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焚书坑儒，将古代流传下来的像《尚书》这样的典籍统统收缴销毁，而且禁止民间收藏，官方还专门设立了一批“博士”负责保管，或许还要求他们做些研究。其中有一位伏生，他的名字大概没有流传下来，或者因为后来尊敬他称他为“伏先生”，反而不知道他的名字了。在秦朝覆灭时，伏生利用职权从办公场所取回一部《尚书》，偷偷藏在自己家的墙壁里。后来天下大乱，他不得不外出流亡。等汉朝建立，重新安定，他回到家里，发现墙壁已经被破坏了。他收藏的这一部《尚书》丢了几十篇，还剩下来二十九篇。他就靠着这二十九篇《尚书》，结合自己的研究和解释，在齐鲁一带传授。

汉文帝（公元前180年—公元前157年在位）时，征求研究、传授《尚书》的学者，在其他地方都没找到，听说伏生还在，想把他召到首都长安去。但是伏生已经九十多了，没有办法出门远行，朝廷特意派晁错到他家里听他讲述，做记录，接受传授。因为伏生年纪大了，口齿不清，只好靠他女儿一句一句地传达。但是伏生和他女儿讲的是山东口音的话，而晁错是颍川（今河南）人，所以他们讲的话晁错并没有全部听懂，估计有百分之二三十是靠猜测，然后把它记录下来。但是无论如何，《尚书》以及伏生的解释和研究成果通过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保存流传下来了。

在印刷术没有普及以前，这些经典和其他书都只能靠抄写流传。而且在没有纸的情况下只能抄在竹简、木简、帛（丝织品）上面。不仅费材、费时，而且这些材料都不容易长期保存，传抄过程中也难免不断产生新的错误。所以学者在传授这些知识和研究这些典籍的成果时，大多数只能靠口头流传，这样就形成了不少错乱或者遗漏，或者产生歧义或不同版本。如《书经》（即《尚书》）就曾经出现过两个版本，《诗经》有三个版本，在齐地流传的《论语》与在鲁地流传的就不同，尽管两地相距不远。《春秋》更有好几家不同的版本。其他典籍更加混乱。

秦始皇时曾经颁布过限制民间收藏书籍的命令，到汉惠帝（公元前195年—公元前188年在位）时撤销了，百姓可以随意收藏了。但是经过秦始皇的收缴和秦汉之际的战乱，实际上留下来的书已经不多，所以汉朝初年就曾经在民间广泛征集图书。到了汉武帝（公元前141年—公元前87年在位）时，又把太史（史官的办公场所）作为收藏的专门机构，收藏全国献上来的图书。像司马迁和他父亲司马谈，就是充分利用了太史所收藏的史书，最后撰写成了一百三十卷的《史记》。

到了汉成帝（公元前33年—公元前7年在位）的时候，这些藏书又流失了不少，因而就派了一个官员陈农到全国各地收集散落在民间的图书，又命令刘向专门负责校验整理。刘向死后，他的儿子刘歆继承父业，终于将三万三千零九十卷的书分成七类，编成了一部《七略》。

公元23年，王莽覆灭时，皇宫中的图书又被焚烧。东汉的光武帝（公元25年—公元57年在位）、明帝（公元57年—公元75年在位）、章帝（公元75年—公元88年在位）都很重视学术文化，特别注重儒家的典籍，各地又纷纷献书，皇宫中石室和兰台的藏书又变得相当充足。于是朝廷将这些新书集中在东观和仁寿阁，命令傅毅、班固等人根据刘向父子编订的《七略》分类整理，编成了《汉书·艺文志》。

可是到了东汉末年，董卓强迫汉献帝西迁长安，军人在宫中大肆抢掠，他们把缣帛写成的长卷当作帐子和包袱，但是运到长安的书还有七十多车。以后长安也沦为战场，这些书被一扫而光。

三国曹魏建立以后，又开始收集散在民间的图书，由中央机构秘书负责收藏整理，根据不同的内容，分为甲、乙、丙、丁四部。

西晋初年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在汲郡（治所在今河南汲县西南）的古墓中，居然发掘出来一大批古书，共有两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这是一个重要的收获啊！但是不久“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爆发，首都洛阳饱受战祸，成为一片废墟，皇家的图书荡然无存。

