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以我升上初中为契机分居了。不可能辞去工厂职务的父亲留在M市的住宅区，我和母亲来到东京。两人在两个多月后正式办了离婚手续，为他们的关系画上了句点。尽管如此，他们起初对周遭的解释却是为了受伤的我转学而分居。在父母的思维定式中，他们惯于将遭到诱拐并被囚禁一年之久的可怜女儿的处境放到第一位去考虑，而两人关系的真相却不太像他们对外宣称的那样。父亲有了别的女人，是母亲离家出走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说，照顾我的感受这一堂而皇之的理由与大人们的心思密不可分，父母的离婚，也利用了我的案件做挡箭牌。

父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背叛母亲的？按照母亲的说法，背叛好像在我被拐后不久就发生了。父亲不够坚强，承受不住我突然消失的不安与恐惧，也缺乏固守希望的强韧意志。这样的父亲，大概无法照应容易精神崩溃的母亲。他选择了一种轻省的办法，逃避现实，去寻找一种能够令他心情舒畅的新生活。他看上了K市车站前面一家自行车店的老板娘。

为什么我连父亲的出轨对象都知道呢？几年后，我去看牙医时偶然看到一本周刊杂志，读到一篇题为《后来的那个人——M市诱拐监禁案受害者的父亲与第三者再婚》的报道。那篇以窥人隐私为乐的文章占了半个版面，给父亲用了化名，但一看便知说的是我那起案件。报道称，父亲在案件的风头过后，终于和交往多年的自行车店老板娘成了家。那个老板娘撇下三个孩子，被赶出了家门，街坊四邻议论纷纷，推测是诱拐案使我父母的关系发生了裂痕——尽是些不负责任的内容。

读罢文章，我的感想和写文章的记者相同。案件毫无疑问地给父母的感情带来了无法挽回的伤害。可这篇报道还给我带来一种奇妙的感受：文章中完全无法感受到我的存在。我是案件的受害者，也是当事人，在短短一年之间脱胎换骨，早早地变成了大人，夜夜做着充满恶意的幻梦。可是这篇报道却仿佛与我没有半点儿关系。报道的内容不仅仅是父母之间的事，它甚至打散了父母和我的关系，整件事却在无人知晓的状态下继续发展。

母亲神经质地想让我留在她的身边，某种程度上是她对父亲背叛的一种反击。如果失去我，母亲就将坠入孤独的地狱。现在的我，一方面为母亲感到可怜，一方面又想要远离母亲。我这种奇妙的感受，竟然和父亲的感受不无相似。

母亲带着我搬到东京都的L市，找了一份卖保险的工作。总是把现实生活想得太简单的母亲，在我看来很难做好保险销售类的工作。不过即便如此，加上父亲每个月打来的不多的赡养费，我们还是勉强维持着生计。忘却了音乐的母亲不再精心打扮自己，把活着的意义放在照顾我的日常起居上。我也学会为了母亲，即使遇上再艰难的事也装作云淡风轻。因为这样一来，可以减少许多麻烦。上初中后的我，或许反而承担起保护脆弱的母亲的职责来。有了夜晚的幻梦，身边的一切都不再能伤害到我。

L市和埼玉县接壤，是东京都的城市中相对朴素的一个，有许多上班族在此地居住。我们住的公寓被农田环绕，农户们种着萝卜和白菜，但明显有自己的打算：迟早有一天要将这些农田变卖成住宅用地。这一带属于生产绿地，在税金上有优惠，因此，田里总是飘着蔬菜腐烂的臭味。农田对面是鳞次栉比的大型公寓群，比我以前所在的住宅区还要高级许多。网球场和简陋的高尔夫球练习场横在农田正中，主妇和孩子们骑着自行车来来往往，街区风景和M市别无二致。

那么，我是不是就不喜欢L市了呢？并非如此。我喜欢L市的杂乱无章和自由的气息。居民们到了夜晚会回到城市里，但早上便四散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家不会去同一所学校、同一家工厂。所以，我现在仍然在L市买下的公寓居住。

来到新的初中，我的过往被彻底地隐匿起来。母亲和小学班主任商量好，校方答应不在我升入初中的所有档案中放入有关那起案件的记录。母亲离婚时，我已经改姓母亲的旧姓岛田，因此没有人知道我身上发生过什么。更凑巧的是，我上的那所初中是一所因人口流入而新开的学校。校舍是新的，老师和学生们也几乎是拼凑来的。在那里，我总算尝到了自由放松的喜悦。当然，这种感受仅仅是针对我周围的环境，我内心的解放距此还有一段时日。

