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以为是鸟类，数万只拥有白色羽毛的鸟类紧挨着水平线飞翔。

但那并不是鸟，而是强风暂时刮散远海上的雪云。在那间隙中，阳光泻落，雪花闪耀。海平面反射的光线倍增，让人产生一种璀璨的白鸟群从海上掠过的错觉。

这样的暴风雪对我而言还是首次。十年前的冬天，我曾在首尔街头见过积雪达到膝盖的情景，但填满天空的密度并没有这么大。因为是内陆城市，所以也没有刮过这样的风。现在我乘坐的巴士行驶在风雪交加的海岸道路上，我系着安全带坐在最前排的座位上，看着被强风刮起的椰子树。虽然湿滑路面的温度临近冰点，但如此多的雪丝毫没有积累，甚至消失得无影无踪，让人觉得不太现实。有时因为无法理解的大气作用，狂风突然静止，这时可以观察大片雪花的下降速度有多慢，如果不是在行驶的巴士里，似乎可以用肉眼观察到六角形的结晶。但是，如果风再次刮起，就像巨大的爆米花机器在空中剧烈转动一样，雪花会直往上蹿，就如同雪本来不是从天而降，而是从地面上不断冒出，被吸进空中一样。

我渐渐变得焦躁起来，因为我认为乘坐这辆巴士是错误的选择。

两个小时前，我乘坐的飞机非常不稳定地摇晃，降落在济州机场，飞行途中经历了像是只从新闻节目里听过的乱流现象。滑行在跑道上的飞机速度逐渐减慢的时候，坐在通道对面座位上的年轻女子一边滑着手机一边自言自语：“天哪！在我们之后的飞机全部停飞了。”一个看似她恋人的年轻男子回应道：“我们运气好啊！”女子大笑说：“这是运气好吗？这种天气？”

一出机场，暴风雪就刮得让人睁不开眼睛。在经历过四次出租车拒载的情况下，我越过斑马线，回到机场大厅前，并走近身穿荧光色背心、在观光巴士货舱内装载行李箱的职员，询问他们是否知道我被拒载的原因。五十岁左右的男子听到我的目的地后，劝我坐公共汽车。他说在大雪预防警报和强风警报同时发布的济州岛上，没有出租车想进入仁善家所在的山中村落。他说，公共汽车无论是哪条路线，都会在轮胎上固定铁链后行驶，但如果连夜下雪，行驶就会中断，从明天早晨开始，山中很有可能被孤立。“该坐哪辆公共汽车呢？”我问他，他摇了摇头。先在这里随便坐一辆公共汽车去巴士客运站吧！因为眼睛和鼻子不断受到风雪的侵袭，他皱紧眉头说：“没有公交车不去巴士客运站的。”

我听了他的劝告，搭上最先到来的市内巴士前往客运站。我非常不安，这里大概下午五点天就黑了，此时已经下午两点三十分。仁善的房子离村子很远，从入口处至少还要再走三十分钟。仁善经常抱怨没有路灯，她也得拿着手电筒走夜路，在这样的天气下，我一个人走进去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也不能在济州市内找一个住宿的地方，等待天亮以后再进去，因为进入山中的道路今晚可能就会中断。

到达客运站没多久，途中经过南方海岸P邑的环岛快车就进站了。P邑是离仁善家村子最近的小镇，虽然也有穿越汉拿山直接通过仁善村庄附近的公交车，但由于发车间隔较长，需要等候一个小时以上，所以我坐上了那辆环岛巴士。如果要去邮局或农协办事，仁善就会开着小型卡车去P邑。从高度下降的区间开始，郁郁葱葱的山茶树向两侧无尽延伸的那条路，我也曾坐在副驾驶座上，与仁善一起奔驰过。她告诉我，每小时有三辆连接P邑和村庄的小型支线巴士。在没有行李、天气好的时候，她不会开卡车，而是乘坐巴士到P邑，在海边走走再回来。在哪里走？当我问起时，她用眼睛指着沙滩，碧蓝的大海带着波浪涌上来。

