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依然无法深深入眠。

依然无法好好进食。

依然呼吸短促。

依然以离开我的人无法承受的方式活着，依然。

整个世界以压倒性的音量不断搭话的夏天似乎过去了。我再也不需要在每个瞬间流汗，再也不需要全身放松躺在客厅的地板上，再也不需要为了不中暑而无数次用凉水冲澡。

世界和我之间产生了萧瑟的界限。我找出长袖衬衫和牛仔裤穿上，顺着不再吹来蒸汽般热风的道路走向餐厅。我仍然不能做饭，一天也只能吃一顿饭，因为我无法承受为谁做饭、一起用餐的记忆。但是规则再次回返，我虽然依旧不与人见面、不接电话，但再次定期检查邮件并确认信息。每天清晨都坐在书桌前写信，那封每次重新写起、写给所有人的告别信。

夜晚逐渐变长，气温持续下降。搬家后第一次走进公寓后方步道的十一月上旬，高大的枫树被染成火红，在阳光下闪耀不已。虽然美丽，但我内心能够感受到那美感的电极可能已经死亡或是几乎中断。某天清晨，半冻的地面上结了初霜，运动鞋鞋底踩在上面发出碎裂的声音。和孩子面孔一样大的落叶在狂风中翻飞，突然变得光秃秃的梧桐树干就像树名[梧桐树的韩文名称为버즘나무，버즘是버짐的江原、济州方言，意为干癣。]一样，斑白的树皮看来好像被恣意剥开。

*　*　*

接到仁善短信的十二月下旬那天清晨，我正走出那条步道。气温在零度以下的天气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月，任何阔叶树种的树木上已经不存在任何叶子。

“庆荷啊！”

仁善发来的短信里，只出现我简短的名字。

大学毕业那年，我第一次见到仁善。当时我工作的杂志社没有专门的摄影记者，编辑、记者大多自己直接拍摄照片，但在进行重要采访或旅行报道时，他们会和各自找到的摄影师结伴同行。由于最长要一起旅行四天三夜，前辈们建议同性会比较方便，于是我拜访了摄影企划公司，他们介绍了与我同龄的仁善。此后三年期间，我们每个月都会一起出差。辞职后，我也把她当作结交了二十年的朋友，因此对她的习惯非常清楚。像这样先叫我的名字，绝对不是问候，而是发生了具体而急迫的事情。

“嗯，什么事？”

我摘掉毛线手套回复短信后，等待了一会儿。因为没有立刻收到答复，在我正重新戴上手套的时候收到她的回音。

“现在能来吗？”

仁善不住在首尔，她没有兄弟姐妹，母亲在四十多岁的时候才生下她，因此她很早就经历了母亲年老患病的磨难。八年前，她回到济州山中的村落照顾母亲，四年后母亲便去世了，此后她独自一人住在那个房子里。在那之前，仁善和我随时在彼此的家里见面，一起做饭、聊天，但随着生活的地方越来越远，在经历各自曲折的过程中，见面的间隔也逐渐变长。后来，甚至有一两年没见到她。我最后一次去济州是在去年秋天，在那个仅把厕所简易改造成可在室内使用的木屋里，我足足待了四天，其间，她向我介绍了一对两年前从市场买来饲养的白鹦鹉——其中一只会说一些简单的话——她也带我去院子对面，她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度过的木工房。她让我看了用整棵木桩削成的无缝椅子——一定要坐下来看看有多舒服——她真挚地跟我说，她还说其实自己也无法理解为何这种椅子卖得不错，但对她的生计有所助益。她把桑葚和覆盆子放在水壶里，用烧木头的火炉煮茶，那是去年夏天她在屋子上方的树林里摘下，并冰冻保存下来的。茶水酸而无味，在我一边喝着茶一边抱怨其味道的时候，她穿着牛仔裤和工作鞋，束紧头发，像纪录片中的木匠一样，耳朵上夹着铅笔，用三角尺量着木板画出切割线。

