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5日，一名9岁的男孩在长沙市雨花区雅塘村汇城上筑小区被一名体格粗壮的赤脚男子殴打致死，整个过程大概持续了20分钟。当时有很多人在现场围观，但无一人挺身而出，出手相救。这件事被媒体报道后，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舆论指责现场的围观群众冷漠、缺乏道德。

2020年5月22日，四川籍深圳货车司机郑义满载货物，从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出发，前往深圳市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从5月21日晚上至次日凌晨，广州地区普降特大暴雨，郑义途经的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广园快速路塘美路段附近突发水灾。就在此时，郑义看见一名落水男子正在挣扎呼救，水性较好的郑义立即脱下衣服，奋勇下水救人。郑义在救人过程中体力严重透支，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后来，落水男子获救了，而郑义则牺牲了。

人性是善是恶，是无私的还是自私的，这个问题在历史上已经被争论了上千年。有无数案例能证明人性是恶的、自私的，也有无数案例能证明人性是善的、无私的。英国社会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他的著作《自私的基因》中提出：人性是自私的，因为基因是自私的，只有用自私的策略才能让物种延续下去。但是，如果采用这个理论，该怎么解释郑义的义举呢？

一起骇人听闻的杀人案

1964年3月13日凌晨时分，在美国纽约皇后区，一位叫吉诺维斯的过着独居生活的酒吧经理下了夜班后开车回家。停车场到其住所有一段距离，因此她停好车子后走路回家，当时的时间为凌晨3点15分，一名男子尾随其后，突然拿起刀朝她的背部和腹部猛刺。吉诺维斯瞬间鲜血直流，她开始惨叫并大声呼救。周边居民听见了她的惨叫与呼救，周围的房屋纷纷亮起灯光。有人打开窗户冲着凶手大喊：“放过那个女孩！”凶手吓得落荒而逃，而身中数刀的吉诺维斯挣扎着爬到路边，倒在一家书店门口。

过了一会儿，周边居民竟然纷纷关掉了灯，街道又恢复寂静，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凶手发现并没有人过来查看，也没有人报警，于是决定回去。他找到浑身是血地蜷缩在地上的吉诺维斯，继续朝她猛砍。吉诺维斯再度惨叫、呼救，几分钟后，周围的房屋又一次亮起灯光。凶手再度退却，吉诺维斯则设法爬进她住的公寓大楼里。几分钟后，凶手又找到了她，再度对她施暴。她先是大声呼救，但不久后就只能发出微弱的呻吟了。凶手掀开她的裙子，惨无人道地强奸了她。

整起案件前前后后持续了35分钟，从3点15分到3点50分，凶手三次对吉诺维斯施暴，吉诺维斯每次遭受暴力时都尖声呼救，周边居民也都听见了。虽然这些居民开灯查看，甚至目睹了事件经过，但始终没有人伸出援手。后来经警方调查统计，案件发生时，总共有38名目击者隔着窗户眼睁睁看着一名女子身中多刀，饱受凌虐，直到凌晨3点50分罪行结束之后，才终于有人打电话报警了。但遗憾的是，当时吉诺维斯已经身亡。凌晨4点，那些目睹一切的人又回房间继续睡觉去了。

《纽约时报》地方版主编罗森塔尔得知吉诺维斯的悲惨经历后，敏锐地察觉到这起事件的新闻价值，洞察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为什么38名目击者全部选择了袖手旁观？于是，他奋笔写下了《38名目击者：吉诺维斯命案》这篇经典文章。不出所料，该文章迅速火遍美国，全美民众一片哗然，讨伐之声四起。众多读者纷纷给《纽约时报》写信，一时间，信件如潮水般涌向编辑部。

有的读者要求将这38人的名单公之于众，让他们接受社会的谴责；有的读者斥责这38人懦弱冷漠，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有的读者甚至让《纽约时报》出面，敦促纽约州议会尽快修订法律，将这38人绳之以法。然而，就在全民沉浸在极度的愤怒中时，有两位年轻人却保持着难得的清醒。他们没有从道德的角度批判这38名目击者，也没有抱怨美国社会道德沦丧，抑或抱怨法律存在漏洞，而是冷静地做出了如下思考。凶手曾三次对吉诺维斯施暴，并且行凶过程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以常理判断，应该没有人会袖手旁观。这些目击者之中有养儿育女的父母，有从事护理工作的人，他们不可能残忍无情。而且，这38人中有些人家里安装了电话，只要拿起电话报警就能帮助受害者，这可是举手之劳，这样做既不会造成生命危险，也不会被牵扯进这起案件而受连累。因此，这两位年轻人推断，吉诺维斯遇害当晚，必定有某种神秘力量作祟，影响了这38人的心理。

