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本周的漂流者是一位作家。一个出身于宾夕法尼亚州东匹兹堡松鼠山地区的聪明男孩，从阿勒格尼学院毕业后，凭借书写战后美国工人阶级的短篇小说迅速登上了《花花公子》《纽约客》和《巴黎评论》的版面，被誉为极为直言不讳而又离经叛道的天才。二十九岁时，他已经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九里河》（Nine Mile Run），这为他赢得了三座国家图书奖奖杯中的第一座，此后，他又陆续出版了二十本书，赢得了数十个奖项，包括福克纳文学奖、美国艺术与文学院小说金质奖章、两次普利策奖、美国国家艺术奖章，以及，在刚刚过去的十二月，“以其丰沛的创造力和精湛的腹语术，讽刺而又不无同情地展现了现代美国社会极为显著的异质性”，赢得了文学界最令人向往的殊荣：诺贝尔文学奖。不仅在美国家喻户晓，在英国和海外也颇负盛名，他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然而，在书页之外，他依然是一名隐士，更喜欢久居长岛东端的圣洁生活，而非被他形容为“致命的浮华与狂乱”的曼哈顿文人生活。“在创作中敢于冒险”，“在生活里保守审慎”。他就是埃兹拉·布莱泽。

不如就从这里谈起吧，埃兹拉·布莱泽，你那些堪称离经叛道的主人公们纯粹是狂野想象力的产物吗？

埃兹拉·布莱泽　［笑。］要是我的想象力真有那么狂野就好了。不。当然不是。但要说它们是自传体，或是陷入试图区分“真实”与“虚构”的愚蠢操作，也是一样跑偏了，就好像小说家不是先理直气壮地踢开了这俩盒子才动笔的似的。

主持人　所以这理由是什么？

埃兹拉·布莱泽　说到底，我们的记忆并不比我们的想象力更可靠。但我是头一个承认这是不可抗拒的，去思考小说里什么是“真实”什么是“想象”的人。去检查二者的接缝，试图搞清楚它是如何完成的。自打有人类以来，我们就总爱派发一些我们自己都不会一直遵守的建议。“在你的私秘创作中敢于冒险，在狩猎采集时保守审慎。”

主持人　批评家对你并不总是很友好。你介意吗？

埃兹拉·布莱泽　我尽可能地避开所有和我作品有关的文字。它们对我一点用处都没有，无论是表扬还是否定，对我来说都一样。我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的作品。我知道我的短板。我知道什么是我做不到的。到了现在，我也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做。当然，刚开始的时候，每个关于我的字我都会读。但我又从中得到了什么呢？毫无疑问，给我的书写书评的人里不乏有见识的人，但我更愿意读他们写别的作家的文章，而不是写我的。或许称赞对提高自信有点用处，但是你得学会不靠这个也能自信才行。关于你上一部作品的评论对你手头这本要写上十八个月、快把你搞疯了的新书一点帮助都没有。书评是写给读者看的，不是给作者看的。

主持人　谈谈你的童年吧。

埃兹拉·布莱泽　我想关于我的童年，大家早就听得够多了。

主持人　你是三个孩子里最小的那个……

埃兹拉·布莱泽　说真的，我更乐意谈谈音乐是如何进入我生活的。我在成长过程中从没听过古典音乐。事实上，我一直对它抱有一种无知男孩的轻蔑。我觉得这些都很虚伪，尤其是歌剧。但我父亲很喜爱听歌剧，这很奇怪，虽然他没怎么受过教育——

主持人　他是一名炼钢工人。

埃兹拉·布莱泽　他在埃奇沃特钢铁厂做会计。但周末的时候他会听歌剧，在收音机上，我记得应该是周六下午，还有……播音员名叫米尔顿·克罗斯。有一副低沉悦耳的嗓子，歌剧的内容是大都会歌剧院的广播，我父亲就坐在沙发上，旁边放着他那本卷了边儿的《一百部歌剧的故事》（The Story of a Hundred Operas），听着电台里放《茶花女》或者《玫瑰骑士》。好吧，这多少有点奇怪了。我们家没有留声机，也没有书，家庭娱乐生活的中心就是收音机，而每周六的下午父亲都会独自霸占上好几个小时。

主持人　他自己搞音乐吗？

埃兹拉·布莱泽　有时他会在冲澡时唱歌，咏叹调，咏叹调里的几个小节，然后母亲就会从厨房走出来，脸上挂着一种梦幻般的微笑，说：“你父亲有一副动人的嗓子。”和我的主人公们不一样，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主持人　他真的有一副动人的嗓子吗？

埃兹拉·布莱泽　还行吧。但我当时完全被流行音乐迷住了。战争打响的时候我八岁，也就是1941年，所以我把战争时期的歌曲听了个遍，等我进入青春期时，听到的尽是些爱情歌……

主持人　比如说？

埃兹拉·布莱泽　［停顿片刻，然后开始唱］“在咖啡馆，小姐。我们的约会，小姐。啦哒哒哒—哒—哒哒哒——”或者“格罗卡莫—拉—还好吗？”我记得这首歌，是因为它流行的那阵子正好是在我哥哥参军前夕。吃晚饭的时候，我们总爱听收音机，每次放到《格罗卡莫拉还好吗？》（“How Are Things in Glocca Morra?”），哥哥就会用还不赖的爱尔兰口音跟唱，吓我一跳。后来他服兵役去了，只要一听到这首歌，妈妈就会哭。她一开始哭，我就从桌边站起来，说，别这样，妈妈，我们来跳舞吧。

