人之处,因为已经上了年纪,也缺乏姿色。可我正准备换座位的时候,突然注意到其中的一位。上了年纪的美国妇女以为去墨西哥就必须佩带贵重首饰和穿鲜艳的长裙。她没穿那种服饰,不假装入乡随俗。她是三位中年长的,身穿草绿色裙子。她的面色是晒黑的,脸型优美,头顶是一团灰色乱发。我和她目光对视的片刻,她做了一个奇怪的表情:冲我嫣然一笑。随后,她若无其事地戴上眼镜,从包里掏出毛线和毛衣针开始编织起来,同时还继续闲聊。我没换座位,注意听三人的谈话。

她对墨西哥的事物、城镇、植物和人的评价朴实又有权威,她的职业是植物学家,在墨西哥生活了多年。她的女伴是来旅游的,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她们与这位灰发妇女聚在了一起。她叫赫兰女士。

她对跑堂的说:“盖罗,给我再拿一瓶可乐来!”

“马上就来,盖罗。”

在墨西哥,“盖罗”是“金发”的意思,是用友好的语气说给那些看上去没有印第安和黑人血统的人听的。这个跑堂的小伙子绝对不是金发青年,可他肤色不特别黑,说“盖罗”就很自然了。我很想结识这位赫兰女士。她的微笑及流露出的平静神态表明她的生活和知识是我喜欢的那一类。

跑堂的小伙子给赫兰女士送来了可乐。喝完后她说,该走了,因为明天还要早起呢。女伴们纷纷问她去哪里,她回答说:去特拉科特拉尔班,那是巴巴劳阿班河上游的一个村庄,从阿尔瓦拉多乘驳船五小时可达。她对这个“蝴蝶河畔”的古老村庄说了好大一会儿工夫:该村位于原始森林中,与世隔绝。她极力要把那座村庄都回忆出来,结果她的一番话在我心头产生的意象,竟然让我觉得从餐桌上看到的一切突然显得平庸起来:广场上的棕榈树、游廊里的木琴乐队、乐师白草帽下面露出的微笑,只不过是吸引游客的庸俗广告的组成部分。我那时年轻,对自己的游客身份感到不好意思,希望自己成为受欢迎的人。也许赫兰女士的话能给一条出路。

她摘下眼镜、收起毛线活,随后又冲我笑笑,准备离开。她与女伴们一一道别。我望着她顶着突至的大雨渐渐远去,这场急雨把广场上的人驱散得干干净净。我回旅馆去了。我查了一下:阿尔瓦拉多距维拉克鲁斯有几公里远。我请服务员次日早晨叫醒我去乘公交车。

我一到阿尔瓦拉多,首先看到的就是赫兰女士。她正坐在出售水果和炸鱼的摊子旁边,身下是她的行李箱。她兴致勃勃地注视着工人怎样从驳船上卸下海龟。没人注意她,这并不奇怪,因为墨西哥有很多“老外”,但这个身穿草绿色长裤、神情十分好奇的女人,还是值得瞧上一眼的。至少她看上去比我奇特。我虽然模样不大引人注目,衣着也俭朴,镇上还是有许多人常常回头看看我,顺便无拘无束地说一声:“盖罗,再见!”也许是因为我观察过久,早晨这番五颜六色、人头攒动的景象令我眼花缭乱,那条缓缓流向地平线的大河风景令我倾倒。

驳船靠岸后立刻上满了乘客,人们纷纷在肮脏的遮阳布下寻找座位。许多人挎着篮筐,里面装着饮料。赫兰女士就在背包袱、抱孩子、挎篮筐的人群中落座。

我登上了甲板,因为不愿意遮阳布挡住我看风景的视线。我确信自己头上这顶宽大、柔软的维拉克拉鲁草帽足以抵挡似火的骄阳。

驳船起航了。我侧身靠在背包上,注视着那座以白色房屋以及棕榈和芒果树为标志的村庄渐渐远去。随后,只剩下阴沉的天空、湿漉漉的闷热以及线条粗犷的河岸。驳船缓缓前行,躲避着一层层漂浮的水莲花,留下一阵阵汽油味。

赫兰女士的喊声搅乱了我欣赏风景的兴致。

“先生,先生,下来!您会中暑的。”

我探身到遮阳布的边缘,回答说:

“放心吧,夫人,我习惯了晒太阳。再说,还有这顶帽子……”

“小伙子!”她不耐烦地打断了我的话,“就是本地出生的人也不敢这么干呐!别犯傻!马上下来吧!”

