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发生这件事的时候，我还小。那时，我姑妈玛蒂尔德、我两个单身叔叔古斯塔沃和阿马多，和我父亲都还活着。如今，他们全都故去了。就是说，我宁可假设他们全都已过世，因为这样说起来比较容易，用过去绝对不会提出的问题再折磨人肯定是来不及了。没提问是因为那些重大事件似乎吓瘫了那几位兄弟姐妹，因恐怖致伤。后来，他们开始建造一堵遗忘或冷漠的大墙，要挡住一切，保持沉默，无需用瞎猜折磨自己。事情可能完全不是这样，有可能是我的想象力和记忆力背叛了我。无论如何，那时候，我只不过是个小孩，没必要让我分担调查的不安（假使有过这样的调查），以及分担谈话的结果。

该怎么想呢？有时，我听见兄弟们压低嗓门慢慢说话，和往常一样，他们总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但厚实的屋门漏出的只言片语，让我只听到他们说话的沉重语调。他们在说什么呢？我希望他们在里面说说真正重要的事；希望他们放下那冷冰冰的架子，说说心里的苦恼和疑惑，排遣一下。但我不太相信会是这样，我一面在书房门外的走廊里转悠，心里记下这样的信念：他们选择了遗忘，聚在一起仅仅是为了像往常一样讨论属于他们法律研究中的诉讼问题，是海洋法专业。如今我认为他们是对的：想要遗忘一切，因为干吗要整天瞎担心地生活呢？为什么要无谓地担心、被迫接受城市的街道会吞噬人、让人变成废物、不死不活、悬在危险的不安定的空间里这些恐惧呢？

尽管如此……

重大事件发生过后数月的一天，我发现父亲站在二楼阳台看着大街。空中乌云密布，潮湿的空气让臭椿树发蔫的大叶子低垂。我走到爸爸身边，急于听到他起码的说明：

“爸爸，您在这儿干什么呢？”我轻声问道。

爸爸回答时脸色突然变得很不耐烦，一扇板窗好像突然关闭，挡住了难堪的场面。

他答道：“没看见吗？我正在抽烟……”

他点了一支香烟。

这不是真话。我明白他为什么向大街两头张望，明白他为什么眼神忧郁、时不时地摸摸柔软的栗色鬓角，因为他希望看到某人重新出现，走在人行道的树阴下，身后紧跟着那只白狗。他真的有信心这么等下去吗？

渐渐地我发觉，不仅我父亲，而且所有的叔叔，都在窗前转悠，好像在互相回避，不相互吐露自己在做什么；都想看看对面人行道上是否有人张望，能否看到父亲和叔叔们当中谁站在窗帘旁的身影，或者看到谁在窗后张望时出现的痛苦表情。

二

昨天，我从以前住过的宅院门前走过。有好多年我都没去过那一带了。以前那条街道用白坚木铺路；粗壮的臭椿树下，常常有隆隆作响的破电车通过。如今，没有白坚木铺路，也没有电车和树木了。但我们原来的住宅还在，窄窄地矗立在那里，好像一本被挤在新楼大块头中间的小册子；房子的一层有家商店，一块粗制滥造的广告牌上推销着毛衣，挂在二层两个阳台之间。

从前我们住在那里的时候，所有的房子都跟我家的一样，又窄又高。由于有孩子们在洒满阳光的人行道上游戏，小区里总是充满欢声笑语，再加上富裕人家女佣购物回来的说笑声。但我家里可没有欢乐。我说“没欢乐”，是为了不说“悲伤”，而我恰恰想说的是“悲伤”。“悲伤”也不一定合适，因为它有太多的定义、内涵、重量和自己的维度。而我家发生的事情刚好相反：是空缺，缺位，由于不知名字而无法补救，是既不沉重，又因其不存在而沉重的事。

我母亲去世时，我不满四岁，大家认为应该有个女人照顾我。由于玛蒂尔德姑妈是我们家族唯一的女性，又跟我的两个叔叔——古斯塔沃和阿马多住在一起，于是，这三个未婚的人就来我家住了，因为家里空荡荡的很宽敞。

玛蒂尔德姑妈在我身边，以特有的细致办事风格发挥着作用。我不怀疑她喜欢我，但我从来没有感受到有实实在在的爱把我俩联系在一起。她的爱中有某种僵硬的东西，跟家里的男人一样，亲情被幽禁在个人的领地里，不跳出禁区去表示团结。对这三人来说，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好好发挥作用，互相帮助，尤其是互相不打搅，绝对不打搅。也许三位觉得没必要换一种方式表达情感，因为三人的经历是共同的，历史是共同的，也许过去的故事都说腻了；过去可能有过种种柔情，如今在正确行动，无需多加解释的有用标志下，变得别具一格了。四姐弟之间的联系只剩下尊重了，他们保持缄默，各自走在回廊上。住宅很深，像一本小册子，只有窄窄的书脊面对街道。

