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西奥

爱丽丝开始对一个人无所事事地坐在那里感到厌倦了：每隔一会儿，她就要向搁在膝盖上的书再度发起进攻，然而书里尽是些冗长的段落，连一个引号都没有，她心想，一本连一个引号都没有的书有什么好看的呢？

她还在想（有点傻，因为她不太擅长完成一件事），说不定自己哪天也能写本书，这时，一个青灰色鬈发的男人手里拿着冰激凌从街角的富豪雪糕走过来，在她身边坐下。

“你在读什么？”

爱丽丝拿给他看。

“是那本写西瓜的吗？”

爱丽丝还没有读到任何和西瓜有关的内容，但她还是点了点头。

“你平时还爱看什么书？”

“噢，都是些老玩意儿，基本上。”

有那么一会儿，他们坐着没说话，男人吃着他的冰激凌，爱丽丝假装在读她的书。两个慢跑的人一前一后经过时回头看了他们一眼。爱丽丝知道他是谁——他刚一坐下，把她的脸颊羞成了西瓜红色那会儿就知道了——但大惊之余，她也只能像个勤劳的花园精灵那样，一个劲儿地盯着摊在她膝盖上的那些难以翻越的字行。就好像每一句都是水泥砌的似的。

“那么，”男人说着站起身来，“你叫什么名字？”

“爱丽丝。”

“喜欢老玩意儿的爱丽丝。回头见。”

下一个星期天，她坐在同一个地方，正在和另一本书较劲，讲的是一座愤怒的火山和一个自负的国王。

“是你啊。”他说。

“爱丽丝。”

“爱丽丝。你读这个干吗？我还以为你想当作家呢。”

“谁说的？”

“你不想吗？”

他掰下一小块巧克力递给她，手有点颤。

“谢谢。”爱丽丝说。

“不火气。”他回答道。

爱丽丝含着巧克力，朝他投去一个疑问的眼神。

“你没听过那个笑话吗？在飞往火奴鲁鲁的飞机上，一个人对邻座的家伙说，‘打扰了，请问这个词应该怎么念，夏威夷还是夏灰夷？’‘夏灰夷。’另一个人说。‘谢谢。’第一个人说。然后另一个人说，‘不火气。’”

嘴里还在嚼着，爱丽丝笑了。“这是个犹太笑话吗？”

作家跷起一条腿，双手叠在膝盖上。“你说呢？”

第三个星期天，他从富豪雪糕带来两支甜筒，递给她一支。爱丽丝接了过来，就像上次接巧克力时那样，因为它已经开始往下淌了，而且再怎么说，一个普利策奖得主——还不止一届——也不太可能四处给人下毒吧。

他们一边吃着自己的甜筒，一边看一对鸽子争啄一根草杆。爱丽丝在阳光下慵懒地蜷起一条腿，蓝色凉鞋和连衣裙上的锯齿纹很搭。

“所以，爱丽丝，要不要试试看？”

她看着他。

他看着她。

爱丽丝大笑起来。

“要不要试试看？”他重复了一遍。

低下头，盯着手里的甜筒，她说：“嗯，没有理由说不，我想。”

作家起身走到一边去扔餐巾纸，然后走回她身边。“有很多理由可以说不。”

爱丽丝往上瞟了他一眼，笑了。

“你多大了？”

“二十五。”

“男朋友？”

她摇摇头。

“工作？”

“我是个助理编辑。在格里芬。”

双手插在口袋里，他微微扬起下巴，看上去已然得出结论：这就对了。

“好吧。下周六要不要一起散步？”

爱丽丝点点头。

“还在这里，四点？”

爱丽丝又点点头。

“我得记一下你的电话号码。以防万一。”

另一个慢跑的人放慢脚步看他们，爱丽丝把号码写在了书里夹着的书签上。

“那你就找不着这页了。”作家说。

“没关系。”爱丽丝说。

星期六那天，下着雨。爱丽丝坐在卫生间的马赛克瓷砖上，正努力地用黄油刀旋紧坏掉的马桶座圈，这时电话响了：未知号码[原文为大写，本书中均为黑体，下同。]。

“嗨，爱丽丝吗？我是富豪先生。你在哪儿呢？”

“在家。”

“你家在哪里？”

“百老汇大道85号。”

“噢，拐个弯就到了。我们牵根绳子就可以用易拉罐打电话啦。”

爱丽丝的脑海里浮现出一根绳子，像一根巨大的蹦极绳垂荡在阿姆斯特丹上空，他们一说话它就抖一下。

“那么，爱丽丝小姐，接下来怎么安排？你想过来聊一会儿吗？或者我们改天再一起散步？”

“我过去吧。”

“你要过来？好极了。四点半？”

爱丽丝在一封垃圾邮件上记下地址。然后抬起一只手遮住嘴，没有出声。

“看了一下，还是五点吧。我们五点见？”

雨水淹没了人行横道，浸湿了她的鞋子。出租车扬起水花，洒到阿姆斯特丹大道的上空，车速似乎比干的时候要快得多。他的门房把自己扭成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姿势给她腾地儿，她目不斜视地走了进去：迈开大步，咬紧牙关，挥舞着雨伞。电梯里通身包覆着黄铜，已经有些开翘了。都怪楼层太高，或者电梯太慢了，给了她这么多闲工夫对着镜屋里自己无限递归的镜像皱起眉头，为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忧心忡忡。

电梯门打开以后，眼前是一条走廊，里面有六扇灰色的门。她正准备去敲最近的那扇门，这时，电梯另一边有扇门开了道缝，一只手伸了出来，举着玻璃杯。

爱丽丝接过那个盛满水的杯子。

门关上了。

爱丽丝抿了一口。

那扇门又开了，看起来就像是它自己荡开的。爱丽丝犹豫了一下，还是拿着那杯水走进了玄关，里面是一个白得发亮的房间，醒目地摆着一张国际象棋桌，还有一张大得出奇的床。

“给我看看你的包。”他的声音在她背后响起。

她照做了。

“现在请你打开它。安全起见。”

爱丽丝把她的小包放在两人之间的小玻璃桌上，解开搭扣。她拿出自己的钱包：一只磨损严重的棕色皮质男式钱包。一张刮刮卡，花一块钱买的，面值也是一块。一支润唇膏。一把梳子。一个钥匙环。一个发卡。一支自动铅笔。几枚硬币。最后是三枚卫生棉条，被她攥在手心里，像是三颗子弹。棉屑。细沙。

“没带手机？”

“我留在家里了。”

他拿起钱包，指着几处绽线的地方。“这可不怎么体面，爱丽丝。”

“我知道。”

他打开钱包，拿出她的借记卡，她的信用卡，一张过期的唐恩都乐礼品卡，她的驾照，她的学生证，还有二十三美元的纸币。他举起一张卡，上面写着：玛丽[原文为斜体，表强调，本书中均为仿宋体，下同。]——爱丽丝。爱丽丝皱了皱鼻子。

“你不像玛丽的那一半。”

“是吗？”

有好一阵子，他一会儿看看她，一会儿看看那张卡，仿佛很难选出更喜欢哪个版本的她。然后他点点头，把卡片们撞齐，从桌上取过橡皮筋，把卡和钱扎成一小捆，再放回她的包里。那只钱包早就被他扔进了金属网格废纸篓，和一卷白色废稿纸相依相偎。这幅画面似乎让他不爽了一下。

“那么，玛丽—爱丽丝……”他坐下来，示意她也坐下。他那张阅读椅的坐垫是黑色真皮的，都快矮到地上了，像是一辆保时捷。“还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

爱丽丝环顾四周。一份新鲜的手稿躺在国际象棋桌上，静候他的垂青。再靠里一点，两扇推拉式的玻璃门通往一个小阳台，雨水都被楼上的阳台挡住了。在她身后，那张奇大无比的床铺得如此整洁，近乎冷漠。

“想去外面吗？”

“好啊。”

“谁也不把谁甩掉。说好了？”

爱丽丝微微一笑，依然站在离他五英尺远的地方，伸出一只手。作家垂下眼睛，久久地、犹疑地盯着它，仿佛她的掌纹里陈列着他每次与人握手的所有利弊得失。

“我又想了一下，”他说，“还是来这边吧。”

他的皮肤松弛而又清凉。

他的嘴唇很柔软——但后面是他的牙齿。

在她的办公室那边，至少有三个署着他名字的国家图书奖证书被装裱起来，挂在大厅的墙上。

第二次，她敲门后，有好几秒钟没有人应答。

“是我。”爱丽丝对着大门说。

门开了道缝，伸出一只手来，拿着一只盒子。

爱丽丝接过盒子。

门关上了。

林肯文具，盒子上精致的烫金字写着。打开后，一层白色衬纸下面躺着一只紫红色的钱包，配有零钱袋和金属搭扣。

“天哪！”爱丽丝说，“太漂亮了。谢谢你。”

“不火气。”门那边传来。

又一次，她拿到了一杯水。

又一次，他们该做的都做了，并且没把床弄乱。

隔着毛衣，他把手分别放在了两只乳房上，就像是在按她的静音键。

“这只大一点。”

“哦。”爱丽丝不太开心地低头看了看。

“不不，这并不是什么缺陷。世上不存在完美对称物。”

“就像雪花？”爱丽丝试着举例。

“就像雪花。”他很认同。

一道粉色的伤疤沿着他的胃往上一直延伸到胸骨，像一条拉链。另一道伤疤把他的腿从鼠蹊到脚踝等分成了两截。还有两个伤疤在他的屁股上方摆成了一个淡淡的抑扬符。这些还只是正面的。

“是谁把你弄成这样的？”

“诺曼·梅勒。”

她用力往上提紧身裤时，他起身打开电视，放洋基队的比赛。“啊哈，我喜欢棒球。”爱丽丝说。

“是吗？哪个队？”

“红袜。小的时候，我奶奶每年都会带我去芬威。”

“她还活着吗，你奶奶？”

“是啊。你想要她的电话吗？你俩年纪应该差不多。”

“凭我们现在的关系，你要讽刺我还早了点，玛丽—爱丽丝。”

“我知道，”爱丽丝笑了，“抱歉。”

他们看向电视时，正好杰森·吉昂比在两好三坏时将球轰进了三不管地带。

“噢！”作家说着，站了起来。“我差点儿忘了。我给你买了饼干。”

有时两人会面对面坐着互相对视，隔着他的小玻璃餐桌，或是她在床上他在椅子上，她注意到他的半边头在微微翕动，仿佛与心跳同拍。

此外，他的脊椎动过三次手术，这意味着有些事他们可以做，有些不能做。不该做。

“我不想你受伤。”爱丽丝皱着眉头说。

“现在说这些有点晚了。”

现在他们用到了床。他的床垫是用一种特殊的正姿材料制成的，她感觉自己正在慢慢陷入肥软的糖块。把头别向一边，透过他那扇双倍高的窗户可以看见市中心的天际线，在雨中肃穆地簇拥着。

“上帝啊。耶稣啊。基督啊。啊耶稣基督。你在干什么？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事后，她又拿起一块饼干开始吃：

“这都是谁教你的，玛丽—爱丽丝？你以前都和什么人在一起？”

“没有谁，”她说着，捡起掉在膝头的饼干屑放进嘴里，“我只是想象怎么做会舒服，然后就做了。”

“好吧，你可真有想象力。”

他叫她美人鱼。她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键盘边上拱起一顶白纸，上面印着：

下面还有：

她开冰箱的时候，系在把手上的那枚白宫颁发的金质奖章大声地撞在冰箱门上。爱丽丝回到床上。

“宝贝儿，”他说，“我戴不了安全套。没人能戴。”

“行。”

“那我们要怎么避免得病呢？”

“这个嘛，我相信你，如果你——”

“你不应该相信任何人。万一你怀孕了怎么办？”

“噢，不要担心这个。我会打掉的。”

晚些时候，她去卫生间冲洗时，他从门缝里给她递了一杯白葡萄酒。

停电饼干，应该是叫这个，是从他每天散步时都会经过的那家哥伦布烘培店买来的。他努力控制自己不去吃。他也不喝酒，他在吃的一种药不能和酒精混服。但是他会一瓶瓶地给爱丽丝买桑塞尔或普伊—富赛，倒出她想喝的量以后就盖好瓶塞，放在门边的地板上，好让她带回家。

一天晚上，啃了几口饼干之后，爱丽丝抿了口酒，旋即优雅地露出一个嫌恶的表情。

“怎么了？”

“抱歉，”她说，“我不想显得这么不识好歹。但你懂的，味道好像不太搭。”

他想了一会儿，起身走进厨房，拿来一只平底杯和一瓶诺布溪。

“试试这个。”

他饥渴地看着她先是咬了一口饼干，接着抿了一口酒。波本威士忌像一团火滚下喉咙。

爱丽丝咳了起来。“天堂。”她说。

收到的其他礼物：

一只无比耐用的防水指针表。

香奈儿魅力淡香精。

一整版“美国音乐传奇”系列的三十二美分邮票，纪念哈罗德·阿伦、约翰尼·默瑟、多萝茜·费尔兹，以及霍基·卡迈尔克。

1992年3月的一张《纽约邮报》，标题是《牛棚里的诡异性事[原文为：Weird Sex Act in Bullpen. 牛棚指的是投手上场前的热身区域。1992年3月，三名女性指控棒球运动员大卫·科恩曾于1989年在牛棚对着她们手淫。]（城区最终版）》。

第八次，他们正在做某件他不应该做的事时，他说：

“我爱你。爱你所做的这些。”

事后，她坐在桌边吃她的饼干，他默默地看着她。

第二天早晨：

未知号码。

“我打电话来是想说，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从我嘴里听到那个，你一定很震惊——是震惊的震，不是正经的正[原文为：that's R-E-E-L-I-N-G, not R-E-A-L-I-N-G.]，虽然这个词也不赖。我想说的是，那句话是那一刻的情绪使然，它不会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不希望有任何改变。我们该怎么着还是怎么着。”

“当然。”

“乖孩子。”

挂上电话时，爱丽丝的脸上还带着微笑。

然后她又想了一会儿，皱起了眉头。

父亲打电话来时，她正在读手表附带的说明书，他是来通知她，报道里说双塔倒下那天没有一个犹太人在里面，这已经是本周第二次了。而作家好几天都没再打电话来。爱丽丝睡觉时就把手机放在枕边，起床后也是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去厨房弄喝的就带去厨房，去卫生间就带去卫生间。她的马桶座圈也让她抓狂，每次坐下时都会歪到一边。

她想过回公园，去他们那张长椅看看，但最终还是决定去散散步。这天是阵亡将士纪念日前的周末，百老汇因为街头集市关门了。才十一点街区里就烟气腾腾的了，空气中氤氲着炸豆丸子、墨西哥烤肉卷、炸薯条、懒人汉堡、玉米棒、茴香烤肠、漏斗蛋糕，还有飞盘那么大的炸面团的香味。冰镇柠檬汽水。免费脊椎检查。“我们人民”法律文书部门——离婚$399，破产$199。在一个兜售没有牌子的波西米亚时装的小摊上，一条漂亮的罂粟色背心裙在微风中慵懒地舒展着身姿。只要十美元。印度摊主摘下衣服，让她去货车后面试穿，一只德国牧羊犬下巴搁在爪子上，正睁着水汪汪的眼睛看着她。

那天晚上，她已经换上了睡衣：

未知号码。

“喂？”

“嗨，玛丽—爱丽丝。你看比赛了吗？”

“什么比赛？”

“红袜对洋基的比赛。洋基领先，十四比五。”

“我没有电视。谁投的？”

“谁投的？每个人都投了。你奶奶还投了几局呢。你在干吗？”

“没干吗。”

“你想过来吗？”

爱丽丝换下睡衣，穿上她的新裙子。已经有一根线头该咬断了。

抵达他的公寓时，只有床头柜上的台灯还亮着，他靠在床上，拿着一本书和一杯巧克力豆奶。

“春天来了！”爱丽丝嚷着，把裙子从头上扯下。

“春天来了。”他说，疲惫地叹了口气。

爱丽丝像猞猁一样越过雪白的羽绒被向他爬去。“玛丽—爱丽丝，有时候你看起来真像只有十六岁。”

“摇篮偷心贼[Cradlerobber，指和比自己年轻很多的人谈恋爱的人。]。”

“坟墓偷心贼。小心我的背。”

有时候，感觉就像是在做手术——要是她不能干净利落地拔掉他的笑骨，他的鼻子就会闪烁，电路也会鸣声大作。

“噢，玛丽—爱丽丝。你疯了，你知道吗？你疯了，就是那里，我真爱你这样。”

爱丽丝微笑着。

回到家时，离他打电话来只过了一个小时四十分钟，每样东西都还是她离开时的样子，但她的卧室看上去太明亮了，不知怎的有些陌生，仿佛它现在属于别的什么人了。

他留下一条信息。

“谁将获得更大的愉悦，将人引向歧途的，还是被引导的？”

另一条消息：

“这里有人闻起来像美人鱼吗？”

未知号码。

“玛丽—爱丽丝？”

“嗯？”

“是你吗？”

“是。”

“你还好吗？”

“还不错。”

“你在干吗？”

“看书。”

“看什么书？”

“噢，没什么意思。”

“你有空调吗？”

“没有。”

“你一定很热。”

“是啊。”

“这周还会更热。”

“我知道。”

“你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融化吧。”

“我周六回城里。到时候你想见面吗？”

“好啊。”

“六点？”

“行。”

“抱歉。六点半？”

“好的”。

“我说不定还能和你吃个晚餐。”

“那太好了。”

他忘了晚餐的事，或者决定不去了。而是等她一到就让她坐在他的床边，递给她两只巴诺书店的大袋子，里面的书一直满到拎手那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夜色温柔》《茫茫黑夜漫游》《小偷日记》《七月的人民》《北回归线》《阿克瑟尔的城堡》《伊甸园》《玩笑》《情人》《魂断威尼斯及其他故事》《初恋及其他故事》《冤家，一个爱情故事》……爱丽丝挑了一本，作者的名字她见过，但没听人读过。“哇哦，卡穆斯。”她念道，发音有点像“卡缪斯”。有好一会儿，作家什么也没说，爱丽丝读着《第一个人》封底上的文字。直到她抬起头来，他脸上仍然挂着微微吃惊的表情。

“是加——缪，宝贝儿。法国人。加——缪。”

她自己的公寓在一栋老旧的棕石建筑顶层，采光好又隔热。那一层除她之外唯一的住户是一位名叫安娜的老太太，对她来说，爬上四段陡峭的台阶是一场长达二十分钟的苦行。攀登，休息。攀登，休息。一次，爱丽丝出门去H&H焙果店的时候碰见了她，回来时那可怜的人还在那儿折腾。单看她手里拎的购物袋，你还以为她早餐吃的是保龄球呢。

“安娜，需要帮忙吗？”

“噢，不用，亲爱的。我都爬了五十年了。这能让我保持精神头儿。”

攀登，休息。

“你确定吗？”

“是的。真是个漂亮姑娘。告诉我。你有男朋友吗？”

“目前还没有。”

“好吧，别等太久，亲爱的。”

“不会的。”爱丽丝大笑着，快步跑上楼。

“得令！”

他的门房现在会亲切地向她致意，打电话通知作家下楼，恭送他们去公园散步。作家手里晃着一袋从津戈内兄弟杂货店买来的李子，问爱丽丝有没有听说市政方面准备把一些高档小区的名字改成职业棒球大联盟球手的：波沙达。里维拉。索利安诺。“贾西亚帕拉。”爱丽丝说。“不，”他严肃地制止了她，“只能是洋基队的。”他们走进自然博物馆背后的小公园，他吃着他的李子，爱丽丝站在美国诺贝尔奖得主纪念碑前，假装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名字下面刻上他的名字。但大部分时间，他们待在室内。他给她念他写的东西。她问他“keister”[也可以拼作kiester。]是不是拼错了。他们看棒球比赛，周末下午听乔纳森·施瓦茨为提儿妮·莎顿和南希·拉莫特如醉如痴。《不论下雨还是晴天》（“Come Rain or Come Shine”）。《只有你，只有我》（“Just You, Just Me”）。多丽丝·戴惆怅地颤声唱着《派对结束了》（“The Party's Over”）。一天下午，爱丽丝突然笑出声来：“这家伙真是个土包子。”

“土包子。”作家重复了一遍，吃着油桃，“这是个很老派的词。”

“你倒不如直说，”爱丽丝在地板上摸索着她的内裤，“我是一个很老派的姑娘。”

“派对结束了，”他唱了起来，每当他希望她回家的时候就会这样，“今天就到此为——止……”

随后，他在屋里欢快地走来走去，关掉手机，传真机，电灯，给自己倒一杯巧克力豆奶，数出一小堆药片。“年纪越大，”他解释说，“睡前要做的事就越多。我已经涨到一百件了。”

派对结束了。空调结束了。爱丽丝将微微踉跄着撞进暑热，肚子里满是波本威士忌和巧克力，口袋里装着她的内衣。等到好不容易爬上那四段越发闷热的楼梯，她想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沿着走廊把她的枕头一路拿到前厅，放在紧挨着逃生门的地板上，至少还有一丝希望能吹到风。

“听着，亲爱的。我要离开一段时间。”

爱丽丝放下手中的饼干，抹了抹嘴。

“我要回乡下待一阵子。把初稿写完。”

“好的。”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聊天。我们会定期聊天，等我这边结束了，我们可以继续见面。如果你想的话。可以吗？”

爱丽丝点点头。“可以。”

“还有……”他把一个信封推过桌面。“这是给你的。”

爱丽丝拿起信封——布里奇汉普顿国家银行，上面写着，旁边有一个竞速帆船的图标——取出六张一百美元的纸币。

“买空调用的。”

爱丽丝摇摇头。“我不能——”

“你能。这能让我高兴。”

她出来往家走的时候天还亮着。天空有一丝凝重感——仿佛暴雨将至，却在中途迷了路。对于坐在路边喝酒的年轻人来说，夜晚才刚刚开始。爱丽丝缓缓地、不太情愿地走向门廊，一只手放在包里，捏着信封，试图做出决定。她感觉自己的胃就好像还在他的电梯里，缆绳还被人割断了。

往北一个街区有家餐厅，有着长长的木制吧台和看起来多数都蛮体面的客人。爱丽丝在吧台靠里的那头紧挨着餐巾盒的地方找了个凳子，把自己安顿好，一派专程为那台高悬在酒吧一角的电视机而来的架势。三局下半，纽约领先堪萨斯四分。

加把劲儿啊皇家，她心想。

酒吧招待在她面前放下一张餐巾，问她想喝点什么。爱丽丝斟酌了一会儿墙上列的特色葡萄酒。

“我想要一杯……”

“牛奶？”

“我是想问，你们有诺布溪吗？”

她的账单是二十四美元。她取出信用卡，又收了回来，从作家给的百元纸币中取出一张。酒吧招待找给她三张二十元，一张十元，还有六个一元硬币。

“这些是给你的。”爱丽丝说着，把硬币推给他。

洋基队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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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台二手北极冰箱有气无力、年久失修的电流声中：

夜晚，雨点落在空调伸到通风井里的外机，听起来就像是金属箭头纷纷射向大地。暴风雨来了又走，噼里啪啦的雨声越来越强，直到雷声尖锐地划开天际，闪电刺透眼帘。排水沟里涌出的雨水，就像春天融化的雪水在山岩间湍流。暴雨渐退，唯余小雨在最后的几分钟里踩着缓慢的节奏滴答作响，倒计时一般迎接清晨的降临……

她用剩下的钱买了一个新的马桶座圈，一只茶壶，一把螺丝起子，还从哥伦布的周末古董市场上淘来了一只小巧的木质梳妆台。壶身圆润饱满，全金属材质，斯堪的纳维亚设计。马桶座圈被她换下，一边听着乔纳森·施瓦茨的节目，一边心怀大畅地拧动螺丝起子。

她觉得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无聊和琐碎了。传真这个，归档那个，复印另一个。一天晚上，所有人都走了，她正盯着老板通讯簿上作家的号码看，一个同事探头进来说：“爱丽丝，à demain。”

“什么？”

“À demain.”

