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收不到商业频道，只有荷兰1台、2台、3台。爸爸说，只有这几个台没有任何裸露镜头。他念出“裸”这个字时好像有只果蝇飞进了嘴里——他边说边啐。这个字总会让我想到土豆，妈妈每天晚上削完皮就把它们扔进水里，我想到的就是土豆入水时的咕咚声。我想象得出来：要是你想裸体的人想得太久，你的身上就会长出嫩芽，就像土豆过一段时间就会长出小芽，最后，你就不得不用刀尖把它们从土豆肉里挖出来。我们把分叉的绿芽喂给鸡吃，鸡都抢着吃。我趴在摆电视机的橡木柜前。我在起居室一角生气地踢掉冰鞋时，有只搭钩滚到了橡木柜下面。我太小了，不能去另一边，但在牛棚后的粪沟上滑冰又显得太大了。说实话，那根本算不上滑冰——更像是摇摇摆摆，蹭着冰面走几步，就像落在那里觅食的鹅走路的样子。冰面上一有裂缝，牛粪的臭味就会窜出来，冰鞋刀叶也会变成浅褐色。我们的模样一定很可笑，像一对呆头鹅杵在粪沟上，裹得严严实实的身体在沟渠两边的杂草间来回摇摆，而不是像村里的其他人那样在大湖上滑冰。

“我们没法去看马蒂斯滑冰，”爸爸说了，“有头小牛犊在拉肚子。”

“可你答应过的。”我哭着说道。我都在脚上套好冷藏袋了。

“特殊情况可以从轻处罚。”爸爸说着，把他的黑色贝雷帽檐拉低到眉梢。我点了几下头。对于不可预见的突发情况，我们无能为力，说到底，谁也不能耽误奶牛的事，它们总是更重要。即使在它们不需要任何关照的时候——即使它们吃饱喝足，把笨重的胖身子摊在牛棚里的时候——它们仍是优先考虑的对象。我闷闷不乐地抱着胳膊。我穿着绑带冰鞋所做的练习都白费了，我的小腿肚甚至比门厅里那个和爸爸一样高大的耶稣瓷像还要硬实。我故意把冷藏袋扔进了垃圾桶，把它们深深地塞进咖啡渣和面包硬皮里，这样就不会像餐巾纸那样被妈妈重复使用了。

柜子下面有积灰。我找到了一只发夹、一颗干透的葡萄干和一块乐高积木。每当有亲戚串门或归正宗教会的长老来家访时，妈妈都会把柜门关上。绝对不能让他们看出来我们会在晚上让自己偏离神的道路。星期一，妈妈总是看一个叫《行话比赛》的问答节目。我们都不得不像老鼠一样安静，好让她站在熨衣板后面猜单词；每一次公布正确答案时，我们都会听到熨斗发出的嘶嘶声，伴随着蒸汽盘旋升腾。那些词通常都是《圣经》里找不到的，但妈妈好像都知道。她称它们为“脸红词”，因为有些词会让你脸红。奥贝曾经告诉我，屏幕变黑时，电视就是上帝的眼睛，妈妈关上柜门就是说她不希望上帝看到我们。她可能觉得我们挺丢人的，因为我们时常会在《行话比赛》没开播的时候说出“脸红词”。她试图用绿肥皂把它们从我们嘴里洗掉，如同洗去我们像模像样的校服上的油渍和泥渍。

为了找搭扣，我在地板上摸索。从我趴着的地方可以看到厨房。爸爸的绿色长筒靴突然出现在冰箱前，靴筒上粘着一些稻草和牛屎。他肯定是为了再拿一把胡萝卜缨子进来的，缨子就在冰箱的蔬菜抽屉里。他用放在工装裤胸袋里的马蹄刀把叶子割了下来。这几天，他一直在冰箱和兔棚间往返。他还带走了汉娜过七岁生日时剩下的那一小块奶油——每次打开冰箱看到它都会让我馋得流口水。我忍不住，就偷偷地用指尖刮掉一点粉色糖霜，放进嘴里。奶油在冰箱里越放越稠，我就用手指头捅出了一条小隧道，指尖好像戴上了一顶黄色的小帽子。爸爸没有注意到。“他要是一门心思做一件事，就没别的事能让他分心。”外婆曾这样说过，她算是我们家最虔诚的人了，所以我有理由猜想他是在喂我的兔子迪沃恰，隔壁邻居黎恩送给我的，要用作两天后的圣诞大餐。他通常不会插手兔子的事——兔子只是出现在餐盘里的“小家畜”，而他只喜欢那些能占据他整个视野的大动物，我的兔子连他视野的一半都填不满。他以前说过，颈椎骨是浑身上下最容易折断的部分——我能在脑海中听到那些骨头断掉时的咔嚓声，就是妈妈在平底锅上掰断一把意式细面时的那种声响——最近，我们家的阁楼上出现了一根带套索的绳子，就挂在椽子上。“那是用来做秋千的。”爸爸说是这样说，但等到现在也没有秋千。我不明白为什么绳子会挂在阁楼里，而不是放螺丝刀和他收集的螺栓的工具棚里。也许，我想，爸爸想让我们看看，也许我们犯下罪过，那种事就会发生。我粗略地想象了一下：我的兔子被吊在阁楼的绳索上，就在马蒂斯的床后面，兔子的脖子断了，爸爸就可以更容易地剥它的皮。兔皮被剥下来的时候，大概就像妈妈早上用土豆刀剥掉煎好的大香肠皮那样，只不过，他们会把迪沃恰放在煤气炉上的大砂锅里，浸在一层黄油里，整栋房子里都能闻到烤兔肉的香味。所有人都能远远地闻到穆尔德一家人的圣诞大餐已准备就绪；我们都知道不该倒自己的胃口。我注意到，以前我必须节约饲料，但现在我可以喂给兔子整整一勺，外加胡萝卜缨子。尽管它是公的，但我还是以儿童电视频道里的卷发女主持人的名字给它取了名字，因为我觉得她特别好看。我想把迪沃恰列在我想要的圣诞礼物清单的头一个，但因为没在任何一种玩具分类中找到她，只好先等等。