她在身边为我挤出一个位子,周围全是乘客。赫兰女士不停地织毛线,织啊织,我猜不出她织的是什么物件。她平静地织着,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突然,她说了一句:“啤酒解暑最好不过。我去要两瓶。”

她跟船上的负责人要了两瓶。我俩举瓶喝了起来。接着,赫兰女士擦擦嘴说道:“我昨天在教堂咖啡馆看见您了……”

“对,下午我是在那里。是您启发了我来特拉科特拉尔班……”

“您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地方吗?”她一面问我,一面摘下眼镜,仔细看她的织物。“那是个神奇的村落。位于这条河边,有好几百年的历史,没有受到半点破坏。它四周全是原始森林和可可种植园,与外界唯一的联系办法就是这条驳船以及收获季节来运农产品的船只。”

“您现在住在村子里吗?”

“现在不住。从前住过特拉科特拉尔班。有好多年没回去过了。据说那里一点也没变。”

“为什么没回去过呢?”我冒着唐突的危险问了一句。

“几个月前,我丈夫去世了。只有现在我才能自由地来这里。他恨特拉科特拉尔班。他脑子里装满了痛苦的回忆,就不让我回这边了。他一死,对我来说一切都结束了……现在我来看看在这座我一生中经历过最重大事件的村庄里,能不能找到某种重要的东西,让我度过余生。我和我的丈夫一样,都从事植物研究……”

她沉默了片刻,我发现她正在梳理思绪和种种激情。遮阳布垂下的帘子在她眼前摇来摆去。忽然,仿佛刚才是沉浸在往事的深海里,她一下子冒出来这样一个问题:

“您认识那种根据理论来生活的人吗?就是给每样东西都规定一个正确的名字和准确重量的理论,为的是用这种办法发掘出全部秘密的可能性。”

她好像用尽了提问的力量,因为她又重新沉默起来。但赫兰女士提问的声音反复在我耳边回响,仿佛驳船拖拉着她的话语。我不知如何回答,也不认为有必要回答。她在继续说下去时,声音变得比较平和了:

“我和我丈夫属于人类里完美的典范。他和我都来自富裕家庭,父母都与美国科学界、知识界有密切联系。我俩是同学,相识的地方是一所地方不大、名气却很响的大学。他叫鲍伯,从认识他起我就很钦佩他。他是全系最棒的学生;另外,他个子高,一头金发,直到去世前还很漂亮。从事研究的年代里,我俩一道工作,一道思考,配合得很好。那时我俩确信世界上没有比我俩更阳光、更健康、更聪明的人了。家庭纽带是荒唐的;种族和等级的偏见是愚蠢的;只有科学是唯一重要的;而普通常人是无聊和庸俗的。毕业后,我俩结了婚。我俩应有尽有:美貌(小伙子,您别笑!年轻时我也是美人啊),文化,智慧,健康,因此在我俩清晰设计的生活里没有什么不快。让我俩感兴趣的是实验植物学。我俩的观点有创意,又有学术价值,那所大学聘我俩做助教。

“您了解美国一所小型大学的生活吗?那您很快会知道那样的生活环境对我俩这样的人来说实在是最好不过了。白天,我俩热情地投入工作,傍晚去老树林里散步,给草地上的松鼠喂食,跟熟悉的小伙子们打招呼,眺望树林后面学生宿舍灯光通亮的窗户。时不时地我俩也参加聚会,总是穿上我俩最好的衣裳。会上谈政治、科学、图书,或者谈论这个小圈子里的新笑话。我俩的得意门生每周来看望我们一次;我俩请他们喝茶,表明我们也是懂人情世故的。