我与玛蒂尔德姑妈当然没有共同的历史。我只不过是个对大人的阴暗动机一知半解的小孩，怎么能跟姑妈有共同历史呢？我一直渴望那被幽禁的亲情，换种方式表露出来，比如借助冲动或者借助一件傻事。但姑妈无法猜出我的渴望，因为她的注意力不在我身上，我是她生活中的外围，最多是个边缘人物，绝对不是中心。因为她生活的中心位置是由我父亲和两位叔叔占据的。玛蒂尔德姑妈是唯一的女孩——而且是个丑女——而她的兄弟个个都是美男子；她一明白自己不大可能谈婚论嫁，就一门心思地照顾起自己的兄弟了，她接送弟弟们上学，洗衣，做饭。她担任这些角色，没有半点奴性，而是感到自豪，因为她不怀疑兄弟们的高贵与杰出。另外，像所有女人一样，她有着极平庸的信念：身体健康，即使不是最主要的，也是头一位的，只要吃好、穿好、不受累，就是干其他好事的基础。这不是说她缺衣少穿受了什么苦，而是物质匮乏让她着急；她一看到身边有饥寒交迫的，就立即采取措施解决，因为在一个本应是完美的世界里，缺衣少吃是错误的。另外，她不能容忍衣服不干净整齐，肉类不是上等品，雪茄烟受潮。玛蒂尔德姑妈无可争议的活力就在于此，这样的活力滋养着她兄弟们的高贵，同时她接受兄弟们的保护，因为他们是男子汉，比她更聪明、有力气。

晚饭后，依照家中多年来的古老仪式，玛蒂尔德姑妈到楼上各个卧室去，在每个兄弟房中整理床铺，用干瘦的双手一一拉开床罩。她在每个床脚放上一条长方形的披巾，因为他们怕冷；在床头上放个羽毛枕头，因为他们睡前要读书。然后，她在床边留下点燃的蜡烛，下楼去台球室，与兄弟们会合，喝咖啡，打几盘台球，随后，似乎是不等她要求，大家就纷纷穿上各自的睡衣，回到已经掀开一半的雪白被窝里去了。

可玛蒂尔德姑妈从来不给我掀开被子。我每每上楼回自己的房间就满怀希望想见到姑妈已经用熟练的双手为我掀开了被窝，但我总是不得不满足于负责铺床的女佣不大正统的风格。她一直不给我标明这个重要的身份，因为我不是她兄弟。她认为“不是我兄弟”是一种不幸，许多人为之受苦，实际上包括几乎所有的人，甚至也包括我，因为归根结底，我只是她一个兄弟的孩子罢了。

有时，玛蒂尔德姑妈命我去她房间。她在大窗前缝补，看我一眼，从不提问，她认定我的全部思想感情、爱好与思考都是她训话的结果，相信没什么能妨碍我百分之百地理解她的话。我聚精会神地听她的讲话。她称赞我得天独厚地出生在她兄弟的家中，因此可以与她所有的兄弟生活、接触。她谈起兄弟们与律师一道在复杂的海事诉讼中展现出的机敏的行动力和正直的品格，告诉我他们为自己的富足与荣誉所表现的热情，希望我一定要发扬光大。她给我解释什么叫扣押船上的铜货，什么叫小心拖轮碰撞造成的损伤，什么叫外轮滞留期的严重后果。这些对她来说就是生活，就是家里的一切问题。但是，她谈起船只来，表达不出来我所听见的夏夜从海上传来轮船粗犷鸣笛声中的魔力，那时夏天炎热难以入睡，我就登上顶楼，钻出天窗，眺望远方摇曳的灯火，还有那黑乎乎的城墙，对我来说它没有门，因为我生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规定好的。玛蒂尔德姑妈没有道出鸣笛的魔力，因为她不了解，她生活里没有发生过，因为这不可能发生在死后上天堂的人们中间，他们命中注定要上青天，与我家上空一样的天空。小小的我注意听她讲话，目光盯住姑妈青衫上的一根白线随着窗口光线舞动。我有一种面对夏夜船只鸣笛而产生的无能为力的惆怅感，还有面对万家灯火的城市更是如此。夜间的城市很像星空，姑妈不承认那上面有什么秘密可言。面对姑妈为我描绘的安全世界、那条笔直的通向并不可怕的死亡之路，我就很高兴，因为生与死一样，没有什么偶然和不可预料的。因此，死并不可怕。就是最后干净、彻底的裁决，仅此而已。当然，地狱是存在的，但不是为我们准备的，而是为了惩罚城里的居民，或者惩罚那些造成破坏的无名水手的，官司打完之后，海损费就塞满了家族的金库。

