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句唐诗大家一定很熟悉：“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秦汉以后，阴山山脉经常是农业民族华夏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一道重要的界线。所以诗人希望像李广这样的飞将军能够一直守住这条边界，这样胡马就不能够“度阴山”了。但事实是，胡马经常“度阴山”，那胡马为什么要“度阴山”？

从中国有可靠的历史记载开始，中原的农业民族和北方的牧业民族之间的冲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不同的只是激烈程度和冲突的范围而已。其实冲突的界线远远不止阴山山脉，往往从辽东一直到陇西再到河西走廊，都不断出现这样一种冲突。飞将军虽然也有，但是未必守得住。以往人们往往把冲突的出现归咎于牧业民族的野蛮落后、侵略好战，或者认为是农业民族软弱无能，这种看法是相当片面的。

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牧业民族只能“逐水草而居”，具有很大的流动性。黄河流域曾经是东亚大陆最适宜生产和生活的地区，牧业民族也曾经与农业民族一样生活在这一地区。但随着农业民族人口的增加和生产力的提高，牧业民族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到战国后期已经被挤出了黄河中下游，迁到了秦国、赵国、燕国三国的长城以北。

在正常情况下，牧业民族迁移的范围并不大，所谓“逐水草而居”，主要是季节性的或者周期性的。但是在发生严重自然灾害或外敌入侵的条件下，他们的迁移范围不得不扩大。一般来说，要获得足够的生存条件或者有了充分的安全感以后，他们的迁移才会告一段落。

秦始皇筑起万里长城以后，匈奴的生存空间被限制在阴山山脉以北的蒙古高原。但是由于气候寒冷，匈奴人不可能扩展到贝加尔湖以北。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初，气候逐渐变冷，严寒、干旱、大雪、蝗灾成为蒙古高原上的主要灾害。东西向的迁移往往同样难以躲避由北而来的灾害，还会遇到其他游牧民族的抵制，向南迁移就成为他们最合理的选择。

如果他们的迁移受到限制，殊死的搏斗就不可避免。牧业民族的生产技能——为放牧和狩猎需要锻炼出来的骑马和射箭——非常容易转化为军事需要，在与农业民族的战争中他们拥有天然的优势，尤其富有攻击性和机动性，这使他们稳操胜券。

在占有农业民族的土地的同时，牧业民族往往也夺得了粮食、纺织品、生产工具和其他物资、妇女和劳动力。这些战利品不仅使他们顺利地度过了灾害，而且使他们轻而易举地提高了生活水平，甚至有了积蓄。这使他们意识到，用武力从南方农业区掠夺物资和人口是趋避灾害、获得财富最容易的手段。而与其他游牧民族的争夺，付出的代价很大，收获却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南方农业区缺乏有力的防卫，牧业民族就会经常进行袭击性的掠夺。每当秋高马肥，牧业民族的战斗力最强，又最需要准备过冬的粮食和物资，这类掠夺也最频繁。

无论是正常的交换，还是掠夺所得，一旦牧业民族开始消费粮食、纺织品，使用更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更适宜的生活用具，就会产生更大的需求，逐渐地形成依赖性。原始的牧业民族可以完全依靠畜产品为生，但在食用粮食、穿上纺织品，使用了铁制工具或武器以后，就再也没有办法抗拒。

比如说茶叶，原来都是南方农业地区生产的，但传到北方牧业民族中间以后，很快成了他们生活的必需品。但是牧区很难生产这些物资，至少不能全部满足他们的需要。如匈奴人在秦人、汉人的影响下也开始种粮食，但产量很有限。所以他们将这些物资的供应视为生命线。

来自中原王朝的供应，在边境进行的“互市”和“关市”对他们来说至关紧要，不可或缺。但中原的统治者不了解牧业民族的需要，或者故意将这些物资的供应作为对付他们的手段，往往就成为战争的导火线。

地理环境的不同导致农业民族和牧业民族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尽管的确存在先进和落后，但从本质上说，各个民族的文化是与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物质基础相适应的，并没有优劣之分。