“我俩的大学生活有几年之久,很幸福。后来,我俩迁居到纽约,接受了那里为我们安排的职务。起初,我俩在那座大都市里感到非常孤单,想一心一意投入到我们的工作中去。可纽约是个能吞下最后一点谦逊的魔鬼。鲍伯开始了一项大规模的调研工作,其结果后来很晚才被评价为严肃、深刻、困难的事业。与此同时,我禁不住诱惑,为一些伪科学杂志写些科普文章,因此迅速成名。人们认为我是个才华横溢的女性,却嫁给了一个不起眼的男人、一个书呆子、一个一事无成的人。我也开始相信这些言论,开始厌倦起丈夫了。我收起了校服和乡下衣裳,去找高级女时装设计师了。穿着绫罗绸缎让人看,接受所有人赞赏的目光,这是一种冒险。我越来越疏远丈夫,他也一样。可是在彻底决裂之前,我发觉自己怀孕了。娃娃出生了,可一周后就死了。这就越发让我疏远丈夫,投身到大家所说的‘生活’里去了。我觉得自己很满意这种生活方式,认为既然成了文明人就不能限制自己的爱好。我以为这下子可自由了,我把全部责任都扔到脑后去了,但内心深处却备受良知的谴责,因为自己做不了鲍伯所进行的那种高端研究。

“一天夜里鲍伯喝得醉醺醺地回来了,九个月后,我又生了一个男孩,是鲍伯的儿子。就在这个时候,鲍伯应墨西哥大学的邀请,去做终身教授。我不知该如何是好,但是抓住了儿子给我俩提供的表面联系,投奔丈夫去了。鲍伯从事的科研工作极为光彩照人。而就在这期间,在墨西哥的头十年我没下决心离婚,但那危险的嫉妒心理让我终于彻底地离他而去。

“与此同时,我决心把我儿子培养成伟人,现在看来这是一种为自己解闷的游戏。那时我认为儿子应该从小就独立思考和按照自己的爱好活动,应该完全摆脱种种妨碍他生活的愚蠢思想。我儿子很漂亮,大眼睛,蓝眼珠十分明亮;形状完美的脑袋上长着丝绸般光洁的金发。

“我儿子叫麦克。他九岁时,鲍伯不得不找个绝对安静的地方写一部著作。这是根据他多年在教学和实验中积累的大量资料要写的书。他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写书。有个朋友建议说,特拉科特拉尔班村是最合适的地方。那部著作也许会是鲍伯的毕生之作。虽说我没兴趣跟一个我不爱的男人埋葬在原始森林里,但我认为那部著作会为他赢得荣誉,而我又不想被排除在这个大制作之外,这两个原因促使我跟他前往。

“我觉得这条驳船就是二十年前我们第一次乘坐的那同一条。就算我们此前在墨西哥旅行过很多地方,但是发现一个有两千居民的村庄居然在密林深处用舶来品修建起一座大教堂,实在是件神奇的事情。条条小巷长满了野草,两侧是一排排平房,门廊上刷了玫瑰色、黄色、蓝色和绿色。这条河悄无声息地流经木码头、香蕉树、芒果树和棕榈树,带走了一片片蓝色的风信子花。一座座可可种植园和再远处的原始密林包围着这座河边的村落。家家户户的庭院里,种植着红色的郁金香,好像灯笼一样支撑在草丛中,一入夜,就挤满了萤火虫。院子里还有鹦鹉笼,屋前有回廊;妇女脚踏木屐在屋内光洁的瓷砖地上走来走去。

“哎,开头的那些日子,真好哇!这记忆之美可比第一次看到的还要刺眼!那位阿玛达·巴斯盖斯是老古董啊!在她那印第安人的眼睛里,混杂着魔幻、难分辨的宗教信仰以及恐惧的神情。她至今还活在世上,好像在嘲笑时光的流逝;而我则重返她的住宅,仿佛那里不曾发生过任何事情。她那玫瑰色的庭院、那永远摇摇晃晃的摇椅、那些迷雾般朦胧的蚊帐,那些干净、浆洗后平展的床单,都依然存在。过不了几个小时,我就又将见到它们啦!那只鹦鹉还活着吗?我儿子麦克还教过它几句英语呐!它还在那后院面向这条河的私家小码头旁的大水缸上跳来跳去吗?