玛蒂尔德姑妈全然没有防患于未然的想法，她不懂什么叫恐惧，因为我想恐惧与爱情是紧密相连的，所以我斗胆设想：她那个时期不喜欢任何人。但也许是我错了。按照她那孤僻、严厉的方式，有可能是一种亲情维系着她与兄弟们的关系。晚饭后，她和几个兄弟聚在台球室喝咖啡，打台球。我在一边陪着。面对这个并不包括我在内的亲情圈子，一想到维系他们亲情的纽带并没有扎紧的意思，我就感到痛苦。奇怪的是一想起老宅子，我的想象力就只让我回忆起灰色、阴暗、灰与黑相间的色调；但一回想起那个时刻，那台布不协调的绿色、红白相间的台球和装满白垩粉的蓝桶，就再度在我脑海里燃烧起来，矮脚灯照耀着它们，灯罩把房间里别的东西都打发到暗处去了。如同遵循家族的许多常规一样，玛蒂尔德姑妈单调的声音把几个兄弟轮流从暗处里拉出来，叫他们玩球：

“现在该你啦，古斯塔沃……”

古斯塔沃叔叔手握台球杆，俯身在绿色球桌上，灯光照得他的脸像白纸一样的薄。他高贵的气质因为过小的眯缝眼而大打折扣。他一打完球就回到暗处，去抽雪茄烟。轻烟袅袅而上，在黑暗的天花板上撞得粉碎。

他姐姐于是下令：

“好，该你了，阿马多……”

阿马多害羞的胖脸上长着一双蓝色的大眼睛，金丝边眼镜后面有些许阴影，他俯身在灯下。一般的情况下，他玩得不好，因为他是“孩子”，这是玛蒂尔德姑妈有时候的叫法。听完大家对他玩法的评论后，他就缩回报纸后面去了。于是，玛蒂尔德姑妈下令：

“佩德罗，该你啦！”

望着我父亲弯腰打球的姿势，我屏住了呼吸，看着他是如何服从姐姐的指挥；我揪着心，暗暗恳求父亲造反，不听从这预定的常规。自然，我不能意识到这严格的常规本身就是他们针对混乱而发明的造反行为，不让无法说明和解决的棘手问题来打搅他们。于是，我父亲俯身在绿台布上，慢慢目测台球的距离和位置。击球时，他吹了口气，嘴边的胡须微微飘动。接着，他把球杆递给了我，让我擦白垩粉。这样，凭借着父亲委派给我的这个小角色，我至少在外围接触了一下父亲与姐弟间联系的圈子，尽管只是打个擦边球。

随后轮到玛蒂尔德姑妈击球。她是最好的玩家。我一看见她那张丑陋的面孔，仿佛是用兄弟们长相的缺点构成的，一看见她来到灯光下，我就知道她准赢，必定会胜利。但是……当某位兄弟偶然打败了她时，我不是看见了她那缩成一团的丑脸上露出一丝快乐的眼神吗？之所以有一点点快乐，是因为尽管她想笑，但从来没打算让兄弟取胜。这样会把神秘的亲情因素引入不该包括的游戏之中，因为亲情就该原地不动，别去破坏台球连击的确定现实。

三

我一直不喜欢狗。也许我小时候让狗吓到过。我不记得了。但一直不喜欢。不管怎样，那时候不管我喜欢不喜欢动物都没用，因为家中没狗，再说，我很少上街，狗没什么机会打搅我。在我叔叔、姑妈、父母眼里，动物的世界是不存在的。当然啦，母牛可提供周日用银盘送上的饭后奶油；而鸟儿们则在天亮时站在白杨树冠上啾啾地唱个不停，这是小小后花园里唯一的客人。但动物世界存在的条件只能是它们必须给人类作贡献。那么说善于谄媚的狗作为城里的动物，甚至没在我叔叔、姑妈、父母脑海里闪过有存在的可能性。

不错，有时我们在礼拜天做完弥撒回家时，有些狗在路上与我们偶遇，但不承认它们的存在是易如反掌的事。玛蒂尔德姑妈总是和我走在前面，她干脆不瞧狗一眼。在我们身后几步，我父亲和叔叔们关心的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哪会注意到野狗这样的俗事。