爱丽丝摇摇头。

“明天见？”

“噢，好的。”

天气转凉之前，暑热愈发猛烈。一连三个周末，她都躺在床上，卧室门紧闭，冰箱开到了最高挡，嗡嗡作响，喋喋不休。她想起远在岛上的作家，穿梭在他的游泳池、他的工作室和他那个十九世纪风格的农舍之间，在那个农舍里，港口风光一览无余。

她可以等上很久很久，如果有必要的话。

爱丽丝拿起手机。

诺基亚，上面显示。

有天晚上参加了一个派对，某个编辑的退休送别会，结束后她和一个版权部的助理睡了。他们确实用了安全套，但是它在该出来的时候却留在了爱丽丝里面没能出来。

“他妈的。”男孩说。

“它去哪儿了？”爱丽丝问，低头看向两人中间的幽暗峡谷。她的声音听起来稚气又天真，仿佛这只是一场魔术，而他随时会从她的耳朵里变出一只新鲜的套子。

然而，完成魔术的人是她自己——独自在卫生间里，一只脚踩在新换的马桶座圈上，屏住呼吸。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勾起手指在湿滑肿胀的深处摸索。之后，尽管知道这样并不能消除所有可怕的可能性，她还是躺进浴缸里，用她能够忍受的最烫的水灌洗自己。

“待会儿干吗？”早晨，她问正在给灯芯绒裤子系腰带的男孩。

“不知道。可能去趟办公室。你呢？”

“今天下午有红袜对蓝鸟。”

“我讨厌棒球。”男孩说。

十月的第二个星期四，她用梳子扯开缠作一团的湿头发时，听见电台里说他们把诺贝尔奖颁给了凯尔泰斯·伊姆雷，说他“坚持书写作为个体的脆弱经验，以对抗历史的野蛮与专横”。

未知号码。

爱丽丝把她买的东西一口气全报了出来，仿佛要赶在理智阻止自己之前，包括马桶座圈、茶壶，以及梳妆台——古董商口中那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古货”。

“和我一样。”他说。

“我来例假了。”爱丽丝抱歉地说。

三天之后的那个夜晚，她平躺着，文胸拉到了腰上，胳膊搂着他的头，惊叹他的大脑居然就在那儿，在她的下巴底下，那么轻易就被含进了她臂弯里那块狭窄的空间。一开始只是想着玩儿的，但突然之间，她怀疑自己能否忍住不去挤碎那颗头，关掉那只大脑。

某种程度上，这种情绪必然是相互呼应的，因为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开始啃噬起她的双唇。

现在他们见面的频率变低了。他对她的态度似乎更谨慎了。此外，他的背也没少让他吃苦头。

“是因为我们做的那些？”

“不，宝贝儿。你什么也没做。”

“那你想……”

“今晚就算了，亲爱的。今晚就温存一下吧。”

有时候，当两个人面对面躺着，或者当他坐在小餐桌对面，半边头微微翕动时，他的表情就会凝固成一种略带困惑的悲伤，仿佛意识到此时此刻她就是生活赐予他的最大的快乐，而这对于一份感情来说岂不是很悲哀吗？

“你是世上最好的姑娘，你知道吗？”

爱丽丝屏住了呼吸。

他叹了口气。“最好的姑娘。”

“埃兹拉，”她突然按住自己的胃，“很抱歉，但是我突然很不舒服。”

“怎么了？”

“我想可能是饼干出了点问题。”

“想吐吗？”

爱丽丝翻过身，用手和膝盖撑起身子，把脸埋进他那清凉的白色羽绒被里，深深地吸了口气。“我不知道。”

“我们去卫生间吧。”

“好。”但她没有动。

“亲爱的，起来吧。”

突然，爱丽丝捂住嘴奔了出去。埃兹拉起身下床，镇静地跟在她后面，等她进去后就体贴地轻轻关上了门。完事后，她冲了马桶，洗了脸，漱了口，撑在洗脸台上颤抖不已。

隔着门，她可以听见他郑重其事地让夜晚如常展开——打开冰箱，把盘子放进水槽，踩住垃圾桶踏板掀起盖子。她又冲了一次马桶。然后撕下一截卫生纸，开始擦拭洗脸池、马桶座圈、马桶盖、浴缸边缘、卫生纸盒和地板。到处都是断电饼干。她把马桶盖压下来，坐了上去。纸篓里躺着一本小说的试读本，作者是她上大学的时候认识的一个男孩，封面上还用回形针别着一封版代求推荐的信。

她出来的时候，埃兹拉正坐在他的椅子上，跷着腿，手里拿着一本讲罗斯福新政的书。他皱着眉头看着她光着身子、踮着脚尖穿过房间，慢慢地把自己放倒在衣柜和床之间的地板上。

“宝贝儿，你在干吗？”

“我很抱歉：我得躺下来，但我不想糟蹋你的羽绒被。”

“玛丽—爱丽丝，到床上去。”

他走过来，坐在她身边，把一只手放在她背上，抚弄了好几分钟，就像她母亲之前会做的那样。然后他把羽绒被拉到她的肩膀上，安静地退后，开始做他的一百件事：把手机静音，熄灯，分堆药片。在卫生间里，他打开了收音机，轻柔舒缓。

他再出现的时候，身上穿着淡蓝色的CK牌T恤和短裤。把一杯水放在床头柜上。捡起他的书。摆弄他的枕头。

“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

他躺进被窝，夸张地叹了口气。

“一百！”

爱丽丝沉默地躺着，一动不动。他打开他的书。

“宝贝儿。”他终于开口。勇敢而又直率。“你不如就在这儿住下？就这一次。你不能就这么回家。好吗？”

“好，”爱丽丝喃喃地说，“谢谢。”

“不火气。”他说。

夜里她醒了三次。第一次，他仰面躺着，身后的天际线还在闪烁，帝国大厦的顶端被泛光灯映成了金红色。

第二次，他侧躺着，背对着她。爱丽丝的头有些疼，于是起身去卫生间找片阿司匹林。不知什么人把帝国大厦关掉了。

第三次她醒来时，他的胳膊从她背后环上来，紧紧地拥着她。

第四次，已经是早上了。他们的脸凑得很近，几乎要碰到了，他已经睁开了眼睛，正凝视着她的。

“这主意，”他严肃地说，“可真是糟糕透了。”

第二天早晨他又回了他的岛。他打电话来告知时，爱丽丝挂断了，把手机摔进了她的置物篮，发出了一声呻吟。就在同一天，她的父亲打电话来讲饮用水加氟是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一种著名的阴谋论，认为有少数权力精英组成秘密团体，幕后操纵世界形势，旨在建立一个极权主义世界政府，以取代现今的主权国家或民族国家体制。]推动的恶政，一小时之后，他又打来，声称人类从来没有登上过月球。八年来，这样的新闻快讯每周都有那么一两次，爱丽丝的处理方式和之前每一次都一样：怀着一种乐观的缄默将异议押后，直到她找到一种不会伤害任何人感情的表达方式。同时，她发现那只漂亮的新茶壶有个令人难以忍受的缺陷：只要在火上待个三十秒，它的金属提手就会烫得没法沾手。什么样的提手，爱丽丝心想，会根本没法提？把烫伤的手掌放在水龙头下面冲洗时，她把这笔账也算到了她的作家头上。但是这次，只过了三天，他就打电话来了。他正在他的温室里，向她描述各种各样的树，在他的车道上蹒跚而行的野生火鸡，正在沉入他那六英亩树林的蜜橘色夕阳。才过了两天，他又打电话来了，他举着电话，她能听见乌鸦鸣啼不已，树叶在风中颤栗，然后——声音消失了。“我什么也听不见了。”爱丽丝笑道说。“一点没错，”他回答道，“这里很安静。神赐般的安静。”现在天凉了，不能游泳了，但接下来的日程上还有烦人的水管维修事项，所以他只要再待上一周左右就可以回城，再也不过来了。

他带了一台老旧的宝丽来SX-70回来。

“咱们拍拍看，”他拿在手上来回摆弄，“如果我还记得怎么用的话。”

他们一共拍了十张，其中有他的一张，仅有的一张，侧躺在床上，身上只有一件CK的T恤和一只无比耐用的腕表，除此之外一丝不挂。拍好的九张相片散布在床上，以他为中心摆成两道扇形，恭候他的检阅：朦胧的棕色轮廓镀着一圈乳白色的光晕，仿佛刚从洒满阳光的湖面上破水而出。事实上，随着显影逐渐清晰，从拍摄中得到的愉悦也渐次消减，趁着爱丽丝起身去卫生间，埃兹拉把十张相片统统塞进了她的包里。然后他们一起看《礼帽》，主演是金格尔·罗杰斯和弗雷德·阿斯泰尔，然后埃兹拉一边刷牙，一边轻轻哼着《脸贴脸》（“Cheek to Cheek”）。直到第二天早晨下电梯，她伸手进去摸钥匙才发现：被一根她自己的头绳绑成整整齐齐一沓小方块的她自己。

到了家，她把宝丽来相片铺在自己床上，排成几列，摆法有点像接龙的纸牌。有几张里，她的皮肤就像是稀释过的牛奶，薄得遮掩不住在手臂和胸腔里奔流的血管。另外一张里，一片深色的红晕从她的双颊延伸到耳际，瓷玉般的肩头上，克莱斯勒大厦就像是一小簇白金色的火焰。在另一张里，她的头枕在他的大腿上，露出来的那只眼睛紧闭着，埃兹拉的手指正在撩拨她的头发。还有一张，她的乳房丰满高耸，光滑圆润，被她自己的双手捧将起来。这张照片是从她的下方拍摄的，因此她不得不垂着眼睛顺着鼻梁看向镜头。别到耳后的头发，如同厚重的金色遮帘从下巴两侧垂下。过长的刘海偏向左分，密密地落在睫毛上。几乎可以说是一张很美的照片。无疑是最难割舍的。问题在于，爱丽丝心想，它太爱丽丝了：那种根深蒂固的幼稚，每次出现在相片上都会让她惊怒不已。

若有若无地，她的瞳仁泛着红光，就像远处的交通灯。

未知号码。

“呃，抱歉，宝贝儿，我打错了。”

“玛丽—爱丽丝，我很期待今晚的见面，但你介意先去扎巴食品超市买一罐缇树果酱过来吗——T-I-P-T-R-E-E，果酱，跟果冻似的——但不是随便哪种味道都可以，必须是斯嘉丽小红莓，他们家最贵的那款。一罐大概要一百美元，因为它们是用像你这样的小女孩做的。那么就是：一罐缇树斯嘉丽小红莓果酱，一罐你能找到的最好的花生酱，一条俄罗斯黑麦面包，不用切。然后把它们都带过来！”

“得令！”

更多礼物：

一版三十七美分的邮票，每张上面都是美国的一个州，设计成复古的“问候”明信片样式。

一张《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的CD，由马友友和伦敦交响乐团演奏。

一袋蜜脆苹果。（“你可能要系上小围兜。”）

他需要一个支架。在窄化的冠状动脉里植入一个小小的网状管道，把它撑开，使血流恢复畅通。一个简单的手术。他已经做过七次了。他们不会给你做全麻，只会打一针镇定剂，在植入点附近做局麻，把它塞进一根导管里，放进去。然后一只小气球会鼓起来，好让支架张开，就像羽毛球似的，然后……就是这样啦[原文为法语：voilà.]。要花上一小时，大概。一个朋友会陪他去医院。如果她想的话，他可以让他的朋友结束以后给她打个电话。

“好啊，麻烦打一个吧。”

嘴上轻描淡写的，但他自己的情绪还是低落下来。不无愉快地，爱丽丝发现自己正在经受某些戏剧性场景的考验。

“当然了，”她说，“我们都有要担心的事。我可能得了癌症。或者明天，走在大街上，你会——”

他闭上眼睛，举起一只手。“我知道，会被巴士撞死。”

手术那天，她下班回家，播放那张埃尔加。它美得无可救药，哀伤而迫切，并且完美地契合了她的情绪，至少一开始是这样。然而，二十分钟之后，尽管拉得依旧令人惊叹，但大提琴在行进过程中似乎把她撇下了，对她悬起来的心无动于衷。终于，九点四十分的时候，她的手机响了，闪动着一个陌生号码。一个男人用一种公事公办的语气，拖着难以形容的长腔向她担保，虽然延迟了一会儿，但手术进展顺利，埃兹拉会留院观察一晚，不过除此之外一切都好，很好。

“非常感谢。”爱丽丝说。

“不火气。”他的朋友说。

他称她为“那个小孩”，比如说：“我给那个小孩打了电话。”埃兹拉觉得很有趣。爱丽丝摇摇头。

有一阵子，他的心情很好。支架的效果不错。派拉蒙准备将他的一本书拍成电影。由一位知名女演员担纲主演，他则受邀担任现场顾问。一天早晨，他比平时稍晚一些打来电话——爱丽丝已经洗完澡，正收拾着准备出门——说：“猜猜昨晚谁来我家了？”

爱丽丝猜了。

“你怎么知道的？”

“还能是谁？”

“好吧，反正我没有睡她。”

“谢谢。”

“我觉得她好像不怎么喜欢我的零钱碟。”

“或者你的加湿器。”

他们又照了些相片。

“这张里面，”爱丽丝说。“我很像我的父亲。”她笑了。“就差一把柯尔特.45了。”

“你父亲有枪？”

“他有很多把枪。”

“为什么？”

“以防闹革命。”

埃兹拉皱起了眉头。

“亲爱的，”过了一会儿，她正往一片面包上厚厚地涂斯嘉丽小红莓时，他说，“你去看你父亲时，这些枪……就这么在外面摆着？”

爱丽丝吮了下大拇指上的果酱。“不，他把它们放在保险柜里，不过我们隔三差五就会拿一把出来，在后院里对着一只靠在旧洗碗机上的葫芦练习射击。”

他对着衣柜嘟囔了句什么，她正在看版代转发给他的一些粉丝邮件，没听清。

“什么？”

“我说，”他转过头来，说，“你难道没有件暖和点的大衣吗？总不能就穿着这件过冬吧。你需要那种有内衬的，填上鹅绒。还要带兜帽。”

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他又把一个信封推过桌面。“塞尔，”他说，“S-E-A-R-L-E。59街，麦迪逊大道。他们刚好有这么一款。”

尼龙擦出奢侈的唰唰声，兜帽给她的脸镶上了一圈黑色的毛边。感觉就像裹在貂皮滚边的睡袋里走来走去。等候跨区巴士的时候，爱丽丝感觉自己备受宠爱，不可战胜——同时为这座城市而迷狂，在这里，每一天都像不断累加的头奖等着你把它赢走。然后，急着上楼梯时滑了一下，她挥舞着手臂想要保持平衡，却把手背磕在了楼梯的铁栏杆上，一股钻心的疼痛蹿上来。好不容易进了屋子，整个晚上她都把抽痛的手掌搁在膝盖上，躺下后就伸到床边，就像是在保护还没干透的指甲油。

早上，她的手掌变紫了。

她在家里等了一整天，希望红肿消退，最后放弃了，下楼打了辆出租车赶往最近的急诊室。于是司机把她送到了“地狱厨房”[Hell's Kitchen，指的是曼哈顿岛西岸的克林顿区，早年是一个贫民窟，以高犯罪率而闻名。]，候诊室里挤满了醉鬼和为了留在室内取暖装成精神病的流浪汉，她等了整整两个小时。十点左右，一个实习医生叫了爱丽丝的名字，让她躺上轮床，从她肿胀的中指取下她曾祖母的戒指，敲打每个指节，确认疼痛的位置。“那里。”爱丽丝咝咝吸气。“那儿！”

X光片出来以后，实习医生举起来，用手指着说：“骨裂了。你中间那根掌骨——”

爱丽丝点点头，瞳孔翻了上去，身体摇晃了一阵之后缓缓前倾，歪到一边，像一个被丢弃的木偶。此后她跋涉千里，抵达了习俗野蛮、逻辑恼人的遥远国度，一路上，结识同伴又各自分散，先前陌生的语言现已熟稔，习得了艰涩的真理又一一背弃。几分钟后她回过神来，拼命抵抗起这股让她恶心想吐、恨不得把她卷进地心的暗流，她开始听到机器遥远的嗡鸣，意识到软管对鼻腔的刮擦，以及提问和她给出的回答之间长长的空白。

“你撞到头了吗？”

“你咬到舌头了吗？”

“你失禁了吗？”

她的卫裤上有一团水渍，是之前有人递给她一小纸杯水的时候她不小心洒上去的。

“星期一早上起来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系外科医生，”忙碌的实习医生说，“你有可以打电话叫来接你的人吗？”

“有。”爱丽丝喃喃地说。

等到她一头撞进今年的初雪时，已经快半夜了，丰盈的雪花斜斜地急航而下。爱丽丝小心翼翼地捧着自己的手，仿佛它是蛋壳做的，她走到街角，左右张望一番，又朝左看去，搜寻起出租车的踪影。

未知号码。

“喂？！”

“我就是想让你听听我的加湿器……”

“先别，埃兹拉，我的手断了！”

“我的天！怎么搞的？很疼吗？”

“疼！”

“你在哪儿？”

“哥伦布大道与59街交叉口。”

“你能打到车吗？”

“我正在打！

她到的时候，他正穿着长款的黑色真丝睡衣，头上贴了一枚创可贴。“这是怎么了？”

“我点掉了一颗痣。你是怎么了？”

“在台阶上滑倒了。”

“什么时候？”

“今天早上。”她撒谎了。

“因为结冰吗？”

“是的。”

“你应该起诉他们。”

爱丽丝悲伤地摇摇头。“我不想起诉任何人。”

“亲爱的，全纽约最会治手的是艾拉·奥布斯特鲍姆。O-B-S-T-B-A-U-M。他在西奈山医院，如果你需要的话，我明天给他打个电话，让他来看看你。好吗？”

“好。”

“然后你需要吃片这个来止痛。你睡得着吗？”

“应该可以。”

“勇敢的姑娘。今天可折腾坏了。只需记住：我在这儿，我很好，我有温暖舒适的床。”

爱丽丝哭了起来。

“宝贝儿，你没必要哭啊。”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哭呢？”

“我很抱歉。你对我真好。”

“你对我也一样。”

爱丽丝点点头。“我知道。抱歉。”

“亲爱的，不要不停地说‘抱歉’，下次再想说‘抱歉’的时候就说‘操你妈’。好吗？”

“好的。”

“懂了？”

“嗯哼。”

“所以？”

爱丽丝抽抽鼻子。“操你妈。”她弱弱地说。

“乖孩子。”

吞下药片后，爱丽丝坐在他的床沿，身上还穿着那件大衣。埃兹拉坐在他的阅读椅上，跷着腿，头部一侧微弱地翕动着，一脸担忧地看着她。“药片要四十五分钟才能起效。”他瞥了一眼手表。

“你想要我留下来吗？”

“你当然可以留下来。想吃点什么吗？我们有苹果酱，焙果，小葱豆腐奶油芝士味的，还有“果肉满满的纯果乐”。”

他起身去帮她加热一个焙果，看着她用一只手拿着吃。过后，爱丽丝躺下来，面朝雪的方向，此刻，在阳台的灯光下，它看起来平静多了，悄悄地、均匀地落下，像一支正在空降的侵略部队。埃兹拉坐回他的椅子上，拿起一本书。沉默一共被翻页声打破了三次，之后，一股暖流冒着泡涌向她的四肢百骸，爱丽丝感觉皮肤都仿佛在颤动。

“哇哦。”

埃兹拉看了下手表。“起效了？”

“嗯哼……”

