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带着孩子出去聚会，和孩子的几个幼儿园同学以及同学的家长共进午餐。就餐过程中，一个小男孩跟他的妈妈的相处模式引起了我的注意。小男孩今年5岁，看起来脾气特别大，性子特别急，不管是玩游戏，吃饭，还是参加活动，只要稍有耽搁，他便会发脾气。他的妈妈也很有意思，他越是想做什么，她越是不答应。

吃午饭时上了一道点心，小男孩急着想吃，可他的妈妈不同意，要求他先把碗里的饭吃完了再说。他吃完饭想要出去玩，妈妈又不同意，让他等大家都吃完后和大家一起去玩。这时小男孩情绪失控了，气得直拍桌子，全餐厅的人都看向我们。这位妈妈却不慌不忙，温柔但坚定地对他说：“你能等一等吗？这么小的事情都等不了，以后能做成什么事呢？”

听了她的话，我就接了一句：“孩子想做什么，就让他去做吧，事先跟他商量好规则就行。”这位妈妈一下来劲了，试图说服我：“那怎么行呢，心理学里不是有个概念叫‘延迟满足’吗？那些精英人士从小就知道延迟满足，自控力特别好，所以才那么优秀。”我听完之后，愣了好长时间，不知道该说她什么好。

实际上，这位妈妈的脑子里装了一个极其错误的观念，那就是把延迟满足简单地等同于自控力，认为孩子只要能够延迟满足，就算是有自控力。

延迟满足的由来

提到延迟满足这个概念，就必须要提到美国著名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美国期刊《普通心理学评论》于2002年刊登的一项调查显示，米歇尔凭借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领域做出的贡献，位列“20世纪最杰出的100名心理学家”第25位。而米歇尔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正是他设计的棉花糖实验和他提出的延迟满足理论。

早在做棉花糖实验之前，米歇尔在研究种族刻板印象时就已经有所发现。20世纪50年代，米歇尔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开始在科罗拉多大学任教。当时，米歇尔主要从事社会心理学研究，集中研究刻板印象领域的课题。为了推进研究，米歇尔所在的团队还专门去了中美洲加勒比海南部国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由于历史原因，除了本土的印第安人外，当地还聚集了许多黑奴后裔，也就是非洲裔人。印第安人认为非洲裔人目光短浅，过于放纵，不知节省；非洲裔人认为印第安人只知节省，不知享乐，生活缺乏激情。两个族群的人彼此看不上，关键或许在于他们对生活满足的态度不同。

为了检验这个假设，米歇尔从这两个族群中分别选取了一些年龄较小的孩子做实验。以孩子为实验对象，是因为孩子受社会文化影响的程度比较小。米歇尔让这些孩子在两块糖果之间做选择。其中，一块糖果较大，另一块糖果较小，较大糖果的价格是较小糖果的价格的十倍。糖果当然不是白拿的，参加实验的孩子必须遵守米歇尔定下的实验规则：如果选择较大的糖果，就必须等一周时间才能得到下一块糖果；如果选择较小的糖果，第二天就能得到下一块糖果。

米歇尔本来只是想通过这项实验观察非洲裔人和印第安人对生活满足的态度，希望借此找到能证明种族刻板印象存在的证据。不过，在实验过程中，他意外地发现了一个非常引人深思的现象：在参与实验的孩子中，相比家里没有父亲或者父亲长期缺位的孩子，家里有父亲的孩子更有可能选择等待一周时间来获取较大的糖果。当时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完全解释不了这个现象。后来，米歇尔又分别对这两个族群的孩子单独做了实验，发现两个族群里都存在这个现象，与父亲生活在一起的孩子当中有一半以上的人选择了延迟奖励，而没有父亲的孩子当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等待那么久。并且，这个现象跟族群差异并没有明显的关系。

米歇尔原本想深入研究一下这个现象，但在当时的美国，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而米歇尔的实验结论非常敏感，甚至有些“政治不正确”，很有可能成为当时的女权主义者的攻击对象，并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这将会严重影响他的学术生涯。于是，米歇尔为了规避政治风险，在之后的研究中绝口不提单亲家庭还是双亲家庭的问题，只关注孩子的行为本身，这就引出了著名的棉花糖实验。

斯坦福棉花糖实验

1972年，米歇尔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校园里的一家幼儿园开始了斯坦福棉花糖实验。他找来一些4岁的孩子，每次让一个孩子单独待在一间小房间里。房间里的桌子上放置着一个托盘，里面有一颗又漂亮又诱人的棉花糖。那个年代的孩子很难抵御这样的诱惑。研究人员告诉孩子自己要离开一会儿，如果他想要在这期间吃掉桌子上的那颗棉花糖，那他就需要摇一下摆在桌子上的铃铛。但是，如果他能忍住暂时不吃这颗棉花糖，坚持等待15分钟，等研究人员回来后再吃，那么研究人员就会再给他一颗棉花糖作为奖励。

