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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古代人为什么要迁移?不变与万变 作者:葛剑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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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为什么要迁移呢?绝大多数人都是为了生存,特别是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到一定时候,当地的自然条件已经不能够为他们提供生存的资源了,那么就只能迁移。 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到,商朝人是不断迁移的,而且经常迁都。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农业生产能力低,到一定时候,当地土地质量下降,或者遇到水、旱、蝗等自然灾害,粮食产量无法维持正常生存,只能迁移,换个地方。当时一部分人从事牧业,也只能游牧,“逐水草而居”,什么地方有水有草,就往那里迁,等那里的水草不够了,再往更合适的地方迁。也有一些人的迁移是为了发展,追求财富,迁到富的地方;想从政当官,就迁往首都;要求学、研究学问,就迁到文化发达的地方,这是一种发展型的移民,这种人是少数。 更少的人是出于好奇。这是人的天性,只是绝大多数人不具备条件,或者更多地考虑现实。只有极少数人或者具备往外走的条件,或者即使没有条件也会不计后果满足个人的好奇心。 早期的中华文明主要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展起来,再扩散到全国各地的。当时这块地方的自然条件相当优越,有足够的土地可供开发,土壤疏松,土地有足够的肥力。而且当时气候温和,降水充沛。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当地人养成了一种“安土重迁”的生活习惯,非不得已是不向外迁移的。所以在正常情况下,外迁的人的数量很少,大多数人世世代代生活在原地,或者就地做扩散性的迁移。如果碰到天灾人祸,就不得不逃离故乡,但是在灾祸过去以后,他们还是要回到故乡。 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会引发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一种情况就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持续的天灾人祸。古代各种自然灾害里,大范围、持续性的干旱对人口影响最大。因为当时没有天气预报,更没有长时段的天气预报,出现了旱情,不知道会持续多久,什么时候结束。不像洪水,洪峰到达、成灾以后也就过去了。等到粮食吃完了,旱象还没有过去,人已经没有力量走出灾区了。所以旱灾发展到一定程度,灾民会根据经验估计,如果生活维持不下去,就不得不逃荒,往外迁移。如果战争爆发,平民百姓更没有其他办法,只有逃亡躲避。时间长了,离家远了,回不了家乡,就只能在外地定居。 黄河中下游一带,长期是首都所在。无论是农民起义、军阀混战或者由统治者内部矛盾引起的战争,目标都是要夺取政权,首都附近往往是战乱的中心。而统治者总要竭力镇压,保卫首都,首都周围往往成为反复争夺的战场。早期的首都长安、洛阳,以后的开封都集中在这一带,受战乱影响比较大,引发的人口外迁也特别多。 历史上的民族冲突,异族入侵,华夏(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往往是从北向南,从蒙古高原、西北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进入中原。中原的华夏(汉族)人口,只要有可能,都会随同自己的政权往南迁移。 还有一种情况是自然条件的变化。因为气候的变化,一度相当适宜生存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慢慢就变得不太适合了。随着气候周期性的变冷,原来温和的气候变得比较寒冷干燥、降水量减少。相反,南方长江流域随着气温的缓慢下降,从湿热变成了温和。加上生产力发达以后,清除丛林植被比较容易,比较黏结的土壤也能被开垦,可以容纳大批移民。 所以历史上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基本上都是由北到南,由西北到东南,由黄河流域迁到江淮之间、长江流域,再越过南岭进入珠江流域。 秦汉之际其实已经开始有人口南迁,但规模和影响都有限。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南迁中,第一次就是在西晋的“永嘉之乱”以后。西晋内部的“八王之乱”,成为所谓“五胡乱华”的导火线,匈奴、鲜卑、羯、氐、羌等非华夏民族推翻了西晋,先后建立十几个政权。从4世纪初开始,北方的战乱持续了一百多年。司马睿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建立东晋政权,中原的“衣冠”——皇室贵族、文武官员、世家大族、平民百姓纷纷南迁,聚居于江淮之间和长江中下游,特别是建康周围地区。由于北方已为异族政权统治,战乱持续,原来只是临时避难,或者犹豫观望的人,只能选择在南方定居。 第二次大的南迁,就是从唐朝“安史之乱”(公元755年)爆发以后,一直延续到唐后期以至五代,人口还是从黄河流域南迁,不过南迁已经进一步深入南方,比如长江流域的江西,就又吸收了大量的北方移民,移民波及的范围已经到了今天的湖南、广西这一带了。 