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从哪里来的？

洛杉矶。

一个人？

是的。

此行的目的是？

去看我的哥哥。

你的哥哥是英国人？

不是。

那这是谁的地址？

阿拉斯泰尔·布伦特。

阿拉斯泰尔·布伦特是英国人吗？

是的。

你打算在英国待多久？

待到星期天上午。

你打算在这里做些什么？

见见朋友们。

只住两个晚上？

是的。

然后呢？

飞伊斯坦布尔。

你哥哥住在伊斯坦布尔？

不。

那他住在哪里？

伊拉克。

你要去伊拉克看他？

是的。

什么时候？

周一。

怎么去？

从迪亚巴克尔坐车去。

你打算在那里待多久？

在迪亚巴克尔？

不，在伊拉克。

待到十五号。

然后呢？

飞回美国。

你在那里做什么？

在美国？

是的。

我刚写完毕业论文。

哪方面？

经济学。

所以你正在找工作？

是的。

在美国？

是的。

布伦特先生是做什么的？

他是一名记者。

哪种记者？

驻外记者。

你会住在他那里？

是的。

就是这个地址？

是的。

只住两晚？

是的。

你以前来过英国吗？

是的。

你的护照上没有任何印戳。

这本是新的。

旧的那本呢？

覆膜张开了。

什么？

这层掉了。

上次来是什么时候？

十年前。

来做什么？

在一个生命伦理委员会实习。

你有签证？

是的。

工作签证？

是的。

带了吗？

没有。

带去伊斯坦布尔的机票了吗？

没有。

为什么没带？

是电子机票。

行程单？

没打出来。

好吧，先生。能麻烦你在这儿坐一会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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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在卡拉达怀上的我，但我是在科得角那个大拐弯的高空之上出生的。飞机上唯一的医生是我父亲，一名血液病及肿瘤学专家，上一次给人接生还是1959年，在巴格达医学院。为了给剪脐带的剪刀消毒，他用了一小杯装在随身酒壶里的威士忌。为了让我呼吸，他啪啪地猛扇我的脚心。感谢真主！发现我是个男孩之后，一个空姐高呼。愿他成为七个当中的一个！

故事讲到这里时，我的母亲总是会翻个白眼。很多年来，我都以为这是对祖国重男轻女陋习的鄙视，如果不只是在为还好没生后面那五个不知性别的孩子而感到解脱的话。然而，那时九岁的哥哥则有另一套说辞：她之所以翻白眼，是因为在整个航程中那些空姐越过她给老爸点烟时都快趴在她身上了。在萨米的版本里，那瓶威士忌也是父亲自己的。

因为我的国籍问题，移民局的官员们挠了三个星期的头。我父母都出生于巴格达。（萨米也是，他和库赛·侯赛因[Qusay Hussein，萨达姆·侯赛因的次子，出生于1966年5月17日。]同一天出生。）我们乘坐的那架飞机隶属于伊拉克航空公司，联合国认为，在飞机上出生的婴儿的国籍应为该飞机的注册国。另一方面，我们移居美国时适逢一个相对仁慈的时期，而且即便是在今天，在美国领空出生的孩子也有权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不管这架飞机属于谁。最终，我获得了两个国籍：两本护照，有着两种颜色和三种语言，尽管我都不太会说阿拉伯语，而且快满二十九岁时才学会第一个库尔德词语。

就这样：两本护照，两个国籍，没有故土。我曾听说，或许是作为对这种无根性的补偿，在飞机上出生的婴儿可以终生免费乘坐该航班。这是一个动人的想法：负责把你送来人间的鹳鸟依然属于你，你可以乘着它去往这里，那里，任何地方，直到你回到天上那片巨大的盐沼。然而，据我所知，我并未获得这项福利。更不用说占了多大便宜了。我们先是经由安曼偷偷落地。然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所有美国护照持有者都被禁乘伊拉克鹳鸟，长达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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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法里先生？

我朝她走过去。

我想再跟你顺一遍行程。你是从洛杉矶过来的，对吗？

对。

你订了一张周日飞往伊斯坦布尔的机票。没错吧？

对。

你知道这是哪个公司的航班吗？

土耳其航空。

你知道你的航班几点起飞吗？

上午七点五十五分。

到达伊斯坦布尔之后呢？

大概五个小时的中转。

然后呢？

飞往迪亚巴克尔。

哪个公司的航班？

还是土耳其航空。

几点？

我不确定。应该是六点左右起飞。

然后呢？

在迪亚巴克尔落地，等司机来接我。

司机是谁？

我哥哥认识的某个人吧。

伊拉克来的？

对，从库尔德过来。

司机会送你去哪里？

苏莱曼尼亚。

你哥哥住在那里？

没错。

开车需要多久？

大概十三个小时。

但是你从来没见过这个人？

司机？没见过。

会有危险吗？

不乏这种可能。

你一定很想见到你的哥哥。

我笑了。

这有什么好笑的吗？这位入境检查员问道。

没什么，我说。确实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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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美国的第一个家位于上东区，一间位于五楼的一居室，在一栋没有电梯的老旧经济公寓楼里，这栋楼属于康奈尔医学院，我父亲的新雇主。萨米睡在沙发上。我睡在纽约医院的保育箱里。等到我重了五磅，我母亲也开始固执地认为人潮汹涌高楼林立的曼哈顿就不是个养孩子的地方，于是我们搬到了湾脊区，在那里，我父亲的住房补贴足以租下一个两层楼房的整个二层，窗栅花箱里种着栀子花，长长的阳光露台上刚铺好草皮。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在这个露台上，我刚从午睡中醒来，伸手想去摸一只正在铁栏杆上表演高空走钢丝的猫，结果被嘶嘶低吼着的它赏了一记耳光。能佐证这段记忆真实性的宝丽来相片不下七张，上面是我被抓花的脸，尽管偶尔我确实会怀疑，自己真的是从午睡中醒来的吗，抑或只是从长达四年的婴儿期记忆缺失中苏醒？我母亲说，这件事就发生在她与萨米带我去城里看《彼得潘》的那天。我对此的全部记忆就是桑迪·邓肯朝我们猛冲过来，身上绑着威亚，就像是受难的耶稣——但也只有这个了，只是一张内心的底片，没人提示的话，我当然不会把它和我脸上的伤痕联系起来。

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问题：我母亲为何要带还不怎么记事的我去看一场百老汇演出？

上次和哥哥见面还是2005年初，他说做父母的无从得知他们孩子的记忆会在何时苏醒。他还说头几年的遗忘不可能完全恢复。生命中有许多东西都只能以片段的方式留在记忆里，如果它们能留下的话。

有什么是你不记得的？我问。

有什么是我记得的？你记得去年发生了什么吗？那2002年呢？1994年呢？我不是指报纸头条。我们都记得那些划时代的大事，犯罪案件之类的。中学一年级英语老师的名字。自己的初吻。然而，一天天的，你都在想些什么？你意识到了什么？你说了什么？你在大街上或者健身房里遇到了谁，这些相遇如何巩固或动摇了你原有的想法？1994年，我还在吉哈德地区，我很孤独，虽然我不确定当时有没有意识到。我买了一个笔记本，开始写日记，一条典型的早期条目是这样的：“上学。和纳乌法勒吃烤肉串。在HC玩宾果。上床睡觉。”没有感受。没有情绪。没有想法。每一天都以“上床睡觉”结束，就好像我有试过用其他方式来终结这一天似的。我那时一定对自己说过，听好了。如果你真的打算把时间花在这上面，你就得按正确的方式来。写下你的感受，你的思考，究竟是什么使这一天变得独一无二，或者这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一定和自己有过这番讨论，因为没过多久日记就变长了，也有了更多细节和分析。最长的一篇显然是我和扎伊德关于克劳迪娅·希弗的争论。我还写过至少一次关于如果没有回伊拉克生活将会怎样的冗长段落。然而，即便是后来那些文字，也有种僵硬的质感，就好像我写的时候满脑子都是别人会怎么看。大概六个星期之后，我放弃了——把日记本装进盒子，之后二十年都没再管它。重新翻开它以后，我只得强逼自己去读。我的笔迹看起来如此幼稚，如此愚蠢。我的“想法”十分难堪。更令人沮丧的是，有太多的内容都已经无从辨认了。我不记得和扎伊德争论过什么。不记得我曾在狩猎俱乐部消磨过那么多个周五的夜晚。我不记得自己曾经渴望，更别提仔细想象过回到美国后的生活。这个在一个“凉爽”的四月周二和我一起喝茶的莱拉是谁？就好像我在几周几周地逐次失去记忆。

我问他最初是怎么想到要写日记的。

或许，他说，我的孤独感太强烈了。或许我以为，把事情写下来，把我的存在用白纸黑字记录下来，就可以抵消我的……我的消失。我的被抹除。你知道那句老话：在世上留下印记。但我要告诉你，我的弟弟，这个日记本是一个非常悲伤的印记。

不管怎么说，你后来还留下了别的印记。

萨米点点头。很小的印记，没错。

而且你现在有了扎赫拉。

那是四年前，在苏莱曼尼亚，萨米家的后院，尽管刚进一月，气温已经将近十六度了。我们传着一碗椰枣吃，把果核丢到刚刚抽芽的番红花花圃上。两星期后，萨米和扎赫拉结婚了。他们现在有了一个小女儿，亚丝明，扎赫拉觉得她的嘴巴像萨米，但眼睛像我。我同意关于嘴的部分。大大的嘴巴，不笑的时候嘴角也会微微翘起。然而，我们的眼睛除了都是深浅不定的绿色外，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我的总是定格为一副愁苦、怀疑的表情，而亚丝明的似乎永远悬在一种奇异的忧郁中。在上翘的嘴巴和哀伤的吊眼角之间，她看起来像是同时戴着两副戏剧面具。我最近把她的一张照片设成了笔记本电脑的桌面，每天早上坐下打开它时，我都觉得自己发现了小侄女脸上悲剧与喜剧的比例在一夜之间的细微调整。它所能覆盖的情绪光谱是如此地广阔，你可能会觉得，没有多年的观察和经验是不可能做到的——然而，没错，她只有三岁，这让你不由得怀疑，我们当中会不会偶尔有人出生时的记忆开关就是打开的，并且永远不会忘记任何一件事。

有什么是我不记得的？很多。细数这些失忆片段的总和让我呼吸急促。但就我的经验而言，把事情写下来同样无济于事，除非是在这个意义上：花在记录上的时间越多，花在做那些你不想忘记的事上的就越少。

你或许会觉得，没有人会比我的哥哥更难以抹除了。一个高大壮实的男人，尤其是穿上白大褂之后就显得更高大更壮实了，嗓音洪亮，思维活跃，平均每天要吃四顿饭。听到他说什么要抢先一步阻止自己的消失时，我笑了。我说这让我想起《不可思议的收缩人》，格兰特·威廉姆斯从一格窗纱里爬了出去，对着缓缓入侵的静滞的银河道出他的结尾独白：如此接近，无穷小与无穷大……比最小还要小……对于上帝来说没有什么是零！我依然存在！但消失的是谁？不是那个笑声低沉的男人，不是那个弹钢琴时随便动动手指头就能跨八度的男人。我最后一次见到哥哥时，他像个巨人一样靠坐在塑料花园椅上，咧嘴一笑，把肱二头肌上看不见的尘屑掸掉，然后抬起脸，目光扫过向西飞驰的云彩，像是在看一出跨越整个库尔德天空的出埃及记。有那么一刻，他看起来那么像是一个向世界施加力量的生灵，而不是相反，如果说这样的一个他，仅仅是因为没能匆匆记下上床睡觉的时间和宾果游戏的胜负就会消失，在我看来实在是太荒谬了。但后来，他真的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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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坐在那里等了二十五分钟之后，我起身问另一个检查员能不能去厕所。这是一位年轻女性，戴着淡紫色的头巾，涂着厚厚的睫毛膏，这让她原本饱含同情的眼睛看上去有点像蜘蛛。她将信将疑地找了一个男性检查员陪我。这个男人比我矮几英寸，出于某些原因，他选择走在我后面约一英尺远的地方，这让我感觉自己像是在带一个小孩去厕所，而不是有人在陪我。

只有在经过一个无人的检查站时，我的看护人才加快了脚步。当然，如果不是丧心病狂，没有人会在没带护照的情况下逃过关卡。而且就算你溜了进去没被逮到，因为没有护照而被困在英国时又该怎么办呢？倒卖走私货，或者在穷乡僻壤给人打啤酒，一直干到死？我的护照被收走了，换来了证明我被拘留身份的半张纸。我正双手捧着这张纸条走进男厕所，仿佛那上面印着小便和冲水的操作指南。我的看护人没有在外面等，而是跟着我进来，主动接过我手上的纸条，然后就站在洗手池旁边，把口袋里的硬币拨得叮当响，而我在排空膀胱之后，还慢慢悠悠地用肥皂洗了手，仔细冲洗并擦干了双手。也算干了点事儿。查收手机短信本来也是件正事儿，但我收不到信号。返回我的座位后，我的看护人没说话，只是冲我点了点头，便回到他的岗位上去了，在那里排着队的是欧盟成员国公民。就在我面前，一次又一次，护照被呈交，翻页，盖章，归还，证明其真实有效，而它们的所有者早已把心思转向了下一步的行李提取和即将展开的旅行。而那个拿走我护照的女人依然不见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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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入铺着草皮的露台，得先从房间里那条狭窄的过道挤过去，两边分别摆着一张单人床和一架立式钢琴。床是萨米的。我们搬进来的时候钢琴就在那里了。它们靠得太近了，我的哥哥躺在床上伸伸手就能弹出高八度的颤音。

从外形上看它就是一架普通的箱式钢琴，深色的木制琴身上布满划痕，在上午十点的阳光下微微泛红。这是一架维瑟尔兄弟牌老古董，但在“二战”期间改造过，那时新钢琴的生产供不应求，这启发了制造商把旧钢琴修复翻新，换上新的胳膊腿儿，新的琴键贴面，还有新的弦轴，他们还加装了一块长长的镜面立板设计以遮住里面的调音钉，也使钢琴显得比实际上更小巧。我们这架的镜面绝大部分都覆盖着岁月的斑驳，还有一角斜斜地开裂了。我记得是索尔·贝娄说过，死亡是镜子背后不可或缺的黑暗涂层，如果我们真的想看见什么东西的话。可我们要这么多暴露出来的黑暗干吗呢？

我管它叫萨米的钢琴，但严格来说它属于我们的房东，住在楼下的马丁·菲什和马克斯·费希尔。

费希尔是纽约爱乐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菲什在西村一家钢琴酒吧弹钢琴，那家的常客多为听到耳熟的曲调时喜欢胡乱跟唱的酒鬼。我们贾法里家把这俩人合称为鱼家，单独提到马丁时就叫他隆背鲃，因为他那非凡的蛋形身材让我哥哥想起了底格里斯河上的巴格达渔民喜欢展开烤着吃的一种鲤鱼；相比之下，马克斯韦尔·费希尔听起来有种不容置疑的风流倜傥，不太像是一个绰号。这个毕业于巴黎音乐学院的巴伐利亚人对整洁体面的信仰近乎虔诚，每天清晨在湾脊区的人行道上散步时，他都会戴上一条佩斯利涡纹领巾，这副扮相颇具异域风情，堪比在脖子上盘了一条印度眼镜蛇。费希尔柔软的男高音和利落的德式发音使他的谈吐笼罩着一层哲学的灵晕。他什么时候在家我们总是能知道，因为传进耳朵里的不是沉闷的桑德海姆或哈姆利施，那意味着隆背鲃又在和放克音乐较劲了，相反，冉冉升起的是埃尔加或雅纳切克的高贵旋律，不是从那对主人爱惜备至的高保真音响里流泻而出，就是费希尔在亲自操着他那把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演奏。他一丝不苟地上松香，再用软布擦亮，仿佛那把小提琴是某种外科器械。他每天打扫一次公共前厅，每周六再用吸尘器清扫一次，过程如此漫长，以至于结束整整半小时后，耳朵里的嗡嗡声才会渐渐平息。在踏进鱼家大门前脱掉鞋子已经成了我的习惯，要知道，连清真寺都早就不要求脱鞋了。然而，所有这些居家之美都是费希尔的功劳。一个人在家的时候，隆背鲃会任由灰尘不断沉积，待熨烫的衣物在卧室地板上堆成一座淡色斑驳的小山丘。隆背鲃唯一会主动清理的东西，就是那个能和费希尔的小提琴媲美的家伙：一架望加锡乌木斯坦威钢琴，长约七英尺，令起居室里周围的一切都相形见绌，这也是老维瑟尔兄弟被束之高阁的原因。

听完母亲对我们童年那神话般的描述，你或许会相信，之前从未碰过任何乐器的萨米，生平头一遭坐在钢琴前，当天傍晚就能娴熟地弹小曲儿了。我可不信这个。一个更准确的版本显然要从一个长久以来困扰着父母，一定程度上也困扰着我的事实说起，那就是我的哥哥不喜欢美国的生活。几乎从一开始，他就不停地抱怨自己如何思念他在巴格达的朋友们，以及他在学习上的落后，尽管他并不比其他同学笨，而且从三岁起，他的英语就说得和阿拉伯语一样好了。在家里，他变得无精打采，无所事事，轻易不会从沙发上下来，除了吃饭，就是到公园里的篮球场和一个住在隔壁街区犹太会堂后面的特立尼达姑娘一起吸大麻。后来，一天下午，隆背鲃上楼来处理一个管道小故障，在维瑟尔兄弟身上耽搁了好一会儿，时间长到足以弹完《波西米亚狂想曲》的前几节，萨米从沙发上站起来，请他再来一遍。半小时以后，厨房里的排水管还在漏水，萨米和隆背鲃屁股挨着屁股坐在钢琴前，萨米咬着嘴唇，隆背鲃哼着正确的调子，纠正萨米手指的位置，愤怒地猛击键盘上卡住的中央D。后来，几乎每个周三下午都是这样：夏天时，身后的露台上勾勒出他们的剪影；冬天时，茶杯冒出的水汽模糊了斑驳的镜面。理论上讲，晚上十点半以后是不允许练琴的，但萨米通常会等到公寓的另一头完全暗下来以后继续他的演奏，一只脚踩在消音踏板上，头深深地弯到键盘上，近到让人觉得他的耳朵能把声音吸干。当然啦，他也只能这样悄悄地练琴。就像你尽可能小声地哼歌时那样。但是没有人敢扫哥哥的兴，他不开心，我的父母都很自责。至少弹钢琴的时候，他不是在混日子。

但他也没什么野心，在任何传统的意义上。他不办独奏会。他不表演。对萨米来说，他只是为弹而弹，用手指按下琴键，一个个地，或者像樱桃那样一串串地，然后享受它的成果，就像听一个故事被娓娓道来。在那间更像是一条走廊而非一个终点的狭小卧室里，哥哥弓着身子伏在钢琴上，带着一种迫切的必要，就像那些有烟瘾，暴饮暴食或者忍不住抖腿的人一样。或许它吸收了某种神经能量。也可能减轻了某种痛苦。我不知道。他翻阅活页乐谱的方式近乎奢侈，同一首曲子很少弹两遍以上，而是迫不及待地换成另一支奏鸣曲，另一支协奏曲，另一支玛祖卡、小夜曲或华尔兹。仿佛这些音节汇成了一道无尽的电流，而萨米就是它们想要奔涌其中的铜线。当然，时不时地，他也会被某段特别难的曲子绊住，再来上一遍，但是这种情况比你想象中的要少得多。而且，我从没见过，甚至无法想象他大吼的样子，或者不耐烦地把拳头砸向键盘。我一直都很羡慕哥哥和那架钢琴之间的感情。一个人被时间宽宥时的样子，是可以认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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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着那张纸条等了整整四十分钟以后，我站起身来，问那个戴淡紫色头巾的女人我能不能打个电话。

你的负责人是谁？

我不知道她叫什么。金色头发，大概到这儿……

丹尼丝。我找找看。

我的椅垫还热乎着。

我随身带了些关于后凯恩斯价格理论的课外阅读资料，但没有翻开，而是看着另一拨来客慢慢抵达这座金属迷宫的终点。一个缠着头巾、领巾上别着徽章的男人站在闸机口，把新来的旅行团或单身游客引向一张桌子。穿着西装、沙丽、细高跟鞋或卫裤的人们推着婴儿车或拿着颈枕、公文包、泰迪熊，以及装饰着蝴蝶结和冬青枝的购物袋。有时是单独一本护照被敲上印戳，有时你能听到两本、三本、四本被飞速连敲——就像很久以前从图书馆借书时那样。而这前进和敲章的整体节奏中有一种绵长的规律性，宛如即兴演奏的爵士乐，无论如何变调，节拍都从未乱掉。

然后，一个娇小的独身女子没能顺利过关。她有一头深色的及肩短发，害羞地站在被分流到的桌子前，好像在努力把自己变透明。入境检查员说什么她都点头。就连检查员脸上露出她可能根本没有听懂问题的表情时，她还是在一个劲儿地点头。她没带任何行李，除了一个缎面刺绣小钱包，被她用双手捏着，垂在小腹，仿佛那是一片遮羞布。检查员朝她微微皱起眉头，恳切而又专注，仿佛他正在努力用眼神搀住她。