因为那些清晰浮现出来的信息，我相信那一瞬间我做出了最好的选择。先乘坐环岛巴士到达P邑后，再换乘支线巴士进入仁善的村庄，但问题是济州岛的海岸线形成了长长的椭圆形，在客运站等候一个小时，乘坐横穿汉拿山的巴士也许会更快。在绕行这么长的路途中，从P邑进入仁善村庄的小型公交车可能会因降雪而中断行驶。

一大堆深红色花朵为之盛开的亚热带树木正剧烈地摇晃着身体。下这么大的雪，却一点儿都不会堆积在花瓣上，正是因为阵阵狂风所致。椰子树挥舞着多条如同长臂般树枝的动作显得更加激烈。所有树木的光滑叶子、花梗和繁茂的枝条都像独立的生命体一样，像要自己摆脱暴雪而抖动着。

我想着与这里的风雪相比，首尔下雪时是多么宁静。就在四个小时前，我从仁善住的医院出来，坐在出租车后座上看到的雪就像密密麻麻地缝缀在灰色天空和柏油路之间的无数白线一样。我离开每三分钟就要被针刺一次，借以流出鲜血的仁善；没有声带振动、只是轻声细语说话的仁善；不知是因为疼痛还是其他感觉，用闪闪发光的眼睛凝视我的仁善，搭乘出租车奔向金浦机场。两支雨刷把像湿线一样沾在玻璃上的雪花抹掉。

*　*　*

因为仁善说去我济州的家，所以我来到了这里。

“什么时候？”

我一问，仁善立刻回答：

“今天，太阳西沉之前。”

从医院坐出租车尽快赶到金浦机场，坐上最快的飞机赶到济州已经是一件不知是否可能的事情。虽然我认为这是奇怪的玩笑，但仁善的眼神却非常真挚。

“不然就会死掉。”

“谁？”

“鸟。”

鸟？我原本想反问，但我记得去年秋天在仁善家里见到的两只小鹦鹉，其中一只还跟我搭话说你好，因为那个声音和仁善的声音很相似，我对此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鹦鹉不仅能模仿人的发音，还能模仿人的音色。更神奇的是，那只鸟似乎能听懂仁善的提问，将“嗯”“不”和“不知道”等回答交叉在一起，进行了相当不错的对话。那个早晨仁善说，像鹦鹉一样模仿说话是错误的比喻，因为事实上可以如此进行交谈。她笑着说服半信半疑的我，你也说说看，过来我的手上。我犹豫了一下，但仁善的微笑让我鼓起勇气，于是打开鸟笼，伸出食指。要上来吗？鸟儿马上回答说不，我觉得有点儿尴尬。似乎是要否定刚才的回答，细小而粗糙的脚，几乎没有重量的身体，鹦鹉飞上我的手指，我的心奇怪地被打动了。

阿米几个月前死了，现在只剩下阿麻。

如果我的记忆正确，说话的鹦鹉应该是阿米。不是说还能活十年吗，为什么突然死了呢？它是一只白鸟，头上和尾巴的羽毛上有着比柠檬颜色稍浅的黄色细纹。

你去看看阿麻是不是还活着，如果还活着就给它水喝。

与阿米不同，阿麻从头到尾的羽毛都是白色的，看起来更加平凡。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可以流畅地模仿仁善的哼唱。阿米飞到我食指上的同时，阿麻飞到我的右肩上坐着。和阿米一样，我从毛衣的夹缝中感觉到它那没有重量的身体和粗糙的爪子。为了看清它的脸，我回头一望，小家伙歪着头，用沉思的左眼看了我几秒钟。

“知道了。”

因为仁善的请求非常认真，所以我首先点了点头。

“我回家收拾行李，明天凌晨坐第一班飞机去。”

“那不行。”

中途打断对方的话是仁善平时不会做的事情。

“那就太晚了。事故发生已经是前天了，那天晚上做完手术，到昨天为止，我的脑袋里一片混乱，今天刚恢复精神就跟你联络了。”

“济州岛没有可以拜托的人吗？”

“没有。”

我无法相信这句话。

“济州市或西归浦也没有？发现你的老奶奶呢？”

“我不知道她的电话号码。”

我觉得仁善的语调很奇怪，几乎是不容商议。

“庆荷，拜托你跑一趟。在那里照顾一下阿麻吧，直到我出院为止。”