“就在我们全家上岸的同时,前来围观驳船到站的人群立即靠近了我们,一看到麦克就都惊奇地喊叫起来:‘盖罗!盖罗!’一位妇女伸手摸摸我儿子的金发。我可以自豪地证明:麦克没害怕。

“我丈夫说,他只看了一眼,就爱上了阿玛达·巴斯盖斯。她是个小巧的女人,肤色发黑,像个蜚蠊,走路飞快,可好像没有迈步。她年事已高,躯体萎缩,长长的细辫子花白相间,脸上的皱纹像是树皮。她把房间出租给贵客。可我们太喜欢她的住宅了,就恳求她把整幢房子出让给我们,连同她本人的服务。阿玛达那时单身,以给教堂做白袍为业。不知道有多少次我看见她那双黝黑的手在洁白的麻布上拆毛边、绣复杂的图案、添加流苏和穗子。在炎热的下午,她常常坐在住宅门廊上的一把藤制摇椅上。过往的行人都尊敬地冲她微笑致意。这套住宅是德拉拉家族几位小姐遗留下来的,那几位小姐作古已久,她们心地纯洁,为了奖励阿玛达侍奉多年而把住宅赠送给她。假如阿玛达去世,住宅应交给教会支配。

“我们不久就在阿玛达的住宅里安家落户了。麦克从一开始就非常喜欢我们的女房东,整天跟在她身后忙来忙去。此前,我们在墨西哥城一直不同意送儿子上学,因为担心他养成偏见。我们自己教儿子学些初级教育必学的知识。可眼下他马上就要满十岁了;如果他能跟村子里的孩子一道在特拉科特拉尔班公立学校上课,那可就太好了。儿子应该学会公正、平等的观念,这是我俩都非常在意的。

“在我们到达的第二周,我送儿子去学校。接待我们的女老师是伊达尔戈女士,她说很荣幸接受一位‘盖罗’加入本班的行列。那天上午我亲自送儿子进教室。麦克在教室中间一个空位上坐下的时候,伊达尔戈老师命令在第一排坐着的一个孩子换到后面麦克的位子上去。我不让她换位,还特别强调说:伊达尔戈女士,我希望您别让我儿子享受特殊待遇。

“儿子那模样实在是太美了。看到他坐在教室中间,四周是些漂亮的孩子:黑皮肤,大眼睛活泼灵动,像一群黑色小虫纷纷回头看麦克。我儿子则天真地微笑:他与众不同,又很出色。

“麦克下午放学回家,我吃惊地看到他进家门的头一件事就是回自己房间脱鞋。

“‘你干什么呐?’我好奇地问他。

“‘我是唯一穿皮鞋上学的人。’他回答说,有受到羞辱的口吻。‘皮鞋讨厌。’

“‘是同学要抢你的鞋吗?’

“‘不是。起初,他们不敢靠近我。第一次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孤零零一个人待着。后来,他们成了我的朋友,要我脱下皮鞋,让他们试试……’

“麦克告诉我,同学们摸摸他头发,有个胆子大的甚至想把手指头伸进麦克的眼睛里,摸摸蓝眼珠。这一切让我很不安。望着我儿子赤脚去一所原始森林里的学校,无论这里有多美,我也不能接受。我给儿子解释说,咱们白人的体质不同,这个人种比较娇气,不习惯这里的气候,不像他的同学们早就适应了这里的环境,那是几百年慢慢适应的结果啊。可麦克非要光脚上学不行。我解释说,由于习惯不一样,比如咱们喝开水,做饭的方法也不同。我以最大的耐心说服了他:他的脚丫子经不住路面的崎岖不平,也忍受不了白天的闷热。

“第二天,我没看见麦克出门。中午过了十二点,我正跟阿玛达在门廊前聊天,看见远处的路口上走来的女教师怀里抱着麦克,她身后跟着一群孩子,这能不让我吃惊吗?