应该不是让我现在去那个济州的家。我发出“你在哪儿？”的短信时，仁善的留言刚好也传来。上面写着以前没听过的医院名字，然后又问我和刚才一样的问题。

“现在能来吗？”

接着又发来短信。

“你得带身份证。”

要回家吗？我想了一下。虽然穿的是比我的身体大两号的长款羽绒服，但衣服还算干净。口袋里的钱包装有可以提取现金的信用卡和身份证。在向出租车停靠站所在的地铁站方向走了一半左右时，一辆空出租车驶向我，我招了招手。

*　*　*

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沾着灰尘、印有“全国第一”黑字的横幅广告。我付了出租车费后，朝着医院入口走去。我心想，说是国内最好的缝合手术专科医院，但为什么对我来说医院的名字如此陌生？通过旋转门，进入装修陈旧、昏暗的大厅后，我看到墙壁上贴着手指和脚趾各被切断一根的手、脚照片。强忍着想避开的视线凝视了一会儿，因为记忆可能比实际更可怕，所以想正确地记住，但是我的想法错了，那些照片让我越看越痛苦。我慢慢把视线投向照片的右侧，那里并排贴有手指和脚趾缝合在一起的照片，以清晰的手术疤痕为界，皮肤的颜色和质感都不一样。

仁善在这家医院里，这说明她在木工房里发生了这类事故。

有些人能改变自己的生活，做出其他人很难想到的选择，之后尽最大努力对结果负责，因此这些人不管以后走什么样的路，周围的人都不会感到惊讶。在大学专攻摄影的仁善从二十多岁起，开始对纪录片投以关注，十年间一直坚持做那些对生计没有帮助的事情。当然，能赚一点儿钱的拍摄工作她从不拒绝，但只要一有收入，就得将资金投进自己的工作里，所以她一直都很贫穷。她吃得很少，非常节俭，又做很多工作。她无论到何处都准备简单的便当，完全不化妆，对着镜子用剪刀剪头发。在较为单薄的外套和大衣内层加缝羊毛衫，穿起来比较暖和。神奇的是，这些事情看起来好像是故意那么做的似的，非常自然、好看。

仁善每两年完成一部自己制作的短篇电影，首次获得好评的是在越南丛林的村庄里采访被韩国军人强暴的幸存者的记录。那部纪录片几乎让人感觉大自然是该片的主角，凭借着阳光和苍郁热带树林形象压制一切的力量，仁善获得了私立文化财团对制作下一部纪录片的资助。这部片子讲述的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中国东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老奶奶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的日常生活。我非常喜欢片中这位在女儿的搀扶下、在室内也得拄着拐杖走路的老人空荡的眼神与沉默，以及平野无止境的冬日森林在寂静中交会的场景。所有人都预料她接下来的电影也会是见证历史的女性证言，但出人意料的是，仁善采访了她——只露出影子、膝盖和手，阴影中的灰色女人形体，缓缓说着话。如果不是身边熟悉她声音的人，一定连被采访的人是谁都不知道。一九四八年济州的黑白影像记录只是短暂插入，叙事中断，话语之间的沉默、阴暗的灰墙和光斑在电影放映期间消失后再次出现，让期待如同之前的电影一样感人的观众感到困惑和失望。与评价无关，仁善原本计划将这三部短片连接起来，制作第一部长篇电影，命名为《三面花》，但不知为何，这个计划中途被迫放弃，她转而报考了公费的木匠学校，并且被录取了。

我知道在那之前，仁善就喜欢进出邻居家附近的木工房。每当工作出现空当，她就会在那里待上几天，锯开木材、磨造木板，直接制作自己要用的家具，对此我感到不可思议，但我无法相信她真的放弃拍摄电影，成为木匠。在一年课程的木匠学校结业之前，她说为了照顾母亲，要回济州岛长住的时候也是一样。我想她会在故乡待上一段时间，然后再回来从事电影工作。出乎我的预料，仁善一回济州就改造院子里的橘子仓库，开始制作家具。当母亲的意识变得模糊，几乎一刻也不能独自待着的时候，她在内屋的檐廊设置了小型工作台，用木刨、凿子制作菜板、托盘、汤匙和勺子等小木器。母亲去世后，她开始整顿满是灰尘的工作室，重新制作大型家具。