有时为了参加圣餐会，我和玛蒂尔德姑妈一大早去做弥撒。在领圣餐时，我很少能聚精会神，因为我常常想到她在目不转睛地监视着我，这在我的意识里占据着首位。就算她目光注视着圣坛，或者在圣像面前低头，我只要一动就能引起她的注意，结果是一走出教堂，她就装出责备的神情告诉我：一定是板凳上有个跳蚤妨碍了我认真思考——死亡是可预见的善终；妨碍我们认真恳求上帝别让我死得太痛苦，为此才要做弥撒、祷告和领圣餐。

那是个早晨。

一场毛毛细雨眼看要变成大暴雨天。白坚木铺的道路呈扇形向人行道展开，清晰发亮的路面已经被电车铁轨抹掉。由于我感到很冷，希望赶紧回家，便加快了步伐，旁边是为我撑伞的玛蒂尔德姑妈。行人寥寥，因为是大清早。一位肤色黝黑的先生向我们打着招呼，但由于下雨的缘故他并未脱帽。于是，我姑妈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反复强调她对混血人种的蔑视，但是忽然间，在我们的路旁，一辆电车没等我看见，便猛然刹车，这迫使姑妈闭嘴。司机从小窗口伸出脑袋来吼道：

“蠢狗！”

我俩停步张望。

一只小白狗几乎是从两个车轮间钻出来，一瘸一拐费力地跑着，夹着尾巴逃进了一家大门槛。电车又开动了。

玛蒂尔德姑妈骂道：“这些狗坏透了，放出来乱跑……”

我俩继续前行，经过那家门前，看到那只小白狗蜷缩在角落里。它又白又小，腿很短，难以支撑腰身；丑陋的尖嘴巴表明它来源于街上杂交的血统，是在垃圾桶和港口的废物堆中寻食的野狗后代。小白狗浑身湿漉漉的，软弱无力，因寒冷或发烧而哆嗦着。从小白狗面前走过时，我发觉一件怪事情：我姑妈瞅了小白狗一眼，白狗的眼睛也看了我姑妈一下。我没看见姑妈的表情，只看到白狗看了她一眼，无论那眼神有什么意思，反正是注意到她了。

我俩继续往家的方向走。走了一段路之后，我几乎忘记了小白狗的存在，而我姑妈却吓了我一跳，因为她突然转身喊道：

“去！滚开！”

她转身得真是及时，因为她发现小白狗就跟在我们身后，我吃惊之余，浑身一抖，脑海里冒出一个疑问：她怎么知道身后有只狗呢？她不可能听见狗的脚步声，因为狗在我们身后较远的地方。但她确信身后有狗，莫非她与狗对视的眼神中包含什么秘密的承诺、忠诚的保证，而我没有察觉？我只看到对方的目光是不假思索的，因为狗勉强抬起头看了看我姑妈，而我姑妈仅仅是斜视。我不知道。但不管怎样，她转身轰着小狗，一声短促而坚决的“去！”就表达出远离理应要接受的命运安排的声音。可能根据后来发生的事令我这么说，可能我的想象力把浅薄的东西赋予了含义。虽说如此，我敢保证当时我真的吃了一惊，几乎是害怕，看到姑妈突然失去了尊严，去屈尊转身不顾形象地对待一条又脏又病的小狗：而它仅仅是由于无关紧要的理由跟在我们身后。

我们到了家，上了台阶，小白狗留在下面，从刚刚下起的暴雨中望着我们。进了家门，领圣体后吃早餐的愉快过程抹去了我对小白狗的印象。我从来没有像那天上午那样，觉得待在家里实在是太安全了。因为大墙与外部世界的隔绝让我感到无比的高兴。上午其余的时间我都做了些什么呢？记不清楚了，但是估计会像往常一样：看杂志，做作业，在楼梯上玩耍、下楼去厨房问问礼拜天的午饭有什么。

在我上上下下地在空屋里转悠的时候——叔叔们礼拜天借口下雨不去教堂，有一次我掀起窗帘，看看暴雨有没有减弱。急雨依旧。我再次看到那小白狗站在台阶下发抖，一面向我家里窥探。我放下窗帘，不去看它湿漉漉的一副仿佛被蛊惑的模样。忽然从我身后客厅深处传来玛蒂尔德姑妈低沉的声音，她正弯腰点燃壁炉里备好的干柴。她问我：

“还在那里吗？”

“谁？”

我知道她说的是谁。

“小白狗……”