这项实验是不是看起来跟前面提到的种族刻板印象实验很像？你可能已经大概猜到实验结果了：有些孩子的确无法抵御诱惑，研究人员一离开，他们就直接把棉花糖吃了；有些孩子能等待一会儿，但也只等待3分钟左右就放弃了；有些孩子用各种计策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比如蒙住自己的眼睛，装作看不见棉花糖，开始唱歌，甚至干脆趴在桌子上，准备睡一觉来抵御诱惑；有些孩子干脆连实验规则都不顾了，没有按铃就吃掉了棉花糖；还有一些孩子则比较能忍耐，他们成功等待了15分钟，延迟了自己对棉花糖的欲望，等来了研究人员，最终兑现了属于自己的奖励。

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米歇尔的团队陆续追踪调查了当年参加实验的孩子们，发现当年在实验中能够抵御诱惑的孩子在进入青少年时期后，自控力、意志力与心理调节能力较强，并且更值得他人信赖。他们的SAT考试成绩也普遍较同龄人更高，成年后的职业发展也比较成功。

一项简单的棉花糖实验居然预测了一个孩子未来的人生，这简直就是一颗上帝送来的甜蜜棉花糖啊！结论一经发表便引发大量关注，米歇尔成了延迟满足和自我控制理论的代言人和开山鼻祖。后来，米歇尔还获得美国心理协会颁发的杰出科学贡献奖。

从被质疑到被推翻

在米歇尔的关于延迟满足和自我控制的研究被世人熟知之后，他立即受到世界各国那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的顶礼膜拜。各类青少年的教育培训产品开始打着延迟满足和增强意志力的旗号大行其道，还出现了所谓延迟满足教育。

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妈妈就是延迟满足教育的忠实信徒。现在，很多育儿书和公众号都会介绍所谓延迟满足的理念，教家长在面对孩子的要求时，不要马上满足，而要等一等，看一看，将所谓自控力教育理念付诸实践。

棉花糖实验的确反映了延迟满足的能力，通过观察孩子们的行为，米歇尔认为这种能力来源于元认知能力，即主动意识到自己在思考什么问题，然后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认知和思考过程的能力。那些能够长时间等待的孩子往往会想出一些转移注意力的方法，比如唱歌、睡觉、看别的地方等。这些孩子意识到了近在眼前的棉花糖对自己有强大的诱惑力，因此有意识地想出了抵御这种诱惑的办法。

一颗棉花糖真的能预测孩子的未来吗？米歇尔的挑战者很快就出现了。2013年，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的理查德·阿斯林领导的团队重新做了一遍棉花糖实验。实验一开始，研究人员跟参加实验的孩子交代了规则之后就离开了房间。不同的是，研究人员准备对参加实验的半数孩子不遵守之前的承诺，有一半的孩子虽然等待了15分钟，却没有拿到他们一直期待的第二颗棉花糖。经历过欺骗的孩子在后续实验中不再愿意靠等待来换取更大的奖励，他们认为研究人员是不可信的，甚至觉得桌子上的棉花糖随时都有可能被研究人员拿走，于是转变态度，开始享受当下了。那些经历过欺骗的孩子愿意等待的时间大幅度减少，还不到那些没有经历过欺骗的孩子愿意等待的时间的四分之一。研究人员的欺骗行为让那些米歇尔眼中的愿意等待的优秀孩子马上变成了不优秀的孩子。

2018年5月25日，纽约大学的泰勒·瓦特、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葛瑞格·邓肯和权浩南在心理学领域的顶级期刊《心理科学》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宣称推翻了著名的斯坦福棉花糖实验。

这三位作者是这么评价棉花糖实验的：孩子能否取得成功，并不取决于孩子是否有延迟满足的能力，而取决于孩子背后的家庭。这三位研究者发现了当年米歇尔做棉花糖实验时所犯的致命错误——参加实验的孩子只有不到90名，而且这些孩子居然通通来自斯坦福大学校园里的幼儿园，也就是说，这些孩子有着极为相似的家庭背景，他们的父母基本上都是斯坦福大学的教职员，是社会精英、高级知识分子，我们单凭直觉就能知道，这些孩子的前途肯定不会差到哪里去。