仁善的骨架比较纤细，我从二十多岁开始就看到身高超过一百七十厘米的她熟练地搬运摄影设备，虽然对于她成为木匠感到惊讶，但看起来并不危险。唯一令我担忧的是她经常因为从事木工而受伤。在她母亲过世不久，她的牛仔裤被卷入电砂轮，从膝盖到大腿处留下了近三十厘米的伤疤——她笑着说，无论怎么用力，都无法将裤子拔出来，电砂轮一直发出巨响、不停转动，真的像怪物一样。两年前因想挡住装载的圆木堆倒塌，而造成左手食指骨折，韧带断裂，接受了半年的康复治疗。

这次应该不只是那种程度，而是什么东西被切断了。

原想在服务台询问仁善的病房号码，但一对看似失魂落魄的年轻夫妇抱着手上缠着绷带的四五岁孩子哭泣着进行咨询。我没能立刻走向那里，而是半蹲在大厅中，转过身去看了看旋转门外。还没到中午，但天色阴暗，好像傍晚一般。天空仿佛立刻就要倾泻下雪花，医院对面的水泥建筑物在冰冷、潮湿的空气中蜷缩着坚硬的身躯。

我想应该要去取一些现金。走向大厅角落的自动取款机时，我想到我的身份证有什么用处。因为是分秒必争的手术，在没有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手术，现在是不是需要能负责手术费和住院费的人呢？因为仁善没有父母、兄弟，也没有配偶。

*　*　*

“仁善啊！”

我叫她时，她躺在六人室最里面的病床上，焦急地凝视着我刚才走进来的玻璃门后方，现在她等候的人不是我。也许是急需护士或医生等人的帮助，突然好像清醒了一样，仁善认出了我。她的大眼睛睁得更大，闪闪发光，很快就变得像月牙一样细，眼角留有细纹。

“你来了？”

她用口型说道。

“怎么回事？”

走到仁善的病床前，我问道。她宽松的病号服上露出瘦削的锁骨。可能是因为浮肿，面孔看起来反而没有去年见面时那么瘦。

被电锯切断了。

仿佛不是手指，而像是脖子受伤的人一样，仁善没有发出声音，低声细语。

“什么时候？”

“前天早晨。”

她慢慢向我伸手问道：

“要不要看？”

出乎意料的是，她的手并没有完全包在绷带里。被切断后缝合的食指和中指第一节露在绷带之外。此外还夹杂着似乎流了没多久的鲜红色血液和氧化变黑的血液，覆盖着手术的痕迹。

我瑟缩的眼眶不自觉地颤抖。

“第一次看到吧？”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我盯着她看。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她隐约地微笑着，脸色苍白，也许是因为流了很多血。她最大限度地不使用喉咙，而是像说悄悄话一样低声细语，可能是因为说话时的振动会让她感到疼痛。

“刚开始以为只是被割得很深。”

为了听清楚她的话，我向她弯下腰，立刻闻到淡淡的血腥味。

“但是过了不久，痛得让我无法置信。好不容易脱掉残破的手套，发现里面有两节手指。”

要想听清楚她低声说出的话语，就必须观察她那开合的口型。失去血色的嘴唇近乎紫色。

“血液喷出来就是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想到要止血，但之后就想不起来了。”

仁善脸上浮现自责的表情。

“使用电动工具的时候，无论双手再怎么冰冷也不能戴手套，这完全是我的失误。”

听到病房玻璃门打开的声音，仁善转过头来。她从刚才就开始等待的人来了，从她突然松了一口气的表情就可以知道。一个六十岁出头、留着短发、围着棕色围裙的女人朝我们走来。

“是我的朋友。”

依然是低语，仁善向女人介绍了我。

“这位是看护我的人，和另一位轮流照顾我，她是白班。”