他给奥布斯特鲍姆打电话。他打车带她去西奈山医院。他安排津戈内杂货店送吃的和日用品到她的公寓，每周两次，连送六周。

他拍了几张她打着石膏的样子。

“我爱你。”爱丽丝咕哝道。

“你爱的是维柯丁。我们没片子看了。”他朝衣柜走去。

“那还有什么？”

“你不会想知道的。”

“不，我想。”

“别的姑娘。绑起来的。”

“有几个？”

“三个。”

“她们叫什么名字？”

“凯蒂……”

“别说，”爱丽丝说，“让我猜猜看。凯蒂和……埃米莉？有埃米莉吗？”

“对。”

“还有米兰达？”

“没错。”

“这些姑娘没救了。”

“没救了。”他重复了一遍，仿佛这个词是她发明的。

她的石膏很沉。身上什么也没穿的时候好像变得更沉了。爱丽丝翻了个身，像一只三脚猫似的趴在那里。然后她撑坐起来，往后抻了抻腰背，再往两侧抻了抻，转了转脖子，然后邪邪一笑。

“怎么？”

她膝行到他身边：“让我们来做些要命的事吧。”

他像是被击中了似的往后缩了一下。“玛丽—爱丽丝，这是你说过的最机灵的话了。”

他们坐在最后一排，为了不引人注目，也方便他随时站起来舒展一下筋骨，尽管他并没有。这是周六的下午场，电影院里挤满了小孩子，当其中尤其兴奋的一个把爆米花洒在他的袖子上时，爱丽丝有些担心他会后悔。但后来，当哈勃用喷灯点燃雪茄，格劳乔把帽子伸进“镜子”时，大笑出声的是埃兹拉，前仰后合，不能自已，比其他任何人的声音都大。电影最后，当弗里多尼亚向西尔瓦尼亚宣战，四兄弟扭着屁股唱到“上帝的孩子都有枪”时，埃兹拉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塑料水枪，偷偷朝爱丽丝的肋骨开了一枪。

“我们要开战了！”他们一路唱着歌走在百老汇大道上，路过彩灯和涂满蛋彩的雪堆，还有被扎在一起的圣诞树，为了看起来更像柏树。“嗨地嗨地嗨地嗨地嗨地嗨地嗨地嚯！”[原文为：Hidey hidey hidey hidey hidey hidey hidey HO！意为快藏起来。本段与上一段中引用的歌词均引自1931年上映的美国电影《恶作剧》（Monkey Business/Duck Soup）中的原创音乐《这个国家就要开战了》（“This Country's Going To War”）。]在鲟鱼铺里，他们和其他人一起挤在防喷嚏的玻璃上，像看产房里的新生儿一般凝视着里面的熏鱼、腌舌头还有鱼子泥沙拉。爱丽丝指了指一块标签上写着硬皮的奶酪，一本正经地吹了声口哨。轮到他时，埃兹拉举起一根手指，“两份鱼饼冻，一点辣根酱，半磅烟熏三文鱼，再来——什么来着？噢，两盎司你们最好的鲟鱼鱼子酱给这位艾琳小姐。”

“嗯哼。”爱丽丝说。

埃兹拉转身，定定地看着她。然后，啧了一声，摇了摇头：“抱歉，亲爱的。你不是艾琳。”

未知号码。

“喂？”

“晚上好。我能和米兰达通话吗？”

“米兰达不在。”

“她在哪里？”

“监狱。”

“埃米莉在吗？”

“埃米莉也在监狱。”

“犯了什么罪？”

“你不会想知道的。”

“那么……”

“凯蒂？”

“没错。凯蒂。凯瑟琳。”

“她在。你想和她说话吗？”

“好啊，麻烦你。”

……“喂？”

“嗨，凯蒂。我是学校里的齐珀斯坦先生。”

“噢，嗨，齐珀斯坦先生。”

“嗨。你还好吗？”

“不错。”

“很好。听着，我打电话来是想问你这周想不想找一天晚上来我家学习。”

“好呀。”

“你想来吗？”

“当然。”

“那明天？”

“哎呀，明天不行。我明天有钢琴课。”

“星期四？”

“艺术社团。”

“之后呢？艺术社团结束后？”

“星期四晚上我要负责摆餐具。”

“我问过你妈妈。她说你可以换成星期五摆两次。”

“那好吧。”

“那么星期四晚上六点半？”

“没问题。”

“抱歉再问下，你是谁？”

“凯蒂。”

“离监狱远点，凯蒂。”

“我会的，齐珀斯丹先生。”

“是齐珀斯坦。”

“齐珀斯坦。”

“乖孩子。”

“好恶心。”爱丽丝说。

他放下手上的书，做出一副有点被冒犯到的表情。爱丽丝甜蜜蜜地滑进被子里，在那里摆弄来摆弄去，直到他涌出，如同一股虚弱的饮水喷泉。

他们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他的手表响了起来，八点了，爱丽丝呻吟一声，喃喃道：“我该走了。”埃兹拉点点头，温软地，没有睁开眼睛。

坐在桌边扣上她的鞋子时，爱丽丝说：

“你记得那个流浪汉吗，站在扎巴门口，穿着一百件大衣，就连夏天也是？”

“嗯哼。”

“那些大衣都是你给他买的吗？”

“对。”

“你觉得他是先疯了然后才开始流浪的，还是反过来？”

埃兹拉想了一下。“不要把他滥情化。”

“什么意思？”

“不要同情他。不要过度共情。他过得挺好的。”

在卫生间里，她漱了口，梳了头，用牙线给竖在洗脸台上的假阳具打了个领结，然后，转身离去。

从她家出来下楼梯时：

“早上好，亲爱的！你今天真美。告诉我：你有男朋友吗？”

“还没有，安娜！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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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里，他又回了他的岛上。爱丽丝则坐火车去看望母亲，觉得自己没办法不把她滥情化，然后在跨年夜那天回来，参加一个同事的晚餐会。茄子太难嚼，意大利烩饭太咸，在用廉价的特干香槟把自己灌醉以后，每个人都跑过来在爱丽丝的石膏上写各种蠢话。“有什么新年决心吗？”她问一个跌坐在她身边的男孩，据说他春天的时候要出一本诗集。“当然有，”他伸直一条腿，用一只手拢了拢他那长长的卷发，“保量又保质。”

在联合广场地铁站，一个穿着金色亮片裙的姑娘吐在了两轨之间的凹槽里，她的朋友们在旁边一边拍照一边笑。

埃兹拉回来以后，他们开了一瓶香槟，真正的香槟，吃着从默里家焙果店买来的保加利亚鱼子酱。他还给她带了一盒谢尔特艾兰烘培铺的果酱甜甜圈，一套八张的浪漫经典CD，标题是《他们唱着我们的歌》（They're Playing Our Song）。

“有没听过的吗？”

“《我的心停止了跳动》（“My Heart Stood Still”）？”

埃兹拉点点头，往椅背上一靠，深吸一口气。“只是想要，看上你一眼/这颗心就停止了跳动……”

“《九月之歌》（“September Song”）[《我的心停止了跳动》由洛伦茨·哈特作词，理查德·罗杰斯作曲。《九月之歌》出自音乐剧《荷兰人的假期》（Knickerbocker Holiday），由马克斯韦尔·安德森作词，库尔特·魏尔作曲。]？”

又深吸了一口气。“五月到十二月，是多么多么地漫长/可到了九月，白日便不断缩短……”

他有副好嗓子，但故意变调，好拿它来调情。爱丽丝微笑着低头看她的甜甜圈，有些羞涩。埃兹拉轻咳一声，碰了一下他的下巴。

“你这里沾了果酱。”他说。

“埃兹拉，”过了一会儿，她在厨房里给他递盘子时说，“我今晚可能不太行。”

“我也是，宝贝儿。我只想和你一起躺着。”

在床上，她努力想找个地儿放她的石膏。

“什么时候才能拆？”

“周三上午。”

“不如拆完过来，我给你弄点午餐，怎么样？”

“好。谢谢。”

“工作还好吗？”

“什么？”

“我说工作还好吗，亲爱的。”

“噢，还好，你懂的。不是那种我想干一辈子的事，但就还好。”

“那你想干一辈子什么？

“我不知道，”她轻声笑着，“在欧洲生活吧。”

“他们给的报酬高吗？”

“对于我的年龄来说算是吧。”

“你的工作量大吗？”

“当然。而且我的直属上司下个月就要休产假了，所以我很快还要接手她的一部分工作。”

“她多大了？”

“三十四五吧，我猜。”

“你想要小孩吗？”

“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现在不想。”

埃兹拉点点头。“我亲爱的艾琳快四十的时候想生个孩子，跟我。我不想失去她，所以我非常认真地考虑了一番。几乎就要付诸实践了。我很庆幸最后没有。”

“后来怎么了？”

“我们分手了，很痛苦，也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但她后来找到了另外一个人，埃德温·吴。现在他们有了小凯尔·吴和奥利维娅·吴，一个四岁，一个六岁，小迷人精。”

他们迷迷糊糊就要睡着了，尽管他还没做他那一百件事。爱丽丝开始闷笑起来。

“怎么了？”

“我奶奶，就是喜欢棒球的那个，她叫埃莱娜，然后我爷爷，一个酒鬼，向她求婚的时候喝得一塌糊涂，说，‘你愿意嫁给我吗，艾琳？’”爱丽丝大笑起来。

埃兹拉揽着她的那只手臂僵住了。“噢，玛丽—爱丽丝。宝贝玛丽—爱丽丝！我希望你能成功。你知道吗？”

爱丽丝抬起头，看着他。“为什么不呢？”

他用一只手捂住眼睛，手指微微颤抖。“我害怕将来会有个男人出现，把你毁了。”

他生日的前一晚，他们分吃了一块果仁糖蛋糕，看电视上总统宣布入侵。

“这人可真蠢。”爱丽丝摇着头说。

“真要命。”埃兹拉说着，叉起他的蛋糕。

她送给他一根阅读眼镜链。他又给了她一千美元，让她去塞尔花。第二天晚上，他的一个朋友要给他搞一个生日派对，没有邀请爱丽丝。

“是那个叫我那个小孩的朋友吗？”

埃兹拉拼命忍笑。

“他难道没有听说过儿童席吗？”

“宝贝儿，你不会想去的。我都不想去。此外，是你不希望别人知道我们的事的。是你不想上第六版[《纽约邮报》的第六版是八卦专版。]的。”

他的背正在好转。他的书进展顺利。他想吃中华料理。

“一份虾龙糊，一份腰果西兰花，一份鸡丝，还有——玛丽—爱丽丝，你要啤酒吗？——两瓶青岛……是的。唔，不，应该是一份虾仁，一份西兰花，一份鸡丝，还有……没错。两瓶新陶。新涛。对。完全正确。勤道。”他用一只手拍着额头，无奈地大笑起来。电话那头的声音变得愤怒起来。“不不！”他说。“我是在笑我自己的发音。”

他挂了电话。“要四十分钟。我们干点什么？”

“吃一片维柯丁？”

“我们已经吃过了。”

爱丽丝哀叹一声，重重地躺倒在床上。“啊，要是现在能有场棒球比赛就好了。”

“噢，你要为此付出代价，小贱人……”

他正讲着派对上有一个美丽的巴勒斯坦女记者想要采访他，爱丽丝皱着眉头从他的胸口上抬起头来。

“唔。”

“怎么了？”

“你的心脏有点不太对劲。”

“怎么不对劲了？”

“嘘——”

他冲她挑起眉毛，等候下文。爱丽丝再次抬起头。“它跳三下停一拍，跳四下停一拍，再跳三下停一拍。”

“你确定吗？”

“恐怕是的。”

“嗯哼。或许我应该给普兰斯基打个电话。”

“谁是普兰斯基？全纽约最会治心脏的？”

“小机灵鬼，能帮我把手机拿过来吗，还有我的小黑笔记本？”

普兰斯基答应第二天上午过来看看，没查出什么毛病，但还是决定给他装一个心脏除颤器。这一次，尽管有一半心思放在等消息上，但爱丽丝还在上班，面试她老板女儿的临时保姆，她是来应聘实习生的。

“所以你是怎么认识罗杰的？”

“他家和我叔叔离得很近，东汉普顿。”

“你叔叔是做什么的？”

“类似证券交易那种。”

“而你却选择了出版行业。”

女孩耸耸肩。“我喜欢看书。”

“你喜欢看谁的书？”

未知号码。

“……需要我回避一下吗？”

“不不，没关系。”

“好。唔，安·比蒂，还有……”未知号码。“你确定吗？”

“不用管它。安·比蒂，还有呢？”

“朱莉亚·格拉丝。我刚读完《三个六月》，太棒了。”

“嗯哼。还有吗？”

女孩转头看向街对面的大厦，一个擦窗工正坐着缆绳从高空降落。过了几秒钟，她突然深吸一口气，抬起一只挂满手环的胳膊挠了挠鼻子。

手机铃声。

“噢！”女孩扭过头来。“还有，我超爱埃兹拉·布莱泽。”

“什么感觉？”

“就像胸口上有只打火机。”

“你胸口上看起来就是有只打火机。”

坐在马桶上，他专注地看着她把毛巾拧干，轻拭他身上那道手术缝线，距离放了五个支架进去的那道伤疤仅有一英寸。针脚凌厉的黑色缝线像带刺的铁丝似的在他皮肤里穿进穿出。“你确定这样没问题吗？”爱丽丝说。“把它弄湿了会——”

“布兹——”他说，吓了她一跳。

波士顿对洋基的第一场比赛的前一天晚上，他们去了一家名叫Il Bacio的餐厅，但埃兹拉管它叫“肉丸”。“这里的食物就跟屎一样，”他一边说着，一边兴致勃勃地打开菜单，“但我们总不能一直待在那个小房间里，你说是吧？”他从桌子底下递给她一瓶免洗洗手液。

“我想要三文鱼。”爱丽丝一边搓手，一边对侍者说。

“我想要一份蛤蜊意面，不要蛤蜊。一瓶健怡可乐。还有——玛丽—爱丽丝，你要不要来杯葡萄酒？请给这位女士来一杯白葡萄酒。”

一个身穿紫红色套装的女人来到他们的座位前，激动得绞着手。

“我很抱歉。我这样让我丈夫有点尴尬，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你的书对我来说有多重要。”

“谢谢。”

“我的床头柜上现在就有两本。”

“好的。”

“还有你，”女人转头看向爱丽丝，“你很美。”

“谢谢。”爱丽丝说。

她离开后，他们坐在那里，羞怯地看着彼此。埃兹拉把胳膊肘放到桌面上，开始摩挲双手。

“所以，玛丽—爱丽丝，我在想……”侍者端来他们的酒水，“今年夏天你会不会想来乡下看我。”

“真的？”

“如果你想的话。”

“我当然想。”

他点点头。“你可以找个星期五，下班后乘火车去格林波特，然后搭渡轮，柯莱特或者我会来接你的。”

“噢，我非常乐意。谢谢。”

“或者你也可以星期五请一天假。”

“听起来很棒。我会的。”

他又点了点头，看上去已经开始厌倦这个主意了。“不过，听着，亲爱的。虽然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单独待在那边，但还有柯莱特，以及别的什么人，过来整理草坪之类的，所以我认为谨慎起见，你最好起个化名。”

“什么？”

“就是另一个名字。”

“我知道化名是什么意思。但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人都爱嚼舌根，你知道吗？所以在那边的时候得换个名字称呼你，如果有人问起，我们就说你在协助我做研究，这样一来，要是有人传了什么闲话，不用怀疑，他们一定会传的，你回去工作以后也不用担心。”

“你是认真的吗？”

“认真死了。”

“唔，好吧。那你有想到什么名字吗？”

他往后一靠，十指交叉放在桌上。“萨曼莎·巴吉曼。”

爱丽丝突然爆笑出声，不得不放下手中的酒。“你从哪儿搞来的，”她说，“这个名字？”

“我编的。”他在餐巾上擦了擦手，从衬衫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

“但上面没有电话号码。什么样的名片上会没有电话号码？”

“宝贝儿，你不会希望真的有人给你打电话的。”

“我知道，但……只是为了看起来更可信。谁会相信这真的是我的名片呢？”

他不为所动，自顾自地往后坐了坐，好让出地方放他的意面。他拿起他的餐叉。

“好吧，”爱丽丝笑着说，“你有……？你是什么时候……？”

“大概七月吧。或许是七月最后一个周末。到时候再说。”

那天晚上，除了剩下的名片——一共二百张，印在黄油色的卡纸上，紧紧压在一只麻灰色的盒子里——之外，他还给了她：

六只青桃。

一本佛蒙特乡村杂货店的产品目录，他让她从上面订购一些焦糖核桃糖，再加上她想要的随便什么东西，都记在他的账上。

十五张一百美元的纸币，包在一张从横格笔记本上撕下的纸里，上面用红笔写着：你知道该去哪里花它们。

“闭嘴吧。”爱丽丝嘟囔着，站起来换台，继续给刚从塞尔买回来的衣服剪标。

门口响起了：

修面理发，块儿八毛。[原文为：Shave and a haircut, two bits. 一段由七个音符构成的经典乐句，除音乐领域外，其旋律也常见于敲门、鸣笛或接头暗号等场景。]

是安娜，穿着一件扣错扣子的睡袍，抖着手递出一罐德国酸菜。“亲爱的，你能帮我打开吗？”

“……好了。”

“谢谢。你叫什么名字？”

“爱丽丝。”

“真是个好名字。你结婚了吗？”

“没。”

“我好像听见了什么动静。你有男朋友吗？”

“不，没有男朋友，恐怕……”

除了焦糖核桃糖之外，爱丽丝还在椰子西瓜三色软糖、玛丽珍夹心糖、土耳其太妃糖和玩具兵软糖（向你的甜牙[原文为Sweet Tooth，意为嗜甜者。]致敬）旁边打了钩。然后她爬上床，开着收音机就睡着了，加缪从膝盖边上滑了下去，她用来在书上画线的那只笔把墨水漏在了睡衣袖子上。

腰酸背痛。乳房肿胀。上班时呵斥办公室新来的女孩清理洗碗机时动作太慢。

她从浴室洗脸池下面的橱柜里扒拉出一板粉色吸塑包装盒，上面落满了灰。最后一个没有药片的塑料罩壳上标着星期二。白片告诉你的身体你怀孕了，蓝片说这是开玩笑的。三年前，连吃了六周之后，她变得动不动就掉眼泪，脾气暴躁到快要发疯，她就停药了。然而她现在年纪大了一些——年纪大了，对荷尔蒙的突袭也更为警觉了，这次，她准备好面对那些歇斯底里的念头，并击败它们了。

于是：今晚一片白片，明天一片白片，周五一片白片，再加上周六午饭后的第四片。这样一来，她估摸着，应该就可以清清爽爽地度过这个周末了……

未知号码。

“喂？”

“收拾好了？”

“差不多了。”

“几点的火车？”

“九点十二。”

“你肯定不信，我刚才正在读《大卫·科波菲尔》，写书需要参考，然后在读到第一百一十二页第四行的时候居然看到了bargeman。”

“不会吧。”

“真的！你听，‘他对我说，他父亲是个船夫，曾经戴着黑丝绒帽子参加市长就职游行。他还对我说，还有一个孩子，是我们干活儿的主要伙伴，向我们介绍的时候，用了一个很奇怪的名字，说他叫“白煮土豆”’[引自《大卫·科波菲尔》，查尔斯·狄更斯著。译文参考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庄绎传译，略有改动。]。以后我也要叫你这个，玛丽—爱丽丝。白煮土豆。”

“好的。”

“你能想象吗？我居然在你来的前一天晚上正好读到了巴吉曼。这种事能有多大概率？”

“接近于零。”

“接近于零。你说对了。”

爱丽丝嘬了口路萨朵。

“来一发？”

“如果你想的话。”

“还是算了。有点晚了。”

她没出声。

“亲爱的。”

“怎么。”

“我有话问你。”

“你说。”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对你来说不太好？”

“正好相反，”爱丽丝的声音有点过于大了，“我认为这样对我来说很好。”

埃兹拉温柔地笑了。“你真的很有趣，玛丽—爱丽丝。”

“我相信一定还有更有趣的。”

“或许你是对的。”

“不管怎样，”她说，“你让我很开心。”

“噢，宝贝，你也让我很开心。”

-------------------

林间光影跃动，有风穿过树叶，叹息声一如悠长午宴后微醺的众神。天气和煦，略带咸味，水晶兰在阳光下吐露着芬芳。爱丽丝一头扎进被他持续加热到接近体温的水里，像一发鱼雷，潜泳过半个泳池才浮出水面，开始三十个来回的慢速蛙泳：张腿如蛙，双手并拢，一次又一次地划开，每一圈结束时都是右手前伸触壁，左手收臂抹鼻，同时小心避开沿着池岸石板爬行的昆虫。有时候，她甚至觉得这种机械练习令她有所进步——仿佛她游过的这些来回并不只是在同一条线段上一再往复，而是在一节又一节首尾相接的管道中不断穿行，总有一天能积攒起足够的里程，抵达足够遥远的彼岸。双臂几近合拢，复又推开，她觉得自己浑似一个曾被祈祷诱惑而又断然否弃，转而寻求其他慰藉的人：一个博学广识的人，一个自由自在的人，一个文采斐然的人。一个已然了悟的人。泵房嗡嗡作响。

晚上，他们听电台里的《周末金曲》（Music for A Weekend to Remember），跟乔纳森·施瓦茨差不多，但要更老土一点，端上他们的餐盘去温室，或者有比赛的话，就端去泛着粉光的书房。壁炉架上，酒杯金字塔在墙上投下摇曳的虹光，旁边立着一只古旧的木制日历，正面有三个小窗，只要拧动里面的亚麻转轴就能调整日期：

