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法院比进来容易多了。大厅里满满的都是人，为了他们遭到逮捕、等待保释的亲友而来。一堆警察在楼梯口一边听彼此讲笑话，一边吹散咖啡上的热烟。夜班的警卫我一位也不认识，但这不重要——出法院时不会被搜身。

室外有风，这让我很高兴。我的肾上腺素的作用已经开始减退了，冷空气令人振奋。格雷戈尔留在楼上，只有我、阿图拉斯和维克多往停在对街的轿车走去。我先进去，维克多跟在后面，并坐到我对面。阿图拉斯进来时，我倾身撞到他的肩膀，假装在扯被脚踩着的大衣下摆。

阿图拉斯抱怨了一声。

他没有察觉到我扒走了东西，放了点别的进去。

我从他外套口袋里拿到了引爆器，真正的那个。与此同时，我把之前从他那里偷来的冒牌货，和哈利帮我跟保罗弄来的那个都放进去。阿图拉斯身上现在有两个引爆器，就如稍早一样，只不过现在两个都是假的。我在口袋里掂了掂真的引爆器，感觉它更重一些。这是我20年前就练就的功夫，拿在手上就能辨认出假硬币轻了半克。阿图拉斯察觉不出这几个引爆器的重量差异，至少我是如此希望的。我注意到他将真的引爆器放在左边口袋，假的放右边，好确保自己不会搞混。

车停在我与哈利第一次吃午餐的那间小餐馆旁。那次见面，哈利等于是给了我一个工作机会，在那之前，我从没做过什么正经的工

作——我不需要，也不想要。我妈以为我是律师助理。跟哈利初次见面的隔天，我去医院看她。我爸去世后的那几年，她状况越来越差，我每个星期都会拿钱给她，这样她就不必工作，但那好像只加速了她的状况恶化。她鲜少在中午以前起床，也不再跟朋友聚会，甚至不看书了。

那一天，最后那天，她看起来那样疲惫不堪，脸上的肌肤薄得好像随时会裂开。她的嘴唇干裂，头发扁塌，粘在苍白的皮肤上，医生无法确定是什么造成了她体重减轻和疼痛、咳嗽等症状。他们先是诊断为多发性硬化症，接着改成癌症，然后又改回去。

在我内心深处，很清楚她是被什么东西夺走了生命。

失去。

我爸过世时，她为了我撑下去，她没怎么哭，不想让我看到她痛苦的样子。她付出的这些努力我都明白，我明白她早已心死。一直到我开始赚钱，她也相信我做的是份好工作以后，她的身体就差不多停止运作，仿佛责任已了。她已经把我养大，现在她想放下一切，这样她就能跟我爸在一起。心碎让她缓缓迈向死亡。

她看到我买了花给她，眼睛随之发亮，她很爱花。

她握着我的手，泪水在她脸颊上闪烁。

“你感觉好吗？今天还痛吗？”

“没有，一点也不痛，我很开心。我的好儿子在这里，而且他有一天会当上律师呢。”

她的笑容让我感觉自己被揍了一拳。我无法对她据实以告，不管我跟她讲了多少次，她都听不懂：当律师助理不代表未来就会变成律师。她听不进去，只是想象着儿子的美好未来，我阻止不了她。如果我跟她说我不是律师助理而是骗子，我为了骗保险公司而冒充律师，她仅剩的东西就会烟消云散。某种程度上，这个谎言让我觉得自己该为她的死负责。如果她早知道我不是律师助理而是骗子的话，还会放弃生命吗？如果我跟她坦白，她会哭出来，哀号着要我停止那样的生活，说我父亲对儿子有更高的期待。但我只能坐在她床边，看着她逐渐凋零。我决定要忠于她对我的回忆而活，我会给她一个真实的理由为我感到骄傲。

她的手滑到我手里，我知道她醒着。心电图发出了警示声，过了一会儿也没人出现，最后一名护士缓缓地打开门，关掉心电图，抚摸着我妈的头说：“她走了。”