这位面容温和的看护笑着向我打招呼。她用刺鼻的泵式酒精消毒剂仔细消毒双手后，将放在床边柜子上的铝箱拿过来放在自己的膝盖上。

“几乎像是奇迹一样，跟我关系很好的山下村落老奶奶正好有事要去济州医院，儿子准备开车送她去。”

在仁善继续之前暂时停止说明期间，随着“咔嗒”的声音，看护打开了铝箱。里面整齐地装着两对尺寸不同的针头、消毒用酒精、带有灭菌棉花的塑胶盒和镊子。

“他是开卡车运送大件快递的司机，奶奶说要送给我一箱橘子，所以一起去了我家。当时木工房里开着灯却没有人回答，他觉得怪怪的，走进来之后看到我昏倒在地上。因为流太多血，所以先止血，然后把我放进卡车的后车厢，送到济州医院。我的两节手指就装在手套里，由奶奶拿着。岛上没有能做缝合手术的医生，所以坐上最快一班飞往首尔的飞机……”

仁善的低语中断，因为看护把一根针消毒后，毫不犹豫地刺向仁善血液尚未凝固的食指缝合部位。仁善的手和嘴唇同时颤抖，我看到看护用酒精棉球消毒第二根针，像刚才一样刺入仁善的中指。看护将两根针重新消毒后放入箱子里，这时仁善才松开嘴唇。

医生说手术很成功。

虽然仍在低声细语，但不知是不是为了忍住疼痛而用力，偶尔会有细细的浊音从字词之间漏出来。

“从现在开始，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出血停止。”

由于她尽全力低声说话，从病房门口的电视里传出的新闻主播的声音令人难以忍受。

“说是缝合部位不能结痂，要继续出血，我必须感受到疼痛，否则被切除的神经上方就会彻底死掉。”

我呆呆地反问：

“……神经死掉的话会怎样？”

仁善的脸突然变得像孩子一样明朗，差点儿就笑了出来。

“嗯，会烂掉吧？手术部位的上一节指段。”

她那圆圆的眼睛似乎在反问，那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我还是呆呆地望着她。

为了不烂掉，每三分钟像这样扎一次针，看护二十四小时在我身边。

“三分钟一次？”

我像是一个只会重复她说的话的人一样反问。

“那怎么睡觉？”

“我就这样躺着，晚上过来的看护一边打着盹儿，一边用针扎我。”

“这得持续多久？”

“三个星期左右。”

我有些气愤，目不转睛地看着她随鲜血流下而更加肿胀的手指。因为不想再看，在抬头的瞬间与仁善的眼神相对。

“很可怕吧？”

“不。”我回答道。

“我看着也觉得可怕。”

“不是的，仁善啊。”

我第二次说谎。

“其实我想放弃，庆荷。”

她没有说谎。

“医疗人员认为我当然不会放弃，尤其是右手食指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

仁善发黑的眼皮下，目光闪闪发亮。

“但是如果从一开始就彻底放弃的话，在济州医院缝上截肢的部位就能简单结束了。”

我摇了摇头。

“你是必须操控摄像机的人，就算是想按下快门，也绝对需要那根手指。”

“你说得对，而且即使现在放弃，也会一辈子感到手指的疼痛，所以医生不建议。”

那时我知道了仁善真的在认真考虑是否要放弃。每三分钟被刺一次那个部位的时候，她应该都会兴起这个念头，所以询问了医疗人员，现在干脆放弃不行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医生可能说明了关于幻肢痛的情况。虽然现在保留手指的疼痛更加强烈，但如果放弃手指，疼痛将会无可奈何地持续一辈子。

“居然要三周，太长了。”

我不知道那些话是否能成为安慰，只能自言自语。

“看护费用也应该会花费不少吧？”

“是啊，因为保险不给付，所以有家人的病人不会请看护。家人一直要这样扎的话，当然很辛苦，但是如果想要节省费用，那也没有办法。”