这位检查员递给女孩半张纸，和我的差不多，她转身坐下来，我才看出她是个中国人。

不到五分钟，她的检查员就回来了。这令我很气恼，因为一切本该就这么快，而我的检查员却慢吞吞的。

之前那个检查员对新来的这个说：跟她说你是来翻译的。

这名翻译人员提了提她的裤子，俯身和那女孩说话，声音短促，鼻音浓重，听起来就像这种语言在倒带播放。女孩点点头。

告诉她，她没惹上麻烦，但为了她的安全着想，我们需要多问几个问题才能放行。

翻译又说了些什么，女孩点点头。

她在英国念的学校叫什么名字？

女孩从钱包里拿出一张纸。

前一个官员指了指，说：这是谁的电话号码？

她教授的。

这个教授是谁？

肯教授。

是这位肯教授帮她安排签证的？

是的。

但是她不知道肯教授所在学校的名字？

肯的学校。

她打算在这里待多久？

六个月。

她有返程机票吗？

没有，但她之后会买的。

那她之后住在哪儿？

肯教授有房子。

在哪里？

她不知道。

她有多少钱？

肯教授给了她奖学金。

她父母知道她来这儿吗？

女孩点点头。

她有他们的电话号码吗？我们可以打过去的？

女孩掏出一只粉色的诺基亚给翻译看，后者在纸上写了什么东西。

告诉她，她没惹上麻烦。我们只是对她没有住的地方也几乎没有英语能力有点担心而已。

听到这段话的翻译后，女孩头一次说了很长一段话，音调之高、语速之快，仿佛是在竭力抵御恐慌。然后她突然停了下来，两人看上去都不太确定她说完了没有。

她说她是来学英语的，翻译说。她家人知道她在这儿。肯教授给她安排了奖学金，还帮她安排了签证，她只要在取行李时打这个电话，肯教授就会过来接她。

前一个检查员皱起了眉头。告诉她，她还得在这里多待一会儿。告诉她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告诉她没惹上麻烦。只是为了保证她的安全，我们需要做个一般性询问。我们必须确保来接她的人是可靠的。

翻译告诉她这些以后，女孩吸了吸鼻子。

告诉她没惹上麻烦，前一个办事员又说了一遍，语气比之前更友好了，但是这一次，女孩还在吸着鼻子拼命忍泪，似乎没有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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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文·柯立芝曾说过，经济，是我们在今天为明日之进步创造条件的唯一途径。不管你对柯立芝有何看法，这句话本身多多少少还是对的，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时，我刚上研究生没多久，我当时心想：到头来，我所追求的这份志业和我的神经质还是挺相配的。

这么说是因为，我的脑子里总是在翻来覆去地想一个问题，我现在所做的这一切，之后看来会是什么感觉。今天的晚些时候。这周的后面几天。今后的人生，开始变成一连串专为令我之后感觉良好而设计的行动。而不是为了现在。知道之后会感觉良好，这已经让我此刻的感觉足够好了。卡尔文·柯立芝一定会同意，但据我母亲说，还有一种说法可以描述这种无限调控的生活方式，大致可以翻译成：你没法像条狗一样活着。

她曾经说过，要是能学学你哥哥，你会比现在开心得多。萨米活在当下，就像一条狗。

需要说明的是，我哥哥的名字是高、崇高、高贵的意思——这些形容词可不太容易让人联想到那种只顾着闻眼前的屁眼儿和屎的动物。但是我想，我父母在起名字的时候也没法预料到哥哥会有这种犬科的特质；正如，他们也没法知道，那个被他们命名为成家立业的孩子长大后，冰箱里除了七包酱油和一盒过期的鸡蛋之外什么都没有。

1988年12月，在从安曼飞往巴格达的飞机上，父母禁止我们和伊拉克人聊这两个话题：萨达姆·侯赛因和萨米的钢琴，更别提他还跟着住在我们楼下的同性恋房东上了十年的音乐课了。不过，大多数围坐在我祖母餐桌旁的叔叔阿姨，最喜欢谈论的还是我身上那些稀奇古怪的“美国特色”：我的布鲁克林口音，我的马廷莱同款棒球服，我崭新的海军蓝护照，还有我那本打了钢印的纽约市出生证明。当然，最后这项意味着未来某天我将有权参与美国总统的竞选，萨米、我和表兄弟们在后院练习抛橘子时，长辈们正在以堪比七国集团首脑会议的庄重与严肃展望这一前景。贾法里总统。阿马尔·阿拉—贾法里总统。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总统。我觉得前一种情况听起来也并不比后一种更异想天开。然而，十二岁的我已经清楚地知道，父母对我真正的期望是追随他们的脚步，就像哥哥几乎肯定会去做的那样，成为一名医生。医生是体面的职业。医生永远不会失业。医生走到哪儿都不会吃瘪。经济学在他们看来也是体面的，但说到可靠？并不。不牢靠（我父亲的原话）。而且，即便是将经济学博士学位收入囊中要远比医学学位更有助于登上总统宝座，母亲也早已不再提起我的竞选资格了，或许是因为她认为这个位置并不适合我这种人：除了极少数的意外情况，很大程度上都无法摆脱“现在采取的每个行动之后感觉起来会是怎样”对我思维意识的调教的人。

圣诞节那天，扎伊德叔叔和阿利娅婶婶带着四个女儿来了我家，戴着红色头巾的女孩们站成一排，看上去就像一组俄罗斯套娃。十年前，其中最大的拉尼娅还曾把裹着尿布的我搁在膝头，一颗一颗地喂我吃红宝石般的石榴粒。她现在长大了，美得令人无法直视，就像人们试图盯着太阳看时那样。一进厨房，她就径直朝我哥哥走去，嘴上说着：BeAmrika el dunya maqluba al-yawm! Amrika（亚美利加）就是美国。Maqluba的意思是上下颠倒，有一道用肉和大米做成的菜就叫这个名字，因为在平底锅里烤好以后，还要倒扣过来才能上桌。El dunya maqluba就是说世界颠倒过来了，一种通常用来形容人或地区极度兴奋几近狂乱的表达。我哥哥笑了。美国的圣诞节就是这样。今天的美国颠倒过来啦！我第一反应是那种尽管世界很多元但依然和平或和谐的例子——不同肤色的人们像一串小纸人儿那样手牵着手绕地球一圈。有且仅有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站在美国的小人儿们才会大头朝下脑部充血。

根据现代制图法，湾脊区我卧室的对跖点在印度洋的海面上，珀斯西南方向几英里的地方。但是对于一个学会走路以后第一次出国的十二岁男孩来说，那个点也可以是位于吉哈德的祖父母家的卧室。那个房间里除了我，还住着三个表兄弟，他们的父母在孩子出生后不久就移民了。（我父亲和扎伊德叔叔是十二个兄弟姐妹中年纪最大的，其中，包括他俩在内已经有五个离开了伊拉克，四个还留在那里，还有三个已经去世了。）单听我们这些男孩躺在床上抱怨错过了家那边的什么东西，你可能会以为我们是一群豪掷千金的芳心杀手，正在服长达十年的苦役。家在伦敦的阿里和萨巴赫，担心他们的女朋友会被已满法定驾驶年龄的男孩们抢走。家在哥伦布的侯赛因，因为看不了超级碗上孟加拉虎对战四九人，并且要等上十天才能知道结果而饱受折磨。（孟加拉虎队输了。）在今天，站在菲尔多斯广场上，只需谷歌一下，你马上就能知道孟加拉虎队或者四九人队，红袜或者洋基，曼联或者蒙古苍狼的近况；能知道湾脊区或者赫尔辛基的气温；还能知道圣莫尼卡或者斯威士兰下一次涨潮是什么时候，或者波吉邦西的太阳何时落山。总是有事情在发生，总是有事情要了解，却总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足够地了解。尤其是，如果你还怀有某种更高远的志向。然而，在二十年前与世隔绝的巴格达，时间却缓若蚁行。

我曾听一位导演说过，要想拥有真正的创造力，一个人必须具备四样东西：讽刺，忧郁，竞争，还有无聊。撇开前三项的匮乏不谈，那年冬天在伊拉克，我的确享用了取用不竭的无聊，在回纽约前，总算磕磕绊绊地写出了我人生中第一组也是唯一一组诗歌。还干什么了？花了数不清的时间抛橘子，在后院里把橘子抛起，接住，抛起，接住，直到暮色降临，再也看不清它们为止。跟着父亲和扎伊德去看望葬在纳杰夫城外的亲戚们，到了晚上，坐到餐桌前，在家庭作业——海量的作业，为了弥补我缺掉的那么多课——的边缘信手涂鸦，祖父坐在我旁边，慢悠悠地翻阅《革命报》。一天晚上，他坐在一旁看着我给一艘正在沉没的战舰添加更多细节。要想当亚美利加总统，他说，你还得加把劲儿才行。

我和萨米一起去了萨乌拉公园动物园，把点燃的香烟抛给大猩猩，笑他们抽起烟来人模人样的。当时，我哥哥刚从乔治敦大学毕业，之前一直是医学预科学生会的主席，毕业论文写的是无家可归人群中结核病的防治。然而，与这层底色不那么相符的是，刚到巴格达还不到一星期，他就学会了一支连着一支地抽红万这项伊拉克全民娱乐，而且完全看不出有什么过意不去的。从祖母家的屋顶可以远远望见底格里斯河，有一天在那里，哥哥正抽着烟，微眯着眼，望着卡拉达，对站在旁边的我讲起了七十年代那些酷热的夏夜里，他和父母如何把床垫搬到屋顶上，好在河面吹来的微风中睡个安稳觉。听到这个故事的那天晚上，天气并不热，我们也没有床垫可搬，只有一条破旧的阿富汗毯子，是萨米搭在肩膀上从他的小窝里拿上来的。尽管如此，在月光下，我的哥哥还是躺了下来，拍了拍身旁那片空地，就在我们一起仰望群星时，萨米预言，要不了多久，伊拉克就会再次强盛起来：平坦宽阔的道路，闪闪发光的吊桥，五星级的旅馆；巴比伦与哈特拉的遗迹，尼尼微的石柱，都将恢复昔日的宏伟壮丽，向所有人开放参观，并完全不需要武装人员守卫；蜜月胜地不再是夏威夷，新婚夫妇们将纷纷飞往巴士拉；让他们神魂颠倒的美食也不再是意式冰激凌，而是朵尔玛和印度拉茶；小学生们会在乌尔的吉古拉特塔庙前面摆拍，背包客们会把阿斯卡里的明信片寄回家，老年旅行团会把一罐罐的尤苏菲耶蜂蜜用气泡膜包好塞进行李箱；巴格达将会成为奥运会主办城市；美索不达米亚雄狮队将会赢得世界杯。等着瞧吧，我的小弟弟。等着瞧。忘掉迪士尼公园吧。忘掉威尼斯。忘掉大本钟削笔刀和塞纳河畔贵得离谱的奶油咖啡吧。现在，该看伊拉克的了。战争已经结束，人们将从四面八方涌来，亲眼见证它的古老与美丽。

我还爱上了一个女孩，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她告诉我，从母亲口中得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她们俩，再加上她的小妹妹，要搬到别的房子里去，在小镇那头——之后，她突然变得有多么关心离开的时候能带走什么、不能带走什么的问题。为了弄清楚，她一次次地跑去问母亲。我能把我的桌子带走吗？我的狗呢？我的书呢？我的蜡笔呢？多年后，心理学家会说，她之所以这么执着于能带走什么、不能带走什么，或许是因为她已经被告知，有一样东西是她不能带走的：她的父亲。而如果连父亲都留不住，一个小女孩还能保住什么呢？当时，我觉得自己的知识储备尚不足以评判这种猜想，但我确实有些怀疑这段记忆本身的真确性。我问马蒂，有没有可能她其实并不记得自己真正提出那些问题的那一刻，而只是因为听母亲讲了太多遍，于是在她的大脑里，记忆的位置反过来被这个故事占据了。到最后，马蒂做出让步，承认这份记忆确实有可能脱胎于她母亲的讲述。但她也说，她不觉得这有什么区别，无论是哪种情况，这都是她的经验的一部分，她也没有故意骗自己。她还说，她很惊讶自己竟然完全想不起与父亲分离那一刻的确切感受，尽管这是她生命中最关键的事件之一。我问她那时多大。四岁，她说。不到五岁。我当时心想，凭我出类拔萃的记忆力，绝不可能忘记这种重要事件，于是我猜马蒂或许是那种记事很晚的人，比方说六岁吧。那会儿我非常自以为是。所以就算马蒂回想起我们在一起的那段日子时根本不记得曾爱过我，我也不会觉得奇怪。

研究生毕业几年后的一天，我和父母在湾脊区的家里吃饭，父亲说起了阿姆斯特丹郊外的斯希普霍尔机场。确切地说，他要给我们讲的是在荷兰语里，斯希普霍尔指的是船的坟墓，因为这片土地被开发成机场前是一片浅水湖，因沉船众多而广为人知。老爸，我说。这个我早就知道了。我十二岁的时候你就给我讲过了。你说的时候我们就在那儿，等候飞往安曼的航班。不可能，他说。这是我今天下午才看到的。好吧，也许你忘了你之前就知道了，我说，因为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正坐在航站楼里候机，望向外面的停机坪，想象埋在下面的船。我甚至记得想象中那些船就像一具具骷髅，骨头和人的一样——有大腿，小腿，船体则是巨大的完整胸肋。

是吗？我父亲说。

过了一会儿，我补充道：

也可能是萨米说的。可能是萨米给我讲过船的事儿。

这时，母亲举起一只手说，这是她第一次听说船的坟墓。她还提醒我们，我十二岁那年，也就是1988年的十二月，当时萨米的单核细胞增多症还在慢慢康复，在飞往巴格达途中的漫长转机期间，他不是瘫在行李上就是趴在长椅上。好吧，我说。但还是有可能是他告诉我的。也许他是在回程时讲的，我们回家时又路过斯希普霍尔的时候。这时，妈妈很是受伤地看了我一眼，片刻之后，又软化为某种近似怜悯的神情，为我和我的选择性失忆症。阿马尔，她轻轻地说，你哥哥没有跟我们一起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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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丹尼丝的发色更接近褐色。她的臀部也比我记忆中更宽大，一只臂弯里正揽着一个厚度惊人的马尼拉纸文件袋，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美国国务院官员，1948年被指控为苏联间谍，但诉讼时效已过。1950年，他被判定犯有与上述指控相关的伪证罪，获刑五年。]呢。我开始了一番表演，先是把背挺得更直，在一本根本没在读的书里放上书签，然后扬起眉毛，一副乐于合作又不免困惑的样子。我的确很困惑，但我的合作意愿却在不断减退。

丹尼丝在我身边坐下，语气平静，措辞审慎，而我却发觉她的眼睛中流露出一丝兴奋。仿佛她为了一个我这样的案子已经等了很久了。我甚至有可能是她的第一个。

贾法里先生。除了美国护照，你还有其他国籍的护照或身份证件吗？

有。

你有？

对的。

是什么？

伊拉克护照。

（又是那种兴奋。）这是怎么回事？

我父母是伊拉克人。我出生后他们就帮我申请了一个。

你有带在身上吗？

我弯腰拉开背包拉链。等我把它掏出来递给她之后，丹尼丝开始慢慢翻检我的第二本护照，翻页时只用指腹刮起页边，仿佛手里拿着的是一张墨水还没干透的明信片。你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个？

非常少。

但都是在什么情况下呢？

每次从伊拉克出入境的时候。

这样是不是能占到便宜？

你指哪种便宜？

应该由你来告诉我才对。

如果你有两本护照，我平静地说，你在英国出入境时会不用英国那本吗？

当然，丹尼丝说。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但我不知道伊拉克的法律是怎样的，现在我不就知道了？

尽管不是有意的，但我笑了。丹尼丝微微地缩了一下。然后，手里还拿着我的第二本护照——也是我仅剩的一本，她缓缓地、会心地点了点头，拈着它轻拍了下膝盖，然后站起来，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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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想我记得那个石榴。它那酸甜的口感，以及沿着我的下巴淌下的黏稠果汁。但直到今天，定格下这一时刻的宝丽来快照依旧贴在湾脊区家里的冰箱上，我又变得不确定了，如果没有照片，那我还会记得它吗？

不管记不记得，拉尼娅都戴着蓝色的头巾。她抱我的方式，以及布料从她的肩头垂落，绕过我的尿布，折进她的衬衫里的样子，这些都让我们看起来像是一幅摆拍的圣母抱子图。一个男孩在整个青年时代会开多少次冰箱？六千？九千？不管具体数字是多少，都足以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每一杯牛奶，每一大口果汁，每一份吃剩的慕鲁巴饭……当然，哥哥也一样，在他性格形成期的很多年里，每天都会看到。

第二年的十二月，父母回了巴格达。我留在湾脊区，谎称自己是不想错过学校游泳后备队的预选赛，而且还有我同学的父母担任监护，那位同学的卧室里有一张凹凸不平的滚轮矮床，一幅真人大小的宝琳娜·普利茨科娃海报。我没有参加游泳队的选拔。一月底父母回来以后也没有问我比赛怎么样了。他们满脑子都是哥哥想娶拉尼娅的消息。

他还提到说想要搬到纳杰夫，去读那里的一个伊斯兰神学院。父亲告诉我这些的时候，母亲用手捂住了脸。

问题倒不在于拉尼娅是我们的一级堂表亲这件事本身。也不在于后代患有隐性基因紊乱的风险会增加——尽管我父母很早就表过态，没必要为了家族忠诚让孩子背负那些只需一个小小的基因测试就能避免的压力。而在于，娶拉尼娅就等于明确宣告了回伊拉克定居这一毫不掩饰的意图，因为我哥哥声称，比起美国展现出的那些不甚体面的价值观念，他还是更喜欢这里的。然而，要想让萨米自己觉得婚约是正当有效的——符合他口中更体面的那套价值观——还需要得到父母的祝福。拉尼娅的父母已经给出了他们的祝福，他们甚至宣布不要彩礼。但我父母还没有准备好准许萨米放弃他们背井离乡拼尽一切才为我们挣来的生活。他们最后决定，只要萨米和拉尼娅来纽约结婚，并且萨米拿到了一所美国大学的硕士学位，那他们就给出他们的祝福。如果他想的话，也可以攻读宗教学而非医学。如果他想的话，之后也可以回伊拉克。但只要他和拉尼娅的婚姻想要得到父母的完全认可，就得满足这些条件，我哥哥同意了。

再下一年的七月，我们静候萨米的到来，拉尼娅和我们的祖母也会一起飞来纽约。然而，到了机场，我们发现下机口外只有祖母一个人在等我们。她和他们一路飞到安曼，本应在那里转机飞往开罗，但萨米和拉尼娅被约旦当局拦下了，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们俩去美国是为了结婚。你们去美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去结婚，萨米说。撒谎！当局说。要是你们还没结婚，就不会一起出门了。没有，萨米坚持说。真的。我们还没结婚，我们要去美国结婚，我父母住在那里，正在等我们。那你肯定是个婊子，其中一名官员对拉尼娅说。荡妇。否则你怎么会和一个不是你丈夫的男人一起出门？

就在这时，拉尼娅晕倒了，官员们高兴极了，认为这恰好证实了他们的猜测。

最后，萨米和拉尼娅回了伊拉克，祖母独自飞往开罗，伦敦，纽约。她本打算在我们家住上七周，刚做完髋部手术的祖父还留在家里静养。但后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七周变成了七个月。我祖母不是唯一一个流离失所的人：我搬进了萨米的卧室，把我的卧室让给她住，因为母亲担心萨米的房间太透风了，我觉得她的意思是，萨米的房间里有一架钢琴，在祖母所受的教育里，钢琴是一个无聊的玩意儿，但显然也没有无聊到家里没旁人时还要抵制它的地步。

隔段时间，扎伊德就会打电话来报平安。吉杜的髋部正在好转，阿利娅在照料果树。从不提空袭警报，或者呼啸着划过天际的巡航导弹，因为长期的环形监狱生活使得伊拉克人相信墙上有耳朵，窗户长了眼睛，你永远无法知道监视者什么时候下班，所以你会觉得他们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都在工作。虽然不是那么有说服力，但环形监狱也被认为是我哥哥长期杳无音信的罪魁祸首。萨米从不是那种会给人写信的人，所以我也无权要求他以同样的方式来回复我几乎每月都会给他寄上一封的手打中篇小说。然而，他简直像根本没收到那些信一样，无论是在来自巴格达的问候！明信片上，还是他打的电话里。我记忆里他似乎只打过两次。第一次是在除夕夜，要不是因为战争，父母那时应该已经回了伊拉克。表面上，他打这通电话来是为了跟我们说安拉保佑，新年（1991年）快乐，但萨米接着说他和拉尼娅最后还是打算不结婚了。他听起来不怎么失落。反而充满乐观：乐观，甚至有点松了口气。拉尼娅准备去巴黎学艺术史，他自己也重新斟酌了移居纳杰夫的计划，正准备改为申请巴格达医学院。美国的医学院有什么问题吗？话筒传到我手上时，我问道。没有啊，萨米愉快地说。但伊拉克的医学院又有什么问题呢？

第二通电话大约是三个月之后，美国已经开始撤军，祖母也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回家。这次，萨米只和父亲说了话，挂上电话后，父亲立即从衣架上取下外套，出去散步了。回来以后，他走进我的卧室，祖母的行李箱堆满了房间的四分之三，飞往伦敦、开罗、安曼的登机牌就靠在我放骰子的鱼缸上。他扶着她坐到我的床上，牵过她的手来握住。然后他告诉她，艾哈迈德，与她共度五十七年的丈夫，当天早上突发脑血栓，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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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法里先生？

我抬起头，看见她远远地站在一排移民办公桌的另一头，显然是没打算移步过来。

我们还有一些问题要问你。可以跟我来一下吗？

我们一起乘自动扶梯下楼，来到行李提取处，丹尼丝看了一会儿头顶上的显示屏。然后我们穿过整个大厅，发现我的行李箱正孤零零地站在一条停止运行的传送带旁边。我拉出把手，斜过箱子让滚轮着力，跟在丹尼丝后面一路走回电梯，随后左转进入申报通道。一名男性关务员正在那里等我们，在我把行李箱拎到金属探测桌上的同时，他迅速戴上了一副紫色橡胶手套。

是你自己打包的吗？

是。

有人帮忙了吗？

没有。

你清楚包里都有什么东西吗？

清楚。

他埋头在我的袜子和内衣里东翻西找时，丹尼丝拙劣地装出一副随便聊聊的样子，继续她的提问。

话说，这个季节伊拉克的气温一般会是多少？

这个嘛，要看你住在哪里，当然。苏莱曼尼亚应该很温和，大概华氏五十度。

那是多少摄氏度？丹尼丝跟那位关务员说。十度？十二度？

这可问住我了。

那，你上次见你哥哥是什么时候？她又翻开了我的伊拉克护照。

2005年1月。

在伊拉克？

对。

他也是经济学家吗？

不，他是医生。

关务员举起一个粉黄两色彩纸包装的礼品盒。这里边是什么？

算盘。

算数的算盘？

没错。

为什么要带一个算盘？

这是一份礼物，给我侄女的。

你侄女多大了？丹尼丝问。

三岁。

你觉得她会喜欢一个算盘？关务员问。

我耸耸肩。关务员和丹尼丝看着我的脸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办事员开始剥开一条胶带。胶带底下的纸很薄，被胶带粘走了一点颜色，留下一道白色的伤口。从开口的一面往里看过之后，关务员轻轻晃了一下盒子，我们都可以听见木质珠子在细细的金属杆上来回滑动时噼里啪啦的碰撞声。一个算盘，关务员狐疑地重复了一遍，才徒劳地试图把它包回去。