木轴浅淡而光滑，每次经过时爱丽丝总是忍不住轻而又轻地拨动一下……虽然她从来不敢直接把周六转成周日，把二号转成三号，或者把八月转成九月，唯恐再也拨不回来。

沙发后面有一张狭窄的大理石茶几，上面摞着书，堆到了她的手肘那么高。这些书的作者很多是知名作家，也有些是他的朋友，她只听说过他们的名字。比如说，那个称她为那个小孩的朋友，写了一本关于奥斯维辛的书，上面印着埃兹拉的推荐语。还有几本试读本，其中有一本是阿瑟·米勒的传记，还有一本是爱丽丝所在公司准备秋季出版的小说，她老板的信此刻就平整挺括地夹在里面：

爱丽丝一把合上试读本，带着那本写奥斯维辛的书去了门廊。

有几回在晚饭时间，一位年长的邻居会来串门，揣着自家鸡舍里的蛋和当地的流言蜚语。别的夜晚，她会和埃兹拉打牌，或者阅读，或者打着手电筒去他的码头上看星星。有个星期六，他们一路走到公羊头酒吧，那里一场婚礼派对气氛正浓：男人们挥舞着槌球棍，把赤脚的伴娘们撵得到处乱跑，与此同时，在酒吧里，一支爵士五重唱乐队正在演奏大乐团金曲。“不。”爱丽丝调笑地勾住他的臂弯，被埃兹拉坚定地拒绝了。但等到《唱唱唱》（“Sing Sing Sing”）的部落鼓点咚咚咚地响起时，他很快就开始凭空敲打，仿佛被莱昂内尔·汉普顿附身了。这儿打个响指，那儿扭下脚跟，甚至一度踮起脚尖，还敢像拉手风琴那样迅速张开膝盖。他已经牵起了爱丽丝的手，正带着她如万花尺般快速旋转，每转一圈，那图案也随之延展，扩散。此时，一个胸花戴反了的女人摇摆着凑上来宣布：“你知道吗，所有人都说你长得和我老公一模一样。”埃兹拉回答她：“我就是你老公本人。”说完踏前一步，托住爱丽丝一个下腰，几乎与地面平行，然后把她领到了乐团前方。

他的卧室位于屋子的顶层，地板发出细碎的吱呀声，多节瘤的老橡树枝绿意盎然，荫蔽了整个窗户。早晨，她面朝他躺着，凝视着他那放射状的棕色虹膜，惊叹于它看起来是如此完好、清澈和警醒，即使是在那么多的生日、战争、婚姻、总统、刺杀、手术、奖项和书之后，爱丽丝叹了口气。在如此种种中，他们总共活过了九十七个年头，时间越久，她就越难以分辨哪部分属于他，哪部分属于她自己。屋外，鸟儿们无忧无虑地窃窃私语。等到阳光照到她脸上，爱丽丝坐起身来，把一束头发别到耳后。她的脸颊上还留着枕头压出来的印子。她郑重其事地用一根手指碰了碰鼻子，然后是下巴，手肘，然后又碰碰鼻尖，用力扯了下一只耳朵。“短打。”他嘶哑地说。没错！鼻子，下巴，手肘，大腿，耳垂，耳垂，然后又是鼻尖，快速拍三下手。“偷垒。”好样的！下巴，大腿，耳垂，耳垂，手肘，手肘，假想中的面罩。“击球跑垒。”轮到他时，埃兹拉照样来了一遍，只是花了双倍的时间，始终板着扑克脸，在每一组动作的最后都会指向她的肚脐。爱丽丝大笑着又靠回到枕头上。埃兹拉把她揽进怀里，吻她的头发。“最甜美的小女孩。你是最最甜美的小女孩。”话语像火热的羽毛吹进她的耳朵里。另一只耳朵里是他手表的正午提示音，以一种因不得不提醒他们而近乎歉疚的音调。

厨房里有三瓶喝剩一半的黑皮诺，一瓶红牌伏特加，还有一瓶没开过的诺布溪。从窗口往下看，柯莱特在泳池边上，手持长柄捞网撇去水面的浮渣，爱丽丝打开伏特加，仰起酒瓶灌了一大口，又回到门廊上。

又喝了一大口。

“宝贝？宝贝，你在哪儿？”

收音机被打开。马桶冲水。踩着老旧的地板，踏着淘气的步伐下楼的脚步。爱丽丝透过门廊的玻璃看着他走向一只弹药箱似的木头箱子，从一摞唱片中挑出一张，煞有介事地从封套里抽出来。过了一会儿，突然传来一阵毛茸茸的声音，紧接着是夏威夷野餐会般的热带风情音乐。

间奏时，他隔着玻璃大叫：“要来一杯吗？”

他们在温室里，舔着手指上的烤肉酱，看一条独木舟划过光滑如镜的港湾，此时一个人影出现在草坪上，在暮色中踉踉跄跄地向他们走来。“维吉尔！”埃兹拉大喊。“最近好吗？”

“我的工具房今早进了一只鼹鼠，但我把他干掉了。”

“你把他干掉了？”

“我把他干掉了。”老人咳嗽一声，拉起温室的门，拖着疲惫的步子走了进来。

“对了，维吉尔。我有件事要拜托你帮忙。你知道路对面那个房子吗？就是通往北卡特赖特路的那家。”

“嗯。”

“你知道它是谁的吗？”

“一位住在开普科勒尔的女士，买下很多年了。”

“什么样的女士？”

“跟我年纪差不多。姓斯托克斯。她叔叔以前住在威利艾特路那边一栋灰色的小隔板屋里。他死了以后，他的孩子们把它卖给了一帮搞音乐的家伙。”

“这样，我想联系一下斯托克斯小姐，如果可以的话，因为我一直想买下那个小屋，趁着它还没有被别人买下来，改成洗车房。”

维吉尔点点头，又咳嗽起来，他的肩膀抖动着，老年斑周围的皮肤泛着鲜亮的熟李色。“亲爱的。”埃兹拉轻声说。爱丽丝点点头，走进屋里，回来的时候给维吉尔递了一杯水，维吉尔说：“谢谢，萨曼莎。”

之后，她和埃兹拉在厨房里玩金拉米，爱丽丝漫不经心地问了句“什么人能过来做点什么，如果发生紧急情况”。

埃兹拉齐了齐手里的牌，淡定地回答道：“你是说，万一我们上床的时候我的打火机突然爆炸了，你该怎么办？”

“类似这样的事情，没错。”

“给维吉尔打电话。”

“呵呵。”

“我不是开玩笑。维吉尔是当地的急救员。”

“百岁高龄的地方急救员？”

“他七十九岁了，‘二战’时当过救护员。巴顿说‘训练你们这帮杂碎是为了踹日本人的屁股’时，他就在现场。你并不需要知道巴顿是谁。胡牌了。”

他起身去卫生间，回来的时候一脸惊诧。“差点儿忘了我们有芦笋。”

“所以……岛上没有医院？”

“格林波特有一家。南汉普顿还有一家。不过不用担心。维吉尔知道该怎么办。而且不管怎么说，”他气呼呼地伸出一只手，“看看我。我很好。”他眨巴着眼睛，若有所思地看了她一会儿，把手收回去看了看表。

“你读过吗？”她举起那本讲奥斯维辛的书。

埃兹拉摇摇头。“这本不好。”

“什么意思？”

“太如厕训练了。”

“什么？”

“希特勒太早接受如厕训练。墨索里尼蹲便时间太长。尽是些臆造的弗洛伊德式猜想。如果你想了解大屠杀，我会告诉你该读什么的。”

星期天的时候，她总是郁郁寡欢。一想到回城以后，又要开始一连五天的接电话、赶书籍简介、修理卡壳的订书机，她就觉得太乏味了。埃兹拉下楼去泳池做水中保健，爱丽丝站在窗前看他下到水里，在波光粼粼的浅水区里蹚来蹚去，享受着水流阻力的按摩。然后风力渐强，把他从视野里抹去，在上午剩余的时间里，她就从一个房间游荡到另一个房间，拿起书又放下，倒了一杯又一杯的柠檬水坐在厨房的桌子旁喝，听着蜜蜂嗡嗡作响。水槽上方的时钟大声地滴答着。

两点刚过，他回屋了，发现她正躺在沙发上，一只小臂遮着眼睛。

“宝贝儿，你没事吧？”

“没事。只是在想事情。”

“你要用泳池吗？”

“要的，过一会儿。”

“几点的火车？”

“六点十一。”

“几点到？”

“到家差不多九点半。”

“柯莱特会送你去坐渡轮。至于我……”他环顾四周，仿佛房间里一片狼藉，不知该从哪里开始收拾。“我准备在这里再待一阵子。至少要到九月底。我必须写完初稿。”

“好的。”

“遇到了些困难。”

“嗯哼。”

“我有东西给你。”他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有三个圆孔，整齐地折成了四折：

“谢谢。”爱丽丝说。

“不火气。”他说。

她的老板在打电话，脚跷在桌子上，手里把玩着一条思高牌透明胶带。

“那布莱泽呢？我们干吗不继续做埃兹拉·布莱泽？希利真是个有眼无珠的蠢货。”

爱丽丝把一份文件搁在他门外的金属网格文件架上，蹲下身子假装系鞋带。

“不。没有！我可没这么说过。希利就会胡说八道。我说的是我们应该花一百万买这本新书，再加两百五十万买之前作品的再版，尽管它们实际上比你在蒙托克的大别墅还他妈值钱。听起来是不是很‘划算’？

未知号码。

“喂。”

“最近好吗，玛丽—爱丽丝？”

“还不错。你呢？”

“我很好。就是问候一声。”

“嗯哼。”

“你确定你没事吗？听起来有点不开心啊。”

“我是有点。但没什么。不用担心。你的书怎么样了？”

“噢，我不知道。谁知道好不好呢。都是些可疑的勾当。编造故事。描写事物。描述一扇刚有人走进去的门。它是棕色的，铰链嘎吱作响……谁会在乎？一扇门而已。”

“探索艺术需要耐心。”最后爱丽丝说道。她可以听见他那边的蛙鸣。

“记性就跟捕兽夹似的，白煮土豆。”

她正要给新一本第二人称小说发拒稿信时，电脑黑屏了，空调响了几声之后停下来，留下一片昏暗而原始的寂静。

“操。”老板说着，往门厅走去。

一小时以后，她和她的同事们还在越发潮湿的空气里埋头处理着积压的文件，他怒气冲冲地跑回来，告诉他们可以回家了，如果回得去的话。

下二十一层电梯来到大厅，消防员们在紧闭的电梯间周围转来转去，抬眼看着静止的楼层号。第57街上，汽车纷纷抢道，闯过没有交通灯的十字路口，路上的行人看起来比早晨翻了两番。哥伦布环路北边，一位自封的交通协调员站在那里，戴着反光墨镜，衬衫袖子一直卷到肱二头肌。富豪雪糕门口的队伍有一个街区那么长。又赚到一天缓刑的老式电话亭门口排着的队还要更长：人们小心翼翼，甚至有些难为情地往前移动，仿佛公然在大街上走进告解室。在第68街和第72街上拖着脚步的人群推搡着挤上巴士，车身因负重而下坠。第78街上，“坚果与冰激凌的世界”正在分发甜筒。再过一个街区，“都柏林之家”的门口，健力士黑啤的竖琴霓虹灯似乎已经耗尽了所有的颜色。在这种诡异的气氛下，普普通通的热度也开始让人觉得超乎寻常：不断泄露，危机四伏，无法摆脱，如同逐渐溢满整个房间的煤气。在法林地下商场外面，两个女人把四个袋子、五个小孩夹在中间，和一个去上城方向的客车司机讨价还价。对面的街角，那个穿着一百件大衣的流浪汉的背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驼了，他的胳膊肘撑在一个报纸架上，正打着哈欠四处打量。

敲安娜的门，无人应答。进到屋里后，爱丽丝脱下鞋子，衬衫，还有她那条三百美元的裙子，给自己倒了一杯路萨朵，然后睡着了。醒来时，等待她的是深不见底的黑暗，还有手机的悲鸣。紧挨着她的家门就是第五段台阶，通往屋顶，或者说是通向一扇挂着警铃的门，两年来她一次都没听它响过。没管它，她爬上楼梯，来到了菱形的紫色天幕中，迎着一阵舒爽的微风，脚踩着自家的天花板，她来到整栋楼的船头，俯身眺望大街。一辆车在阿姆斯特丹大道上拐弯然后加速西行，车头灯以一种崭新的、稀有的强度穿透黑暗。两个门面开外的逃生梯上有烛光在闪烁。右边，越过浓黑如墨的河带，新泽西海岸灯火零落，就像野外的篝火。“冰啤酒，”百老汇大道上一个男人的声音浮了上来，“这里还有冰啤酒。三美元。”

她的手机又发出一声惨呼。没有地铁的轰响，没有沿着哈德逊河疾驰的火车，没有空调、冰箱或者这个街区三家自助洗衣店的嗡鸣，就像一头猛犸象停止了心跳。爱丽丝坐下来，过了一会儿，抬头迎向星星。没有平时来自地面的竞争，它们看上去明亮多了——更明亮，更得意了，它们在宇宙中至高无上的地位终于被重申。烛光闪烁的逃生梯那边传来几声模糊的吉他和弦。啤酒小贩放弃了，或者是卖完了。月亮看上去也比平时更清晰，更皎洁，突然之间，它不再是塞利纳的月亮，不再是海明威的，也不再是热内的，而是爱丽丝的，她发誓总有一天要描摹出它真正的样子：来自太阳的光。一辆消防车在多普勒效应中一路向北。一架直升机改变了方向，像一只蝗虫被划过天空的巨手撵走。手机在她手中发出三声悲愤的控诉，关机了。

“200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南非作家约翰·麦克斯韦尔·库切，诺奖委员会称他‘在无穷无尽的伪装下刻画出外来者出人意料的介入’。”

爱丽丝关掉收音机，躺回床上。

他挂上了电话。

又有人敲门：

爱丽丝叹了口气，拿起她的钥匙和手机，跟着脚步急切而蹒跚的老太太穿过走廊。真空吸尘器在宽敞的起居室里大张着嘴巴，古董珍玩从地板堆到天花板，那里还有一只壁炉，精致的纹路还没有被房主的一通乱刷盖住。在它们背后，是一个影影绰绰的迷宫，更多的房间，一间连着一间，一直延伸到大街，空气中悬浮着一股不新鲜的食物香味——这要归功于半个世纪以来的马铃薯饼和酸泡菜，爱丽丝猜。壁炉架上躺着一张房租条，锱铢必较的$728.69。

“你的表调了吗，安娜？”

“什么？”

“你调——”

未知号码。

闪烁的文字宛如一颗正在她手上复苏的心在跳。“我很快就回来，好吗，安娜？”

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迷糊，仿佛刚从长长的午睡中醒来，她隐约能听到一曲咏叹调逐渐转弱。“你在干吗，玛丽—爱丽丝？”

“我正在帮同一层楼的老太太换真空吸尘器的尘袋。”

“有多老？”

“很老。比你老。她的公寓比咱们俩的加起来还要大。”

“或许你应该跟她睡。”

“没准儿我就在跟她睡。”

回到大厅时，安娜正试图用一只切肉餐叉把尘袋从嵌槽里剜出来。“我来吧。”爱丽丝提议。

“什么？”

“我说我来帮你弄。”

“噢，谢谢，亲爱的。这是我孙女给我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的表调了吗？”爱丽丝站在那里问道。

“什么？”

“我是说，你记得今天早上要把你的表调回去吗？”

安娜的眼睛湿润了。“我的表？”

“夏令时。”爱丽丝大声地说。

邮件摘录：

一张交响乐空间的宣传页，他把黑泽明的电影圈了出来，觉得她应该看看，尤其是《罗生门》，如果她有时间看两场连映的话，就再加上《椿三十郎》。

一张电影论坛剧院的明信片，他圈出了查理·卓别林的电影，认为她会喜欢：《大独裁者》《城市之光》和《摩登时代》。

一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电影宣传册，封面是《玫瑰围墙》里的一个女演员，正在用一只高脚杯喝酒，他建议她尝试这个发型，如果她决心剪短的话。

他的背又开始折腾他了，于是她一个人去了电影论坛剧院。

“他用扳手拧女人的乳头！”——她在屋子里乱跑，用看不见的扳手拧紧空气。“他用可卡因给他的监狱餐提味儿！”——她惊讶地睁大双眼，挥舞拳头。“他在百货商店里滑旱冰！……他从上行的电梯往下跑！……他用手枪开朗姆酒，喝得大醉！”爱丽丝一边拼命甩胳膊，好让虚拟的衬衫袖口飞走，一边以一种慢速的太空步绕着椅子上的他转圈，嘴里唱着：

“噢，玛丽—爱丽丝，”他大笑着，抹了抹眼睛，把她揽过来，亲吻她的手指。“我最亲爱的、有趣的、疯狂的玛丽—爱丽丝！我恐怕你今后的人生都会非常寂寞。”

-------------------

如今，他的书已经写完了，是时候把一堆延后的医疗事务提上日程了，包括结肠镜检查、前列腺筛查，还有鉴于他最近呼吸短促，胸腔内科医生推荐他做的一些检查。他没得癌症，胸腔喘鸣用类固醇吸入器一个下午就解决了，但是在新整形外科医生的强烈建议下，他决定接受椎板切除术以解决椎管狭窄问题。手术定于三月下旬，由私人护士轮班看护两个星期，后来又延长到三个星期。一个周六，在刚开始另一本小说并且能够起来走路之后没多久，他、爱丽丝，还有日班护士加布里埃拉，一起出门散步。

“四页了。”他宣布。

“已经四页了？”爱丽丝说。“哇噢。”

埃兹拉耸耸肩。“不知道写得怎么样。”

他们在第84街的台阶坐下休息，看到一个把学步幼儿拴在手腕上的男人停下来，皱着眉头看手机。

“你想要孩子吗，萨曼莎？”加布里埃拉问，她是罗马尼亚人。

“我不知道。或许有一天会吧。但不是现在。”

“没有关系。你还不着急。”

爱丽丝点点头。

“你多大了？”

“二十七。”

“噢，我之前不知道。你看起来就像十六岁。”

“经常有人这么说她。”埃兹拉说。

“不管怎么样，你还不着急。”

“谢谢。”

“……等到了三十五六，你就该担心了。”

“嗯哼。”

“那你想什么时候要小孩？”

“呃，就像我刚才说的，加布里埃拉，我不确定我想不想要小孩，但要我说的话，我会等到尽可能晚的时候。比如四十岁时。”

加布里埃拉皱起眉头。“四十就太老了。四十岁的时候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四十岁你会很吃力的。”

“那你觉得我应该什么时候要呢？”

“三十。”

“不可能。”

“三十二？”

爱丽丝摇了摇头。

“三十七。不能比三十七还晚了。”

“我会考虑的。”

一个长腿红发、身穿弹力运动服的姑娘慢跑过去。埃兹拉的目光一路追随着她，直到拐过街角。

“我知道了，”加布里埃拉说，“我们可以去问问弗朗辛。”

“谁是弗朗辛？”

“夜班护士，”埃兹拉说，“她没有小孩。”

在哥伦布大道，他们又停了下来，埃兹拉要和热狗小贩闲聊几句。“生意怎么样，哥们儿？”小贩做出一个愤怒的手势，对着这片街区竖起大拇指又倒转朝下，仿佛他的货车停在了一个鬼城里。“糟透了。没人想吃热狗。所有人都想喝奶昔。”

“真的吗？”

小贩郁闷地点点头。

埃兹拉转头问爱丽丝：“要来只热狗吗？”

“好啊。”

“加布里埃拉？”

“我喜欢热狗。”

“两个热狗，先生。”

“‘halal’是什么意思？”加布里埃拉问。

“清真食品！”小贩冲着下面自豪地说。

加布里埃拉离开去接电话了，爱丽丝和埃兹拉坐在他们初遇的那张长椅上。他们安静地休息了一会儿，埃兹拉开始说起法国梧桐，爱丽丝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没有听见——她在想一生中去过的地方，她想要去的地方，以及她怎么才能不太费劲地从这里走到那里。她会一直想要某样东西直到得到它，到了那时，她又想要别的东西了，这个让人抓狂的习惯把她的思考变得更复杂了。一只鸽子俯冲下来，埃兹拉用他的手杖把它驱走了，那潇洒的一挥令她想起弗雷德·阿斯泰尔。

“宝贝儿，”他看着她吃东西，“今年夏天，不如请两周假过来看我？你会觉得无聊吗？”

“完全不会。我很乐意。”

他点点头。爱丽丝舔去手掌上的芥子酱，开口问道：“亚当对你的书有何评论？”

“都拼对了。”

埃兹拉擤了下鼻子。“都拼对了。”

“他打算什么时候报上去？”

“他打算等到秋季。你看完了吗？”

“看到一百六十三页了。”

“然后呢？”

“我还挺喜欢的。”

“什么。”

“什么什么？”

“你那是什么语气？”

“好吧……是谁在叙述？讲故事的人是谁？”

“什么意思？当然是叙事者在讲故事。”

“我知道，但——”

“先读完。然后我们再谈观点。还有什么吗？”

“焙果店的女孩。这年头还有谁会那么说话？那么认真？那么正儿八经？”

“你。”

“我知道，但我——”

“怎么？比较特别？”

爱丽丝扬起眉毛看着他，嘴里还在咀嚼。

“玛丽—爱丽丝，”过了一会儿，他温柔地说，“我知道你在做什么。”

“什么？”

“我知道你一个人的时候在做些什么。”

“什么？”

“你在写作。不是吗？”

爱丽丝耸耸肩。“随便写写的。”

“你在写这个吗？我们的事？”

“没有。”

“真的吗？”

爱丽丝坚决地摇摇头。“不可能的。”

他点点头。“那你在写什么？”

“其他的人。那些比我有趣的人。”她轻轻地笑着，朝街道扬起下巴，“穆斯林热狗小贩。”