那一瞬间，我甚至心想幸亏我不是仁善的家人，不需要用我的手每三分钟在她的手指上扎进那些针。接下来我想到她要如何支付看护的费用。据我所知，仁善在照顾母亲的四年里，把首尔租房的全税[又称传贳，是一次性缴纳足量保证金，不付月租的租房形式。]押金都用光了。虽然经由贩卖亲手制作的木制家具和小木器可以维持自己的生计，但似乎没有存下应对这种事故的大笔资金。“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有什么可担心的？”我曾经问及她的经济情况，仁善如此回答，“存款为负的情况只是偶尔出现，大致上都还有点儿钱，偶尔钱还蛮多的……就这样吧，还过得去。”

*　*　*

“现在那个，是雪吗？”

听到仁善的话，我吓了一跳，回头看了看。

从病房看向道路方向的窗外飘散着稀疏的雪花。看着像白线一样的雪花划过空中好一阵子之后，我环顾了一下病房，似乎已经习惯了疼痛和忍耐，面孔空虚的病患和家属都沉默地望着窗外。

我看着紧闭嘴唇、望着窗外的仁善侧面。她虽然不是特别美的女人，但有些人却觉得她很美，也许是因为她拥有聪慧的双眼，但我一直认为是因为她的性格。她从不随便说话，也从未陷入无力和混乱中，从来没有浪费生命的态度。有时候会觉得只要跟仁善短暂交谈，那些混乱、模糊、不明确的事情就会减少。她的话语和姿态中蕴含着让别人相信我们的所有行为都具有目的，即使付出极大努力的事情宣告失败，也仍会留下有意义的沉着力量。即便她现在满手是血、穿着宽松的病号服、手臂上挂着一串串针管也是如此，她看起来不像是羸弱或面临崩溃的人。

“可能会下很多雪吧？”

对于仁善的问话，我点了点头。感觉真的会下很多，四周比刚才更加阴暗。

“好奇怪啊，这样和你一起看雪。”

仁善的目光从窗口转向我，如此说道。我也觉得奇怪，眼睛似乎总是感觉到不真实，是因为它的速度，还是因为它的美丽？当雪花仿佛永远以缓慢的速度从空中散落时，重要的事情和无关紧要的事情突然有了明显的区别。有些事实变得明确，甚至让人畏惧，比如说痛苦或过去数个月坚持完成遗书的矛盾意志。暂时离开自己生命的地狱，探望朋友的这一瞬间，让我感觉奇异的陌生和鲜明。

但是我知道仁善说“好奇怪啊”是另一个意思。

*　*　*

四年前的深秋，仁善为母亲举行葬礼时，几乎没有告诉首尔的熟人，但她联络了我。夜深时分，村民们各自回家，我以前认识的几个纪录片制作人员也陆续乘飞机离开后，济州市内医院的灵堂变得非常安静。“不累吗？”仁善问我，我摇了摇头。虽然觉得应该与痛失母亲的她进行一些日常的对话，但是不知道应该对很久没有分享琐碎日常的她说些什么。自从母亲情况恶化以后，仁善就不希望我来找她了。打电话没有及时接听，也没有马上回我电话。用短信问好，总是几天后才收到她的答复。每当读到无法得知她内心想法的简短而平静的句子时，总会产生距离感。当然，我的生活没什么变化，你也好好过日子吧！这种隔绝的时间在我们之间流逝，如今还能询问未来的计划吗？

那一夜，仁善向我说起过去那段时间的问候中提及有关黑色树木的梦，似乎是因为那种无比复杂的心情。我和她隔着摆放没有吃过的切糕和剥好皮的橘子的盘子坐着，我坦诚地跟她说，那个夏天做的梦越是在接近冬天的时候，我越是会经常想起。因为习惯性胃痉挛，得去固定的医院，走在那似乎永远看不到尽头的八车线道路上，穿越斑马线时；等待着约好但还没到来的对方，我蜷缩在喧闹的咖啡厅角落，望着门口的方向时；从另一个噩梦中醒来，后颈发抖地仰视天花板的黑暗时，那未可知的原野上飘着雪，海水从黑色树木中涌来。

因此我问仁善：“要不要一起做点儿事？一起种上圆木，给它们涂上墨水，等待下雪，把那些拍成影片怎么样？”

“那么，得在秋天结束之前开始。”

