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性格的形成有好几个主要因素，应该和基因、父母的教育，以及身边发生的事都有很大的关系。

那我又是如何的呢？

性格方面，我定然受到了十多岁时身边发生的两件事的影响。

第一件是爷爷的事，第二件则是爸爸的事。也就是说，不是我自己的经历。

首先，来说第一件。

爷爷成长于岩手县釜石市，因为学业优秀而考入东京的旧帝大，一直读到了大学院。之后就职于民间企业，埋头于产品的研究开发。

如果写成文章，就会像是婚礼上简单的新郎介绍一样。当然，其中也有各种各样、零零碎碎的戏剧化剧情。但总之，作为一名企业研究员，爷爷结婚在当时算很晚了，婚后育有一儿一女，而其中的儿子就是我的爸爸。他们过着与阔绰无缘，却踏实而朴素的生活。

爷爷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离开东京郊外的老家后，骑着摩托车在全国各地展开了流浪之旅。之后和仙台一家理发店的女儿热烈交往、结婚，并继承了理发店。因为理发师这一职业的关系，即使在假日或学校放长假时他也要工作，所以一到暑假我就会去东京的爷爷家，去他和奶奶两个人住的老房子里玩。

“羊介，要帮助有困难的人。”爷爷经常这么说。

好心即正义，爷爷的心里或许有这种说不上对还是不对的意识吧。可以说他是一个深受自古以来就有的劝善惩恶、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思想影响的人。自然，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也把这些当成重要的教诲而全盘接受。

我对父母表示想习武也是受了爷爷的影响。我觉得要助人就得有力量，必须学些技艺或技术，于是就向爸爸提出：“我想学柔道或空手道。”而离家很近的地方就有一处剑道场，因此二十岁之前，我一直去那里。

在我上小学四年级时爷爷去世了。但到我上初中后才知道，原来他是自杀。

被告知真相前，我一直以为他是死于交通事故。我对那个轧死了爷爷的司机怀着接近于憎恶的愤怒，认定总有一天，难以言喻的苦楚会降临到这个加害者身上，不然就太不合常理了。所以，当我被告知“其实你爷爷是自杀的”之后，也因为自己所憎恨的敌人忽然消失而深受刺激，就好像曾把憎恨寄托在一阵无形的轻烟之上。

而且当我知道爷爷的自杀原因后，那种不知如何是好的情绪就愈发高涨，也更强烈地感受到和我名字“羊介”有关联，可谓“亡羊之叹”。

爷爷迈上自杀之路的第一步，是中彩票。

他中了和一等奖的数字差一位，不知是前一位还是后一位的“前后奖”。年末时偶尔买的一张彩票，就华丽地变成了一亿日元。

或许这也能说成是一位踏实朴素的市民因平素良行而得到回报的佳话，然而对爷爷来说，却是晚年噩梦的开始。

其中有几个主要因素。

首先，爷爷觉得中彩票是“与自己不相称的幸运”，所以心中怀有罪恶感。

其次，爷爷的邻居里有一个穷困潦倒的人。

中彩票本身不是件坏事，他也没有做手脚，根本不用感到罪恶。但爷爷却想不通这一层，表现出了一般市民的本性。当然，对此，我是引以为豪的。而这时，有一个住在同一条街上、为钱所困多年的好友说他“运气全用在中彩票上了”，或许正如他所言吧。

我也认识那个邻居，他和爷爷同辈，我曾无数次观看他和爷爷下围棋。他不是坏人。不，应该说该归为好人，说得再确切些，是个老好人。在善良、不谙世事方面可以说和爷爷不分伯仲，但在围棋比赛中爷爷则占压倒性优势。总之，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差。

所以，他们在下围棋时，他会出口感叹“哎呀没想到这个年纪还要借奇怪的高利贷”，一定也没有什么深意。他不可能想到爷爷竟然会说：“或许我可以帮你还哦。”

于是，爷爷坦白了自己中彩票的事，并为他承担了债务——那是他为创业失败的长子擦屁股而借的钱。

到这里，即使感到不正常或有反对意见，也还算不上是最糟糕的故事。老好人帮老好人——根据描述方式的不同，或许也还能说成一段佳话。

之后把爷爷逼入绝境的，首先是所谓的“想告诉他人大新闻”的人类欲求。

得到了帮助，从而还清债务的他，把爷爷中彩票的事告诉了身边的人。

他肯定没有恶意，只是无法抑制想要把“身边有人中了一亿日元！”这样的大事件告诉他人的冲动吧。再者，也是他觉得告诉他人“他用奖金救了我”能证明爷爷的崇高，或许能成为美谈吧。

但等待他和爷爷的剧情发展，是始料未及的。

为钱所困的邻居开始纷纷造访爷爷家。不是一个，而是许多个。

“也请帮帮我”、“我急着用钱”、“这样下去要全家自杀了”……如果是这样的死缠烂打，或许还比较容易接受。但爷爷听到的多半是：“反正那只是你中彩票得来的钱”、“你为什么帮他不帮我”、“小气”、“你不过是在装模作样吧”这样的话。而我甚至能想到给出致命一击的那句话：“你这个伪善者！”

爷爷不求他人褒奖，他既不曾想过会因为帮助他人而被感谢，应该也没打算以“正义的伙伴”自居。但至少，他想要过不给他人添麻烦、不会遭人指责的生活。

然而，他却被一群连赠予税都不知道的邻居骂“你这人太过分了”，从而受到了刺激。又或者说，他是因为知道了身边有那么多为钱所困的人这个事实，而哑然了吧。

听奶奶说，爷爷一天比一天沉默。最终，他在镇上集会处的柱子上，用一根黄黑纹的绳子自杀了。

说完爷爷自杀一事的来龙去脉后，我的父亲这么说：

“我爸就是太较真了。显然是来敲诈的家伙不对，责备他‘伪善，如果你是好人就要帮大家’的人才不正常。根本就不用放在心上。”

“真的是太较真了。如果能敷衍些就好了。”

但即使这么说，“较真”也不会因为自身的意识而发生变化，更进一步说，或许这还是一种由父及子、具有传承性的东西。

从这里开始，就到我最早所说的第二件“对我造成影响的事”了。

父亲也是因为那份“较真”而丧了命。

那是我上高二的时候。爸爸夜跑时摔倒，造成锁骨骨折。虽然伤得并不算严重，但因为要做手术并固定伤处，所以入院住进了大病房。父亲愉快地说：“好久没有这么悠闲地休息了。”而我则随意地回了一句：“偷懒会被惩罚的哦。”但我完全没想到，那家医院竟然会失火。

深夜突发的火灾使得医院陷入恐慌状态，住院的患者们争先恐后地奔向紧急出口。父亲虽然锁骨有伤，但比起其他跟腱受伤或大腿骨骨折的患者来说，还算行动自如。据说他是揽着别人的肩带，把同病房的患者救到外面去的。他如此来回了两次，也就是救出了两个人。

而据说建筑物进入危险状态，已经不能再回去的时候，父亲还是冲了进去，救剩下的入院患者。

这次大火对骨折尚未痊愈却反复往返的父亲动了真格，父亲终究没能救出患者，并因为烟雾造成窒息而死亡。

虽然也有不少人感动地说他是个有正义感的人，但母亲却震怒了。她哭着说：“竟然觉得自己能救人，真是自不量力。”

我不知道父亲当时在想些什么。恐怕连他本人都没能明确地理解吧。

但我可以想象。

父亲脑中是否闪过了……爷爷？

救了一个有困难的人，就必须去救其他有困难的人，因为“不救所有的人”就是“伪善”。

你这个伪善者！

这样的批判，已由爷爷证明。

所以不要说独自逃跑，父亲就连只救一个人的自己都无法接受。一定是这样的吧。他死于因被斥责为“伪善者”而最终选择死亡的父亲的束缚。

有一次，我对妈妈提起这件事，却被她一笑置之。“救了一个人就必须救所有人，你爸怎么会把这种蠢话放在心上。”我没有反驳，但并不是因为我无法反驳。父亲当时处于“住院”这一非日常状态中，又因为突发的火灾而无法冷静，心情应该近乎恐慌。如果是那样，他就有可能没办法好好做出判断，他的思绪有可能被盘旋在脑中的父亲自杀的记忆所占据。

以上，虽然仓促，但我已经说明了塑造出我性格的两件事——关于爷爷和爸爸的回忆。如果是要在什么发布会或会议上讨论，到此为止就够了吧。

总之，关于“正义”和“伪善”，我有着不好的记忆。毕竟爷爷和爸爸都是因此而丧命的，因此我把这个当成宝贵的教训，就像他们的遗言一般。

虽然我还不至于胆小到认为“帮助他人就会死”，也不讨厌待人亲切，但每当帮了别人一点小忙，我的心中就会响起警报：“当心，可能会被认为是伪善。”渐渐地，我开始只考虑身边的人，满脑子都是尽可能缩小交际圈子，自己过朴素的生活。

但在这时，我的人生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契机有两个。

妻子茜的死，以及大森鸥外的死。

妻子茜住院时，我并不曾想过我的日常生活会崩溃。可悲的是，她应该也一样。

我以为她站着时会眩晕的症状是因为睡眠不足，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好好休息就能康复。所以我只是很随便地表示“你暂时不用来理发店帮忙了，休息休息也好。也不要熬夜看海外连续剧了”。

过了几天，她开始出现贫血症状，但她却解释为生理期，还开玩笑地说多吃点肝就好了。

当她在超市倒下被救护车送去医院时，我的安心更甚于不安：这样就能好好调养了，请专业的医生查清原因后就能一举解决了吧。虽然到她出院之前我都要一个人顾店很够呛，但这样也能尝到像是打通关了一款高难度游戏的成就感。

听到医生的说明时，我觉得那是无聊的玩笑，并对医生不肯说“假的”而倍感焦躁，还说：“你这样我是会发脾气的！”

当然，医生没有说谎。很显然茜的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起初是因为肠道内的细菌感染，如果免疫系统能正常发挥作用的话倒也不至于有大碍，但由于体质问题，妻子的身体没能发挥出免疫机能，相反，倒是朝着不好的方向突飞猛进地发展。