主持人　你那时多大？

埃兹拉·布莱泽　1947年？十三四岁吧。这就是我的第一张唱片。《格罗卡莫拉还好吗？》，演唱者是埃拉·洛根，爱尔兰的艾索尔·摩曼。

主持人　事实上，她是苏格兰人。

埃兹拉·布莱泽　真的吗？大家都知道？

主持人　应该是吧。

埃兹拉·布莱泽　埃拉·洛根是苏格兰人？

主持人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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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格罗卡莫拉还好吗？》，来自音乐剧《菲尼安的彩虹》（Finian's Rainbow），演唱者是埃拉·洛根。但埃兹拉·布莱泽，你肯定不会只和母亲跳舞吧？给我们讲讲你的爱情生活是怎么开始的吧。

埃兹拉·布莱泽　噢，就像你说的，我很快就开始和女孩们跳舞了。舞会上啊。派对上啊。我的一个朋友有一间装修齐全的地下室，专门用来搞派对的。我们其他人都没什么钱，住在公寓房里，但是他家有一个带精装修地下室的独栋别墅，我们就在那儿开派对。那些派对上能引爆全场的歌手是比利·艾克斯坦。他那浑厚有力的男中音，他的黑皮肤，把我们迷得神魂颠倒。他不是爵士歌手，尽管他确实唱过几首爵士。［唱：］“我把帽子丢在了海地！丢在了一个被遗忘的——”不。我喜欢的不是这种。我们最喜欢的是那种可以跟着跳舞的，非常舒缓，你可以搂着姑娘，尽可能近地揽向自己，因为我们所能拥有的唯一接近性的机会就是在地下室的舞池里了。姑娘们都是处女，在整个大学期间她们将一直是处女。但是在舞池里，你可以用你的下腹抵住你的女朋友，如果她也爱你，那她就会抵回来，如果她没那么信任你，就会边跳边把她的屁股往后挪。

主持人　咳咳，我们是一档合家欢节目。

埃兹拉·布莱泽　不好意思。边跳边把她的臀部往后挪。

主持人　刚说到艾克斯坦。

埃兹拉·布莱泽　艾克斯坦那时候常穿“一粒扣西装：两侧翻领又长又窄，被一颗扣子扣在腰下。领带打成宽宽的温莎结，所以衬衫的衣领会翻得很夸张——一种“比利·艾克斯坦领”。每周三晚上和周六，我都在考夫曼西装的绣字店里打工，算上员工折扣，我攒够了钱，买了一件珍珠灰的一粒扣。我的第一件西装。等到比利·艾克斯坦回到匹兹堡，在克罗福德烧烤店演唱时，我和朋友们穿着西装溜了进去。啊，能活在那时，已是幸福，若再加年轻，简直就是天堂！[原文为：Bliss was it to be alive, but to be young was very heaven!本句是对华兹华斯诗句的化用，中译文参考了丁宏为译《序曲或一位诗人心灵的成长》，北京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年版，略有改动。]

主持人　第二张唱片？

埃兹拉·布莱泽　《不知为何》（“Some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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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刚才听到的是比利·艾克斯坦的《不知为何》。埃兹拉·布莱泽，从阿勒格尼学院毕业后，你也去服兵役了。当时是什么情况？

埃兹拉·布莱泽　我在军队里待了两年。我是被征召入伍的，朝鲜战争，幸运的是，我没被派去朝鲜，而是去了德国，和大概二十五万美国人一起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准备。我是一个MP。宪兵（military policeman）。在美因茨的李军营。在岁月和病痛让我身材缩水到你现在看到的样子之前，我有六英尺两英寸[约一米八八。]高，两百磅重。一个肌肉发达，佩有手枪和警棍的宪兵。作为宪兵，我的专职是指挥交通。虽然第三次世界大战还没影儿，但交通天天都看得着。我在宪兵学校学到了指挥交通的诀窍，那就是让车流贴着你屁股走。你想看看吗？

主持人　听起来像是在跳舞。

埃兹拉·布莱泽　听起来像是在跳舞，没错！你听过那个笑话吗？

主持人　应该没有。

埃兹拉·布莱泽　一个年轻的见习拉比就要结婚了，于是他就去请教一个睿智的老拉比，就是胡子拖到地上的那种。“拉比，我想知道哪些做法是允许的，哪些是不被允许的。我不想做不该做的事。比如说，做爱的时候，”他问老拉比，“两个人都在床上，我压在她上面，这样可以吗？”“可以！”拉比说，“当然可以。”“那还是我在上边，把她的腿扛在肩膀上，这样可以吗？”“可以！”拉比说，“当然可以。很好。”“那要是我坐在床沿，她面向我，坐在我身上，这样可以吗？”“可以！当然可以。”“那我们可不可以面对面地站着做？”“不！”拉比大吼，“绝对不行！这样看起来像是在跳舞！”

主持人　下一张唱片。

埃兹拉·布莱泽　好吧，在军队里，小伙儿们经常会遇到可以当自己老师的人，他们了解那些你一无所知的世界。在德国的时候，我跟一个念过耶鲁的人被安排在一起，到了晚上——他有一台留声机，在兵营里——他会放德沃夏克。德沃夏克！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念，更别说拼写了。我对古典音乐一无所知。不仅无知，还怀有敌意，就像一个粗俗的孩子。然后有天晚上，我被他播放的音乐震撼到了。是大提琴协奏曲，当然了。应该是卡萨尔斯拉的。后来，我也听了杰奎琳·杜·普蕾的版本，当然也很出色，但因为我先听的是卡萨尔斯，所以我们还是放他的吧。我就喜欢它那强烈的激情，如电流般注入你的血管……