我还想反问那又是什么意思，但仁善接着快速说出下面的话，我无法打断。

“幸亏前天早上把水碗装满了。小米、干果也一样，原本想可能会工作到很晚，所以放了很多。这两天也许无论如何都能坚持下去，但是要让它活三天是不可能的。今天之内赶去的话，有救活的可能，但是到了明天一定会死的，一定的。”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我安慰仁善，但并不是真正了解她。

“但是我不可能在你家一直待到你出院。我先去把它救活，然后连同鸟笼一起带回来。看到它平安无事，你也好放心。”

“不行。”仁善倔强地说，“阿麻一定无法忍受环境突然改变。”

我感到惊慌，在我们认识的二十年里，仁善从未以这种方式提出过无理的请求。当她用信息说需要身份证时，我还以为是发生需要签手术同意书等紧急的状况，所以没回家就直接坐上了出租车。是不是因为可怕的疼痛和打击，仁善身体的哪些部分发生了变化？难道说这一切都是起因于我提议过的事情，所以想让我承担责任吗？不，能拜托的人真的只有我吗？得在济州待上一个月，能够照顾小鸟的人，再也不存在工作、家人、日常生活的人？然而不管其中的理由是什么，我都没有办法拒绝。

*　*　*

每当强风驱散远海的乌云时，阳光就会降落到水平线上。成千上万鸟群般的雪花像海市蜃楼一样出现，在海上飞舞，然后突然随着光芒消失。在我额头顶着的冰冷车窗上，两支雨刷发出“嘎嘎”摩擦声的巴士前方玻璃上，巨大的雪花不停地碰撞后消失。

我把头部摆正，翻着羽绒大衣的口袋，掏出其中的口香糖打开包装。因为登机时间将近，我在金浦机场的便利店里买了口香糖。镶嵌在银箔包装里的十二个正方形口香糖中，有一粒已经在飞机起飞时嚼了，现在取出第二粒放在手掌上。我把那个曲线圆滑、中间鼓起的口香糖放进嘴里咀嚼起来，因为出现了那似乎从远处开始破冰而来的偏头痛前兆。为何会罹患伴随可怕的胃痉挛和血压下降的偏头痛，我并不清楚。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所以总是随身带着药。今天临时到家门口散步，然后就直接过来这里，所以没能带上。经过前兆阶段，真的开始出现症状后，任何应急处方都已经没有意义。在之前的临界点上，能够起到帮助作用的，在我的经验上只有口香糖而已。最软的粥也是有害的，一旦开始头痛，终究会吐出来。

“你要去哪里？”

司机用济州话大声问我，因为我没有行李，穿着一件看起来不太适合远行的外套，所以他觉得我是当地人。

“去P邑。”

“哪里？”

我更大声地回答：

“到了P邑能告诉我吗？”

近在咫尺，却听不清司机的回答，因为声音被车窗外的风吞噬了。他问我的目的地可能是大部分的车站都没有人。巴士里的乘客只有我一个，从远处看，如果车站没有人等候，车就不会减速而是直接驶过。

但在下一站就有人上车。一名看似游客的三十多岁男子在暴风雪中探出上身招着手，似乎光是顶着强风等待就很辛苦。他没有付费就坐在驾驶员的后座上，好不容易在旁边的座位上放下看似十分沉重的背包，然后才从夹克的口袋中取出皮夹。

“去机场吗？”

他边刷交通卡边问司机。

司机大声回答：“啊，去机场要在对面坐，而且飞机不会起飞。”

“不去机场吗？”几乎绝望的疲劳从男人的声音中流淌出来，“巴士前面明明贴着的啊！去机场。”

“去是去，但是要绕很远，所以要在对面坐。”

“我真的等了很久了，只要能去机场，我就坐这班巴士去。”

“还要绕两个小时呢！”

司机咋舌。

“要不要坐那是乘客的自由，今天飞机不会起飞。”

“我知道，我会在机场等到明天早上。”

男人虽然始终用恭敬的口吻，但不知是不是因为司机不怎么使用敬语，声音听起来好像在压抑着愤怒。

“在机场等到早上？机场晚上十一点关灯，然后大家都得离开。”

“不能在机场熬夜吗？”男人似乎有些吃惊地反问，“那今天没坐上飞机的人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得找个住的地方啊……真是的，这种天气连个对策都没有？”

