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五月，当了十年太上皇的李渊去世。这位唐朝开国的“高祖太武皇帝”被隆重安葬。就在葬礼举行前十天，唐太宗通知史官，他要亲自查阅高祖皇帝和自己的《实录》，被史官婉言拒绝。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四月，唐太宗又问谏议大夫褚遂良：“你还负责记《起居注》吗？记了什么能让我看看吗？”褚遂良回答：“史官记录君主的言论和行动，好坏都要记载，才能使君主不敢做坏事。没有听说君主自己可以拿来看的。”唐太宗问：“那我如果有什么不好的事你也记吗？”褚遂良回答：“这是我的职责，不敢不记。”旁边的黄门侍郎刘洎插话：“假如褚遂良不记，天下人都会记。”唐太宗又碰了个钉子。

第二年，唐太宗又找到监修国史的宰相房玄龄，第三次提出了要求，说：“我的用心和以往的君主不一样。作为皇帝我想亲自阅读国史，以便了解自己以前的错误，作为今后的警戒，你可以按顺序写成了呈上来。”谏议大夫朱子奢极力反对，他说：“陛下身负圣德，言行从来没有过失，史官记载的自然尽善尽美，所以陛下要查阅《起居注》并无不妥。但如果从此形成制度传下去，我恐怕到了曾孙、玄孙辈，难保没有达不到‘上智’的君主，会文过饰非，那史官就免不了要受刑罚惩处。这么一来，史官为了保全自己，避免祸患，无不迎合风向，顺从旨意，悠悠千载的历史还能相信吗？这就是历来不允许帝王查看的道理。”但唐太宗坚持要看，于是房玄龄只得与许敬宗等人删改成《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各二十卷呈上御览。

其实房玄龄等人心中都明白唐太宗最关心的是哪一部分，自然已经在文字上下了功夫。但是唐太宗看了“六月初四”这一天的记载后还是嫌他们写得太隐晦了，他说：“当年周公杀了管叔、蔡叔而使周室安定，季友毒死叔牙才为鲁国带来太平。我这样做是为了安定社稷、造福万民。执笔时何必有劳你们特别隐讳呢？应该加以修改，删除不实之处，直截了当地把事实记下来。”

有了这样明确的旨意，以房玄龄为首的史官们自然只能体察圣心，将两朝《实录》中的有关文字修改到唐太宗满意为止。这就是我们今天能在唐朝的正史《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等书中看到被记录下来的“玄武门之变”的根据。

这些史书所载的“玄武门之变”的事实是这样的：

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突厥进犯，太子建成建议派其四弟齐王元吉率军北征，并且征调秦王（世民）府的大将尉迟敬德、程知节（即程咬金）和秦叔宝等人随军出征，得到了唐高祖的批准。一向忌妒秦王军功和威望的建成，一直在找谋害他的机会，企图利用与秦王在昆明池饯行的机会，埋伏甲士将他刺杀，待事成后即上奏说他突然得病死亡，对尉迟敬德等秦王府的骁将也准备一律活埋。

秦王通过他收买的太子下属很快得知消息，连夜和他的谋士们商量对策，众人都劝他先发制人，而李世民不忍骨肉相残，还犹豫不决。幕僚们说了一大番道理，终于说服他下决心采取行动。

偏巧这几个月太白星多次在白天出现，六月初一、初三又两次出现，傅奕向唐高祖密报：“太白星出现在秦地，秦王要得天下了。”

高祖大怒，认为这预示着李世民要谋反篡位，立即召李世民责问。李世民申辩说这是建成、元吉二人想要谋害他，并且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的丑闻。高祖大吃一惊，决定第二天将兄弟三人一起召进宫来当面责问。

六月初四一早，李世民率领长孙无忌等人埋伏在玄武门。建成、元吉二人走到临湖殿时发现情况异常，当即掉转马头想逃回东宫。李世民率人冲出，在后面追赶，李元吉拉弓向李世民放箭，因惊慌失措，连放三箭都未射中。李世民也张弓还击，一箭就射死了李建成。此时尉迟敬德率七十多名骑兵赶到，射中李元吉的坐骑，元吉坠马。李世民的马也受到惊吓逃入树林，被树枝绊倒。李元吉赶到，夺下弓箭勒住李世民，尉迟敬德跃马怒叱，一箭射死李元吉。此时东宫和齐王府两千多名精兵闻讯赶到，猛攻玄武门，形势十分危急。尉迟敬德将建成、元吉两个人的首级挑出来示众，宫府军见主人已被杀，立时溃散。

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全副武装，进宫去保卫高祖。谁知原定当天早上要亲自讯问这三兄弟的高祖，居然兴致十足，正在后苑海池的游船上。看到手持长矛、一身甲胄的尉迟敬德闯到面前，高祖大吃一惊。尉迟敬德向他报告：“太子与齐王作乱，已经被秦王杀了，现在大臣们劝陛下将国事交给秦王处理。”高祖答允得十分爽快：“好得很，这正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马上提笔写下一道诏书，命令诸军听从秦王的号令。