医生的解释我无法接受，独自回到家中的我嘟嘟囔囔地咒骂，别说医生了，连那些细菌和她的免疫机能都被我找碴似的骂了个狗血喷头。

很快她就死了。虽然很快，却与安详地长眠这种描述相差甚远。即使体内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排出了，她的肠胃里却还总像有异物似的，整日被反胃和腹痛折磨。她说自己头疼得厉害。因为体质的缘故，药物对她不起作用，明知原因的我却也做不到说一句“那就没办法了”来接受。我无数次地顶撞医生，但虽说是去顶撞，内心里却还是依赖的。我对医生撒娇，医院里的职员们也都默许了我的撒娇。

人的死亡是很突然的，它会在意料之外的时刻降临。我已从爷爷和爸爸的死中学到了这一点。

为了避开这样的死亡，我才和他人保持距离，只和自己及妻子身边的人与事发生关联，过着平静的生活。我想要这样。但，死亡无处不在。

妻子临终时，我又学到了一件事：不论多么善良，不给他人添麻烦地生活，也不一定能迎来平和的死亡。

我也想象过自己的死。

没有现实感的现实。我会想到“人终有一死”这种陈词滥调，但也会想“还要过很久吧”。而且，即使这一时刻来临，不，是一定会来临，我想象到的画面也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被家人围绕，意识蒙眬仿佛做梦一般，在这种过于完美的场景中死去。心中也有过死于意外等突发事件的想法，但终究会对生命在一瞬间毫无痛苦地消失而感到恐惧。

而与这类死亡迥然不同的，因为身体不好而受尽折磨、头痛欲裂、因反胃而浑身扭曲、满脑子只想着让自己解放——也就是连回想仅此一次的珍贵一生的工夫都没有就消失，我从没想象过这样的死亡。

妻子死后，我会望着外面的行人，想象他们死时会如何。绝不是出于坏心眼，而是我真心想要知道。但一想到包括自己的多数人，或许都会在医院的病床上感受着某种疾病的疼痛与苦楚，在“难受”、“疼”、“恶心”中逐渐衰弱，甚至都没能对“结束”发出感慨就步入死亡，我就感到胸口像被捏碎了一般痛苦。

人生的终点，就只有痛苦吗？

我的理智在渐渐褪去，但我努力忍受。

理发店关了一阵子。妻子住院后我曾试过一个人打点，但实在艰难。我也没心情再招新的员工，更重要的是，我很难相信会有顾客愿意让失去妻子、情绪不稳定的理发师剪头发。给疯子刀具会很可怕，给不冷静的理发师剃刀也很可怕。

我自己也没有能以平和的心情给人剪头发的自信。我没法斩钉截铁地说：“我绝不会因为无法忍受寂寞而突然用手中的剃刀割断自己的脖子。”

大森鸥外的事，发生在妻子敛骨以后。我无心开店，应该说我没心思做任何事，终日在家中转来转去。一旦定下来，我的脑海中就会重现与妻子之间的回忆，然后，她在医院里因痛苦而扭曲的表情会一并浮现，之后我就会忍不住思考自己终有一天也会面临这些，于是内心掀起狂风暴雨。

我把妻子的遗像移到了店里的角落。

因为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只要看到她我就会觉得心如刀剜。狂风暴雨会侵入心中被剜割的地方。我想过把遗像放到看不见的地方，却又不忍放进壁橱或柜子，便以“茜喜欢理发店的工作”为借口，摆在了中止经营的店里。

有电话打来时，我去接或不接的情况基本是一半对一半。有时候会因为指望或许能改变心情而去接，有时候会因为预料到接起来也只会敷衍应付而陷入自我厌恶，于是就假装不在家。

所以，我会接起社长打来的电话，只是碰巧。

“久慈君吗？哎呀，这个时间打给你真不好意思，我想预约剪头发。”

我意识到两个关键点。

“这种时间”，指的是现在是晚上；而社长还不知道我妻子去世的事。由于并没有举办有规模的葬礼，所以只有附近的人知道。对来店里咨询的人我都做了说明。

我正想着也得告诉社长时，那头却“啊”了一声。

“怎么了？”

“没，我在车上。就在新港附近奥特莱斯店那条……是叫县道？”

我很想发脾气骂他在说些什么不知所谓的废话然后挂断电话，但我忍住了。

如果当时我挂了电话，那我那天之后的生活就会完全不同吧。

“我在等红灯。哦，绿灯了。”车子发动了吗？我的脑海中浮现出社长张望窗外的模样，“那个学生君在哦。”

“谁？”

“是做磁铁的吗？有好几次我和他一起在久慈君的店里。”

“鸥外君？”

“他在运输公司的仓库旁边哦。和一个男人在一起。其实那个男人我也见过。呃……他是谁来着？”社长大概正坐在后车座上吧，我听到他像是在询问司机的声音，“像是做生意的中介，就是以给买方卖方牵线搭桥为生的人。不过，作为学生哥的交易对象稍微有点吓人啊。唔，也就是这么回事吧。”

“这么回事？”

“这世道，学生哥大概也要出手做些危险的事来赚钱吧。而且，在店里看到那个学生君时就觉得他在日渐憔悴呢，我还有点在意的。他那就是情况越来越糟的样子。我想过要么是女人要么是欠债，原来是钱啊。大概是为钱所困，才和那个掮客一样的男人做交易的吧。”

我也有留意到鸥外君每次来店里时外表和脸色都比上一次糟。我想起有一次他来剪头发时，我说了句“除了借钱以外都好商量”，他曾露出过略显为难的表情。啊，那是茜的身体刚开始变差的时候。

“唔，他下次来剪头发时，你就装作不经意地问问。”社长把事情推给我，又说，“那么，能预约后天十点吗？”

“啊，不，社长，其实……”我咽了咽口水，“我的店要关一阵子。”

“怎么了？离婚了吗？”社长的玩笑话虽没有正中核心，但也算虽然射错了靶，却在射倒了那边的靶后直击到了这边的程度。

“社长，其实我妻子最近去世了。”

社长笑出了声。“这句话我也想说。”他一定认为我是在开玩笑吧。

然而，他似乎从我之后的沉默中把握到了情况，无声了一会儿后，他不住地问：“这是怎么回事？我上次去的时候还很正常啊。”

这正是我这半个月来不停重复的感叹。怎么回事！不是一直都很健康吗！竟然没有前兆也没有预告！

“不好意思，社长。因此……剪头发还是等我冷静以后……在那之前你先去别的理发店吧……”

社长似乎还在对我说话，但我在告别后挂断了电话。

之后我会想到要出门，是因为料到社长会来。他一定会坐立不安地问：“我能做些什么吗？”社长就是这样的人。

我虽不认为这是善意的麻烦，但现在的我确实没有体力去接受。

我没有深思目的地，就骑着轻型摩托车上路了，幽暗的夜色向我袭来。在一切都变得漆黑之前，我打开轻型摩托车的车灯，让微弱的灯光照亮前方。

目标是新港。虽然事先没有决定目的地，但想着马上就回去就没有意义了。新港地区很远，单程就要花上三十分钟，我觉得刚好。

我拧紧加速器，老旧的轻型摩托车的引擎发出响声，行进的速度超出了规定的限制。刺耳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过晚进入变声期的不良少年发出的威胁声。

我发现这样比待在家里要好。我必须把意识集中在驾驶上，头盔中总有声音，于是就没有思考事物的空闲了。

我在单向三车道的宽敞道路上往东行驶。有车辆驶过，但轻型摩托车很少，我感觉自己像一只在大河边缘游荡的小鱼。

找到社长所说的运输公司仓库后，我在人行道旁停下车，在周围徘徊。开过产业道路的车辆一路绝尘而去，虽然经过的车很多，但这里很难说热闹。我边走边想，鸥外君怎么都不会出现在这里吧，没想到听到了人声。

那是粗暴野蛮的咒骂声，起初我还以为是有人在训斥狗。

我竖起耳朵倾听那断断续续的声音，并循声在路上左转右拐地往深处走去。

黑暗中我看到有人在动。大约距我二十米吧。我马上躲到身旁的隔离墙后，从一旁探出脑袋。

我看到一辆出租车。一个男人正在车旁殴打司机。男人不时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动作有些不稳。

是喝酒了吗？还是吃了违禁药品？

说是吵架斗殴，情势却似乎过于一边倒。我拿出智能手机想要报警，但我的手指在颤抖，没法好好操作。

这时又有人影从别处靠近。是鸥外君。他还在啊？我正想着，却看见鸥外君身旁还有个瘦高个的男人。

鸥外君震惊地看着打成一团的出租车司机和男人。

我则因为脉搏在狂跳而心神不定。

司机起先只是一味防守，不停地说着“对不起”、“对不起”，但不知从哪个时间点开始——或许是因为实在无法忍受了，他发起了反击，打了那个男人。

“啊！”鸥外君发出的惊呼点亮了夜色。

之后没多久，被打了的男人发出动物一般的咆哮，从口袋里取出了什么东西。然后立刻就有像是重锤砸在地面上的声音响起。

周围所有的声音似乎都被那个声音所吸收，万籁俱寂。过了一会儿，男人嚷嚷着把司机往出租车里拖。

鸥外君很了不起，虽说了不起，但可能还是鲁莽了。

“你在做什么？我要报警了。”鸥外君的声音响起。

而男人说出的话让我不禁怀疑起自己的耳朵。“我就是警察。和平警察哦。”

我本以为是醉汉在说胡话，但此时看到男人举起一本手册似的东西，不由得吃了一惊。

而另一方面，那个大概是中介的男人明显地表现出不安，他朝着我所在的方向飞奔过来，似乎想要逃跑。

可怕的事情再次发生。

男人又开了一枪。

像是钢铁砸向地面的声音响起，且响了两下。

首先倒下的是鸥外君。接着，那个中介男面向我的方向胸部着地倒下了。

我大张着嘴看着这一切，缩在一边，身体不住地发抖。

自称和平警察的男人依旧处在亢奋状态，也正因为亢奋，他把鸥外君和中介男的身体塞进出租车里时，动作显得有些慌乱。之后，他开着出租车不知去了哪里。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身体都在兀自颤抖。我知道不能一直待在原地，但即使想要挪动脚步，双脚却早已瘫软，没法好好行走。

