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我就知道“小工”的问题在我家是大事。谁去打蜡呀？谁管检查屋顶啊？入冬前谁给房上的瓦抹油啊？谁清洗玻璃？谁打扫壁炉？谁修理最近因飓风吹翻的鸡窝啊？答案是一成不变的：“小工”。

可“小工”属于流动、稀缺、品质极差的一族，因此“小工”危机经常发生又迫在眉睫。我母亲一看到急事成堆就急得要命，就找我父亲帮她解决“小工”的问题。可我父亲视线不离他的医学著作，嘀咕着说：

“你干吗不对玛丽亚·萨利纳斯说？或者去范妮家借个‘小工’来。她们从来不缺……”

“你真是住在月亮上……”我母亲嘟囔道。

母亲说着责怪的话，伤心地上楼回自己房间去了。与此同时，我父亲一听见她走远，便重新钻进医书里。在他妻子看来，凡是不知道家务难办的人都生活在“现实”之外，也就是说在“月亮”上。

我和我弟弟共住一个房间。晚上，熄灯之后，我俩慢慢打开百叶窗，探身到窗外的常春藤里。在静悄悄的夏夜里，外面传来有人用水管浇草坪的流水声。有时，我俩看到我们的大牧羊犬“奇纳”在远处月下的花丛里寻觅着什么。我弟弟说，他能从已经爬到对面屋顶的柠檬色月亮的大脸盘里看出父亲的面庞。我则相反，正等着月亮爬到花园的上空，像好心的巫师飞向卫星那样，里面会有我妈说的一个家，那是为不太懂缺了“小工”是真正家务灾难的人准备的地方。

“小工”很少在家里待很长时间。有些“小工”起初好像尽善尽美，可是不久就暴露出既不诚实也不积极，于是就被告之：不必再出工了。有些不常来的“小工”愚蠢地与我们的厨房里的女独裁者玛丽亚·巴耶霍为敌。于是这位厉害的女厨师就把给“小工”吃的饭菜份量减少，而且态度不好，“小工”们就自己决定不再开工了。但绝大部分的“小工”想走就走，去寻找自由或寻找什么模棱两可的地方，然后再回来找工作，不过间隔很长。

来我家间歇性工作的“小工”很多很多，但随后就不见了。比如那个古乔，他一只眼旁边有个天蓝色的斑痕。再比如，那个安布罗西奥，可能当过圣器的看管人，身上还有油味和斑点。再比如傻瓜胡安，加上“傻瓜”是为了区别另外一个同名的胡安。

比较起来，我印象最深的是胡安·毕斯卡拉，他是“小工”中最棒的模范，在我们家待的时间最长，虽然有间隔。

一天下午，我母亲满面喜悦地回到家中。她把帽子随便一扔，然后对着门口的穿衣镜轻轻地梳理头发，再瞥了一眼镜中的身影，走到我父亲身边吻了一下，后者正在壁炉旁边看书。她在他身旁坐下。他对她侧目而视，猜到了老婆肯定是解决了什么家务难题。他含含糊糊地说：

“你的样子很高兴啊……”

那时我七岁。可由于我知道母亲喜欢别人用恳求的话哄她吐出心里的担忧，所以听她说出下面这句话并不惊讶：

“呣，对，差不多吧……”

我父亲仍然埋头看书，一直等到老婆实在忍耐不住把一切都说出来。我母亲一如既往地扫视了一下整个客厅，看看有何不妥之处，找找什么东西放的位置不对。突然，她注意到了我。我靠在大牧羊犬“奇纳”的身边，正饶有兴趣地剪下旧杂志上的图画；“奇纳”的肚皮就像我母亲的腹部一样，近几个月来奇迹般地膨胀起来了。我的袜子和皮鞋上沾了泥巴，因为此前我避开家中的一切监视手段，独自一人在雨中的花园里玩了整整一个下午。

“你怎么这么脏啊？”

真是老一套，我继续剪画报。

“你为什么这么脏啊？我不是说过吗：下雨天不许你到花园里玩？我一出门，家里就翻了天！我不知道你们都在想什么呢！人人都活在月亮上！瞧瞧你爸爸吧！你以为他一头钻进书本里，就明白事情的实际情况？”