笹木偶尔打电话来，想为我介绍L市的医院和医生。她一直坚持认为，创伤后应激障碍会在我将要忘记那段往事的时候出现。可是，前面我也提到了，那时的我非但不想赶走被监禁时的噩梦，还渴望在那噩梦之中生活下去。没错，我不愿离开那场毒梦。

宫坂也来找过我几次。作为负责案件的检察官，他自然希望从我口中打听出一些消息，但他的意图似乎不只如此。宫坂很快便发现我的家庭在一步步崩溃，并对此抱有兴趣。

上初中后，宫坂曾在母亲外出的时候来过我家。当时，健治的审判已经开始了一年左右，宫坂从距离L市最近的车站打来电话：“我有几件事想和你确认，可以去你家拜访吗？”那是六月的末尾，一个被盛夏的强烈阳光炙烤的午后。我刚放学回来，只好穿上已经脱掉的校服，将宫坂迎进门。短裙的腰边被汗浸湿，黏在身上很不舒服，但我不敢对宫坂掉以轻心。

“小女孩一下子长成大人了呀。”

宫坂看到打开房门的我，不由得眯起眼来。那时的他三十岁出头，依旧穿一件白色衬衫，系着俗气的领带，但那天，他用义肢拿着脱下来的外套。天气炎热，可他衬衫的袖子还是规规矩矩地放下来，袖口扣得很严。宫坂忙着用健康的右手频频擦去头上的汗水，什么也没说。我从冰箱里拿出大麦茶，坐在他的对面。

“你妈妈去上班了？”

宫坂环视房间后，轻松地问。看得出来，被母亲怒斥之后，宫坂一直想尽可能地回避她。

“今天找我有什么事？”

“景子觉得，自己在那起案件中失去的最重要的是什么？”

宫坂边提问，边用义肢把从包里拿出来的文件摆正。他总是这样突兀地直击问题的核心，然后观察我内心的慌乱，享受案件给他带来的愉悦。从宫坂身上，我感受不到他对真相的探究，也感受不到正义，能感受到的只有他的欢愉。

“嗯，是什么呢？”我盯着宫坂那只肉色的假手——没有指甲也没有指纹的橡胶手，“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

“家庭？还是居住环境？朋友？是什么呢……”

“我不太清楚。”

我不是在装傻充愣，而是真的陷入了深思。我到底失去了什么呢？父亲？信赖？友情？安稳的生活？不，这些都不是。我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答案，却没有说出口。

“我想，你失去的是不是现实呢？”

“啊！”我不禁叫出了声。因为我想到的答案和他说的一样。我将如今所处的现实当作夜晚的梦影，这才活了下来。对我而言，现实是要靠拼命伪装才能勉强熬过的日子，真正的我生活在夜晚之中。宫坂怎么会知道这些？我仓皇地窥视宫坂的双眼，他歪着嘴笑了，仿佛在说：我猜对了吧！

“我之前就说过，你特别聪明。你今年十三岁了？刚十二岁吗？真是难以置信。我总算明白了，经历过的噩梦竟会使人发生这样的改变。而且，你的噩梦尤其长。一年多的监禁生活让你获得了超越常人的智慧——虽然是畸形的。也不知道你是该感谢安倍川，还是该诅咒他。哎，对不住，我不该说这些的。不过，这确实是我的想法。”

“宫坂先生，你把我上次的话带给那个人了吗？”

我指的是上次我喊的那句“告诉他，去死吧”。宫坂舔了舔嘴唇，白衬衫腋下的圆形汗渍晕染开来。

“我跟他说了。安倍川很受刺激，茫然无措。那家伙很在意你的，好像把你当成了恋人。他想都没想过，你会觉得他不好。与其说他缺乏想象力，不如说是他对你的信赖使然。”

宫坂笑了，他的目光中含着一股热量。我移开目光，尽量回避因他产生的情绪。他不像以前那个小区的居民那样，认为这件事和自己完全无关，也不像泽登那样，对健治怀着激烈的愤慨。宫坂既有和健治共通的快乐，又有和我共通的好奇心。也许，宫坂能够成为连接我和健治的人。那样的话，他就是真正理解我和健治之间发生的一切的人了。