丹尼丝带我回到电梯，沿着狭窄的走廊进入一个房间，指了指桌子旁边的一把椅子。她坐在桌子的另一边，不住地轻点手里的鼠标。过了几秒钟，我问她如果需要很久的话，我能不能先打个电话。

给布伦特先生？

对。

我们已经给他打过了。

终于，丹尼丝找到了她要的东西，站起来穿过房间，又开始点击另一只连在另一台电脑上的鼠标。这台的显示器看起来比上一台要新一些，配有一大堆繁复的外接辅助设备，包括一只发光的玻璃片和一台看上去像小小独眼巨人的摄像头。先是拍下我最不露声色的表情，接着录入我的指纹，都是数字化的。为了得到一组勉强能用的完整指纹，丹尼丝只得用她的拇指和食指压住我的每一根手指，把指尖按在发光的玻璃片上捻动至少两次，有时甚至要三次，还有一根拇指按了四次才录上。我并不觉得丹尼丝吸引我。她摆弄我手指的方式也没有任何挑逗的意思，因此，发现久久的身体接触略微激起了我的性欲时，我非常意外。我们正在精诚合作，为了哄好她那台难以取悦的电脑并肩作战，一起对付那些红色的X和傲慢的哔，这些都让我觉得我们只是在表演边境检查，丹尼丝的母亲随时有可能打电话来喊她回家吃饭，那我就自由了。

然而，指纹采集完毕后，我们又晋入了下一关，第二个房间里有一个小方桌和三把金属椅子。有一面墙的上半部分由昏暗的玻璃组成，上面映出的我更像是一道剪影而非镜像。玻璃下面水平地拉了一条长长的红色塑料或橡胶带子，就像巴士上那种按下去司机就会停车的胶带。玻璃上贴了一条警示语：请勿倚靠红色带子，以免触发警报。

丹尼丝和我面对面坐着，中间的桌子上放着我的两本护照和她那鼓鼓的马尼拉文件袋。然后丹尼丝又重新调整了一下布局，拖着她的椅子转了一下，于是我们就坐到了一个直角的两边上。她坐得笔直，打开文件袋，取出一小叠纸，把它们竖起来蹾齐。然后她向我说明，接下来她会提一系列问题，并把我的回答记录下来，也会给我核查一遍的机会。如果我对她的记录没有异议，就在每一页纸的最下面签名，以示同意。我想不出整个流程能有什么更公平的操作方式，然而，听着她的说明，我还是变得很沮丧，就像是你同意加入一局三子棋，而对方总是比你先走一步时会有的那种沮丧。

在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丹尼丝和我几乎一字不差地把将近三个小时前的对话重复了一遍，那时我刚抵达这座金属迷宫的尽头。当然，这次复述花的时间更长，因为丹尼丝还得把所有的内容都记在她的线圈笔记本上，用一种女学生似的字迹，然后，每写满一页纸，她就把纸转向我，等着我读完并签字。自然，回答一些早就回答过的问题感觉就像是在浪费时间——但很快，我就为自己的不耐烦感到后悔了，因为等到我们终于迈出新的一步，我却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更为险恶的领域。

你被逮捕过吗？

没有。

你出生时的名字就是阿马尔·阿拉—贾法里吗？

是的。

你用过别的名字吗？

没有。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你从来没有对一名执法人员说过你叫另外一个名字，而不是阿马尔·阿拉—贾法里吗？

没有。

丹尼丝专注地看了我好一会儿，才写下这最后一个没有。

能不能详细说说1998年你在英国都做了些什么？

我刚大学毕业，正在汤因比生命伦理委员会进行为期一年的实习。周末还在一家医院做志愿者。

在此期间你住在哪里？

塔维斯托克广场39号。我不记得门牌号了。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住处的？

那是我阿姨的公寓。

现在还是吗？

不是了。

为什么？

她去世了。

抱歉。死因是？

癌症。

钢笔在空中顿住了。

胰腺癌，我说。

然后这是你十年来第一次回伦敦？来见几个朋友？

和阿拉斯泰尔·布伦特见上一面，是的。

就待两天？

我看了看我的手表。是的。

我只是在想……这么大老远地过来，只待上四十八个小时。连四十八都不到。

这个嘛，就像我之前说的，我周日要飞伊斯坦布尔。这是我能找到的最便宜的机票。

你和布伦特先生的关系是？

我们是朋友。

你有女朋友吗？或者伴侣？

没有。

没有伴侣？

目前没有。

也没有工作？

没有。

丹尼丝伤感地冲我笑笑。唉，我猜这会儿也太不好找，是吧？

一时间我还以为她指的是女朋友。噢，我满不在乎地说，总会有的。

等到她把所有的问题都问完，我们的笔迹已经写满了将近十三页纸。好啦，丹尼丝轻快地说着，站起身来，把有点掉裆的裤子提回原位。接下来我会带你去我们的拘留室，给你做个一般性的询问。

然后呢？

然后我会和入境检查部门的主管讨论你的案子。

什么时候？

我也不知道。

很抱歉，我说，我知道你只是在按规定行事，但能不能请你大致告诉我一下，你们要讨论什么？究竟是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我们只是需要核查一些事情。你护照的背景信息，仅此而已。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那样。只是些一般性的询问。

我看着她。

你饿不饿？

不饿。

需要去厕所吗？

不需要。但我担心我的朋友。本来要不了一个小时我就该到了城里和他见上面了。

我们已经和布伦特先生解释过了。他知道你在这里。他知道我们只是在做一般性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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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我的心思在别的人身上。后来我去看了一场《三姊妹》，我的一个室友在里面扮演屠森巴赫中尉，马蒂扮演奥尔加，还有一个姑娘，我都想不起来她叫什么了。正如许多藤校生的演出一样，这部戏也有点用力过猛的意思，给人感觉就像是背后那个二十岁的操盘手终于可以把“赢得罗德奖学金前需要做到的事”清单上的执导一部话剧划掉了。我去看的那晚，扮演安非萨的姑娘在午餐时间吃了一片事后避孕药，第三幕开头轮到她出场时，她正在厕所里对着马桶干呕。于是，马蒂独自完成了开场的表演，一个人念了两名女演员的台词，把最关键的信息提炼成了一段引人入胜的独白，其背景是：（a）安非萨太累了，没有力气从镇上走回去。（b）在那里，一场大火正在猛烈地燃烧，奥尔加深受刺激，甚至产生了幻听，开始和不在场的人说话。他可别给烧死在火里呀！马蒂/奥尔加/安非萨哭喊道。她们在想什么……身上还一丝不挂！［打开衣橱，把衣服丢到地板上。］把这件灰衣裳拿去，安非萨……还有这件……这件短衫也拿去……你说得对，没错，奶妈，你一个人怎么也不可能把所有这些都抱动！……我得把费拉彭特叫来才是。颐指气使的娜达莎出场时，马蒂正蜷缩在沙发上，头上裹着一条蕾丝桌巾，谵妄般颤抖着。唔，安非萨？娜达莎试探性地问道。你在……？头巾之下，马蒂扭动着，向娜达莎投去颇具暗示性的一瞥。安非萨！娜达莎终于反应了过来，喊道，我不许你在我面前坐着！就在这时，马蒂站了起来，一把扯下头上即兴发挥的围巾，然后——又变成了奥尔加——用谴责的目光盯着她的搭档说，原谅我，娜达莎，刚才你对奶妈可太粗暴了！[台词参考自焦菊隐译《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版，有改动。]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表演之一。若不是身后传来了那些守旧派人士义愤填膺的窃窃私语，我完全不会觉得有哪里不对。那天晚上，屠森巴赫中尉回到寝室时，脖子上还有些南瓜色的残妆，我才得知马达莱娜·蒙蒂已经从本学期的主要角色中挑好了一个，并且和那些要去洛杉矶或者纽约读研究生的学长学姐们混得很熟了。自那之后，就像你学会一个词以后它便无所不在一样，我开始一周数次地在路上或附近碰见她：在餐厅看书时，在语音室外面抽烟时，在图书馆里伸长腿打出一个无声的呵欠时。有些女孩确实是美的，只是这种美全然规避了漂亮，我觉得她的美便是如此。一种变幻莫测的美，转眼就会被她那讥讽的嘴角，或者如卡通反派般夸张挑起的眉毛破坏。同样的一副眉眼，俨然一个摄人心魄的奥尔加、索尼娅或者麦克白夫人，没一会儿，就又摆成了叶列娜或莎乐美那般浑然闪耀的模样。一开始，我有些警惕这种反复无常的情绪反映。我曾怀疑这是她有意为之，是精心策划的引诱和操纵，或者更糟，马蒂对这种行为的目的和后果几乎毫无自觉。但一段时间之后，我慢慢发现，事实上，比起其他任何人，马蒂本人才是这种反复无常的性情最大的受害者。此外，这或许正是她会被我吸引的原因：我就像是对她最不喜欢的那部分自己的中和。而且，对于这种心态的起因和影响，不同于我原以为的懵懂无知，恰恰相反，她对自己的自发自觉供认不讳。我们每周五都一起吃午饭，吃了一个月后，我问她为什么不和室友们一起玩。噢，我和女人处不来，马蒂的回答很直接。她们让我觉得自己无足轻重。

大一那年圣诞假期的前夜，她来到我的寝室，咬着拇指查看挂在我柜门背面的日历。她怀孕了——一个古典文学院研究生的，虽然我根本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清楚他们怎么就上了床——校卫生中心的人通知她，怀孕至少五周以后才可以终止妊娠。12月30号，马蒂得出结论，如果她一天都不想多等的话。1994年的12月30号那天正好是登霄节，当时我已经在湾脊区的家里，穿戴整齐，准备去清真寺了。这时马蒂从奥尔巴尼郊外的母亲家打来电话，坦白说她根本办不到。她急急地解释道，完全不是因为什么迟来的良心不安。她瞒着母亲，开车去了市里的计划生育中心，登记，用现金预付了手术费，换上一次性罩衣，提交必要的血样和尿样，躺下做超声波检查，然后坐在一个房间里等，除了她还有五六个女人。电视机开着，不管她们之前在看什么，这会儿都被一条插播的新闻打断了，刚刚在马萨诸塞，一个男人手持来福枪，闯入布鲁克林的计划生育中心，射杀了那里的接待员。然后沿路去了一家早产诊所，射杀了那里的接待员。布鲁克林在哪儿？坐在马蒂旁边的女孩问。远着呢，马蒂安慰她，没什么好担心的。但接着，诊所的电话响了起来，来了两个警察，叫等待室里的女人们都换上衣服回家。

现在我都不知道自己还回不回得去。

马蒂，你想要孩子吗？

不想。

你想不想生下来，然后交给别人领养？

不想。

我没说话。

我知道我还是得去，她说。我只是不想一个人去。

那天晚上在清真寺，我跪在父亲身边，心里想着陪一个怀着别人孩子的女孩去堕胎是什么感觉。在场也有小孩，比平时多得多，看着他们睁大眼睛专注地聆听默罕默德和天使加百列升天的故事，我感觉既荣幸又悖谬。之后，在停车场里，父母把我介绍给了某个黎巴嫩朋友的女儿，一个漂亮姑娘，有着一头柔亮的长发，智慧的眼睛周围娴熟地描着一圈黑色眼线。她刚从普林斯顿回来，是进化生物学专业的大三学生，我提议说返校前可以找个下午一起喝个咖啡。然而我并没有给她打电话。

下一周的某一天，马蒂穿着一条裙子敲响了我的门。

我是不是也该收拾一下？我问。

噢，马蒂平静地说。不用。我只是觉得收拾好看点会让我感觉好一点。

之后我们几乎没怎么说话。天冷得就像是在极力谴责我们将赴的使命，所以开到一家气氛很欢乐的咖啡店时，我提议停下来喝点热饮。马蒂拒绝了，理由是她得空腹，于是我进去给自己买了一杯，就继续赶路了。诊所的样子跟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我模模糊糊地以为会是一座，呃，更像病房的，比如说某个焦渣空心砖砌成的当代建筑，然而，马蒂要做手术的这个地方是一座有着三层砖房的庄园，其人字屋顶、复式烟囱和铺满整个院子的草坪组合在一起，看起来更像是一座维多利亚时代的精神病院。他们不许我把热巧克力带进屋，所以她是一个人进去登记的。我站在门口，看着她走到前台那里，拉起兜帽，手插在口袋里，就像是一个问路的爱斯基摩人。接待员的电脑旁边立着一棵迷你铝箔圣诞树，上面缠着小彩灯，先是快闪，然后慢闪，然后四倍速，像是迪斯科频闪灯，然后灭掉了，在一段长长的、令人屏息的间歇后，又开始了新的一轮。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今年十八岁。只和两个女孩发生过性关系，每人只有一次，每次都有认真戴安全套，标准得简直像是在拍一部性教育片。或许正是因为这个，我对马蒂沦落至此略有微词——但当然啦，安全套戴得多么一丝不苟，也不能保证它一直固定且/或完好。不管怎样，与我无关。你可以绕着我和我的性道德画一个圈，再绕着马蒂和她的画一个，二者本不必有什么相交。这个胚胎里没我的份儿。我也没有叫她来做这个。之后，马蒂会待在她的房间，而我在我的房间里，就着一桶泡面赶完剩下的阅读材料，我出让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但也仅此而已了。

不过，要是我们的圆圈真的相交，我还会这么介意吗？

忽然之间，我的性道德，不管它是怎样的，都变得如此老旧，如此抽象。我把剩下的饮料扔掉，走进去跟接待员说，我是陪马达莱娜·蒙蒂来的，她大概还需要多久？接待员说，里面已经安静了，马蒂本来不用等太久的，但麻醉师有点忙不过来，所以估计至少要三个小时。我在等待室里坐下，拿起一本《纽约客》的过刊。一只看不见的扬声器正在轻柔地播放“Ob-La-Di, Ob-La-Da”[甲壳虫乐队1968年发行的一首歌，创作者为保罗·麦卡特尼，标题为约鲁巴语，意为“生活还在继续”。]。房间里除了我就只有一个打毛衣的女人，而且居然是一件婴儿毛衣。盯着她手中如击剑般轻轻挥舞的棒针看了一会儿，我开始随意翻看手中的杂志，直到被一则广告吸引了注意力：来自佛罗里达州印度河郡！最美味的红宝石葡萄柚！果木成熟——汁水饱满——口味甘甜——无需加糖——包您满意！

前台的电话响了。

……不，不是这里……没事……这些都不重要，亲爱的。没关系的，你可以过来……四点到七点都可以，这要看你离这儿有多远……过来做份化验，然后做个超声波检查……你住这附近吗？好的，问问他，为什么不一起过来呢，我们可以给你安排一个时间……全都是保密的，亲爱……不……不开……周一到周六都可以……你对他的日程了解吗？可以现在预约吗？……好吧。但你可不要……不要……嗯哼。你知道的，不要……如果我是你，亲，不要带他进来。别管这个了，还有……不用打回来。六点半之前直接过来就行，好吗……我叫米歇尔……好吗？……好的……好的……拜拜。

过了很久，马蒂出来了，手里拿着外套，整个人像是小了一圈，虽然我想不明白怎么会这样。

我要饿死了，她说。

回西利曼的路上，我们在咖啡店买了甜甜圈，到了我的房间后，马蒂问我有什么喝的。我在壁炉架上找到一瓶蜜多丽，是我室友的，他要下周才回来。马蒂倒了半杯祖母绿色的糖水，喝完做了个鬼脸。这是什么味儿的？她问。我看了看瓶子。甜瓜，我说。蜜瓜吧，我猜。

她脱下靴子，躺在我的床上。我放上一张CD，坐在椅子上翻我的春季课程目录。是张切特·贝克，前三首曲子非常舒缓低沉，实在是让人心情低落，我正想起身换一张时，正好放到了整张专辑里在我看来唯一一首欢快的歌，免了我这番折腾：

我以为马蒂睡着了，但是当间奏的喇叭声响起时，她闭着眼睛开始说话。

你知道鲍勃·蒙克豪斯吗？

不知道。鲍勃·蒙克豪斯是谁？

一个我父亲很喜欢的英国喜剧演员。应该还活着吧，我猜。他讲过这么一个笑话：小时候，我跟所有人说我长大以后想成为一名喜剧演员，然后他们都笑了。可是现在，他们听到以后不会再笑了。

两年后，当马蒂跟我说她也想成为一名医生时，我笑了，以芭蕾舞女导师告诉一个侏儒她永远也成不了首席舞者时的全部傲慢。但二十四个小时后，马蒂已经坐在了她的学业指导老师对面，商量怎么把专业从戏剧研究转到人类学，以及如何申请各个医学院的学士后转专业衔接课程了，其中大部分学校也在我的申请名单上。我对此表现出极度的愤慨。照我看，我说，下个月你就又想当宇航员了。或者是温网冠军。或者去纽约爱乐乐团演奏单簧管。不会，马蒂平静地说。我想成为一名医生。我想成为一名医生是因为我最近一直在读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我决心把他当成人生的榜样。哦，我明白了，我轻蔑地说，尽管我一个字都没读过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所以你还想成为一个沽名钓誉的诗人。冒着瓢泼大雨，马蒂离开了我的房间，之后我们有三天没说话。在被迫反思的这段时间里，我得出一个结论：我的女朋友会成为一个非常糟糕的医生。我倒不是怀疑她的智商。也不是发现她晕血或者晕痛。而是她这个人！她在这个世界上闹闹哄哄、大大咧咧的存在方式——从不守时；羊毛衫反穿；阿马尔我的眼镜/身份证在哪里；有谁看见我的钥匙了吗。最好的时候，这种混乱也只是勉强还可以忍受。但到了舞台上，马蒂就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表演安置了她，把她梳理得井井有条。就像是一条分了车道的高速公路，调节着她的速度，大大防止了她的情绪撞车。她很擅长表演，但同时，这便是所谓的相得益彰，表演对她也有好处。让她变得更容易理解了，让我们变得更容易理解了。马蒂是个艺术家，而我则是一个经验主义者。我们俩拼在一起，就几无重叠地覆盖了一片相当可观的人文学科领域。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因此在我看来，她想成为别的什么，不管那是什么，都是一种我行我素甚至有点不识好歹的突发奇想，尤其是她想成为的东西如此平凡，如此枯燥。一个医生！马蒂！如果你真是这么想的，那简直和一名想要成为侏儒的首席芭蕾舞者没什么两样。

毫无疑问，我之所以会有这种感觉，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不想成为医生。或许马蒂看穿了这一点，或许她甚至在为她可怜的男朋友和他压抑的处境感到难过，因为她沉默地宽恕了我的无理取闹，自顾自地重新校准她的人生轨道，毫不在意我一路上朝她投去的那些嘲讽的目光。与此同时，八所还在考虑要不要通过我的申请的医学院里，最后只有一个通过了。说来也怪，这家明明是我最想去的那个，但拆开那封看着很薄的信以后，我还是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看了足足一个半小时。然后我朝就业服务中心走去，那感觉就类似于一个男人偷偷溜去脱衣舞俱乐部，虽然家里就有个只穿着内衣的漂亮妻子正等着他。收在标着研究奖学金的活页夹里的申请文件大多已经过了截止日期，把我的选择范围缩小到了两份：西雅图的一家癌症实验室，助理职位；伦敦某个生命伦理学智库，出版协调员职位。后者说是为期九个月，报销机票，每周有一百英镑的津贴。我提交了申请。三个星期以后，一位名字实在令人难忘的科林·结球甘蓝先生打来电话说，如果我依然对这个职位感兴趣，那它就是我的了。他的声音急切却又讳莫如深，让我觉得自己其实是被人从只有我一个人的候选池里选中的。

1998年的那个夏天，我和马蒂一起住在晨边高地。我们转租到了一个位于百老汇大道的开间，整整八个星期除了自己想做的事几乎什么都不干，也就是说，喝很多杯咖啡，吃很多华夫饼，绕着水库或者沿着滨江公园来来回回地散步，躺在浴缸里从头到尾地看完好多本杂志。我从未感觉到如此自由，如此不受责任的束缚。此外，一起散漫度日还有种搞地下工作般的刺激，因为马蒂没有告诉她父母我们同居的事，我也没有对我父母完全坦诚。现在想想这样很傻，但我们当时就是觉得不能告诉他们，于是就只能像孩子那样行事，尽管我们一贯最恨的就是被当作孩子来对待。想象一下，我父母要是知道我在和一个就要去纽约念医学院的天主教背教女孩谈恋爱，没准儿还会感到欣慰，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一个穆斯林女孩当然更好，但和马蒂在一起，我至少一时半会儿不太可能像他们仅有的另一个孩子那样跑到世界的另一端去。至于马蒂的母亲，出于宗教原因而反对的可能性或许还不如因为我的名字不够白人来得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依然坚持偷摸的勾当。我父母来的时候，马蒂的东西就被收进橱柜。她母亲和继父从劳登维尔坐火车过来的时候，马蒂在一个高中老同学位于纽约北部的公寓里招待了他们。信箱上留的还是房东的名字，答录机里用的还是他的声音，无论何时听到座机响都坚定不移地无视它。直到那年的劳动节，我才买了人生中第一部手机，鞋子一样大的摩托罗拉，必须伸到窗外才能接到信号，如果有的话。