她眨眨眼睛，准备哭鼻子。我父亲摘下眼镜，把它夹在正读的那一页上，把书合起来。他伸胳膊搂住了妻子，把她抱在怀中。她起初作抵抗状，后来让了步，二人贴在一起，轻声细语地说了起来。我父亲陶醉地听老婆娓娓道来：

“……到最后我才让特雷莎借我用用她的‘小工’。可你瞧费了多大力气才说服她啊！不错，他还只是个小孩子，可大家都说他老实、能干活啊。明天就来这里工作……”

夫妻继续聊天，这时内容已经转到我听不懂的话题上了。对爹娘来说，我已经不存在了。大牧羊犬在壁炉对面缩成特别大的一团，发出了鼾声。趁没人注意，我收拾了剪报，悄悄上楼回到我的房间去了。

第二天，胡安·毕斯卡拉露面了。那时，他是十七岁的小伙子，充满了青春活力，皮肤黝黑，比我大十岁。他的腿较短，脖子粗，身板壮，肌肉发达。大脸盘突然一笑时，嘴巴宽宽的，似乎要波及整个面部。

那天下午，我从幼儿园回到家，远远看见他站在屋檐排水管的最高处。他在吹口哨，令人惊讶地准确和生动，正在吹一首轻快的歌谣。他在屋檐上稳稳当当地大步走着，如履平地。

我对着给我拿书包的女佣说：“他会摔下来的。”

胡安转过身来，像走钢丝一样保持着平衡。

他站在屋顶喊道：“你好，小毛孩！”

看到他边说边手舞足蹈，我靠近女佣，声音更低地说：

“他会摔下来的……”

胡安不像一般人那样下梯子，而是双手吊在横杠上一松手下降，像杂技演员。

到了地面上，他像马戏团的小丑那样一鞠躬，特别的逼真，让我发笑。女佣拉住我的手，把我拽进家门，因为茶点已经准备好了。她和几个女佣开始围着我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来来回回端茶送点心。可我今天不是她们注意的对象，因为从她们的话中我得知胡安已经把她们给迷住了。玛丽亚·巴耶霍黑得像木炭，却讨厌肤色发黑的人。对她来说，世上最大的美德，除去信仰圣徒安东尼奥之外，就是脸蛋要白净，头发要金黄，因此听见她这样对女佣说，我吃了一惊：

“告诉你，丫头，胡安·毕斯卡拉是黑人，但和蔼可亲，是那种最可亲、最能干的人……”

她赞美得如此热情，真是不寻常，因为三个伺候我们吃饭的女子通常总是用相当怀疑的态度看待“小工”。因此，“小工”很少能在厨房里跟她们一起吃饭。“小工”的饭菜总是摆在宅子的外面，覆盆子花丛后面，我们称之为“洗衣池”的斜坡上。另外，女佣们总是严密监视“小工”,看看他们干活是否诚实和努力。但我不为胡安的午饭担心，因为他肯定和女佣们一道进餐，肯定能得到鸡大腿，甚至得到我父亲喝的优质的葡萄酒。

胡安·毕斯卡拉开始有规律地来我家干活了。我母亲虽然分娩在即，却心情舒畅，为有如此完美的“小工”而高兴。

大人告诉我俩，奶奶从巴黎寄出的小弟弟马上就要到了。但我们通过一些大人谈话的内容，猜出来我母亲鼓胀的腹部一定与小弟弟的到来有什么神秘的联系。奇怪的是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大牧羊犬“奇纳”身上，虽然我们从未听说奶奶寄来的礼物里还包括小狗。这联系太让人不解了。

到了晚上，在卧室里，我俩因为种种不确定性而猜测得精疲力竭。熄灯后，寂静沉重地压了下来。渐渐地我弟弟有节奏的呼吸声打破了寂静和黑暗；白色的气流从他被子和枕头里呼出。

“喂！”忽然，他低声叫了一下。

“什么事？”

“明天要把咱俩送到特雷莎阿姨家去了。”

“为什么？”

“因为明天小弟弟要来了。”

我俩不吭声了。忽然，我听见弟弟压抑的抽泣声。

“怎么啦？”

“没事……”

“那就闭嘴……”