“我急忙跑上前,伊达尔戈女士跟我解释说,她本以为让麦克赤脚上学是我俩的主意呢!麦克在她怀里哭哭啼啼,双脚有伤,红肿一片。课取消了,大部分学生送‘盖罗’回家。

“我要麦克自己说清原委。他说,同学们向他挑战,问他敢不敢走校内院子里滚烫的瓷砖,然后再走蒺藜。结果就成了这个样子。我对伊达尔戈女士说了一些埋怨的话。她连忙保证:此事不会再发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麦克越来越喜欢跟着阿玛达到处走动。我多次听见她和麦克在隔壁房间里闲聊。然后,麦克跑来给我讲述老太太给他说的故事:什么鸟啊、神奇的动物啊、这条河的发源地住着保佑天下众生的神仙啊。但是后来发生了怪事:他越是喜欢这些故事,就越是不再来找我复述了。尽管如此,我仍然喜欢老太太和我儿子在一起。阿玛达跪在河边时而弯腰时而挺身,一面与麦克说话。我儿子坐在老太太身边的码头上,双脚不停地打水。

“从我们到达特拉科特拉尔班第一天起,最使麦克着迷的就是那些船只。这不无道理。那些日复一日拴在码头上摇来晃去的彩色小船像魔术一样迷人。还有那些晚霞中工人们下班回来时乘坐的船只。还有那些停泊在高大芒果树影下的船只。麦克经常去码头玩耍。有桑特尔莫兄弟俩陪着麦克去码头。这两个少年健康,长得漂亮;我鼓励儿子跟他俩交朋友,因为他俩不卑不亢,而麦克到特拉科特拉尔班认识的第一个朋友,就是一副奴才相,名叫拉米雷斯。我还培养儿子对船只的爱好,因为让他去看船,或许可以让他稍稍离开一点阿玛达。这个女人让我颇费心思。

“阿玛达让我费心思,有几个原因。起初,我以为这女人对我们物质上优越地位的羡慕,如同全村人表示的那样,是无条件的。但随着时间推移,我慢慢发现这羡慕背后有不纯的东西:一个陌生的因素让羡慕变了味。

“我记得一天下午我从神甫那里回来(此前我们已经和神甫成为了好朋友),听见我的房间里有人说话。我探头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阿玛达身穿着我的一件裙子,在模仿我的举止动作,对面是两个由于这个喜剧场面而大笑的妇女。我的抽屉被翻得乱七八糟,地面上扔了许多东西。阿玛达模仿得惟妙惟肖。她模仿我走路的样子,模仿我说话的怪腔调,嘟囔出一些什么话,大概是英语吧。我脸羞得通红,因为看见自己被丑化成这个模样。我推门进去,命令阿玛达收拾好我的东西。为了不让她生气,我把那件她穿上身的裙子赠送给了她。她很高兴。

“后来,我们的物品开始一件件失踪,尤其是麦克的玩具。我问阿玛达这是怎么回事,她不知如何回答。我没发作,因为儿子没恼火,实在没什么可指责阿玛达的。但我心里认为东西失踪是女房东的贪心所致。丢了一些不值钱的东西,我不在乎,因为住在阿玛达家的好处不胜枚举。

“一天夜里,麦克哭醒了。我和鲍伯连忙跑到儿子身边。他嘟囔了几句没头没尾的话,又入睡了。可从此后这孩子经常做噩梦。他常常醒来后大喊大叫,哭哭啼啼,要阿玛达来照看他。儿子不停地说着什么河流、宝藏、神仙、暴风雨之夜;可我并没有惊慌,因为我把儿子的这些情绪波动归咎于环境的改变。尽管如此,我依然不看好女房东,因为我想是她给我儿子麦克的脑袋里塞满了让他心理失衡的谎言。可我希望儿子心情舒畅啊。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鲍伯一心只顾写作。书越写越厚。可我为写作开展的工作却效率很低,让我不得不认为自己并没有真正具备干这类工作的能力。我难过地承认:我对科学已经毫无兴趣。鲍伯越来越不能吸引我了。我俩决定回去后就离婚。我一心只盼着这部著作能早点画上句号。唯一能让我高兴的事就是看着麦克。他令人惊喜地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和同学,与其中许多人交上了朋友。一开头,麦克在学校里很胆小,选择的朋友也是胆小的学生。后来,恐惧变成了无畏。他和小朋友做的游戏紧张又严肃,让我不由得感觉到游戏中的危险信号。

