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岁，不肯再脱外套。那天早上，妈妈给我们一个一个涂上乳霜，好让我们不受寒冻。乳霜是从博格纳牌的黄色锡罐里挖出来的，通常会抹在奶牛的乳头边，以防皴裂、硬茧和菜花状的肿块。乳霜罐的盖子又油又滑，得用茶巾裹着才能把它拧下来。软膏闻上去有种炖牛乳的味道，我时常会在我家炉子上的平底锅里看到切成厚片、撒了盐和胡椒的牛乳。它们让我极其恐惧，涂在我皮肤上的臭烘烘的药膏也一样。妈妈把胖乎乎的手指按进我们的脸蛋，好像那是圆轮奶酪，她要拍一拍，按一按，看看奶酪皮熟硬了没有。厨房里的灯泡照亮我们苍白的脸颊，那只灯泡上覆满了苍蝇屎。多年来，我们一直打算买只灯罩，那种有花朵图案的漂亮灯罩，但每次在村里看到有卖灯罩的时候，妈妈总是拿不定主意。她总是这样，已经有三年了。那天早上，也就是圣诞节前的两天，我感觉到她滑腻的大拇指抠进了我的眼窝，有那么一瞬间，我害怕她按得太用力，我的眼球就会像弹珠一样跳进我的脑壳里，她就会说：“这就是你的眼睛总在东看西看的后果，你从来没有像真正的信徒那样定心凝视，仰望上帝，好像天庭随时都可能敞开。”但我们这儿的天庭敞开后，只会放出暴风雪，没什么能让你像白痴那样凝视。

早餐桌的正中央有一只手编面包篮，衬着一张印有圣诞天使图案的餐巾纸。天使们手持小喇叭和槲寄生的树枝，慎重地遮住自己的小鸡鸡。就算你把餐巾纸凑到灯泡下，对着灯光看，也看不清它们的模样——我猜会像午餐肉卷。妈妈把面包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餐巾纸上：白面包、罂粟籽全麦面包和葡萄干面包棍。她用细筛很小心地把糖霜撒在面包棍的脆皮上，像第一场小雪落在牛背上——我们把牛赶进棚里之前，草甸领头牛的身上就是那样的。面包袋的塑料封口夹总是放在饼干罐头上面，要不然我们就会找不到，而妈妈不喜欢塑料袋口打成结的样子。

“先吃肉或奶酪，再吃甜食。”她总这么说。这是规矩，会让我们长得高大又强壮，像《圣经》里的巨人歌利亚那样高，像参孙那样壮。我们还必须喝一大杯鲜奶，通常是几小时前从奶桶里倒出来的新鲜牛奶，尚有余温，喝得太慢的话，有时会在你的上牙膛上结出一层淡黄色的奶油。最好的做法就是闭着眼睛把整杯喝下去，妈妈说这种喝法很“不恭敬”，其实《圣经》里并没有说要慢慢地喝牛奶，也没说可以吃牛的身体。我从篮子里拿起一块白面包，硬面朝下放在盘子里，看上去很像小孩子白白的屁股，如果这儿那儿地涂上巧克力酱就更像了，总能把我和哥哥们逗乐，他们总是说：“你又要舔屁股了吗？”

“如果你把金鱼放在黑漆漆的房间里太久，它们的颜色就会变淡，变得非常白。”我轻轻地对马蒂斯说着，一边摆好六片煎香肠，让它们完美地覆盖在白色的面包上。你有六头牛，吃掉了两头，还剩几头？每次吃东西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都会浮现老师的声音。为什么那些愚蠢的算术题非要用到食物呢——苹果、蛋糕、比萨和饼干——我不知道，但不管怎样，老师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永远也学不会算术了，我的练习册永远会是空白如新，连一道红色批改线都不会有。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才学会看时间——爸爸曾在厨房的桌边用好几小时来教我，有时，他会绝望地把学校发给我们练习的小钟扔到地上，机芯就会弹出来，那个烦人的小东西就会叮铃铃响个不停——即便到现在，有时候我看向钟表，时针分针仍会变成小蚯蚓的样子，就是我们用干草叉从牛棚后面的地里挖出来做鱼饵的那些蚯蚓。你用食指和拇指捏住它们，它们就会不停地扭动，直到你轻轻拍几下，它们才会安定下来，乖乖地趴在你的手心里，看起来就像范路易克甜品店有卖的红色草莓绳子糖。

“当着别人面说悄悄话是很没礼貌的。”我的妹妹汉娜说道，她坐在餐桌另一边的奥贝旁边，和我面对面。她不喜欢什么的时候，就会把嘴巴往右努。

“有些话太大了，钻不进你的小耳朵。”我还没咽下满满的一口，就回了她一句。

奥贝无聊地用手指搅动着杯中的牛奶，搅起一点奶皮，又飞快地擦在桌布上。它活像一坨白白的鼻涕粘在桌布上。看上去好可怕，我知道明天的桌布有可能会反过来铺，结成硬块的奶皮就会跑到我这边来。那样的话，我会坚决不把自己的盘子放在桌上。我们都知道，餐巾纸只是摆设，吃完早餐，妈妈就把它们压平整，放回厨柜抽屉里。餐巾纸不是给我们的脏手指、脏嘴巴用的。一想到小天使们会被揉成一团，像蚊子一样被我捏死在掌心上，翅膀被折断，或是天使们的白色头发被草莓果酱弄脏，我的心里就会有点难过。