“可‘奇纳’在叫唤，玛丽亚·巴耶霍说它要死啦。它的肚子也像妈妈一样鼓起来了……”

“别犯傻！”

第二天一大清早我俩就被送到特雷莎阿姨家去了，就在下个街区。但是到了下午吃茶点以后，我们等到摆上鸡蛋面包、蜜饯番木瓜和甜饼，吃完就溜回家去了。胡安·毕斯卡拉为我俩打开了栅栏门。

“你俩这样，他们会生气的。”他警告说。“小弟弟要出生啦。”

我俩不知该如何是好，该问什么呢。我俩等胡安来解释大人瞒着我们的话和事。他是唯一可信赖的人。

“来！我把你俩藏起来，免得大人惩罚你们。”

他拉住我俩的手，领我俩去“洗衣池”。

在一个黑暗的地方，“奇纳”躺在一块草垫上。它没像往常那样起来摇摇尾巴，而是狗脑袋靠在前腿上，看着我们。

我弟弟问道：“它会死吗？”他嘴唇颤抖，两边还挂着甜饼渣。

胡安回答说不会。我几乎要哭了，问他：“我妈会死吗？”胡安笑着说：“当然不会，她身体很好。”

“那‘奇纳’怎么会病了呢？”

“过来！靠近点！看！”他低声说。

我们三人跪在草垫旁边。两只花白的闭着眼的肉球叼着母狗的乳头。“奇纳”软弱无力地摇了一下尾巴。它停止摇晃后，胡安变得严肃起来。

我俩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观看“小工”的操作，帮助最后一只小狗出生。望着胡安正在做的事，我险些笑出声来，可是“奇纳”一声极微弱的呻吟迫使我努力注意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小狗崽湿漉漉地出生了，浑身裹了一层咖啡色的黏液。母狗把它舔干净之后，用鼻子尖再三顶着狗崽，用爪子去推，可狗崽儿一动不动，像堆破布。我弟弟低声哭了起来。我也热泪盈眶。我之所以忍住没哭，仅仅是因为我比他大一岁。胡安皱着眉头看看小狗崽。

“嘘……别哭！它能活……”他不抬头，低声说道。

他开始给狗崽揉它的小嫩腿，有节奏地慢慢压迫它的胸脯，肮脏的红色大手指十分灵活。他不停地按摩，时间之长让我觉得有一百年了；他满脸是汗，神情严肃，注意力高度集中。寂静笼罩了整座住宅。世界缩小在胡安双手的节奏上。

忽然，在一次压迫之后，小狗崽那一动不动的身体活动了，它抖动了一下。胡安继续施压，直到那生命的律动稳定下来，然后他把小狗崽放在“奇纳”的乳头上。

“行了……”胡安挤出了一声。

他紧张的神情放松了。我俩看到了他的笑容，也放松下来。他掏出一块脏手帕，擦擦前额和双手。

“这狗是我的。”我说，用指头轻轻一点。

“那这只是我的。”我弟弟说道。

接着，我们把憋在心头的全部问题都释放出来提给胡安了。他回答得简单明了，让我们感到十分满意。后来，有人来领我俩去我母亲那里。她精神焕发地躺在床上，身边有个发红的婴儿哇哇大哭。

“瞧！”她大声说，“奶奶从巴黎给你们寄来的礼物……”

“从巴黎？”

我弟弟刚要说出刚才的发现，想揭穿这个骗局，可我用手肘狠狠地给了他一下。他闭上了嘴。说别的有什么用？大人们只会用他们那贫乏的想象力说说瞎编的神话，就是舍不得给我们讲讲这神奇的现实。干吗说别的？再说，大人们愚蠢得很，会解雇胡安的……