我看到了鸥外君的行李——有点眼熟的双肩包。我蹒跚着靠近，抓起双肩包的手一直在颤抖。我决定先不理前因后果，骑摩托车回家。

引擎的振动同步于我的心跳，骑着骑着，摩托车和心跳都在加速。

我听到了警笛声。我想是有人听到了枪声而报了警。同时，那个男人堂而皇之地宣称自己是“和平警察”也让我耿耿于怀。虽然也有可能是他在信口开河，但从他拿出枪那一刻开始，就说明了他不是普通人。不过，这个时间乘坐出租车的刑警会携带枪支吗？

回到家，我先平复了一下心情，然后在理发店里查看鸥外君的双肩包里的东西。

包里有好几个像是橡胶做成的小袋子，我拿起其中一个，里面是沉重的球状物，就像一袋袋分别包好的宝石。

我从小袋子里取出一只球，尽管我立刻就知道这就是鸥外君说过的磁铁，但当剪刀像被鱼饵吸引而来的鱼一样吸附在我手边时，我还是没能理解发生了什么。

我用力取下剪刀，这才反应过来是因为磁力。

不知怎的，磁铁的强大让我切实理解了鸥外君的死亡。我一下子浑身无力，瘫坐在地上。

“鸥外君、鸥外君……”我喃喃地喊着他，却什么都做不了。我流着泪，与其说是感慨发生在鸥外君身上的事，不如说是出于内心的混乱。

必须打电话报警——我拿出手机，觉得我应该作为目击者挺身而出。但……正要按下一一〇时，茜的照片跃入眼帘。

那个男人，真的是和平警察吗？

我回忆起和茜的对话。

那是在和平警察的集会上，早川医院的早川医生被当作危险人物处刑的时候。

早川医生是两个月来剪一次头发的常客。他温和而不摆架子，人也很风趣，一点都没有医生常见的那种有人询问就面露不悦的高高在上感，很容易沟通。我还听说他家医院虽然不是儿科诊所，但情况紧急时仍有许多父母带着幼儿去找他看病。即使是晚上或休息日，只要打电话给他，他也都会开门诊治。

“这怎么可能！”茜如此断言，“警察搞错了。”

但来店的顾客大多说的却是“哎呀，真是人不可貌相”、“没想到那个医生……”之类的话，完全没考虑过这是冤案的可能性，也根本没想过警察会出错。

我没有去看早川医生的处刑。我不认为有特地去看别人处刑的必要，不过更重要的是，周末对理发店来说是重要的营业日，所以我没去东口广场。

可不管我愿不愿意，工作时还是会听到这个话题。通过好几名顾客，我也知道了早川医生在斩首台被处刑时的情形。

理发店，就是汇集一般市民流言蜚语的特殊场所。

对有些人来说，这不过是普通的闲聊，但对其他人来说也可能是重要的情报。给人剪头发时，我并无深意地提起“有个客人曾说过……”就会有客人或他身边的人面露惊奇，然后高兴地表示听到了有趣的事。我也常会涌上警惕的念头，觉得不该随便乱说。

我还遇上过刚听说某人和某人之间有矛盾的传闻，其中一位当事人就来剪头发，而另一位当事人也在不久之后来店里的事。

总之，我的工作摆脱不了各种流言与情报。包括我不想知道的。

“不管别人说什么，我认为早川医生是清白的。”茜断言。

“那么就是警察搞错了？”

“是的。”

“那也就是说警察不能信了？”

“相信为了警示群众而弄出断头台的人可就不得了了。”茜皱眉道，“我跟和平警察，你信哪个？”

回忆起这番对话，我便没有报警，要向警方亮出自己的目击者身份，还是再观望一阵为好。

我决定等先听了明早的新闻，再考虑应该怎么做。

看了翌日的早报，我陷入了混乱。因为我所目击到的事和报上的报道完全不一样。

报纸上是这么写的：出租车司机是危险人物，因此，和平警察的搜查员射杀了他。

此外，不论我怎么反复重读，在网上搜索，都完全没有关于鸥外君的事。我几乎要以为自己看到的那一切都是幻觉了。

就好像以前给他剪下的头发现在都完全没有留下一样，鸥外君的存在也消失得一干二净。他到底去了哪里？

但有一件事是确凿无疑的。

正如茜所说的那样，不能相信和平警察。

就是这件事。

之后有一段时间，我怀着对警察的不信任与恐惧，每天都在家里心惊胆战地度过。虽然很可怕，但也起到了其他功效。

在思考、烦恼、害怕鸥外君以及和平警察的时候，我也无暇再专注于茜去世的事了。

这样算是基本解释清楚了吧。

基本？什么事？

我为什么会利用磁铁来对抗和平警察。

这只是我单方面的说法，作为解释还完全不够。但被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或许确实是这样的。

光是叙述了一下爷爷和爸爸的死，然后是妻子的死和鸥外君的死，外人或许还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会成为“久慈羊介勇闯和平警察大楼”的理由。果然还是因为自己很了解自己的事，所以没有考虑到还要解释细节吧。

接下来要说些什么比较好呢？

武器吗？

回过神来时我正在重复自问自答。

当然，一开始，我也不可能想到磁铁能成为武器。

在鸥外君的包里，有高尔夫球大小的球形磁铁，以及比之大一圈的球形磁铁各一打。每一只都装在像是潜水服布料做成的袋子里，让人联想到被包在塑料纸里的羊羹。

我想过特意这么独立包装是不是因为很高级，为防止沾上指纹，或者是手指直接碰到会沾上油脂导致磁性减弱之类的理由。但似乎并不是。

当亲眼看到把球拿出来的瞬间，剪刀就飞到球形磁体上的这一幕后，我明白了，这么做是为了削弱磁力。但即使放在袋子里，这些球体还是会互相吸引，我想磁力并没有完全被隔绝，只不过减小了很多。

此外，包里还有鸥外君的卡包。厚度与材料都和普通的卡包不一样，我可以想到这也是为了隔绝磁性。卡包里除了市营公交车的乘车卡、学生证、电子钱包卡以外，我留意到还有仙台车站投币式寄物柜的收据，日期就在昨天，付款方式是电子钱包卡。

我在想会不会寄物柜里存了东西，于是出发去了仙台车站。用电子钱包卡开锁后，看到里面是一只和双肩包同品牌的波士顿包。我把包拉出寄物柜，包很重，打开拉链后发现里面果然是一些独立包装的磁铁，高尔夫球大小的和拳头大小的各占一半，此外还有三根长度约为五十厘米的筒状物。

我把包搭在肩上，决定骑轻型摩托车从仙台站去青叶山。

为什么？

为了还磁铁。

我想是不是应该把磁铁还回鸥外君所属的工学部研究室。因为就当时的状况来看，鸥外君可能正要把磁铁卖给中介。说不定是瞒着教授借来的研究素材，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必须还回去。

然而，轻型摩托车在车道的转弯处翻倒了，成了整件事名副其实的转折点。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受到斜挂在肩上的波士顿包里永久磁铁的影响，而导致重心偏移。

我骑着摩托车穿过横跨广濑川的大桥，接着行驶在河堤边的窄道上。当我感到不对劲时，摩托车已经往右偏移。我不明所以地刹了车，但已经迟了。迟来的刹车作用力过猛，又因为轻型摩托车的轮胎很细，抓不住路面，于是摩托车当即打滑翻倒。急于闪躲的我身体撞上地面，滚了几圈。

庆幸的是当时几乎没有车经过，不幸的是当时有车停在路边。我的轻型摩托车滑行着，眼看着就要擦上那辆车的保险杆了。别撞！我在心中默念。

没有声音，或许是在千钧一发之际避免了冲撞吧，我松了口气，站起身。摩托车的引擎还在转动，消声器正咕咚咕咚地冒着烟。我正要走回到摩托车旁时，那辆车的车门开了，走下来一个身材结实的男人。

“喂，你要怎么赔。”

他瞪着我，是个年轻人，眉头却紧紧地皱起。

“不好意思。我摔倒了……”我老实地道歉。怎么想都是我不对。我的身体因为摔倒的冲击而发抖，脚步蹒跚地走近他的车。我想看一看有没有撞到，如果撞到了就确认一下车辆的损伤程度。

心里的一角还在惋惜自己错失了良机，要是索性在这里撞破头，就此终结人生或许也不错。这样一来，失去茜以后的孤寂，对未来死亡的恐惧就都能一并解决掉了。真是失策。

我蹲下来，正要查看对方车子的保险杠有没有擦伤的时候腰部却被踢了一下。由于这一脚踹得有些重，我便又一次倒在路上。回头一看，只见男车主一脸不悦地说：“你是不信任我所以要检查痕迹吗？”

“不是那样的，我只是想确认一下。”我站起身，“就算是叫警察来处理，也要——”

“不用叫什么警察。就现在赔。把卡拿出来。”

我一下子不明白卡是指什么，还以为是什么卡片或手牌。过了一会儿我才想到他说的是信用卡或现金卡。

偏偏遇到了一个麻烦的对手。我感到消沉，同时也生出爱怎样就怎样的想法。男人那自以为是的语气让我很火大，而且我已经什么都无所谓了。路边那根一米多长的塑料管也推了我一把，我捡起塑料管，摆出剑道的姿势。

“你在想什么呢？你撞了人还要吵架吗？”

我大概是自暴自弃了吧。又或许是觉得总被常规行为限制很麻烦，想要发泄一下吧。茜的死、鸥外君的死，让我愈发感到“无所谓”。

“你的态度太差，让我不爽了。”我嘟囔着，目测和男人之间的距离。

我以为男人会对手持武器的我稍许感到些害怕，没想到他反而拿出一把似乎是军刀一样的刀具。

看到那刀刃的长度，我心生怯意，有那么一瞬几乎就要退下，但我问自己：“这又如何？”