这两位年轻人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社会心理学家约翰·达利与巴比·拉丹。当时，达利刚在哈佛大学攻读完心理学博士学位，而拉丹刚从密歇根大学毕业，并获得了心理学博士学位。达利与拉丹一起设计了一系列实验，用以测试一般人在哪些情景中会漠视他人的求助，在哪些情景中会毫不犹豫地提供帮助。由于无法完全复原吉诺维斯遇害时的情景，他们另辟蹊径，用突发疾病的情景来代替谋杀的情景，看看在有人突发疾病的情景下，人们会做何反应。他们以“研究城市大学生适应性”为名，在纽约大学招募了72名不知情的学生来参与实验，其中女生59名，男生13名。

达利和拉丹找了几个空房间，让参加实验的受试者单独坐在其中一个房间里面。房间里放置有麦克风和音响，受试者需要拿着麦克风谈论自己在纽约大学学习与生活期间遇到的挑战。其他房间内则放置有录音机，录音机中的磁带的内容是事先录好的其他学生关于学习与生活中的挑战的发言。所有的房间都以音响线连接，受试者可以清晰地听到从每一个房间传来的声音，却不知道其他房间都只是放了个录音机，他们会真的以为还有其他跟他情况一样的受试者在场。

受试者被告知的实验规则如下。

所有受试者都需要先用两分钟时间讲述自己在大学的学习与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与挑战。受试者必须按照实验人员事先安排好的顺序发言，要先聆听其他受试者的发言内容（实则为录音），轮到自己时才能发言。在还没轮到自己的时候，麦克风是打不开的，受试者只能听其他人讲述，类似团体心理咨询。受试者彼此之间不能见面，他们只能通过麦克风听到其他人讨论，并且依序发言。

实验正式开始，实验人员播放录音。第一段录音中的学生自称患有癫痫，他用踌躇为难的语调对在场的其他人表示，自己的病很容易发作，特别是在考试前。同时，这名学生还表示自己在纽约生活得很艰难，在纽约大学学习得很辛苦，他的声音慢慢减弱。紧接着，另一个学生的声音（录音）出现，他听起来非常活泼健谈，谈论自己的学习与研究方向，并谈论自己的情感生活。不知情的受试者感同身受地听着其他学生说话，但他绝对想不到这些所谓学生发言全是假的，只是录音而已。

终于轮到受试者诉说自己的情况了。受试者很真诚地诉说了自己在大学学习与生活的情况，期待能得到他人的共鸣。等受试者诉说完之后，实验人员又陆续播放了几段录音。这时出现了突发状况，之前那个声称自己患有癫痫的学生突然“发病”了。因为所有房间彼此隔离，不知情的受试者看不到这个所谓患者“发病”时的模样，也无法看到或听到他以为在场的其他受试者的反应。“癫痫患者”的录音被继续播放，他起初说话还算正常，接着开始胡言乱语，声音先是越来越大，越来越急切，然后又变得断断续续，最后他不断恳求其他人来帮助，说自己快要死了，请大家救救自己。在一阵急促的喘气声后，录音停止，房间重新归于寂静。

此时，唯一在场的真实受试者会认为至少还有其他受试者在场，随时可能有其他受试者起身下楼向实验人员求救。然而，受试者可以听到其他人的声音（录音），但由于房间彼此隔离而看不见其他人。此外，麦克风只在轮到特定的人讲话时才会打开，因此受试者无法与其他人沟通。受试者知道有人癫痫发作，并以为其他人也听到了，但因为麦克风未开，无法与其他人商讨该怎么处理。那么，此时此刻，真实受试者在面对这样的情景时会做何反应呢？

责任扩散与决策时间

达利与拉丹为了尽可能还原吉诺维斯命案的情景，煞费苦心地导演了这场历时6分钟的癫痫发作的戏，并精心设计了实验情景。实验结果令人惊讶，只有31%的受试者采取了救助行动。这还不算完，后续实验的实验结果更让人不解。达利与拉丹调整了群体人数后再次进行实验。实验结果显示，如果受试者以为当时有4人或4人以上在场，绝大部分受试者会选择不采取行动去帮助“患者”。但如果受试者认为实验中只有自己在场，大部分受试者就会毫不犹豫地救人，采取救助行动的受试者占全部受试者的比例高达85%，并且受试者用于决策的时间在3分钟之内。此外，达利与拉丹还发现，不论受试者认为一共有多少受试者在场，如果在3分钟后，受试者还没有向实验人员报告发生了紧急情况，那么之后他大概率也不会采取救助行动。