但处于东亚大陆中心、地理条件相对优越的农业民族——华夏各族（以后的汉族）中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发达的农业文明使他们很早就形成一种民族优越感。在春秋时就集中表现为儒家的“夷夏之辨”——中原的农业民族、华夏各族是“夏”，周边的牧业民族和非华夏族是“夷”；“夏”是中心，是文明，是先进；“夷”是附庸，是野蛮，是落后；“夏”和“夷”的界线绝不能混淆。正因为如此，汉朝从皇帝到臣民都很难理解和同情匈奴人，汉朝和匈奴也不容易建立起正常的睦邻关系。

在汉匈的争夺和战争中，汉朝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匈奴人的生存条件比汉民差，汉民无法适应牧区的生活，而匈奴人却完全可以生活在农业区，尤其是在黄河流域的农业区。牧区大多数地方没有条件发展农业，而农业区一般很容易变成牧地。所以匈奴人南下以后，可以将农牧界线南移，可以在原来汉人的地方放牧，但是汉人北上以后却不能将农业区向北扩大。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阴山山脉已是农业区的北界，是难以逾越的界线。

在秦汉之际、两汉之际，匈奴人都曾经占有过阴山以南的土地，他们照样可以在那里放牧和生活。汉朝的军队尽管曾经一次次深入蒙古高原，甚至已经将匈奴人驱逐到蒙古高原以外，却没有办法在那里长久留驻，更不能将那些地方变为自己的疆域，设置郡县等行政区。因为军队或者移民都没有办法就地生产自己需要的粮食，他们所需要的粮食、物资，全部要从遥远的后方运来。

在匈奴人和他们的牲畜全部转移以后，汉人既没有统治的对象，也没有战后掠夺的目标。即使是给匈奴以重创的战争，实际上损失往往是汉朝一方面更大。所以在汉匈的冲突中，汉朝往往只能取守势，匈奴却往往采用攻势。匈奴的每次入侵都给汉朝造成很大的损失，而汉朝的反击倒经常是得不偿失。因为在匈奴远离的时候，汉军出兵再远，也不会有任何战果，却要赔上大量粮食、物资和人员。

比如汉武帝打了几个大胜仗，甚至深入蒙古高原，但在国内听到的倒是反对的话。当时一些官员就提出：“我们自己有很多田地，因为农民都当兵出征了，就都荒芜了，没有人种，还需要那些干旱寒冷的土地吗？又不能种庄稼的，要拿来干什么呢？”

所以在汉朝军事实力不如匈奴的情况下，和亲不失为一种明智而现实的政策，能够以较小的代价换来和平，避免更大的损失。特别是在匈奴相对弱势的时候，执行适当的政策，正是保证双方能够和平相处的重要前提。

我们当然应该肯定汉武帝反击匈奴人入侵的贡献，这一努力巩固了西汉的疆域，也为以后的和平局面奠定了基础。但还应该看到，真正给边境带来持久和平和安宁的是汉宣帝的正确方针。当匈奴分裂，呼韩邪单于兵败投降的时候，汉宣帝不仅没有趁机消灭匈奴政权，还给予了基本平等的政治待遇和充分的物资供应，使他们能够享受体面的和平。比如说单于朝见汉宣帝的时候，汉宣帝给他的地位“在诸侯之上”，仅次于皇帝。不把他当自己的臣下，而是拿他当朋友、当宾客，还派军队护送他回去，供应给他很多物资。等到他认为呼韩邪已经有自立能力了，又把他送回蒙古高原。

汉元帝继承了汉宣帝的政策，并更加务实。有次，汉元帝派使者去匈奴，使者在没有事先得到授权的情况下，与匈奴订立了完全平等的盟约：“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不得相互欺骗，相互攻击），“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背约者要受天的惩罚），并按照匈奴仪式，登诺水东山，杀白马，饮血酒。使者回来汇报后，公卿大臣都认为他们擅自与夷狄发这样的恶誓，丢了国家的脸面，要求重新派使者去匈奴，重新举行祭天仪式后解除誓约，并追究他们“不道”的死罪。元帝却下诏书不解盟，实际上承认了盟约，只给了他们很轻的处罚。

正因为这样，汉匈之间出现了六十年的安定，边境“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在汉朝四百年的历史中，与北方的匈奴能够保持如此长的安定局面，是空前绝后的。所以到底怎么样才能“不教胡马度阴山”，很明显，仅靠飞将军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