第三次南迁,就是北宋“靖康之乱”(公元1127年)以后,金兵南下灭了北宋,导致大批的北方人南迁,特别是南宋在临安府(今浙江杭州)的建立,对北方民众有更大的吸引力,大批北方移民在南宋范围内定居。这次南迁一直延续到南宋末,不仅人数多,而且范围更广,波及更远,一部分人已经越过南岭,迁入岭南。 在这几次南迁的同时,也有一些人来不及南迁,或者南迁之路被阻,或者离南方太远,迁到了河西走廊、辽东,还有的被迁到北方、东北。有些人是被掳掠强制的,也有的人是为了躲避中原的战乱主动迁去的。如在五代、北宋初,契丹人就把大批的汉人迁到他们统治的地方。五代后期契丹占了“燕云十六州”,控制了今天的河北、山西北部,北京成了它的“南京”,大同成了它的“西京”。中原不少人迁到了河北、山西的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一些地方。同时,大批非华夏的部族,从蒙古高原、从东北、从西北迁到了黄河中下游地区,迁到了中原。 到了元朝,人口南迁已达到了极限,中国人口的南北之比到了顶点,大部分人口集中在南方。经过元末明初的战乱,北方人口相对稀少,南方很多地方的人口相对饱和。加上明朝不久就把首都迁到北京,首都以及周围地区都需要充实人口。从明朝初年开始,北方出现大规模的移民,从山西大批迁至北京及华北各地。迁都过程中,朝廷的文武官员及其家属、军队、办事和服务人员、工匠、乐户数十万人迁往北京及周围地区。还有江南的富户、士人也被迁到北京。明朝初年,总的趋势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吸收了大批移民,同时在一些经历战乱人口稀少的地方,也有大批外来移民自发地迁入定居。 明朝中期,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人口已经相当稠密,土地被开发殆尽。贫民、流民纷纷拥入一些尚未开发的内地山区,如当时还处于封禁状态的荆襄山区,政府无法阻止,驱赶不了,只得承认现实,允许流民占地入籍,在那里新设郧阳府等行政区划。明朝后期已经出现了从平原向山区、丘陵、边疆移民的潮流。 清朝初年的战乱造成四川等地人口大量损失,好多地方已荒无人烟,成都城里老虎白天在街上游荡,有的县好不容易招募到几百个移民,却被老虎吃掉一半。清朝实施优惠政策,鼓励移民迁入。如移民到当地后可免交三年公粮,资助种子、耕牛,合法拥有开垦的土地,合法地入籍。如果能组织五百户移民迁入定居,给予县官待遇;如果能组织一千户,可直接任命为县官。大批移民从湖广(今湖北、湖南)进入四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湖广填四川”。其实移民不单来自湖广,还来自江西、安徽、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四川人口基本饱和后,一部分人继续迁往陕南、云南、贵州。 清朝中期以后,今天山西、陕西这一带的人“走西口”,通过长城上原来的那些“口”,迁入内蒙古。这些人口开始还是季节性地迁移,被称为“雁行人”,像大雁一样,春天去内蒙古开垦种田,秋收后回老家,其他主要是一些往返于内蒙古、外蒙古、俄罗斯的商人。到了清朝后期,“雁行人”在当地落户了。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内蒙古放垦后,移民可以在那里合法定居,大批山西人、陕西人还有内地其他地方的移民迁到今呼和浩特到包头一带,还有人进入大青山以北地区开垦定居。 清朝初年,有大批客家人从广东山区迁到了平原,后来引起与当地土著之间的大规模械斗,官府调解、镇压不了,只好将一批客家人集中安置,与土著隔离。有些客家人被远迁到了雷州半岛、海南岛。还有一些客家人就迁到了台湾。 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台湾建府后,吸引了不少大陆的移民。尽管清朝曾经几次下过禁海令,但最后还是开放了。到日本占据台湾时,岛上已经有了两百多万大陆的移民及其后裔。移民中主要是闽南人,第二位的是客家人,他们构成了台湾人口的主体,维系着与祖国的联系。 自明朝中期开始,就有福建、广东山区和沿海一些山区的人“下南洋”,迁往东南亚。因为当时移居海外是非法的,只能采取民间偷渡的方式。鸦片战争以后,又出现了非法的苦力移民。帝国主义利用特权,诱骗、绑架一些贫民,贩“猪仔”,以所谓“契约劳工”的名义把他们输送到海外,包括美洲、非洲(像南非)、东南亚很多地方。以后在生存压力的驱使和早期海外移民的吸引下,大批福建、广东人迁往东南亚、南亚、美洲、非洲。 19世纪60年代,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终于取消了东北的封禁,原来涉嫌非法的“闯关东”成了得到政府鼓励资助的大规模移民活动,为东北的开发和边疆的巩固做出巨大贡献。大批移民从山东、河北和北方各地迅速迁入东北,很快建立一个一个新的县、府。清朝末年,东北原来的三个将军衙门都改建为省,即奉天(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到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时,东北已有三千万人口,主要由移民及其后裔构成。正是他们的存在,才最终保住了东北的大好河山。 回顾中国移民的历史,可以这样说:没有移民就没有中国这片疆土,没有移民就没有中华民族,没有移民就没有中国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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