司机用后视镜斜视着茫然地张着嘴的男人，摇了摇头。

对话就此中断。男子似乎死心了，系上安全带，打开手机，也许是搜寻济州市内能住宿的地方或联络熟人。我把目光投向他的背包挡住一半的内陆侧车窗。那个方向应该有海拔接近两千米的死火山，但任何景象都无法进入视线当中。只见一大片乌云和雪雾的白团在虚空中晃动。海岸虽然没有积雪，但只要高度稍微升高，情况就不一样了。瞬间云雾消散，奇迹般照耀的阳光就像低飞的鸟群一样飘扬在海面上，那种灿烂雪花的慈悲应该不存在于那个山间。到达P邑后，就要进入密度极高的暴风雪中。

*　*　*

仁善熟悉这样的风雪吗？我忽然想起来。这样的暴风雪——无法区分云、雾、雪界限的晃动灰白色块对她来说是不是很惊讶或特别的事情？自己出生、成长的石屋在那巨大的团块中以明确的坐标存在，一只不知是死是活的鸟在那里等待着。

一起出差旅行的第一年，仁善很少提及故乡的事情，再加上她说了一口完美的首尔话，所以对我来说，她就像首尔人一样。某个晚上，她用宿舍大厅的公用电话给母亲打电话，我在旁边听到她跟母亲谈话后，才切身感受到仁善来自遥远岛屿的事实。除了几个名词之外，她说了一些让我无法听懂的方言。她脸上带着笑容，接连问了些什么，用几个我听不懂的句子开玩笑后，在我无法理解的语境中大笑后放下听筒。

“是什么那么有意思啊，和妈妈一起？”我问她。

她爽快地回答：

“没什么，只是……”她说着看了看篮球。

笑容的余韵还留在她的脸上。

“妈妈，其实就是老奶奶，她四十岁以后才生下我，已经六十好几了。她连篮球规则都不懂，因为有很多人在球场上跑来跑去，觉得很有意思才看。家里孤零零的，没事的时候很寂寞。”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淘气，好像是在取笑挚友的秘密习惯。

“她都那个岁数了，还在工作吗？”

“那当然，济州岛的奶奶们到八十岁都还工作，收获橘子的时候互相帮助。”

仁善又笑着回头说刚才的故事。

她也很喜欢看足球比赛，因为会出现更多的选手。如果在新闻里出现游行和示威的场面，你不知道她看得多么仔细，就好像听说有认识的人会出现一样。

此后，在火车或高速巴士上，如果觉得时间过得很慢的时候，或者餐厅里还没上菜时，我偶尔会让仁善教我济州话，因为她跟母亲说的话中浊音很多而且语调柔和的方言非常好听。

“反正你去济州旅行也用不上济州话，因为大家都能看出来你不是本地人。”

刚开始，仁善并不乐意教我，但当我真正表现出兴趣时，她就从简单的开始慢慢告诉我。最有趣的是与陆地语言不同的动词和形容词的词尾，我们偶尔也会练习会话，每当我说错的时候，仁善都会面带笑容地纠正我。有一天她说：

“有人说是因为那里风很大，所以语尾非常短，因为风声会打断语尾。”

就这样，仁善的故乡只剩下她教给我的方言——语尾简短——以及因为想念人而喜欢看篮球比赛的像孩子一样的奶奶形象。我刚辞掉杂志社工作的年底，作为中间不夹杂工作的单纯朋友，我第一次和她一起待到晚上。

岁末的夜晚，我们在一个位于车辆不多的双行线道路边、有着落地窗的面店一起吃了面。我记得当时觉得随着岁月的流逝，两人的年龄就会增加一岁的事实非常沉重。

“下雪了。”

听到仁善的话，我咬断面条，朝窗外望去。

“没下啊。”

车子经过的时候我看到了。

随后，一辆车驶过，前照灯灯光照耀的黑色空中闪烁着如盐粉般的雪花。

仁善放下筷子，走出餐厅。我继续吃着面，从窗外望了望她的背影。我以为她出去是要打电话给谁，她的手机却安好地放在桌子上。是想拍照吗？虽然留下相机走了出去，但也许是在想要怎么拍摄。与仁善同行的时候，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总是要在两者中选择一个。是要怀着好奇心看着她观察什么、用照相机照了什么，或者我想着自己的事情，慢慢地等待。