谁都会死。即使认真努力地活得久一些，也不见得会死得安详。既然不知道会死在哪里，那么在这里死也无所谓。

先动手的是那个男人。我以为他要抽回刀具，他却迅速地往前一伸。我一个横移避开，却看到刀刃上附着着干涸的血迹。也就是说，这个男人曾用这把刀捅过人。比起恐惧，这倒反而让我下定了决心。

我瞄准男人的手，以剑道小手的要诀挥起塑料管。击中了。但他的手里依旧握着刀。

我被撞了一下，一屁股坐到地上。同时塑料管飞出，滚了很远。果然，塑料管太轻了。

“我要杀了你！”男人说着把刀举在身前向我靠近。

这时我正坐在地上，手边是那只包。那只堪称鸥外君的遗物、从投币式寄物柜里取出的包。是在轻型摩托车翻倒时飞落的吧。拉链已坏，里面的东西露了出来。我没有想太多，就把手伸进包里取出磁球。我并没有刻意解开包装，倒更像是因为握得太用力，使得袋子自然而然地脱落了——我把里面的球掷向他。

球击中了男人的膝盖。因为球有一定的重量，男人发出猛兽咆哮般的呻吟屈膝跪下。我趁隙起身，重新捡起塑料管。当我挥起塑料管想趁此机会给予痛击时，男人已经调整好姿势，重新举起了刀。也就是说，又回到了最初的状态。

这时，一阵激烈的声音响起。像是金属制品被撞凹了似的沉重声音。

因为声音是从车子的方向传来的，男人便立刻回过头，与此同时，他的身体倾斜，像是手上的刀具被拽住了。趁机，我用塑料管猛击他的头。男人翻了个白眼，当场倒下。我把掉在地上的刀踢到一边。男人的胸口一起一伏，显然没死。

我望向车子，刚才扔出的磁球吸附在车门附近。是在落地后被吸引，然后飞上去的吧。撞得气势十足，声音响亮。

把球取下需要相当大的力气，又很难用手抓住，于是我把另一支球也吸附上，再把两只一起拽了下来。而且我用的姿势会让人联想到绘本《拔萝卜》。好不容易拿了下来，球又沾到了从倒地的男人口袋里露出来的链条上。

我打开波士顿包，拿起装球的包装，把球放了进去。

然后我扶起摩托车离开了。

我没有去研究室。因为我已经没有把磁铁还给教授的心思了。

是因为我自己想要吗？

我只能回答“是”。我想这个能成为武器。

会成为做什么的武器？

我还没有考虑到这一层。

第二天，我骑着轻型摩托车去了广濑川的河滩。我在灵屋桥前左转，骑过一条小路后，把摩托车放在了那里。走在人行道上，河水声随着我的脚步渐渐清晰，我来到了河滩旁的草地上。

我变得对街道上设置的监控摄像头敏感，就是从那天开始的。有的设置在商店的角落里，有的架在电线杆上，我仔细认真地查看它们的位置，并记录在智能手机的地图上。因为我意识到，如果被拍到会很麻烦。再说得深入一点的话，那时我开始觉得，如果暴露了身份，我可能会做出不怎么妙的事。

正如我所期待的那样，河滩上没人。虽然是白天，但只要不是秋天的惯例活动芋煮会[芋煮会是日本东北地区盛行的季节性活动，秋日，在河边架一口大锅煮芋头，大家聚在一起吃。]时期，那么在这里能看到的也就只有遛狗的人。

广濑川缓缓流动，我的目光飘向下游，那里有一处峭立的悬崖。像是用刀从上往下劈开了一般，从截面都可以看到地层，那种露骨的生猛显得很有威慑力。

这里没有路人，也没有监控摄像头。另外，也没有会让磁铁起作用的铁制品。

我走到木头长椅边，把前几天从车站里的投币式寄物柜里取出的包放在上面。

我从包里取出两只球，拆下包装，先试着往草地上扔去。沉重的球陷入土里，发出咚的声响后不动了。我把另一个扔向离刚才稍远些的地方。

然后，也不知道是哪边先开始的，两只球开始移动，接着猛地撞在一起。它们就像在机场找到彼此的恋人，飞扑到对方面前拥抱——这样的比喻好像太刺激了。飞扑、紧紧拥抱、几乎要弄碎对方的肋骨。我看到磁铁缺了一小部分。

我捡起磁铁，只见上面裹着许多砂。是砂铁吧。被无数细砂紧裹的磁球就像是放大了的昆虫触角，看起来有点恶心，而且还没法轻易地用手把砂石搓下来。

之后当我能熟练地操纵磁铁时，也学会了用玻璃胶除砂石的办法。再有就是一开始先包上保鲜膜，那么就算有砂石附着，只要剥下保鲜膜就能处理了。但那时我还什么都做不了，只能任由砂石附在上面。

我一边移动一边又抛出些磁铁，发现它们会被吸到我完全想不到的地方。甚至会吸附到木头长椅上的螺丝或标牌杆上。

无法预测它们的动向，但我觉得可以利用这种可怕的无法预测。

用到什么上面？我没有考虑过具体的行动。就像自警团那样，虽然在街上巡逻却并不会想着去惩戒犯罪的人。硬要说的话，我的想法正相反，事已至此，就不再老实地遵守社会规则了吧，做一个自暴自弃的暴徒，以磁铁为武器，在街道的后巷发起暴力运动吧。

我滚了一会儿磁铁以后，又拿起筒状物。

这也是放在包里的东西。

粗细和运动会接力赛中用到的接力棒差不多，长短大约是两根接力棒接起来吧。起初我以为这个也是磁铁，但感觉不够重，颜色是与那些球体迥异的银色。我试着把它凑近标牌杆，也没有吸附上去。但磁铁吸了上去，因此我知道它里面含有金属材质。

筒状物的一侧开着一个小洞，我挥动它却并没有东西掉出来。我透过小洞往里张望，什么也没看到。

像根烟花棒。

我抓着它，像玩接力棒似的旋转。当成剑道的竹刀用又嫌太短了。

这时我已经想到鸥外君把大学院研究院研究出来的磁铁做成了其他“商品”，企图卖给中介商。他是为了钱吧。然而单靠鸥外君一个人的力量感觉很勉强，是不是有其他的协助者？他的教授很踏实，那或许是隔壁研究室的教授……

这么想的话，包里的东西应该就是要出手的商品了。球形磁铁作为新型材料制成的强力磁铁自有其价值，那么这只筒又有什么功能呢？应该不会只是一根棍状金属。

我拿着筒摆弄，食指接触到的地方微微动了动，我仔细触摸，发现了一个可以滑动的地方。大约指尖大小的空隙中有一个突起物。

我没有想太多就按了下去。也是运气好才没有受伤，多亏筒正对的方向和我的身体相反，我才逃过一劫。

空气喷射的声音响起，筒的一端有东西喷出。不，比起这个，从筒里喷出的烟雾量更是惊人。这喷出的莫非是毒气？我惊恐地捂住了嘴。但并未觉得呼吸困难，虽然有火药的味道，却没有热量。白烟弥漫在四周。

我挥着手臂，飘在空中的烟雾却总也散不去。过了好一会儿，我的视野才总算再度清晰。

我感觉到有东西从筒里飞出，便在周围走来走去地寻找。然后，我发现木头长凳上嵌着五只玻璃珠大小的球。

它们是从筒身的小洞里四散飞出后撞上长凳的吧。我把球一只一只地抠了下来，它们一靠近筒状物就吸了上去，于是我明白这些小球也是磁铁。这是在筒中利用磁铁的反作用力完成发射的装置吗？但我无从判断有烟喷出是为了干扰视线，还是发射时的副作用。

我提心吊胆地再次按下那个突起处，却什么都没发生。我用食指把盖子拨回到原处，再次滑动、按下，还是没有动静。

这个武器似乎是一次性的，用完就得扔。实在是太浪费了。

鸥外君是打算卖这个赚钱吗？

筒状的武器有三根，一根用在了河滩上。之后我闯入和平警察大楼带走蒲生先生他们时，在那栋大楼里对着搜查员们用了一根。所以还剩一根。不过当时我并没想过要用它救人。

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契机，是目睹高中生佐藤君被欺负。

骑着轻型摩托车经过那条路时，我看到身穿校服的高中生正在路上推搡。与他们擦身而过时，我发现其中一个是店里的常客佐藤君。我本以为他是在和朋友聊天，经过后却听到从身后传来类似于惨叫的声音。我不放心，在转角处停下摩托车后顺原路返回，看到佐藤君被身材高大的高中生使劲儿地推向围墙。我心道糟糕，正想上前阻止，却被爷爷和爸爸的声音喊住：“一旦帮人就会没完没了，还会丧命哦。”

但即便这样，我还是无法弃之不顾。我正要迈出脚步时，有其他经过的路人叫住了他们，身材高大的那个当场离去。然后佐藤君捡起书包，怯生生、慌慌张张地离开了。

回家后，我便苦恼于佐藤君是不是被欺负了。他是不是正遭人勒索、被施以暴力？

我试着回忆之前佐藤君来店里时的样子，记忆却很模糊。去看账簿的话应该会有记录，但我没有查看的心情。

我之所以决定第二天的同一时间再去那里，是出于两个想法。

第一，如果佐藤君被欺负了，那么我想帮他。第二，是想通过一通胡闹来发泄自己体内的恐惧及悲伤。不过第一个想法多半是为了让第二个想法正当化而补上的。

由茜的死和鸥外君的死开始，到自己终将一死，这些绝望的、无理可循的事实都在深深地折磨着我。对于我来说，高中生之间的欺凌实在是小儿科得令人火大。

考虑到暴露身份的话会很麻烦，我就需要一身骑手服。我从房间最里面的抽屉里翻出以前骑中型摩托车时穿的连体服，一股霉味。同一个抽屉里还收有防风镜和面罩，我判断这些也都用得上。