“一天下午,我接待了伊达尔戈女士的来访。她费了好大劲才进入正题,兜了一大圈才说出:她再也忍受不了麦克了。他已经煽动起一群小子闹事了。这个‘盖罗’一提出不上课,就会人人都响应,纷纷跟他去种植园、森林和河边嬉戏。要是麦克拒绝做作业,其他人也都这样干。有时候,这位待字闺中的女老师通过所谓的‘大奖’诱使最用功的学生去完成作业,结果据我所知,她房间里的许多物品就会不翼而飞了。我多次查问过他:为什么老师常丢东西?他便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这真让我难过,因为我毫不犹豫地就相信了他。伊达尔戈女士用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讲述了麦克的事情。比如,她说,麦克经常给同学们讲故事,讲的什么内容人人都绝对保密。有时,她看见麦克蹲在校园的某个角落,身边围了一群小子。那些小子都是挑选出来的,走起路来挺胸抬头,十分得意。那些没入伙的,极力讨好‘盖罗’,积极要求加入‘组织’。

“我以为这是女老师夸大其词。但不管怎样,我还是训斥了麦克,因为他没说出他玩具失踪的真正原因。可是我儿子求我别生气。他说,把玩具送给同学是非常自然的事,因为对小朋友来说,这些玩具都是不寻常的玩意儿,而他早就不感兴趣了。

“一天早晨,我送儿子出门去上学,看见对面门廊下至少有十个同学在等着他。一想到伊达尔戈女士的话,这事就让我感到不快。下午,儿子一回家,我问他怎么回事。

“他回答说:‘因为他们佩服我嘛……’

“‘佩服你?’我吃惊地问他。‘佩服你什么?难道你是最好的学生?或者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不,不,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与众不同。’

“‘与众不同?’

“‘对,与众不同。’他又补充说,用了挑战的语气,‘光脚上学的事发生以后,不是你自己说的吗?我与众不同嘛!’

“我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难道这就是我好心好意的结果?我严厉地训斥了他一顿。给一个十岁的孩子讲清楚道理是非常困难的。我已经没力气去想回到美国文明社会之后的事了。我坐在灯下静静地补袜子。飞虫围绕灯光嗡嗡地叫着。麦克在翻看一本书,时不时地瞅瞅门外。阿玛达早就出去了。她应该很快回来给我们送晚餐。麦克突然开口道:

“‘阿玛达也是这么说的。伊达尔戈老师把想法跟大家说了……’

“他似乎想争论一番。我担心,就只说了一句:‘这事该马上停下来……’

“儿子继续说下去:‘这么说您不知道桑特尔莫的妈妈跟拉米雷斯的母亲之间发生的事啦?太逗了。村里人都知道啊。您还记得起初我是那个傻瓜拉米雷斯的朋友吗?后来,我烦他了,就跟桑特尔莫兄弟好了。对了,他们两家是邻居。我跟桑特尔莫兄弟成了朋友以后,就不想再找拉米雷斯了。于是两家就打架了。如今双方见面互不理睬。有人说,一天,拉米雷斯的妈妈在码头上撞见了桑特尔莫太太,一下子就把她推下河里去了,差一点淹死……’

“儿子讲故事的口气让我大吃一惊,我根本不敢抬头看他。我采取怀疑的态度:

“‘可人家为什么那么喜欢你呀?你肯定是个特别好的孩子……’

“麦克听到这里,表情不安地望着我。这样的眼神我从来没在孩子的眼睛里看见过。那眼神里有笑意,混杂着对我愚笨的话语深深的蔑视。这像是我在跟一位十分睿智的老先生谈话。我儿子已经达到一个我无法控制的高度了。

“‘对,是因为这个……’他回答说。

“‘除了这个,没别的原因啦?’