主持人　　刚才是德沃夏克的《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演奏者是帕布罗·卡萨尔斯，协奏是乔治·塞尔指挥的捷克爱乐乐团。所以，在德国当兵是什么感觉，埃兹拉·布莱泽？

埃兹拉·布莱泽　噢，对我来说，算不上特别愉快的体验吧。我喜欢指挥交通。我喜欢穿制服，当一个不好惹的宪兵。但那是1954年。战争刚过去九年。战后这些年里，纳粹对欧洲犹太人实行全面灭绝的所有恐怖真相才被一点点揭露出来。所以我不喜欢德国人。我受不了他们，受不了听他们说德语。那种语言！然后，哎，本来是这样的，但我遇到了一个女孩。一个漂亮的德国女孩，金发蓝眼，下巴突出，百分之百纯种的雅利安人。她还在上大学，我在镇上遇见她时，她手里拿着几本书，我就问她在读什么书。她很可爱，懂一点英语——不是很多，但她说英语的时候十分迷人。她的父亲上过战场，这点对我来说就不怎么迷人了。我没脸去想要是我的家人知道我爱上了一个纳粹的女儿会怎么想。所以，这是一段相当纠结的恋情，我试着把它写成我的第一本小说。当然了，我没能写出来。但没错，我第一本书想写的就是我和一个德国女孩的恋情，我是个宪兵，战争刚过去九年。我甚至没法说服自己去她家接她，因为我不想见到她的家人，这让她很崩溃。我们从不吵架，她只是哭。我也哭。我们很年轻，我们相爱，我们哭泣。人生中第一次痛击。她叫卡特娅。我不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现在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她会不会在德国的某个地方读到我的书的德语版。

主持人　所以你第一次尝试写书的成果呢？它们去哪儿了？塞在抽屉里？

埃兹拉·布莱泽　没了。早没了。我写了满满五十五页充满愤怒的文字，无比糟糕。我那时二十一岁。她十九岁。是个可爱的女孩子。没别的了。

主持人　第四张唱片。

埃兹拉·布莱泽　服满兵役，我想在欧洲到处看看，就退了伍，并留在了欧洲。带着一个大帆布包、一个军用行李包、一件军大衣，还有一笔退伍津贴，大概三百美元，我搭火车去了巴黎，住进了第六区一家简陋的小旅馆。就是你半夜起来上厕所时，根本找不到走廊里的灯在哪儿，或者就算摸黑找到开关开了灯，但刚走没几步就又灭了的那种旅馆。好不容易找到了厕所，麻烦却更大了，因为战后那些年里的卫生纸——我能在一个合家欢节目上聊卫生纸吗？

主持人　可以。

埃兹拉·布莱泽　那些卫生纸就像是指甲锉。都不能说是砂纸了，只能说是指甲锉。

主持人　你在巴黎住了一年——

埃兹拉·布莱泽　一年半。

主持人　——在服完兵役后？

埃兹拉·布莱泽　对。我住在奥德昂站附近，经常去奥德昂咖啡馆，当然又遇到了一个女孩。热纳维耶芙。她有一辆声浪很大的黑色小摩托——那会儿巴黎遍地都是——夜里她会一路开到奥德昂，和我碰面，怎么说呢，这个女孩，她不是那么……好吧，她很漂亮，那当然，但她是那种街头女孩，不过她也很有音乐品味，和我在军队里那个哥们儿一样，是她把福雷的室内乐介绍给我的。也是在那时候，我领略到了大提琴的美妙，于是我就让《反复出现的包袱》里的玛丽娜·马科夫斯基也拉了一曲。一连好几个月，这是我唯一想听的乐器。它的声音让我战栗。福雷也有优美的钢琴乐段，但只有大提琴，那么美妙［低声咆哮，模仿大提琴的声音］，那么深沉，只有大提琴才能抵达那样的深度。我完全被它迷住了。它的那种抑扬顿挫，那种丰沛鲜活，实在是太华美了。我从未听过这样的音乐——《小姐》（“Mam’selle”）跟它差了十万八千里，虽然我们就在这首歌里的城市。所有的一切都疯狂地朝你涌来。一切都是偶然。生活就是一个巨大的偶然。顺便说一下，我对这个女孩的爱和对那个德国姑娘的不一样。或许是因为这里没那么狂飙突进[Sturm und Drang，德国剧作家克林格的作品，讲的是参加独立战争的年轻人在战争中成为战友，从而消除父辈由于误会而结下的冤仇的故事。德国文学史上的狂飙突进运动也由此而得名，指的是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晚期到八十年代早期在德国文学和音乐创作领域的变革，文艺形式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是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以及年轻人的爱情，感情真挚、热烈，夹杂着浓厚的感伤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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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加布里埃尔·福雷的《D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演奏者为托马斯·伊格洛伊，钢琴伴奏者为克利福德·本森。说到这个我想起来了，埃兹拉·布莱泽，《巴黎评论》就是那时候创办的吧？

埃兹拉·布莱泽　噢，是的。我想那帮人大概是在1953或1954年到那儿的。也就是一两年之后。当然，每个人我都认识。乔治，彼得，汤姆。布莱尔。比尔。“医生”。个个都才华横溢。富有魅力，敢于冒险，对文学严肃认真，还有，上帝保佑，完全没有学究气。那时候巴黎还笼罩着一种美国侨居者冒险胜地的光晕：菲兹杰拉德，海明威，马尔科姆·考利，《转变》（Transition）杂志，莎士比亚书店，西尔维娅·毕奇，乔伊斯。还有《巴黎评论》那帮人，他们对自己在做的事情抱有一些浪漫的想法。你听过E.E.卡明斯的那首诗吗？“让我们办个杂志吧/让文学见鬼去吧……那无所畏惧的淫秽……”[出自E.E.卡明斯1935年自费出版的诗集《没有谢谢》（No Thanks）中的第二十四首。]他们很浪漫，但他们也很执拗，他们在做的是一些前所未有的事。尽管说到底，和我一样，他们之所以会在巴黎是因为那里能找到乐子。当时可真不少。