我回答说，它还在。可我的声音吐字时不肯定，好像姑妈的问话推倒了保护我们的大墙，让疾风暴雨无情地在我家落户。

四

那大概是本年冬季最后的一场大雨了，因为我清楚地记得随后几天就放晴了，夜晚的空气开始温暖起来。

小白狗继续待在我家门外，总是一副提心吊胆的样子，窥视着窗户，好像在寻找着什么人。早晨，我去上学时，总是打算把它轰走，可只要我一上公交车，就看见它从街角或路灯后面胆怯地钻出来。女佣们也极力轰它，但她们像我一样，白费力气，因为小白狗总是又重新回来，仿佛停留在我家附近是一个不得不服从的愿望，哪怕有危险。

一天夜里，全家睡觉前在楼梯下面互道晚安。每次总是古斯塔沃叔叔张罗此事，他早就熄掉了楼下的电灯，只留下楼梯口的一盏，在过厅的家具之间留下一块空间。玛蒂尔德姑妈嘱咐阿马多叔叔打开他房间的窗户，换换空气，忽然她哑口无言，互道晚安的话还没有说完，我们大家上楼的动作也停止了。

我父亲返回一阶，问道：

“怎么啦？”

“你们上去！”玛蒂尔德姑妈低声道，转身看看过厅的暗处。

我们并没有上楼。

通常宽敞的客厅此刻十分安静，一个什么小物件——旧纸和墙壁间滑动的土粒、木器的吱吱声、碎玻璃片的抖动——的动静都会清晰可闻；那短暂的一两秒钟会塞满了回声。除我们之外，还有什么东西也在厅里。一个白色的小东西蹲在通往厨房的门口，在暗处凸显出来。是小白狗！它一瘸一拐地穿过门厅慢慢地向玛蒂尔德姑妈走去，看也不看她就在她脚下卧倒了。

似乎小白狗停止动作后我们这些看它表演的人才活动起来。我父亲向下走了两个台阶，古斯塔沃叔叔开了电灯，阿马多叔叔迈着沉重的脚步上楼回自己的卧室去了。

“这是什么？”我父亲问道。

玛蒂尔德姑妈一动也不动。

突然，她发问道：“它是怎么进来的呢？”

她这一问好像是在赞扬这样的壮举：跳过破烂的围墙，要么就是从破窗户潜入地下室，要么就是嘲弄了女佣们的监视从偶然敞开的屋门溜进过厅。

“玛蒂尔德，叫人把它弄出去！”我父亲说道，然后上楼去了，后面跟着古斯塔沃叔叔。

我和她留下来望着小白狗。

“它脏透了。”姑妈低声说。“还在发烧。瞧，有伤……”

姑妈叫来一个女佣把它抱走，同时还吩咐给它吃的，第二天去看兽医。

“它能留在家里吗？”我问。

“它这个样子怎么能上街呢？”姑妈嘟囔道。“它的病好了才能上街嘛。得让它快点好起来，我不愿意家里有动物。”

接着，她又加了一句。

“你上楼睡觉去吧！”

她跟着抱狗的女佣走了。

我承认姑妈办事一向雷厉风行，要诸事都妥当；也承认她办事的能力和经验，这让她毋庸置疑地成为家事的主宰者，在她自己的权限内绝对自信，她认为唯一必须做的就是解决瑕疵，改正非故意性质但状态不良的错误。因此，小白狗的病必须痊愈。她要亲自负责此事，因为小白狗已经进入她的权限范围之内。她要亲自监督医生用绷带包扎小白狗的伤腿，当然要绑上橡皮膏和敷料保护起来；她亲自用消毒液给它清洗脓疮，弄得小狗呻吟不已。但姑妈肯定不予理睬，她相信，十分确信她做的一切都是为狗好。

事情果然如此。

小白狗留在家里了。我并没有看见它，但我熟悉家中各位的平衡关系，因为任何外来物的出现，哪怕它待在地下室，都可能在我们习惯的生活中造成一种不平衡性。种种迹象告诉我小狗跟我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了。也许这迹象不好估量。有时，我看见姑妈戴着橡皮手套，端着一个装有红色液体的小瓶子。我去地下室欣赏大人刚刚送给我的自行车，在地下室过道上发现放有碎肉的盘子。有时我还听见一声可疑的狗叫声，声音很弱，大概是墙壁和楼板隔音的结果。

一天下午，我下楼去厨房。小白狗进来了，它浑身被红色消炎药染得像个小丑。女佣们毫不客气地轰它出去。我看到它走路已经不瘸了，它的尾巴从前是低垂的，如今像羽毛一样弯曲着，露出难看的臀部。

那天下午，我问玛蒂尔德姑妈：

“什么时候轰它走啊？”

“轰谁？”她问我。

其实她心里很明白。

“小白狗啊！”

