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统一以后，它的首都就设在今天的北京，称为大都。对这样一个疆域辽阔的统一国家来说，特别是因为元朝的根基在蒙古高原，选择北京作为首都是相当合适的。

一方面，它比较容易联系蒙古人的基地——蒙古高原；另一方面，它便于控制中国大陆。元朝未建前，首都还在蒙古高原上，如果要统治南方，路太远，成本太高。

但是在北京建都也碰到一个很大的难题，北京周围，包括整个华北平原，生产的粮食不足以供应首都的需要。况且作为首都，还得向边疆或军事要地调拨粮食，需求更大。

如果要依靠陆路运输，数量没有保证，成本太高，唯一有效的途径就是水运。但是从北京到盛产粮食的江南，并没有一条直接相通的运河。隋炀帝开通的运河是以洛阳为起点，一条是从洛阳向东北一直到涿郡，也就是北京这一带；另一条是从洛阳向东南到江都，就是扬州。如果恢复这两条运河，运粮的船要先从扬州到洛阳，再从洛阳到北京，绕道路程长。而且到元朝时，这两条运河的好多段已经不通了，不能完全恢复。所以元朝就把这两条运河在山东这一段，利用一些天然河道，再加上人工开凿，把它们从河北、山东连接起来，形成了从北京经过今天的河北、山东、江苏，到达扬州，过长江后，再经过原来的江南运河到杭州的京杭大运河。

从此，通过长江顺流而下的水运，可以把长江中游、下游的粮食汇集到扬州，然后沿运河北上。江南的粮食通过江南运河和长江三角洲的密集的河流，集中到大运河运到北京。

明朝、清朝继续以北京为首都，北京的人口比元朝的时候增加得更多，而且明朝有时还要给“九边”中长城东段的驻军调拨粮食，都是通过这条南北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来解决的。

清朝继续这个格局。可以这么说，要是没有这条大运河，没有运河运输的这些粮食，北京就当不了首都。这条运河是首都北京的生命线，也是国家维持统一、维持中央集权制度的生命线。正因为这样，也得为这条运河付出不小的代价。

很多人以为既然运河通了，行船就很方便了。他们不知道一个基本事实，运河要经过山东丘陵地带，今天济宁这一带的海拔要比南北两面高出四十米左右。也就是说，从江苏北上的运河到山东济宁，要逐级爬高，水位要提升近四十米，过了这里往北，运河水位要逐级下降近四十米。

为了做到这一点，这一段一般要设立四十个左右的船闸。那时没有机械的动力工具，如抽水机、水泵这类，只能靠水闸拦放。船要通过两个船闸之间，只能靠人工拉纤，或者撑、划。上了一级船闸后，下一级的闸再打开，水位再升高一点，这样逐级升高。到了最高点，又要逐级往下放。

每次开闭船闸都要耗掉大量的水，还要人工启动闸门，人工拉船通过，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特别是水。偏偏山东这一带本来就缺水，碰到干旱，水更紧缺。就是在正常的年份，要保证这一段运河有足够的水量让运粮的船过完，也需要另外找稳定的水源，在这一带建立水柜，就是水库，南四湖里相当一部分水就是提供给水柜的。但还是不够，附近的几百个泉眼的水都要收集利用，每一个泉眼有专人管理，称为“泉老”，他的任务就是保证泉水全部流入运河。

即使遇到大旱，周围的农田缺水，甚至生活用水都困难，但只要漕运没有结束，运粮船没有过完，就一点水都不能用。“盗用”泉水可以依法判罪。所以运河周围经常是农田荒芜，居民逃亡。

由于过一次船闸既耗水又费时费力，所以规定要凑满一定的数量，如满二百艘才开一次。额满了要等下一批，凑不满这个数也得等，要过三四十次船闸谈何容易，运河的效率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高，那么方便。

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如重要官员、使者、钦差通过，或给皇帝送贡品等，那就不受开闸标准的限制，随时可以破例开闸。腐败的官员依仗权势，或通过贿赂，也可以破例开闸。实际通过这一段运河的成本和时间比制度规定的要多得多。