但胡安没被解雇。胡安·毕斯卡拉在我家正式当了多年的“小工”。大家都喜欢他，我们兄弟尤甚，因为凡是他那双大手碰过的东西就有了生命，或者一下子就修理好了。没有什么事情是他那双令人钦佩的巧手不会做的，从阉小公鸡，到一次性修好了玛丽亚·巴耶霍的著名的闹钟，那可是她的宝贵财富，到目前为止可能还在钟表店里消磨时光呢。星期天，胡安·毕斯卡拉经常来家里吃午饭，然后带我们去爬山。他还教我们做风筝和放飞，教我们逮蜘蛛和金龟子，告诉我们这些东西拿在手中并不恶心，这样我们做成了学校最令人羡慕的昆虫标本。胡安·毕斯卡拉每周至少来我家一次，打蜡，修百叶窗，打扫鸡舍，整理阁楼上的箱子。我们完全不知道下班后这位“小工”的生活如何。有时，我们也问他，他总是开玩笑地回避过去。

“要是这个胡安不那么骄傲，可以为他做些事。”我母亲这样说道，因为我们现在都长大了，她最好的消遣就是为人们做点“事”。

玛丽亚·巴耶霍发表看法：“这个粗人一定有女人和一堆孩子。”

“人家发生的事，你们知道什么！”胡安低声说，刹那间脸上有了乌云。不过，很快他又吹起了小调，然后又笑了。

这样子好像他没家，没老婆，没朋友，仿佛他的生活是从吹着口哨进入我们花园开始的，他不按门铃，任由狗群跑着、叫着报告他的到来。我们把用过的西装、衬衫、皮鞋都送给他。有一段时间，胡安成为“小工”们穿戴文雅的典范。但后来他不再穿我们送他的衣裳了，样子相当地邋遢。

“人家发生的事，你们知道什么！”

就是从那时起胡安·毕斯卡拉开始旷工了，起初间隔两三周。第一次他说病了。后来，我父亲拿话刺激他，说他很健康，可还是给了他药，因为他脸色确实不好。但后来他又找了一些更站不住脚的借口。以后，我们不再问他什么了，而我母亲又开始神经紧张起来了。她一直坚信家里的“小工”危机已成往事。

随着我和弟弟越长越大，胡安·毕斯卡拉旷工的频率越来越高，时间越来越久。如果见到我们，他不再用“你”，而用“尊敬的先生”的称呼。这鬼家伙究竟钻到哪里去了？跟谁才能打听出来他的情况？这是我们经常提出来的问题。我父亲甚至有一次直接严肃地提给胡安本人，那一回他俩关在书房里密谈了好久。我父亲走出书房后，摇摇头（已经谢顶了）：毫无结果。他也为胡安操心，因为虽然与胡安接触不多，可他十分欣赏这“小工”。我们不得不用别的不得力的“小工”代替胡安。

“人家发生的事，你们知道什么！”

有个时期，胡安有十个月没有露面。一天下午，我父亲回家时表情很难过，告诉我们：胡安在他的医院里，右腿被电车轧断了。我们都很伤心。可是后来我父亲又说，胡安的状况特别严重，因为他长期酗酒，我们明白了许多事情。

胡安是酒鬼啊！

谁能想到酗酒是他旷工的原因呢？我还太小，太稚嫩，即使了解他的事，也难以接受现实。但情况如此。他拿那些礼物怎么处理了？当然，卖了换得一醉；他不露面是为了不让别人发现他的秘密。

我去医院看望他。一看见他那张肿脸：从前面目的模糊的仿制品，以前快乐的眼神已经变红，就让我难以抹去脑海中那个青春永驻的胡安了，比如那次他双手挂在梯子横杆上的情景。现在他双臂无力，双手放在被子上，一动不动。他的模样简直是个老头儿啊！可他才比我大十岁。在这个悲惨的世界里（他肯定属于其中），什么地方神秘地出了错使他处于如此的境地？

“人家发生的事，你们知道什么！”

玛丽亚·巴耶霍哭了好久。起床后，她情绪恶劣，太阳穴上贴着土豆片，她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我们富人头上，只要出事，她就习惯这样说。对于我们这位女厨师来说，穿衣打扮去医院看望胡安，是个漫长、复杂的隆重仪式，结果那天我们没午饭可吃。我母亲带着衣服、钱和葡萄去看胡安；我父亲则在医院对胡安的治疗特别关心。相对而言，他康复得算快。在胡安工作的家家户户中组织了一次募捐活动，目的是给胡安买个假肢。但无论如何，胡安将永远不再是从前的“小工”了。