三位研究者在新的实验中，将参加实验的孩子的数量扩大了约十倍，增加到900名。研究者还充分考虑了孩子父母的背景，比如种族、社会地位、经济背景、信奉的宗教等等，尽量做到多元化，参加实验的孩子的父母之中既有普通工薪族，也有商界精英，既有高学历者，也有低学历者。实验过程和米歇尔所做的实验的过程一模一样，实验结果会怎样呢？

实验结果显示，能不能抵御得住棉花糖的诱惑与孩子未来发展得好不好没有半点关系。并且，实验得出一个令人心酸的结论——有钱人家的孩子普遍比穷人家的孩子更能抵御棉花糖的诱惑，更愿意等待，更倾向于信任他人，表现出更多的合作倾向。相比较而言，那些家庭条件比较差的孩子，尤其是非洲裔孩子、拉丁裔孩子等，更没有耐心多等一会儿，更加在乎眼前的第一颗棉花糖。

三位研究者一致认为，孩子的家庭条件才是影响孩子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这里的家庭条件并不仅仅指经济条件，也指父母是否能为孩子提供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稳定感。对穷人家的孩子来说，今天有棉花糖吃，明天可能就没有，因此对他们来说，等待的风险要远远大于收益。穷人家孩子的父母往往因为自身能力和家庭条件的限制，无法给孩子做出过多的承诺，即使答应了也可能会变成空头支票，所以穷人家的孩子不愿意等待；而那些富人家的孩子则不同，他们的父母受教育程度高，收入也多，有更多的资源可以用来满足孩子的要求，并且他们对孩子讲诚信，也更秉持公平、平等的价值观，对富人家的孩子来说，等待的收益要大于风险。因此，这些孩子延迟满足的能力就更强。过往的经验告诉这些孩子，他们的父母能够保证他们衣食无忧，这让他们对未来有更稳定的预期，并且对外部环境更加有控制感。

新棉花糖实验告诉我们，孩子延迟满足的能力并不取决于他自己，而是取决于他的家庭背景。家庭能否为孩子提供物质和精神层面的稳定感，才是孩子能否在长大后走向成功的关键因素。

那些曾经能做到延迟满足的孩子后来取得成功，不是因为他们自控力有多好，而是因为他们的家庭与他们所处的环境让他们心理上获得了持续的稳定感。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会让他们觉得生活有希望、有盼头。正是这种稳定感给孩子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心理上的稀缺状态

哈佛大学著名的经济学家塞德希尔·穆来纳森曾在2013年与普林斯顿的行为学家埃尔德·沙菲尔一起写过一本叫《稀缺：我们是如何陷入贫穷与忙碌的》的书，书中详细讲述了贫穷是如何让人们更加关注短期奖励而非长期奖励的。

贫穷的本质是心理上的稀缺状态，这种状态会催生出固有的思维模式——稀缺思维，让人们只关注当下的得失，尤其是那些跟生存需求和安全需求直接相关的因素，而不是自我实现这样的需求。客观来说，稀缺思维是有好处的，这种状态会令大脑将一切资源都集中在最紧迫的需求上，让人们更敏锐地感觉到一块钱、一分钟、一卡路里热量、一个微笑的价值。但是，稀缺思维的重大副作用在于它会不断消耗人的精力和意志力，减少大脑的“带宽”。

穆来纳森举了一个例子：印度蔗农在甘蔗收获前，因为资金紧张，其智商测试成绩比甘蔗收获后低十几分之多。稀缺状态会像魔咒般控制住人们的大脑，令人们的视野变得狭隘，降低洞察力和思维的前瞻性。穷人不是对钱想得不够多，忙碌的人也不是对时间想得不够多，他们正是因为想得太多，才陷入了心理上的稀缺状态，导致压力占用了他们的大脑，白白消耗了认知资源。

孩子心理上的稀缺不仅包括物质上的稀缺，比如吃、喝、拉、撒、睡、玩等需求得不到满足，还包括关系和情感上的稀缺，也就是被关注、被理解、被看见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如果孩子跟抚养者建立深厚依恋关系的需求长时间得不到及时的满足，那么孩子的心理就会进入稀缺状态。那些从小没有得到足够的家庭关爱，甚至受到父母虐待的孩子，心理一直处于严重的稀缺状态，并会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压力会导致大脑中糖皮质激素的水平异常，从而影响孩子的大脑发育。可悲的是，由于此时孩子的语言能力还没有发展起来，他们即使感受到了压力，也没有办法用语言将自己感受到的压力表达出来。压力得不到释放，就会一直存在。那些从小缺爱、常常生活在惊恐状态下的孩子，就像是把大脑泡在了装满糖皮质激素的缸里。而过多的糖皮质激素不仅会直接损害孩子的认知能力、自控能力、共情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妨碍大脑额叶皮质的成长，还会损害负责短时记忆的海马体。这些经常倍感压力的孩子大脑中负责处理恐惧、愤怒和暴力的杏仁核往往会比其他孩子更加发达，哪怕导致他们产生压力的事件已经结束了，他们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过来。

