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几大文明中，中华文明不能说是时间最早的。中国的甲骨文出现在三千七百年前，在已知的世界古文字中，也不是最早的。但自从古代中国人使用甲骨文，然后用延续下来的汉字记录历史，几乎没有中断过。从这一点上讲，的确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其他文明，有的历史记录很快中断了，有的文字今天早已成为死文字，而中国保存了世界上最多的历史书。

如“二十四史”有三千三百卷，四千七百万字。《资治通鉴》有二百九十四卷，三百多万字。大部头的历史书还有很多，并且都保存到了今天。

为什么古代的华夏人这么重视历史？有一个说法，“欲亡其国，先灭其史”，假如你要灭一个国，首先要把它的历史灭掉。我曾经同我的研究生讨论过这个话题，有人就想不明白：历史书当然很重要，但是把这些书销毁了或者这些书失传了，难道这个国家就会灭亡吗？历史书没有了，可以想办法再调查研究，可以重写。退一步讲，就算都没有历史记录了，当然是很大的损失，但怎么会使这个国家灭亡呢？

显然他还没有了解，中国最早的历史以及由此形成的传统究竟是起什么作用的。

其实最早的历史记录并不是给我们后人看的，也不是为今天我们研究历史或者了解历史提供资料。花那么多精力，由专人记录，目的是向天、向神、向祖先报告。甲骨文中的很多内容是由巫师记的，只有巫师才具有与天、神、祖先沟通的能力，他们记的事天才能知道，天意也只有通过他们的记录或者占卜才能被传达下来。到后来要记的事多了，巫师忙不过来了，才从中分化出专门记录的“史”。

“史”是个象形文字，表明一个人站在那里，手里拿了一个记录的板，这就是“史”、史官。所谓历史，“历”（通“曆”）就是历法，按时间顺序记录。

早在春秋时就有这样一种说法，统治者身边不止一个史官，基本分工是“左史记言，右史记行”。记的内容是不能让君主本人看的，要放在一个密封的柜子里，等他死了，或者退位了，才可以当众打开，然后根据积累的原始记录整理成一部历史书。如孔子删定的《春秋》，就是鲁国的历史。各个国家的历史有不同的名称，鲁国的就称为《春秋》。

这些记录，不仅是为了保存档案，或留给后人，最主要的是通过史官的记录，上报给天。往往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将这些记录焚化，表示报给上天了。有时还要到高山上举行，因为当时人认为山上离天近，容易让天看到、收到。嵩山顶上曾发现武则天埋在那里的金册，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所以史官的责任是对天、对神、对祖先负责。通过对君主、统治者的言论和行为的记录，反映他们的言行是否符合天意，能否得到天、神、祖宗的保佑。如果他们犯了错误，干了坏事，因为有记录，就逃脱不了天、神、祖宗对他们的惩罚。这样的历史对统治者来说，当然是最重要的。

在分封制的条件下，各国的历史还有另一个重要作用——明确世系。各诸侯国是由周天子分封的，而天子代表天意，所以也是天封给诸侯的。但如何延续呢？按当时的礼制，是世袭，即由诸侯众多的儿子中的嫡长子继承。这世系也是史官必须记录的重要内容。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导致这个国被灭了，或没有继承人了。天子或其他诸侯国要维护天命，“存亡继绝”，该国的世系记录就是最重要的根据。这样的“史”如果亡了，这个国不是无以为继，存在不了吗？

秦汉以后强调“天人合一”，特别强调“君权神授”，皇帝的合法性来自天的授权，出于天意、天命。所以历史的主要任务就是解释天命、证明天命。

凭什么他要做皇帝？凭什么这个朝代要兴起，要灭亡，或者要取代前朝？当然有很多历史事实，但这些历史事实未必都是光彩的。有的是武力、暴乱，有的是阴谋、篡夺，怎么使这些行为合法化，就得靠历史记载。通过从纷繁复杂的事实中进行选择，再加上“合理”的解释，证明这个朝代、这个皇帝是得了天命。

如《史记》记录周朝的始祖后稷。这些内容不是司马迁所发明的，是周朝传下来的历史，但他采用了就表明接受了。后稷的母亲姜嫄跑到森林里，不小心踩到一个巨大的脚印，回去以后就怀孕了，生下后稷。后稷是什么人？是神的孩子。既然周天子是神的后代，自然就得了天命。

又如《史记》不得不承认刘邦出身“细微”，普通人家，他的父母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来，因为他做了皇帝，提到他的父亲就称为“太公”——刘大爷；提到他的母亲就称为“刘媪”——刘大娘。他自己不过是秦朝的一个亭长，低级公务员，相当于现在的一个派出所所长兼招待所所长。