主持人　那段时间你有写作吗？

埃兹拉·布莱泽　试着写了些吧。我写了几篇很讨喜的诗意小短篇，非常敏感的小短篇，关于……噢，不知道怎么说。世界和平。赛纳河上粉红色的阳光。青春期泛滥的感伤主义，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我总是试图把角色楔进彼此的生活，安排他们在街角或者咖啡馆相遇，这样他们就能聊天了。这样他们就能跨越人与人之间巨大的隔阂，向彼此解释事情了。但这实在太刻意了。刻意又多事，真的，因为有时候你就是得让你的角色各行其是，也就是说并存。如果他们的人生道路交叉了，那么他们就能教会彼此一些事情，这没问题。但如果没有，那也很有趣。或者，如果不是很有趣，那你或许需要后退一步，然后重新开始。但至少你没有背叛事物本来的样子。我二十多岁的时候，一直在做这样的斗争，总是想用迷人的行文来强行制造意味深长的交会。得到的就只有这些死气沉沉的小短篇，在句子的层面无可指摘，但没有办法引起共鸣，没有存在的理由，没有自发性。没有事件。有次我把其中一篇拿给乔治看，他给我回了封短笺，开头是这么写的：“你明明很有天分，亲爱的埃兹拉，但你需要找到一个主题。现在这个就像是E.M.福斯特写的《大象巴巴》。”

主持人　下一张。

埃兹拉·布莱泽　噢，在我们常去的一间酒吧里，我们听到了切特·贝克的演奏，还有博比·贾斯帕，应该是他，还有莫里斯·范德，一个很棒的钢琴家，他那会儿也三天两头来。我记得有天晚上听他们演奏《你还好吗？》（“How about you？”），满脑子都是：我在哪儿？等在我前面的是什么？所有的一切！年轻的时候你迫不及待地想要经历那些重大事件。那时候我什么事都等不及。拒绝思考，只管冲锋——永远向前冲锋！你还记得这种感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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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刚才是《你还好吗？》，表演者是切特·贝克、博比·贾斯帕、莫里斯·范德，贝诺伊特·凯尔森和让—路易·维亚勒。埃兹拉·布莱泽，跟我们说说，你为什么要离开巴黎？

埃兹拉·布莱泽　我为什么要离开巴黎？有一部分的我也总在问这个问题。一部分我——勇于冒险的那部分——总是对理智的那部分我说：你为什么不留下来呢？哪怕是为了女人也该留下来。因为巴黎的爱欲生活和我作为一个阿勒格尼学院男孩时所了解到的完全是两码事。但是，待了一年半之后，我真的必须得回家了。我的写作，如果可以称之为写作的话——好吧，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就像我说的，只是一堆多愁善感、空洞无物的废话。所以我回家了。回到匹兹堡。我父母在那里，我姐姐在那里，结了婚有了小孩，显然，在巴黎待过以后，我怎么可能在这儿待得下去。我一直很爱匹兹堡，尤其是在它看起来最糟糕的时候。我写过这个，当然：清理整顿之前的匹兹堡。现在它已经是座整洁的城市了，经济繁荣，科技发达，但在那时，吸一口街上的空气就有可能把你毒死。空气是黑色的，蒸腾着黑烟——就像人们以前老说的那样，“没有盖子的监狱”——还有叮里咣当的火车、四处林立的工厂，每天都有新的戏剧在上演，如果我留下来，并且运气足够好，或许会成为匹兹堡的巴尔扎克。但是我不得不逃离我的家庭。不得不去纽约。

主持人　然后在那里发现了芭蕾。

埃兹拉·布莱泽　芭蕾和芭蕾舞者。毕竟，那是巴兰钦最火的时候。太精彩了。全都是新的。我发现了斯特拉文斯基，发现了巴托克，肖斯塔科维奇。一切都随之改变。

主持人　你的第一任妻子就是一名舞者。

埃兹拉·布莱泽　我的前两任妻子都是舞者。她们互相看不上，你可以想象。但那是另一个教训了。我和艾丽卡——

主持人　艾丽卡·塞德尔。

埃兹拉·布莱泽　对，和艾丽卡·塞德尔结婚。她后来成名了，但我们结婚时她在团里还很不起眼，我被她迷住了。一切都是新的。一切！就这样击中了我。这种新鲜感，这种发现的激动，在我眼中都有了具象的化身，就是这个格外美丽的年轻女人。生于越南。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学校接受训练，她的家人一直住在那里，直到她十四岁时父母离婚，她的母亲，一个美国人，把她带去了纽约，就这样没入了巴兰钦的舞团。婚后差不多一年，她在《七宗罪》里有一段独舞，就这样，我就再也见不到她了。就跟娶了个拳击手似的。永远都在训练。每次演出结束后我去后台看她，她也像拳击手一样臭。所有的女孩都散发着臭味，就像第八大道的斯蒂尔曼健身房里那样。她有张小猴子似的脸——除了在舞台上，在舞台上她永远都有一颗好看的脑袋，要眼睛有眼睛，要耳朵有耳朵，但到了后台，她看上去就像是刚和穆罕默德·阿里大战了十五回合。反正，我根本见不到她。那个时代很少有男性会有我这样的体会，一个女人完全被她的工作占据，并且嫁给了它。所以我们分开了。我转头又找了一个舞者。这可不怎么聪明。达娜。