听完我的话之后，仁善如此回答。身穿黑色丧服，用白色橡皮筋紧紧绑住短发的脸庞真挚而沉着。她说，要种下九十九棵圆木，必须在地面结冰之前完成，最晚也要在十一月中旬以前召集人们一起把树种下。她拥有没人使用的废弃土地，是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所以使用那个地方就可以了。

“济州岛的土地也会结冰吗？”我问她。

她回答：“当然，山上整个冬天都会结冰。”

“雪会下到可以拍摄的程度吗？要是鹅毛大雪就更好了。”

我之所以再次询问，是因为从没想过那件事可以在济州实现。温带和亚热带树种混合生长的岛屿就算下雪又能下多少呢？我反而觉得比首尔更冷的地方，比如江原道边境附近的某个地方更加合适。

“啊，不用担心下雪的问题。”

她微笑着，眼角泛起细纹。这也是那一整天我第一次看到她的笑容。仁善说济州是一个雨、雾、雪都很多的潮湿地方，一到春天，因为雾太大看不到阳光的乡下女人甚至会患上抑郁症。不仅是暴雨频繁的夏天，就连旱季的春、秋两个季节也都每周下两三次雨，到三月下旬为止下鹅毛大雪的情况也很常见。

“提前种好树木是最重要的工作，把人们聚在一起种地也得好好计划，但是不用担心拍摄雪景的问题，我一有空就先最大限度地拍下来。”

就这样，当年冬天想要一起合作的工作，一回到首尔就因为我必须解决的个人问题而遭到延迟，此后情况也大致相同。有些年是她，有些年是我的条件不允许或身体不好，但是每年下第一场雪的时候，我总会想起今年也没能做成那件事。我和她之间总是有人会先打电话，说这里下雪了，那边怎么样，另一个人回答这里明天下。如果两人中有人问明年能做吗？另一人一定会回答说好，明年一定要做。然后谁也不用先说就笑了，我也曾想过也许不断延后的状态正变成那件事的本质。

*　*　*

“咔嗒”一声，铝箱又被打开了。我紧张地看着看护将消毒剂充分地倒在手掌上，连手指之间也进行消毒的动作。反而是仁善就像什么声音都没有听到一样，好像连我在看什么都不知道一样呆呆地看着我。

太郁闷了，连下床都不被允许，就这样持续着。

仁善的嘴角浮现出温柔的抱怨般的微笑。

走路不行，连手臂稍微用力也不行。

看护依次消毒了两根针。也许是在触摸针时可能会携带细菌，双手又进行了一次消毒。

绑住的神经不小心的话会重新松开。要卷到手肘上方，想找到神经就要重新进行全身麻醉，还要切开肩膀。听说今年年初有人因为麻醉没醒过来被送到大医院去，几年前还发生过因为败血症死亡的病例。

仁善的话停住，我再次清楚地看到看护毫不犹豫地将针扎进仁善伤口的动作，我开始后悔和仁善一起停止呼吸。刚才在医院大厅里不是已经明白了吗？看得越仔细越痛苦的经验。

看护把第二根针刺入仁善的中指时，我把视线转向了放在仁善枕头旁边的手机。我能想象到仁善为了给我发短信，不能移动包扎绷带的右手，小心翼翼地运用腰部、肩膀和左手的动作。现在能来吗？用尽全力连接子音和母音，分开间隔，如此问了两次。但为什么偏偏是我呢？

我知道她没有多少朋友，只和少数性格吻合的人联络。但是我没想到，在这样的瞬间她最先想到的人是我。夏天的时候，我想着可能的收信人，写下请求的话语，但是我没有想起仁善的脸庞，她距离我很遥远的事实可能是最大的因素。她独自看护母亲四年，直到母亲临终，所以我不想再给她添麻烦。在那段时间里，首先跟我保持距离的一方是仁善，我个人情况也不好，但我无法确定我是不是真的没有可努力的余地。坐飞机到济州岛不到一个小时，为何我从未想过要拉近我和她之间出现的距离？