然后，我开始找武器。

环视房间内，小时候在修学旅行时买的木刀跃入眼帘。不知为何，当时所有同学都对这个很憧憬，我几乎是怀着不买就没法回去的心情购入的。看那时的照片，几乎所有人的双肩包里都露出木刀的一端。但买回来后却无处可用，也就是当成老头乐在背上挠过几次痒痒而已。这个居然还留着。说我爱惜东西，倒不如“丢掉很麻烦”这个说法更准确。

我留意到装户外用折叠椅的袋子正好能放木刀，于是我拿出折叠椅，把木刀放了进去，搭在肩上。那么，出发吧！我透过店里的镜子看着自己这副简直像漫画人物般的可疑模样，不由得一阵心焦。这不是一出门就必然会被盘问的打扮吗？我摘下防风镜和面罩，放进超市的塑料袋里，然后在连体服上披了件薄外套用以掩饰。

我是在准备出门时想到带上磁铁的。我留意到放在房间一角的波士顿包，心想或许能用得上，于是当即就把大小球体各两只连同包装一起放入了塑料袋。我能感觉到防风镜的金属配件立刻就因磁力产生了反应。

我回头望着摆在店里的茜的遗像，她像在说：“要当心哦。”又像是笑着说：“你在做什么呢？”但照片终究是照片。我感到胸口一阵剧痛，为了能消除这疼痛，我骑上轻型摩托车，发动引擎，戴上面罩后立刻拧动节气门。

在和前一天很近的地方，我看到佐藤君正被欺负。我从旁驶过，把摩托车停在和前一天相同的地方。

身材高大的高中生正在痛打佐藤君。看到和昨天几乎一样的场景，我甚至感到有点滑稽，几乎要以为这也是学校课程的一部分。

路上明明有人看着，如果被人责问他打算怎么办？打人的一方多半没想到这一层吧。对高中生来说，世界大致就是学校和家，他们对周围的“社会”没什么真实感。而这也与暴力、恐吓、伤害等行为被称为“欺凌”有关。

我摘下头盔，戴上防风镜和面罩，拖下外套后，拿着木刀和磁铁朝他们走去。但我心中并没有什么正义感。

一旦身处这一场合，我反而因为兴奋和紧张而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了。所谓心气不定轻飘飘上台的新人演员，或许就是我这样的，虽然也有因为看到佐藤君被欺负而感到愤怒的原因。总之，我拼命地挥动起木刀。

抛出去的磁铁没有直接攻击到对手，但猛地撞到别的东西上了，还是起到了让对手心慌的作用。另外我觉得必须回收磁铁。虽然依旧扯不下来吸附在围墙上的磁铁，但在河滩上练习时我已掌握了利用磁铁去揭磁铁的窍门，所以还是成功地剥下回收了。

这是我第一次用木刀攻击他人，因此有些害怕自己做得过火了。回家的路上，我驾驶着摩托车，浑身都在颤抖。

就这样，我成了穿着连体服、用磁铁和木刀行使暴力的人。

我又重新开店营业了。为了继续生活，赚钱是必需的。同时我也发现，与其不见任何人、闷闷不乐，还是接待客人、剪剪头发能让精神更加轻松。茜的遗像还摆在店里，但在工作时我会让它反面朝上。于是理发店就这么维持下去了。

不可思议的是，同样是工作日的白天，有时候客人会间隔几分钟、十几分钟扎堆来，这时候我会低头道歉：“今天人满了。”可换一天又会一个客人都不来。我就在店里的结账处埋头看书。我忍不住会想，如果他们能分散平均地来就好了。

多数常客都在为我担心并鼓励我。包括草薙夫妻。这对四十多岁的夫妻现在住在仙台市北郊的泉区黑松，但以前就住在我家店后面，那时男主人也是我店里的常客，每个月都会来剪头发，而他的妻子美良子女士也经常来。购置了新公寓搬去黑松后，夫妻俩还是会偶尔特地开车前来。他们似乎不知从哪里听到了茜的死讯，在我重新开店后的某天，美良子女士来到了店里。起初她可能觉得要装成不知情吧，很自然地说了句“头发长了”，但随后，她便眼中泪水盈盈，反而让我不知所措。上香后我开始为她剪头发，她忍着不哭出声，泪水却不停地滑落。

我听说草薙先生的妻子被举报为危险人物的传言时，是发自内心地感到震惊。同时心底开始对和平警察这一制度起疑。草薙夫妻不可能是危险人物。而我还听到了这样的话：“那位太太的前夫是从公寓楼上摔死的。她好像隐瞒了这件事。”

我目瞪口呆。过去的、私人的不幸事件，不会特地拿来当话题闲聊的吧。就算曾经发生过坠楼事故，一般也不会认为是身为妻子的她故意所为。

“他们买了人寿保险。”

买人寿保险正是为了防备这种意外事故，因此事后获得保险金也是理所应当的吧，对此大加批判是想怎样？

我想笑，但更甚的是恐惧感。这不和早川医生那时候一样吗？

草薙先生的妻子是养老院里的员工，一直在做可能会累垮身体的繁重工作。但刚被怀疑为危险人物，就传出了像是“她盗用老人的存款”、“她把痴呆老人的视频上传到了网上”这种真假难辨的流言。

和其本人接触后的印象也因为“警方发布的消息”及流言而被改写。“难以置信”、“明明看起来是个好人”，众人表现得百思不得其解，却都没想过“她是被冤枉的”，而是叹息着“人不可貌相”。

“比起令人心安的好消息，人们对鼓吹危险的消息反应更大。”我想起以前店里的常客蒲生先生曾说过的话，“大概是因为这样能增加自己长寿的概率吧。我觉得这可能接近于生物的本能。”

“本能？”

“是的，可怕的话题比开心的话题更容易留在脑海里，而记忆深刻的小时候的经历不也都是那些丢脸的、不开心的事嘛。”

“不如说我只记得这种事。”我也同意。

“或许这是因为，作为生物，我们不可以忘记自身失败与恐怖的经历。同时，有意识地去改进弱点是很重要的。所以，比起听人说‘没关系’，还是听到‘虽然看起来没关系，但有几点是很危险的’这种话更能让人印象深刻。而且……”

“而且？”

“我觉得谣言太容易传播了。”

蒲生先生虽然年轻，却是个消息灵通、能客观看待事物并表达观点的人。

关于草薙先生的谣言，我的想法很单纯。

我不希望再发生早川医生那时的事了。仅此而已。

我不希望草薙先生的妻子遇上和早川医生同样的事。

“你也不认为草薙先生的妻子会是危险人物吧？”我对着茜的遗像说话，然后从那一刻开始，我往前踏出了一步。

我想帮草薙先生。

这是否违背了我的一贯主张？

从爷爷和爸爸的死，我受到了“帮人就没好事”的教训。

但我做不到视而不见。坦白地说，我必须有个明确的目标。这有点类似于一个买了电吉他的初中生，让他在家没头没脑地反复练习指法，还是定下一个月后要开演唱会更能让他情绪高涨地学。

为了帮佐藤君而像个过路魔杀手似的实施了暴力一事让我很亢奋。虽然我不想承认，但这就和纵火犯或色情狂犯罪成瘾、抑或毒品上瘾差不多，我显然也沉迷了。

我找到了正当充分的动机。

我要跟和平警察对抗。

因为他们隐瞒了鸥外君的死，又把无辜的早川医生处刑，这次还要逮捕草薙美良子女士。

于是，我制订了适用于我的规则。

我没法救所有人。但如果救了一个人，就必须去救其他人，一旦无法保证公平性，就会被批判为伪善。

该怎么办？

那我就只救自己店里的常客吧。最多再算上他们的家人。

我不可能给世界上所有的人剪头发，我只剪来店里的人。与此相同，我允许自己“在知道常客有危险时去救他们”。

我可以这么想：爱护店里的客人是服务业的基本规则，这绝非行善。

要救草薙女士就是反抗和平警察。

挑衅和平警察，就好像与巨人歌利亚对抗的少年大卫一样。不，我不是自暴自弃，因为失去妻子、惧怕死亡才想要大闹一通。虽然这和大卫的英勇正相反，但我还是得认清以寡敌众、理发师对公权这样的实力差距。为避免一个不小心被街上的监控拍到而暴露身份，我预先做了准备。

首先是勘察草薙女士住处的邻近地区黑松。我掌握了监控摄像头所在的位置，于是可以通过网络地图看到在路上拍摄的实景照片。然后就是亲自前往，佯装路人，寻找尽量不会被摄像头拍到的路线。

移动手段也是一大未解难题。

不能使用我的轻型摩托车，因为有可能立即暴露身份。

我首先想到的是甲野车行。甲野老先生经营的二手摩托车店，对钥匙的管理很松。因为可以轻易拿到车，不良少年们就像去摩托车租借处一样反复借了还、还了借。我以前曾听佐藤君说过那儿。

甲野老先生的店铺开了几十年，一直是棚屋或临时住宅一般的感觉，那里没有安装监控摄像头这一类的东西。

所以，我在决定保护草薙女士的当晚就侵入了甲野老先生的店，连钥匙带摩托车一并掳走了。有那么一刻我也烦恼要选哪种车，后来因为对蒲生先生经常骑的那辆250cc的小型摩托车心存憧憬，便在发现有与之相似的摩托车后选了那辆。为了随时能骑，我把它停在了理发店的停车场里，并盖上了车罩。对我来说这样的准备已算万无一失了，我还遮掉了一部分车牌号。

我不知道和平警察什么时候会去带走草薙女士，甚至不知道到底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于是我频繁往返于草薙女士家，打探情况。

虽然理发店已重新开业，但我限制了营业时间，并且会不定期休息——也就是说我还没什么精力做接待客人的生意。总之，白天时我可以自由行动。

差不多就是在那时，我救了水野先生的女儿。

那天，我又前往草薙女士家附近，确认了今天和平警察也没来拉人后，就骑着自行车来到河滩，用磁铁和木刀做自发性训练。这已经像是每天的惯例了。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了骑着自行车的水野先生的女儿。我曾在街上与水野先生一家数次擦肩而过，对他们的长相并不陌生。