我们和那位老同学吃过一次饭。马蒂邀请她来吃披萨喝红酒，谈话有一搭没一搭地进行到了某个节点，于是我们的客人自然而然地问出了我同不同意宗教会扼杀智识上的好奇心这个问题。恰恰相反，我说，我认为求知是一种宗教义务。毕竟《古兰经》中降示的第一个词便是：读！而第三行便是：读，因为你的主曾教人用笔写字，曾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经文参考自马坚译《古兰经》第96章，有改动。]。然而，我们的客人以一种非比寻常的自信坚持道，宗教允许你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始终不能触及“恰恰是因为”，你必须得有宗教信仰。好吧，我说，你对宗教的困惑基本上也是所有无信仰人士对宗教的困惑：它提供给我们的都是不可还原的答案。但有些问题就是根本没办法简单地用经验来证实的。你倒是说说，这种问题怎么用经验证实：你应不应该让火车脱轨，害死车上的全部三百名乘客，如果这样可以拯救一个被绑在铁轨上的人？再比如：一个东西，究竟是因为我看到了它所以它是真的，还是因为它是真的所以我才能看到它？信仰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这些不可还原的答案不会困扰有信仰的人。有信仰的人知道自己有足够的力量真诚地给出不可还原的回答，也知道做出这样的回答有多么艰难，这让他们感到宽慰，甚至骄傲。我们每个人——包括无信仰人士——每天都要靠不可还原的答案活着。宗教真正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诚实地面对这一点，给这种依赖冠以特定的名字：信仰。

鉴于我有点上头，而且是即兴发挥，这通演讲并非毫无瑕疵，但我依然很高兴这个话题被提了出来，因为对我来说，类似的对话隐约浮现在我和马蒂间已经有阵子了。然而，整个晚餐过程中，马蒂都格外安静，第二天也没再提起这个话题。直到马蒂开始修她的医学转专业衔接课程，我出国，都完全没有再提起。所有那些散步的途中。所有那些在床上厮磨的时光。有时候我忍不住想，我们向别人隐瞒自己的恋人，会不会是因为这让向我们自己隐瞒自己变得更容易了。

生命伦理委员会坐落在布卢姆斯伯里区的贝德福德广场上，一栋乔治王时代风格的联排别墅的地下室外，那是一座漂亮的椭圆形花园，一到晚上全是美沙酮瘾君子，丢得满地的废针管是我每天上班路上的固定栏目。我阿姨的公寓是个住着很舒服的地方，位于某个华丽的战前高级公寓区，有四个保养得很好的房间，但我每天待在那里的时间并不长。通常，我会泡个澡（因为没有淋浴），在路尽头的咖啡店买咖啡和糕点，在生命伦理委员会待上八个小时，然后去酒吧看书，或者去雷诺阿厅[这里指的是著名艺术院线Curzon Cinemas位于布卢姆斯伯里的影院，其中雷诺阿厅是影院中最大的厅。]看电影，然后躺在床上给马蒂打电话。周末的时候，我会跑步。不是去各种公园里，那些修剪整齐的草坪和构图精美的花床太不真实了。沿着摄政公园的内圆环你根本跑不起来。避开购物和闲逛的人们，我一路沿着南安普敦大道跑上国王大道，右拐经由奥德维奇来到河岸街，然后和双层巴士的影子你追我赶地跑过滑铁卢桥，三步并作两步跳下南岸的台阶，迎向那些轮渡和驳船，和它们一起毅然决然地掠过水面。我在高中时就发现自己很喜欢跑步，但不是沿着跑道，而是在海滨公园里沿着我自己的路线跑，在那里，清晨时可以看到缥缈的曼哈顿下城亭亭矗立，宛如奥兹国的翡翠城。我想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比起跑步，我更喜欢跑步带给我的感觉。当然，其中确实有直接的愉悦，也就是独处，以及一个人在运动时对自我的感知，即便我并不确定这种运动的方向何在。如果有人告诉我，二十二岁时我会住在伦敦，为自己谋得了一份体面的实习职位，以及一个医学院的录取名额，还有一个认真交往的女朋友留在纽约，我会觉得那是一份令人艳羡的出色成就。然而，我发现布卢姆斯伯里极度阴郁。跑步的时候，看着脚下冷冰冰的路面不断向后奔涌，感觉整个人都被我在自己和家之间生生拉开的千里之遥淹没了。虽然我很喜欢这份工作的内容——每个工作日，我都在编辑关于异种移植、干细胞疗法和转基因农作物的通讯文章——但这里工作人员的平均年龄要比我大上至少十五岁，而且，在大学强制而高效的灌输之后，现在这个新的学习曲线过于平缓了，论启发乏善可陈，论速度慢得难熬。比起出色或是令人艳羡，我在伦敦的感觉更像是在下台阶走到底后又多下了一级：被意料之外的高台和硬生生跺出的闷响突然叫停了。

申请做当地儿童医院志愿者需要填写的《你准备好了吗？》问卷，给许多我长期以来都确信无疑的自我认知都打上了问号：

这张纸上还附有一个机会均等表格，以确认我的性别、婚姻状况、种族、教育背景，以及伤残状况，如果有的话。上面还有一系列需要勾选的方框，问我觉得自己属不属于低收入、无家可归、有犯罪前科、寻求避难/庇护、单亲家长及/或其他人群。我忍不住想，如果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一个人或许更容易做到平均分配机会。当然，我还是填了，而且只在低收入那里耽搁了一下，因为生命伦理委员会给我的津贴显然很符合这项描述，但不知为何我知道它指的不是这个。

为了面试，我还理了个头发，买了条领带。一个女人不耐烦地告知我，警方对我的背景调查最长需要八周，她身后的墙纸上，有只长颈鹿一直在探着头看我。但实际上，他们只用了五周，我的入职仪式安排在了周六，那天正好是万圣节。我称之为入职仪式是因为电话里那个不耐烦的女人就是这么说的，但我刚在大厅跟她接上头就被带去了一楼的游戏室，路上她说自己得去内分泌病房处理一个紧急状况，接下来的一整天我们就再也没碰过面。

她交代我自己看着找点活儿干，说完就离开了，我站在原地，周围全是一群装扮成猫、小丑、公主，还有大黄蜂、瓢虫、海盗和超级英雄，啊对，还有警察的小孩子，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便是，我等了整整五个星期才通过警方的核查，难道就是为了站进这样一个房间里吗，这未免也太可笑了点吧。第二个念头是，我这辈子从未觉得如此格格不入。灯光显得异常明亮。孩子们的笑声、尖叫，还有喵喵的叫声混在一起，要比生命伦理委员会的声音高上好几个分贝，更不用说我阿姨那个死一般寂静的公寓了。其他志愿者——我们都穿着向日葵黄的T恤，背后横印着蓝色的让我来帮你——要么坐在小椅子上，膝盖像蚂蚱一样高高拱起，要么是保持着一种对于没练过瑜伽的成年人来说最不舒服的姿势：盘腿坐在地板上。我吃力地矮下身子，感受着关节炎早期的膝盖的抗议，坐在了一个白雪公主旁边，她正专心致志地把闪闪发亮的通心粉粘到一个纸板做的面具上。这是什么？我问道，嗓子发紧，音调也比平日要高。面具，女孩头也不抬地说道。看着她忙活了一会儿，我的注意力转向了一个小小海盗，他的眼罩拉高到前额上，正忙着堆积木。这次我什么话也没有跟他说。这些孩子不需要我。那句让我来帮你更像是我自己的扮装。事实上，待了快一下午以后，我开始觉得我才是那个被帮助的人，尤其是看到他们不厌其烦地演示存在可以有多么简单，多么无我：把一块积木放在另一块上面。再放一块。再放一块。全部推倒。再来一遍。

那天我什么活儿都没干。离我的班次结束大概还有一个小时，门口来了一个身穿罩袍的女人，手里牵着一个小女孩。女孩大概七八岁的样子，除了有点偏瘦，看起来还蛮健康的。有人在她的脸上画了六根长胡子，但除了这个她就没做别的化装了——就穿了一件紫色的长袖T恤，一条牛仔裤，裤脚悬在那双白色的褶边袜子上面一英寸不止。这时，我正靠坐在一堵墙边，两条腿摊在前面，两位公主（或者芭蕾舞演员——这谁说得准）正在我的脚踝边摆布一堆毛绒玩具，假装那是小人国，又不断地打乱重排。那个女人站在门口观望了好一会儿，才指指我们的方向，领着小女孩走了过来。哈娜，她说着，捡起一只青蛙手偶。给你。女孩接过青蛙，把一只手插进去，坐到了地板上。她有张夺目的脸，光洁柔和，又有点男孩子气，睫毛长长的，乌黑亮泽的短发整整齐齐地别在耳后。那几根胡须看起来就像是某种她本不必遭受的羞辱。她把青蛙抱在大腿上，肚皮朝天，还心不在焉地用它的鼻子挠了挠自己的肩膀。同时，那两个公主/芭蕾舞演员还在为毛绒玩具大会做准备。包括许多尖锐的拟音口技，以及在我的双腿间跳过来跳过去，脚下颤悠悠的，动作一点也不芭蕾，每跳一下，裙子上的粉色网纱就会随之沙沙地颤。我猜她们大概是没注意到新来了一个女孩——直到其中一个主动捡起一只兔子，拧着那双粉嘟嘟的小胖腿突兀地转过身子，把它递给那个女孩。

要这个吗？

新来的女孩摇摇头。

这个呢？另一位公主举起一只猫头鹰。

新来的女孩又摇摇头。然后她把手从青蛙里抽出来，指了指这座小动物园的深处，然后说了一个词，声音轻到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听清。

像是son（儿子），或者是sun（太阳）。

是hsan，我脱口说道，马。

女孩点了点头，转过头惊讶地看向我。其他女孩中的一个把马扔给她。新来的女孩撇下青蛙，拿起那只马，微红着脸，开始用手指梳理它的鬃毛。我伸手捡起她背后的青蛙手偶，把手指伸进去弯动。我要是匹马该多好呀，我操纵着青蛙说，用阿拉伯语。女孩笑了。

当扮装被脱下，你能更清楚地看到疾病造下的孽。你能看见它的症状，或者更确切地说，看到其中不可见的部分，忍不住去猜这可怜的孩子有多大概率活下去。一条绑着石膏的腿或胳膊不是什么大问题。通常也就是在操场上受的伤，要不了两个月就会消失，化为一则家族传说。覆盖了半张脸的鲜红斑痣看上去要更过分——然而在时间和激光的作用下，它也终将被抹去。更难以直视的是结构性的变形，比如Microtia（先天性小耳畸形），小耳朵的拉丁语，或者Ollier（多发性内生软骨瘤），软骨过度增生，手上会结瘤、变形，如同一块生姜。我在生命伦理委员会的地下室里读到过这些，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病症，那个塞满医学词典的书架已经成了我最可靠的午餐伴侣。具体是哪种疾病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断定。医院里的医生不会轻易分享他们的结论，而作为一个区区的陪玩志愿者，我一般也不觉得自己有资格去问。因此我继续描述自己的亲眼所见：肿大的关节。疲软的双腿。全身性颤抖。这些看到就能理解个大概。而另外那些，白血病，脑瘤，哪怕已经有橘子那么大：都隐秘得可怕。这不是一个合乎情理的理论。甚至都算不上理论。有哪个理论会有这么不加掩饰的例外？毋庸置疑，疾病的可见性和严重性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那些无形的疾病却有种特殊的力量。或许是因为它们看起来太具欺骗性。太狡猾。有胎记或许也是不幸的，但至少它不会偷偷摸摸地缠上你。所以每当看到一个新的孩子从大厅走过来，我都情不自禁地希望能找到一个迹象：某种意味着可以忍受，甚至可以治愈的东西，就像开胶的鞋底，只需挤点胶水就可以重新粘到鞋子上。拜托，不要由内而外地攻击她。拜托，不要让那些无形的东西找上她。

本来，我做这些主要是出于职业上的考虑，想要大致感受下医院的环境，同时练习对待病患的正确态度，但事实上，我发现这份工作太过消耗人的情感了，以至于唯一得到练习的似乎只有我对来杯啤酒的渴望。一个周六，快交班的时候，一个名叫拉克伦的志愿者同事问我要不要跟他还有几个朋友一起去街角的酒吧喝一杯。阿拉斯泰尔也在那里，另外还有两三个人，急欲向我介绍新工党的真正意义所在、酷不列颠[Cool Britannia，媒体用来形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英国文化繁荣发展的用词，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这个说法已经很少被使用了。]的空洞浅薄，还有阳斯苦啤酒容易引发胃胀气的特性。那天晚上，或者后来的某个晚上，我们还谈到了阿富汗，更确切地说，是几个月前克林顿对阿富汗的导弹袭击，当时桌上的主流观点是，这只是一个再方便不过的工具，用来转移大家对他那所谓的国内问题的注意。我对此表示怀疑——毕竟，达累斯萨拉姆和内罗毕的美国大使馆同时遭到袭击又不是克林顿安排的——说这话的时候，我一直在留心阿拉斯泰尔的反应，因为这时我已经发现他是一个敏锐又有想法的人了，所以特别急于确认自己的想法跟他的没太大出入。但阿拉斯泰尔很少参与这类谈话。他坐在角落里，头顶上有一块放棋盘的搁板，半边脸隐没在它投下的阴影里，他眼神迷离地看着房间的另一头，仿佛在搜寻着什么，像极了一个被人派去苦等什么东西的人。灯光从上方打下来，让他另外半边脸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加枯槁憔悴，要不是认识他——要是我一个人坐在这儿，隔着一段距离，看着他一杯接一杯地灌自己——我大概会把他当成一个风光不再的人物，也可能从未风光过，但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流落街头的酒鬼罢了。相应地，开头几个晚上，阿拉斯泰尔也很有可能觉得我就是个没意思的新来的。我当然是个没意思的新来的，阿拉斯泰尔或许也确实是个酒鬼，但他并没有流落街头。至少目前还没有。

有天晚上，我问他是哪里人。

伯恩茅斯，他回答说，然后起身上厕所去了。

另一天晚上，帮我们擦桌子的女孩问我是哪里人。

布鲁克林。

但他的父母是在巴格达长大的，拉克伦说。

阿拉斯泰尔往前靠了靠，饶有兴致地看着我。巴格达哪儿？

卡拉达。

他们什么时候离开的？

1976年。

穆斯林？

我点点头。

逊尼派还是什叶派？

为免夹在中间被密集的问答洞穿，拉克伦站起来把位子让给了我。但挪过去没多久，我就发现阿拉斯泰尔对当前伊拉克形势的了解显然要比我多得多。我已经十年没回去过了，也记不起我们家族属于什叶派的哪个分支了；此外，当我承认自己从没喝过羊头汤时，他那种难以置信的眼神，就像是在看着一个声称自己从未吃过火腿的帕尔玛人。尽管如此，有种伙伴情谊还是萌芽了，很快，在其他人继续谈论板球或者女招待的屁股时，阿拉斯泰尔向我讲述了他做过的各式各样的工作，除了在巴格达，还有萨尔瓦多、卢旺达、波斯尼亚，以及贝鲁特——当他在那里忙着躲避黎巴嫩真主党的追杀，或是在老乐可摩德酒店抽印度大麻时，十几岁的我还在湾脊区按字母表的顺序整理棒球卡，以及参加各项SAT预考。这类故事令我着迷不已，甚至有点嫉妒。当然，我并不是希望自己也招惹上那些准军事极端分子，但要是能说出“我躲过了他们的追杀”，那滋味一定不错。

继周六晚上的活动变成和当地人喝酒之后，周日的跑步也让位于躺在床上听一整天BBC广播四台，任由自己陷入流沙般的思绪。主要倒不是因为宿醉——尽管我的确喝多了，一天早上，在《航运预测》（Shipping Forecast）那超现实般抑扬顿挫的夸张语调中醒来时，我想了一会儿有没有对自己的大脑造成什么不可逆转的损伤，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新近这些非常英式的、洋溢着伙伴情谊的周六之夜，仿佛就是我想要奔向的所有远方，如今我再也不需要到处寻觅了。我听的第一期《荒岛唱片》（Desert Island Discs）的漂流者是约瑟夫·罗特布拉特[该采访于1998年11月8日播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协助发明了原子弹，又花了大半余生试图消除它的后果。九十多岁高龄的他操着一口带有波兰口音的英语，用被岁月磨砺出的沙哑嗓音急切地向采访者讲述，在广岛事件之后，他发誓要在哪两个主要方向上改变自己的生活。一是将他的研究方向从核反应转移到了医疗应用上。另一个是唤起公众对科学潜在危险性的认识，倡导相关从业者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他选择的音乐——如果被流放到荒岛上，他会带上哪八张唱片——也与这些理想几无二致：《希伯来晚祷》（“Kol Nidrei”），《昨夜我做了一个荒唐无比的梦》（“Last Night I Had the Strangest Dream”），《花儿都去哪儿了？》（“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还有瑞典医师们在防止核战争主题音乐会上表演的《小溪汇聚成江河，江河汹涌为洪流》（“A Rill WillBe A Stream, A Stream Will Be A Flood”）……

瑞典医师们的声音淡出后，休·劳利说，你的目标已经不只是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你想要看到的是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你相信它会实现吗，还是说你只是希望它能实现？

它必须实现。在我的生命，仅余的生命中，有两个目标。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短期目标是消除核武器，长期目标是消除战争。我之所以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是因为即便消除了核武器，我们也无法取消它的发明。一旦大国之间爆发严重冲突，还是可以重新被发明出来。与此同时，还是要说回科学家的责任：其他的一些科学领域，特别是基因工程，很可能会研发出一种新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许比核武器更容易获取。因此，唯一的办法是防止战争。那就再也不会有这种需求了。任何类型的战争。我们必须把战争从公认的社会制度中除名。我们必须学会不依赖军事冲突来解决争端。

你相信这真的有可能实现吗？

我相信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迈进！在我有生之年，我看到了社会上发生的种种变化。我活过了两次世界大战。而每次，比如说法国和德国，都是你死我活的仇人。要把对方赶尽杀绝的那种。如今，这两个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其他欧盟国家之间也一样。这是一场巨大的改革。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场变化有多么重大。我们必须培养自己对和平文化的偏好，而不是我们如今生活于其中的暴力文化……用弗里德里希·冯·席勒的话来说就是：Alle Menschen warden Brüder. 所有人都是兄弟。但愿它能够实现。

在访谈即将结束，海鸥鸣啼的主题音乐尚未响起时，罗特布拉特还讲到，1939年，他受邀去利物浦研究物理，把妻子一个人留在了波兰，因为他的津贴不足以维持两个人的生活。第二年夏天时，津贴稍微涨了一点，他赶忙回华沙去接她，但托拉正因阑尾炎卧病在床，无法出行。所以他只好独自回到英国，等她一有好转就尽快过来，但就在他抵达英国两天之后，德国入侵波兰，他和妻子之间所有的联络方式都被切断了。数月之后，他才终于在红十字会的帮助下联系上了她，准备请一个在丹麦的朋友接她过来。然后德国入侵了丹麦。这次他想通过几个比利时的朋友把她转送出来，然后比利时也被入侵了。他又试了意大利，他的一个教授认识米兰的一个志愿车队，但托拉去见联络人那天，墨索里尼向英国宣战了，她在意大利边境被遣返。这是罗特布特拉最后一次听到她的消息。

那天晚上，我把这个故事复述给马蒂听，她的反应很是冷淡，不为所动。在我的坚持之下，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清了清嗓子说，一旦我们知道了一个不幸故事的结局，便总是忍不住想问主人公怎么就不能表现得好点来扭转命运呢。

或者，你觉得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吗？过了一会儿她问道，以一种显然不欢迎肯定回答的语气。上帝的决定？上帝的意志？

要是我说是呢？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当时我居然没有看出来我和马蒂的关系就要结束了。但我当时的想法是，尽管在得到她这个煊赫的战利品之后没多久，我对自己女朋友的感情便有所冷却，但在我看来，因为这个就分手相当于对自己不忠。令我不安的是，一年前的阿马尔和今天的阿马尔居然可以如此不同，而就在我下定决心，至少，假装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变化时——假装我并非如此善变、虚荣，一旦赢得了一个女人，就马上失去了对她的渴求——我并没有充分考虑到马蒂自己也可以改变这一可能性。之后，在圣诞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日，休·劳利宣布本周的漂流者是英国喜剧演员鲍勃·蒙克豪斯。我震惊地拿起电话，按了一长串号码打给马蒂，但并没有人接。

《暴风雨》开始了，我又试着给她打了一次。沃恩·门罗，《和月亮赛跑》（“Racing With the Moon”）。拉威尔。巴伯的《弦乐柔板》。然后是《你把影子投向大海》（“You Have Cast Your Shadow on the Sea”），表演者为蒙克豪斯及其他工作人员，这时我试了第四次，暴躁和焦虑加重了宿醉的不适，因为不知交往了三年半的女朋友为什么在东部时间周日早晨六点四十五分不接我的电话。

那你会带什么书呢？休·劳利问。

刘易斯·卡罗尔的全集吧。

如果你只能选择——

一部？

——一部刘易斯·卡罗尔？

呃，《蛇鲨之猎》（Hunting of the Snark）吧，我猜，应该是我最喜欢的刘易斯·卡罗尔作品了。但话说回来，没有《梦游仙境》和《镜中奇遇》里的角色我会活不下去的。这样的话——我能来一整套《爱丽丝历险记》吗？

我能理解她为什么觉得我虚伪。表面看来，小心翼翼地经营生活，如此井然有序、吹毛求疵，同时又宣称将自己的全部信念都交托给一个终极代理，这是何等的悖论。如果祂早已把你将于下周死于一场巴士车祸的命运写下，那你为什么还要戒烟呢？但神学上的宿命论和自由意志并不一定就是矛盾的。如果祂对所有的存在都拥有着绝对的权力，我们可以想象这种权力将会如何扩展祂的能力，无论何时，只要祂想，就可以把任何一种既定的命运替换成另一种命运。换言之，命运并不是确定的，而是模糊的，会随着每个人自己有意识的行为而变化。真主必定不变更任何民众的情况，直到他们变更自己的情况[经文参考自马坚译《古兰经》第13章。]。上帝不会预先决定人类历史的轨迹，而是意识到所有可能的路径，并且有可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和祂宇宙的边界来改变我们脚下的那一条。或者，就像我上一周跟马蒂说的：想象你在碰碰车游乐场里。坐在碰碰车上，你可以自由操控方向盘去任何一个你想去的方向，与此同时，你的碰碰车也被一根杆子连在天花板上，杆子为它提供电力，并将它所有的移动都限定在预先铺设的电网范围之内。同样，在巨大的碰碰车游乐场里，上帝创造并控制着人类行为的所有可能性，然后由人类自己接手过来并执行。在这个过程中，左转还是右转，前进还是后退，撞向你的邻居还是礼貌地绕开他们，是我们自己在决定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并为那些使我们成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从电话那头的沉默中，我能感觉到马蒂没有直接否定我说的话。但沉默的时间之长也让我感觉到，我们之间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我们对上帝的意志的辖域有着不同的看法。而是一个四十九岁的医学教授，名叫杰弗里·斯塔布尔宾。但是无所谓。我们都有掉进兔子洞的时候。有时候，似乎只有这样才可能逃离自己先前那种无聊或危急的生活——只有这样，才能把你的自由意志搞出来的烂摊子清零重置。有时候，你只是希望有人可以接管一阵子，来遏制这种已经有点过头了的自由。太孤独，太没规划，太过自由散漫了。有时我们是主动跳进洞里的，有时是我们允许自己被人拉进去，还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半推半就地跌了一跤。