大局已定，李世民赶来和高祖见面，父子俩抱头痛哭。高祖随后颁发诏书：立秦王世民为太子，建成、元吉的十个儿子统统以谋反罪处决。

两个月后，高祖宣布退位，成为安享天年的太上皇。“玄武门之变”以秦王李世民提前登上帝位而结束。

尽管李世民和他的史官把事实真相隐瞒起来，以为史料已改得天衣无缝，实际上漏洞百出，只要稍做分析，就可以发现矛盾。如唐朝史书里一直宣扬，当初李渊对能否起兵、要不要起兵反隋，一直优柔寡断、迟疑不决，是李世民促使他拿定主意。当时李世民只有十九岁，而他的哥哥——长子建成已经二十九岁，李渊是要等到建成回到身边才最后决定，根本不可能是靠了李世民的鼓励、坚持。

又如唐朝正史都宣扬建立唐朝、平定天下主要是靠秦王李世民出的力，称他“勋业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实际上李建成作为储君，主要职责是帮助高祖处理日常政务。高祖怕他不熟悉政务，命令他跟着实习，所以除了太大的军国事务外，其他都交由他处理。李世民负责东征西讨，造成战绩都是他建立的事实。实际上李世民的功绩不像史书所描述的那么大，李建成也不像被贬低的那么窝囊。

如窦建德被唐军打败后，他的部下刘黑闼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起兵，很快重新占领旧地。李世民奉命围剿，实行残酷镇压，被俘虏的小头目都杀死示众，妻子都被唐军抓走，连投降的刘军都不接受。唐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勉强取胜。但仅仅过了几个月，刘黑闼再度起兵，“旬日间悉复故城”，并且定都洺州，称汉东王。

此时李建成接受王珪和魏征的建议，主动请令征讨。他一改李世民的高压政策，实行宽大安抚的策略，所获俘虏全部遣送回乡，百姓很高兴，仅仅两个月时间就平定山东。这些都见于唐朝正史记载，是抹杀不了的事实。

从情理上分析，李建成是高祖与窦皇后所生嫡长子，立为太子名正言顺。他为大唐的创建立下赫赫战功，掌握着东宫独立的武装长林军，并获得手握兵权的四弟齐王元吉的支持。高祖最为信任的宰相裴寂也是建成的坚定支持者，高祖宠爱的张婕妤、尹德妃等人也经常替建成说好话。显然，建成的“接班人”地位十分稳固，完全没有搞阴谋诡计的必要。

而李世民身为次子，在正常情况下是绝无可能继承皇位的，除非发生意外，或者采取政变夺权，可见他才有背着唐高祖和建成暗中活动的必要。而且从有关史料可以看出，李世民一直在搜罗人才，并希望这些人有“经营四方”的能力。

陈寅恪根据巴黎图书馆收藏的敦煌写本P2640《李义府撰常何墓志铭》考定，“玄武门之变”唐太宗取胜的关键是收买了建成的亲信——玄武门守将常何。可见玄武门伏兵绝不是仓促之计，这血腥一幕的出现只是或早或晚而已。

由于唐太宗与贞观史臣的合谋，要完全复原“玄武门之变”的真相已无可能。但我们完全可以推测，这是唐太宗蓄谋已久的一场政变，而皇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却毫无戒备，以致在获得准确情报后也没有采取相应对策，遭到伏击后才夺路而逃，自然必死无疑。被武力胁迫的唐高祖只能就范，在宣布儿子建成、元吉的罪状，杀死了十个年幼的孙子后，改立太子，拱手交权，老老实实做了太上皇。

同样，二十二年前的隋朝仁寿四年（公元604年），太子杨广因为有被废的危险，就发动宫廷政变，杀死父亲隋文帝杨坚和他的哥哥废太子杨勇自立。所不同的是，发动政变的人，一个是“法定继承人”的位置受到威胁，另一个却根本不是“继承人”；一个是杀了父亲，一个是让父亲做了太上皇。不过要是唐高祖不愿就范，不主动配合的话，让已经六十岁的皇上“驾崩”，谁知道是不是尉迟敬德执行的方案之一？

留在史书中的隋炀帝杨广是一个荒淫无耻、灭绝人性的暴君，而导演了一场同样宫廷政变的李世民，却是大唐帝国的缔造者，是历史上少有的明君。之所以会有天壤之别，当然与两人的所作所为有关，但更是隋炀帝亡国的结果。要是隋朝不亡，隋炀帝也像唐太宗那样在《实录》上下些功夫，今天我们了解的杨广就不会是那样，也绝不会获得“炀帝”这样的恶谥，遗恶万年了。

评判一个历史人物，不能只用道德标准，而要根据他的全部功过。尤其是对帝王和政治领袖，应主要看他对当时的社会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而不必过分注重他的个人品质或私生活。

尽管李世民是以残酷、卑劣的手段当上皇帝的，但唐太宗的历史贡献还是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应该完全相信他一手炮制出来的史书，让“玄武门之变”的真相永远湮没在历史的迷雾之中。

就是对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唐太宗的“天可汗”的尊号，也不要太当真。在只有汉文史料的情况下，谁知道这是不是哪位唐朝词臣的杰作或蓄意误译呢？

在蒙古高原上发现的“阙特勤碑”，正面是唐玄宗亲自写的碑文，赞扬了唐朝跟突厥首领之间情同父子的友好关系；但是在碑的两侧和背后却是用突厥文写的一篇突厥人自己撰写的历史，这些话恰恰跟唐玄宗写的碑文完全不同。所以如果我们有机会看到当初那些突厥和所谓的“四夷”留下的记录，我们也许就不会天真地相信李世民真的是各族人民衷心拥戴的“天可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