不仅如此，经常性地让孩子感受到压力，还会损害孩子大脑中的多巴胺奖励系统，使得孩子的多巴胺D2受体的感受性降低。在同等外界环境的刺激作用下，多巴胺D2受体感受性低的孩子需要更多的外界刺激才能产生能让他们感受到与其他孩子同等程度快乐的多巴胺。因此，这类孩子很容易形成成瘾行为，比如玩游戏上瘾、酒精上瘾、对药物形成依赖等，而且容易患上抑郁症。

家庭，是孩子最大的压力缓冲器

导致孩子心理上的稀缺状态的因素中，物质稀缺只占很小的部分，情感稀缺才是主要因素。情感稀缺跟家庭贫穷还是富裕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与父母对孩子的养育方式、情感模式和关系模式密切相关。

家庭是孩子的避风港。这里所说的“避风港”指的是家庭系统，它对应对和化解外在压力至关重要。家庭系统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既保护着孩子，同时也影响和塑造着孩子。如果家庭系统出了问题，孩子将受到直接影响。

1951年，美国家庭治疗大师维琴尼亚·萨提亚女士在社区工作时，一个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女孩被送到她这里进行心理治疗。经过6个月的精心治疗，这个女孩的心理状况渐渐好转。照理说女孩的家人应该高兴才对，可是不久之后，这个女孩的母亲却打来电话指责萨提亚挑拨离间她们母女的情感。萨提亚敏锐地洞察到这里面不对劲，并意识到对女孩的母亲的治疗也是对女孩的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萨提亚就请这位母亲与女儿一起来做咨询会谈。当母亲和女儿一起来见萨提亚时，萨提亚惊奇地发现，女孩又回到了6个月前的状态，自己之前与女孩做的所有工作的成果，尤其是构建起的良好治疗关系，竟然荡然无存。这到底是什么情况？难道这位母亲有什么神奇的力量吗？她到底对她的女儿施加了什么影响？还是自己的治疗出了问题？这些想法始终环绕在萨提亚的心头。萨提亚带着这些疑问，继续为这对母女进行心理治疗。随着治疗的进行，萨提亚慢慢与这对母女构建起了全新的治疗关系，女孩的症状也开始改善了。

随着治疗的深入，萨提亚把女孩的父亲也请来一起参与女孩的治疗。结果，女孩的父亲加入之后，萨提亚与这对母女建立起来的良好治疗关系又消失殆尽，女孩再一次回到原来的状态。这一连串的情况远远超出了当时的心理咨询理论能够解释的范畴，萨提亚碰到了全新的问题。萨提亚意识到她可能已经接近某个问题的核心本质了，而正是这个问题，成为后来她创立“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的契机。

萨提亚干脆把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邀请来了，这里面包括女孩的父母的另一个儿子。实际上，这个家庭非常重男轻女，男孩可以说是家里的天之骄子，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他身上。只要男孩一出现，女孩就会被家人忽略，整个家中几乎没有人看见女孩的存在，也就是说，这个女孩完全被她的家人排斥在了家庭系统之外。原来这家人重男轻女的观念如此根深蒂固。女孩非常痛苦，但她在家里却表达不出来，她的痛苦根本就没人回应。她不被看见，她的声音没人回应，于是，希望被看见的愿望导致这个女孩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自从女孩患上精神分裂症之后，家人开始关注她，送她去医院做心理治疗。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将女孩重新接入了整个家庭系统，让她重新与其他家庭成员建立起了联结。这就全部解释通了，如果萨提亚只为女孩做治疗，或者只为女孩的父母做治疗，那就只是对家庭系统的局部进行了调整，一旦女孩走出治疗室，回归家庭，她的症状又会回来。有些所谓心理疾病其实是整个家庭系统的产物，甚至可能是患者所处环境的产物。这些心理疾病对患者来说，很有可能是生存以及和他人相处的必要条件。实际上，我们看见的绝大部分心理问题，尤其是孩子表现出来的心理症状，基本上都是孩子周围的人，也就是孩子的父母、老师和同学（特别是父母）“合谋”教会的。