“你们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景子，拜托了，你就告诉我吧。”

宫坂对我穷追不舍。我低下头，沉默不语。

“你和健治之间一定存在某种感情交流。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少女在一起住上一年试试看？一定会发生些什么吧！就算是养只小猫小狗，也有情感交流。”

“喵呜——”我忽然想起健治学猫叫的样子。我是健治的猫，是他四年级一班的同学，是他的性幻想对象，也是他的知己。既然如此，反过来应该也是真的吧——健治或许希望我成为他的知己。

“对了，关于在工厂里发现的那具女尸——”

宫坂打开放在桌上的文件，我瞥见文件中印有一张黑白照片，是刚从地里挖出来的一具白骨。我慌忙背过脸去。宫坂遮掩似的合上文件，但或许，他正是为了让我看到那照片，才特意将文件摊开的。

“现在女尸的身份还没有确定，但线索已经比较清晰了。估计是两年前失踪的一个菲律宾人，曾经在K市一家名为‘科帕卡巴纳’的俱乐部做女招待。当年，她的行李都在，人却突然失踪了。不过类似的事常有发生，所以一直没人深究。根据尸体的年龄和体格推断，十有八九就是她。现在，我们正在请菲律宾警方对照她的齿型。”

“她叫什么名字？”

“你知道这个也没什么用吧？”宫坂故意这样说，“反正她不叫小美。”

“可是，我想知道。”

“阿娜·玛利亚·洛佩斯。花名珀西。你知道什么是花名吧？”

“知道。那谷田部先生找到了吗？”

“找不到他。现在正从混过黑社会的聋哑人里找呢。目前有几个重点怀疑的对象，调查总部说，总有一天会缩小范围的。景子之前也问过这个人呢，你怎么那么在乎谷田部先生？”

我若无其事地摇摇头。我相信，自己当天晚上的梦会有不同于以往的新发展。幻梦即将萌生新芽，我为此兴奋不已，急切地盼望夜晚的到来。

“喵呜——”

不知道从哪里一直传来小猫的叫声。健治在路边四处张望，搜寻小猫的身影。它是不是蹲在花里胡哨的霓虹灯的暗影里？喵呜——喵呜——这柔弱可爱的小奶猫，大概跟它的家人走散了吧，好可怜。健治拼命找猫，他很喜欢猫，有了猫就可以独自养起来，偷偷疼爱它。

待在小巷尽头的不是小猫，而是一个矮个子的年轻女人。一件花纹礼服裙紧裹着她的身体，裙子是滑溜溜的化纤布料，短得几乎露出底裤。健治蹲下身，装出找猫的姿势，偷瞄女人的大腿根。一抬头，对上了女人的目光，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你有没有看到一只猫？刚才我听见它叫了。”

“喵呜——”女人微笑着发出叫唤声。健治笑了。

“什么嘛，是你学的猫叫啊！学得真像。”

“我，是珀西·凯特小姐呀。”

女人的发音很怪。她是个皮肤黝黑、塌鼻梁的菲律宾人，长相招人喜欢。她对健治笑了笑，露出一口白牙。健治没和年轻女人说过话，羞涩地把头转向一边，女人却用纤细的胳膊亲昵地挽住了他的手臂。

“老板，玩玩吧——”

“喵呜——”

健治有了回应，女人叫得更好听了。

“喵呜，喵呜，喵呜——”

玛利亚跟在健治的身后，踢踢踏踏地穿过熄了灯的工厂，踩着嘎吱作响的楼梯，来到他的房间。穿着花衣裳的她站在屋里，脏兮兮的房间就立刻变得金碧辉煌。健治眯起眼望着玛利亚。喵呜——一对上健治的目光，玛利亚便下意识地学起猫叫。那声音轻巧可爱，带着撒娇般的甜美。玛利亚的声音、体型和性格都很像猫，但健治觉得，还是捡一只饿肚子的小奶猫更好。因为猫不会做那种意味深长的事，让自己不知所措。

“玩玩吧，老板。”

健治不知怎样算是和玛利亚玩。他久久地呆立在陈旧的榻榻米上俯身看着她，于是，玛利亚抬头盯着他的脸，伸出两根手指。

“玩玩！两万日元，两万日元。”