我和她在一条昏暗的小路上交错而过，当我想到“刚才那个是水野先生的女儿”而回头时，正瞧见有人影向她周围涌去。

我定睛一看，却看到她被架上了一辆面包车，原地只留下了她的自行车。

我只觉大事不妙，当即记下面包车的车牌号，踩着自行车回到理发店后马上发动了摩托车的引擎，出发。我急急忙忙地赶到了那条路，但显然已不再有面包车的踪影。我骑车行驶在大马路上，正暗想到底还是跟丢了时，发现了那辆车。

救水野先生女儿的时候很顺利。我成功地用磁铁和木刀狠狠地教训了那群野蛮的学生，磁铁撞上对方挥动的铁管时发出的音效几乎令人感动。

但或许是我太得意了吧。几天后，当我面对草薙女士被带走的一幕时，采取的行动明显太强硬了。我把鸥外君的磁铁掷向一名搜查员，那堆磁铁撞击过他的腹部后，被附近写有“当心色狼！”的标牌吸引而飞了上去。趁搜查员注意力分散时我挥起了木刀。木刀狠狠地击中了搜查员的头，那冲劲儿让人担心会不会直接把他的肉体砸烂了。看到搜查员往后倒去的模样，我丧失了仅存的理性，从那一刻开始，我已无法把握眼前的状况了。

尽管事后几乎没留下什么记忆，但我还记得在我单手拿着木刀大打出手后，一眼瞥见写有“当心色狼！”的标牌就在一旁，于是横着滑动吸附在上面的磁铁，拼命想把它们扒下。这时枪声响起，我回头一看，草薙先生的妻子已然倒下。我趁搜查员的注意力转向那边时，硬是把磁铁扒下回收。等他们回过神来，我已经骑着摩托车逃跑了。

都怪我。不，如果她就那样被和平警察带走，草薙美良子女士就会被当作危险人物处刑。结果是一样的。不，不如庆幸她不用受苦，我是这么劝自己的。虽然这样的借口很自私，但若不这样做，我的精神恐怕会变得不正常。

为了使自己的行为正当化，我心中的某个念头愈发坚定。

虽然我很恶劣，但和平警察更恶劣。那些肆意摆布他人珍贵的、仅有一次的人生，玩弄他人命运的家伙是最坏的。

我从报纸上得知了蒲生先生和水野先生被捕的新闻。

是那个蒲生先生和水野先生吗？

报纸上写，他们是在打探和平警察的情报，或是为了妨碍和平警察工作而进入和平警察大楼时被捕的。

我先是对蒲生先生和水野先生相识一事感到意外。虽然他们都是我这家理发店的客人，但来店的日子和具体时间都不同。因此，尽管我能想到这两个人应该是在我这里、这个无关的场合认识的，却还是觉得吃惊。

回想起他们来理发时的对话片段，我相信他们“对和平警察不满”一事属实。水野先生曾经说过“他们和特高警察一样用刑”，而蒲生先生在说“我认识的人被抓了，但我没法相信，一定是弄错了”时虽然语气平静，态度却显然愤愤不平。他的那个朋友大概是被当成危险人物拘留、受审，最后在拘留所里上吊了。蒲生先生说起这件事时似乎真的很难受。

他们会闯入和平警察的大楼，是基于此而产生的反抗心理吧。我得出了结论：他们一定是我这一方的。

而与此同时，恐惧也开始抓紧我的脚踝。

如果查到他们俩是我这家店的常客，警察会不会直接来店里回收监控数据？

当然，录像只存三天的份，即使被带走也不是什么麻烦事。但我怕的是我被怀疑，而且还可能联系到草薙美良子女士的事。

必须在被调查之前救出他们。

翌日的白天，我思考着这些，并决定付诸行动。

我在做计划时，社长来到了店里。

因为店前的三色柱没有转，店门上还挂着“CLOSE”的牌子，所以我放松了警惕，就在店里为闯入和平警察大楼做准备。我摊开鸥外君双肩包里的东西，挑选着磁球，思考应该带哪些去。这样有些像小时候为郊游做准备，不过行李只有简单的磁铁、面罩，以及皮手套之类的东西，另外我的心情也和郊游前不同，丝毫不觉得兴奋。

我挑选了大小磁铁各五只，又觉得不够，于是又各拿了五只。我认为筒状的武器也应该带去。在河滩的实验中，它似乎是一件相当厉害的远射型武器，应该会有用。不过，想到它似乎是一次性武器，我又对是否该就此用完而苦恼。也就是说，我并不认为这是最后的对决，我想着还会有下一次。虽然这样的想法毫无根据，但就结果来说确实是正确的。

看到门口有人影时，我正在收银台附近轻抚其中的一根筒状武器。透过门上的窗，我知道站在那里的是社长。他正把脸贴在窗玻璃上往里面张望。

我想要锁门的，但似乎没锁，门缓缓地打开了。我立刻把手边的磁球和筒状物藏到了收银台下面，又把其他东西塞进双肩包。

“社长，今天休息哦。”

“还请通融一下啊。”社长冲我拜了拜，“接下去要去谈个很重要的生意……”他低着头说，不知道这话有几分是真的，“你就把这当成缘分吧。”他继续说着莫名其妙的话，把我逗笑了。

这时我才知道收银台里侧是铁质的，藏起的磁球砰地吸了上去。

虽然从社长的方向看不见，但他听到了声音，还是侧过头问：“怎么回事？”我灵机一动，先把筒状物吸到了磁球上。也就是说，磁铁吸在了收银台内侧，而筒状武器吸在磁铁球上。

双手总算获得了自由，我若无其事地走出收银台。

“那么，就破例给你剪吧。”我指着正中间那把理发椅，对社长说，“请坐。”

“谢啦。”

自上次那通电话后，社长来过两次。他已经完全忘记了在新港附近看到过鸥外君的事，加上一直记挂着茜的死，于是总是含着泪，近乎执拗地鼓励我。虽然他表现得有些夸张，但因为我很了解社长平日豪放磊落的性格与言行，所以也能很自然地接受。

脑海中浮现出那个念头时，我正在用喷雾器打湿他的头发。社长对我说：“说真的，久慈君，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你就说。”

此前我都把这种话当成客套听过就算，但在当时，我却脱口而出：“我有个请求。”

社长径直看向镜子的视线发生了些许变化，他望向镜中的我的脸。那一瞬间，我感觉真实的自己和镜子中的自己分离开了，我正看着映在镜子里的、和我一模一样的那个人在说话。

“那是……”社长的眼神锐利，他问，“那是我能做到的事吗？”

“大概。”

“那我就包了。”

“咦？”我还是有些慌，“请在听了内容以后再回答。”

“没事的，我相信久慈君。我知道你不会拜托我去做些不合常理的，比如违法的事。那样我就能帮忙。”

我感受到了罪恶感，同时背上袭过一阵后悔——或许我不该拜托他。但此刻我已没法后退。于是我说：“其实是违法的事。”我这么说有一半是为了坦白真相，另一半是想看一看光明磊落的社长动摇的样子。

“原来如此。”社长的眉毛微微一动，“那么，是什么事？”

“我想请你帮我杀了没能治好我妻子的医生。”

社长终于瞪大了眼睛。

“假的啦。”我刚想继续往下说，却听到社长回答了一句“什么呀，小事一桩”，不由得吓了一跳，同时意识到原来社长才是最冷静的那个，他似乎知道我是在开玩笑。

“不过啊，杀医生这种事到底还是不行的。”

“我想拜托你的事比这个要好一点。你知道哪里有空着的独栋公寓吗？”

社长沉默了，他的表情像是在思考智力测试的答案。

“我不是想买房子，而是有想要帮助的人。”

“是流浪汉吗？”

“不是。不过这么想可能比较容易理解。或者……”

“或者什么？”

“我打算把理查德·金波[出自一九九三年上映的美国电影《亡命天涯》（The Fugitive）。影片中的理查德·金波由哈里森·福特扮演。]藏起来。”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是要让他住那里吗？”

我点头道：“而且，那个人是谁我连社长都不能告诉。有什么可以秘密出租的地方吗？”

这实在是太乱来的请求，我都不知道该摆出怎样的表情，不过我也知道嬉皮笑脸是不好的。最终，镜子里映出了我似笑似愁的表情。

“要说有……还是有的。”社长说。

“咦？”

“那样的房子，有是有的。不过不在市内，而是在富古町那里。买了以后就没动过，有一层空着。”

“一层？”

“是的，我本来想能不能用来当员工宿舍的。”

我想起这事以前听社长说过。“那里还空着吗？”

“我想过立刻卖掉，但又觉得那样也很浪费。”

“能用吗？”我脑中已开始思考闯入和平警察大楼、救出蒲生先生他们之后的事。如果就那么让他们回家，肯定会被再次带走。也就是说，必须实施某种交易或策略，为此，必须先把蒲生先生他们安置在可以确保其人身安全的地方。

我没注意到又有别的客人来。“请问……”听到有人在一旁说话，我吓了一跳。眼前站着一个戴眼镜穿西装的男子，他问我：“剪头发吗？”

我正想要说“不，今天要打烊了”，又觉得这么做很麻烦，于是回答：“啊，好的。能请您等一会儿吗？”

社长没再就刚才的事多说什么，而是开始了他一贯的话题。“有什么能起到宣传作用的点子吗？”

剪完头发，社长结了账，然后说：“多亏你了。再见。”正要出去时，他又在门口说，“刚才的事，以后再慢慢告诉我，我会准备好的。”然后，他“啊”了一声，扭过身子，指着架在墙上的摄像头，“有这个在记录，说那种事没关系吗？”他微微皱起了眉。

“没关系的，我之后会删掉。只要按下重置键，录像数据就会消失。”

“这么做，不要紧吗？”

“严格来讲，是违法的。”但对我来说，“法律”已经远不是能保护我的东西了，它无非是敌人手中的一件武器。

我不太记得救出蒲生先生他们时的事了。虽然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紧张，但或许也伴有未曾经历过的兴奋。

和平警察的大楼自然和街上的其他建筑没什么区别，硬要说的话，就是外观看起来比其他建筑更古老。而这也营造出怀着坚定信念始终屹立在同一处的顽强审判者的威严。

我把轻型摩托车停在了北四番町通的公寓停车场，夹在一条东西走向的狭窄过道里。供来客用的停车区域几乎一直空着，我确认过那里没有监控摄像头。我背着双肩包，把装有筒状武器的袋子扛在肩头，走在路上。