埃兹拉看起来有些怀疑。“那你写你父亲了吗？”

“没有。”

“你该写写的。不写白不写。”

“我知道。但我自己的事似乎不够重要。”

“相比于？”

“战争。独裁。国际事务。”

“别管国际事务了。国际事务能管好自己。”

“它们管得可不怎么样。”

一个和埃兹拉住同一栋楼的女人，戴着一顶印有戈尔2000的棒球帽，牵着一条西施犬，正沿着小路朝他们这边健走。“你好啊。”她路过时，埃兹拉招呼道。“你好，乔叟。”他又对着狗补了一句。而爱丽丝则开始认真地思考一个来自马萨诸塞的前唱诗班女孩有没有可能凭空创造出一个穆斯林男人的意识，这时埃兹拉转身对她说：“不必担心重要不重要。写得好自然就重要了。只要记住契诃夫说的，‘如果第一幕的墙上挂着一把枪，在后面一幕里就必须开火。’”

爱丽丝擦了擦手，起身去扔餐巾纸。“如果第一幕的墙上挂的是一个除颤器，那它在后面一幕里也必须开火吗？”

她走回他身边时，加布里埃拉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他的围巾，正要扶他站起来。太阳消失在哥伦布大道的高楼背后，周围的一切都在骤然而至的阴影中加快了步伐。重回风中，埃兹拉把手杖搁在灯芯绒裤子的大腿根部，费劲地想要拉上夹克的拉链。“不不，”加布里埃拉要过来帮忙时，他轻声说，“我自己可以。”在法国梧桐的映衬下，他看上去比在公寓那个封闭的避难所里更矮小、更虚弱了，有那么一会儿，爱丽丝仿佛看到了别人眼里的样子：一个健康的年轻女人，在一个衰朽的老男人身上虚掷时光。或者其他人会比她以为的更有想象力和同情心？他们会不会承认，有他在这个世界上总比没有他更有趣呢？甚至有没有可能承认，这个世界需要更多她的这种勇气和热情，而不是更少？在他们身后，天文台泛着紫红色的霞光。穆斯林热狗小贩开始收摊。埃兹拉摆弄他的手套时，加布里埃拉好姐妹似的朝她眨眨眼睛，走到她身边站定，冷得直跺脚。“萨曼莎！”她用所有人都能听到的音量耳语道，“弗朗辛说她冻了一个卵子。”

算上在荣康科马换乘，总共要坐上不到三个小时的火车。为了打发时间，爱丽丝喝了一瓶柠檬预调酒，眺望着生锈的细铁丝网，皇后乐队的迷幻涂鸦逐渐被水仙花、狗舍、山茱萸和常春藤取代。在亚普汉克，沿路长着稀稀拉拉的菊苣花，像小小的祈愿者那样在风中颤抖。她那节车厢的尾部坐着一位老妇人，手搁在钱包上，钱包搁在膝盖上，凝视着窗外的风景像线轴一样被拉开，一群十几岁的孩子在她周围吵吵嚷嚷的。每隔一段时间，他们的嬉闹就会漫入走廊，时不时地撞上老妇人的椅子，要么一眨眼就把棒球帽投进了她那件长春花色休闲西装的臂弯里。甚至在乘务员走过来提醒他们时也依然故我——继续乱扔香蕉，争抢手机——直到他俯视着他们，清了清嗓子，说道：

“请问，这位女士打扰到你们了吗？”

就像一群地鼠奔逃入洞，年轻人跌回各自的椅子，直到旅程结束也没再挪窝，最多是像念经似的窃窃私语。

“嗨，萨曼莎。”

“嗨，柯莱特。近来可好？”

“还不错。真是适合来乡下的好天气。”

“的确是。”

他们驶入车道时，埃兹拉正好从他的工作室里出来。“抱歉，小姐！”他从草坪另一边大喊。“你预约的不是明天吗？”他走过来，“你好吗，玛丽—爱丽丝？”

爱丽丝睁大了眼睛。

“我的意思是萨曼莎—玛丽。萨曼莎·玛丽—爱丽丝。玛丽—爱丽丝是你的中间名，对吧？但是你更喜欢别人叫你萨曼莎，不是吗，萨曼莎·玛丽—爱丽丝？”

“没错。”爱丽丝说。

“总之，”柯莱特咧嘴一笑，“周日见了，老板。”

他们朝屋子走去，埃兹拉用一只手揽着她。“九十三页了。”

“太棒了。”

“我不知道棒不棒。”

吃午餐时，清洁女工就在他们身边忙活。爱丽丝开始给他讲火车上那个老妇人的事，但刚说到“长春花色”，埃兹拉就放下他的干姜水，摇了摇头。

“不要把她滥情化。”

“你总是这么说。不要把人滥情化。好像我有的选似的。”

“感性可以。不要滥情。”

清洁女工眨了眨眼睛。“他真是太有趣了。”

“谁？”

“你，布莱泽先生。”

“他确实很有趣，”爱丽丝说着，站了起来。“嘿，今天晚上有洋基和红袜的比赛。”

“嘿，我准备去小睡一会儿。之后会待在工作室里。我要把那些盒子过一遍。”

“什么盒子？”

“留给我的传记作者的。”

“什么传记作者？”

“我最终的传记作者。”起居室里传来一声巨响。“贾尼丝，”埃兹拉回头喊道，“没出什么事吧？”

“我刚杀死了一只世上最大的黄蜂。”

“我以为乔治·普林普顿才是世上最大的黄蜂[WASP，即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通常用来代指美国精英群体，与黄蜂（wasp）的拼写一致。乔治·普林普顿（George Plimpton）是美国知名记者、作家、编辑和演员，也是《巴黎评论》的创始人之一，自创刊以来一直担任主编，直到2003年去世。]。”

“我打算去游个泳。”爱丽丝说。

“等会儿，亲爱的。你几点的火车？”

爱丽丝看着他。

“我是说，”他摇摇头，“棒球比赛几点开始？”

对于六月来说，天气称得上凉爽。雾气从水中升起来，仿佛就在一英寻之下，有一条岩浆河正在涌流。树林沙沙作响，在池塘上洒下摇曳的影子，随着岁月的冲刷，岩层逐渐剥落，只留下苍老的灰、绿和海蓝色的漩涡，像一张古旧的海图。水面之下，爱丽丝的手还在并拢，划开，但看上去不像是在助推，而更像是混乱的磁针，或是在暗室中寻路的双手。但不管怎样，她还在游。游到风声尖啸，太阳泛着粉色沉入紫荆花丛。游到嘴唇发紫，乳头硬凸。游到屋子里的灯一盏接一盏地亮起，她可以看见厨房门口埃兹拉的剪影，在忧心而单调地呼唤她，就像任何一个农夫唤他的狗那样。

身上还在滴水，她在床上发现了这些：

一本《生活》杂志，罗斯福诞辰六十周年纪念版。

一本1978年的色情杂志，整期就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名叫乔迪的裁缝。当地人相信他是同性恋，因此放心让他跟着年轻女子进入试衣室。（“即使是在性方面最保守的女性也不会介意在她的医生或裁缝面前脱衣服。至少在年纪稍大或者不那么性感的顾客看来，乔迪就是一个在她们全裸或半裸的身体上调试衣服的无生命的装置，一台没有感情的机器……”[引自1978年的Lickety Split杂志。]）

第三十三届阿勒格尼县集市的纪念节目单，主要有多德镇的吹笛人、阿瑟·戈弗雷和他那匹著名的马戈迪，还有香蕉劈裂，等等。背面有黑色马克笔的笔迹，是他那格外迷人的斜体字：嘿，多德。我真的爱你，你知道的。

浅水区这头，她在他旁边冒出头来。

他说：“你像只小船。”

爱丽丝甩出一边耳朵里的水，再次蹬壁出发。等到她再游回来时，他说：“还记得纳伊拉吗？”

“那个巴勒斯坦人？”

“对。她上周过来采访我，玛丽—爱丽丝，我敢说，你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美的皮肤。就像……”他的手摩挲着下巴，“巧克力牛奶。”

“巧克力豆奶。”

“没错。”

“所以一切顺利咯。”爱丽丝仰面漂在水面上。

“我邀请她等我回城共进午餐。她说她会打给我。亲爱的，我倒是不介意，丝毫没有，但你的屁股是不是变小了？”

爱丽丝往下一蹲，扭身去检查。“我觉得是。我有鼻炎，医生给我开了喷鼻子的类固醇，挺管用的，但我觉得它让我的胸部也缩水了。”

埃兹拉点点头表示理解。“今天晚上想干点什么？”

“都有哪些选项？”

“金拉米。或者，帕尔曼学校有一场音乐会。”

“帕尔曼学校。”

“不先问问演出的曲目吗？”

“无所谓。”爱丽丝说着，再次潜入水中。

他们一路上经过了乡村俱乐部，高尔夫手们追逐着小圆球滚入长长的阴影；上了日落沙滩后，埃兹拉减慢车速，等几个拎着代基里鸡尾酒的小姑娘先过马路，爱丽丝摇下车窗，伸出手去感受风。从这里，你可以一直看到河对岸的北福克，从城里开来的火车将在那里迎来缓慢而不可避免的停靠——它的轨道突然中断，三面被杂草环绕，仿佛一个半世纪前那些以铺设铁轨为业的人，某天抬起头来，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前进半步：一湾湖水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这使得对岸的陆地看起来更加蛮荒，是大都会的钢铁血管无从涉足也不可企及的——最近，爱丽丝越来越觉得都市持续高强度的节奏和她渴望的沉思生活格格不入。一种去观看并真的看到世界，而且对此有些不同寻常的看法的生活。话说回来：所有这些田园牧歌式的安宁真的可以治愈自我怀疑的焦虑吗？甚至她真的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忍受独处吗？这会让她的生活变得不再像现在这样无足轻重吗？以及，她想说的一切不是早就被他说过了吗？

埃兹拉把车停在面向湖水的车位上，背对着夕阳向一个圆顶帐篷走去，它那圆齿形的下摆在微风中猎猎作响。“玛丽—爱丽丝，”在他们大步跨过那片葱茏的草地时，他说，“我有一个提议。”

“嗯哼。”

“我想帮你还清助学贷款。”

“我的天哪。为什么？”

“因为你是个聪明的女孩，你真的很出色，我觉得是时候放手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了。不用老想着债务会不会轻松一点？”

“是的。虽然也没多少了。我已经还掉一大半了。”

“那更好了。还剩下多少？”

“六千左右吧，我猜。”

“那我给你六千，你可以一劳永逸地摆脱债务，或许之后你在计划未来时可以更清晰一些，更自由。你觉得呢？”

“我能考虑一下吗？”

“当然可以。你可以考虑到天荒地老。不管你的决定是什么，我们都不会再讨论了。我给你钱，或者不给，到此结束。好吗？”

“好。谢谢，埃兹拉。”

“不火气。”他们同时说道。

这次音乐会的特邀钢琴演奏家是一位年轻的日本女性，她已经在伦敦、巴黎、维也纳和米兰举办过个人音乐会了——虽然从他们现在坐的位置看去，她就像一个九岁的小孩，在走近一个大到足以给长颈鹿宝宝当棺材的乐器。前三个音符听起来像日出、日子或时间本身，然后，琴声乍起，疾风骤雨，女孩的手指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奔跑，跳跃，颤抖，尽管她的脸上依然风平浪静，像戴了一副面具。接下来是两小段施托克豪森。与之前相反，爱丽丝觉得自己听到了猫儿在键盘上走来走去：在两段乐章之间，所有人都知道不能鼓掌的严肃间隙，一连串的咳嗽在观众中荡漾开来，仿佛萦绕在空气中的不协和音并非琴声的余韵，而是一股刺激性气体似的。

中场休息时，埃兹拉的朋友过来跟他打招呼，一个白发如狮的男人，绿松石色的手帕从他的泡泡纱口袋里露出一角。“埃兹拉，我亲爱的。觉得怎么样？”

“她很棒。尽管可能有点疏离。”

“施托克豪森就是疏离的。你的书怎么样了？”

爱丽丝退到一边，啜着白葡萄酒，冷漠地凝视着外面的海湾，在她身后，两个女学生正在谈论三和音和延音记号，随后，带着一丝谨慎，她们开始讨论谁会被选中在下个月的公益音乐会上独奏。爱丽丝喝完了她的酒，正准备走人，这时埃兹拉碰了碰她的胳膊肘，说：“卡尔，这是玛丽—爱丽丝。”

“噢，”爱丽丝说，“嗨。”

“嗨。”

“我正在跟卡尔聊一百年前我在卢浮宫听毛里奇奥·波利尼演奏《暴风雨》的事。他的燕尾服下摆有一列货运火车那么长。亲爱的，总有一天你得去看看波利尼。”

“你喜欢音乐？”卡尔问。

“嗯，没错。”爱丽丝说。

“玛丽—爱丽丝是一位编辑。”埃兹拉说。

“呃”，爱丽丝说，“助理编辑。”

“太棒了，”卡尔说，“哪家出版社的？”

“抱歉，”埃兹拉说，“我去拿杯健怡可乐。”

“格里芬。”爱丽丝说着，上前一步，后面的队伍也随之前进。

“那你一定特别聪明。罗杰从来不雇蠢蛋。”

“你认识罗杰？”

“当然。杰出的人。杰出的编辑。这是你想做的吗？编辑？”

一个抱着婴儿的女人边连声道歉边挤到他们中间。认出是谁之后，卡尔靠过去给了她一个吻。“费莉西蒂！这是玛丽—爱丽丝。埃兹拉的朋友。这位是？”

“贾斯廷。”

“贾斯廷……”

爱丽丝在外面找到了埃兹拉，他坐在枫树浓荫下的长椅上，新修过的面颊在将逝的日光下看起来憔悴而灰暗。“抱歉，亲爱的。我突然有点头晕。”

“你想回家吗？”

“不用，我一会儿就没事了。这么美好的夜晚，我想和你待在外面。我们可以继续待着。”

爱丽丝在他身边坐下：“卡尔认识罗杰。我的老板。”

“呃。噢，好吧。”

爱丽丝点点头。“噢，好吧。”

几码开外，一对穿着雅致的男女在你一口我一口地抽着一支烟。女的用法语说了句什么，埃兹拉转头看过去，男人在抽烟，女人在笑。

“你在想什么？”爱丽丝问。

埃兹拉转头看她，有些惊讶。“我在想我的书。有个场景我没有弄对。请注意，倒不是说别的就都弄对了。要是得把所有这些都弄对，不如去写胡图族算了。”

他们扔掉塑料杯，一路礼貌地分开人群回到自己的位子上。钢琴家坐回她的板凳，以超凡的专注凝视着乌黑发亮的琴键。然后，她气势十足地扬起手腕，张开鼻翼，《英雄交响曲》从笼中一跃而出：一顿炸裂般的重击，毫不疏离；相反，这女人的肩膀前摇后晃，双脚激情澎湃地泵压踏板，脚跟甚至离开了地面，她的头猛地一缩，啪地一甩，像是在担心键盘上的火星飞起，溅入她的眼睛。在爱丽丝听来，这音乐既让她振奋，又令她沮丧：在她胸中激荡的音乐让她比任何时候都渴望去做，去发明，去创造——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某种美丽而独一无二的东西里——但同时又令她渴望去爱。渴望交出自己，深深地、好好地爱一个人，丝毫不用怀疑自己是在挥霍生命，因为还有什么比为另一个人的幸福与满足而奉献自己更崇高的呢？有那么一刻，钢琴家微微后仰，手指在琴键两端弹奏，仿佛是在防止一端翘起而另一端沉下，就在这时，爱丽丝转头去看埃兹拉，他正长大嘴看着前方，在他后面，延音记号女孩们都以一种叹服的姿势僵坐着：不管她们能做到什么程度，也不可能像她一样，绝对做不到这样，除非将无数时间奉献给野心，才能成就仅此一次的绝响。与此同时，她们沙漏里的时间在不断流逝。所有人的沙子都在流逝。所有人，除了贝多芬。从你出生那一刻起，沙子就开始流走，只能渴求被铭记，才有一丝机会让它一次又一次地倒流。爱丽丝把埃兹拉那长长的、冰凉的手指握在手中，紧紧攥住。这一次，没有人在间隙咳嗽。

第二天下午，他亲自开车送她去渡口。他们到早了，坐在车里，看着驳船笨重地驶进自己的泊位，然后他开口了，没有看她：

“这段关系是不是有点令人心碎？”

码头上的强光刺痛了她的眼睛。“我不觉得。也许是在心碎的边缘。”

渡轮活动梯的顶端涌出一大股人流，笑着，挥着手，帆布行李包扛在肩膀上，挡住刺眼的阳光。一对年轻的男性情侣手牵着手，高个儿那个的另一只手里小心抱着一盆系着丝带的绿植。

“你有担心过结果吗？”

“什么结果？”

现在，他一脸严肃地看着她。

“那你担心吗？”爱丽丝问。

“不。但那是因为我的人生已经走到了终点，而你……”他不由得轻笑起来，为这工整的对仗——“而你的还在起点。”

“噢，哈喽，亲爱的。你有卫生纸吗？”

“可是，安娜，你手上不正拿着一卷吗！”

老太太不知所措地转身回到门廊上。

“出了什么事吗，安娜？”

她再度急切地转过身：“不，亲爱的。什么事都没有。怎么这么问？”

“你需要帮忙吗？”

“不用。告诉我，亲爱的。你有男朋友吗？”

“亲爱的……你的名字是——？”

“爱丽丝。”

“爱丽丝。能告诉我现在几点吗？”

“快四点了。”

“四点多少？”

“不到四点。差五分钟。安娜，你为什么走到哪儿都要拿着那卷卫生纸？”

修面理发——

距离上一次对话还不到十分钟，但是当爱丽丝再次开门时，安娜紧紧地捂着胸口往后缩了一下，像是没料到有人在家。“噢！亲爱的。哈喽。我在想……能不能请你帮我……换一下……”

“……灯泡？”

灯泡在厨房，爱丽丝还从未踏足过，这是一间可以轻松容纳一张锈迹斑斑的大桌、六把软垫塑胶椅的屋子。一道多云午后的虚弱阳光吃力地穿过布满尘埃的窗户，下层窗格上贴满了泛黄的《泰晤士报》。里根怀念共和党参议院。瑞夫卡·罗森维恩与巴里·利希滕贝格喜结连理。伊姆加德·泽弗里德逝世，享年六十九岁。坏掉的灯泡像蜘蛛似的沿着电线垂到炉灶上方，不知为何，炉头上有几处用锡纸修补过。爱丽丝从桌子下面拉出一把椅子，踩了上去。她拧下熄掉的灯泡，准备下来拿替换灯泡时，用手在炉灶面上撑了一下以稳住身子，又反射性地迅速收了回来。

“噢！安娜，你的炉子是烫的！”

“是吗？”

“是的！你在煮东西吗？”

“我不这么认为，亲爱的。”

“那你是刚用过吗？你今天用它煮过东西吗？”

“我不知道，亲爱的。我不知道。”

回到自己的屋子，爱丽丝拨了房租条上的号码，不耐烦地走来走去，等待语音菜单结束。她按了零。然后又按了一次零。“……请在哔声后说出你的名字和房间号。哔。”

“玛丽—爱丽丝·道奇，第85街西209号公寓，5-C室。”

“……你好？”

“嗨，我是爱丽丝，住在209号5-C室，我打电话来是因为我的邻居安娜总是敲我家的门，已经有阵子了，我不介意偶尔搭把手，或者甚至陪陪她，因为她人很好，而且我觉得她敲门有时候只是因为孤单，但今天她已经敲了三次门了，而且我觉得她可能每次敲完就忘了：第一次是要卫生纸，然后是问时间，再然后是她想找人帮忙换灯泡，我换过了，但我注意到她的炉子非常烫，顺便提一句，炉子非常老旧了。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正常的，但在我看来它有点热过头了，这还是根本没在用的情况下。听着，就像我说的，我不是不愿意偶尔帮个小忙，或者甚至关照她一下，不是正式的那种，但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如果她得了健忘症，或者炉灶出了问题但她自己不知道，或者忘了关火就出门了，或者睡着了——”

“好的。稍等一分钟，请不要挂可以吗？”

她等了至少两分钟。

“玛丽—爱丽丝？”他的声音听起来跟刚才很不一样——语调变高了，礼貌得堪称悦耳，“我接通了安娜的孙女蕾切尔。你可以把刚才对我说的话再和她说一遍吗？”

“我很抱歉，玛丽—爱丽丝，”蕾切尔匆匆地插了进来，“抱歉给你添麻烦了。多谢你的帮助。”

“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被授予了艾尔芙丽德·耶利内克，因其小说和戏剧里如音乐般流淌的声音和反声音，以非凡的语言热情揭示了社会陈俗的荒谬性及其征服力。”

“我要三文鱼。”

“那我要香肠螺旋意面，不要香肠。”

“十二页。”侍者走开后，他分外消沉地说。

“噢”，爱丽丝说，“我觉得——”

他摇摇头。“一点都不好。”

爱丽丝点点头。“你的背还好吗？”

“我的背糟透了，亲爱的。那玩意儿根本不管用。”

“什么东西？”

“上周做的去交感神经术。”

“呃，我并不……什么是去交感神经术？”

他点点头。“去交感神经术就是用射频（Radio Frequency）破坏神经，让它不再向大脑发送疼痛信号。我以前做过，还挺管用的，但这次不知怎么不管用了。”他们的饮料来了。“好消息是，”他说着，褪下吸管的包装，“现在我不用打开收音机就可以收听乔纳森·施瓦兹了。”

往公寓走的路上，一个身穿战壕风衣的年轻男人突然拐了过来，自来熟地把他们拦下了。

“布莱泽！你被打劫了！”