正是因为如此复杂的想法，我才会问“没事吧？”我本来是想说一定没事的，但在不觉间说出这句话。我刚才看见因为新的痛楚让仁善的嘴唇颤抖。也许是因为忍受疼痛而暂时失去意识，在认识她的漫长岁月中，我从未见过她投向我的目光如此空虚。难道只有持续引起如此可怕的疼痛，神经线才会连接在一起吗？我无法接受。二十一世纪的医术难道除了那些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是不是为了争取时间而在机场附近寻找，所以才来到这个规模太小的医院？

仁善的眼睛再次出现光芒。我以为她没听到我刚才愚蠢的问题——没事吧？——正如同在回答具有意义的话语一样，她轻声说道：

“还是先继续做下去吧！”

这是仁善长久以来的口头禅。在一起进行采访旅行的时期，如果遇到出现问题的状况或邀请的地方出事，而我陷入慌张的时候，同龄的仁善总会那样爽快地说这句话。我还是先继续吧。不管我是解决了全部的问题，还是只解决了一半，甚至最终还是失败归来，她都会布置好设备，让现场几乎所有人都站在自己的一边，等待着我。如果需要录制采访影片，她就会固定好摄像机，为了拍摄剧照，她也会拿着相机笑着说道：

“想开始的时候就开始。”

如果我突然被那笑容传染，心情变得开朗，仁善也会因此而安心，眼睛就变得更明亮。

“嗯，我还是会继续做的。”

那句话就像咒语一样让我安心。不管遇到多么挑剔的采访对象，即使出现意想不到的突发事情，只要看到她沉着地凝视取景器的脸，我就会觉得没有必要惊慌失措，也没有理由慌张。

*　*　*

在最后一次的通话中，我明白仁善说了类似的话，也是在那一瞬间。

八月的凌晨，在梦境和现实之间再次看到黑色树木的原野，我终于睁开眼睛，从那里逃了出来。我撑起被汗水浸湿的身体，走向阳台。一打开窗户，曾有很短暂的时间感受到凉风吹拂，但湿气随之袭来，很快就变得更加燥热。

知了又在大吵大闹，如此看来，它们好像整夜都那样鸣叫。没过多久，隔壁和楼下的空调外机又开始大声旋转。我先关上窗户，然后用冷水冲洗像穿着盐衣一样黏糊糊的身体。在无处可逃、无处可躲的酷暑中，我躺在客厅的地板上，将手机放在枕边，一直等到七点。那几乎是上午唯一能与仁善通话的时间。因为她每天从一大早到傍晚六点都在木工房工作，工作的时候手机调成静音。

“嗯，庆荷。”

仁善一如往常，愉快地叫我的名字。

“过得好吗？”

平淡地问候彼此之后，我说道：“那个种植黑色树木的计划最好不要再进行下去了，我从一开始就理解错了梦境的意义，真的很抱歉，以后见面再详细告诉你。”

“……原来如此。”

我的话刚说完，仁善就立刻回答。

“可是怎么办？我已经开始了，上次你回去之后，就立刻开始了。”

去年秋天，在济州首先提出这件事的人是仁善，我也答应了。

“现在我真的可以开始了。”仁善说。

“你来济州以后，完全没做摄影的工作吧？”我小心询问，“现在要重新开始了吗？”

当我进一步询问时，她沉思了一会儿才回答：“也许吧！”

“庆荷啊，从冬天开始就收集树木了。”

就像在等这个电话一样，就像为了说明过去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一样，仁善条理分明地接着说道：

“收集了比九十九棵还多，从春天就开始进行干燥作业了。因为现在是夏天，所以有点潮湿，到十月一定能干燥到最佳程度。只要在十一月底以前努力工作，在地面结冰之前种下的话，从十二月到次年三月，每次下雪的时候都能够拍摄了。”

我想她也许正在准备也未可知，所以急忙打电话给她，这让我十分惊讶。就像过去四年那样，我暗自认为不管是出于什么理由，这个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

“那么，是不是可以用那些树木制作别的东西呢？”

仁善笑了。

“不，不能用那些树木做别的工作。”