凭什么刘邦最后能得天下呢？《史记》说，有一天刘邦的母亲在野外，躺在一个池塘边上休息，这时风雨大作，他的父亲去找她，看见一条龙在他的母亲身上翻滚，回来以后他的母亲就怀孕了，以后生下了刘邦。这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刘邦不是一般的人，尽管出身“细微”，却是“龙子”，而且身上还有很多“帝王相”。这些都是为了证明刘邦得天下、建立汉朝的合法性，因为他得了天命。

一部“二十四史”，几乎都有类似的记载。还专门有篇章记录“祥瑞”，一个朝代兴起，一位真命天子出生时，会有种种吉祥的征兆。比如什么地方出现甘露、祥云、灵芝、嘉禾（谷物上面长了不止一个穗）、龙、麒麟，什么地方出现一个鼎、一片帛书，这些都是吉兆。未来的皇帝出生时“红光满室”，他出门时“紫气东来”，他做某事时“五星联珠”，种种吉兆显示了天命。

要证明一个朝代行将灭亡或必然灭亡，要证明它失去天命，“天之所厌”，老天爷都讨厌它了，“二十四史”里几乎每一部都有专门的篇章，记录“灾异”——天灾人祸或异常的天象，如日食、地震、风灾、水灾、旱灾、火灾、蝗灾、瘟疫、怪胎、畸形人畜、谣言、变乱等，而且都能与人的活动和社会现象一一对应。

每个朝代建立以后，马上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为前一个朝代修一部正史。清朝入关以后，天下还没有完全平定下来，就开始组织专门机构修《明史》。《明史》修成后得到清朝皇帝的重视，正式列为“正史”，成为“二十四史”的最后一部。

《明史》能起什么作用呢？它要让你相信明朝的兴起、朱元璋能当皇帝推翻元朝，是因为他得了天命。而崇祯皇帝之所以被李自成推翻，只能自杀，是因为失去了天命。清朝入关取代明朝，不在于崇祯皇帝个人或者明朝的官民百姓的过失，而是因为明朝天命已尽，“天之所厌”，天命交给了大清。表面上是为明朝修史，其实是通过修《明史》证明清朝取代明朝的政治合法性。就像孔子当年删改《春秋》一样，一部“二十四史”以及其他官修历史，都是为了弘扬当时的主流价值观念。很多事实的记录都是有目的，有选择的。

如清朝到了乾隆年间，天下已经安定，开始为自己的“国史”准备材料，要修本朝人物的传记了。乾隆就此做了指示，规定要把曾经为清朝立下汗马功劳的明朝降臣，从洪承畴开始通通编入由清朝首创的《贰臣传》。什么是“贰臣”呢？伺候过两个主子的，投降清朝的明朝的叛臣都被称为“贰臣”。乾隆亲自做了指示，称这些人当初归顺大清不无微功，但毕竟大节有亏，在价值观念上是叛徒，不忠于自己的国家，不忠于自己的皇帝，不足为训，只能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在清朝的天下安定之后，乾隆皇帝权衡利弊，觉得延续、弘扬传统的价值观念更加重要。所以在把这些人列为“贰臣”的同时，把史可法等当初抵抗清兵不惜牺牲的人，无论是被清兵所杀，还是自杀、病死，只要是忠于明朝的官员，统统列为忠臣。而且地方上修志书时也要遵守这个原则，当年抗拒“大兵”而死的，按原来身份全部称为忠臣、义民、节妇。因为这些降臣的作用已经毫无意义，而维护传统的价值观念，对稳定统治更加重要，通过编纂历史可以做到。这一点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把太平军镇压下去的，靠的是哪些人呢？不是靠满族的八旗兵，也不是靠蒙古的骑兵，而是靠一批汉族知识分子，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这些人，靠他们组织的乡土武装——湘军、淮军，捍卫了这个满族建立的政权。

因为在这些人的眼里，它已经不是一个异族的政权，而是一个继承了华夏传统价值观念、得了天命的、正统的朝代，和以前的汉唐宋元明并无二致。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这样的历史灭了，国家也要亡。因为这样的历史证明了政权、国家的政治合法性，证明它得天命，如果把这样的历史毁了，政权、国家的政治合法性还能证明吗？这才是要害所在。

这些历史今天是不是就没有用了？恰恰相反，非常有用。因为任何历史都是后人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所做的有意识的、有选择的记录。只要知道了这个原理，我们就可以从这些史料中透过表面看到真相，用我们今天的历史价值观来解释、认识这些历史。何况这些史书中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是无可替代的。

此外，这样的历史也给我们今天研究历史、复原历史、重构历史提供了条件，富有挑战性。这个过程也是我们研究、选择、认识、学习的过程。

所以，中国这些历史书是先人留给我们的非常宝贵的、无可替代的遗产，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