在极度亢奋之下，这位粉丝居然斗胆伸出了手。埃兹拉谨慎地从口袋里抽出自己的手，握了上去。握手时，年轻的那个微微躬身以示敬意，这时，风把他的圆顶小帽掀了起来，斜斜地划过天空，最后安放在阿姆斯特丹大道正中。男人把手放在后脑勺上，大笑不已。然后，他指着埃兹拉，就好像这股风是他召唤出来的：

“明年，兄弟！明年！”

他们默默地走完剩下的路。在电梯里，埃兹拉从爱丽丝的头发上拈下一片叶子，任由它飘落到地板上。“红袜队最近怎么样？”

“在安纳海姆有两场比赛。”

“很好，亲爱的。”

“你的巴勒斯坦人最近怎么样？”

他的头往后一缩，一脸新鲜出炉的怀疑。“纳伊拉？她还没打来。”他凝视爱丽丝的目光变得冷硬，仿佛她也以某种方式参与了这场罪行。叮的一声，电梯门打开了，爱丽丝走了出去，埃兹拉站在原地。“我想说，”他说着，举起一只手，“我们究竟该拿这些人怎么办？”

波士顿三比零赢了安纳海姆。第二天晚上，洋基三比一赢了与双城的系列赛。爱丽丝满怀希望地等着，然而他最终打过来时说的却是：“十六页了。”

“哇噢。你的背怎样了？”

“很痛。”

“你有吃药吗？”

“我有吃药吗？我当然吃了。问题是我只能隔一天吃一次。否则就会上瘾，要戒掉比登天还难。”

爱丽丝在她的酒吧里看了美联冠军赛（ALCS）的第一场。在洋基把领先的分数从一分拉大到三分之后，红袜第九局又打得稀烂，没能在里维拉手中得分。

未知号码。

“我有点担心你奶奶。”

“我也是。她从七月起就一直穿着她的幸运睡袍。”

“我想你可能愿意明天晚上过来看比赛。”

“我想应该会吧。”

波士顿再度被击败。三个晚上过后，他们又输了，八比十九，他关掉电视机，把电话扔给她。“你最好给她打个电话。”

“嗨，奶奶。我是爱丽丝……我知道……我知道……太糟糕了……我很遗憾……不，我是在一个朋友家看的……不不，一个你不认识的……嗯哼……啊真的吗？……那很奇怪哎……多琳和他在一起吗？……对，他也是圣地兄弟会的人……好吧……我得挂了……我得马上挂了，奶奶……我也爱你……好好……晚安……晚安。”

“她怎么说？”

“她说弗兰克纳[指的是时任红袜队主教练特里·弗兰克纳（Terry Francona）。]的脑子进水了。”

“很好。还有呢？”

“她说她在超市遇见我叔叔了，他说我在爷爷葬礼上的歌词说得很好。我觉得他应该是想说悼词。”

第二天下午，他给她的语音信箱留了一条信息，问她介不介意来的路上顺便去趟杜安里德连锁药店，去取一罐叶酸，一盒樱桃口味的加钙胃能达，十瓶普瑞来洗手液，两盎司装的那种。她到的时候，他正穿着袜子在地毯上走来走去，双手放在背上，龇牙咧嘴的。爱丽丝把袋子递给他。

他往里瞅了一眼：“呃。”

“有什么问题吗？”

“没事，亲爱的。不是你的错。别在意。”

午夜，第九局下半场，洋基领先一分，波士顿的粉丝站在露天看台上祈祷。有人无力地举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还有四场。爱丽丝捂着眼睛看过去，埃兹拉站起来，开始做他的一百件事。

“派对结束了……”

米勒被保送上垒。红袜队用罗伯茨换下米勒，罗伯茨成功盗取二垒。然后比尔·穆勒击中投来的直球，击出一支安打，球飞到中场，罗伯茨跑过三垒滑向本垒。

“耶！”

埃兹拉举着牙刷从卫生间出来，坐了下来。

接下来两局的比分没有变化。爱丽丝坐在地板上，咬着指节，然后“老爹”[老爹（Big Papi）是棒球运动员大卫·奥尔提兹（David Ortiz）的绰号。]击出两分本垒打，她猛地站起来，跑着跳到床上。“我们成功了！我们赢了！红袜赢了！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你成功了亲爱的。堂堂正正。”

“现在派对结束了！”

第五场比赛，她来的时候穿着从塞尔买来的裙子，头戴顶印有字母B[B代表Boston，即波士顿队。]的棒球帽。埃兹拉在电梯厅拦住她，把左右两边都勘察了一遍，才猛地把她拽出电梯。“你疯了吗？在这里？”电视已经打开了，一场桌面清理工作正在兢兢业业地开展：把她的酒和“乐园”的菜单递给她后，他继续舔信封，撕传真，把旧杂志扔进废纸篓，跨过地板上各国译本堆成的一座座小吉古拉特塔庙，边走边吹口哨。

“嗨，白煮土豆，”他说着，从银行对账单上抬起头，“我有没有给你讲过我那个萤火虫的故事？”

爱丽丝在猪肉松旁边打了个钩。“没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首流行歌曲叫《萤火虫》（‘Glow Worm’），米尔斯兄弟的。六十年代初，我在阿尔图纳教创意写作”，他摇摇头，“我建议一个学生在他的小说里加入更多细节。是细节，我说，使小说鲜活起来。因他写了一个短篇，开头第一句就是‘丹尼吹着口哨走进房间’。于是我们才有了上面这场简短的对话，然后他就回家修改了，第二周回来的时候，第一句话改成了‘丹尼吹着《萤火虫》走进房间’。这是整个故事里唯一的改动。”

爱丽丝咯咯直笑。

“有史以来笑点最低的白人姑娘，玛丽—爱丽丝。”

“他后来怎样了？”

“谁。”

“你的学生！”

“他得了诺奖。”

“得了吧。”

“真相是，他为华盛顿参议员队效力了一阵子。那时候大联盟只有八支队伍。”

“那时候大联盟只有八支队伍？”

“噢，玛丽—爱丽丝，这真叫人没辙！从三叠纪起每个联盟就是八支队伍，一直到1961年，他们引入了扩充球队，里面都是些其他队不要的家伙，像霍比·兰德里斯、啾啾·科尔曼——啾啾·科尔曼！你能想象有人叫这种名字吗？——大都会队太废物了，凯西·施滕格尔，当时已经退休的洋基队老教练又被拖出来重执教鞭，有一天他走进队员席说，‘这儿连一个知道比赛该怎么打的人都没有吗？’”

九局下半场，比分还是四比四，他把伟哥广告的声音调小，开心地转过头来对她说：“亲爱的，街角那家熟食店靠里的冰箱里有哈根达斯脆皮雪糕。你想来一根吗？”

“现在？”

“当然。费不了多少工夫。但是听好了。我想要里面是香草味，外皮是巧克力，带坚果碎的。没有的话，就要里面是巧克力味，外皮也是巧克力，不带坚果碎的。如果还是没有，我要里面是香草味，外皮是巧克力，不带坚果碎的。我的钱包就在那边的桌子上。去吧！”

熟食店里只有树莓口味的。往北一个街区的便利店里只有里面是巧克力味，外皮是巧克力，带坚果碎的。爱丽丝拿起一个，有些痛苦地盯着它看了一会儿——连牌子都不对——才放回去，又走了一个长长的街区来到阿姆斯特丹大道，最后，在“焦糖奶油”旁边一家狭长的成人用品店的深处，她发现了一只冰柜，里面塞的几乎全是里面是香草味，外皮是巧克力，带坚果碎的。

“欧耶！”

收银员一边吃外卖，一边看着柜台下面的电视机。“怎么了？”爱丽丝问。

“奥尔提兹三振出局了。”他举着餐叉，又看了一会儿电视，才伸出另一只手来接埃兹拉的钱。等到终于抬起头来，看到爱丽丝帽子上的字母B时，他猛地倒吸一口气。“啊哈，敌人！”[“欧耶！”和“啊哈，敌人！”原文均为西班牙语。]

“你去哪儿了？”回来以后，埃兹拉问她。

第十二局，奥尔提兹试图盗取二垒，但在杰特双腿分开，笔直地跃入空中去接波萨达抛来的高掷球之后就宣告失败了。杰特抓住球，在空中悬停了一段长到不可思议的时间，才落回地面，碰背触杀老爹。

“天哪，”埃兹拉用雪糕指着屏幕说，“一时间我还以为自己在看尼金斯基[瓦斯拉夫·尼金斯基（Vaslav Nijinsky，1889—1950），俄国芭蕾演员和编导，现代芭蕾舞的开创者。他能高高跳起，摆脱地心引力般在空中击腿十二次再落回地面，其空中击腿记录至今无人能破。]呢。”

“呃，真受不了他。瞧他那嘚瑟劲儿。”

“还记得我们之前做爱的时候吗，玛丽—爱丽丝？”

“但他没那么危险！”

“不，他有，亲爱的。”

“他没有！”

第十三局，瓦瑞泰克丢了三个指节球，让洋基连上了二、三垒。爱丽丝发出一声呻吟。看台上升起另一块牌子：相信。

“信谁？”埃兹拉说。“牙仙吗？”

十四局下半，两出局，奥尔提兹打出四个界外球，先是右边，然后是左边，还有两个越过了球网，然后击出一记滚落到中外野的界内球，把约翰尼·戴蒙送回了本垒。

“太——棒啦！”

“行啦，啾啾。差不多得了。该睡觉了。”

“唔，玛丽—爱丽丝，”第二天早上，她离开后还不到一小时，他给她的语音信箱留言说，“不好意思，但我想问你今晚过来之前——假如你今晚会过来的话——介意先去趟扎巴取点苹果酱吗，带果肉的那种？回头给你钱。”他的声音听起来冷淡而不耐，前一夜的絮絮叨叨已经挥发殆尽。开了一下午关于电子书的紧急会议之后，爱丽丝到他家时，他又在扶着背走来走去，龇牙咧嘴的，电视调成了静音，一块电热毯正在加热没人坐的椅垫。爱丽丝尽可能悄无声息地把苹果酱放进冰箱，从碗橱里取下一只平底玻璃杯，揭开新一瓶诺布溪的蜂蜡。边柜上的便利贴上写着给梅尔·罗打电话：之后。旁边一张上面写着棉签！！！——就连这个词在他笔下那不容置疑的样子，都让她觉得曾以为自己也能写作这个念头很蠢。等到她再抬起头时，他已经坐在了他的椅子上，脖子坚忍地挺着，要不是还有着极其微小的翕动，他的后脑勺看上去就像是它自己的复刻蜡像。

她端着酒放到床边，横躺下来。画面无声地闪动，他们聚精会神地看着赛前分析，仿佛屏幕上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他们自己的寿数预报。第三场。季后赛史上最漫长的九局（4:20）。第五场：季后赛史上最漫长的比赛（5:49）。首轮五场比赛共计21个小时零46分钟。1864次投球。爱丽丝记下每支队伍的阵容，畅想了一会儿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生活，思绪又飘到了晚饭上。她的本能反应——就算不是天生的，那至少也要追溯到遥远的童年恐惧——是尽可能安安静静、一动不动地忍受甚至消解这些情绪。但波本威士忌显然是有别的想法。

“我喜欢这个颜色。”画面切成了洋基体育场的广角镜头，草坪被刈成了两种翠色相间的条纹，其实只是明暗略有不同。

过了几秒钟，埃兹拉用低沉而又平静的语调回答：“是啊，夜赛绿。”

轮到乔恩·利伯投球时，爱丽丝下床给自己添酒。“这会儿咱们把声音打开可以吗？”

太吵了，就好像前一天晚上他们是和一大群朋友一起看的比赛，所有人都在同时大笑和聊天。一名解说员有着轻微的南方口音，语调平和，有些恍惚，另一位是个男中音，音色浑厚，让人安心，和伟哥广告里的配音别无二致。他们滔滔不绝地谈论着牛棚、科特·席林的肌腱，以及天气带来的“不利条件”，声音充满了小小的房间，就像那些面目模糊的晚宴宾客在努力无视男女主人之间逐渐绷紧的气氛。天气预报：微雨。风速：14英里/小时，自西向东。映着朦胧的天际，她和埃兹拉的影子在他那盏昏黄的阅读灯下如同娃娃屋里被缚的囚徒般了无生趣。独自一人又在一起，在一起又独自一人……当然，他们并不是独自一人。埃兹拉的疼痛也和他们在一起。埃兹拉、他的疼痛，还有爱丽丝，一位难以容忍的使节，来自恼人的健康世界。

“目前是红袜队领先，四比零，由于某种技术错误，今晚的比赛将由AFN——美国军事广播网为您直播。AFN的朋友正在为一百七十六个其他国家、美国本土，当然还有海上舰艇中的美国军人提供报道。让我们跟远在异国他乡服役的男女战士们打个招呼，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

在看台上，三个把风帽拉起来挡雨的男人一边喝着塑料杯里的啤酒，一边擎着一个手写的牌子摇晃：刚从伊拉克回来。这里是第31战斗支援医院：上吧，洋基！

“这个国家里，没有哪座城市会比这里，”南方口音喃喃地说，“更能让我想到牺牲，想到我们今天享受的自由都是我们的战士……”瓦瑞泰克调整了一下护胸。“……好，好家伙。好样的领队。他击中了那个飞球……看看这个。看看这个家伙吧，想想他赢的所有那些比赛，做出的那些成绩……我们来看看现在的进展：他继续急走，进了队员席，换上全副装备，然后回到场上，尽可能接住科特·席林投出的球，好让他轻松挺到六局下半场……”

“拖着疲惫的双腿……”

“让你觉得他会是一个很棒的士兵……”

埃兹拉按下了静音键。

爱丽丝又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一口喝完了杯中的残酒。“你饿不饿？想叫个外卖吗？”

“不，亲爱的。”

“我明天给你带些棉签吧，如果你要的话。”

他弯下腰，在地板上找着什么。“谢谢你，亲爱的。”

“我希望他们别拍那里了。”

“什么。”

“他的袜子。让我恶心。”

埃兹拉吃了一粒药。

“我还以为你不能每天都吃。”

“谢谢，象脑[原文为Elephant Brain，常用来嘲笑人白痴。]小姐。”

“哇噢！你看到了吗？”

“什么？”

“阿—罗德给了他一下！”

他们看着球滚过界外线，杰特向本垒冲刺。“他往一垒跑动时，阿罗约过去触杀他，然后阿—罗德一巴掌把球拍出了他的手套！”

弗兰克纳出来申诉。裁判员们挤作一团。他们改判以后，纽约队的球迷嘘声一片，往球场上扔垃圾。

“我简直不能相信，”爱丽丝说，“幼稚得难以置信。”她看着埃兹拉，但埃兹拉看着屏幕。“我要是洋基队的会感到很丢脸，竟然想用这种手段赢球。”

“你要是洋基队的，”埃兹拉轻声说，“他们压根儿就进不了决赛。”

爱丽丝笑了。“咱们现在能把声音再打开吗？”

缓缓地，他转过脸来看她。“玛丽—爱丽丝……”

“怎么？”

“我很痛。”

“我知道。但是我能——”

埃兹拉往后缩了一下。“但你又能做什么呢？”

爱丽丝不是很肯定地点了点头。

“等等，”然后她说，“事实上我做了很多。我替你去扎巴，去杜安里德，在加时赛时去熟食店帮你买哈根达斯……”

“亲爱的，是你主动提出要做这些的。还记得吗？是你主动提出要在我不舒服的时候帮忙照顾我的。是你说‘无论你有什么需要，我都在你身边’，否则我根本不会跟你开口。”

“我知道。但——”

“你以为我喜欢这样？你以为我很享受年老体衰，病痛缠身，只能靠别人照顾吗？”

“操你妈。”爱丽丝说。

有好一会儿，只能听到随着电视屏幕由暗变明再由明变暗的闪烁而变换频率的静电噪声。爱丽丝用手捂住脸，久久没有移开，仿佛是在等待传送——抑或是在默默计数，给对方或者双方一个机会躲起来——然而等到她把手拿开时，埃兹拉仍旧在那里，依然保持着那个姿势：跷着腿，眼睛因痛苦而变得幽深，等待着。隔着一层泪光，他的脸变得模糊了。

“我该拿你怎么办呢，玛丽—爱丽丝？你想要我怎么对你？假如你是我，你会怎么做？”

爱丽丝又捂住脸，闷闷的回答从指缝间溢出。“像屎一样对我。”

回到家，邮箱里有一封哈佛学生贷款办公室寄来的信，感谢她全额付清了她的联邦帕金斯贷款。

红袜赢了。

没等爱丽丝开口，酒吧招待就给她斟上了瓶中的余酒。

爱丽丝把酒杯往边上移了一点，换了只手搁在膝盖上。

“你会下国际象棋吗？”旁边的男人问她，一口英伦腔。

爱丽丝转头看向他。“我有一个棋盘。”

“你会说法语吗？”

“不会。怎么？”

“国际象棋里有一个说法，表示棋手只是在原地把一个棋子摆正，而不是移动它的位置。”

“噢，真的吗？是什么？”

“J'adoube.”

爱丽丝点点头，抬头看着电视，端起杯子，这次，她喝了。

“嗨，”她说着，敲敲老板的门，“这是——”

他摔上了电话。

“抱歉，”爱丽丝说，“我不知道——”

“该死的布莱泽正和希利待在一起。”

他使劲儿地揉捏额头。爱丽丝把文件放在他桌上，离开了。

“问题在于，”她对那个名叫朱利安的英国人说，“他们从1986年起就没有打进过世界大赛。而且从1918年起就没有赢过世界大赛。有人觉得是因为‘圣婴’诅咒：他们认为这是对红袜的惩罚，因为他们把圣婴鲁斯卖给了纽约队。”

“洋基队。”

“是的。虽然现在也有了大都会队，不过他们直到六十年代才成立。”爱丽丝啜了口酒。“在此之前，大联盟只有八支球队。”

普荷斯靠一支内野安打站上二垒。

伦特里亚把球打向福尔克，福尔克封杀在一垒前，然后整个球员休息区的人都冲上了球场，不断有人跑过去加入庆祝的人群，跳到某人的背上，扑进别人的臂弯里，在空中挥舞拳头，把手指向天空感谢上帝。在看台上，相机像枪口一样啪啪啪地闪着火花。身在巴格达的士兵们穿着沙漠作战服庆祝胜利的卫星影像一晃而过，画面切回到美国银行赛后演出，巴德·塞利格为曼尼·拉米瑞兹颁发最有价值球员奖杯。一名记者问他有何感想。

“首先，你懂的，有一些消极因素，你懂的，我马上要被交换了，但是，你懂的，我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我相信自己，我做到了，你懂的，我很幸运，而且，你懂的，我证明了很多人都错了，你懂的，我知道我能做到，感谢上帝，我做到了。”

“你相信诅咒吗，先生？”

“我不相信诅咒。我认为每个人的目标都是自己确立的，并且我们做到了，你懂的，我们信任彼此。我们上场，我们放松地打球，我们用滚地球接杀的策略，我们做到了。”

爱丽丝看着她的手机。酒吧招待又给他们上了一轮酒。

“每个人的目标都是自己确立的。”爱丽丝讽刺地说，把手机放回包里。

“他说得对。”朱利安说着，把她拉过来，亲吻她。

她站在爱丽丝家的门口，手里拿着一瓶红酒，上面落满了灰，没有牌子，只有一排挤挤挨挨的希伯来字母，老太太的手略微有些哆嗦，仿佛是被一根弹簧连在身上的。“可以帮我打开这个吗，亲爱的？”

拔出来的瓶塞是黑的。

“给。”爱丽丝说。

“你想来点吗？”

爱丽丝走回料理台，把两个果酱瓶子都灌了半满，又走回去，安娜还站在刚进门的地方，略微有些哆嗦，睡袍上的雏菊印花已经褪色，翻领上有一块棕色的污渍，形状像佛罗里达。安娜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接过，似乎已经有阵子没有站着喝过东西了。

“我侄子今天自杀了。”

爱丽丝垂下她的杯子。

“……所以我需要来点红酒。”

“我能理解，”爱丽丝轻柔地说，“他多大了？”

“什么？”

“他多——”

“五十。”

“他病了吗？”

“没有。”

“他有孩子吗？”

“什么？”

“他有——”

“没有。”

她们都一口没喝，但即便如此，安娜还是一直垂着头盯着她的酒看，仿佛是想知道它什么时候才会起效。

“你今天投票了吗？”爱丽丝问。

“什么？”

“你投票了吗？选举总统？”

“我漂了吗？“

爱丽丝摇摇头。

“我能问一下……”安娜开始了。

“爱丽丝。”

“我知道。你一个人住吗？”

爱丽丝点点头。

“你不会觉得孤独吗？”

爱丽丝耸耸肩。“有时候吧。”

安娜的目光越过她，穿过走廊，落在阅读灯下一本摊在床上的《巴格达的陷落》（The Fall of Baghdad）上。餐柜上的收音机里，能听到有个声音在轻声播报：克里拿下了纽约，布什拿下了内布拉斯加。“但是你有男朋友对吗，亲爱的？生命中一个特别的人？”她那盛酒的果酱瓶子换了个角度倾向地板，她一直用双手捧着，就像神父捧着圣餐杯。

带着淡淡的悲伤，爱丽丝笑了。“或许吧。”

未知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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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门被用力关上。

“抱歉各位！”他从厨房窗户朝外面大喊，“你们预约的是明天！”

孩子们完全无视他，蹦蹦跳跳地走在石板路上，男孩驾驶着一只玩具巡逻船在空气中穿行，女孩拖着一对仙女翅膀，在夏日的艳阳下闪烁着紫水晶般的光泽。埃兹拉为他们扶着纱门，俨然是精灵们的管家。“奥利维娅！你长出翅膀来啦！”凯尔继续一蹦一跳地上台阶，一路跳进起居室，仰面瘫倒在埃兹拉的沙发凳上，大头朝下，头发垂到地面上，宣布：“奥利维娅有一颗牙齿松了！”