找到问题的症结之后，萨提亚想到了用身体姿势来表达关系的方法，因为身体姿势具有很强烈的语言和情感表达功能。顺着这个思路，萨提亚开始尝试。她让这家人把自己与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用身体姿势表达出来。结果，这家的父母居然都在儿子面前下跪，以此表达对儿子的重视与讨好，完全忽略了女儿。萨提亚不断地调整他们的身体姿势，使全家人都能够看见和理解他们彼此的关系。渐渐地，那个女孩逐渐好转了。而这次，她好得比较彻底，因为她已经不再需要靠精神分裂症来融入家庭系统了。

这个案例给了萨提亚极大的启发。她从这次经验出发，在之后不断为患者做咨询的过程中，慢慢发展出了一整套家庭治疗的技术，并创立“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给心理咨询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重新看见，重新联结

米歇尔早年做的种族刻板印象研究，正是家庭系统对孩子心理的影响的真实写照。在日常生活中，那些长期缺失爸爸的孩子是一种怎样的处境？可以说，他们的家庭系统欠缺抗压能力。单亲妈妈们不仅需要独立扛起整个家庭，还要对抗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只有当妈妈能够一个人完全撑起一片安全和稳定的空间时，孩子才能不受影响。但这对一个女人来说实在太难了，绝大多数人是不太可能做到的。因此，这种压力会传递给孩子，导致孩子受到家庭系统的影响。

棉花糖实验中的孩子们的行为，表面上看反映了孩子们的自控力，但深想一层便不难发现，孩子们表现出来的正是他们在自己的家庭系统中学会的应对外部环境的方式，他们只不过是把这种方式带进了实验室而已。

后来的新棉花糖实验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其中，理查德·阿斯林通过加入信任的因素，说明了关系对孩子延迟满足的能力的影响。信任是关系的一种。孩子应对外部环境时，特别是跟人打交道时，其实都是将自己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模式进行了迁移。泰勒·瓦特、葛瑞格·邓肯和权浩南三位学者则更深入了一层，他们将家庭系统在不同环境中的表现形式通过实验的方式呈现了出来。富人家庭和穷人家庭面对的外在压力是非常不一样的。穷人家庭面临的种种问题，尤其是他们面对的外在压力，是富人家庭难以想象的。但不是所有穷人家庭的孩子都会出问题，那些抗压能力较强的穷人家庭系统一样能给孩子营造稳定、安全的环境，孩子未来也会发展得很好；而那些家庭系统有问题的富人家庭，即使能给孩子提供再好的物质条件，家庭系统中的问题也会导致孩子出现各种问题，对孩子未来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家庭系统能够被改变吗？当然能，改变的前提是先看见自己的家庭系统，尤其是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当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充分呈现在一个人面前，并被他看见时，改变就会发生。

比如说，在家庭治疗中，有一种治疗工具叫家谱图，这种工具能让一个人从家庭、家族、历史、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来看待家庭成员对自己的影响，这些影响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不随个人的主观决定或者主观感受而改变。当这个人看见家族的历史，看见自己的由来，看见家庭和自己身上不能改变的东西，他就会自然而然地接纳自己曾经接纳不了的家庭成员，关系在这个时刻将重新获得联结。

我记得有一次去同济大学做家谱图研究的咨询室参观，咨询室的墙上挂着一张很大的白纸，这是咨询人员为来访者做咨询时，制作家谱图需要用到的。曾经有位资深的家庭治疗师跟我分享说，她在咨询过程中把来访者的整个家族都呈现在白纸上的那一刻，来访者会非常受触动，甚至热泪盈眶。在咨询结束后，来访者会小心翼翼地把家谱图折叠好带走。

家谱图不仅将来访者的家族的历史呈现在了来访者面前，还展现出来访者的家族与民族乃至国家同频共振的历史。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位中年女士在制作家谱图的过程中，重新看见了她的爷爷和奶奶。她的爷爷和奶奶都是原来上海交通大学的高级知识分子，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们就响应国家号召去了条件最艰苦的新疆，不仅参加了屯垦戍边和新疆建设，还参与过原子弹的制造，可以说为国家奉献了一切。她的整个家族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那位女士在看见爷爷奶奶的那一刻，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流。她强烈地感觉到自己与家族的每一位成员在一起，与这个国家在一起，这是一种她从未有过的体验。她不再感到孤独，不再感到迷茫，而是真正看见了她的家人，也看见了她自己。

希望我们能够多用心去看见自己，看见爱人，看见孩子，看见家庭，看见社会，看见世界，不臆想，也不“脑补”。停止自恋，张开双臂去拥抱这个世界，你的世界将会大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