东晋在南方立国以后，又陆续收集到了一些书。但对照原来的“四部目录”，只剩下了三千零一十四卷。以后北方的遗书陆续流到了江南，像东晋末年刘裕攻占长安的时候，曾经从后秦的府藏中收集到四千卷古书。所以到了刘宋元嘉八年（公元431年）时，秘书监谢灵运就编成了新的《四部目录》，已经登记到了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但是齐朝末年，战火燃烧到藏书的秘阁，图书又受到很大的损失。

梁朝初年，秘书监任昉在文德殿集中整理图书，除了佛经以外，共有两万三千一百零六卷书。由于梁武帝非常重视文化，加上江南维持了四十多年的安定局面，民间藏书也大量增加。

“侯景之乱”被平息以后，当时的湘东王萧绎（即以后的梁元帝）就下令将文德殿的藏书和在首都建康收集到的公私藏书总共七万多卷，运到了他的首都江陵。梁元帝也一直注意收集典籍，他自己的藏书也有七万卷，合在一起就有十四万卷。可是当他被西魏军队包围时，居然下令一把火把十四万卷藏书全部焚毁，造成一场空前的浩劫。因为如果被对方抢劫，或者是搬运中散落，多少还有一些留下来的，但主动的焚烧使片纸无存。他把在南朝的全部公私积聚，加上自己历年的收藏，一把火全都烧了。所以到北周在关中建立之初，藏书只有八千卷，以后逐渐增加到一万多卷，后来灭北齐时又缴获了五千卷。

到隋朝统一，隋文帝接受秘书监牛弘的建议，派人到各地搜访“异书”，还规定原来的书可以在抄录以后照样发还，并且每一卷书可以发一匹绢作为奖赏，因此这次收获很大。在隋灭陈的时候，又获得了南方的不少藏书，但这些书因为都是新抄的，用的纸墨质量比较差，内容也是错误百出。这说明经过梁元帝焚书以后，南方的古籍已毁灭殆尽。但经过整理，隋朝的皇家图书馆还收藏了三万余卷。隋炀帝怕这些书再遗失，还下令将每一部藏书都抄写了五十份副本，并且在东都洛阳建立观文殿作为藏书之用。抄写那么多副本，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因为分别收藏在不同地方（如长安和洛阳）的副本不可能全部都毁灭。在印刷术没有产生和应用前，抄这么多副本也属创举，为保存书籍起了很大作用。历来被称为荒淫无道的隋炀帝却因为个人爱好图书，做了这么一件好事，使隋朝皇家收藏的三万余卷图书基本保存下来。

唐朝灭王世充时攻占洛阳，将所有的图书装船运到长安。但是过三门峡的时候翻了船，大多数图书落水漂没，留下的只有一二成，连目录都残缺不全。唐朝初年修《隋书·经籍志》时，收集到的书有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共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这个数量还达不到梁元帝烧掉的总数，何况这些书中有的都是以后再产生的，还有的可能是重复的。

所以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梁元帝把这么多书一把火烧掉，不仅是对书籍本身的破坏，也是对人类文明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

到唐朝末年、五代，雕版印刷开始运用。宋朝时书籍的印刷日益普遍，所以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好多部宋朝时候印刷的古籍，还有以后翻刻的宋版书。有了这些印刷的书，书籍的流通就广了，大多数书都有很多复本，即使有天灾人祸，总有一两本书能够幸存下来。所以从宋朝以后，只要曾经印刷出版过的书，一般都不会再消失。像清朝曾下令销毁一些禁书，收缴上去的书连同书版一起销毁，但民间总会千方百计地保存下来。又如有些宋版书在中国已经找不到了，却因为流传至日本，至今保存完好。

没有印刷或复制的书就没有那么幸运。明成祖时编纂的《永乐大典》的原本，到明末就已不知所踪，只留下一部近两万卷的副本在1860年英法联军和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被焚烧、掠夺，目前所存仅八百余卷。

但任何时代，中国都不缺像伏生那样历尽艰辛，毕生保护书籍，传承文化的人，薪火相传，千年不断。加上造纸术的进步和纸的普及，印刷术的发明和不断完善，先秦的主要典籍得以流传至今，唐宋以降的书大多得以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