“真的吗，奥利维娅？”

奥利维娅点了点头。为了不压到翅膀，她尽可能地挨着沙发边坐。

“有多松？”

“灰常松！”凯尔说。

偷瞄了埃兹拉一眼，奥利维娅脸红了。

午餐时：

“埃兹拉？”

“怎么了亲爱了。”

“你是怎么变得这么老练的？”

埃兹拉放下他的酸黄瓜。“我怎么老练了？”

奥利维娅耸耸肩。“你穿很好的衬衫。而且你认识总统。”

一颗葡萄从凯尔的盘子上掉出来，滚到桌子边缘。“哇哦！”爱丽丝叫着，扑过去抓它。“逃跑的葡萄。”

“烧跑的福陶！”

“我没那么老练。”埃兹拉宣布。

“埃兹拉很努力，”埃德温从女儿的头发上拨拉下一小块薯片。“如果你努力学习，取得好成绩，总有一天你也买得起很好的衬衫。”

“还能见到总统？”

“还能当总统。”艾琳说。

“没错，”埃兹拉说，“吴总统。吴总统女士。你肯定比现在这个好得多。”

奥利维娅挖了一勺薄荷巧克力碎冰激凌送进嘴里，慢慢地蠕动下巴，若有所思，仿佛里面有某种异物。坐在爱丽丝腿上的凯尔放了个屁。

“哎呀。”爱丽丝说。

“哎呀。”凯尔咯咯地笑了，用勺子捂着嘴说。

在泳池里，他穿着龙虾印花泳裤，他姐姐身上那件过大的连体式泳衣松垂下来，露出色泽浅淡、如硬币般扁平的乳头，她妈妈正在用力把防晒乳揉进她的胳膊。“看。”奥利维娅命令道，在四颗黏满巧克力的臼齿的围护之下，那颗松动的牙齿被她的手指拨弄得前仰后合，宛如一个醉汉。

“哇，”爱丽丝说，“真的好松。”

天气很暖和，多云，有点闷，而埃兹拉坐在他的躺椅上，穿着长裤和长袖扣领衬衫，牛津鞋打了双结，膝盖上倒扣着一本翻开的《纵情永欢》（The Perpetual Orgy），头上松松地扣着一顶宾州阿尔图纳帽，上面的字母有点往里凹。“现在听好了，小家伙们，我在泳池里加了一种会把尿变红的药水。鲜红色！只要有人在泳池里尿尿，就会马上变成鲜红色。”凯尔皱着脸，偷偷地瞥了一眼身后的余波。

“马可。”爱丽丝说。

“波罗！”孩子们尖叫道。

“马可。”

“波罗！”

“马可！”

埃兹拉举起一只手。“不好意思，但请问这里有谁知道马可·波罗到底是谁吗？”

凯尔和奥利维娅停了下来，原地甩头，把鼻孔和嘴周的水抖掉，然后奥利维娅转头看向爱丽丝，甜甜地问：“你能带我去深水区吗？”

爱丽丝俯下身子，等到小女孩借助浮力攀上她的胯部，便开始向深处蹚去，直到脚碰不到池底，只能前后换着手扒着池岸的石板边借力前行。水越深，奥利维娅抓得越紧，缩在她的肩膀后面向外窥探，浑身打颤，仿佛刚看到下面有一艘恐怖的沉船。“呼救！呼救！”凯尔的遥控巡逻船追上她们，撞上她的胸部，爱丽丝大笑起来。

“别松手，奥利维娅。”她的母亲叫道。

抵达对岸时，女孩的四肢像老虎钳一样紧紧夹着爱丽丝。“感觉怎么样？”爱丽丝问。

“还好。”奥利维娅小声回答，牙齿不住地打架。

埃兹拉晃着跷起的那只脚，看上去有点无聊，问有没有人愿意讲几个笑话。

埃德温放下他的黑莓手机。“出生前的双胞胎应该叫什么？”

“子宫室友！”奥利维娅对着爱丽丝的耳朵尖叫。

“还不错，”埃兹拉说，“还有吗？”

凯尔试图站上浮板。“你知道这两个会生出什么来吗，巴王龙和……和呃……”[原文为：What do you get when you cwoss a Tywannosauwus wex with a... with uh... 这里想讲的是一个谐音笑话：What do you get when you cross a dinosaur with fireworks? DINO-MITE!]

“和什么？”

浮板突然翘了起来。“我忘了。”

埃兹拉摇摇头。“尚需努力。”

“饼干为什么要去医院？”奥利维娅说。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自己骨质疏松[Crummy用来形容饼干时是“酥脆”的意思，单独使用时多指“糟糕”“劣质”。]！”

凯尔咯咯地笑了，埃兹拉不满地呻吟一声。奥利维娅仍旧像藤壶一样吸在她身上，扭过头来看她，皱起鼻子。“尚需努力？”

“我有一个。”埃兹拉说，“在飞往火奴鲁鲁的飞机上，一个人对邻座的家伙说，‘打扰了，请问这个词应该怎么念，夏威夷还是夏灰夷？’‘夏灰夷。’另一个人说。‘谢谢。’第一个人说。然后另一个人说，‘不火气。’”

小家伙们盯着他看。

“没懂。”凯尔说。

“他讲得很有趣，”奥利维娅说，“是吗？”

“是的。”

“但是有趣的点在哪儿？”凯尔问。

“不在哪儿，”埃兹拉说，“忘了它吧。”

“尚需撸力。”艾琳说。

起风了，树叶不住地摇晃。但这并不能阻止孩子们教爱丽丝玩“鲨鱼吃小鱼”[Sharks and Minnows，一种水上追逃游戏，玩法类似老鹰捉小鸡。]，然后是“猴子在中间”[Monkey in the Middle，一种儿童游戏，具体玩法是两个人互相传球，一个人站在中间设法抢球。]，再之后是角色扮演，也就是他们轮流爬上她的背，用一根浮力棒抽打她的臀部和后腿，假装那是一条马鞭。

“你想要孩子吗，玛丽—爱丽丝？”艾琳问。

凯尔把浮力棒举到头顶，像甩套索一样挥舞着，水滴甩进了她的眼睛。“或许吧，”爱丽丝说，“等我四十岁了。”

艾琳抬起她的太阳镜，摇摇头。“四十岁就太老了。”

“我也听过这种说法。但我不敢太早生。我害怕它会……耗尽我。”

“玛丽—爱丽丝是个非常敏感的人。”埃兹拉说。

艾琳点点头，眯起眼看向天空。“我收回之前的话。倒不是说四十岁对于生孩子来说太老了，而是说五十岁对于有个十岁的孩子来说太老了。”

小雨润湿了石板地，埃兹拉撑起身子，拍拍手。“谁咬吃果冻甜甜圈。”爱丽丝和艾琳帮他们穿上袜子，理论上这样可以隔绝扁虱，孩子们发抖，哀鸣，呜咽，撒娇，越过她的肩膀朝即将离开的池水投去诀别般的一瞥，水面还在荡漾，此刻被雨点砸出了点点瘢痕。遥控巡逻船撞上了铝合金阶梯。浮力棒漂在水面上，像是刚从罐头里蹿出来的蛇。等到剩下的所有毛巾、托特包、几管水宝宝防晒霜、儿童护目镜都被一一收好，爱丽丝拖着步子走在草坪上，像一个疲惫不堪的海员，落在整个队伍后面：埃兹拉，独自迈着大步，走过开败了的紫荆丛；埃德温和凯尔，煞有介事地指着上岸处的什么东西；奥利维娅和艾琳，迈着如出一辙的八字脚。“看到那些树了吗？”艾琳对女儿说，四周雨声喧哗，像油在锅里炸开。“都是妈妈还是个小女孩时帮埃兹拉栽的……”

晚餐后他们玩拼字游戏。

奥利维娅穿着印有小美人鱼的睡袍，跪坐在椅子上，思考了很久很久，久到牙都要掉下来了，才终于伸出一只胳膊，在桌面上摆出她的方案，全程都紧张极了：BURD。

“错了，宝贝儿，”埃德温说，“应该是B-I-R-D。”

“啊，”奥利维娅呻吟一声，重重地瘫回椅子里，“我忘了。”

“别放在心上，宝贝，”埃兹拉说，“你只是还在新手期。”

埃德温摆出了FRISBEE（飞盘）。“十六分。”

“专有名词不行。”艾琳说。

埃德温收回FRISBEE，摆出RISIBLE（滑稽的）。“这个好，”爱丽丝说，“十三分。”

“这个怎么读？”凯尔问。

“读作risible。”艾琳说。

“什么是risible？”奥利维娅问。

“就是某种好玩的事，”爱丽丝说，“某种傻乎乎的，或者荒唐的，让人发笑的事。”她摆出一个PEONY（牡丹）。“十二分。”

埃兹拉摆出一个CLIT（阴蒂）。

爱丽丝用计分簿挡住嘴巴。艾琳睁大了红酒杯沿上方的眼睛。

埃兹拉往一边撇了下嘴，又检视了一遍手里的字母，然后沮丧地摇了摇头。“我只有这个了。”埃德温把头从黑莓手机上抬起来，咧嘴笑了。

“什么？”凯尔说。“这个怎么读？”

“读作clit。”艾琳咬字清晰地说。

“这不是一个词。”奥利维娅说。

“不，它是！”凯尔说。“clift是一个词。”

“没错，”埃兹拉看上去松了口气，“clift（悬崖）是一个词。”

“它是什么意思呢？”

“单词cliff的另一种写法。”

“还有Montgomery Clift。”埃德温说。

“专有名词不行。”艾琳重复道。“而且，这个词也不是这么读的。”

“管它呢，”爱丽丝大笑着说，“埃兹拉得十二分。”

奥利维娅从嘴里拿出一根手指，转过头来盯着她看。“你为什么遇见什么事都笑？”

“谁？”爱丽丝说。“我？”

奥利维娅点点头。“你遇见什么事都笑。”

“噢，”爱丽丝说，“我都没注意到自己会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一个理论。”埃兹拉摆弄着手里的小方块，说道。

“是吗？”

“我认为你笑是为了把事情变得容易一点。好让局面松弛下来。”

“什么是松弛？”奥利维娅说。

“就是你身上发生的这样。”埃德温说着，开始挠她肋骨上的痒痒肉。

“这是他的想法，”第二天早上，回到泳池后，艾琳说，“他是在天主教家庭长大的，就觉得每个人都该接受些宗教教育。但是每当需要向他们解释圣母玛丽亚是如何怀上耶稣时，我都很难忍住不笑。”

“妈妈！妈妈快看！”

“奥利维娅，袜子！”

身上依旧穿着那件睡袍，奥利维娅像一张鼓满风的船帆，绕过泵房来到石板路面上，嘴里喘着粗气，手上挥舞着一张纸币。“快看！看牙仙送了我什么！”

“哇！”埃兹拉说。“五十块钱！”

“太大方了。”艾琳说。

“我能自己留着吗？”

“请把它给你的父亲。然后把袜子穿上。”她走以后，艾琳直直地盯着埃兹拉。“五十美元？”

“怎么了？比起我给热狗小贩的，这点小钱根本不算什么。”

爱丽丝从她的书上抬起头来。“你给热狗小贩钱了？”

“是啊。”

“多少？”

他挥开一只苍蝇。“七百。”

“七百美元！”

“可你甚至都不爱吃热狗。”艾琳说。

埃兹拉耸耸肩。“我想拉他一把。帮朋友一把。他一直在跟我抱怨最近的日子有多难过，许可证的价格上调了，房东也在不停地涨房租，他还有一个老婆和三个孩子要养。他跟我说他下个月的账单都要付不起了，除非他能找到路子赚点外快。所以第二天，我又去了他的摊位，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告诉了我，然后我拿出了支票簿，他说，‘等下！那不是我的真名。’”

爱丽丝捧场地叹了一声。

“所以你看，我那会儿已经蒙了。但是管它呢。我给他开了张七百五十美元的支票。”

“我记得你刚说是七百。”艾琳说。

“不，亲爱的。七百五。”

“你刚说的是七百。”爱丽丝说。

埃兹拉摇摇头。“我最近有点爱忘事儿。”

“随便吧。”爱丽丝说。

埃兹拉举起双手。“打那之后，我就再也没看见过他。”

“我能问一句吗，这位热狗仁兄产自哪里？”艾琳说。

“也门吧，我猜。”他们看着凯尔大摇大摆地走下草坪，手上拎着一副脚蹼，还有玩具船的遥控器。埃兹拉看上去忧心忡忡的。“我可能刚给基地组织送去了七百五十块钱。”

“预备！[原文为法语：En garde！常用于击剑比赛中裁判提醒击剑手做好准备时。]”凯尔说着，扔下脚蹼，挥舞着遥控器的天线，朝他们划出一道弧线。

如中弹一般，埃兹拉突然仰面栽倒在草坪上，上面还摆着塑料躺椅什么的，他的头险些磕到一棵老云杉的树桩。凯尔开心极了，把遥控器往地上一丢，歪歪扭扭地摔了一个屁股蹲儿，也躺到了草地上。

“我没开玩笑，”埃兹拉说，依然保持着仰躺的姿势，“我的除颤器刚刚罢工了。”

“天哪。”艾琳说。

“你还好吗？”爱丽丝问。

“还好。没事。我觉得还好。就是……只是……有点震到了。”他边颤边笑，“字面意义上的。”

艾琳拎着遥控器的天线把它捡起来，扔进树丛里，仿佛那是一只死去的动物。“但我们还是应该叫医生过来看下，你说呢？保险起见？”

维吉尔抵达时，跑去车道上迎接他的是奥利维娅，扑闪着她的仙女翅膀。“哇哦！”她说。“你有多少岁了？”

爱丽丝回到家时，信箱里躺着：

一封陪审团传票。

一张“第三届火烧岛熄灯沙滩周末”的邀请函，收件人是之前住在这间公寓里的男人。

一张纽约市楼宇局的通知，大厅门上还用胶带贴了一份复印件：施工许可：Ⅰ类管道改造申请，将五楼现有的六（6）居列车式公寓区改建为两个独立的一（1）居公寓房。遵照规定进行总体施工，安装管道、天然气，以及内部装修。现有的公寓大门将保留。公寓到门厅的通道亦不作改动。

陪审团会议室里，坐在她身边的男人身穿一件T恤，上面印着：我不是反社会，我只是烦你。坐在她前面的另一个男人一边吃着蓝莓司康饼，一边向邻座的女人解释为什么有些穆斯林要想尽一切办法禁止绝大部分音乐类型。前一天他去了现代艺术博物馆，无意中听到一个讲解员向一群小学生介绍康定斯基作品中的“音乐性”，这令他想到了一组非常有趣的对照：“那些穆斯林，比起写实的艺术家们，他们显然会更喜欢康定斯基，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几乎都活在一种对音乐的不信任中，他们认为音乐的无目的性和它带来的感官享受会助长人性中更卑劣的倾向。”

“什么倾向？”旁边的女人问。

“淫乱。”男人说着，嘴里还在嚼，“肉欲。放纵。暴力。对于我那个保守得不得了的叔叔来说，打个比方”——他把膝盖上的碎屑扫到了地板上——“布兰妮·斯皮尔斯和贝多芬是一回事儿。他讨厌音乐，是因为它会更多地唤起动物性的激情，而削弱我们对智识的追求。”

“所以说，在餐馆里，要是他们开始放古典乐，你叔叔会用手捂住耳朵吗？他会起身走开吗？”

“不会，但他可能会觉得放任何音乐都蠢透了。”

你知道的越多，就越能意识到自己有多无知，爱丽丝心想。

九点二十分，一个矮个儿秃头男人站上房间正前方的箱子，介绍自己是书记员威洛比。“我的美国同胞们。早上好。请各位看一下自己的传票。我们想确认一下，你们每个人都没搞错时间和地点。你们的传票上写的应该是7月14号，中央街60号。如果有人手里的传票上写的不是这个，请带上随身物品去走廊另一头的办公室，他们会解决的。”

坐在爱丽丝后面的一个女人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还有。担任法庭陪审员的人必须是美国公民，必须年满十八岁，必须懂英语，必须是曼哈顿、罗斯福岛或大理石山的居民，不能有重罪记录。如果有人不满足上述条件，也请拿好随身物品去行政办公室。”

穿着反社会T恤的男人站起身来，走了出去。

“陪审员的履职时间为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午休时间为下午一点到两点。如果陪审员没有参与庭审，直到四点半还待在这个会议室里，那基本上就可以离开了。但要是法官还用得上你们，那我也没辙了，你们只好一直待到法官肯放你们走。一场庭审的平均时长为七天。有时候长一些，有时候短一些。现在，我们将放映一部培训短片[即陪审团职责指导电影《轮到你了》（Your Turn），由特德·施特格撰写并制作。]，请各位摘下耳机，合上书和报纸，拿出百分之百的注意力，万分感谢。”

电影开场，一片湖泊淡入画面。在一个彪悍卫兵的带领下，一帮中世纪村民成群结队地向湖边走去。

过去，画外音开始说，在欧洲，如果你被指控犯下罪行或行为不检，就必须接受他们所谓的神明裁判。这种理念首次出现是在约三千年前，汉谟拉比的时代。

麇集的村民分开，为一个手腕被绳子紧紧捆住的男人让出道路。两个卫兵将他推到水边。

现在卫兵们开始捆囚犯的脚，两名官员站在一边，无动于衷地看着。村民们则窃窃私语，满腹忧惧。之后，卫兵们将囚犯丢进水里。囚犯沉下去了。浮上来的是气泡而不是他。官员观察了好一会儿才示意卫兵们把他拉上来。村民们欢呼起来。

尽管正处于经前紧张期，情绪焦躁不已，爱丽丝还是蛮喜欢这部电影的。这令她想起之前上的社会学课，到最后对她的要求微乎其微，只有一条，不要觉得自己享有的公民自由是理所当然的，好像她真这么想过似的。背后的字幕还在滚动，威洛比就已再度登上木箱，像一个魔术师向观众展示道具都完好无损时那样，他举起一张传票，指导每个人沿着事先打好的孔线撕下之后要提交的部分。“不是那片。”他说了至少两遍，分别对着房间的不同方向。“是这片。”但每次，爱丽丝的视线不是被他蜷起的指节就是被他在指点的手挡住了，因此轮到她提交的时候，书记员接过去，天塌了似的嘶了一声，又把单子还给她，说：“错了，不是这片。”

“噢，抱歉。那我该怎么做？”

书记员一把扯回传票，从她的桌上扯过胶带座，把两片单子粘到一块，然后粗鲁地推了回去。“坐下。”然后，在示意下一个人上前时，还摇着头补了一句，“真费劲。”

十点三十五分，书记员威洛比开始点名。

“帕特里克·德怀尔。”

“若泽·卡多佐。”

“邦妮·斯洛特尼克。”

“赫尔曼·瓦尔茨。”

“拉斐尔·莫雷诺。”

“海伦·平卡斯。”

“洛朗·安热。”

“马塞尔·莱温斯基。”

“莎拉·史密斯。”

爱丽丝前面那排，那个有个不喜欢音乐因为它会唤醒动物性激情的穆斯林叔叔的男人正在读《经济学人》。爱丽丝拿出她的便携CD机，解开缠在一起的耳机线，按下了播放键。

“布鲁斯·贝克。”

“阿亨蒂纳·卡夫雷拉。”

“唐纳·克劳斯。”

“玛丽—安·特拉瓦廖内。”

“劳拉·巴思。”

“卡罗琳·库。”

“威廉姆·拜罗斯基。”

“克雷格·凯斯特勒。”

“克拉拉·皮尔斯。”

那是雅纳切克的CD，第一首曲子她听了三遍，每放一次，她都觉得自己更难以而不是更容易理解它的复杂性了。但是暴力？肉欲？一种轻微的、无差别的情欲似乎是她的默认状态，而音乐，或许就像酒精一样，能够赋予它一个肆无忌惮的出口……

“阿尔玛·卡斯特罗。”

“谢里·布隆伯格。”

“乔丹·利瓦伊。”

“萨布丽娜·张。”

“蒂莫西·奥哈洛伦。”

“帕特里克·菲尔波特。”

“瑞安·麦吉利卡迪。”

“阿德里安·桑切斯。”

“安杰拉·额。”

四点刚过，没被叫到名字的人接到指示就地解散，明早再来。爱丽丝回到她用来消磨午休时间的那个酒吧，点了一杯红酒，之后又点了一杯，然后把钱留在了报纸上，旁边就是头条标题，巴格达爆炸死亡人数高达27人，多为儿童，脚下虚浮地步入了路过的第一个地铁站。现在是高峰时段，为了避开在时代广场换乘时那漫长而窒闷的人潮，她选择在第57街出站，然后步行。她感觉眼睛过曝了，沿着街区走出一道类之字形的轨迹，仿佛还不太适应世界的第三个维度。热浪嗡鸣着从人行道的排水沟格栅涌出，地下世界被她的逃逸激怒了。头顶上，玻璃和钢铁的丛林在天空的映衬下令人目眩地晃动不已。紧跟在她后面的一个男人吹着不成调的口哨，声音细弱，被巨大、凝滞、像两个大贝壳一样扣在她耳朵上的城市噪音卷走了：风声低回荡漾，车轮飞驰着抢黄灯，出租车鸣响喇叭，巴士呻吟叹息，水管喷洒路面，板条箱被摞到一起，面包车滑上车门。木头鞋跟。一支排箫。请愿者虚伪的致意。气温已有华氏八十三度，但许多商店的店门依然支开着——你几乎可以看到昂贵的冷气夺门而出，又委顿在街头——响亮的音乐片段也纷纷涌出，像一只正在搜台的收音机：巴赫穆扎克[Muzak，一种轻快柔和的背景音乐，通常在商场、餐馆、机场、电梯、银行、医院等公共场所通过扬声器播放。]，披头士穆扎克，《依帕内玛》[即《依帕内玛女孩》（“The girl from Ipanema”），创作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萨诺瓦名曲。]，比利·乔，琼妮·米切尔，《多么美好的世界》（“What a Wonderful World”）。就连1/9号线入口处都隐约传来一个摇摆乐队低沉的比波普爵士……但接着，爱丽丝沿着楼梯来到地下，那声音变得响亮清晰起来，进而发展出了某种高度，一种上浮的特质，那种鼓声和管乐在露天里特有的回响。然后她看见了舞者们。