我指的不是强迫。被推进去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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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往拘留室的小厅里，一个身穿荧光黄色背心的大个子男人给我的行李箱贴了个标签，然后像甩一袋羽毛似的把它甩到了架子上。第二个男人——虽说没第一个那么健硕，但也只是略稍小了一号而已——摘下我的背包，隔着衣服把我全身上下搜了个遍。口袋里的现金可以留下，总共是11.36美元，都是些旧币；但手机不行，因为有摄像头。在等丹尼丝填完新一波文件的时候，我依然能感觉到刚刚那个男人在我大腿根摸索时双手的温热，现在，那双手正亲切地指着自动售货机跟我比划。

来杯茶？

不了，谢谢。

香蕉？芝士酸黄瓜三明治？薯片？

上述种种陈列在我俩中间的桌子上，看上去就像是路边的柠檬汽水小摊。

我摇摇头。我没事。

丹尼丝递给我一张新的纸条。快去吧。越快越好。

拘留室的空间很大，天花板低垂，也没有窗户——除了看守透过它能看到我们，我们也能看到他们的那扇——座椅足以容纳七八十个人。路上我还在想，没准儿在这里还能碰见那个在肯教授的忽悠之下飞了半个地球过来的中国女人，但此刻我发现，这里除了我就只有一个高大的黑人，正沿着对面的墙脚焦躁地走来走去。他戴着红色的针织棒球帽，身穿一件长款的米色大喜吉[Dashiki，一种色彩鲜艳的宽松套头衫，常见于西非地区，也广泛流行于欧美等地区的黑人群体。]。他在两个高悬在墙角上空的半球镜面摄像头间走来走去，镜像里那个顶着颗大红樱桃的人影也随之膨胀，收缩，膨胀，收缩。我在隔着几个座位的地方坐下。一台固定在天花板上的电视机正在无声地播放某个谈话类节目。一个女人正在教另一个女人制作希腊新年蛋糕。一份详细的教程，如何隐藏幸运硬币，然后是如何切蛋糕才能避免所谓的硬币所有权争夺战。我木然地看了一会儿，起身去看墙上贴的告示。

一共用了十一种语言来介绍枕头、毯子以及火灾疏散流程。一台投币式电话边上贴着难民和移民公正组织（Refugee and Migrant Justice）和移民咨询服务处（Immigration Advisory Service）的号码，但只有英语说明。电话旁边还有机场牧师和社区事工们的电话号码：牧师杰里米·本菲尔德。牧师杰拉尔德·T.普里查德。修士欧克帕拉昂沃卡·齐内罗。拉比希米利·沃格尔。锡克教的索内什·普拉卡什。我的眼睛在自动检索一个阿拉伯语名字。穆罕默德·奥斯曼。伊玛目穆罕默德·奥斯曼。希思罗机场穆斯林社区中心，巴斯路654号，克兰福德，密德萨斯，豪恩斯洛（TW5 9TN）。

几英尺开外，还有一张覆有仿木纹膜的折叠桌，上面不偏不倚地摆着几本书，谁也不比谁更显眼：一本希伯来语《圣经》，一本英王钦定版《圣经》，一本西班牙语的雷纳—瓦莱拉译本《圣经》，还有两本《古兰经》（分别是英语版和阿拉伯语版的）。《古兰经》旁边的桌面上贴着一个指向麦加的朝拜箭头，和女厕所大致在同一个方向。桌子下面，三张礼拜毯被随意卷起来，斜斜地插在篮子里，像是三根巨型法棍，隔着一段尽管礼貌却又不容违抗的距离，还贴有一条标语，也是只有英语的：禁止席地而睡。

那个黑人坐了下来，开始用掌根揉眼睛。他的脚上是一双沾满灰的便士乐福鞋，但没穿袜子，裸露的脚踝已经变成了灰紫色。天气预报说伦敦这周末的温度都快零下了，有那么一刻，我对他被扣留的理由产生了一种荒诞的想象：也许是因为没带合适的鞋子。毕竟，NHS（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也顾不上送每一个因为穿得太少而失温或生了坏疽的旅客去医院。十二月里不穿袜子，先生？很好。请坐。只是些一般性询问。我会尽快的。

房间另一头立着第二张桌子，这张就随意多了，散布在上面的都是些世俗读物：英语、西班牙语和中文的报纸；一本卷边的日语版《时尚》；法语版《暮光之城》的其中两册；一本西班牙语言情小说；一本德语版《美食，祈祷，恋爱》。我心甘情愿地坐回了电视机前。那个黑人也回去踱步了。现在还制造起了噪音：一种短促、断续、不由自主的咕哝与哀叹。这让我想起哥哥很喜欢的一位钢琴家，一个怪人，弹奏时也会发出类似的声音，仿佛正致力或沉迷于他的艺术中。我始终没翻开膝盖上的那本书。我和阿拉斯泰尔原本约好在羔羊酒吧见面的那个时刻到来了，又过去了。希腊新年蛋糕被切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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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兹尼的情况是最糟糕的。八个星期内有两万五千名平民被杀。整个阴沉的冬日里，米努特卡广场上的人们小心避开弹坑，又被别着殉难者丝带的尸体绊倒。尚未被炸弹杀死的车臣人被俄罗斯征召兵逮捕，赶进地窖里，他们的母亲在大街上流着泪哀求释放他们。到了晚上，阿拉斯泰尔和其他记者睡在五十英里外的哈萨维尤尔特，一家被强行征用的幼儿园里，把小床们拼到一起，但睡起来还是太窄了。他们用手帕捂住鼻子，以免闻到太久没洗澡的体臭，房间里还保留着作为装饰的儿童涂鸦和水彩画：兔子和巫师，蝴蝶和独角兽，彩虹正涌进一只黄金壶，下面是手拉着手的火柴人一家。底下是绿绿的草。顶部那道不可动摇的蓝色是天空。你不会做梦，或者不记得梦见了什么，背负着沉重的防弹衣跋涉一整天就已经够像做梦的了。而车臣人——车臣战士们简直是恨不得去死。为什么不呢？甘愿赴死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尤其是在和那些实在不怎么想死的人较量时。剥削我，羞辱我，夷平我的城市，夺走我的希望，那你还指望些什么呢？我不该孤注一掷跟你拼命吗？既然这已是我仅剩的荣耀，我怎么可能不想以命相搏？你，弱鸡一个，被那些俄罗斯妈妈和彩虹们搞得五迷三道：滚回家过你的英国新年去吧，玩你的派对烟花去吧，吃你的高脚杯水果冰激凌套餐去吧。我们不需要你的承认。我们不需要你来“作证”，你们的“共情”毫无想象力。就连俄罗斯人都比你强，连俄罗斯人都不见得能干出这种事：用坑坑洼洼的军旅铝杯喝香槟，用手指吹口哨，在尿出蜂窝的雪地上跺脚。对你来说，这是个新鲜乐子。对我们，这是牢笼。然后全世界都在问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要相互杀戮？为什么他们不把问题解决掉？为什么要死这么多人？但或许，更好的问题是：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不想活了？

阳光好的周六，我们几个志愿者有时会带两三个生病的小孩去附近的公共花园广场玩。通常跟我一起出去的都是拉克伦，一个有着恰到好处的缄默和极为丰富的冷知识的男人。一天下午，我们坐在布卢姆斯伯里广场上，漫不经心地看着孩子，拉克伦远远地指着公园尽头的铁栏杆说，当初那些围栏在“二战”时都被拆下来熔铸成子弹了。后来新安的这段要短一点，而且整天都不上锁，从此广场就一直对公众开放。那天之后，我每次路过布卢姆斯伯里广场时都忍不住去想，原来那些铁块最后去了哪里。去了哪条战线。进了谁的身体。差不多也是在那段时间，在宣布将要解除萨达姆所持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局面正在加速奔向第一次反高潮。布莱尔声称是时候回报美国六十年前的援助了，并承诺英国将不遗余力地找出余下所有旨在制造种族灭绝的武器储备。四十八个小时后，克林顿宣称伊拉克表示愿意配合。那之后又过了一个月，联合国特别委员会（UNSCOM）报告，事实上伊拉克并没有配合，然后，看吧，英美联军的轰炸就开始了。“沙漠之狐”空袭行动，当时我是和阿拉斯泰尔一起看的，坐在羔羊酒吧的老位子上，天花板上垂挂着圣诞彩旗，酒吧变成了一个供应温热百果馅饼的自助餐厅，一口盛满白兰地兑热红酒的人造大锅。BBC对空袭的播报——这是盟军出于对斋月的尊重而风度翩翩地停火前最后的疯狂——自始至终都在两个对比鲜明但同样令人目眩的滤镜之间切换：一个画面昏暗而粗粝，墨色烟柱和橘色照明弹的背景中，隐约勾勒出棕榈树的剪影；另一个则浸没在蜜多丽绿色的夜视模式中。底格里斯河上空的爆炸突兀地照亮了水面，如日光般天真无辜。离我远点，一闪即逝的刺眼白光里，河流仿佛在说。我可没招惹你。别来烦我。

那天晚上，电视里还播了众议院投票通过两项弹劾克林顿的条款的过程。这一次，当他们又开始嗤笑他的外交政策日程时，我什么也没说。

阿拉斯泰尔也没怎么开口，坐在我身边喝酒，带着一种比平时更决绝的阴沉。这时我开始想，会不会在过去十年中的某个节点——或许是在卢旺达，或者是格罗兹尼，也可能是太过循序渐进了，因此无法锁定在任何一件特定的恶心事儿上——这个男人，就像人们说的，已经失去了理智。他看上去也不像是没有这玩意儿，就好像它只是被暂时地从他身上拿走，妥善保管起来，过段时间再还给他，并严厉警告他只能用它做些无害的思考。我想，或许这就是他此刻会在这里，在布卢姆斯伯里的一家酒吧里观望事态的进展，而不是在巴格达某家旅馆的屋顶上的原因。我问他，夜视图像为什么是绿色的。

磷光质，他回答道。用绿色是因为比起其他颜色，人眼对绿色的辨析度更高。

你应该写本书，过了很久，我说。

阿拉斯泰尔一口气灌完那杯，看着残余的泡沫沿着内壁缓缓滑落。等到终于想出一个答案，他看上去松了口气。不是真正的答案，但依然管用。

他说，有一个老段子是这么讲的：外国记者只要在中东待上一个星期，回家就能写本书，提供一种可以一举解决中东所有问题的方案。要是待上一个月，他会给杂志或者报纸写一篇文章，满篇都是“如果”“但是”“此外”这样的表达。要是待上一年，那他什么都不会写。

好吧，我说，你犯不着解决所有问题。

没错，阿拉斯泰尔说着，端起酒杯。你也是。

那年冬天并没有发现任何真实存在的生化、生物、放射性或者核武器，唯一的后果似乎只是加剧了某种摩尼教式的恐慌。在此背景之下，熔掉公园栏杆铸成炮弹和步枪子弹听起来是那么地古早，简直让人有些怀旧了。我坐在阳光明媚的布卢姆斯伯里广场上，聆听着画眉鸟在头顶啼鸣，感觉周围那些塔尖被征召参战的可能性实在不是很大。不过，如果有人告诉我，驾驶商用飞机撞向敌方的摩天大楼会成为现代战争中的一项有效手段，我猜我也会觉得这不太可能。

有一天，一个一只耳朵上缠着绷带的小男孩过来向我们要吃的。我给他了一块燕麦饼干。

饼干屑从嘴边扑簌簌地落下，男孩宣布：我在吃饼干。

是啊，你在吃，拉克伦说。

我爱你，男孩说。

我也爱你，拉克伦说。

男孩看了一会儿鸽子在地上啄来啄去，然后转头看我。

我在吃饼干，他说。

我看见了，我答道。

我爱你。

我点点头。我也爱你。

这段台词重复了三四遍——我爱你和我在吃饼干——直到饼干被吃完，或是对我们的爱耗尽了，男孩才跑回零星几只颤巍巍的鸽子那边。

这时，我那个说阿拉伯语的小朋友走了过来，害羞地看着我。我递给她一块燕麦饼干，她拒绝了。

她转身看向拉克伦，小心翼翼地用英语说：

我爸爸希望我是男孩。

……什么？

爸爸说我是个男孩！

然后，她猛一转身，飞奔而去。

天哪，拉克伦说。什么情况？

我哪知道。你知道这姑娘得的是什么病吗？

拉克伦摇摇头。我只知道她的实际年龄比看上去要小。

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小女孩得的是一种名为先天性肾上腺增生（Congenital Adrenal Hyperplasia，简称CAH）的罕见病。一般情况下，脑垂体会制造一种叫作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兴奋剂，也就是ACTH（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经由血液输送到位于肾脏顶端的肾上腺。在那里，ATCH会传递出需要皮质醇的信号，一种具有诸多必不可少的日常功能的类固醇激素。但皮质醇不是自动生成的，而是由其前体在酶的作用下转化而来的。而在CAH患者的体内，关键的酶缺失了，因此流水线在生成皮质醇之前就断裂了。这就导致了前体的大量累积——但皮质醇却永远都不够用。由于皮质醇存在的一个重要功能便是抑制ACTH的释出，于是脑垂体分泌了越来越多的ACTH，刺激肾上腺，使其异常增大。

正常的内分泌活动，如调节生长、新陈代谢、组织功能、睡眠状况和情绪反应都离不开皮质醇。不治疗的话，皮质醇缺乏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后果，如低血糖、脱水、体重减轻、头晕、低血压，甚至是心血管性虚脱。同样成问题的是被抑制的皮质醇前体引发的症状，包括雄激素，也就是男性荷尔蒙过多。于是，一个患有CAH的三岁男孩可能也会长腋毛和痤疮，严重程度不亚于他的保姆。同样地，一个小女孩可能会在很小的时候展现出男性特征：体毛浓密，身高猛长，甚至是比起茶杯和娃娃更喜欢卡车和拖拉机。等她到了正常青春期的年龄，声音会变得低沉，胸部可能依旧平坦，每次月经的量都很少，如果有的话。理论上，很少有案例真的能够达到这么男性化的程度，因为一旦出现早期征兆，你就会出门看医生，医生就会给你开合成类固醇来降低内分泌系统中的雄激素水平。

有时候，问题在出生时就很明显了。一个有着两个X染色体的婴儿，阴蒂生来就会比正常的肥大，看上去就像一个小阴茎。她的尿道和阴道可能会连在一起，共用一个开口，她的阴唇或许会彻底粘合，状似阴囊。然而，做一次超声波扫描就会发现，她的身体内部有着完美无缺的子宫、输卵管、卵巢和宫颈。事实上，只要做一场外生殖器再造手术，她就会拥有将来有一天想怀孕时所需的一切（当然，另一个人的精子除外）。我的阿拉伯小朋友的生殖器官生来就有点模棱两可，但也并没有模糊到让她的父母或者那个叙利亚产科医生怎么都不愿承认她是个女孩的地步。然而前段时间，其他的一些异常迹象，包括她两腿之间越来越来越异常的阴茎引起了家里人的注意，然后她就被送进了医院。她的皮质醇水平需要调节，这点毫无疑问。但是她的性别依然是个问题。医生们认为她应该接受激素替代疗法，或许还需要做生殖器再造手术，作为一个女孩活下去。她的母亲更倾向于同意。但她的父亲却有不同的看法。在他出身的文化中，男孩更为尊贵。男孩就是声望。男孩让你有尊严。在他的家乡甚至有这种说法：不育的男人也好过多产的女人。事实上，那个父亲说，我总觉得她是个男孩。从一开始就错了。她看起来像个男孩。她的表现也像个男孩。如果她是个男孩的话，生活会容易得多。他就是个男孩。

CAH无法根治。这是一种遗传病，双螺旋结构继承了同一个缺陷基因的两份拷贝，父母双方各一份。通常情况下，这个基因是显性的，而非隐性。但是如果父母都是隐性基因的携带者，那么孩子就有四分之一的概率继承双方的缺陷基因，并表现出相应的症状。还有一半的可能是只继承一方的缺陷基因（然后成为另一个携带者），另外四分之一是孩子只继承了正常的基因，完全不受影响。鉴于父母双方有可能是从一个共同的祖先那里继承到同一种突变基因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在近亲夫妻的后代中尤为常见。血缘越近，共享基因的比例就越大。共享基因的比例越大，其后代继承纯合的共享基因的风险就越高。换言之，常染色体隐性疾病在一些特定的文化中尤为常见，出于部落存续的考虑——强化家族纽带，维持女性在等级秩序中的地位，促成地位相当的配偶，保存一个家族的传统、价值、资产和财富——在这些文化中，一级堂表亲之间的结合不仅可以接受，而且是常规惯例，甚至是受到鼓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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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2月，布什宣布使命达成，联合国也解除了针对伊拉克的大部分制裁的七个月后，时隔十三年，我终于再度见到哥哥。我住在西好莱坞，经济学博士课程已经读到了第三个学期，一路从洛杉矶国际机场飞到巴黎再到安曼，在那里，会有司机过来接机，送我去父母入住的旅馆，他们是从湾脊区飞过来的，正等着和我会合。我们将从安曼乘车穿越沙漠抵达巴格达，大概要花上十来个小时。在制裁和紧随其后的入侵之前，从安曼飞巴格达连一小时都要不了，也就是说，到了安曼差不多就等于到了巴格达。而现在，到了安曼意味着你才走了一半。

到了机场，那儿并没有司机。或者说，那儿有一堆司机，正渴盼着我的光顾，但没有一个手里举着我的名牌。我突然意识到，飞往戴高乐机场时我把写着父母旅馆地址的笔记本落在了对面的座椅上。大约一小时后，我放弃寻找之前说好的那个联络人了，经过一系列满怀戒心的面试，我选中了一个愿意带我跑不超过五家旅馆的男人，一口价二十五万伊拉克第纳尔，约合八十美元。

上车后，得知我的最终目的地是巴格达，他突然来了劲头，变得极度亢奋。我带你去！我这就带你去！明天一早就能到！

很有可能，这项提议的真正企图其实是把我卖给沙漠里的绑匪。我谢过他，礼貌地解释说我想在旅馆里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下一段的行程。听到我这么说，司机看上去不仅没被劝退，反而更开心了。没错！完美！你先休息，我明天早上晚点再过来接你。他就差直说了：这样更好。我这就去安排一下怎么把你卖到沙漠去，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我父母在第三家旅馆里。我去前台询问时，接待员正在打电话。过了一会儿，他把话筒搁在肩膀上，我问他住客里有没有一位阿拉—贾法里先生，还有他的夫人。那你是谁？他们的儿子。接待员挑起了眉毛。他指指肩头的话筒。这是你的司机。他想知道你在哪儿。他在哪儿？我问道。在机场，接待员说。不，我说。我刚从机场过来，我跟你发誓：他没在那儿。接待员点点头，友好地打量了我一番，然后把话筒放回耳畔，把我的消息告知对方。紧接着就听到了一串含混的咒骂，我俩不约而同地打了个寒噤。然后接待员又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就好像他正在听人描述我——如同描述一个遗失的钱包或手表——然后，电话那头还在骂骂咧咧，他挂了。

你猜怎么着？接待员一边摇头，一边说。我认识这家伙。他肯定没去。

我母亲出来开门时裹着头巾。她在湾脊区时一般不戴这个，而我生平头一次发觉，紧紧箍在她脸上的那圈黑色椭圆把她的双下巴衬得更难看了。由于上了年龄，她走路时会微微前倾，仿佛选对角度就可以保持甚至生成动能似的。最近我打电话回家跟父亲聊天，问起他和妈妈这阵子好不好之类的问题时，他总会以一种作报告的口吻告诉我，妈妈前一天晚上睡得有多好或者多不好。她的失眠及其效果就有点像是吵闹小鬼，而我父亲提醒我注意这件事的方式，和他以前差不多每月就会提醒我一次的“法蒂玛今天不太对劲”时一样。现在，在安曼，尽管因为我的到来她全身都散发着母性的光辉，我依然能看出她需要睡眠，我希望她可以在车上好好休息一下。我希望我也可以在车上好好休息一下。但是我刚和父亲拥抱完，他就把我拉到一边说，我母亲睡觉没关系，但我俩里边至少得有一个随时保持清醒。我们连夜出发，这样日出时就能抵达伊拉克了。此外，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出发，这趟旅程的绝大多数时候都将是单调乏味的——绵延不绝的灌木丛和沙丘——因此，除了要随时保持警惕不让司机打瞌睡，用我父亲的话来说，同样重要的是看着他别“偷奸耍滑”。

这个司机就是那个本该去机场接我的人，他和我打招呼的态度里有种傲慢，以及出于宽宏大量而强压住的恼怒。至于他那辆雪佛兰萨博班装甲越野车，贴着棕色防晒膜的窗户和长长的箱状车身让它看起来就跟辆灵车似的。我就算想睡也不可能睡得着。每次加速都会让我猛地一惊。每对从黑暗中朝我们逼近的车前灯都透着几分不详和鬼祟。我们的司机双手紧紧地把住方向盘，抖着空闲的那条腿，叼着自己的嘴唇。很明显是个烟民，车里浸透了烟臭味，每个储物空间里都塞满了香烟——就连遮阳板上和座椅背后的口袋里都插着好多盒标着中国免税的万宝路——但是在我们出发之前，我父亲问过他是否介意路上断烟。行程最开始的一个小时几乎都被我用来默默权衡这个要求的利弊了。如果我们的护送人需要尼古丁才能将我们平安送到巴格达，那就给他呗。吸上十个小时的二手烟又不会死人。但另一方面，我父亲自己也是最近才刚戒烟，既然他为这项服务付出了高额的报酬——三千五百美元，又凭什么不让他得偿所愿呢？