我把她和父亲葬在一起，遣散了我的手下，打电话给哈利。他帮我安排进一所法学院就读，一直到阿图拉斯在泰德小馆拿枪抵着我的那一刻，我都没有走过回头路，我已经把骗子的生活抛在脑后。现在我很庆幸，庆幸我那些技巧都还在。

哈利给我工作的那天也拯救了我，他亲手扭转我的命运，改写了我的人生。不知怎的，我感觉哈利认为自己有义务照看我。

一阵刺耳的汽车喇叭声将我拉回行驶中的车上，过暗的车窗让我很难看清此时自己身在何方。

我猜我们在往南，朝布鲁克林开去。没过多久，我们就驶经布鲁克林 — 炮台公园隧道的出口。即便这条隧道为了纪念纽约前州长已改名为休斯·凯里隧道，我依旧称之为炮台隧道。我爸生前常说，凯里是位优秀的基督徒，那想必是真的——凯里膝下有14名子女。

“我们要去哪儿？”我问。

“羊头湾。”阿图拉斯说。

我对那个海湾很熟，那儿离我长大的地方不远。羊头湾将布鲁克林和康尼岛分隔开，一路从沿岸闹哄哄的苏联酒吧，蜿蜒进安静的社区。我们开了大约30分钟，停在一家修车厂后头，就在格雷夫森德尼克路和东十八街的交叉口上。这块地位于一间旧仓库前方。

“跟我来。”阿图拉斯说。

我们下了车。我望向四周，这一带公寓大楼和店家混合林立，商家大多5点过后就休息了。早晨这个时段，街道一片宁静，地面因为结霜而湿滑。我们往铁门走去，那里是仓库的行人出入口，通往一间装潢过的大办公室。东面的墙边摆着两张沙发，面朝对面墙上装在高处的电视机。电视开着，频道锁定在新闻台，一位主播在播报新闻，配图是哈德逊河。荧幕下方跑过的新闻标题显示，海巡队已出动打捞那艘货船的残骸，就是周六晚间与所有船员一同沉没的萨加号。跑马灯字幕跑过他们找到船体和几名船员的消息，但截至目前，都只有尸体。主播声称，寻获沉船对通勤族而言是个好消息，因为沉船的残骸不会再给大家造成困扰，荷兰隧道也能重新启用。这位主播好像在乎交通状况多过死者家属，他显然不是个纽约客，我们会关心自己人。

两名男子从隔壁房间沉默地走进办公室，手上各提着一只大行李袋，他们把袋子丢在地上后离开。我猜他们可能是我稍早在窗台上看到的厢型车司机，但我认不出来。

“400万。拿起来，我们走。”阿图拉斯说。

“我哪儿也不去。我要是进去了，万一那400万少了1分，我就死定了。数过钱以前，我哪儿都不去。我跟吉米说我会拿400万去，我要确定我拿的就是这个数字。”我说。

我跪下来，拉开两个袋子的拉链开始点钞，每叠钞票都厚达15厘米高，紧紧捆在一起。

我一边数钱，一边留意阿图拉斯和维克多。

几分钟后，地上被我摆了一大堆现金。阿图拉斯示意维克多跟他到大厅去，我跪着挪到能看见他们身影的位置。阿图拉斯背对我站着，维克多被阿图拉斯挡住，看不到办公室里面。

那个小黑瓶很好藏，要在大口袋里找到就不容易了。瓶盖安静地打开，我按了四下喷嘴，在那堆钱的表层喷上水雾状的液体后，盖回瓶盖，把小黑瓶收回大衣口袋。

45分钟后，我结束假装数钱的动作，起身扭动发疼的脖子，痛得咒骂出声，然后叫阿图拉斯过来。

“我说，维克多这家伙真的有在做事吗？”我问，“让他来帮我把钱装回袋子。”

维克多在我旁边跪下，我确保被标记过的钱都在维克多那侧，每当维克多拿起一叠，他就会碰到残留的喷雾，接触后会留下痕迹，这是一种独特的化学印记，让维克多跟这些钱脱不了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