“正在这个时候,阿玛达回来了。麦克跟着她走了。我没敢阻拦。

“我很想把心里的担忧告诉鲍伯,可他什么也听不明白,因为他一心在想很快就要写完那部著作。他说,不必担忧,因为再过一个月我们就要离开了。另外,就是我自己也没把事情弄得明白无误。但是,在鲍伯写作的同时,我有足够的时间对麦克的事操心。儿子有两种精神状态:一是在我和鲍伯的身边时,他总是灰溜溜的,好像掩饰着什么,总是想着别的什么事情;二是,只要有阿玛达或者桑特尔莫兄弟在他身边,他就进入情绪高昂的状态,一身的勇气。他夜里做噩梦的情况屡屡发生。有时他说梦话,说什么在远方,这条河的发源地住着金发大仙,凡是能走到大仙住处的人,就能成仙。他还说有一种长着金羽毛的鸟儿,可以照亮森林;还说到阿玛达和夜里逆水上行的船只。

“伊达尔戈老师又一次抱怨说,再也对付不了麦克了,因为没人去上课,大家都跟着他远足去了。我也对付不了他了。我默默地观察着自从我们来特拉科特拉尔班居住后在他身上发生的变化,他接触了原始的威力,接触了阿玛达和那些孩子,他们的眼睛熟悉密林与河流的古老语汇。麦克本身就像一条雨后泛滥的河。种种力量似乎都从我儿子的内部流溢出来。可我视而不见,没有意识到他太脆弱了,难以支撑得住。我说视而不见,因为我的信念是那些孩子与麦克接触有助于他们走向文明,因为麦克不仅对我,而且对那些孩子来说,都是一个超人。我不知道那些孩子及其周围环境大大扩展了麦克的生活范围,甚至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一切神秘和神秘力量放射的一切都变成了他身上的自然元素。

“整整一个下午都刮着搅乱蓝天的黑风;到了夜里,沉重的乌云炸成了电闪雷鸣,又化作一场大雨,把村子、咆哮的河水和雨林关进一个闷热难耐的‘房间’里。这是我们来到特拉科特拉尔班后亲身经历的一次热带狂风骤雨。我们应邀去伊拉里奥神甫家共进晚餐,路上并没有什么特别担心的。途径码头时,我们发现由于暴风雨的关系,所有的小船都上岸了,只有一只除外。这只留在河里的小船被浪头打得‘咯吱’作响。我们不知船主是谁,没办法通知他把船拉上来,说不定这是他唯一的家产呢。

“伊拉里奥神甫的厨娘很喜欢我们,早就准备了我们偏爱的饭菜。正当我们在喝汤的时候,好心的神甫说:‘这好像是你们著名文明的结束……’

“我和鲍伯不由得看到多次重复过的争论又要降临了,可是对这位神甫来说,这样的争论仍然令他兴趣盎然;他在热带生活了十年之后,再来一场暴风雨也不会让他感到意外。

“酒足饭饱之后,又聊了好大一会儿工夫,正当我们准备告辞的时候,听见有个男孩在门口叫喊。我吓得脸色苍白,急忙起身去开门。黑风吹进家门;门楣下,我看见小拉米雷斯正在望着我,他在发抖,浑身被雨淋得湿透,他一言不发。我立刻就明白了:我们来到特拉科特拉尔班之后的这段时间,可能会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这之后,我对那天夜里发生的事就记忆混乱了。但是,后来,通过那个站在神甫门外叫喊的孩子之口(这孩子参加了最近那次游戏),我得知了发生的事情。

“好像那天夜里我们刚一出门,阿玛达就回自己的房间去了。麦克穿好衣服,准备出去玩。我永远不会知道,也不想知道:发生那样的事是不是阿玛达纵容的结果。我希望这想法刚好相反。

“如今我一闭上眼睛,就能想象出整个情形来。麦克沿着街道上湿漉漉的草地狂奔,雨水从这位小仙的金发上流下来,这样的自然环境并没有让他感到不适。他跑到广场的拐角处,与同学们会合,众人一道向码头跑去。拉米雷斯一开始是跟大家一起出发的,可一看到漆黑的天空中时时划过的闪电,又感觉到热风在激怒河水和密林时,他就开始掉队了。好像是他受不了这样的想法:是佩德罗·桑特尔莫,而不是他,竟然当上了麦克的副手,羡慕、嫉妒还有恐惧让他重新考虑要不要跟着大家跑。这孩子告诉我,麦克常常给同学们讲述阿玛达说给他听的故事,特别是那个金发神仙的故事:他们住在这条河的发源地,说什么需要在暴风雨之夜跑到那里才能成仙。麦克说服大家:成仙后可以有种种威力、大批财富和全部的智慧。拉米雷斯说,这个远征计划从很早以前就开始策划了。首领只选中了十个同学。我能想象得出,如果这些河边长大的勇士毫不犹豫地登上那条破船,我儿子会做出什么承诺。他会不会答应给大家黄金,或者让同学们成为像他一样与众不同的人呢?或者承诺大家会有像他那样的超人智慧?我不知道……