我走在民居与民居之间，选择私有道路前进，偷偷摸摸地向大楼靠近。然后在已经倒闭的拉面店后面脱下外套，露出一身骑手服的行头，并戴上了面罩。防风镜则是在快要到大楼时戴上的。

至于大楼后门处的认证装置是不是能用磁石破坏，我选择了听天由命。如果无法解锁，那我撤退即可。可以说我的准备也就只到这个水平了。

门开了，我迈出了无法回头的一步。

然后就浑然忘我了。走在走廊上，不时会有像是搜查员的人冒出来。虽然会吓我一跳，但比起对方，我更有心理准备。不管是装备还是心理，我都已准备完全，能攻个出其不意。

他们的皮带上似乎都镶有铁牌，我发现我放出磁球后他们就会失去平衡。接着我就乘机用木刀打他们的头，再用胶带把他们绑起来。我用这样的方式连续对付了好几个人。起初我还有些慌张，渐渐地，感觉就像给店里的常客剪头发一样，可以按照既定步骤冷静而熟练地行动了。

磁铁的效果超乎我的想象。拆下包装滚出后，马上就能吸引对方的注意，再加上如果磁铁附近有能产生反应的物体——比如贴在墙上的牌子或是紧急出口大门，磁铁就会狠狠地撞上这些物体，发出声音，对方也会被声音吸引。

我遇上的穿制服的警察里，有一个企图拿出手枪，但那把枪也对磁铁有反应，举在他身前的枪口明显歪了。或许是因为他的手臂太晃导致瞄不准，虽然他对我开了枪，但也打不中我。

对手动摇之际被我的木刀打中。每打倒一个人，我唯一在意的就是回收磁铁。

我先找到了水野先生。在二楼，有条走廊上是一整排房间，切切实实地营造出这里关着人的氛围。沉重的门上设有小窗，我从外面张望，一个一个看过去。有的人横躺着，有的人看起来疲劳得像死了一样，还有的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留意到我在外面后，他们就求助般地凑近，像在诉说什么似的不停赔罪。

我心中一阵难受，但没有理会他们，专心寻找水野先生和蒲生先生。

我脑中只有“没法救所有人”这个教训。

我要救的是我剪过头发的客人，仅此而已。

水野先生醒着。我无声地把磁铁贴到电子锁上，打开了门。发愣的水野先生看到身穿骑手服的我有些害怕，但我半强迫地把他拖了出来，并告诉他：“我是来救你的。”由于戴着面罩，我的真实身份大概没有暴露。看起来也不像暴露了。

“蒲生先生呢？”

“如果不在这里，就是在审讯室。”水野先生说。他极度疲劳，多半还神志不清，根本不理解状况。

随后，我大概是忽然犯了所谓的职业病。水野先生的头发长了好多啊……我凝视着他的头发想到，随即就想骂自己：你也太放松了。

水野先生的脚步踉跄，思绪也没跟上，即使这样，他还是回头看着身后说：“还有田原君也在……”

我的常客名单里没有叫田原的人。

我不能救田原君。虽然我嘴上没说，内心的回答却很坚定。

不可能救所有人。千万不要妄图去救所有人。

你这个伪善者！我感觉有人正对着我发怒。这不是在做好事，这是宣传活动，我对自己说。

审讯室在上面一层。虽然我告诫自己要冷静，但当我偶然闯入一个房间，看见一名年长的女性拼命地吊在器械上，一群男人正笑嘻嘻地看着她时，这样的光景还是让我的大脑瞬间空白。

之后的事我记不太清了。

我抛出磁铁，用木刀揍人，然后捡起对方掉在地上的像是橡胶做的警棍打他们。我感觉有人的头似乎被我打烂了。

接着我走进隔壁房间，蒲生先生就在那里。

我不假思索地殴打穿着制服的男人。由于我下手毫不留情，所以也不知道他最后还有没有气。剩下的男人没有穿制服，尽管因为我这个突然的闯入者而吃了一惊，却还是表现出一副尽在掌握的态度。他是既愤怒又兴奋吧。

显然他对武力习以为常，但磁铁在这里也发挥了作用。

它吸引了对手的注意，并让他动摇。

我企图用木刀揍他，却被他避开。

对方有一股威慑力，我能感觉到他的气压，不禁产生危机感。等我回过神——简单来说是因为我害怕了——我已经拿出筒状武器，并按下了按钮。这是“仅有的两根中的一根”，我的想法是，在这里不用还能什么时候用。

我在弥漫的烟雾中带着蒲生走到外面。由于听到蒲生先生冲着隔壁房间里的女性喊了声“妈”，我便一共解救了三个人。我一边想着三个人大概还行，一边又想“还好这位女士是蒲生先生的母亲”。

若非如此，那么，为了遵守自己定下的“只救常客和其家人”的规则，我就必须对她弃之不顾。先不说我是不是能做到这一点，不可避免的是我一定会苦恼的。

从两边的房间收回磁铁后，我走出大楼，沿着来时的路返回，朝着公寓的停车场进发。

我把便笺和车钥匙交给了蒲生先生。

我事先在便笺上写了社长的车停在停车场的哪里以及车牌号。还写了大意为“请逃到设定在导航仪上的公寓楼的四〇五室，车上的衣服可以穿，之后的事情我在公寓里留有说明”。

虽然不知道处于混乱状态的蒲生先生到底能对眼下的情况掌握到什么程度，但我还是耐心地嘱咐他：“请加油找到车，然后逃跑。”

蒲生先生回答：“我知道了。谢谢。”

之后的事我就不清楚了。可以说我没有责任心，但我的想法很坚决：该怎样就怎样，是吉是凶我都没有办法了。

我向另一个方向走去，穿上外套，骑上了轻型摩托车。

回到店里后，恐惧在我换衣服时再次苏醒，我当即蹲下，因为颤抖而站不起身。我留意到摄像头正在拍摄，于是删除了监控的数据。之后，一阵疲惫袭来，于是我睡了一会儿。休息时我还在后悔没能破坏那栋大楼里的监控摄像头。

我所做的事，若说是为了自我满足，那么也太过自我满足了；但若说是为了救人，那我犯下的罪似乎更大。

被我用木刀击中的人应该受了相当重的伤，而被筒状武器击中的刑警恐怕已经没命了。此外，我很可能还夺走了其他人的性命。

我突然觉得我的日常生活很超现实。

如果有一天有人就这一连串事件来采访我，问我为什么要做“那种事”——“那种事”可能是“效仿‘正义的伙伴’”，也可能是“针对警察组织的恐怖行为”——我一定会这么回答：“因为我的妻子突然逝去，我对一个人的人生感到不安，而且很孤单。”

这样一来会有一大片喧嚣的责难声吧。因为对人生感到孤单而闯入警方的大楼，杀伤为大家服务的刑警。一定会有人对我扔石头，说这就和“想要被判死刑而随机杀人”的杀人魔毫无区别！

不一样！我有想要帮助的人。警察不是还轻易地扼杀了鸥外君的人生吗？

但即便抗辩，最终也只是对自己有利的自我辩护吧。

我没有真实感。也不觉得恐惧。

我记挂的是蒲生先生他们的安全。

我在交给蒲生先生他们使用的车辆的驾驶席上放了妻子茜的智能手机。在电池耗尽之前我可以搜索到它的方位信息，因此我已得知他们抵达了公寓。在公寓的房间里，我留有写着指示的便笺。

我希望他们能不引人注目地在那里生活一段时间。衣着低调地在附近的商店里进出应该没什么关系，只要小心别做出会暴露身份的行为就好。不要回家自然不用说，也不要和家人联系。如果就此回家，又或者被人发现藏身之处，你们就会被再次带走，所以还请务必忍耐——我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遵守我的指示。我还在纸上补充了一句“希望你们能忍二十天”，但这个天数其实并无根据。只是因为我觉得要是拜托他们无限期地“忍耐”太残酷了，事实上他们也忍不住。我的想法是，先让蒲生先生他们躲起来生活，然后在这段时间里我去跟和平警察谈判。虽然不知道谈判能不能成，但我只能这么做。

我觉得两星期太短，而一个月或许会给蒲生先生他们带来过分的不安，所以才有了“二十天”。

二十天里能想出办法吗？在这二十天里蒲生先生他们会怎样？会承受不住吗？还是可以把期限再延长？这些我都不知道。

我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首先是对付欺负佐藤君的高中生，再到打倒袭击水野先生女儿的大学生，一切都还算好。但之后阻止草薙美良子被抓失败，又在听说了蒲生先生他们被抓的新闻后想到“如果被发现他们都来过我这里理发我就会被怀疑”而乱了阵脚，然后急不可耐地去救了他们。

结果还是有问题。救蒲生先生他们果然是失败之举。我的心情就像是因为一时冲动而养了动物却因为不知如何照顾而后悔，还感受到责任感的沉重压力。

我想要抛下一切逃走。

因为一时兴起而鲁莽行动，于是一步步深陷泥沼。我苦笑着想，如果能以我为鉴而留下“久慈做好事”之类的谚语倒也不错。

然而，在被和平警察发现之前，我已被其他人注意到了。

他是第一次来光临的客人，看起来不年轻但也不老，头发略长于板刷头。他说：“请把我的头发剪平。”当我剪到他头顶附近的头发时，他忽然说：“其实我看到了。”

“嗯？看到什么了？”那时我自然以为他是要聊天，还很乐观地想如果能从这个初次见面的客人的兴趣或喜好的体育项目上找到话题就好了。

“前几天我在和平警察的大楼附近，看到你出来了。”

我顿时脸色发白，脚底有一阵凉意袭来。“和平警察的？”

“你在跟和平警察战斗吗？”客人的嘴角扯出一抹笑。

“啊？”