“它还没好利落呢。”她答道。

后来，我本想追问，告诉她：小白狗就算没痊愈，可是肯定不妨碍它登上垃圾筒去寻找食物。可我没问，因为我想正是那天夜里姑妈输了第一局球之后，就决定不再玩了。兄弟们继续玩下去，她坐在皮沙发上，一一指挥该谁上场。忽然，姑妈把名字的顺序搞错了。他们稍稍乱了片刻，但顺序很快就恢复了，因为兄弟们拒绝情况不利下的偶然混乱。这在以前我也见过。

那情景仿佛玛蒂尔德姑妈不在场似的。她一如既往地在我旁边讲话。厚厚的毛毯一如既往地吸收了她双脚的声音。她的双手静静地放在裙子上——也许比以往更平静。怎么可能感觉不到一个人心在别处而确定她是走神呢？她只是心不在焉，而她一一呼喊兄弟的声音则带有无用的意思，因为声音源于别处。

随后几个夜晚的情形也是一样的，被她那心不在焉几乎看不见的懈怠所搅乱。她彻底不参加击球游戏了，也不管吆喝兄弟轮流上阵的差事了。他们好像没有察觉，但也可能察觉了，因为每场比赛的时间缩短了。我发现兄弟们对她的尊重少有增加。

一天晚上，我们走出餐厅的时候，小白狗出现在过厅，加入了家庭的行列。兄弟们一如既往地在书房门口等玛蒂尔德姑妈先走，请她先进台球室。这一次，小白狗姿态洒脱地跟在她后面。兄弟们没有任何议论，仿佛没有看到它，像每晚一样开始玩球。

小白狗坐在玛蒂尔德姑妈的脚下，非常安静，活泼的眼神扫视着台球室，追踪着玩家的动作，好像这一切让它十分开心。如今它胖了，毛发发亮，全身从翕动的口鼻到时时摇晃的尾巴都显得活力充沛。它在家里有多长时间了？一个月？可能还多些。在这一个多月里，玛蒂尔德姑妈强迫它接受治疗，照料它吃睡，虽不露柔情，可是瘦瘦的双手十分聪明地修补好了它伤残的部位。是她治好了它的烂疮，面对它的痛苦和呻吟，她不动声色。它的腿已经痊愈了。是她给它消炎，喂食，洗澡；如今小白狗是健壮的生物了。

尽管如此，所有这一切似乎都不能把小白狗与姑妈协调在一起。姑妈接受它，就像那天晚上我叔叔和父亲接受它出现一样，因为如果拒绝它来家里等于重视它，可对他们来说，它不可能那么重要。我看玛蒂尔德姑妈安静，深居简出，满足于接受这么一个不会乱碰她东西的生物；现在我们分摊地毯和空间的成员是六位啦。

一次玩球时，手笨的阿马多叔叔把白垩粉扔到了地上。小白狗立刻像被弹簧弹起来一样（与它过去流浪街头的习惯有关）向白垩粉块扑去，从阿马多叔叔手中抢走了他刚刚捡起来的粉块，叼在嘴里跑了。这时，发生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玛蒂尔德姑妈仿佛突然融化了一样放声大笑，全身抖动，无法停止，有好几秒钟之久。大家都惊呆了。小白狗听见她的笑声，丢掉粉块，摇晃着尾巴向她跑去，跳到她裙子上。姑妈的笑声逐渐减弱了。可是阿马多叔叔受到了侮辱，离开了台球室，不看这由于荒唐东西的闯入而导致秩序崩溃的情景。我父亲和古斯塔沃叔叔继续玩球；现在最重要的是不看、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说、对任何事都装聋作哑，或许这样可以阻止事情的发展。

我不觉得姑妈的大笑是因为有什么可乐的地方。显而易见的是，一定有什么不可捉摸的因素刺激了她。小白狗在她裙子上安静下来了。台球碰撞时的噼啪声，清脆而响亮，似乎在引导姑妈的手从沙发到裙子上，最后落到打盹的小白狗的脊背上。一看到这冷若冰霜的手落在了狗的身上，我便发现原来我没察觉姑妈的脸上还会有如此紧张不安的表情——一直以为是尊严——现在消失了，安详的神态让她的表情柔和了许多。我忍不住了，服从比毅力更强大的冲动，我走到她身边的沙发前。我盼望她用眼神叫我，或者冲我一笑。但她没有，因为她和小白狗刚建立的关系太排外了，那里没有我的位子。只有狗和她心连心。尽管我不乐意，我是局外人。其余的人，我叔叔和父亲是与世隔绝的，因为他们不理睬姑妈敢于接受的危险邀请。

