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有一位监察御史在整理明朝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的黄册（户籍册）时，发现已经预先编到了“崇祯二十四年”。我们知道，崇祯总共只有十七年。但是，在崇祯十五年编黄册时，大概那些官员要为后任的官员省事，或者认为自己十年后还不到退休年龄，不如现在同时预编一份，到时可省事清闲，居然预先把十年以后的黄册编好了，他们绝对没有料到崇祯只有十七年的气数，才闹出这样的笑话来。

照理说，黄册是登记户籍的实际数字的，那些官员怎么会知道十年以后的户口数字呢？要是编错了，岂不是会影响国家重要档案的准确性？会不会被追究责任呢？其实我们多虑了。因为从明朝中期以后，每十年一次的黄册编审，看似十分隆重，动用大量人力物力，但早已不能反映户口变化的实际状况，除了固定不变的军籍（卫所将士的户籍，归都督府管辖，但身份记录在黄册中，世代不能改变）可以作为核对原来身份的依据外，其他数字已经毫无用处。由各省按期解送到南京玄武湖后湖收藏的数万本黄册，早已如同废纸。主管官员无论怎样胡编乱造，根本不会有上司来检查，更不会被追责。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他自己出身底层贫民，来自民间，深知老百姓受够了赋役不均匀的祸害，知道以前征集赋税、征发劳役并不是真正根据百姓家里人口的实际数量和状况，而是经常加重百姓的负担，让他们承担过度的赋税徭役；而官员和有钱有势的人反而享有免除赋役的特权，或者可以通过种种舞弊手段逃避，甚至完全不承担赋税，这一切弊病的根源就是户籍不实，通过户籍弄虚作假。

所以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下决心要把户口查清楚，以便能够做到赋税均衡，老百姓该承担多少就承担多少。他专门下了一道命令，为了让老百姓都看得懂他的圣旨，特意用白话记录下来后颁布。大家一看就会明白：

手段非常严厉，他的军队反正不打仗了，就让军人都到“地”里，就是到基层，挨家挨户去对照户口记录，一个个核对，如果发现官吏隐瞒就抓来杀头，百姓如果敢隐瞒的就抓来充军。在朱元璋这么严厉的命令下，又出动了军队，官员们战战兢兢，老百姓更不敢隐瞒，这一次户口调查的结果肯定是非常准确的。

这里提到的户帖和半印勘合，也是当时运用的一种确保户籍人口能够准确，而且今后有变化的话可以随时修正的切实措施。所谓户帖和半印勘合，就是每一个民户都要发给他一张公文，上面将该户的户口资料抄成一式两份，在骑缝上面盖上官印，并且由经手人员在上面画押，在骑缝处裁开后，一半留在户主那里，另一半由官府保存。到下一次调查的时候，要把官府保存的一半拿去和他家里的一半合起来，官印和画的押必须连得起来。然后再根据实际变化修改，形成新的户帖。

至今还有明朝初年户帖的原件或抄件传世，从上面可以看到调查和登记的确非常仔细，家里有几口人、有几亩地、有几间房都清清楚楚，连不满一岁的婴儿也没有遗漏。例如：

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又规定今后每十年要进行一次全国性的户口普查，并且按照统一的规格编成户籍册，所有这些户籍册都要送到南京玄武湖后湖的一座岛上集中保存。

户口册为什么叫黄册呢？因为它的封面都是用黄颜色的纸。编审的过程相当严密：先由每户在规定的时间内填写“供单”，有十多项具体内容以及与十年前比较的增减数。每十户设一个甲首，每十个甲首设一个里长，供单填妥后交给甲首，甲首审核后交给坊长、厢长、里长，里长将本里十甲的供单装订成册报州县衙门，州县汇编为县总册，呈报府衙。按各省距离南京的远近规定送到期限，最近的浙江20天，最远的云南180天。迁都北京后，黄册库还是留在玄武湖后湖。

到明朝末年，已经集中了一百七十余万本黄册，根据留下的黄册的重量估计，总重量达到四千吨，可以说是当时的一项世界纪录。

既然明朝初年的户籍调查那么仔细、认真，规定那么严格，怎么会到了后来出现可以预先编十年的户口册的怪事呢？我们知道朱元璋花这么大的精力，出动那么多人力物力来编户口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我们今天把它作为人口史的资料来研究，或者作为一样重要的档案，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征收赋税。

但是明朝征收赋税的制度很快就发生变化，到第二次编黄册以后，朝廷最关注的已经不是实际上有多少户、多少人，而是承担赋役的那些人口有什么变化。并且已经把这些承担赋役的人口折算成为赋税的指标，也就是“额”。这样一来，各级政府对这些“额”以外的人口已经不感兴趣，所以从第三次编黄册开始，朝廷的基本要求就是，“务求不亏原额”，确保征收赋税的额度不能减少。譬如某一个“里”，100户人家，原定的“额”是30个，那么新一次编审时必须不少于30个。这个“里”在编审时，自然没有必要再一家一户填供单，再具体查与十年前的比较，只要将本“里”承担的“额”定在不少于30个的合理变化范围内就可以了。不仅与“额”无关的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畸零户（不完整的家庭）可以随便填写，就是本来应该是确定“额”的依据的适龄男子也不必真正调查核实，只要编得与“额”适应就可以了。

由于这个“额”已经折算成为一定数量的银子、粮食或某种具体物资，实际上已经是一项财政指标，所以从基层到各级政府，都只关心如何“不亏原额”，完成财政指标，又不至于加重地方的负担，早已与实际户口数脱钩。

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贪官为了中饱私囊要造假，就是清官，为了不增加地方的负担，也要尽量将这个“额”在“不亏原额”的前提下尽量做低，这样的户籍当然可以随便编，提前十年编好也没有什么关系。

由于这项制度是太祖高皇帝亲自定的，所以一直维持到明朝灭亡。每隔十年，全国各地都会逐级大规模编造黄册，浩浩荡荡地送到后湖。主管官员一本正经地汇总统计出各项数据上报朝廷，实际上已经连赋税制度的意义也没有了。因为在“额”满足不了朝廷的需要时，与其向地方政府追加“额”，还不如提高每个“额”的含量简单。或者直接给某些地方增加“额”，地方上也不敢不服从。既然这样，何必再与那些本来就没有什么价值的假数字较真呢？

所以明朝大多数地方志里记录的户口数字都是相当奇怪的，不仅一个府、一个县总的户数在不断减少，口数的减少速度更快，以至户均口数也在不断地减少。比如说永乐年间（公元1403年—公元1424年）这个地方平均每户五口人，到了嘉靖年间（公元1522年—公元1566年）减到了每户四口人，万历年间（公元1573年—公元1620年）又减到了每户三口人。我们知道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不可能发生的。还有些方志中记录的男女性别比严重失衡，女性人口数总是越来越少。

只有明白了明朝户籍制度与赋役制度之间的关系，明白了户籍中的“户”“口”“丁”的实际含义，才能解释为什么明朝实际人口由明初的七千万左右增加到了两亿，但黄册和方志中反映的户口数却是一直下降的，始终低于七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