几周过后，胡安又来到我家了，他满脸喜悦，反应机敏，在覆盆子花丛后面的“洗衣池”住下来。但他情绪好的时间持续得很短，很快就变得嘟嘟囔囔、懒散起来了。他连周六周日也不上街。我经常看见他，打扮得整整齐齐，穿上用积蓄买的节日服装，晒着太阳，也不说话，双手交叉着，眼望天空。胡安不再吹小曲子了，跟他说话时，他几乎不搭腔。

“人家发生的事，你们知道什么！”

“看见没有，胡安·毕斯卡拉好啦！”我母亲大声说，“因为他不再喝酒啦。看见没有，他买的新衣裳？走路瘸的样子几乎没有了。我希望他现在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一台收音机。从收入看，他有这个闲钱。一句话，这个可怜的人应该找点乐子嘛……”

但胡安没买收音机。一天，他无精打采地干完活之后，拿起捆好的衣服，走了，没跟任何人告别。我从我房间的窗户里看见他出门了：他脸上带着苦闷的表情，不过这么久之后，他又快乐地吹起口哨。没人理解他苦闷的原因和为什么要离开的理由。

大地好像吞食了胡安·毕斯卡拉。如今，另外一个胡安，我们叫他“傻瓜”胡安，给我家当“小工”。可玛丽亚·巴耶霍总是不失时机地对“傻瓜”说：

“就算胡安·毕斯卡拉又瘸又酗酒，也比你强！”

十个月后，一个衣服破烂到令人难以置信程度的老妇人，头戴过时的披巾，口气谦卑到几乎无声的地步，要求找我家什么人谈谈。她是胡安·毕斯卡拉的姨妈。她解释说，她外甥不久前自愿进了医院治疗酒精中毒症。可是出院后一个月，他卖掉了假肢又喝上酒了。

她给他寄了钱，让他买个木制的假腿。这至少比较难再卖掉了。胡安用木腿再次在我家露面了。他不悲伤了，而是十分高兴，几乎跟一开始时差不多，虽说现在我们不让他干很多活。

“臭酒鬼！”玛丽亚·巴耶霍骂他。可是她给胡安·毕斯卡拉的饭菜特别丰盛和精致。

他在我家睡觉。“洗衣池”旁边的垫子上，可以见到他的东西：一本老歌谱，几包香烟，一个他亲手制作的铜烟缸，谁知道是怎么做成的。仅此而已。他继续去给请他干活的人家工作，把全部收入交给玛丽亚·巴耶霍，请她保存到星期六。到了周末，她把钱给他，根据她的建议，周六十二点他辞工。周六、周日、周一，胡安三天在外面。他周二上午返回，吹着口哨，情绪总是有些压抑，但有节制，冷静。

终于有一天他又失踪了。这一次是永久性的。他姨妈再次来访，说胡安卖掉了木腿。他留下口信说会回来的。

但是胡安·毕斯卡拉再也没有回来。

我母亲有时一看到她头一个孙女手中有破玩具还是会习惯性地喊起来：

“请胡安来修……！”

听见自己这句话，沉默便落到了她花白的脑袋上。

女佣们再也忍受不了任何“小工”再多做几次了，因为他们的毛病很快就被发现，立刻就被解雇了。“小工”危机成了永久性的问题。我和我弟弟偶尔会想念胡安·毕斯卡拉，但是不经常，因为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做，他给我家的记忆只是一部分，是我们生活中仅有的很小的碎片。

一天下午，我快步穿过贫民区的一条街。从一家小酒馆门前经过的时候，我给了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一点钱。走了好几个街区后，我意识到那个虽然没说话但一直注视我的乞丐，就是胡安·毕斯卡拉。他成老头啦，可他只比我大十岁啊！我连忙跑回小酒馆，可那乞丐已经不在了……胡安真是有自尊心啊！不过，也许那人不是胡安，也许是我瞎猜，以为那个卧在酒馆前水泥地上的瘸乞丐就是胡安·毕斯卡拉。

有时我打算再去找他。我无法忘记他那天早晨来我家时吹着调皮小曲的样子，无法忘记他那双灵活的大手在我们小孩子眼前让生命复苏的情景。我打算找他……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年复一年地过去了。现在，我只是偶尔在想：

“胡安·毕斯卡拉怎么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