我们在四点不到的时候抵达边境。缓缓地，我们的司机打开副驾驶位的手套箱，拿出一个里面全是二十美元票子的钱夹，降下车窗后，他扒拉下几张，递出去给边境巡查员，仿佛那是一份例行的过路费。有外国人吗？一名巡查员用阿拉伯语问道。

我们的司机摇摇头。都是伊拉克人。

现在他开始往外递万宝路：每个巡查员两包。然后他把车窗升起来，我们看上去就要被挥手放行了，这时一名站在路上的巡查员转过身，举起一只手。

窗户又降了下来，又有两包香烟被递过去，随便地塞进兜里。然后巡查员说了句跟巴格达有关的什么。我们的司机点点头。巡查员走开了。

我从越野车中间那排转过头，一脸疑问地看着父亲。黑黑的眼睛、包紧的头巾，让我的母亲看上去就像是一只猫头鹰。

怎么回事儿？

他们想让我们捎个人去巴格达。

一个巡查员？

我们的司机点点头。

一个伊拉克情报官？

我们的司机一边抖腿，一边缩着脖子从后视镜下方往外看，没有答话。

我们该怎么办？我父亲问。

拜托了，司机说。装睡。别说话。

我得去下洗手间，我母亲轻声说。

我很抱歉，我们的司机急切地说，这回终于转过头来面向我们了。只有他说停我们可以停。你必须安静。你的口音会发现你。我会努力开快，最快的，但是拜托：别说话。

此时，一个留着胡子、穿着灰色军服的高大男人朝我们走来。我们的司机解开车锁，他打开副驾那侧的车门，在我前面坐下，车身陡然一歪。Sabah al-hayri，官员说。Sabah al-hayri，我们的司机回答。早上好的意思。我们贾法里一家什么都没说。我们的司机重新锁上车门，挂上挡，继续上路，路边的官员挥手放行。我们的新乘客把他的座椅调了又调，我搁腿的空间瞬间小了一半。然后他把手伸到遮光板上面，拿下一包万宝路，撕开透明包装纸，抽出一根开始吸，然后在接下来的六个小时里就没有停下过。

祖母的房子比我记忆中要小，而哥哥则更大。不是更胖。不是更松或者更宽，像我们有些人上了年纪以后那样，而是整整大了一圈，扎实地，匀称地，仿佛之前是我的脑子为了节省内存空间才擅自把他缩小了百分之二十似的。

他也比我记忆中要更英俊：脸色更红润，更爱笑了，眼周漾出细长的纹路。等到父母和我终于踏进祖母家的起居室，萨米就站在那儿，双手扶在胯上，笑眯眯地看了我很久，仿佛知道我先入为主的想象正在经历一场崩坏。我以为他会是什么样的呢？他变得更像也更不像我记忆中的萨米了。更孩子气了。也更不孩子气了。耳后略有些发灰。虽说他的鬓角的确略有些发灰，但和他几乎没有变这一点比起来，也就不足为奇了。方方正正的发际线。嘴周显著的阴影。这些生动的遗迹让我有些不安，但其中又有种古怪的愉悦——就像你路过一个陌生人时，在他身上闻到了你高中化学老师的洗发水的味道，而那已经是十二年前的事了。我们以为自己已经进化了，以为自己已经蜕去了思想中的那些渣滓，然而只需吸入一缕普瑞尔洗发水的味道，它们就可以瞬间拼接成一帧截取自1992年的画面。

一天下午，我们坐在花园里，萨米抽着烟，从枝头摘下一枚橘子，抛给我剥着吃。几年前他就从医学院毕业了，现在在沃萨特——一家专做矫形手术的医院做实习医生。战前，他的病例主要是垫鼻、隆胸、抽脂和髋关节置换；现在，他整天都在给火箭炮造成的伤口止血，用镊子夹出弹片，以及包扎烧伤的部位。有传言说，卫生部将拨出经费给那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因为从萨达姆军队中叛逃而被割下一只或两只耳朵的人做外耳再造手术，哥哥对此似乎充满期待。毕竟，他说，如果他在做的手术是重塑耳朵，而不是在给火箭炮伤口止血，这意味着战况已经缓和一些了，不是吗？

有那么一会儿，我们都没说话，然后我提到了我在伦敦儿童医院认识的那个小男孩，耳朵天生就只有利马豆那么大。哥哥在草丛里捻灭了香烟，苦笑着说：我也希望我们只需修正那些大自然犯下的错误。

然而他看起来很淡定。当然，不是对局势，而是对他自己的人生选择。显然没有人能指责他在做的这份工作无足轻重。被入侵以后，尽管城里到处都是巡逻的美国士兵，沃萨特还是成了全巴格达唯一一个没被劫掠到完全丧失功能的公立医院。九个月过后，这里依然配给不足、人员短缺，因为越来越多的医生拒绝去镇上上班，或者干脆直接逃离了这个国度。有天，父亲和我去哥哥工作的地方看他，和平时期只要二十五分钟的车程花了我们一个半小时。不知道哪儿有辆油罐车爆炸了，堵塞了交通，也给医院带来了新一波的伤员。门口那里，一个人的身体被抬上轮床，另一个人在号啕大哭。在哭的男人用双手捂住脸。然后他举臂向天，开始哭喊。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想要什么？钱吗？为什么？刚进门的地方，另一架轮床上躺着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双腿上裹的纱布已经被鲜血浸透，眨巴着眼睛，有种置身事外的随遇而安。他身边似乎没有陪同的人，我和父亲待在一边等萨米出来，这时一个医生朝我们走来，指着那个男孩：

他的负责人是谁？

我们不知道，父亲答道。

医生转过身，对着大厅里张皇奔走、哀哭、祈祷的喧嚷人群大喊：

他的负责人是谁？！

瓦利德！有人吼回来。

那位医生还在皱着眉头看着那个男孩，一副实在不怎么满意的样子，这时一个护士领着我们去了员工用餐区，角落里有台电视正在放阿拉伯语肥皂剧，没一会儿，穿着医护服的哥哥就出现了。一个前一晚被弹片击中的年轻男子正在手术室里等着他。父亲问他我们能不能围观。

这是昨天的事儿？萨米问手术台上的那个男人。

那人点了点头。傍晚的时候。我只是出门买点面包。

萨米在他身上开了两个洞，在胳膊正下面，好把他肺里的血抽出来。他开始尖叫。他们给他注射了一份小剂量的麻醉剂，但由于麻醉剂也在医院的短缺物资之列，所以也只能给他打这么点了。

真主至大！男人大喊。

再来点光，萨米说。

助手转了下男人身体上方灯的角度，另外两个男人一人一边地把他按住了。哥哥把管子送进他胳膊下方的洞里，探来探去地调整它们的位置，他胸腔上的皮肤也跟着被扯来扯去，像是橡皮泥做的。

没有穆斯林会对另一个穆斯林做这种事！男人大喊。我儿子，他两岁，他的脸都被炸掉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

萨米把注射器刺进男人的腹部。等到他又开始在插管的洞里探来探去时，我闭上眼睛，转身走开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我回过头再往手术室里张望，发现那里已经空了。医生用餐区里的电视已经被关掉了，两个等待茶壶煮开的男人在争论四天前萨达姆被捕的消息究竟是真的还是美国为了宣传而散布的谎言。我在大厅里找到父亲和哥哥时，他们正站在那个双腿流血的男孩旁边看着他，父亲抱着胳膊，仿佛很冷似的，哥哥在抽烟。另一个医生站在萨米旁边，也在抽烟。是那个瓦利德，我猜。轮床另一边还站着三个男人，其中两个穿着白袍，另一个系着红白格方巾，在浓黑的胡子下面打了个结。我们是在瓦提克发现他的，其中一个说。他说他住在扎约纳。说他叫穆斯塔法。说他从上个星期起就没见过父母了。直到这时我才仔细瞧了瞧那个站在男孩旁边的男人——男孩还在自顾自地对着墙壁眨眼，尽管别人正在谈论的就是他本人——然后发现这个留着浓黑胡须、脖子上围着红白格方巾的人是阿拉斯泰尔。

阿哈玛酒店的前门上贴了一张特别注意的告示：枪支须留在保卫处。谢谢配合。

进去以后，有个身穿驼色高领毛衣的男人坐在前台，正在玩阿拉伯语的填字游戏。他的桌子上放着一只怀表、一根安检棒，还有一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萨米和我举起双手接受搜身时，那根枪管就对着我的下身。

穿过两扇沉重的木门，记者们的圣诞派对已经开始了。餐厅的红色墙壁、红色桌布、幽暗的壁灯，所有这些都暗示着这是一场炼狱中的晚宴。一个角落里，两个系着领结的侍者安静而笔挺地站在那里，衬衫布料如此薄透，你能清楚地看见下面背心的轮廓。另一个角落里，还有个伊拉克人坐在钢琴前，正在弹奏大乐团的金曲。那是一架金色的古董立式钢琴，面朝室内，其纵横交错的内部结构有一部分被幕布挡住了，幕布上印着花卉图样，与窗帘是配套的。尽管外面天色已暗，且酒店的窗户都用密集的菱格网加固过了，倒不如干脆别装窗户得了。

在房间中央，一群特派记者、图片记者、摄影师、承包商在节日的氛围中熙来攘往，斟酒的斟酒，剪雪茄的剪雪茄。大多数都是男性，尽管也有几个女性到场，其中有个穿白色紧身牛仔裤的正被一个男人堵在墙角，听他用带着法国口音的英语阐释这里跟越南没什么两样。你想强行粉碎抵抗力量，但这样一来就会惹火中立群体。我们在泳池边看到了阿拉斯泰尔，坐在一张点着蜡烛、摆满酒瓶和烟灰缸的桌子旁边，正和一个年轻的美国男人说着话，看帽子就能知道他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的身份。两人都在精心摆弄雪茄，美国人的娴熟度略逊一筹，阿拉斯泰尔没再戴他的方巾，我这才发现虽然他的胡子是真的，但黑色却不是。

他正聊到，但凡是对九十年代上过心的人——任何一个从南斯拉夫、波斯尼亚和索马里那里学到了哪怕一丁点儿东西的人，都不难预料到。要是你们解散了军队，解雇了所有曾经为政府工作的人，要是你们夺走了人们的工作、收入和尊严，那你还能指望些什么呢？他们正准备坐下来玩一局十字戏，你们却出现在门口，递给他们一张选票？如果他们知道之前的军火藏在哪里，而且你们也没派人把守——那他们要是抄起这些武器来对付你们，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一串荧光甲板灯倒映在泳池里，像一排粼粼的月亮。泳池的另一端安了一根引体向上杆，我们聊天的时候，一具肌肉异常发达的剪影大步走了过去，一跃而起，开始猛力把自己一下下地顶进天空。那个有着南方口音的难民署专员，正在不断地把雪茄在两手之间倒来倒去，仿佛没点着的那端也烫得没法沾手，开口说道：

好吧，那我们又能有什么选择呢？

说到这个，另一个美国人说，为什么就不能反应快点呢？比如说，萨达姆屠杀库尔德人和什叶派，就因为他们在我们并不含蓄的暗示下组织了一场起义？眼睁睁地看着成千上万的人因此被杀害，就因为我们的军队接到了莫名其妙的军令说不得干预？尽管他们就在那里。尽管那次袭击无疑是违背了和施瓦茨科普夫签的停火协议。为什么我们当时什么都没做？

你听起来像是一个例外主义者，阿拉斯泰尔说。

那又怎么样？那个美国人说。例外主义只有在被用来为恶政洗白时才是个问题。无知是问题。自满是问题。但是渴求一种例外的行为——一种格外慷慨、格外明智、格外人道的行为——正如所有那些有幸生于一个格外富有、格外文明、格外民主的国家的人应该做的那样……

戴着难民署专员帽的男人一边煞有介事地点着头，一边吐着烟圈，看着它慢慢扩张成椭圆，而后汇入漂浮在游泳池上空的一整团烟雾中。不到两年后，会有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身体碎块漂在同一个游泳池里，但是在今夜，一个相对平静的伊拉克圣诞夜，萨达姆已经被捕，我们很难不心存希望：或许实际上，道德世界的曲线也没有那么漫长、那么顽固呢。我看着哥哥点燃一根香烟，目光始终追随着那个引体向上杆上的男人，以为他没有听到这些对话，或者可能也听了听，但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参与的必要。但接下来，虽然眼睛还在看着那个运动的剪影，萨米吐出一口烟，说：

就没有这种可能吗——西方真正希望的只是中东别给它添麻烦？不想遭受恐袭，不想承受太高的油价，不想被化学或核武器威胁？至于其他的，你们有什么好在意的？

不，难民署专员帽说。我相信普通美国人在说自己希望伊拉克变成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时是真诚的。一个自由而世俗的国家。虽然我们都明白这在短时间内或许无法实现。

但是你们不希望我们变得比你们更富有。比你们更强大。有更大的国际影响力，或者同样看似无限的潜力。

难民专员帽看上去有点不知所措。

好吧，阿拉斯泰尔轻轻地插了一句，这很难想象。但这种发展听起来有点意思，从地缘政治上来说，当然啦。

屋里，记者、摄影师和承包商们正围坐在一张长桌旁，切开其中一个人的母亲从缅因州用联邦快递寄来的蜜炙火腿。我和阿拉斯泰尔坐到桌子一头，两盘肉传了过来，都被他一个人吃光了。他吃的时候，我注意到他比我上次见到他时更有生气了，那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还是在伦敦。他的身体看起来更加矫健，也更敏锐了——就好像撇开伤亡不谈，他真的更喜欢战区的生活。我问他，一面不遗余力地批评战争，一面又被它的能量吸引，有时候不会觉得虚伪吗？他嘴里还在嚼着，点点头说，是的，没错，想到每一刻死亡离你都只有一步之遥，确实有些刺激，甚至上瘾。但要不是有人愿意这么做，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来见证和记录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其他人怎么才能知道政府以我们的名义都做了些什么？我指出，正是如今激增的假新闻，正是这些把主观臆测、党派议题和哗众取宠按比例精心调配好，却只是为了煽动情绪和娱乐效果的嘈杂众声，让我觉得自己好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知道政府正在以我们的名义做什么。阿拉斯泰尔喝着酒，耸了耸肩，然后不情愿地点了点头：是啊，怎么说呢，蠢货总能找到蠢货的地狱[原文为moronic inferno，温德姆·路易斯最早用它来形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美国，后来又陆续被索尔·贝娄和马丁·艾米斯引用，用来讽刺美国的反智主义。]嘛。

也是在这天晚上，阿拉斯泰尔告诉我，大约八年前，在喀布尔，工作告一段落，他和他的同事们正在收拾行李，这时有个阿富汗男孩一个箭步冲上来，抢走了摄影师的包。过了几分钟，一个警察正巧路过，阿拉斯泰尔拦住他，向他描述男孩的样子：大约五英尺七英寸[约一米七。]，十四五岁，身穿淡蓝色汗衫，戴着墨绿色头巾。往那个方向去了。过了几分钟，警察带着男孩回来了，把包递还给阿拉斯泰尔。阿拉斯泰尔表示感谢，警察叫男孩道歉，男孩照做了。然后警察从枪套里拔出枪，冲着男孩的头开了一枪。你可以想象，阿拉斯泰尔说，我在脑海中回放了多少次这个场景，为我无意间参与其中而悔恨不已。如果，帮你老板增加广告收入的是暴力，而你是报道这些暴力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很难否认你也是使暴力延续下去的那些人中的一员。所以说，不，我夜里并不总能睡得踏实。但如果我辞职，那天之后我真的非常严肃地考虑过这个备选项，我想我一定会疯掉的。工作的时候，肾上腺素高的时候，我并不在所谓的那种沉思的状态中。但是等我回到家，当我出门吃饭，或者坐在地铁里，或者推着购物车在维特罗斯超市里走来走去，身边全是其他顾客和他们那详细的购物清单时，我就忍不住开始胡思乱想了。你注意到人们用他们的自由做了什么——以及没做什么——然后你不可能不去评判他们。你开始意识到一个大体称得上是和平民主的国家其实正处于一种多么脆弱的悬浮状态中，这种悬浮要求小到每个分子都必须保持平衡，以至于就连最轻微的震动，哪怕只是一个人因为太过自满或自私而忽视了它的脆弱性，都可能让这一整个玩意儿完全崩塌。你开始想我们居然属于一个能够做下如此恶行的物种，想知道你待在这里时对人类负有何种责任，以及上帝正在和我们玩什么游戏——更不用说，你一般情况下还是更愿意回到巴格达，而不是待在位于伊斯灵顿区安吉尔的家里，和你的妻儿一起读《如果你给了老鼠一块饼干》。如果说平静和沉思让我心慌，如果说体内的某种生化反应让我渴求看到暴力景观或靠近冲突地带来寻求刺激，那么，我在这个光谱上处于什么位置呢？易地而处，我又能做什么呢？我，和“他们”之间，又有多大区别呢？

我不知道你信上帝。

我不信。或者确切地说，我是不可知论者。散兵坑里的不可知论者[化用了格言“散兵坑里没有无神论者”，原意是指面临巨大的压力或恐惧时，人们会不自觉地倾向于相信某种超然的力量，以求安慰。]。曼德尔施塔姆有首诗是这么写的：你的形象飘浮不定，令人痛苦/我无法在迷雾中将它分辨/“上帝！”我不慎脱口而出/纯属无心之过[阿拉斯泰尔在引用英译本时略有改动。]。差不多就是这样。你呢？

我信。

像信真主一样？

我点点头。

阿拉斯泰尔把手中的啤酒放下了。

怎么了？

没什么。我只是……你是个经济学家。一个科学家。我之前不知道。

四个身穿防弹衣的男人拿着一副牌在我们旁边坐下。那副扑克是部队配发的，上面按重要性印着五十二个“头号通缉犯”，都是复兴党人或革命指挥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在玩的是德州扑克，“化学阿里”率先出局。设计和发放这种扑克牌是为了帮助美国士兵们熟悉那些人的名字和长相，以便在突击行动中逮捕或杀死他们。这里沿用的是“二战”时期的创意，当时的空军飞行员拿来玩金拉米的扑克牌上都印着醒目的德国和日本战斗机的侧影。这是个值得玩味的策略，用一种通常都是和娱乐消遣联系在一起的媒介来教我们应该把枪口对准谁，消灭谁，这让人不禁有些怀疑，它作为教材的好处真的不会被这种颇具煽动性的暗示抵消吗——对于美国人来说，战争就像是一场游戏。我身边正在进行的那场牌局里，萨达姆是黑桃A，他的儿子库赛和乌代分别是方片A和红桃A，唯一的女性——在美国接受教育的胡达·莎里·马哈迪·阿马希，又名“化学莎里”——是红桃5。包括四张2在内，有十三张牌上没有照片，而是一模一样的黑色椭圆，宛如戴着死神兜帽的脑袋。此时，离我最近的那个男人正好摊开一副这样的同花，我心想，恰恰是这样的牌——这些没有脸的牌，最能触动人心。或许正因为他们没有五官，才更容易暗示，你，本也有可能托生为阿迪尔·阿卜杜拉·马赫迪（方块2），或者哈吉·哈穆德·阿尔乌巴亚迪（红桃2），或者拉什迪·塔恩·卡吉姆（黑桃2）。如果你的曾祖父遇到的是另一个女人。如果你的父母乘的是下一班飞机。如果你的灵魂激活的肉身在另外一片大陆，另外那个半球，另外一天。

这时，在喧闹的欢声笑语、杯盘碰撞还有醉醺醺的圣诞颂歌声中，角落里那台钢琴也加入进来，乐声渐渐增强，缓慢但又稳定，逐渐与之分庭抗礼。我抬头发现原来是哥哥，他和雇来的钢琴演奏者坐在同一张长凳上，每个人负责自己那半边的琴键，边弹边聊天，唇间的香烟也随之上下抖动。取代卡尔·波特和欧文·柏林的是一阵激情四射的爵士，没有开始、中段或结尾——只有不断循环的奔涌、周而复始的陡升和骤降、漫长而激烈的即兴，听起来既像凯旋的高歌，又具末世的悲壮。有的段落还令我想起那些音乐，常用来配合默片里的争吵场景，或者查理·卓别林的追逐戏，或者历史的真相被一层层地展开。音乐一直持续到很晚——在那很久之前，火腿就已被消灭干净，大部分记者、承包商和摄影师都已睡下，侍者清理掉了脏兮兮的桌布，背面是迷彩图案的纸牌也收到了盒子里，蔚蓝色的泳池静如玻璃，哥哥的烟头积了好长一截烟灰，长到弯折下来，跌落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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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放下手中的日语版《时尚》，往那个监视窗口走去，透过它，我看到看守们在小心翼翼地摆弄一台自动贩卖机，试图把一瓶卡在出口中间的果汁弄出来。我敲了敲玻璃，两人同时挺起身子，离我近的那个朝门口冲了过来。

说起来，我说，要是能来点喝的就好了。

他们给我拿水的工夫，一个我之前没见过的新办事员一言不发地穿过小厅进入拘留室，走到那个黑人旁边，坐了下来。他说话的时候，黑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地板看，揉揉眼睛，再适时地眨一眨。拉各斯什么的。阿瑞克航空。查不到克罗伊登的奥迪莉奇小姐的记录。我拿着那瓶水，又坐回几码外，继续翻看那本一个字都不认识的《时尚》。是时候该行晡礼了，没准儿已经过了——在这样一间全靠荧光灯来照明的房间里，你根本无从分辨——但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最好还是待在原地别动，安分守己、人畜无害地沉浸在我的可可·罗恰和雪纺衣裙里。