我的兔子不仅仅得到了单纯的慷慨，我敢肯定还有别的计划在进行中。正因为如此，早餐前，我和爸爸在一起把牛赶进棚进行冬季养护时，我才会建议用别的动物。当时我手拿一根棍子在赶牛。最好的赶法就是打牛的侧腹，它们就会不停地走。

“我们班里的别的孩子吃鸭肉、野鸡或火鸡，把土豆、韭菜、洋葱和甜菜塞进它们的肚子里，直到塞不下为止。”

我瞥了一眼爸爸，他点了点头。我们村里有各种各样的点头。点头本身就是让你与众不同的一种方式。我现在都明白了。爸爸这样点头，通常是在牛贩子开的价格太低，而他不得不接受的时候，因为那可怜的牲口有毛病，不卖出去，就会永远是他的负担。

“这里有很多野鸡，尤其是在柳树林里。”我说着，瞟向农场左侧杂草丛生的那边。有时候，我会看到野鸡在那些树上，或是坐在树下的地上。它们看到我，就会像块石头一样让自己掉到地上，然后就待在原地装死，直到我走开。等我走了，鸡头又会突然弹起来。

爸爸又点了点头，用他手中的棍子敲打地面，让牛群走快点，还吆喝着“呦——走”。那天聊过之后，我在冰箱里找了找，但在一包包混合碎肉和蔬菜汤中，没有找到鸭子、野鸡或火鸡。

爸爸的靴子又从视野中消失了，只剩几根稻草残留在厨房地板上。我把搭扣放进口袋里，只穿着袜子上楼，回到我的卧室，那儿可以俯瞰到农场的庭院。我蹲坐在床沿上，回想我们把牛赶进棚后又走回草甸去检查捕鼹鼠的陷阱时，爸爸是怎样把手搭在我头上的。如果陷阱里空空如也，爸爸的双手就会直挺挺地塞在裤袋里：一无所获，不值得忙活；要是陷阱里有东西，就要用生锈的螺丝刀从捕兽爪上把扭折的、血淋淋的尸体撬出来，我会弯下腰做这件事，爸爸就看不到我哭了——看到毫无戒备地落入陷阱的小动物，我的泪水就会顺着脸颊流下来。我想象爸爸怎样用那只手拧断我的兔子的脖子，就像拧开有儿童防护闸的氮气罐：只有一种正确的手法。我想象着妈妈把我失去生命的宠物摆在银色餐盘上，那是她在主日去教堂做礼拜后做俄罗斯沙拉用的盘子。她会先铺一层野苣，把它放上去，再用小黄瓜、西红柿块、胡萝卜碎和一束百里香加以点缀。我看了看我的手，看着凌乱的掌纹。它们还是太小了，除了拿东西做不了别的事。它们依然能塞进爸爸妈妈的手里，却包不住爸爸妈妈的手。这就是我和他们的区别——他们可以用手掐住兔子的脖子，也可以拢住刚在盐水中翻动过的奶酪。他们的手总是在寻找什么，如果你不再能够温柔地握住一只动物或一个人，那就最好放手，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有用的东西上。

我把额头抵在床沿上，一点一点用力地压下去；我感觉到冰冷的木头压在皮肤上，再次闭上了眼睛。你必须在黑暗中祈祷，有时这会让我觉得很奇怪，大概祈祷就像我的夜光羽绒被：只有在足够黑暗的时候，星星和行星才能发出光芒，保护在黑夜中的你。上帝肯定也是这样工作的。我把交叉在一起的双手搁在膝头。一想到马蒂斯即将在冰面上的某个摊位边喝上热巧克力，我就生气。我想起他滑冰时冻红的脸颊，又想到明天冰封即将融化，天气开始变化：卷发主持人已经在节目中提醒过了，屋顶可能变得很滑，圣诞老人没法从烟囱里下来，还会有雾，说不定会让圣诞老人迷路，马蒂斯也可能迷路，哪怕那只能怪他自己。有那么一会儿，我盯着面前的自己的冰刀鞋，已经上了油，收进盒里，准备放回阁楼上去。我想到自己还太小，很多事都做不了，但也从没有人跟你说过：要长到门柱上的多少厘米才算长大，才够大？我问上帝，难道他非要带走我的兔子吗，不可以用我哥哥马蒂斯去换吗？“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