出乎意料的是，仁善没有回来拿相机。她穿着露出肩膀和肩胛骨瘦削轮廓的单薄高领衫，双手放在浅色牛仔裤口袋里一动也不动地站着。一辆出租车再次驶过，前照灯照耀的空中，散开了盐粉般的雪花。她就像一个忘却一切的人——吃到一半的面、作为同伴的我、日期、时间和地点。不一会儿，她走回餐厅，我看到她头上的细微积雪，在走到我们桌前的短短时间里融化成零星的水珠。

我们无言地吃完剩下的面条。如果长时间与某人相处，就会隐约地学习到在哪一瞬间应该少说话。两人都放下筷子，过了很长时间，她才开口说自己十八岁时曾离家出走，当时过了一个死劫。我内心很惊讶，因为我很清楚在仁善九岁的时候就守寡并独自把女儿培养到大学毕业的年迈母亲对于仁善具有何等意义。

“你老是说妈妈像奶奶一样，我真的以为是我和外婆之间的关系一样。”

我对仁善说道。

“因为外婆和父母不一样，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复杂的心情……只是无止境地给予。”

仁善静静地笑着，她同意我的话。

“妈妈真是那样，真的像奶奶一样对待我，没有任何期待或责备。”

就像母亲在身边听着一样，仁善的语调非常谨慎。

“小时候没有任何不满，爸爸和妈妈的声音都不大，家里总是很安静。父亲去世后更安静了，我总是感觉到世界上只有妈妈和我两个人。晚上我偶尔会肚子疼，妈妈用线把我的大拇指绑起来，用针刺指甲的下方，然后不停地揉我的肚子。哎呀，我这个瘦得像高粱秆的女儿啊，真是像爸爸一样体弱啊……”她总是叹着气自言自语。

仁善用筷子搅着大碗，发现再也没有剩余的面条后，才把筷子放到桌子上。就像要接受某人的检查一样，她端正地对齐筷子。

“但是不知道那一年为什么那么讨厌妈妈。”

*　*　*

呼——热气从胸口开始顺着喉咙涌上来，让我无法忍受。我讨厌家里，讨厌从独户的屋子走到公交车站的三十多分钟路程，讨厌得坐公交车才能到的学校，讨厌上课铃声《致爱丽丝》，讨厌上课的时间，讨厌似乎什么都不讨厌的孩子，讨厌每个周末都要洗好后熨烫的校服。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讨厌妈妈。没什么理由，就像这个世界很恶心一样，觉得妈妈也很恶心，就像我厌恶自己一样厌恶妈妈。厌倦妈妈做的食物，妈妈总是仔细擦拭满是斑驳痕迹的饭桌，她的背影让我厌恶，我不喜欢她那老式的盘髻白发，像是受罚的人一样微驼的步伐让我郁闷。厌恶的心情越发高涨，后来连呼吸都不顺畅，如同火球一样的东西无休止地从胸口沸腾上来。

因为想活下去，最终选择离家出走，不然的话，那个火球似乎会杀了我。早上一睁眼就换上校服，背包里没有放进教科书和笔记本，而是收拾了内衣和袜子放进去，辅助包里则放进便服。当时也像现在一样，十二月，大家互助采摘橘子并加以包装的时候，所以妈妈一大早就去村里工作。我有一口没一口地吃着妈妈用罩子盖住的饭，找到妈妈可能放钱的地方。电视下面，装着水电费通知单的铁制饼干盒里有一大笔钱，那是我们家提前收获的橘子换来的钱。

我记得出门之前，去妈妈的房间看了看。推拉门开着，被子叠得非常整齐，但是铺着电热毯的褥子还没收起来。我知道那下面有锯子，妈妈迷信只有睡在锋利的铁片上才不会做噩梦，但是即使隔着锯子睡觉，妈妈也经常做梦：屏住呼吸浑身打战，偶尔像野猫一样发出奇怪的声音，哽咽着哭泣。那个形象、那个声音对我来说简直是身处地狱。我当时对自己发誓绝不会后悔，不会再回来。我不会再让那个人把我的人生染成阴暗的颜色，用她那微驼的背部和可怕的柔弱声音，用她那个世界上最懦弱、最卑怯的人类形象。