五

我下午放学归来，就直接去了地下室，骑上我的新自行车，在院子深处窄窄的花园里兜着圈子，花园中央有棵白杨树和两把铁制的长靠背椅。墙那边，邻居家的核桃树开始展露淡淡的春色，但我不管季节的变化和春天的礼物，因为有更严重的事情要考虑。因为我知道不到盛夏不能把花园变成非去不可的地方，家里没人下楼，因此对我思考家中的事来说，这是最佳之地。

表面上看，家中没发生什么。但是，面对我姑妈和小白狗之间建立的奇怪关系，怎么能无动于衷呢？这就好像我姑妈辛辛苦苦为大家服务又甘心于简朴的生活之后，终于找到了知音，找到了可以说知心话的人，如同贵妇人之间那样，过一种充满热情和细心照顾的亲密生活。她和小白狗吃盒装的巧克力，那些纸盒用花花绿绿的带子包扎着。我姑妈在高高的玻璃果盘上摆放了橘子、菠萝、葡萄。小白狗望着她，好像在批评她的口味，或者是打算给她提意见。这就好像是她发现在这个共同分享快乐的活计中有个更宽松的生活领域，因此现在她面对这个新感情世界，别的一切都失去了重要性。

每当我从她房间门前走过的时候，就听见类似那天晚上推翻她旧生活秩序的哈哈大笑声，或者听见她在谈话——不是自言自语，而是跟一位交谈者聊天，可我又听不到对方的声音。这就是新生活啊。小白狗，那个始作俑者，睡在她房间的一个篮子里，是个精美的、女用的、照我看来简直荒唐的篮子。小白狗跟在她身后到处走，只有餐厅除外。对它来说那里是禁区，但它在外面恭候着女友，跟她去书房或台球室，根据我们的位置而定。小白狗坐在姑妈身边，或者是裙子上，时不时地交换着互相理解的亲密眼色。我觉得小白狗比我姑妈还强势，它经常向我姑妈展示或教授陌生的玩意儿。姑妈完全信服狗的经验了。

我常常想：这怎么可能呢？为什么她一定要等到现在才终于超越自我、第一次在自己的生活中建立一种对话关系呢？有时，我看到她面对小白狗时举棋不定，好像担心有一天小白狗走了，丢下她一个人，让全部财富压在她手上。或许她还为它的健康担心？这太奇怪了。这些想法飘浮不定，好像脑海里悬着一些斑点，与此同时，耳边传来我的自行车轮子轧在小路沙石上的沙沙响。我脑海里清晰的意识则是很想大病一场，看看我是不是也能建立起类似的关系。因为小白狗的病是这一切的起因。没有这个原因，我姑妈绝对不会和它建立联系的。可我健壮得就像铁打的；再说显而易见的是我姑妈的心胸里一时只能装下一种爱；尤其是这爱正博大的时候。

我父亲和我叔叔们似乎没察觉到什么变化。小白狗很安静，逐渐地放弃了流落街头的举止，似乎有了与姑妈相般配的风度，但保留了母狗的全部性情，生活的艰难都不曾遮掩住它的好情绪以及冒险的爱好。父亲、叔叔们认为，接纳它比拒绝它更容易，因为假如拒绝它，那至少会危及他们的议论，甚至不愉快地修改他们的安全法则。

一天夜里，当柠檬汁罐早已放在书房靠墙壁桌上的时候，那里黑暗的角落都变得凉爽起来，所有的窗户都已经打开通风孔。我父亲一进台球室就猛然收住了脚步。

他望着地面吼叫起来：“这是什么啊？”

三个男子汉惊愕不已，驻足观看打过蜡的地板上有小小一摊狗尿。

古斯塔沃叔叔喊道：“玛蒂尔德！”

她走过来瞧了瞧，羞得脸红了。小白狗早已藏到隔壁房间的台球桌下面去了。我父亲向台球桌走过去的时候，看到了它，于是突然改变了方向，离开了台球室，后面跟着两位弟弟，三人回卧室去了，各自无声无息地关在自己房间里。

姑妈什么也没说。她上楼回自己房间去了，后面跟着小白狗。我留在书房里，手里端着一杯柠檬汁，望着夏日的夜空，听着、听着、焦急地等待远方轮船的鸣笛声，还有那座陌生、可怕、又令人向往的城市喧嚣的声音，它在星空下扩散开来。

忽然，我听见了姑妈下楼的声音。她出现了，戴着帽子，手里拿着钥匙，叮当作响。

“睡觉去吧！”她说。“我带它上街遛遛，让它大小便。”

后来，她又补充一句让我心颤的话：

“夜色真美啊……”