最终，在不断的努力下，达利与拉丹找出了吉诺维斯命案发生时38名目击者袖手旁观这一现象背后的两个关键因素：群体人数和持续时间。人们的头脑中总有个固有观念，即人多力量大，人越多大家就会越勇敢，越不怕危险，更会主动伸出援手。但从达利与拉丹的实验结果来看，事实却不是这样，旁观者的人数过多往往会阻碍助人行为的出现。此外，时间会影响人们做出助人行为的可能性。3分钟是助人行为决策的分水岭，如果超出了这个时间，人们可能就不会采取行动了。

达利与拉丹还全程观察了受试者在以为有人突发疾病的情景下的情绪与行为反应，结果无一例外，他们全都惊慌失措。尽管他们没有采取行动，但他们的情绪反应却异常激烈。有些受试者会对着麦克风大喊：“天哪，他发病了，我该怎么办？”有些受试者会大口喘气，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在所谓患者“发病”的6分钟之后，如果受试者仍未采取任何救助行动，实验人员便会进入其所在的房间。这时，受试者无不汗流浃背，全身发抖，他们全都进入了应激状态。他们大多会开口询问：“那个人没事吧？他需要照顾吗？送医院了吗？”可以通过他们的表情看出他们非常沮丧难过，有的受试者还表达出懊悔的情绪，他们的内心正处于严重失衡与矛盾的煎熬中。达利与拉丹推测，没有采取行动的受试者并非冷酷无情，而是还没有下定决心是否要行动。他们内心充满矛盾，犹豫不决，不知道要不要做出反应。这种情绪反映了其内心持续不断的冲突。相对而言，采取行动的受试者内心就不会出现矛盾冲突。

可以想象，那些目击了吉诺维斯命案的人内心应该也饱受煎熬，他们之所以袖手旁观，多半是因为惶恐犹豫以致手足无措，而非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城市人一贯冷漠无情。达利与拉丹将这一现象命名为“责任扩散效应”，也称“旁观者效应”。

行善背后的心理秘密

在达利与拉丹所处的年代，心理学的革命性研究工具，比如脑电仪、功能性核磁共振仪等脑功能成像技术设备还没有出现，人们还无法从大脑的神经运行机制层面去揭示人性善恶的本质所在。因此只能说，达利与拉丹对人性善恶的理解只完成了一半，但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因为他们为人们理解人性的善恶打开了全新的视角。

而真正将理解人性善恶的工作推向全新高度的，是美国乔治敦大学的心理学教授阿比盖尔·马什。她从事研究工作的时期，各种脑成像研究工具已经出现，并被广泛地运用在脑科学与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上。马什正好赶上了这场大脑研究的革命，并成为用大脑分析方法来剖析人类善恶行为的先驱者。2018年，马什出版了著作《人性中的善与恶：恐惧如何影响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将她多年来对人性善恶的探索总结成书，深刻揭示了隐藏在善恶行为背后的心理秘密。

马什从事心理学研究，可以说纯属偶然。她原本就读于著名的医学院，打算成为一名医生。要知道，在美国，医生不但工作稳定，待遇优厚，而且社会地位非常高。但她后来却放弃了继续攻读医学学位，转而走上了心理学研究的道路。按照马什的回忆，这和她被陌生人搭救的一次经历紧密相关。

马什19岁那年，有一次在西雅图与童年时代的好友愉快地共度夜晚。午夜时分，她打算自己开车通过5号州际公路，从西雅图前往她的学校所在的塔科马。就在她正常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时，突然从路边蹿出了一只狗。马什急忙打方向盘躲避，但为时已晚，此时车已经失控，猛烈地旋转，最后竟然撞破护栏，停在了对面的快车道上。

夜晚的高速公路上，迎面飞驰而来的车开着远光灯，鸣笛示警。驶来的车速度极快，这个时候，马什必须马上开车离开原地，否则会有生命危险。但是，她的车却怎么都发动不了。她当时大脑一片空白，手脚发抖，完全不知所措，觉得死亡马上就要到来了。而就在这时，一位萍水相逢的路人瞅准机会，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滚滚车流来到她的身边，帮助她重新发动了车，并开到了安全地带。这位路人临走时只留下一句“你自己当心”，然后就回到自己的车上，很快消失在夜幕中。