我在客运站的厕所换上便服，买了去莞岛的客轮票后离开了济州岛。在木浦客运站乘坐高速巴士到首尔，夜已深了，我找了个客运站附近的廉价旅馆住下，记得那时看了几次客房的门锁后还是感到不安。我不喜欢被褥上有陌生人的头发，所以用沾湿的卫生纸擦干净后，蜷缩着睡觉，就像那样做的话能从污秽中得到保护一样。

第二天走出旅馆，给住在首尔的表外甥女姐姐打了电话。我之前应该说过，妈妈的唯一姐姐的孙女——现在去澳洲的那个。早逝的姨妈和妈妈不同，结婚很早，马上就生下孩子，表姐的岁数和我妈妈差不多，表外甥女姐姐比我大两岁。如果只是叫她姐姐的话，就会被大人们责骂，所以从小就用表外甥女姐姐这个尴尬的称呼叫她。

当时表外甥女姐姐是大学新生，接到我的电话后问我是否能找到锺路，并跟我约好在YMCA大楼的大厅见面。幸好姐姐讲义气，没有带长辈们一起过来，但一看到我就开始数落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赶快回家。她问我是不是应该等到高中毕业再做打算，给妈妈打电话了吗，有没有回去的车费，现在住在什么地方。我什么话都没回答，立刻从那个地方逃了出来。我虽然拜托她不要告诉任何人，但我知道姐姐当天就会跟所有人说这件事。

在回旅馆的路上，我下了决心，要做和姐姐说的一切完全相反的事情。我不会给妈妈打电话，当然不会回济州岛，不会等到高中毕业。我想首先得找到工作。看到客运站附近日式餐厅门口贴着的招聘公告后，我走进去面试。我颤抖着说我就读于附近教育大学的一年级，目前休学了。老板很奇怪地没有怀疑，让我围上围裙，在大厅服务两个小时，然后让我第二天就去上班。

从餐厅出来，朝旅馆走去的时候，我好像有点儿兴奋。每迈一步，无数的人群都会在我眼前让开一条路，好像在说好，现在你就只要向前走。胸口的一侧紧绷不安，但头顶上却一直像被冰水浇灌一样精神抖擞。

我记得当时在想，这种感觉就叫自由吗？天色很快变暗，我穿着在济州岛上已经算很厚的短大衣，还是感到极度的寒意朝我袭来。我把大衣领子竖起来，低着头，让脖子少灌进点儿寒风，走着走着，却在积着薄冰的台基上滑倒。我还记得掉下去的时候用双脚感受到的虚空感觉，竟然没有底部啊，还没到底啊，我会死。后来才知道那里的深度是五米。

隔天中午我才被发现。在台基下面有着被挖开的施工现场，从夏天开始工程中断而被弃置的现场所有权正好在当天移转，新屋主和房地产中介一起来看。他们以为有尸体，吓了一跳，他们说我还在呼吸，更让他们吃惊。

我没有死是因为我掉到了地下水排水用的无纺布堆上。虽然运气好，没有任何骨折，但头部受到了撞击。在没有意识的十天里，我被分类为无亲属病患，住进了附近的综合医院。当我终于恢复意识的时候，护士问起我的名字，我回答后又失去意识了。我记得突然清醒过来时，表外甥女姐姐红着眼坐在床头。再次失去意识后睁开眼睛，是妈妈坐在同一个位子上。昏暗的病房里只开着床头灯，在昏暗中妈妈的眼睛闪耀着乌黑的光芒，她看着我的眼睛。

“仁善啊，”妈妈叫我，“你回答我，你能认出我是谁吗？”

嗯，我回答的时候妈妈没有哭，也没有责备我，也没有大声叫护士，但是开始没有头绪地说起话来。不知从何时起，她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眼睛依然乌黑发亮。

那时候妈妈说早就知道我受伤了，在医院联络她之前就已经知道了。她说在我从台基上跌落的那个夜里梦到我，我回到五岁的模样坐在雪地上，脸颊上的雪却奇怪地无法融化。她说在梦里她害怕得浑身发抖，温暖的孩子脸上，雪花为什么融化不了？