我很清楚仁善用微妙差异的笑声表达感情的习惯。当然因为好笑或快乐，她也会以亲切、调皮的心态笑出来，不过她在拒绝任何事情之前，因为要和对方表达不同的意见，但仍然不想吵架的瞬间也会笑。

“对不起，仁善。”

我再次道歉。

“还是别做了吧，我是认真的。”

仁善用完全失去笑声的嗓音问我：

“你会不会改变想法？”

“不，不会的。”

我觉得应该回答得更清楚些。

“是我的错，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想错了。”

手机彼端，她沉默的几秒钟感觉比实际更长。

仁善打破沉默说道：

“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继续下去的。”

仁善啊，你别做了。我虽然劝阻她，但她却像宽厚地道歉的人一样，说没关系。而且她的声音似乎在安慰我，充满了耐心：“我没事，庆荷，不用担心。”

*　*　*

“咔嗒”，令人厌烦的声音再次传来，看护的铝箱重新打开，又过了三分钟。与我目光相遇的看护辩解似的说道：

“你朋友的意志真的很强，她一直在坚持着。”

在没有同意和否定的情况下，仁善慢慢向看护伸出右手。“我觉得沾着血的绷带太黏稠了。早上护士来擦药、重新缠上绷带了吗？真的换过了吗？血一直流着。”

医生和护士们都这么说：“真的在坚持着。”

在两个患部依次插入、拔出针时，仁善闭着嘴，看着窗外。水分多、颗粒小的雪花垂直地划着细细的线条坠落。

“雪很奇怪吧？”

仁善用模糊的声音说道。

“怎么可能从天上降下那样的东西。”

*　*　*

似乎从一开始就不需要我回答似的，像是对窗外某处的其他人说话一样，她接着轻声说道：

“我在卡车后车厢里醒了过来，

可怕的痛觉从被锯断的手指处蔓延开来。

那种痛苦以前根本想象不到，

现在也不能用言语形容。

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

不知道是谁把我载到哪里去。

看着眼角无止境流经的树木，我只是猜想是否正在穿越汉拿山。

在快递箱子、粗大的橡皮绳索、脏毛毯、车轮锈迹斑斑的推车之间，我像濒死的昆虫一样蠕动着。

疼得几乎要昏死过去，

我倒是想昏死过去，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想起你的书。

书里描绘的人，不，是当时实际在那里的人。

不，不仅是那里，是所有存在于发生类似事情地方的人。

中枪，

挨棍子打，

被刀刺死的人。

该有多疼啊？

两根手指被切掉就这么疼，

那些死去的人啊，以要了他们命的程度，

身体某处被贯穿、被砍杀的人啊！”

*　*　*

那时才知道，仁善一直想着我，准确地说，是想着我们约定好的计划。更确切地说，是四年前我梦中的黑色树木。而那本书正是梦境的根源。

下一瞬间，我做了更可怕的猜测，因此停止了呼吸。仁善去年夏天说，已经准备好树木，正在进行上百棵圆木的干燥作业。从秋天开始，将它们锯开、剪断、修裁，制作像蜷缩着背的人一样倾斜、扭曲的人体形状。

*　*　*

“你一直在做那件事吗？”

我仿佛觉得自己无处可逃，结结巴巴地问她。

“就是我说过不要再做的那件事，你的手是不是因为做那件事才受伤的？”

我明明说过不要做了，为什么你一个人固执地一定要做呢？但是我无法说出口。“一开始就不应该向你提起那个建议，我这个弄不清楚意义的人根本不应该向你诉说梦境的内容，那种事情根本就不应该把你扯进来。”

“那不重要，庆荷。”

在看来委婉而肯定的回答之后，似乎要拒绝我所有的道歉、自责和后悔的话语，仁善迅速地接下去说。不再像悄悄话一样轻声细语，似乎突然克服了所有疼痛，声音变得清晰起来。

“今天要你来并不是因为那件事，是因为有别的事要拜托你。”

我无法躲避她突然充满生机、闪耀的双眼，等待着她下面要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