主持人　达娜·波洛克。

埃兹拉·布莱泽　作为一个舞者，达娜没有艾丽卡那么出色，但也够优秀的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重蹈覆辙——做同样的事，然后得到同样的结果。所以我再下一个结婚对象是一名酒吧侍者。但她晚上也要出门。

主持人　你一直都没要孩子吗？

埃兹拉·布莱泽　回头想想，我觉得我都是把女朋友当孩子养的。

主持人　你后悔没生孩子吗？

埃兹拉·布莱泽　不会。我很爱我朋友们的孩子。我会想他们，给他们打电话，参加他们的生日派对，但我有更要紧的事要做。至于一对一的关系，对于育儿来说确实更合适——好吧，我对一对一关系没有什么特别的偏好。但是芭蕾舞，还有芭蕾舞音乐，是我的下一轮教育。在那之后所有的都来了。莫扎特，巴赫，贝多芬，舒伯特，我爱的舒伯特钢琴曲，贝多芬的《四重奏》，巴赫伟大的奏鸣曲，《帕蒂塔》组曲，《哥德堡变奏曲》，卡萨尔斯轰鸣般的大提琴演奏。人人都爱它们，有点像当年的《小姐》。

主持人　让我们听听你的第六张唱片吧。

埃兹拉·布莱泽　最近一个朋友给了我一本尼金斯基的日记，第一版，是他的遗孀萝莫拉整理的，据说她没有收录自己不喜欢的部分。和佳吉列夫有关，我猜。因为她嫉妒佳吉列夫，以及他对尼金斯基的影响力，她把尼金斯基的病怪在了佳吉列夫头上。不管怎么说，现在出了新版，之前删掉的部分都被还原了，但我读的是遗孀版的，不管做过什么处理，依然是一本无与伦比的杰作。所有这些都让我回到《牧神的午后》，另一次初恋。［笑。］但我现在可以听出其中的反叛了——那种肆意而为，那种对想象中力量的奴役。哎，可惜我们没有尼金斯基跳《牧神》的影像片段了，所以只能拿手头有的，也就是德彪西的将就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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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德彪西的《牧神的午后》前奏曲，演奏者是伊曼纽尔·帕胡德及柏林爱乐乐团，由克劳迪奥·阿巴多担任指挥。埃兹拉·布莱泽，你曾经写过，抑郁是“难以维系的幸福过后不可避免的崩溃”。这种情况在你身上发生过多少次？

埃兹拉·布莱泽　噢，每次抑郁来袭的时候都是这样，但很幸运地只有过两三次。一次是被我深爱的女人甩了。第二次也是被我深爱的女人甩了。第三次是我哥哥死了，我成了唯一还在世的布莱泽。好吧，也许还有第四次。但不管怎样，任何一种抑郁都是这样的——不管是情绪上的，还是经济上的，都只会发生在你站得最高的时候。我们被关于权力、安全和控制的欺骗性概念架得太高了，一旦它们轰然倒塌，我们站得越高就摔得越惨。因为落差太大，也因为羞耻，竟然未能提前预见到它的倒塌。就像我说的：有时是个人感情，有时是经济问题，有时甚至还会有些政治性抑郁。被多年来的相对和平与繁荣麻痹，安于用花哨的科技、顾客关注度、十一种口味的牛奶来微观管理我们的生活，这就会导向某种内向性，某种不受控制的狭隘，以及一种模糊的期待：就算它们不是我们理所应得的，也不是我们培养起来的，但这些不可或缺的便利设施还是会永远存在。我们相信有人在照管公民自由商店，所以就甩手不管了。我们的军事威力无可匹敌，而且反正那些疯狂也跟我们隔着至少一个大洋。然后，突然之间，我们从网购纸巾的页面上抬起头来，却发现自己早已置身于疯狂之中。我们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在干什么？现在再想这些是不是有点太晚了？而且说到底，这种固执的、迟来的拓展想象又有什么用呢？我有一个年轻的朋友，写过一部相当惊人的小长篇，就是关于这个的。关于我们到底在什么程度上可以穿透镜子，想象一种生活，准确说是一种意识，以减少我们自己意识中的盲点。表面上看来，小说和它的作者没有任何关系，但事实上，它是一个人蒙着面纱的肖像，一个决心要超越她的出身，她的特权，她的天真的人。［轻笑。］巧的是，这位朋友，她是我一个——算了。不说了。我不会说出她的名字。这个不重要。就是这么回事儿。那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上帝为了教美国人地理学，于是发明了战争。

主持人　你不会真的相信吧。

埃兹拉·布莱泽　我相信我们中有相当一部人没法立即在地图上指出摩苏尔。但我也觉得上帝可能正忙着张罗大卫·奥尔提兹的全垒打，不太顾得上教我们地理学。

主持人　再来首音乐。

埃兹拉·布莱泽　还剩几张？

主持人　两张。

埃兹拉·布莱泽　两张？可我们才说到三十多岁。这辈子都过不去这个坎了。我的下一张唱片是施特劳斯的《最后四首歌》。我没听过德语版的。我也听不了瓦格纳。到后来我才意识到。我爱《最后四首歌》，基莉·特·卡娜娃演唱的版本。谁不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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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基莉·特·卡娜娃演唱的《日暮之时》（“Im Abendrot”），由伦敦交响乐团伴奏，安德鲁·戴维斯指挥。埃兹拉·布莱泽，你之前说你不后悔没要小孩，但是有传言说你其实有一个孩子，在欧洲。这些传言中有真实的成分吗？