*　*　*

听到这段往事的时候，我还没有亲眼见到仁善的母亲。之后过了十年，仁善回到济州岛没过多久的时候，正好我随当时工作的公司去济州进行了短暂的研修。好不容易排开晚上的日程，叫了出租车去了仁善家，她的母亲——一位阿尔茨海默病早期患者，是一个干净、沉稳的老人，这让我大吃一惊。与仁善不同，她身材矮小，五官精致，声音优美，就如同还像少女一样的老人。“好好玩一会儿再走。”她握着我的手欢迎我，走出她的房间时，仁善说道：

“见到陌生人可能有点儿紧张，神志比较清楚。大概是因为她本来就不喜欢给人添麻烦，但是她对我又哭又闹，还耍心机，经常觉得我是她姐姐。”

第二天坐上飞往首尔的飞机时，我想起很久以前的冬天听到仁善离家出走的故事。奇怪的是，我和她母亲一样，觉得仁善很可怜。十八岁的孩子，究竟是多么讨厌自己、多么讨厌这个世界，才会讨厌那么矮小的人呢？垫着锯子睡觉、做噩梦、咬牙流泪、声音很小、背部佝偻如球的人。

*　*　*

出了面馆，我们默默地走着。仁善浓密的短发上萧瑟地积了雪，也许我的头上也是如此。每当走过街角时，人迹罕至的白色街道就会像一本巨大的图画书一样展开。在寂静中清楚听见我们脚下踩雪的声音、袖子摩擦羽绒大衣的声音、远处的店铺拉下铁卷门的声音。我们的口、鼻中流泻出白色热气，雪花落在鼻梁和嘴唇上，因为我们的脸温暖，那些雪花很快就融化了，新的雪花重新飘落到那湿润的部位。两人似乎都没有想到要回自己的家该走哪条路，就像恋人们为了延迟短暂的离别而选择迂回道路一样，我们继续沿着与地铁站相反的方向走去，遇到转角时，就像翻到下一页一样，我等待着越过安静的斑马线。仁善打破沉默，告诉我下一个故事。

*　*　*

我出院后和妈妈一起回济州家的晚上，妈妈又讲了一次雪花的故事。这次不是那个梦的故事，而是为何会做起那个梦的真实故事。也许是觉得还没完全恢复的我又生出逃跑的念头，她整夜躺在我的身边，抓住我的手腕，在睡梦中放手后又吓了一跳，紧紧地抓住我。

妈妈说，她小时候军警把村民都杀了，当时只有读小学毕业班的妈妈和十七岁的姨妈去堂叔家帮忙，才得以避开屠杀。第二天听到消息，姐妹俩回到村子里，为了寻找父亲、母亲、哥哥和八岁妹妹的尸体，整个下午都在小学操场上徘徊。她们确认各处叠在一起的尸体，从前一个晚上开始下的雪薄薄地覆盖在每张冻得结冰的脸上。因为积雪而看不清脸，姨妈不敢徒手，只好用手帕一一擦去积雪确认。姨妈说我擦脸，你可要看仔细了。本来姨妈不想让妹妹摸死者的脸，但是妈妈觉得这句让她看仔细的话异常可怕，于是抓住姨妈的袖子，紧闭着眼睛贴着姨妈往前走。每次姨妈说让她仔细看的时候，她才会睁开眼睛硬着头皮看。妈妈说，那天我才明白，人死了身体会变冰凉，脸颊积雪，满脸会结满血丝的薄冰。

*　*　*

仁善从以前就十分关注的纪录片工作是从第二年开始正式进行的。后来我猜想，那个下雪的夜晚她将这个故事说给我听时，她大概正在绘制未来的工作蓝图。

就像无限延伸的白纸一张张翻开一样，我们再次回到以前走过的路，向地铁站方向走去。运动鞋的鞋尖都浸湿了，里面的脚趾冻僵了，塞进大衣口袋的手掌冻得硬硬的。仁善头上的积雪更多，看来像是戴着白色毛线帽，她张嘴说话的时候，就会吐出半透明的如火花般的气息，在黑暗中蔓延开来。