仿佛是当代的《弄臣》从剧院舞台上漫了出来，流溢到了广场上。在广阔苍白的天空下，是跟着音乐节奏晃动的胳膊和摇摆的臀部汇成的海洋，不时地，就有某一部分肢体被激情地甩出，简直要从身上飞出去了。由于沉迷、叛逆或是年迈，有几具躯体的动作要相对迟缓，但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继续舞动的坚定决心似乎是一致的。高男子和矮女人、高女人和矮男人、老男人和年轻姑娘、老妇人与老妇人在共舞。安检处附近，三个孩子绕着五月柱，也就是脚踩亮晶晶红色高跟鞋的妈妈跳来跳去。一些人独自起舞，或是和看不见的舞伴共舞，还有少数几个不合群的，在一个密闭领域里做着各种先锋性的尝试。少女们在自己胳膊搭成的桥下自如旋转，相比之下，柔韧性差一点的身体转到一半就卡住了，便顺势松开手，转而跳起了松松垮垮的查尔斯顿舞。剩下的则完全无视节拍，其中有一对老夫妇，舞步慢得简直像是在自家客厅。炎热的夏夜，《舞在萨沃伊》（“Stompin' at the Savoy”），五千市民平静地汇聚在好心忍住雨水的云层之下，那些不自觉就黏到一起的一对对男女似乎是成就这一切的关键，是使谵妄，使迷狂之眼成为可能的理智。这场幻梦中唯一的插曲，便是一个吉特巴舞者在经过一位老太太时绊了一下，轻轻地撞到了她的背上，但她却只是朝脚下和身后看了看，仿佛那里有一条她不想踩到的狗。

《唱唱唱》响起，爱丽丝转过身，继续朝上城方向走剩下的二十个街区。

到了埃兹拉家，她自己打开门，径直躺到床上。埃兹拉睁开眼睛。“亲爱的，出什么事了？”

爱丽丝摇摇头。埃兹拉担忧地注视了她一会儿，伸手探向她一侧的脸颊。“生病了吗？”

爱丽丝又摇摇头表示没有，盯着他身旁羽绒被上一篇摊开的书评看了许久。与她对视的是他的讽刺漫画像，眼睛挤在一起，下巴像是火鸡的肉垂。她把那张报纸扫到一边，解开凉鞋，把腿也缩上来，尽可能挨他近一些。她用一只胳膊圈住他的胸膛，把脸埋在他的肋骨上。他闻起来和平时一样，像是氯气，像艾凡达洗发水，还有汰渍洗衣粉。

粉色，接着是紫罗兰色，在天空中晕染开来。埃兹拉伸手把灯打开。

“玛丽—爱丽丝，”他说，带着一种极尽温柔的宽忍，“你的沉默总是很有效。你知道吗？”

她翻过身来，仰面躺着。眼里噙满泪水。

“我在这里度过了太多时间。”她终于说话了。

“是的，”又过了很久，他回答道，“我想这个房间将会永远印在你的脑海里。”

爱丽丝闭上了眼睛。

“亚历杭德罗·华雷斯。”

“克里斯廷·克劳利。”

“奈杰尔·皮尤。”

“阿贾伊·孔德劳。”

“罗伯特·瑟韦尔。”

“阿琳·莱斯特。”

“凯瑟琳·弗莱厄蒂。”

“布伦达·卡恩。”

爱丽丝不是唯一一个找到前一天的位子坐下的人，就好像换个地方重新开始的话，昨天的漫长等待就不算数了。有个穆斯林叔叔的那个男人的《经济学人》换成了笔记本电脑，屏保是他和某个和他有着相同肤色的人的合影，他们还有着同样的眉毛，同样弧度的下颚轮廓，穿着同一个牌子的防风夹克，互相搭着肩，背景是一片有着夸张大理石纹路的天空。在他们身后，棕色的山脉延伸到远方，覆满白雪的山顶上凌乱地凸起了一些三角形的尖峰。然后，一个Excel文件从屏幕下方涌了上来，用铺天盖地、令人眼花缭乱的空格取代了大自然。

“德文·弗劳尔斯。”

“伊丽莎白·哈默斯利。”

“坎昌·卡玛坎达尼。”

“辛西娅·沃尔夫。”

“奥尔兰达·奥尔森。”

“娜塔莎·斯托。”

“阿什利·布朗斯坦。”

“汉娜·菲尔金斯。”

“扎卡里·江普。”

有时候，一个名字会被反复叫到，因为它的主人去了男厕所，或是在中庭舒展他的胳膊腿儿，或是睡着了。只有一次，那个人根本没能现身，房间里一时哗然，陷入了集体恐慌。谁是这个擅离职守的阿马尔·贾迈利？他能有什么理由翘掉美国庭审？然而，爱丽丝却有点嫉妒这个阿马尔·贾迈利，恨不得自己也在某个身外之地。成为别的什么人。

“伊曼纽尔·加特。”

“康纳·弗莱明。”

“皮拉尔·布朗。”

“迈克尔·费尔斯通。”

“阿比盖尔·科恩。”

“珍妮弗·范德霍芬。”

“洛蒂·西姆斯。”

“萨曼莎·巴吉曼。”

爱丽丝抬起头。旁边的女人打了个呵欠。

“萨曼莎·巴吉曼。”

又有几个人昂起头，四处张望。爱丽丝把膝盖上的传票翻了个面，皱起眉头。

“萨曼莎·巴吉曼……”

坐在她前面的男人刚回来没多久，正在用掌根揉着一只眼睛。威洛比轻蔑地扫视一圈，然后摇摇头，写了些什么。

“……普鲁瓦·辛格。”

“巴里·费瑟曼。”

“菲利西娅·波格斯。”

“伦纳德·耶茨。”

“肯德拉·菲茨帕特里克。”

“玛丽—爱丽丝·道奇。”

爱丽丝还没缓过神来，就跟着大家穿过一道没有窗户的走廊，走进一个房间，一份份问卷就是在那里被分发和填写，整个过程几近无声，偶尔夹杂着几声运动鞋踩地的吱嘎声，或者抽鼻子、清嗓子和咳嗽的声音。办事员摩挲着下巴，浏览每个人的答卷，几个不合格的被打发了，其余的人被领到隔壁的一个房间，接受律师的单独问询。

“你被起诉过吗？”

“没有。”

“你起诉过任何人吗？”

“没有。”

“你曾经是某个罪行的受害者吗？”

“应该没有吧。”

“你不知道？”

“我不太确定。”

“渎职？”

“没有。”

“强奸？”

“没有。”

“盗窃？”

“好吧，或许有。但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

“上面说你是一名编辑。”

“是的。”

“哪种编辑？”

“主要是虚构作品的。但是我打算下周提离职申请。”

律师瞥了一眼手表。“这是个毒品案子。你吸毒吗？”

“不。”

“你认识的人里有吸毒的吗？”

“没有。”

“一个也没有？”

爱丽丝在座位上动来动去。“我继父在我很小的时候吸过可卡因。”

律师抬起头。“真的？”

爱丽丝点点头。

“在家里？”

爱丽丝又点点头。

“他对你使用过暴力吗？”

“没有，对我没有。”

“但是对其他人有？”

爱丽丝眨着眼睛看了律师一会儿，然后回复道：“他不是什么坏人。他只是日子过得不顺心。”

“那你的父亲呢？”

“我父亲？”

“他吸毒吗？”

“我不知道。应该不吸吧。我们不在一起生活。”她的声音颤抖着。“我也说不准。”

“我很抱歉，我——”

“没事儿。”

“我并不想——”

“你没有。”

“我不是——”

“我知道。你没有。你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累了。感觉最近都不是很顺。

“啾啾？”

“唔？”

“你在哪儿？”

“在家。”

“你在干吗？”

“睡觉。你还好吧？”

“我的胸口很痛。”

“噢，不。你给普兰斯基打电话了吗？”

“他在圣卢西亚。他的秘书建议我去长老会医院。”

“她说得对。”

“亲爱的，你是在开玩笑吧？”

“当然不是！”

“你要我在周六晚上八点去一个位于华盛顿高地的急诊室？”

出租车的窗外，上西区变成了哈莱姆区，哈莱姆区又变成了一个她叫不出名字的街区，然后是一大片荒地，路边有熟食店、美发沙龙、一元店、非洲编发、天主教堂，以及擦着几痕淡彩的天空，和中西部的差不多。在第153街，他们的司机突然急刹车，以闪避一只在三一公墓和詹金斯殡仪馆间的车道上空飞舞的塑料袋。从剧震中缓过来后，爱丽丝把埃兹拉的拐杖扶正，这时他礼貌地向前倾身。“不好意思，先生！能麻烦你稍微开慢点吗？我想到了医院再死。”

他们坐在候诊厅里等了一个多小时，看着两个女孩趴在地板上给蝴蝶上色，还有一个女孩靠在一个大肚子孕妇的胳膊上，一动不动。然后有个穿着绿色护士鞋和紫红色医护工作服的年轻韩国女人叫埃兹拉去做心电图，之后又把他停靠在一个狭长的房间里等，那里的隔板远不足以隔开几十个躺在轮床或坐在轮椅上的男男女女，其中大部分都是黑皮肤老人或西班牙裔老人，身上还穿着居家的睡衣睡袍和拖鞋。有些人睡着了，那样子就像是在试图分辨，比起在这个荧光灯嗡嗡作响的监狱里再待上一小时，是不是干脆死掉要更好一点。其他人看着年轻的护理员们来来回回，一脸茫然，甚至带有一丝惊叹，说明这并不是他们有生以来最糟糕的星期六晚上。埃兹拉待在他的泊位，胳膊上输着葡萄糖，几英尺开外有个散发着异味的男人，穿着脏兮兮的裤子，眼睛布满血丝，很是自来熟地在过道里来回穿梭。“坐下，克拉伦斯。”一个护士经过时对他说。

“我就知道会这样。”埃兹拉说。

十点刚过，他们的护士回来了，说她和普兰斯基的办公室通过电话了，他的心电图没有显示出任何异常，但保险起见还是希望他留院观察一晚。一反之前的例行公事，她的态度变得很少女，甚至有点轻佻：“顺便说下，我妈妈是你的狂热粉丝。我要是没告诉你《反复出现的包袱》（The Running Gag）是她最爱的书，她一定会杀了我的。”

“好的。”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还痛吗？”

“对。”

“和之前一样，还是更严重了？”

“一样。”

“大概是什么感觉？”

埃兹拉的一只手飘了起来。

“放射性的？”爱丽丝说。

“没错。放射性的。射入我的脖子。”

护士皱了皱眉。“好的。我想想有什么办法。还有别的问题吗？”

“我能要个单间吗？”

“那得加钱。”

“没问题。”

对面的小单间里，一个女人从包里掏出一串念珠，捻了起来，躺在她身边的男人在不住地蠕动和呻吟。另一对夫妇穿着同款大都会队运动衫，正在合力祈祷，双手紧扣，抵住前额，如此全神贯注，就连克拉伦斯晃悠到了跟前也无法打断他们施咒。“耶稣啊！”男人说着，把手放到伴侣的腹部，“快让这疼痛终止吧！”埃兹拉着魔似的看着，眼睛发亮，嘴巴微张，他对人性永无餍足，只要它睡在另一间屋子里。

“你的嘴巴张开了。”爱丽丝说。

他闭上嘴，摇摇头。“我讨厌这个。我哥哥去世前一年就变成了这样。看着特别吓人。只要看到我这样，亲爱的，就提醒我快停下来。”

“不！”

“不用太把它当回事。说一声‘嘴’就行。”

爱丽丝站起来，走到窗帘边缝儿那里。埃兹拉看了看表。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隔壁那间公寓正在出售？”他问道。

“多少钱？”

“你猜。”

“猜不出来。四十万？”

埃兹拉摇摇头。“一百万。”

“你开玩笑的吧？”

“我没有。”

“就那么个开间？”

“一个小两居。但确实。”

爱丽丝冲他点点头，又把头扭回窗帘那边，往两侧看了看。

“我之前没见过你穿牛仔裤。”

“是吗？你觉得怎么样？”

“走几步看看。”

爱丽丝把窗帘整个儿拉开，一直走到一推车的便盆那里才停下，转身。克拉伦斯在他自己的隔间外鼓起掌来。“她漂亮吧？”埃兹拉喊道。等到爱丽丝再走回来，他一边伸手去够她的胳膊，一边说：“所以我该怎么办呢？”

“什么怎么办？”

“那间公寓。”

“那间公寓怎么了？”

“我应该买下来吗？”

“为什么？”

“这样就不会有家里有婴儿的人搬进来了。我还可以把中间那堵墙敲掉，变成一个大房间，这样一来，咱们的空间就大得多了，亲爱的。在这个城市里，我们需要更大的空间，真的。”

穿着大都会队运动衫的男人指了指一条推文。他旁边的女人大笑起来。“别这样，”她捂着肚子说，“会痛。”

“嘴。”爱丽丝说。

埃兹拉啪地合上嘴，像口技师的人偶，过了一会儿他攥住爱丽丝的手。“宝贝儿，真不想因为这个麻烦你，但我刚想起来，我该吃药了。”

在第125街，两个带着萨克斯管的黑人上了地铁，然后在过道里展开了对决。他们踮着脚尖靠近对方又分开，就像一个孤独的镜中人，这场二重奏起先很舒缓，然后开始加速，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混乱。车厢里其他人开始点头，拍手，欢呼，吹口哨；一个二头肌上文着一朵滴血玫瑰的男人一跃而起，开始跳舞。有些人相信异端邪说，因而歪曲了圣言，爱丽丝脚边的小册子警告说。另一边写着：什么人才最热衷于将别人引入歧途？前一天晚上，在他的浴缸里，她的一小团血块滑了出来，水彩般舒展开。埃兹拉已经放上了一张巴赫组曲——它的套壳还在沙发凳上敞着——又给她拿了杯诺布溪。他在正对着除颤器的那片皮肤上贴了一片新的芬太尼透皮贴，然后他的手久久停留在那里，久到足以背诵一遍《效忠誓词》。爱丽丝看着他刮掉胡子。他的眼科医生给他开了些调节眼压的滴剂，却引起了他的过敏反应，睫毛周围的皮肤变得像纸一样薄脆干裂。躺在床上，他们阅读，埃兹拉读济慈，爱丽丝读《泰晤士报》上一篇讲上周地铁爆炸事件的文章。到了十一点十分，灯熄灭了，电梯静止了，流光溢彩的夜空也被他用来调和晨光的亚麻帘子滤得暗淡了。为了减轻背部的疼痛，他睡觉时把一个海绵枕头垫在了膝盖下面。凌晨四点钟，为了缓解痛得几欲呕吐的腿抽筋，爱丽丝起身去卫生间吃了一片他的药。躺在她掌心里的小圆筒上写着：每隔4—6小时服用一次，或在疼痛发作时服用。刚吞下的那枚药片平滑的椭圆形表面上有WATSON 387的机刻字样。如果有一枚药能让她成为一名生活在欧洲的作家，而另外一枚药能让他活下来，并且永远爱她，直到她死去那天，她会选哪个？她曾在这个卫生间里数出二十七种不同的药片分装瓶，上面有着各种科幻的名字，从阿托品到雷尼替丁，以及一连串火力强劲的祈使句：每日1片，或按需每隔6—8小时服用一次。首月每日睡前口服1片，每月增加1片，直到增至4片。首次服用2粒，然后每8小时服用1粒，直到症状消失。每日1片，溶于一杯水后饮下。饭后服用。避免与柚子或柚子汁同服。未经医生知情同意，请勿服用阿斯匹林或含有阿司匹林的药物。冷藏保存，使用前需摇晃均匀。开车时慎用。避免日光灯照射。不可冷冻。避光。避光防潮。避光密封保存。充分饮水。完整吞下。无处方者不可购买或服用。不可咀嚼或碾碎……诸如此类，没完没了，令人作呕，尤其是，当你想到这么多实验室里造出来的药物在你的肠道里混作一团，总量还在不断增长——那些话将余生中的相当一部分缩减为在药店排队，盯着手表，倒水，等待，计数，然后吞下药片。

她离开时他待的位置现在是一个老妇人，嘴里嘟哝着西班牙英语。一位接待员领着爱丽丝来到了住院部，她发现埃兹拉正靠坐在一个灯光柔光的房间里，窗外是灯火明灭的河景，他的衣服叠成一堆放在暖气片上，身上穿着挺括的婴儿蓝病号服，带子在脖子后面扎了个蝴蝶结。他的手被固定在床单的边沿，此刻正兴致盎然地抬眉看着一个身穿白大褂的女人，一条白金色的马尾沿着她的脊背垂到腰际，她正在安慰他，说他的胸痛可能只是因为有点胀气。但他的血压有点高，所以她很高兴他能留院观察一晚，这样他们就能照看他了。埃兹拉眉开眼笑。

“玛丽—爱丽丝！这位热纳维耶芙正要去帮我买鸡肉餐呢，你想来点什么？”

热纳维耶芙离开后，爱丽丝把他的药袋放在床上，在他清点里面的药片时坐到了窗边的椅子上。一架飞机的光进入窗口的左下角，而后继续描画它的航线，慢慢地、稳稳地，像一辆正在爬升的过山车。爱丽丝看着它，直到它从窗口的右上角离开。与此同时，另一只闪烁的信标也出现在左下角，开始沿着同一条隐形的路线做一模一样的爬升。

埃兹拉吞了一粒药。“去吧，小阿夫唑嗪，勇往直前，去找我所有那些亲爱的朋友……”

第三架飞机出现的时候，爱丽丝转头不再看窗户了。“你的眼睛在出血。”

“没事的。眼科医生说确实有可能会这样。别担心，亲爱的。它是在好转，而不是恶化。”

一个小个子华裔女性拿着一块写字板进来了。“我有些问题要问你。”

“来吧。”

“上次排尿是什么时候？”

“大约半小时前。”

“上次排便？”

埃兹拉点点头。“今天早上。”

“除颤器？”

“美敦力。”

“药物过敏？”

“有。”

“对什么？”

“吗啡。”

“什么反应？”

“产生了幻觉。”

“病史？”

“心脏病。脊柱退行性关节病。青光眼。骨质疏松。”

“就这些？”

埃兹拉笑了。“暂时就这些。”

“你的眼睛在出血。”

“我知道，不用管它。”

“紧急联络人？”

“迪克·希利尔。”

“医保代理人？”

“还是迪克·希利尔。”

“这位是？”

“玛丽—爱丽丝，我的教女。”

“她今晚会陪你吗？”

“没错。”

“宗教信仰？”

“没有。”

护士抬起头。“宗教信仰？”她又重复一遍。

“没有宗教信仰。”埃兹拉说。“无神论者。”

护士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才转头问爱丽丝。“他是认真的吗？”

爱丽丝点点头。“我觉得是。”

她又转头问埃兹拉。“你确定吗？”

被单下，埃兹拉的脚趾蜷了起来。“是的。”

“好吧——，”护士说着，歪过头写下这桩可怕的错误。她离开后，爱丽丝问：“他们问这个干吗？”

“这么说吧，如果你说你是天主教徒，等你看起来快不行了，他们就会派个神父过来。要是犹太人，他们就派个拉比。”

“那要是无神论者呢？”

“他们就派克里斯托弗·希钦斯过来。”

爱丽丝把脸埋进双手。

“白人姑娘里笑点最——”

“埃兹拉！”

“怎么！”

“我没法……”

“你没法什么？”

她把手从脸上拿开。“这样！”

“我没懂，亲爱的。”

“就是……太……难了。”

“你打算现在跟我说这个？”

“不！我不是要说这个。我不会就这么离开你的。我爱你。”这点倒是真的。“你教会我这么多，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只是没法……这样太不……正常了。”

“谁想要正常？不会是你吧。”

“不，我想说的不是正常。我的意思是……对我比较好。此时此刻。”她深深地吸了口气。“如果我和你在一起……”

埃兹拉利落地摇摇头，就好像她刚刚把他错认成了别人。“亲爱的，你累了。”

爱丽丝点点头。“我知道。”

“而且吓坏了，我觉得。但我们会好的。”

爱丽丝吸吸鼻子，又点了点头，然后说：“我知道。我知道。”

他若有所思地看了她一会儿，眼睛下面的血斑像是一滴凝固的眼泪。然后他体贴地做了一个鬼脸，身子微微抬起，好调整他的枕头。爱丽丝抹了抹脸，赶紧过去帮忙，过程中还捞出来一个滑到他背后的遥控器。“噢！”埃兹拉欢快地说，拿起遥控器。“这儿有台电视。”他把遥控器掉了个头，对准屏幕，按下电源键，一路换台直到比赛的高潮。九局下半，纽约队满垒。

他们看着伦特里亚三振出局。

“嘴。”

奥尔提兹击出一球，被杰特接杀；埃兹拉翻过一只手，摊在床上，邀请爱丽丝把手搁到他的掌心上。他仍然盯着屏幕。“爱丽丝，”他冷静地说，“不要离开我。不要走。我希望生活中能有个伴儿。你知道吗？我们才刚刚开始。没有人能像我这么爱你。选择这个。选择冒险，爱丽丝。这就是冒险。这就是危险本身[原文为：This is the adventure. This is the misadventure.]。这就是生活。”

护士走了进来，给他们带来了医院的鸡肉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