埃兹拉·布莱泽　我有两个孩子。

主持人　真的吗？

埃兹拉·布莱泽　双胞胎。既然你都问了。虽然我觉得这样有点不太合适。还记得我跟你讲的那个朋友吗？有个黑色小摩托车，把福雷介绍给我的那个？好吧，她怀孕了，就在我准备离开巴黎的时候，我当时不知道，然后我就回美国了。不得不回去。我已经没钱吃饭了。

主持人　你们没有保持联系吗？

埃兹拉·布莱泽　我们通过一阵子的信，但后来她就消失了。那是1956年。1977年的时候，我正好要在巴黎待一个礼拜，为一本书的法语版做宣传。我住在蒙塔勒贝特酒店，离出版社很近，我坐在酒吧里，正在和我的编辑说话，这时一个年轻女人向我走来，长得很美，她用法语说：不好意思，先生，但我想你应该是我父亲。我心想，好吧，跟我来这套。于是我说，请坐，小姐。然后她告诉我她的名字，我当然认出了她的姓氏。我的法国恋人，热纳维耶芙，我们相识的时候她和这个女孩差不多大。于是我说，你是某某·热纳维耶芙的女儿吗？然后她说：Oui. Je suis la fille de Geneviève et je suis votre fille.[原文为法语，意为：是的。我是热纳维耶芙的女儿，也是您的女儿。]我说，真的吗？你多大了？她告诉了我。然后我说，但你怎么能确定我是你的父亲呢？她说，我妈妈告诉我的。我说，你是特意在这里等我的吗？Oui. 你知道我来了巴黎？Oui. 然后她说：我哥哥就快到了。噢？我说。他多大了？跟我一样大。没错，你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这时我的编辑站起来说：我们改天再聊翻译的事吧。

主持人　你现在讲得这么镇定，但当时一定很震惊吧？

埃兹拉·布莱泽　吓死了，也开心死了。你看，我根本不用抚养他们，见面时他们就是成年人了。第二天，我们和他们的母亲共进晚餐，大家都很开心。现在他们都有孩子了，我的孙儿们，我被他们迷死了。我喜欢我的孩子们，但我为我的法国孙儿们着迷。

主持人　你会去探望你的秘密家人吗？

埃兹拉·布莱泽　我每年去一次巴黎。我在法国见他们，很少在美国，以防流言蜚语。或许现在我可以在美国见他们了。我会给他们提供一些经济上的帮助。我爱他们。我不知道有这种传言。你是从哪里听说的？你是怎么知道的？

主持人　一只小小鸟告诉我的。

埃兹拉·布莱泽　一只小小咬告诉你的。用英式口音念很有意思，你懂的。

主持人　苏格兰口音。

埃兹拉·布莱泽　你才苏格兰。每个人都是苏格兰人。下回你该告诉我奥巴马也是苏格兰人了。

主持人　不管怎么说，埃兹拉·布莱泽，我觉得你应该很高兴有这么个机会来公布这件事。由你本人亲口说出来。

埃兹拉·布莱泽　嗯，这显然要比我预期中的电台访谈更有意义。我有孩子的事曝光了。就是这么回事。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美好的事。一件无比美妙的事。就像我之前说的，人生中的一切都是偶然。就连那些看上去不像是偶然的事情也是偶然。从怀孕开始，当然了。这是一切的基调。

主持人　这个偶然有没有影响到你的工作？

埃兹拉·布莱泽　本来会有影响的，如果我不得不抚养他们的话。但是我并不需要。而且，我从没写过关于他们的东西，没有明确写过。我自己都很奇怪我现在居然在谈论他们。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对你撒谎。你让我猝不及防。而且你又是这样一个迷人的年轻女人。而我已经是个衰老的男人了。从我的人生中添加或删去哪些生平事迹已经不再重要了。

主持人　你不衰老。

埃兹拉·布莱泽　我就是衰老本身。

主持人　最后一张唱片。要给我们听点什么？

埃兹拉·布莱泽　阿尔贝尼兹《伊比利亚》里的一部分，他在生命最后几年里写的——不到五十岁就死了，肾病，应该是——听的时候，不要忘记这点：孕育出这些乐章的那个头脑，那种感情，没过多久就熄灭了，只留下这些光辉绚烂的绽放，烟雾弥漫的火光。要我说，我们真该坐在这里，听上整整一个半小时，因为每一首都建立在前一首的基础之上，它们是相互独立的，但合在一起听更为丰富，越来越剧烈的激情会揪痛你的心。那么鲜活。那么单纯。那么浓烈。我喜欢巴伦博伊姆的版本，部分是因为他和爱德华·萨义德的关系。在他生前，当然，萨义德写过一篇文章，讲的是晚期风格：这个概念就是说，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以及自己的艺术生涯即将走到终点会对艺术家的风格产生影响，无论带给它的是果决或安详，还是不甘、艰难和矛盾。可如果一个艺术家离世时年仅四十八岁，你能称之为“晚期风格”吗？他是如何做到的，一边和肾结石的剧痛做斗争，一边创作出这样一部精彩、轻灵、欢快的杰作？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很想和你把整张都听完，但既然你示意我赶紧收尾，那我们就来听第二首吧，名叫《海港》（“El Puerto”）。用术语说是zapateado，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应该是踢踏音乐（tap music）的墨西哥语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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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海港》，来自伊萨克·阿尔贝尼兹的《伊比利亚》，钢琴演奏者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告诉我，埃兹拉·布莱泽，为什么受不了一对一关系？