*　*　*

直到那时为止，我还完全不知情。我以为没有外祖父母、亲戚只有大姨一家是因为妈妈的兄弟姐妹特别少。恐怕除了我之外，很多孩子都是这样，因为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大人们都不会说起那件事。

那天晚上妈妈跟我说起那件事，怎么说呢？可能是因为沉浸在某种炙热的气氛之中，不，也许说是寒冷的气氛才是正确的。妈妈就像感觉寒冷的人一样，下巴一直发抖。不是我自认为了解的那个安静、悲伤的老奶奶的模样，所以我觉得有些混乱。在那一瞬间，将妈妈变成另外一个人的原因是第一次说给女儿听的数十年前的事情，还是最近发生差点儿失去女儿的打击，我不是很清楚。让我觉得奇怪的是，妈妈对我的离家出走，自那之后没有再提过。没有责怪我的行为，也没有问过理由。对于几十年前的那件事也是一样，她从未说过年幼的姐妹找到家人的遗体，举行葬礼的过程，也没有说过之后是以怎样的毅力和幸运生存下来的，只是说了关于雪的事情。就像数十年前在现实里看到的、不久前梦见过的那些雪花的因果关系，正是洞察她人生最可怕的逻辑一样。

妈妈继续说：

“我，只要闭上眼睛，我就会想起来。虽然没有刻意去想，但总是会想起来。可是那天晚上的梦里，雪花沾在你的脸上……我凌晨一睁开眼，就想这孩子死了。哎呀，我真以为你死了。”

*　*　*

当时仁善说，对于母亲的感觉并没有因此完全平静下来，之后仍然很复杂，在某些方面反而更加混乱，但是过去一刻也难以忍受的憎恶从那天晚上开始不可思议地消失了，现在更无法知道胸口那团曾经燃烧得那么炙热的火球究竟为何。

从那以后，妈妈就再也没有提起过，别说提了，连表现出来都没有。可是在这样的下雪天我就会想起，虽然我没有亲眼见到那个在学校操场上徘徊到夜深的小女孩儿；那个以为十七岁的姐姐是大人，扯着她的衣袖，无法睁开也无法闭上眼睛，挽着姐姐手臂走路的十三岁孩子。

*　*　*

虽然巴士前方风挡玻璃的雨刷不断摆动，但是无法刷掉狂袭而来的暴风雪。雪的密度越高，巴士的速度就越慢。司机注视着视野不明的前方，侧脸显得有些紧张。坐在驾驶座后面的男游客也焦急地用手托着下巴，望着巴士风挡玻璃的前方。

我想下车以后就要冒着那暴风雪走路，在难以睁开眼睛的狂风中，几乎要闭着眼睛一步一步地前进。

我想，这种风雪对仁善来说应该是很熟悉的。

我接着想，如果我是仁善的话。

我想起她那沉着的性格，那种无论什么事情都不会轻易放弃的韧劲。我开始想象她下了巴士以后会做的事。

如果她是我，一定会去买手电筒。如果无法立刻搭乘支线公交车，天色完全黑暗，那就得走没有路灯的乡间小路了。她还会购买雨鞋和铲子，因为与海岸道路不同，山中从早晨开始降下的暴雪会全数堆积。

其实是疯了，我低声嘀咕。我不是仁善，我不仅不熟悉这种风雪，连经历都不曾有过，我甚至不爱那只鸟，为何要顶着这暴风雪在今晚赶到她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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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农协和邮局的招牌，我猜想公交车终于开进P邑。伸手按下车铃后，公交车的速度更加减缓。就像约好了似的，车窗外的风也好像减弱了。不，不是变弱，而是像谎言一样，不知不觉地静止下来，好像突然进入了台风眼中。现在才刚过下午四点，天色似乎要迎来更大的暴雪一样黑暗。

街上不见任何人影，降雪的双行道完全没有车辆经过。移动的只有难以置信、缓慢落下的鹅毛大雪。在布满空中的雪花之间亮起鲜红的红灯，公共汽车停在斑马线前。每当雪花落在湿滑的柏油路上时，看来似乎都会犹豫片刻。那么……应该那样……就像习惯性交谈的人叹息的语气一样，越接近尾声越像寂静的音乐终止符一样，就像想要搭在某人的肩膀上，小心垂下的指尖一样，雪花落在湿黑的柏油路上，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