轿车从仓库出发，在车流顺畅的纽约街头开了大约35分钟，来到吉米的餐厅。此行堪称我这辈子最糟的乘车体验。我坐在轿车上，脚边摆着400万美金，准备要付给我见过最凶狠的人，请他帮我找到女儿。

车子疾驶过曼哈顿下城，我看见卷饼摊贩在街角准备餐车，随着城市苏醒，迎接新的一天。书报摊也纷纷开始营业，阳光似乎随时都要从大楼背后溢出。我感觉好累，靠着肾上腺素撑到现在，过去24小时完全没有好好睡上一觉。刚意识到这点，我就打了个哈欠。

吉米的餐厅坐落于茂比利街上的小意大利区，是间数一数二的优秀餐厅。我想到一个办法，让我能既进入餐厅又不被本市所有的执法单位拍个正着。

“右转到勿街。”我说。

“为什么？”阿图拉斯问。

“我不能直接拿着钱走进吉米的餐厅，那里有监视小组的人，要先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勿街上有个鱼市场，停在那儿，我去跟一些人谈谈，他们能帮忙。”

阿图拉斯安静了一会儿，迅速和维克多交换了几个眼神，然后告诉司机转进勿街。

“听好了，律师。你如果打算逃跑，我要你知道，是没有意义的。首先，我会杀了你女儿，慢慢地杀，让她受尽折磨。我也会找到你，把你给杀了。你听过柯鲁齐克这个名字吗？”

“没有。我应该听过吗？”

“苏联前指挥官。苏联瓦解后，我跟奥雷克来这里打拼，柯鲁齐克提供给我们运输管道，让我们运送武器和毒品。苏联被清算的时候他被逮捕，但成功潜逃了，还把我们大部分的钱和货物一起带走了。”

他在位子上转动身子，挺起上身，好倾身俯视我。

“一年后我在巴西找到他，先弄死了他太太和儿子，还逼他在旁边看。我跟你说这些是要你知道，这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能让你躲过我，记住这件事。”

这个故事完全不加润饰。又一次，一段简单的事实陈述，清楚而不带感情。

“我不会跑，我不会放弃我女儿。但我需要你明白，我遵照你的规则，是因为我希望她回来。她是我的全世界——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会逃跑。”

轿车缓缓驶进勿街。我告诉阿图拉斯，我不觉得从餐厅后门溜进去会比较安全。但其实我根本没概念，我只知道我要让吉米刮目相看，尽可能讨他欢心，因为这笔钱和我们的友情对他而言的价值，大概都不值得他为我冒这个险。我要是偷偷摸摸从后门进去，他不会信任我的。我要他知道，真正的艾迪·弗林回来了，为此我需要一个盛大的进场：我得在警察没看见我的情况下，从大门走进去。

“停在这儿。”我说，“我需要500美金，不能从这400万里拿。我知道有几个人能帮我进餐厅不被监视小组的人发现。”

维克多给了我一捆钞票，我下车进入鱼市场。

10分钟后，我背对着一个离吉米餐厅半个街区远的街角。轿车还在街上等，我边走边扫视周围，查看是否有人跟踪。吉米餐厅开张的前一年，对街已经有两间餐厅，分别卖普通食物和特色菜。吉米不想抢晚餐的客人，所以他的餐厅只开到晚上7点。其他两家餐厅客人还是不少，不用交保护费，又能从吉米餐厅的营收中抽成，收益挺不错的。怪异的是，有些月份那两家餐厅关门比开店还赚。吉米后来把那两家店都买下当仓库用，这下联邦调查局、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以及其他将吉米列为涉案关系人的情报单位都难办事了——探员们再也没有餐厅卡座能栖身，不能点杯咖啡占着座位从对街监看吉米，必须想些更有创意的监视手法。

我放慢脚步，不到1分钟就发现探员了——一辆深色窗户的棕色厢型车，后座车窗外的地上积满了烟蒂。 那是指挥中心。

这个移动追踪小组掌控着其他的监视人员。考量到这条街的布局，我猜是个三人团队：一人在车上待命，一人负责确认进出吉米餐厅的人、车，还有一人踞守高处，好监视店里出来的人。我看到路边停了一辆黑色的本田摩托车，这位骑手花了10分钟的时间慢慢品尝外带咖啡——第一位机动组员。另外两位成员分开行动，以顾及最大视野范围。他们会派一个人待在自助洗衣店，那里能看到厢型车和通往地铁站的路线——这是第二位机动组员。还有一位会待在高处。我抬头一望，看见有几个人站在窗边，没什么特别，其中一名男子身上的衬衫皱巴巴的，看起来像穿着它睡过觉一样，他就是负责制高点的那位。上面那双眼睛对我来说最不好处理，除非我人在餐厅对面，他的视线死角。我往那个位置前进，抵达之后，一屁股坐在公交车亭的椅子上，吹着口哨，等待好戏上演。

大概在两年前，我第一次帮彼特·图利西打官司。彼特在勿街的鱼市场做全职工作，每到周五，他就会带着薪水上酒吧，把钱都拿来买伏特加，然后跟人打起来。对彼特来说，周五夜晚一般都是如此。他的犯罪记录上列有许多伤害及妨碍治安的罪名，但也仅止于此。法院罚金调高后，彼特就不再缴罚金了。我们最后谈了个条件，他没现金能还的时候，就付我新鲜的鱼作为替代。要是我的客户因为付律师费而缴不出罚金，我就绝对不会逼他们，因为他们若缺缴罚金就得坐牢。我先去了一趟勿街，把维克多给我的500美金拿给彼特，他已经准备好要搬出我要的好戏了。

彼特的好哥们儿是一位在码头送货的卡车司机，他在吉米的餐厅外停下来绑鞋带。他面向彼特，后者在收到我的信号后出发，现在刚走过街角。两个男人互望了一眼，脱下各自的外套和上衣，一秒后，彼特跟他的好哥们儿互相厮杀了起来。他们都是很壮的男人：拳头像戴了棒球手套，还有橄榄球员般的肩膀，体重都超过100公斤，而且他们也不是在打着玩儿。照我家老爹的说法，这就是场货真价实的拳脚激战。

没过多久，他们开始在人行道上翻滚扭打，互相朝对方身上丢垃圾。重头戏来了，纽约警局的警察出现，但不愿上前。他们越打越激烈，打到了茂比利街上，离开了餐厅那一带。两人一路上互相将对方往停在路边的车上摔，触动防盗警报，竭尽所能地制造更多混乱和噪声。只要他们各自都使尽浑身解数，警察就会待得远远的，放他们两只疯狗互咬。警方对上的如果是这么粗壮的家伙，很难保证电击棒能有什么作用。

如此完美的调虎离山，500美金不算什么。

我看了看两位机动组员，还有制高点的探员——他们都看得目不转睛。轿车在我旁边停下，后座车门打开了。

“现金一张一张点也花不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后，你如果没站在这里，我就会打电话，你女儿的血会染在你手上。”阿图拉斯说。

“你忘了我得告诉托尼他今天在法庭上要说什么。我需要两个小时。”我说。

“我给你一小时，就这样。”

一小时可不容易，我动作得快点。

我的手表显示现在是早上6点01分，距离最后期限还剩不到10个小时。

我提着满满两袋现金往吉米的餐厅走去，在没有被任何人发现的完美状态下，推开正门走进去。迎接我的是一把科特手枪的枪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