“我必须去外面活动一会儿，因为我看起来太苍白了。”马蒂斯轻声说道。他带着微笑，极其小心地把餐刀插进双味品诺巧克力酱瓶子里的白巧克力部分，以免沾上牛奶巧克力。我们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能吃到双味品诺巧克力酱。我们会一连几天翘首以盼，现在，圣诞假期开始了，终于等到了。最美妙的时刻莫过于妈妈扯下瓶口的护膜，把粘连在瓶口的干胶抹净，再让我们看个够：棕色和白色相拼，就像新生小牛身上独一无二的花纹。那一星期里，谁的在校成绩最好，谁就可以第一个享用。我总是轮到最后一个。

我在椅子里前后滑动：我的脚尖还不能完全触及地面。我希望每根脚趾头在室内都很安全，然后去户外四处落脚，跑遍农场，就像把煎香肠片铺满整片面包那样。昨天的每周综述课讲的是南极，老师说有些企鹅去捉鱼，结果再也没回家。虽然我们不住在南极，但这里也很冷，冷到湖面都冻住，牛的饮水槽里也都结满了冰。

我们每个人的餐盘旁边都有两只淡蓝色的冷藏袋。我拿起一只，用疑问的眼神看向妈妈。

“套在你们的袜子外面。”她笑着说道，脸颊上显出了酒窝，“脚就会一直暖暖和和的，还能防湿。”说话间，她还在帮爸爸做早餐，他去帮一头奶牛产犊了；她在每片面包上涂好黄油后，都会用拇指和食指把刀刃刮干净，把黄油都刮到指尖上了，再用刀背刮掉黄油。爸爸大概正坐在挤奶凳上，身旁的奶牛正要排出产仔后的初乳，呼气和香烟混成的云雾升腾在热气腾腾的牛背上。我发现爸爸的餐盘边没有冷藏袋：大概因为他的脚太大了，还因为左脚——他二十岁上下时被联合收割机意外伤到了，左脚变了形。妈妈身旁的桌面上放着银色的奶酪铲勺，她早上检验做好的奶酪的味道时总会用到它。切开一块奶酪前，她会把奶酪铲勺插进正中心，穿破塑料膜，左右扭两下，再慢慢地拔出来。她吃茴香籽奶酪的样子俨如在教堂领圣餐，吃白面包，同样的若有所思，同样的虔诚，慢慢品味，目不转睛。奥贝曾经开玩笑说，耶稣的身体也是用奶酪做的，所以我们每天只能在面包上加两片奶酪，否则，我们很快就会把他吃光了。

妈妈晨祷时“为穷人，也为富人”感谢上帝，“许多人吃着劳碌得来的饭，你却让我们温顺而饱足”。她一说完，马蒂斯就推开椅子，把黑色的皮制冰刀鞋挂在脖子上，把妈妈让他塞进几个邻居信箱的圣诞贺卡放进口袋。他要和几个朋友一起参加本地滑冰比赛，所以打算直奔湖边练习。比赛的路线长达二十英里，获胜者可以得到一盘芥末炖牛乳和一块印有二〇〇〇年记号的金牌。我倒希望能在他头上也套个冷藏袋，绕着他的脖子拉上封条，那样就能更长久地让他暖暖和和。他伸手在我的发间摩挲了几下。我迅速把头发捋回原位，再掸去睡衣上的一些面包屑。马蒂斯总是让他的头发中分，用定型胶固定额前的两缕头发。他的头发就像盘子里打着卷儿的两片黄油；妈妈总是在圣诞节前后做黄油：她觉得从桶里取黄油不是很像过节该做的事。黄油该在平常的日子里去做，而耶稣出生的那天可不是普通的日子，哪怕每年都会来一遍，好像耶稣每年都要为我们的罪孽死一回，我觉得这挺奇怪的。我常常暗地里想：事到如今，他们肯定忘了那个可怜人已经死了很久了。但最好别提这茬儿，要不然，就没有撒满彩糖的饼干吃了，也不会有人再讲东方三王和伯利恒之星的圣诞故事了。

马蒂斯去门厅检查自己的头发，其实在天寒地冻的天气里，头发只会变得石头般硬邦邦的，他的那两缕卷发会变得扁塌塌的，粘在额头上。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吗？”我问道。爸爸已经把我的木制冰鞋从阁楼里拿出来了，还用冰鞋自带的棕色皮带把冰鞋绑到了我的鞋子上。我已经穿着冰鞋在农场里走动几天了，双手背在身后，刀片上套着保护套，以免在地板上留下划痕。我的小腿很结实。我练得够多了，已经可以不用架着折叠椅就走到冰上去了。

“不，你不能去。”他说完，又压低声音，只让我一个人听到，“因为我们要去另一边。”

“我也想去另一边。”我轻声说。

“等你长大了，我会带你去的。”他戴上羊毛帽，露出笑容。我看见他的牙套上有锯齿形的蓝色橡皮筋。

“我天黑前就回来。”他大声地对妈妈说道。他在门口又转过身来，朝我挥手，后来，我会一直在脑海里回放这一幕，直到他的手臂好像不是自动抬起来的，直到我开始怀疑我们是不是连再见都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