这件事彻底改变了马什的人生轨迹，一个问题从她的内心深处逐渐升起：为什么有人愿意牺牲自己去帮助他人呢？马什准备用严谨的心理学和脑科学实验方法来找出答案。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找到合适的实验对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在帮助他人时，是在不求回报地真心付出，而且他们很有可能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甚至有可能牺牲自己的生命。

这种人非常难以甄别，但马什找到了一个绝佳的群体，那就是曾经向陌生人捐献活体器官的好心人。我们来设想这样一个场景：有一天，有人给你打来电话，说远在千里之外的某个人生命垂危，急需一个肾脏救命，而这个病人恰好与你配型一致，但这个人与你非亲非故，你完全不认识他。那么我想问的是，此时此刻，你是会捐出你的肾去救这位陌生人，还是会挂断电话直接忽略呢？

如果是自己的孩子需要肾，别说是肾了，就是自己的命都愿意给孩子。但换作陌生人，你还愿意承受巨大风险将器官捐给非亲非故的陌生患者，不收取任何报酬，甚至不把自己的名字告诉患者吗？但这个世界上的确有这样一类人，他们真的能做到将自己的器官，比如肾脏，捐给一位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而这些人成了马什的绝佳研究对象。

马什一共招募了19名这样的受试者。这些受试者中的许多人都是收入颇丰的专业人士，包括软件工程师、银行职员、医生，还有营销人员，但是他们都毫不犹豫地请了一两天的假，从美国各地飞到乔治敦来参加实验。因为他们相信，参与这次实验是一次有意义的善行。

实验过程非常简单，就是让受试者躺在核磁共振仪里观看呈现愤怒、恐惧、喜悦等表情的图片，同时用核磁共振仪扫描他们的大脑。虽然实验耗时非常长，持续了将近5个小时，但这些受试者当中没有一个人表现出任何犹豫和动摇。与此同时，马什还招募了一些普通人作为对照组，让他们也躺在核磁共振仪里观看同样的图片，并用核磁共振仪扫描他们的大脑。

实验结果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当这19名受试者看见呈现恐惧表情的图片，比如含有双目圆睁、嘴角下撇、双唇微张等信息的图片时，他们的杏仁核要比对照组大将近8%，而且功能更加活跃。也就是说，他们看到别人恐惧的样子时，自己也会感到恐惧，甚至会心跳加快，掌心出汗。由此可见，真正无私的英勇行为并不是因为无畏而做出的；相反，是因为恐惧才做出的。

这个结论让马什的团队大跌眼镜，这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太大了。为确保研究的可靠性，马什的团队又找来一批性格特别冷酷无情，并且极端自私，甚至有些反社会、暴力冷血的人作为受试者。实验过程还是一样，也是让受试者观看呈现各种表情的图片，同时用核磁共振仪扫描受试者的大脑。

实验结果再次证明了之前的结论，因为这些冷血的受试者看到呈现恐惧表情的图片时，大脑里的杏仁核区域非常不敏感，有的受试者的杏仁核甚至一点反应都没有，并且这些受试者的杏仁核比正常人的小20%。在后续的访谈中，这些冷血的受试者根本描述不清楚自己对恐惧的体验，但对愤怒、厌恶、快乐、悲伤的描述却很清晰，甚至有人说自己就不知道什么叫恐惧，因为从未害怕过。

从神经机制的角度，弄清善恶的本质

如果是恐惧导致了行善助人的行为，那么人性本恶的说法就是对的，因为人们正是因为害怕遭受同样的痛苦才会去帮助他人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人们从感受到恐惧到采取助人行为的中间阶段，大脑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同样困扰着马什以及其他学者。

经过长期的研究，科学家们发现，在恐惧体验和助人行为的中间阶段，存在一种非常重要的，也是人类所特有的情感体验，那就是共情。共情就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遭遇产生恰当情绪的能力。共情包含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识别，即理解对方的想法和感受；第二个部分是反应，即理解对方的遭遇之后，用恰当的情绪来回应。

研究发现，杏仁核被激活，并产生恐惧等相应的情绪反应时，还会进一步激活其他脑区，其中就包括尾侧前扣带皮层和前脑岛，这两个脑区里正好有负责疼痛的神经回路，也被称为疼痛基质的区域集合。也就是说，当人们感受到疼痛时，这两个脑区就会被激活。