埃兹拉·布莱泽　为什么受不了一对一关系？这个问题好。因为一对一关系违背人性。

主持人　写小说也是。

埃兹拉·布莱泽　我同意。

主持人　但显然你从中得到了好处，还有愉悦。

埃兹拉·布莱泽　在一对一关系里时，确实是这样。但我现在单身，已经很多年了。让我惊讶的是，单身生活竟然如此快乐。苏格拉底，或者类似的一个什么人不是说过吗，老年单身就好比终于从一匹野马的背上被解绑了。

主持人　毫无疑问，单身违背人性。

埃兹拉·布莱泽　等你老了就不了。人性就是老了就该单身。不管怎么说，我已经为种族的延续贡献了一对双胞胎。他们也贡献了各自的孩子。我的任务完成了。

主持人　不知不觉就完成了。

埃兹拉·布莱泽　或许这样才是最好的。我很愿意成为进化的工具。一般是在你年轻的时候，年轻，富有魅力，然后演化说：“我需要你。”

主持人　就像山姆大叔。

埃兹拉·布莱泽　是的，就像山姆大叔。对一个苏格兰人来说还不错。进化戴上他的高礼帽，捻着他的山羊胡，然后指着你说：我。需。要。你。或许在不知不觉中为演化效命就是人类为性而疯狂的真相。

主持人　那作为一个战士，你应该算得上是军功等身了吧？

埃兹拉·布莱泽　我参加过几场战斗。得过一枚紫心勋章。抢占过滩头。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比六十年代的性解放运动还要早，我那代人就已成功登陆，并在战火弥漫的海岸展开了殊死搏斗。我们顶着唇枪舌剑，勇猛地在沙滩上杀出了一条血路，后来却发现“花之子”[嬉皮士的自称。]们悠闲地踏着我们血淋淋的尸体，一路上高潮迭起。对了，你之前问到衰老。活到这把年纪是什么感觉？简单来说就是，你平时看到任何东西时都会提醒自己，这大概是你最后一次看到它了。没准儿还真就是。

主持人　你害怕死亡吗？

埃兹拉·布莱泽　我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或许我还有三年，五年，七年，最多九年十年。在那之后，就再也不会变老了。［笑。］除非你是卡萨尔斯。说起来，卡萨尔斯也弹钢琴，有次他告诉一个记者，在过去的八十五年间他每天都会弹同一首巴赫，那时他已经九十多岁了。记者问他不会觉得腻烦吗，卡萨尔斯说，不会，恰恰相反，每次弹都是一次新的体验、新的探索。所以或许卡萨尔斯从未变老。或许他是弹着《布列舞曲》走到生命的尽头的。但我不是卡萨尔斯。我没有被地中海饮食法俘虏。我怎么看待死亡？我不去看。我看的是整体，我整个儿的一生。

主持人　那你对自己整个儿一生中已经达成的成就还算满意吗？

埃兹拉·布莱泽　我很满足，因为我不可能做得更好了。我从不逃避工作上的责任。我卖力地工作。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我不会把自己觉得还没做到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我后悔出版某些不那么重要的书吗？不会。只有写完第一本书，第二本书，才会有第三本，而不是把它们写进同一本厚书，虽然这样看待问题有点过于文艺了。但它是一份单独的作品。回头看来，每一本对之后的写作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主持人　你最近有在写什么新书吗？

埃兹拉·布莱泽　我刚开始动笔写一个三部曲，大部头。事实上，我今天早些时候刚写了第一页。

主持人　噢？

埃兹拉·布莱泽　对。每一册都会有三百五十二页。至于这个数字的意义，就没必要深究了。我会先写结尾，所以会是结尾，开始，中间这样。前两本写的是中间，开始，结尾。最后一本就只有开始。我认为这个计划将会向世人证明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且从没知道过。

主持人　你认为这要花上多长时间？

埃兹拉·布莱泽　噢，一两个月吧。

主持人　那么请问，埃兹拉·布莱泽，如果大浪来袭，要把所有的唱片从你的荒岛上卷走，你会抢救哪张？

埃兹拉·布莱泽　天哪。就一张？这是哪儿来的海岛？

主持人　很远很远的地方的。

埃兹拉·布莱泽　很远很远的地方。那儿没有别的人吗？

主持人　没有。

埃兹拉·布莱泽　只有我一个人，在一个荒岛上？

主持人　没错。

埃兹拉·布莱泽　我还可以带点什么？

主持人　《圣经》。或者《摩西五经》，如果你想的话。或者《古兰经》。

埃兹拉·布莱泽　这些都是我最不想带的书。我巴不得再也见不到它们了。

主持人　《莎士比亚全集》。

埃兹拉·布莱泽　很好。

主持人　你还可以自己再选一本。

埃兹拉·布莱泽　我等会儿再选。还能带什么？

主持人　一件享受用的。

埃兹拉·布莱泽　食物。

主持人　我们会提供食物的。不用担心食物。

埃兹拉·布莱泽　那我要带一个女人。

主持人　抱歉，忘了告诉你，不能带另一个人。

埃兹拉·布莱泽　带你也不行？

主持人　不行。

埃兹拉·布莱泽　那我要带一个娃娃。一个充气娃娃。我自己选。颜色也由我来定。

主持人　我们会给你的。唱片选好了吗？

埃兹拉·布莱泽　好吧，我选出的这些都是我的最爱，所以很难说我愿意反复听的是哪张。有时候你的心境正好是《菲尼安的彩虹》那样的，有时候情绪又更符合德彪西。但我觉得应该是一张伟大的古典乐，我永远听不厌施特劳斯《最后四首歌》里的那种激昂，啊，激——昂。我能把四张都带上吗？