我的大脑再次被“和平警察”这个词敲击。他接下来要说的话会狠狠地击溃我吗？我想着是不是该当场丢下剪刀逃走，如果我脚下有力，多半就这么做了吧。

镜子里映出了短发的他，他道歉道：“恕我冒昧了。”从他的表情看不出感情。他继续说道：“和平警察错了。他们就像秘密警察和战争时的特高课似的，超出了限度、随心所欲地在全国各地处刑无辜的人。”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能沉默。

“那时，研讨会的伙伴——”

“研讨会？”

“是的。我的伙伴在那栋大楼里。确切地说，在和平警察里也有我的伙伴。”他继续着话题。

我像是自动机器人一样，持续着已经重复了成千上万次的理发动作。他所说的“那时”、“那栋大楼”，除了指我去救蒲生先生一事以外可以不作他想。

“我的伙伴在管理监控摄像头和审讯录像的房间里得到了情报。”

“那个时候的？”

“是的。据说监视器显示出陌生侵入者在和平警察的大楼里大打出手。那个男人穿着连体服，带着被拘留的几个人走了。我接到联络后急忙赶了过去，然后，跟在他身后。”

“跟在摩托车后面？”这时的我已经放弃了。

“是的，我也骑着摩托车。”

我下意识地往店外望去，想看他今天是否也骑着摩托车前来。不，没有。我记得他是从对面的马路穿过斑马线后进店的。

而他似乎对我的视线产生了误会。“你没有清除那里的监控数据吗？我在外面看到你爬上梯子摆弄过。你删除了吧？”他眯起眼，“今天的对话，也请在之后删除。”

他连这些都知道了吗？

“你是在独自对抗和平警察吗？”我感觉到他锐利的眼光扫向了我，但我却专注地剪着头发，不去迎合他的视线。

“久慈先生，之后你打算做什么？”

“啊，头发快剪好了，接下去就是洗发和刮胡子。”

他脸上浮起略带嘲笑意味的浅笑。“不，我不是说这个。”他像是揭开了之前戴着的假面具，但很快又绷紧了面孔，“和平警察会逮捕无辜的人，并处刑。”

“嗯。”

“接下去，连高中生也……”

“啊？”

他表示这是从和平警察内部得到的情报，说会有高中生被带走。不，如果只是那样还算好，他又补充了一句恐怖的说明：“佐藤诚人是这家理发店的常客吧？”

佐藤君要被处刑？

我的脸抽搐了。我的表情明明白白地映在镜中。那既不是担心或同情佐藤君，也不是对和平警察的愤慨，而是因为这适用于“只救店里的客人”的规则而心生厌烦。我被自己定下的规则折磨着。

不救不行吗？

当然，此刻在这里说话的他应该不知道我的这个规则。

“我还知道警察会在什么时候、走什么路线去带走佐藤诚人。你需要吗？”

他静静地利用镜子的反射将视线投向我，像是在挑衅，又像是在观察我。

“这位客人您到底……”我试探性地问他。

“我是对抗和平警察组织中的一员。”

“对抗组织？有那种东西吗？”充斥于我体内的或许并不是怀疑和警戒心，而是“原来我不是一个人”的底气。

“我们以一位名叫金子的教授为中心，称为金子研讨会。久慈先生要不要也成为研讨会的伙伴？”

就结论而言，救佐藤君是失败的。我原本的计划是过了根白石那条很长的直线道路后，在小路上袭击警方的车辆，从最前面的车里带走佐藤君。但佐藤君不在车里，当时我就混乱了。

计划失败了。

到底该怎么办……

这两个念头在我的体内翻腾，除此之外我什么都思考不了。我和现身的刑警以及穿制服的警官大战——不，那并不配被称为战斗，只是发狠拼死的恶斗。我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不被当场抓获。幸运的是，车身对磁铁有反应。

鸥外君的磁球如杀手锏，陆续滚出、撞击，也狠狠地飞向车辆。对手显然被那势头与声音吓到，而停下了动作。

我趁机挥动木刀。我也准备好了筒状武器，打算最后用它在周围造成混乱，然后逃走。但是，佐藤君不在，而且警察一副等我出现的姿态，这样下去要糟，我背后发凉。

老老实实地当场认输也行。我还有以被警察逮捕而结束的选项。或许这样反而轻松些。

我正要逃跑的时候，车辆爆炸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被点燃了。在我看来，那辆警车就像是自行膨胀、破裂了一样。

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又迅速起身跳上了轻型摩托车，马力全开地从那条路上逃跑了。摩托车以几乎要从地面上浮起来的势头逃离。

翌日，自称金子研讨会的人再度来店。

虽然是工作日，但一开店就来了好几个常客。像往常一样，就我一个人，能同时接待的人数有限，于是我临时安排了时间表。一个一个剪完头发后，已经过了下午一点。这时，金子研讨会的人来了，就像是瞄准了这时我的工作会告一段落一样。

几天前我刚给他剪过头发，不过我还是打算请他坐到椅子上，因为这样说话才不会显得不自然。在我开口之前，他已经坐下了。

我一边给他披上理发用围布，一边说：“失败了。”警察抓人路线的情报是他给我的。我不知道他所说的话，以及“金子教授和他的组织”有几分可以信赖，不过他确实遵守了“我会在过了根白石的直线道路往南的地方设置障碍物让警车停下”的约定，因此警车才会停下，我才得以发起袭击。他没有说谎。“最后佐藤君怎么样了？”

“似乎之后被别的车送到了和平警察的大楼里。”

“怎么会……”

“对不起，我这里的情报出了问题。”

被这么坦诚地赔罪，我反而觉得其实也没有给我造成太大的麻烦。不幸的是那场爆炸中的受害者。

“爆炸是怎么回事？”

我按照一贯的步骤用喷雾器打湿他的头发，然后把头发梳平，打算至少上个洗发水。

“和平警察在那场爆炸中有死伤。”

“是吗？”虽说在那场爆炸中有死伤者出现并不奇怪，但我恐惧人的“死亡”，所以语气很自然地加重了。

“根据DNA鉴定，去世的似乎是从东京来的特别搜查员。唔，已经碎成了肉块，不会活着了吧。”

“爆炸的是什么？”

“大概是原本设置在车里的爆炸物启动了。”

“为什么会有爆炸物？”

“目标可能是久慈先生。没让高中生上车，反而设置了炸弹，这么做或许是打算把来救人的人炸飞的战略。”

“我没被炸飞算是运气好喽？”这话我说得毫无真实感。

“是吧。”有那么一瞬，他说话的语气像在背书，我不由感到背上蹿过一阵寒意。当下我几乎要怀疑他是不是希望我被炸飞比较好，但我仍专心仔细地整理着他的发尖，没工夫去想多余的事。

虽然才剪过不久，但有意思的是，一旦打算剪，还是能找到应该修一下的地方的。

“看来是要被处刑。”他说。

我停下动作，挺直身子望向镜子。披着理发用围布、留着板刷头的他一脸严肃地说：“那个高中生，会在下一个处刑日被押上断头台。”

“佐藤君真的要被……他可是高中生啊。”

“大概……他们最大的目的是要引人。”

我没有问他要引谁。毫无疑问，就是我。因为我公然反抗了和平警察，他们也动真格的了，而结果就是，佐藤君被卷入。

我的错。

一切不是都在往不好的方向发展吗？

我的脑中闪过爷爷和爸爸的事。好心有好报……这话是不对的，帮了人，谁都不会有好下场。

“请当心剪刀。”被镜中的他一说，我才发现自己握着剪刀的手正在用力。我冲动地想用它刺向自己的脖子。

“打算怎么做？”

“只能到时救他。”

“在处刑日？”

“很难再次侵入和平警察的大楼了。毕竟他们会有所警戒。这样一来，想救在那里的佐藤君，最大的可能就是等他出来的时候。而处刑时，他一定在广场。”

“但是，要怎么做……”一定会有许多人去车站东口的广场。既有纯粹看热闹的人，或许也有要亲眼见证“做了坏事就会被惩罚”这一现实的人。既会有公司职员，也会有青少年和带孩子来的人吧？我无法想象佐藤君在这么多人面前被凄惨地割下首级的画面。

佐藤君在死之前会做什么？他有可能惊慌失措、毫无形象地乞求饶命。不要说他，他的父母也定然会心碎的吧。而且，他是被冤枉的。

如果是战国时代、江户时代也就罢了，这真的是会在现代社会发生的事吗？

“如果我自首的话……”我说，这才发现，为了让事态不再继续恶化，只能由我去结束一切。

坐在椅子上的他的脸上第一次出现纹路。虽还算不上抽搐，却明显透着困惑。我不知道我的话到底哪里让他为难了。

“很可惜，如果久慈先生自首，也只会是久慈先生和高中生一起被处刑。”

“怎么会……”

“这个可能性很大。”

我无法否认。和平警察做出的事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常识与道德范围。

“那么，要怎么做？”

“去救他只能。”他说。他惯常谨慎的措辞间突然冒出这句混乱的话语，我虽感到些许不自然，也并没怎么在意。我没想过他之前不过是在我面前装得很礼貌，或许是因为我不想怀疑他。“我们会制订计划。”

“计划……”我并不想为上次的不顺利而责怪他，但可能是我的语气让他觉得被指责了吧，他的语气也变强硬了。

“不是百分之百完美的计划。不过，我们有好几个能钻对方空子的计划。”

“和平警察的空子吗？”但事实是，我并不觉得能钻到国家权力的空子。

“当天，你靠近广场，然后放走处刑前在那里排队的佐藤诚人他们。”

“放走？那之后……”眼下蒲生先生和水野先生今后的安排都没有头绪，我不认为自己还能支援其他逃亡者，“比起这个，到底要怎么放走他们？”

“我们自有方案。”

然后他开始讲述计划的概要。

听完后，虽然我并不怎么相信这样就一定能赢，但也消极地认同除此以外就没有其他办法了。最后，他是这么说的。“如果久慈先生被和平警察抓住了，请把我们金子研讨会的事全部告诉警察，你不必为是否该出卖同伴而犹豫。”

镜中的他点了点头，说道：“同生共死。”

他的脸上浮现出笑容，但那笑容仿佛被风吹过的烛火一般，转瞬即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