“拉米雷斯从码头看见大家上了船。我无法想象九个十到十二岁的孩子怎么能在一个暴风雨之夜上了船。他们的力气是从哪里来的呢?怎么会这么勇敢呢?不知道,我不知道……拉米雷斯亲眼看见了他们为控制船做出的努力,急雨让他们变得十分盲目。大家看见他不肯上船,便破口大骂起来。麦克下令解开缆绳,众人操桨,麦克掌舵,小船驶入咆哮的河水中。

“船上有个小手电。我想象得出大家顶着雨水望着手电,借助这点微弱的光亮可以看到我儿子那严肃而紧张的面孔:他在掌舵啊!我想象得出每个孩子的脸上显露出努力的表情。我想象得出那无能为力的表情,那因为无能为力而愤怒的表情。我想象得出这条小船只有那么一点光亮,在愤怒的浪涛里颠簸跳跃。我想象得出如何从船上看到一侧村庄的灯火和另一侧闪电之下闷热、漆黑的密林。我愿意想象孩子们游戏的热情至少多持续了几分钟,这让我心里产生些许安慰。希望孩子们看到小船在‘咯吱’作响、解体之前,恐惧还没有占据心头的时候,相信自己的冒险活动在短短的几分钟里已经达到光辉的顶点,赶在雷鸣电闪之前,赶在浪涛淹没他们的喊声之前,赶在小船沉没之前,赶在河水因孩子敢于挑战而勃然大怒最终吞没他们头顶之前……”

故事快要讲完了,赫兰女士的声音在这个似乎能溶解一切、就是不能溶解她的话语和音色的炎热空气里仿佛发出了珍宝般的光彩。我看看她仍在编织活计的双手,似乎猜出了编织物的形状。我注意到她那顶着脏帘子的脑袋:像阿玛达·巴斯盖斯的脑袋一样聪明、永恒、深奥。

她接着毫无感情色彩地继续说道:“营救持续了整整一宿。全村的人都跑到码头上来帮我们,许多人打着灯笼和手电,尽管在漆黑的夜里用处不大。鲍伯跟一些家长乘小船沿河寻找。我不知道怎么没想到鲍伯可能也会命丧河底,可我看见他上船时我一点也不担心。一切都没有用了。没有发现半点关于孩子们的蛛丝马迹。我听见有人说几天后在河口处出现了两具尸体。可都没有麦克。

“我和鲍伯很快就离开了小村。我恨那个给我造成不幸的村庄以及那些不吉利的人。但是时光慢慢治愈了我内心的创伤,恢复了我对工作、丈夫和人们的爱。我有了时间思考和勾画出事情发生的脉络。但不是与我的生活和人类经验分离的脉络……”

她的声音停了,终止在长长的沉默里。

我说我要上驳船甲板看看到港的情景,可是我想赫兰女士没有听见我的话,她在一心一意地忙编织呢。我站到甲板上,让热风吹拂面颊。我闭上眼睛,再睁开:仿佛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

我们的驳船向绿色的岸边靠拢,这绿色千差万别,因为树在变化,船在运行。时不时会闪过小码头、木桩插在水里的屋子、裸露半身的男人以及从阴影里走到阳光下的白草帽。森林里有只鸟在鸣唱:音域高亢而嘹亮,包容了种种杂音,随后又归于沉寂。转过一处多树的河湾,我看到特拉科特拉尔班教堂的蓝色钟楼高高矗立在森林和屋顶之上。

我看着风景,不晓得自己在甲板上站了多久。后来,我想起赫兰女士关于阳光的警告。我下到船舱,要了一瓶啤酒,等候驳船靠岸。村里的孩子们一看见我下船,一起冲我喊道:“盖罗!盖罗!盖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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