主持人　我很抱歉……

埃兹拉·布莱泽　你可真会砍价。

主持人　规则又不是我定的。

埃兹拉·布莱泽　那是谁？

主持人　罗伊·普拉姆利。

埃兹拉·布莱泽　他是苏格兰人吗？

主持人　咱们的时间恐怕不太够了。

埃兹拉·布莱泽　好吧。《日暮之时》。有它的话，我应该能有足够的精神头儿熬过荒岛上的日子，我和我的充气女人。没准儿我俩过得还不错呢。多么宁静。

主持人　还有你要带的书。

埃兹拉·布莱泽　好吧，当然不可能是任何一本我自己的书。我应该会带《尤利西斯》。我这辈子读过两遍。迄今为止。无限丰富，也无限费解。不管你读了多少遍，都会遇到新的谜团。但它提供的乐趣达到了一种相当稳定的浓度。而且我还有的是时间，当然，所以没错，就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了，带评注的版本。后面我会告诉你为什么需要评注。他的天才，讽刺的天才，不断为你带来绝佳的乐趣，引人入胜的广博，还有都柏林这座城市，这本书的景观，它就是这本书本身，但它不是我的城市。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像他那样写写匹兹堡。但那样的话，我就只能一直待在匹兹堡，和我姐姐，我母亲，我父亲，我的叔叔阿姨和侄子侄女们一起。倒不是说乔伊斯这么干了，我可得提醒你，一有机会离开都柏林他就跑得远远的，去的里雅斯特，去苏黎世，最后去了巴黎。我觉得他回都没回过都柏林，但他一辈子都沉迷于这个城市，以及它的十亿个细节中。沉迷于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小说手法来描摹它。广博，机智，丰富，尤其是伟大的创造性……天哪，简直绝了！但如果没有评注的话我会迷路的。我对荷马式的东西兴趣不大，顺便说下。事实上是完全没兴趣。但我想到了荒岛上大概就有了，不然还能干吗呢？这么多时间，但只能跟你的充气女人待在一起，尽管她是那么地完美。所以，是的，我要带上乔伊斯。

主持人　谢谢，埃兹拉·布莱泽，感谢你跟我们分享你的——

埃兹拉·布莱泽　不过我最喜欢充气女人的一点就是——不是说生理意义上，而是感情意义上——没有争执。不管我有多么爱那些亲爱的舞者，还是经常会有摩擦。因为她们属于巴兰钦而不是我。

主持人　……你非要用这种占有式的语言来谈论爱情吗？

埃兹拉·布莱泽　不可能不用吧！爱是反复无常的。桀骜不驯。难以遏制。我们尽最大努力驯服它，命名它，为它制定日程安排，甚至有可能把它控制在六点与十二点之间，如果你是巴黎人的话，那就在五点到七点，但是和世上所有可爱并难以抗拒的事物一样，它终会让你泪流不止，而且，是的，这个过程中有时会添上几道抓痕。想要把秩序和形式强加给事物，哪怕是生活中那些最难搞的混乱而又模糊的东西，这是人类的天性。有的人起草法律，有的人在马路上画线，有的为河流建筑堤坝，有的分离同位素，有的则是通过造一只更好的胸罩。还有的人写书。妄想最严重的那些人写书。我们也并没有什么别的选择，除了把清醒的时间都花在厘清并理解由来已久的混乱之上；伪造一些模式和比例，在它们根本不存在的地方。正是同一种冲动，同一种驯服和占有的狂热——这种必要的愚蠢——使得爱情迸射出火花，并经久不熄。

主持人　但是，难道你不觉得在爱情中培养自由非常重要吗？自由与信任？理解而非期望？

埃兹拉·布莱泽　下一张唱片。

主持人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你其实有孩子，埃兹拉·布莱泽……你还有什么遗憾吗？

埃兹拉·布莱泽　遗憾没有早点遇到你。你靠这份工作维生吗？

主持人　是的。

埃兹拉·布莱泽　你喜欢它吗？

主持人　当然。

埃兹拉·布莱泽　当然。你知道，我认识一个诗人，住在西班牙，一个杰出诗人，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但是在她三十几岁的时候，三十岁不到或者三十出头吧，她酷爱冒险，跑遍了马德里所有的酒吧，找里边最老的男人，然后带他回家。这是她的使命：和马德里最老的男人睡觉。你做过这样的事吗？

主持人　没有。

埃兹拉·布莱泽　那你现在想试试吗？

主持人　……和你吗？

埃兹拉·布莱泽　就是和我。你结婚了吗？

主持人　结了。

埃兹拉·布莱泽　结婚了。好吧。但这并没有妨碍安娜·卡列尼娜。

主持人　嗯。

埃兹拉·布莱泽　也没有妨碍艾玛·包法利。

主持人　嗯。

埃兹拉·布莱泽　那这会妨碍你吗？

主持人　安娜和艾玛的结局都很惨。

埃兹拉·布莱泽　有孩子吗？

主持人　两个。

埃兹拉·布莱泽　两个孩子，一个丈夫。

主持人　对。

埃兹拉·布莱泽　好吧［笑］，让我们忘了他。我认为你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我非常享受这段时间。我明天晚上要去听音乐会，有两张票。本来有个朋友要跟我一起的，但我敢肯定他很乐意改天再去。波利尼来了，无与伦比的毛里奇奥·波利尼，他要弹贝多芬的最后三首钢琴奏鸣曲。所以，我的最后一个问题，在《荒岛唱片》上。明晚，毛里奇奥·波利尼，皇家节日音乐厅，我只能带一个女人，我希望那个人是你。那么，你怎么想，小姐？要试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