她出去了。

从那天夜里以后，姑妈晚饭后不再上楼给兄弟们掀被窝，而是去自己的房间，戴好帽子，下楼，一路上弄得钥匙叮当作响。她带小狗上街，不跟任何人打招呼。父亲、叔叔和我则留在台球室；天更热以后，我们坐在长靠背椅子上，耳听白杨树“刷刷”作响，眼望头顶上的晴空。大家一直不谈玛蒂尔德姑妈的夜间兜风，一直不以任何方式表示发现了自从一个打乱全部秩序的家伙进门后家里发生的某种重要的变化。

起初，姑妈在外面的时间最多二十分钟或半个小时，很快就回来跟我们一起喝点什么，议论些琐事。后来，她出去的时间无法理解地一再延长。她已经不是出于卫生原因带狗散步的贵妇人了；她在外面，街上，城里，有什么东西、强大的东西把她给吸引住了。我父亲在等候她的时候，时不时瞟一眼怀表；要是拖延的时间很长，我叔叔古斯塔沃就上二楼的客厅，好像把什么东西忘在那里了，从阳台上向外张望。但大家都保持缄默。有一次，姑妈出去的时间长得过分了，我父亲在两侧种有绣球花坛的弯曲小径上走了一次又一次，那些绣球好像蓝眼睛一样仰望着天空。阿马多叔叔打翻了一杯咖啡。我看着父亲和两位叔叔，盼望他们最终会发作起来，会说些什么，会表示焦急，以填补这一再延长的时间，玛蒂尔德姑妈不在家的时间。十二点半的时候，她回来了。

她笑着问道：“干吗还站着等我？”

她把帽子拿在手中，平时梳理得整整齐齐的头发，现在变成乱蓬蓬的一团。我注意到漂亮的皮鞋外沿沾着一圈泥巴。

“出什么事了？”

“没事。”这是她的回答，以此永远抹杀了兄弟们干涉她私人时间（无论是快乐还是悲伤还是乏味）活动的权利，因为现在这活动是她的生活。

我之所以说是她的生活，因为在她带着也沾了泥巴的小白狗上楼之前与我们在一起的几分钟里，我发觉她的眼神里有股兴奋劲，有股类似小白狗眼中的欢快躁动，仿佛刚刚看了从未见过的什么场面，而我们则是没有机会去看的。女主人和小白狗成了伴侣。夜色在保护她和它。那该是城市的喧闹，该是船只的鸣笛声：穿越码头、街道、工厂、公园上空进入我的耳中。

姑妈遛狗的活动持续了一段时间。如今，晚饭过后，我们立刻分手道别，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但我父亲、两位叔叔和我都要等到她回家后才入睡。有时她回来很晚，晚得厉害，一直到曙光映照在我家的白杨树上才进家门。只有听到她关了自己寝室的门，停止了她在房中的脚步声（我父亲估算出来的）；或者某位叔叔的寝室窗户终于关上了，方才结束这并无危险的一夜。

有一次，我听见姑妈在上楼时已经很晚了，由于我觉得她好像在唱歌，唱一首轻柔的曲子，唱得十分甜蜜，我就开了门缝，窥视外面。我看到姑妈从我门前经过，她怀里抱着小白狗，脸色惊人地年轻、漂亮，虽说不大干净；我还看见她裙子上撕破了一块，心想这个女人什么都干得出来，将来会有好果子吃的。我提心吊胆地上了床，心想末日就要到了。

果然没错。因为一天夜里，就距离上次不久，姑妈晚饭后又出去遛狗，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家。

我们等了她整整一宿，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房间里。可她没有回来。次日，大家谁也没说什么，但依旧沉默地等待。我们静静地转悠，似乎并不情愿；家里的窗户开着，等待着她回来。从那一天起，恐惧打翻了兄弟三人脸上和谐的尊严，不久就让他们苍老了许多。

等我大着胆子问厨娘的时候，她回答说：“你姑妈旅行去了。”

可我知道这不是真话。

家里的生活依然如故，好像玛蒂尔德姑妈依旧生活在我们中间。不错，三兄弟依然经常在书房里碰头，也许是闭门说话，为的是冲破孤独、恐惧的大墙，释放出恐惧与怀疑的情绪。但我不能肯定。有个客人（显然不是我们这个圈子的）来过好几次，三兄弟闭门与这位客人交谈。但我想不是来传达关于她下落的消息的，或许只不过是码头装卸工工会头目来要什么事故赔偿的。书房的门太厚实了，太沉重了，我始终不知道玛蒂尔德姑妈在小白狗的带领下是不是在城市里迷了路，死在了某处，或者迷失在她和小狗都感觉特别神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