不仅如此，人们在看到别人痛苦的样子时，这两个脑区也会被激活。当人们自己正在经历疼痛时，或者看到其他人正处于痛苦中时，甚至想象他人的疼痛时，这两个脑区的活动性都会增强。因此，人们对他人的痛苦的主观感受，跟对自己的痛苦的感受是一样的。在杏仁核、尾侧前扣带皮层、前脑岛等脑区产生反应的时候，这些脑区的神经信号还会持续不断地通过神经元传导到负责分析与决策的大脑前额叶皮层；而前额叶皮层会综合分析传递过来的这些神经信号，并试着对情绪感受和体验进行解读，也就是去理解和共情对方。

与此同时，前额叶皮层会不断地向下传递信号，并启动另一些神经递质和激素去强化、维持或者减弱杏仁核、尾侧前扣带皮层、前脑岛等脑区的反应。在这些神经递质和激素中，有一种叫后叶催产素的物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后叶催产素（以下简称催产素）是哺乳期母亲体内的用来促进乳汁分泌的激素。后来，人们发现催产素不仅存在于哺乳期母亲的身体里，也存在于所有人的大脑里。催产素可以被大脑里的一小群神经细胞分泌出来，再被释放到大脑中，激活脑细胞的电活动。这种激素能促进亲密关系，所以也被叫作“爱的激素”。

实验表明，即使是那些具有冷血倾向的受试者，在被喷射了催产素之后也会表现出更加强烈的母性，对婴儿面孔的好感会增加。同时，他们对他人恐惧表情的识别能力也会明显提高。

随着对催产素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科学家们发现，催产素并不是为了爱情而存在的，而是为了分清“你”和“我”，尤其是分清谁才是自己的后代而存在的，因为后代是绝对的“自己人”，优先级别高过其他所有人。也就是说，催产素是专门为了建立亲子关系，为了让母亲更好地照顾下一代而存在的。人们大脑中催产素的分泌还与多巴胺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当一位母亲喂养与抚摩自己的孩子时，大脑里的催产素水平会持续升高，最终维持在一定水平，而抚育孩子和与孩子互动的过程，又会进一步促进母亲大脑里的多巴胺分泌。

上述神经过程，与共情的神经过程其实是高度吻合的。重新分析一下马什的实验，看看那19名受试者的大脑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当一个人看到他人痛苦、恐惧的样子时，这个信号会被传递到杏仁核，并激活杏仁核，使之产生相应的恐惧情绪反应，这些情绪反应会进一步激活尾侧前扣带皮层、前脑岛等脑区中负责疼痛的神经回路，并将这些信号传递到大脑前额叶皮层。前额叶皮层在试着解读这些信号的同时，进一步启动了催产素机制，将需要救助的对象识别成“自己人”，使这个人对需要救助的对象产生感同身受的情感体验。这种情感体验会反馈到大脑皮层，使这个人决定实施救助并付诸行动；而如果这个人接下来实施了助人行为，则又会促进大脑中多巴胺的大量分泌，来奖励助人行为。

马什曾经专门采访过那些给陌生人捐献活体器官的好心人，问他们在手术台上醒过来时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会想到什么。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表示，自己能够救人一命，特别有意义感，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幸福了。这种意义感，其实正是马斯洛所说的高峰体验。这种体验实际上正是催产素–多巴胺闭环所产生的结果。

激发大脑的行善功能

现在我们可以从大脑神经机制的角度来理解达利与拉丹的旁观者效应实验了。决定人们到底会不会采取助人行为的，有内外两方面因素。

从内部因素来看，要想让一个人实施助人行为，首先要激活这个人的杏仁核，使之产生恐惧，同时还要激活尾侧前扣带皮层、前脑岛等脑区，让这个人感受到需要救助者的痛苦。光有痛苦的体验还不行，还要让前额叶皮层对这种体验有比较恰当的解读，并分泌一定程度的催产素，形成共情，这样一来，这个人才会做出助人的决策并实施助人行为。并且，实施助人行为之后，还需要有多巴胺的奖赏。