还有一个矛盾，南北向的运河要穿过东西向的黄河，古代的水利工程不可能像今天的水利工程那样，可以修建架空的渡槽或在河床下修建隧道，只能直接从黄河两岸开缺口通过。如果这一段黄河的水位高，自然会流入运河，对运河畅通有利；如果黄河的水位低，运河的水不可避免会流入黄河，运河更缺水。

一旦黄河出现洪水泛滥、决堤的情况，水位必定很高，河水流入运河，虽然同时带入泥沙，但运河水位也升高，有利于漕运畅通。所以，只要当年的粮食还没有运完，就宁可牺牲黄河，暂不堵口修复。在“保运”与“堵黄”发生矛盾时，总是把“保运”放在首位。

运河沟通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从航运的角度来讲是有利的，但从水利的角度来讲，有利有弊，且以弊为主。特别是沟通了黄河与淮河，黄河决口改道时，黄河水往往通过运河流入淮河，甚至夺了淮河河道。大量泥沙堆积在淮河下游河床，等黄河又改道离开淮河时，淮河下游就全部淤塞，到洪泽湖就结束了。现在洪泽湖以下的入海水道都是人工开挖的。

又如海河水系，原来有多条河流分别入海，发生洪水时不会相互影响。后来曹操为了运粮开了运河，将几条河连通了，这些河的下游就逐渐淤塞，最终全部汇合在海河下游集中出海，造成海河经常性的洪涝灾害。

正因为这样，我们也看到，运河对国家的统一，对北京的首都地位起了非常积极的、决定性的作用，但它并不是对所有方面都是有利的。运河在沟通南北，促进经济、文化、人员的交流方面也是有条件的，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比如说在运河规定它漕运还没结束，就是每年规定的粮食没运完以前，是不向民间开放的。就算是官方，除了特殊情况以外，一般也不能动用运河的运力，运河要等漕运任务结束以后才开放给民间。所以我们要明白，并不是从南方去北方、去北京的人都可以在运河坐船。如从江南去北京考科举的人，至多利用山东以南的运河，从山东往北大多只能走陆路。

在运河水量不足时，一部分漕粮只能在江苏淮安的清江浦“起陆”，就是从船上卸下粮食，装车从陆路运输，过了山东那些船闸段才重新装船。为了保证漕粮及时运到北京，只能不惜代价。一般来讲，运河的浙江、江苏段水量充沛，不存在运力不足的问题，一般都畅通，民间是可以利用的。但在山东、河北段就不一定了，民间或者一般的官方来往是不能够利用的，商船要等到漕粮过完后才能用，或者只能通过贿赂等不正当手段才能破例放行，或者让漕船搭载私货。

正因为这样，朝廷一直在谋划取代这条运河的途径，但是都没有办法。元朝时曾经试运过海运，但没有成功。什么原因呢？因为当时的船都是没有机器动力的，在海上只能够靠风力，靠洋流，但是粮食在规定的时间要运到，万一风向不利、洋流不利或者时间赶不上，那就会威胁到首都的供应和国家的安全。还有，当时没有远距离通信工具，没有电话、电报等。一艘粮船，或者一队粮船到了海上后音讯全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结果怎么样，是没有办法掌握的。

到了清末，西方的轮船进来了，电报也传进来了。有了轮船、电报，可以从南方通过海上直接运输粮食到天津，然后再从陆路运到北京。通过沿途海边城市之间的电报联系，可以掌握运粮轮船的动态。

轮船海运漕粮的效率大大提高，成本降低，所以清朝末年宣布废除漕运。以后津浦铁路通车，又增加了比海运还快的运输手段。由于漕运不再依靠运河，朝廷自然不会再要求山东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去管理水源、集中水量、维修船闸，山东段很快被废弃了。河北段本来也经常缺水，这一段运河也逐渐淤塞。水量充沛的浙江、江苏河段一直发挥作用，现在还是黄金水道。

了解了京杭大运河的历史，我们才能够全面正确地理解运河在历史上起的作用。今天要建设运河文化公园，要开发运河文化，就应该从运河的历史和现状出发，实事求是，扬长避短，充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发挥它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