办事员离开后的几分钟里，无事发生。然后那个黑人站起来，走进男厕所，开始呜咽。

过了一会儿，呜咽变成重击，而且越来越响，越来越急。

我起身走回监视窗口那里。果汁已经被解放出来了，看守们正坐在那里，脚跷在桌子上，一边聊天一边分吃一包薯片。他们注意到我后又开了门，我说厕所里那个人好像在自残。

看守们匆匆越过我，架着那个男人的胳膊，费劲地把他弄了出来。然后他们把他拖到一个座位上，强行按下，从两边压住他的身体，试图制止他一阵阵儿的挣扎。时不时地，黑人就会朝一侧猛挣，拼命摆脱束缚；复又瘫软下来，仰起头，手心朝天，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就像是一个等着双手被洞穿的殉道者。

看守们似乎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有一个朝我这边瞥过来，然后是另一个，仿佛是在衡量我是否值得信任，好交托召唤第五个人的重任。与此同时，静音状态的电视机正在播放一则要闻，叶夫帕托里亚有一栋公寓发生了爆炸。马绍尔群岛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铃木在金融危机下考虑减产。有意思的是，我心想，当你不由自主地被世界排除在外时，它的那些问题看起来就不再像是随机降临在人们身上的无妄之灾，而更像是因为他们自己太蠢而应得的下场。于是我们都按兵不动：我站在门边小口喝着我的依云，看守们继续紧紧压制着那个难以捉摸的尼日利亚人。直到十点零五分，丹尼丝回来了，我简直对她萌生了一种近乎孺慕的感情，她还带了一个冷藏的咖喱鸡肉三明治，还有一个叫邓肯的红头发来接手我的事儿，因为丹尼丝自己该下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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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在我看来，苏莱曼尼亚和巴格达也没多大区别。距离最近能飞的机场十四个小时的车程，至少要跨过一道国境线。刚过中年的男人们垂着头，背着手，三根手指上挂着念珠，慢悠悠地闲逛。大部分的电力供应要靠院子里和屋顶上的发电机，每天只有一半的时间有自来水，所以只要它一来，人们就开始把为此专门放在屋顶上的巨桶灌满。几乎所有人都吸烟。实际上，这大概就是相似清单上的全部内容了。

至于那些差异，语言算是一个。在那里的第一天早晨，父亲和我出去找地方换钱，走了整整一个街区之后，我才意识到这种情况有多么诡异：我们认识所有的字符，可以拼读出每一个字母，却对它们的意思一无所知。库尔德语和阿拉伯语都是根据发音拼写的，而且字母表基本一样，虽然和波斯语一样，库尔德语也要比阿拉伯语多上那么几个字母。所以我们在找银行或者外币兑换处时，都在祈祷库尔德语里表示“银行”和“外币兑换处”的词汇和阿拉伯语里的是同源的，但我们一个也没找到，直到萨米的库尔德司机找来，带我们去了一家。表示“银行”的词是同一个，但表示“外币兑换处”的词不一样，尽管我始终不了解这个微小的不对称背后的词源学依据，但依然可以想象它所代表的诸多世纪以来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分歧。

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安保。离杜胡克不远的路上有一个岔路口。往右转，要不了多久你就到了摩苏尔的郊外。往左转，那你还好好地待在库尔德的土地上。选哪一条路，决定了你擎着一本美国护照到处招摇会有什么后果。我们选了左边。这么选也不是没有代价的：从位于伊拉克和土耳其边境线上的扎胡驱车前往苏莱曼尼亚，大约需要九个小时。如果我们抄近路去摩苏尔，然后取道基尔库克，差不多五个小时就能到。如果到得了的话。我的祖母和堂兄走的是基尔库克那条线，很是让人担心侯赛因有没有把他的美国护照和伊拉克护照都带上，并且在通过库尔德边境时不要被人看到错误的那本。

就在这趟伊拉克之旅一年后，我们又齐聚库尔德斯坦，参加我哥和扎赫拉的订婚典礼，扎赫拉刚从巴格达大学毕业，在苏莱曼尼亚长大的她成功说服哥哥在那里的医学院附属医院找了份工作，以便在相对和平的北部建立家庭。除了他回湾脊区自己开一家诊所，碾压第四大道上那家爱尔兰人开的眼科诊所之外，没有什么比这个消息更能让父母高兴的了，我也猛地松了一口气。十一个月前，在一起针对库尔德斯坦两个主要政党的办公室的双重自杀式炸弹袭击中，有一百多人被杀死了，伤者人数也只多不少，但即便是算上这次，就暴力事件的总体状况而言，这里也远没有仍在不断增长的巴格达那么频繁，那么普遍，那么大规模。而且，在苏莱曼尼亚，一切都还在正常运转。当然，不能用西方的那套标准来衡量，但是比起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库尔德斯坦能搞成这样已经相当令人振奋了。距离新的国民议会选举只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库尔德人看上去似乎真的相信自己正在参与某种重大事件。库尔德民主党在东部的两个地区占了上风，库尔德爱国联盟则拿下了苏莱曼尼亚，但是库尔德人的旗帜——竖过来的意大利三色旗，中间有一个怒放的金色太阳——仍在遍地飘扬。偶尔碰见的几次，空中飘扬的伊拉克国旗都是旧的那个，前萨达姆时代的那个，上面没写着真主至大的那个。我们当然相信真主至大，萨米的库尔德司机告诉我，我们只是觉得萨达姆不应该把它写在国旗上，好把自己装扮成信仰的捍卫者。

订婚典礼那天，我和扎赫拉的父亲哈桑一起出门散步。天气有点不尽如人意：每天早晨都下雨，终日阴云，再加上我们是在一个深谷里面，所以太阳西沉得格外早。但是风景极佳：四面环山，覆盖着灌木类植被，和你能在圣莫尼卡的山上看到的那种差不多。事实上，我震惊地发现，伊拉克居然勾起了这么多对南加州的回忆：如果说巴格达周边的区域就像是圣路易斯东部的沙漠，那么苏莱曼尼亚就是靠北一点的圣克拉里塔，那里的山刚开始变得稍大了些，勉强可以在山顶积起一点雪。

作为一个六十多岁的人来说，哈桑算是很能走了。他还是个老师，在我看来，他简直就是为这行而生的。无论我问他什么问题，就连那种完全无关痛痒的问题，比如，这里的冬天总是这么阴沉吗，他也会开心地笑着说，哈哈是啊，于是这就变成了一个绝妙的问题，而且答案背后必然有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然后，你就有望听到一场长达四十五分钟的主题演讲，先是从你的问题本身聊起，然后呈螺旋状发散开去，纳入种种趣闻轶事和社会观察，涉及其他许多很有意思的问题，虽说并不都是那么无害。因此，散着步沿着古伊扎街打个来回的这三小时里，我们讨论了亚里士多德、拉马克、德彪西、琐罗亚斯德教、阿布格莱布监狱事件、汉娜·阿伦特，以及去复兴党化可能造成的某些在当时尚不为人知的后果，尽管这些话题都有着不容乐观的一面，但哈桑依然展现出了某种达观的适应性。有那么一刻，我提到听说镇上要盖一家新的旅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哈桑停下脚步，宣称他们就算盖上一百家新旅馆也不够住，因为这里会被前来库尔德斯坦旅游的人挤爆。发现我眼神中的怀疑后，他连声说，不，不。不要光看现在。想想未来。我真希望你能跟我们待久一点。我要带你去看看我们这里的好地方，在山里，峡谷里。等着瞧吧。全世界的人都会朝这里涌来。

想想未来。然而，从2003年12月到2005年1月，我在伊拉克前前后后一共待了七周，要说伊拉克给我留下了什么深刻的印象，那我也只得不揣冒昧地说，在这里，“未来”的含义和其他地方，比方说美国，完全不同。在伊拉克——即使是在局势相对不错的北方——人们眼中的“未来”从来都更像是一种模糊的可能性，如果真的有人关心会有什么可能性的话。在订婚晚宴上，哥哥试图向他的准姻亲们解释何为新年决心。在美国，他说，这是一项习俗，人们向自己承诺会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改变某些行为习惯。扎赫拉的家人认为这简直是太疯狂了。你以为你是谁啊，他们问，凭什么觉得你可以控制自己未来的行为？好吧，比如，我哥哥回答说，有些事是你可以控制的。你可以决心多吃蔬菜。或者多锻炼身体。或者每晚临睡前都读一会儿书。对此，扎赫拉的母亲，附属医院的一名放射科技师的回应是：但你怎么知道你下个月买得起更多蔬菜呢？谁告诉你明天不会宵禁，让你下班以后没法去健身房或者公园里跑步？谁说你的发电机不会熄火，让你只能打着手电筒看书，电池没电了就点蜡烛，蜡烛也燃尽了你就根本没法躺在床上看书了——你只能睡觉，如果睡得着的话？

作为对照：第二天，我和哥哥驱车横穿镇子去验收他在网上看到的一台二手雅马哈，我们去了一家咖啡店吃早餐，突然发现坐在我们旁边的是三名记者，两个美国人，一个苏格兰人，正在跟他们的司机交代行程安排。我们想先去这里。然后十一点钟离开这里去那里，然后一点半去这里。司机听着听着便皱起眉毛，一脸茫然。更有意思的来了。噢！其中一个美国人说。十五号我有个会要参加，在埃尔比勒。现在司机看起来就像是听到有人叫他开车去上海，周二就要回来。埃尔比勒离这儿很远。十五号离现在很远。在伊拉克，当一个如此遥远的设想被提出时，得到的回复通常都是：呃，你瞧……真主是慷慨的。意思是：也行，可以，就这样吧。到时候再说。但对于这个记者来说，如果两周后没能到达埃尔比勒，她一定会感到很惊讶。在这之前，她会按十五号时会在埃尔比勒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如果她得知那天别的地方还有另一场会议，可能会说，噢，我去不了了，我在埃尔比勒。埃尔比勒距离现在两个星期，距离此地一百二十五英里，但与此同时，在这个心意已决的美国人脑子里，她早已身在那个时刻和那个地方了。好吧，让我们拭目以待。真主是慷慨的。

雅马哈是一台锃亮的小型三角钢琴，属于一位英国女士，她已经在苏莱曼尼亚生活了三十年，丈夫去世后才回到她在伦敦牧羊人丛林区的家。除此之外，她显然还留下了一个看起来不怎么好惹的年轻人，从二头肌就能看出来，他对那台要推销给我们的钢琴的兴趣，远比不上对它脚下那条波斯地毯上摆了一地的举重器材的。当萨米问他能不能打开琴盖，试弹一下听听音色时，他无可无不可地冲我们挥了挥手，回厨房继续煎他的大蒜去了。不出所料，钢琴的音不太准，但这种不协和不仅没有劝退哥哥，反而激起了他的兴趣，如同一个并不致命却又迷人的医学谜团正在等着他去拆解：在一阵急雨般的走调莫扎特之后，他按下一个键，停留良久，然后再按下一个，再下一个，估计是在确认每个单独的音键本身都仍葆有一台体面乐器应有的纯正性和共鸣效果，只有连到一起时才会卡顿。他忙活的时候，我把双手插进裤袋，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四处巡游，脑子里还在想着埃尔比勒。我决意不再考虑未来，甚至不再思考过去，只专注于眼下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不幸的是，这有点像越想努力入睡就越会以失败告终，因为你无法停止去想你在努力入睡这件事。一张用阿拉伯书法拼成的切·格瓦拉海报令我想起还没有和我的阿根廷博导重新约时间。那叠摆在布满杯印的咖啡桌上的《市民报》唤起了我对两个月前刚分手的那个环保回收狂热分子的回忆。桌上还有一罐打开的野虎，还有一只做得像是一包皱巴巴的骆驼烟的陶瓷烟灰缸，至此，一种库尔德式单身公寓的景观构建完毕，我自然会想拿来和我自己的隐居生活做比较。但有那么一会儿，我的注意力被那个逼真得不可思议的烟灰缸分散了，我终于不再继续思考我的单身生活，我的博士论文，我最近提交的经费申请什么时候出结果，或是父母和我第二天即将踏上的漫长回程——甚至都没去想思绪的流淌，以及它是否有价值——我想，换句话说，那就是我很快乐。

萨米数出一沓百元美钞时，我跨过一枚哑铃向钢琴走去，仿佛是想好好看看它。它的背面是一面巨大的、边框镀金的镜子，我在里面看到了自己的样子，毫无意外地令人失望：同所有镜子一样，它对大千世界之中那个完全由意识组成的世界的反映微乎其微，只有一个呆板、静滞的人的表象，而无法表现出其内心无尽流转的千变万化。新的环境、神清气爽的山间漫步、新年带来的新希望使我精神焕发，我感觉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像在苏莱曼尼亚时这样适应生活，这样潜力无限了——或者干脆说，自从大学毕业后和马蒂一起度过的那个夏天以来。在苏莱曼尼亚，摆脱了世俗陈规的负累，加上哥哥显而易见的平静与满足的感染，我感觉自己正在接近某个分岔口，一次意义重大的偏转，将引领我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他的、我们的伊拉克祖先。这里就是未来，这里就是我这一世最重要的革命之一将要发生的地方，再加上口袋里额外那本护照带来的勇气，我想要见证它，想要为它的实现做出努力。

我那时的感觉就是这样。但是在萨米新钢琴背面的镜子里，我看上去并不像是一个有那么大潜力的人。恰恰相反，穿了十一年的牛仔裤、一周没刮的胡楂、磨旧的GAP防风服，我看起来恰似之后会读到的一个句子的化身——大概是说形而上的幽闭恐惧症，以及总是一个人的惨淡命运之类的。我想，这是一个完全有赖于我们的想象力来解决的问题。但即便是那些靠想象维生的人也将永远受困于一个终极的限制：她可以把镜子照向任何一个选定的对象，以任意一个她喜欢的角度——她甚至可以把镜子举起来，不让它照到自己，以便更好地去自恋化——但还是绕不开这样一个事实：她总归是举着镜子的那个人。而且你看不到镜中的自己，可不代表别人也看不到你。

达成送货协议后，哥哥和那个惜字如金的库尔德人开始着手清空琴凳里的东西。我看着他们一会儿清出来一叠旧乐谱、几张没写几行字的横格纸，一会儿掏出一本穆罕默德·萨利赫·迪兰的诗集。还有一张皇家歌剧院的古董明信片，被哥哥恭恭敬敬地别在镜框的左下角，以及一本1977年版的《斯蒂芬·克莱恩便携读本》（The Portable Stephen Crane）。他们让我先帮忙拿一会儿最后那件，以便他们继续盘点存货，我百无聊赖地翻过《一次贫困的体验》《一次奢侈的体验》《战争中的一个插曲》，目光落在了这句话上：有人敢的话，大概会这么说——世界上最没价值的文学就是一个国家的人写的关于另外一个国家的文学。虽然这篇文章讲的是1895年的墨西哥，然而在今天看来，这种牢骚显得非常私人化，并且颇富预见性，在回程的车上，我对哥哥说，这让我想起阿拉斯泰尔之前说的，一个外国记者在中东待得越久，就越难以书写这一切。我说我头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时感觉它很像是一个借口，一种托词，以掩饰自己没努力把它写好的事实，但是和阿拉斯泰尔相处得越久——也就是在中东待得越久——我就越有同感。说到底，谦逊和沉默显然要好过无知和傲慢。或许东方和西方就是永远无法相容——就像一条曲线和它的渐近线在几何意义上注定无法相交一样。哥哥看起来有些不以为然。我懂你的意思，他说着，放慢车速，以避让一群正从一家名叫“马当劳”的快餐店走出来的青少年。但是克莱恩不也说过，一个艺术家无非是一种强有力的记忆，能够随意从某些经验中侧身而过？

就在父母和我抵达巴格达的那天，省长阿里·艾尔—哈达里和他的六名保镖遇刺身亡了，严重打击了我的乐观情绪，在我那张越来越长的南北差异清单上又添了一条：前者的政治化程度要远远高于后者。尽管这也不是没有道理：巴格达是首都，北方的局势要稳定得多，而且在库尔德人看来，此次选举的结果已成定局。当然啦，除了哥哥、他的司机、扎赫拉和她的亲戚之外，我在苏莱曼尼亚一个人也不认识，而在巴格达，父母和我被一个大家族围绕着，而他们向来都是一群很政治化的人：目前仍住在这座城市的八个阿姨叔叔里，有两个在“绿区”[Green Zone，绿区，又名国际区，位于巴格达市中心，是伊拉克新政府、西方国家使馆和联合国办事处所在地。]工作，包括扎伊德在内的三个正在竞选公职。但你走在街上又能看到，比如我祖母家那条路的尽头有块广告板，上面写着：为了让我们的孩子生活在一个更好的国家里。下面是一只投票箱的图片，以及所有人都应该投票的日期，让人很难不把这条标语理解成：是的，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里或许早已一败涂地，变成了一片绝望、可怖的泥潭，但如果我们现在投了票，没准儿我们的孩子就能继承一个更好的国家了。真主是慷慨的。

的确，我在巴格达观察到的每个人都在担惊受怕，比前一年要严重得多。他们害怕被抢劫，被枪击，被刀捅，被绑架，或者被炸成碎片。他们晚上不出门。他们每天都要改换上班的路线。一天下午，扎伊德的司机注意到有一辆车，同一辆车，从吉哈德到贾迪里亚的一路上都在我们的视野范围内。有时候在我们前面，有时候落在我们后面，有时候隔着一两个车道，但始终在我们附近。扎伊德的司机嘴上说着可能只是碰巧，但还是离开主路，绕着巴亚区转了一圈才回到原来的路线。果然甩掉了。或者更确切地说，结果表明我们其实无需担心，或者我们的追踪者放弃了，也可能是今天的侦查工作结束了。关键在于，巴格达人的脑子里总是绷着这么根弦儿，而且比前一年要紧得多。前一年，也就是2003年末和2004年初的时候，人们的感觉是困惑。警惕。谈话总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这些人是谁，为什么突然对给我们带来自由产生了这么高的热情？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他们会在这里待多久？然而，到了2005年1月，这类讨论的核心问题已经变成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混蛋？他们从一开始就打算把事情搞成这样吗？还是说他们只是太过无能了？以及：他们真的会允许我们管理自己的国家吗，即便他们不喜欢我们的宪法？

你们去过月球，得知我是美国人时，一个叔叔的一个朋友提醒我，我们知道你们一定能搞定这个，如果你们真心想的话。

但我确实是真心的。不是吗？或者我只是希望把它做成？一个星期前——矛盾的是，之前和哥哥那场关于书写似乎是徒劳的对话反倒鼓舞了我——我又开始坚持写日记了。（没错，一个新年决心。）但接下来在巴格达度过的这一周里，每当坐在桌前准备动笔，我都会想起《红与黑》里的一个桥段，作者说他本想用省略号点上一页虚点儿，以取代一段政治对话。政治之于妙趣无穷的想象，犹如音乐会中的一声枪响。划然一声，尖锐刺耳，却并不厚实，跟哪件乐器的音色都不协调。（太不雅观，作者的编辑提醒，像这样一部浮华的作品，版面有失大雅，就是自取灭亡。你的人物如果不谈政治，就不能成其为一八三〇年的法国人。你这本书，也就不会像你奢望的那样，成其为一面镜子……）[引自《红与黑》，司汤达著。译文参考自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罗新璋译，略有改动。]好吧，我倒也想把2005年1月我在巴格达有过的每一场政治谈话都换成一页虚点儿。但要真这么干的话，到最后弄出的很可能是一本满是虚点儿的Moleskine笔记本。无论如何，我和我的家人，还有他们的朋友，都不是一部想象作品中的角色，我们是真实的人，经受着真实的生活，政治在这里也不只是犹如音乐会中的一声枪响，它们有时候真的就是音乐会中的一声枪响，使得人们谈论它们时的紧迫感变得更为紧迫。恳求似的，亲戚们给我讲着巴格达过去的样子，就好像我有白宫战情室的内线电话，以及为他们申诉请愿的专项经费似的。他们告诉我，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这里看上去还像现在的伊斯坦布尔一样：游客和商人熙来攘往，正在崛起的中东世界里一个蓬勃发展的国际大都会。在伊朗之前，在萨达姆之前，在经济制裁、“自由伊拉克行动”和变成现在这个模样之前，他们的国家也曾有过文明、教育、商业和美丽，人们从世界各地涌来，见证它，并成为它的一分子。现在呢？你看见了吗阿马尔，我们家门口的混乱与疯狂？到了晚上，鉴于虚点儿已经不够用了，我开始翻看祖父从政生涯中保存下来的那些书籍、照片和信件，里面也栩栩如生地勾画了一个巴格达，完全不同于我斗胆走出家门时看到的那样——在那里，你一分钟都不能忘记政治，遑论去计较它占据了多少本该用来吃饭、读诗和做爱的时间。一切停摆。满目疮痍。秩序、安保，在湾脊区时如影随形乃至令人生厌的东西，在这里，仿佛摇身一变，成了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奇迹般的奢侈享受。巴格达，用《这是不是个人》里的话来说，完全是“美的反面”。

在伊拉克的最后一天，大概是在上午，陪父亲和叔叔看望扎伊德的孙辈们回来，我们发现家里来了一个访客。祖母煮了些咖啡，我们六个，包括母亲和扎伊德，围坐在前院的花园里聊天。和大多数对话一样，这场谈话也有它的沉默时刻，但每当停顿出现，为了驱散它，我们的访客就会说：都会过去的。就像某种神经性的抽搐，在我们面前反复上演了得有五六次：都会过去的。都会过去的。有那么一回，说完这句后他抬起头，正好撞见了我的一脸怀疑。

我是说，他说，这种状况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的，对吧？

那时候，解放后的巴格达弥漫着一种伪装成乐观主义，但多少有些病态的观点：事情总不会无限度地恶化下去吧。事实上，我觉得这样很难受，尤其是当这种无孔不入的沮丧和暗中滋生的负疚感联系在一起时：作为一个总爱提前做计划的美国人，每天都在倒数着日子等着和父母一起登上回程飞机的那种负疚。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宿命论者，扎伊德劝我放宽心。政治活动家们比去年更聪明，更老练。去年的他们比前年更聪明，更老练。他们看准了苦等数十年的机会，正准备抓住时机全力以赴，迅速出击。他们深谋远虑，但也不会把过去的错误抛诸脑后。他们的政敌选择了暴力而非竞选，这就意味着，如果人民真能投票，他们就会赢得选举，还会起草宪法。他们胜券在握，只要不被人窃取，就不可能输。要做到这点可不容易。如果选举真的自由公正，美国人不会想看到它的结果的。但倘若没有被窃取，等到宪法制定后，事情只会变得更难。