虽然这个神经通路反应的时间非常短，在瞬间就能够完成，但这其实是多个脑区协作完成的，中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神经机制。假如这个神经通路中有哪个环节没衔接好，那么这个人可能就不会实施助人行为了。比如，那些比较冷血的人天生杏仁核就不敏感，产生不了恐惧情绪；比如，有些人没有自信，总是认为自己不行，那么当这种情感体验传导到他的前额叶皮层时，他就会解读成自己不行，认为自己就算采取了助人行动也不会成功，于是他很有可能只是在旁边看着，默默承受恐惧和道德良知的谴责，反复体验习得性无助的感觉；再比如，有些人催产素分泌不足，没有形成催产素–多巴胺的闭环，共情的体验不够强烈，这也会影响他采取助人行动的决心。总之，这个神经通路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最终的助人行为。

从外部因素来看，要想让一个人实施助人行为，还需要合适的外部环境。达利与拉丹在后续补充实验中发现，当受试者知道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场，或者受试者被其他人点名请求救助时，情况就完全变了，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施救。马什的另一项实验也表明，如果一个人在遭遇危险并露出恐惧的表情时，其面孔与婴儿的面孔高度相似，周围人帮助他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并且这种帮助都是无私的、不需要回报的，助人者会直接忽略代价和风险。

假如你陷入危险境地，而周围有旁观者，要想让他们出手相助，则必须满足以下五个条件：

一是必须让旁观者注意到当下正在发生的事件，光让他们听见还不够，还要让他们看见，尤其是让他们看见你痛苦的表情；

二是必须让旁观者把事件判断为紧急情况，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每个人判断情况是否紧急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必须让大家都认为这是紧急情况才行，要向他们强调你有生命危险；

三是必须让旁观者感觉到救助你是他们的义务，也就是要激发出旁观者的共情；

四是旁观者要有足以采取救助行动的知识和能力，如果旁观者不具备相应的知识和能力，比如有人落水了，而旁观者并不会游泳，这种情况下，旁观者硬要救人的话，会引发新的悲剧；

五是旁观者需要最终下定决心，并实施助人行为。

因此，当你遇到突发危机状况时，你需要这样做：首先，大声呼救，能喊多大声喊多大声，必须引起周围人的注意；其次，明确地告诉周围人发生了什么情况；然后，从人群中指定一个人来帮助你，并且明确地告诉他应该做什么；最后，告诉他帮助你没有任何成本和风险，消除他的顾虑。

有一个好消息是，研究发现，人们的助人行善行为是完全可以通过后天环境来塑造的。例如，曾经有个脑损伤的患者，大脑中的杏仁核被病毒严重破坏了。因此，他根本就感知不到恐惧，而且对人非常冷漠无情。但经过医生和护理人员的悉心照料，再加上父母的接纳与呵护，他并没有变成一个冷血的罪犯，而是成了一个善良的普通人，只是比较缺乏人际交往能力而已。

当然，要充分激发人们心中的善，是需要条件的。

一是经济条件要相对富足。有一项关于美国50个州肾脏捐献情况的调查显示，经济条件比较好，人们的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州，捐肾者的比例明显比较高。经济条件好，人们帮助他人的能力就会比较强，后顾之忧会比较少。

二是社会文化水平要比较高。文化水平越高，知识传播越充分，对利他主义的宣传和提倡也就越充分，有利于促使人心向善。有研究表明，阅读小说等文学作品，尤其是读悲剧作品，能够显著提高共情能力，让人更能体验到苦难，更乐于助人。相比之下，阅读学术著作和纪实作品、看电影和电视剧都没这个效果。这是因为学术著作过于抽象，纪实作品过于写实，而电影和电视剧又过于具象，这些特点都会阻碍人们的共情。而文学作品，尤其是那些让你对其中人物的遭遇和情感产生代入感的作品，就特别能够激发共情。

三是接纳与包容。一个人要想有爱的能力，首先要曾经体验过被爱，否则他根本就不清楚爱是怎么回事。著名神经科学家塔尼亚·辛格说，人的大脑的可塑性非常强，我们完全能够成为富有同情心的人。

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有一家叫蒙多塔青少年行为治疗中心的机构，虽然这家机构收容的都是行为非常恶劣的孩子，曾做出过暴力、偷盗、性侵等恶行，但是管理者们从来不用惩罚的方式去矫正他们的行为，而是用真心跟这些孩子建立关系，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让他们体验到被爱、被关注、被看见。要知道，每个问题孩子背后都一定存在一个问题家庭，一定存在不接纳、不理解甚至忽略、强迫、虐待孩子的父母。在这种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孩子，是很难形成能激发助人行为的神经通路的。

人性看起来很复杂，但其实我们完全能够通过心理学知识去认识人性。善恶并不绝对，取决于你在与环境互动的那一瞬间做出了何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