我看起来一定很像是已经被说服了，或者至少不介意被说服，因为就当父母和我把大包小包装进车，再回我祖母家的车道上跟大家告别时，扎伊德把我拉到一边，问我有一份绿区的工作愿不愿意考虑一下。他有一个朋友，刚被任命为政府对联合国的联络员，负责一个刚刚起步的经济项目，想要找一个能够信任的人来跟进，在和各方谈判的过程中提供一些技术层面的方案和建议。我不无真诚地对叔叔说，这真是令我受宠若惊，要是能帮上忙那当然是我的荣幸，但我也不确定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回伊拉克，鉴于博士学业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的心理健康，我还是得先拿到学位证再说其他。但在看见他眼中的失望时，我赶紧补了一句，当然啦，我会考虑的。好好考虑一下，扎伊德说，决定好了就尽快告诉我们。你的位置很特别，可以帮到我们，帮到我们的国家，阿马尔。和所有人一样，你肯定也明白，我们绝不会按照亚美利加的样子重塑自己，亚美利加也不会希望我们这么做的。所以，回来吧。快回到我们身边。他一边重复着最后这句，一边轻轻地摇了摇我的肩膀，仿佛要把我从梦中摇醒。

到了2007年夏天，我已经修完了博士课程，完成了教学任务，只剩下论文要攻克了，目前它正在以每天一段的速度缓慢生长。我觉得要怪就怪洛杉矶，或者更确切地说，要怪洛杉矶人血液里生来就有的网瘾，于是我把西好莱坞的公寓转租出去，搬进了东行一百英里的大熊湖城，一个适合消夏的小木屋，就在圣贝纳迪诺国家森林。那儿有一个燃木壁炉，能看到山景，还有一幅安塞尔·亚当斯摄影作品的复制品，挂在墙上一般会挂平板电视的位置。到了这里，除了把一只蜘蛛扔进马桶里冲掉，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餐桌搬到了起居室，想象自己会在教材和数据的包围中，轻松自如、灵感迸发地工作到深夜。第二件事就是回到车里，出门去找最近的网吧。刚从车道出来，我的手机响了，是我父亲打来的，告诉我扎伊德被绑架了。

就在他家门口。他的司机过来接他上班，正在开后排客座的车门时，另一辆车开进车道，下来两个男人，用卡拉什尼科夫步枪指着扎伊德的脑袋。Tafadhal, ammu. 其中一个男人说着，打开了他们那辆车的前门。请吧，叔叔。

第二天早晨，阿利娅婶婶接到了一个电话，索要五万五千美元的赎金。

但卡里姆准备砍到一半，我父亲说。

卡里姆是谁？我问。

我们的中间人。

十天后，反对什叶派的力量轰炸了阿里·哈迪清真寺，这是十六个月内的第二次。萨马拉和巴格达实施宵禁，与此同时，作为报复，什叶派也放火焚烧了逊尼派的清真寺——扎伊德依然下落不明。接下这单后，卡里姆问我叔叔的司机绑匪把他放在哪儿了。前座，司机说。很好，卡里姆说。前座很好。要是把人质放在后备箱里，那你很可能是准备杀了他，出于某种政治原因；但放在前座的话，说明你不在乎他是逊尼派还是什叶派，就是冲着赎金来的，为了拿到钱，你会照顾好人质的。那咱们就开始谈判吧。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绑匪只零零星星地传来了一些简短而傲慢的消息，后来，指示甚至变得更加简洁、更难得一见了，下达指示的是一个自称老耶齐德的人，抱怨从原劫持者那里买下扎伊德花了他太多钱，这些都让我们越来越难以相信卡里姆那个理论的可靠性。而同一时间的我，正龟缩在加利福尼亚的世外桃源，一遍又一遍地检查手机里有没有新消息，倾听湖水不动声色地拍打码头，唯独论文没有推进多少。下午，我要么出门长时间地骑行，要么在网吧里晃荡，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个名叫法拉赫的女孩，住在方斯金，上过几次床后，她邀请我参加7月4号的野炊。后来发现是一个很小的派对，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喧闹，在等着太阳落山，烟花从湖面升起的时候，有人提议玩“你画我猜”。我跟法拉赫在同一队，这队里还有另外两个姑娘，每当她们俯向桌面时，吊带裙的领口就会张开，露出水粉色文胸上缘的蕾丝花边。我刚起开六年来的第一瓶啤酒，就有人抽到了全员竞猜的卡片。沙漏被倒了过来，所有人都往前探着身子，喊出自己的猜测，随着沙子不断滑落，声音也可以想见地越来越大，越来越急：人。人们。牵着手的人。跳舞的人。生气的人。一脸凶相的人。一脸凶相的人拿着一张通知。停车罚单。宣言。《我的奋斗》。卡尔·马克思。包。麻袋。钱。抢劫犯。抢银行。盗窃。强盗。布奇·卡西迪。《雌雄大盗》。《热天午后》。盗窃。刚有人说过了。别嘟囔！像是……睫毛。头发。美丽。英俊。像是英俊！英竣，英骏，英峻，英浚，英晙……[原文为：Bandsome, candsome, dandsome, fandsome, gandsome...]

有那么一刻，法拉赫抬起头，意味深长地瞪了我一眼。然后，她画了一辆车。

接着她画了两个火柴人，手拉手站在车边。

接着她在其中一个火柴人和车前座中间画了一个箭头。然后在后备箱上打了个叉。

噢，我说。绑架。

法拉赫睁大眼睛，点点头，然后用铅笔戳了戳一个看起来像是个皱巴巴的纸袋的东西，上面画着一个美元符号。她还真挺会画的。

赎金！我另外一边的女生尖叫。

勒索信！桌子对面有人大吼。不是我们这组的。不管怎样，小小模拟沙漏里的沙子已经流光了。那些画被传阅检查时，不止一位恪守规则的高尚人士指出，使用符号是违规的，美元符号也不行。我不记得最后是谁赢了。对于一场重大打击的前奏，人们记得最清楚的往往都是那些令人遗憾的事，那些事后回想起来显得自己尤为小肚鸡肠、目光短浅得无可救药的细节。第二天，父亲打电话来告诉我，尽管阿利娅按照谈好的释放条件汇了四万美金过去，扎伊德的尸体还是被丢在了门廊下，装在塑料袋里，头里有一颗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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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法里先生？可以请你过来一下吗？

我慢慢地把注意力从伊玛目奥斯曼的详细地址上移开，朝门口的邓肯走去。

这恐怕不是一个好消息，他说，胡萝卜色的眉毛充满同情地绞拧着，你今天被拒绝入境了。

我没说话。

我很抱歉。恐怕我的主管对你不是因为某种你没有透露的理由而出现在这里有些不满。

我来这里是为了转机去伊斯坦布尔！

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你的说法。我很抱歉。我想帮你钻空子来着。我真的试过了。但不幸的是，举证的责任在乘客身上，以说服我们他不会欺瞒系统——

我为什么要——

——或者构成威胁。

我把嘴闭上了。

我很抱歉，他重复道。你只是今天不符合条件。如果你之后能让另外一个签证官觉得你符合另外一天的入境条件，我们会按实情处理你的申请。并不是说以后都会自动拒绝你入境。

那明天呢？

明天？

我明天有可能符合条件吗？

没有。

那现在怎么办？

呃，我们问过英航了，他们有一个回洛杉矶的航班一小时后起飞，时间有点紧，但如果我们马上送你和你的行李过安检和办托运，也许能赶得上。

我为什么不能待在这儿呢？

邓肯露出一个职业性的微笑。

我是认真的，我说。如果我要去伊拉克，也订好了周日早上从这里出发去伊斯坦布尔的机票，我为什么不待在这儿，在你们的拘留室里等到那时候？我干吗要大老远地飞回洛杉矶？

……我得去问问。

那当然好。

你可能得睡在这儿了。

没关系。

他这一走又是一小时。又是一个小时的一无所知。地球又转了二十四分之一圈。又有六十分钟努力不去想我现在本该在做什么，我本该已经做完了什么。四年前，哈桑的女儿和哥哥订婚那天，哈桑和我一起在古伊扎散步时说，在过去的好时光里，男性复兴党成员会偷偷留一种特别的胡子以显示身份，一边比另一边略短一点。像时钟的指针。再具体一点，是左边比右边短，像走到八点二十的表针，就像此刻我对面墙上的表针，已经不紧不慢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同样的位置，我的心脏开始狂跳，我的手指冻得发紫。哥哥现在在哪儿呢？他舒服吗？暖和吗？他有食物和水吗？有足够的光来看清表盘吗？八点二十五。八点半。静音的电视屏幕上，《生活多美好》（It's a Wonderful Life）已经取代了《东区人》（EastEnders）。El dunya maqluba——美国的圣诞节就是这样。顺便说一句，El dunya maqluba还有一个用法，用来表示不赞同或者怀疑，常用来描述现代发展中表现出的某种疯狂。有个黑人要入主白宫了，你听说了吗？El dunya maqluba！世界颠倒过来了。在这个意思下，对应的英语短语是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以此为名的至少有两首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歌曲，还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的一本书，讲的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的激进主义。据说，第一首歌最早是在1643年以民谣的形式出现的，刊登在一份英国报纸上，以此抗议国会颁布的命令：圣诞节应当是一个庄重严肃的场合，应废除一切与之相关的欢庆传统。天使报来大喜的消息，牧羊人便歌唱又欢呼。……为何要夺走我们的良俗？但知足吧，时代在哀哭，看吧，这天翻地覆。当然，对那些想要保留圣诞仪式的抗议者来说，把世界颠倒过来的是国会。而对于我美丽的表姐拉尼娅来说，是这些仪式本身。

九点十分。九点十五。九点二十五。地球自西向东自转了一千英里，绕太阳转了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英里，绕银河系转了四十二万英里，在宇宙中穿越了二百二十三万零七千英里。加到一起，我们正在以每小时二百七十二万四千六百六十六英里的速度在太空中穿行——而且所有人的位移几乎是完全同步的，就像一群椋鸟盘旋着穿过天空。它们锚定的差不多是同一个硕大无朋的天体，而罗盘方位要到很晚近才被人发明出来，确切地说，被一些以北方大陆为家的人发明出来。英里和小时，也是赤道以北的人们发明的——前者要归功于罗马侵略者，在征伐欧洲的进程中，每隔一千步，就往地上插一根棍子；后者则是古埃及人的功劳，他们把一天中有日光的时间分为十二个部分。而伊斯兰教的一天始于日落。在俄罗斯帝国，一旧俄里等于两万四千五百英尺。澳大利亚人用他们人口最多的那个城市的港口水量来衡量液体的体积。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不统一。不对等。专有名词的冲突。总是有一些异见者，总有一些人觉得世界需要一次革命，而流血是革命唯一的方式。这种认为历史在不断自我重复的观点的问题在于，它如果没能让我们变得更明智，就会让我们骄傲自满。我们本该从南斯拉夫、波斯尼亚、索马里那里学到一些东西的，没错；但另一方面：人会杀人。他们拿走不属于自己的，捍卫属于自己的，不管那点东西是多么地少。话语无效时他们就使用暴力，但有时理智的话语无效是因为那些大权在握的人不想听。那么，这应该怪谁呢：在苏莱曼尼亚，一个辛勤工作的人，一个从来都为人慷慨、与人为善的好人，不可以在下午五点出门去接刚上完钢琴课的孩子回家，否则就会被人持枪绑架，因为他们想不出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能挣到十万美金。

比起你哥，你更令人垂涎，阿拉斯泰尔在邮件里提醒我，我前一天晚上就收到了，但在排队登机时才点开看——这些本该是此刻坐在羔羊酒吧里的他对我耳提面命的，如果那些堪称楷模的边防守卫愿意放行的话——像你这样的人，是那些人梦寐以求的顶级大奖。一个什叶派，来自一个政治家族，和两个他们痛恨的政党都有联系，而且在绿区有人脉，而且是一个家在美国、存款是美元的美国公民？你能想象吗？“这么多只鸟！一颗石头全中！”

那好吧，贾法里先生。你可以待在这儿。但要想在之后的三十四个小时里都由我们监护，你得先接受医生的检查。

美国又是美国了，奥巴马当选那天我对自己说。虽说也并非“不慎脱口而出”，但显然也没过脑子——用曼德尔施塔姆写上帝的话来说，“纯属无心之过”。一个多月前的10月2号是开斋节，同天晚上，乔·拜登在副总统辩论会上力抗萨拉·佩林——那一晚，佩林引用了罗纳德·里根的话，自由的灭绝往往只需要一代人。我们无法通过血缘把它传给我们的孩子。我们只有争取它，捍卫它，把它交托给他们，这样他们才有可能也这么做，否则我们就只能在迟暮之年，不停地向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的孩子讲，在过去的美国，曾经有过那样一个时期，所有的男男女女都是自由的。但里根在这里指的并不是国家安全。这些话是在1961年代表美国医学会女性分部说的，当时讨论的是社会化医疗——特别是联邦医疗保险的危害性。

开斋节那天，我独自待在西好莱坞的公寓里，用母亲寄过来的克莱佳[Klaicha，伊拉克的一种传统甜点，黄油脆饼皮内包裹椰枣、无花果、坚果等馅料，常用作开斋点心，配茶食用。]开斋，由于第二天早上就该把论文交给导师了，我一边千辛万苦地给打印机换新墨盒，好打完长达四十三页的表格和注释，一边听着佩林州长连珠炮似的射出一个兵工厂的拼读错误，开始怀疑现在才决定从政是不是有点太晚了。如果你不喜欢事情现在的样子，那就去改变它。干坐在旁边翻白眼无济于事。好人什么都不做，邪恶才会获胜，诸如此类。但后来，奥巴马赢了，突然之间，我开始喜欢事情现在的样子，或者将来的样子，只要他前任造成的破坏不至于太过根深蒂固，或者甚至积重难返。折磨了我将近八年的政治性抑郁一朝散尽，我甚至开始放胆想象我们的民选总统身上那些显而易见的卓越品质将会如何重新赢得海外世界的好感。或者：那些恨我们的人真的在乎我们投票选出了谁吗？又或者，我们选出了一个似乎很睿智、说话得体、审慎迷人、富有远见又手腕高超的人——总之是一个令人嫉妒的领导者——只会让他们更恨我们？

此刻正在给我做检查的“社会化”医师是个和善的人——温柔，麻利，有意回避我的罪行，无论它是什么——但不管怎么说，这依然是一次怪异的体验，在我根本不需要的时候，在我忧心如焚而无半句怨言的时候，在我最迫切地想要确认是否健康的不是我自己，而是我那个已经消失过两次的哥哥的时候，接受这样一场检查。刨去浓重的印度口音，拉尔瓦尼医生的英语无懈可击，墙上挂着的大学文凭不少于四张，这令我不禁好奇，一个英国医生需要取得多高的成就，才能免于在节礼日当晚待在五号航站楼无窗的腔体内值班。身高：五英尺九英寸[约一米七五。]。体重：六十七公斤——大约十点五英石。这属于正常情况吗？什么？很好。说“啊——”。用舌头顶住上颚。抬起胳膊。两手握拳。往我这里推。很好。很好。摸下鼻子？摸下我的手指？用最快的速度轮换着来。膀胱问题？射精障碍？很好。弯腰。挺起身子，一节一节脊椎地来。走到那里去。回我这边来。很好。

我要抽一点血。如果HIV是阳性需要通知你吗？

呃，我说，这绝对不可能。但是，没错，我猜我会想知道的。

他拿起一个金属棒，就像一个小小的乐队指挥棒，举在我俩中间。现在请你闭上眼睛，感觉它碰到一边脸时就说“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很好。现在，还是别睁眼，告诉我：你觉得它是尖的还是钝的？

尖。

钝。

尖。

钝。

尖。

尖。

钝。

钝。

尖。

钝。

很好。现在，还是别睁眼，告诉我放到你手上的是什么东西。

一个回形针。

一把钥匙。

一支铅笔。

一毛钱。

他笑了。是五分钱。带陷阱的问题。

我看着他驾驶着转椅滑到房间另一头，从一个反光的托盘上取了眼底镜，再滑回来，把脸凑到我面前，近得简直一不小心就要亲上了。他的皮肤散发出干净的橡胶味。听着他呼吸时鼻孔里轻微的咝咝声，我的瞳孔淹没在一片白光中。

我能看见你眼睛底下的血管在搏动。

是吗？

是的。我们喜欢这样的。

检查单上的最后一项是完整的胸部X光片——检查里面有没有异物之类的，我猜这是为了检查我肚子里有没有藏着海洛因小气球——我穿衣服时，他问：

话说，你是做哪行的？

我是一个经济学家。

噢？哪种？

唔，我一边拉上裤子拉链一边回答，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风险厌恶。目前正在找工作。

拉尔瓦尼一脸亲切地点点头。

然后，可能是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宽容的人，一个智慧而开明的盟友，而且反正我应该再也不会遇到他了，于是我补充了一句：

我还在考虑竞选公职。

一时间，一抹审慎的喜悦凝固在了拉尔瓦尼的脸上——就好像我刚提到的是一个共同的熟人，但我们还不了解彼此对此人的看法。说实在的，连我自己都被方才的宣言吓到了——但我真的是这么想的，正如我的羁留真的会很漫长一样，等到我的态度变得更明显以后，拉尔瓦尼双手用力拍了一下，简直要喊出来了：太棒了！在哪里？

加利福尼亚。第三十国会选区，估计。

拉尔瓦尼点点头，这回带着某种钦敬。等到我系好运动鞋的鞋带，再次直起身子，他的眼睛半眯着，一派高深，仿佛陷入了遥远的回忆。“我不懂占卜的艺术，”他的语气中有一抹戏剧色彩，“在四五百年的时间里，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有一点再明确不过：天主教徒们[Papists，对天主教徒的贬称，指信奉罗马天主教会教义和教皇权力至高无上的基督教徒。]将会占据席位，就连穆罕默德的追随者们[Mahometans，旧时英语对穆斯林的称呼，但穆斯林认为这个词具有冒犯性，因为似乎在暗示他们对穆罕默德的崇拜超过了对真主安拉的。]也会。毋庸置疑。”然后，看上去颇为自得，他从一只手上褪下橡胶手套，把它拉得老长。好吧，贾法里博士。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贾法里议员。贾法里总统。祝你好运。或许，不管是以怎样的方式，等你拜访完你的兄长，就能把我们从这堆破事儿里解救出来了。

走回拘留室的路上，不知为何，我感觉如释重负，变得轻盈了许多，甚至有点冒泡——仿佛就是在验证它的强健耐用的过程中，我蜕去了身体，把它留在了身后检查室的地板上。萨米眼底的血管还在搏动吗？它们还在他的眼底吗？三年前的夏天，就在母亲被诊断出阿尔茨海默症后不久，父亲给我写了一封邮件，里面附了一个网址，链接到《西雅图时报》上的一则报道，一个名叫穆罕默德的两岁孩子被射中了脸部，就在从巴格达去巴古拜的路上。几个家人带着他去探亲，回家路上被一伙激进分子拦下了越野车，用AK-47对准了车里五个手无寸铁的人中的四个。穆罕默德的叔叔被杀死了，母亲伤得很重，只有四岁的姐姐毫发无伤。打中穆罕默德的子弹毁了他的右眼，擦伤他的左眼，他先是在伊拉克，然后在伊朗住了几个月的院，后来被某个人道主义组织空运到西雅图的一个医疗中心，在那里，他的眼睛或许可以通过角膜移植治好。很抱歉向你转达了一些悲伤的事，我父亲写道，仿佛我们上个月的通信就不悲伤似的，但我觉得应该让你知道，那个死去的叔叔就是去年一月份来你祖母家拜访我们时，坐在花园里不断地说“都会过去的”那个人。

我认为他是对的。

此刻已近午夜，但在拘留室里，头顶上惨淡的荧光灯仍在嗡鸣，像是极地苍白的太阳。而且很冷，对于一个没窗户的房间来说，冷得有点过分了，我收到了一条带静电的薄毯，一只套在一次性纱布里的迷你枕头，对于模拟床铺的温暖或舒适都没有太大帮助。同时，我也不再是孤身一人。一个跛脚的女人正在我的脚边拖地，一个看上去二十大几的金发姑娘坐在房间另一侧，静静地哭泣。她坐在几个小时前那个黑人的座位上，身边那张椅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一套和我一样的枕头和毯子，跷着腿，大衣折了几折搁在膝盖上，每次呼气或者擤鼻子，风帽上的毛边都会泛起涟漪。我自己的大衣在我的行李箱里，卷成一团塞在一双徒步靴和一个玩具算盘中间。我身上只穿着一件轻便的派克大衣，二十三个小时前我穿着它从洛杉矶出发时，期待中的第二天和真实的今天可不怎么一样。西好莱坞的气温大概是华氏五十六度——春意还不算浓，但也足够我在和导师告别后，快走到家时，临时决定坐在咖啡馆外面点一盘鸡蛋了。当时我手边有本书，就是那本写后凯恩斯主义的，尽管我现在并没有在读，等到点好早午餐，值完机后，我打开它，开始非常心不在焉地阅读，直到我那价值五美元的鲜榨桑吉耐劳血橙汁端上来，我立即一饮而尽。果汁浓郁、甜美，喝完后书上的字更显稠密，而后慢慢溢散开来。午后的月亮高悬在天空之上，反射着太阳的光芒。然后我的手机响了，屏幕上显示父母；然后又响了一声，这次是马蒂给我的留言：圣诞快乐，安拉保佑；第三次响起时，面包篮和果酱刚摆到我眼前，我一边听着父亲向我转述扎赫拉半小时前告诉他的话，一边放下刀叉，观望起比佛力林荫大道上向西飞驰的车辆。大部分都是越野车，还有些古怪的老式两厢车或轿车，还有一辆白色的超长豪华轿车，一辆漆成鲨鱼模样的面包车，一辆闪着车灯的红色消防车，悠闲地拖着一面美国国旗。他们要十万，父亲哽咽着告诉我。哈桑提出给七万五。车辆逐渐逼近它们在我座位对面那面落地窗上的映像，同时既向西，也向东，像是要驶入彼此——引擎盖、车轮、挡风玻璃消失在反物质中，旗帜也吞吃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