看样子不拿出两万日元，她就不会罢休。健治为难地摸摸自己的衣兜。他每个月要交给社长六万日元，作为房租和伙食费。除此以外，还有电费、取暖费、保险费等各种名目的预扣费用，每月能拿到的工资只有四万日元。他经常吃不饱，要花一部分钱买果料面包或拉面等零食，偶尔还要打几把小钢珠，现金总是瞬间就没了踪影。现在他兜里只有三千日元。

“我没有钱呀。”

“那，一万日元。”

健治将衣兜翻出来，给玛利亚看那三张一千日元的钞票。玛利亚夸张地耸耸肩，露出难过的表情。

“喵呜——没有钱吗？糟了。没有钱，就不能和珀西玩哟。怎么办？怎么办？”

怎么办？健治最怕的就是做决定了。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玛利亚双手叉腰，站在屋子正中间抬眼望着健治，目光中带着责备。

“能不能找人借钱？”

玛利亚推着健治的后背，像是在说：“你出去！”她的双手骨骼纤细，柔弱无力，像一只猫。健治高兴了，他故意表现得迟疑。这样一来，玛利亚就会多推他几次。健治坏笑着被推到走廊上。玛利亚在屋里对他摆手：

“等你哟，喵呜——”

健治决定向谷田部先生借钱。刚才在小钢珠店看到了谷田部先生，但一直没听到他回来的声音。他一定在附近的某个小酒馆喝酒。健治在工厂门口的那条昏暗的坡道上奔跑，沿着坡往上跑了一百米左右，尽头是狭窄的双向国道。沿着国道右转，有一个小酒馆和便宜的酒吧开在固定的位置。谷田部先生多半就在那个酒馆里喝酒。

健治双手插在工服裤兜里，在国道上奔跑。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些焦急。几辆暴走族的车耀武扬威地鸣着喇叭，开足马力擦着健治的身子驶过。健治的目光追逐着远去的红色尾灯，心想：他们的心情一定也和我一样，急着想要冲向某个地方，犹如一头狂暴的野兽在追逐无处可逃的猎物。

隔着一层不干不净的绳帘，健治看见了谷田部先生的身影。谷田部先生不修边幅地坐在店里，穿着在工厂穿的工服裤子和一件褪色的暗红色衬衫，秃顶的脑门上闪着腻乎乎的油光，矮胖的身子有一股油腻的烟臭味。谷田部先生喝着烧酒，用沙丁鱼干做下酒菜。他捏起沙丁鱼干的左手手指总是谨慎地向里弯曲。健治最近才知道，谷田部先生的左手小指少了指尖。听社长夫人说，砍断小指指尖是黑社会的人承担责任的方式。“真是胆识过人！”社长夫人叹道。健治想的却是：“好痛啊。”

谷田部先生正在专注地看店里架子上的一台小电视机里放的晚间比赛。他是巨人队的粉丝，只要是巨人队上场比赛，无论何时他都不会错过。他还喜欢看体育报纸，在工厂时也会把所有空闲时间都花在读报上。但健治不太喜欢棒球。小时候，他一次棒球也没打过。他成长的北海道多雪是原因之一，福利院又在山里，也没有适合打棒球的平坦广场。但是，同班的男生会在小学校园里着迷地打棒球，夏天常常打到天色擦黑。

想起以前的事，健治不由得嘟囔了一句“混账”。小时候，没有人愿意和健治做朋友。不仅如此，健治站在操场一角羡慕地看大家玩时，他们有时还故意用球砸他。同学们因为健治反应迟钝，都不和他做朋友。福利院的高年级学生们也是一样。所以，我放火把他们烧了——健治盯着谷田部先生衔在嘴中的香烟冒出的火星。店老板站在柜台后面，喝着颜色透明的酒，不经意间瞥见了健治，露出厌恶的神情。

健治无声地站到谷田部先生面前。谷田部先生要靠读唇才能和人说话，所以和他说话时必须站在他对面。在厂子里，健治要面对着机器干活儿，想站到谷田部先生对面简直比登天还难。有事找谷田部先生的时候，健治总要拍拍他的后背，引起他的注意。可是，谷田部先生经常故意装作没有察觉。有时为了避开一些麻烦的活计，还会装出根本没听懂的样子。不过，他面对社长却总是一副笑脸的模样，会立刻转过身来。

“谷田部先生，请借我一万日元。”

谷田部先生凝视着健治的嘴唇，然后发出了咬牙切齿般的声音：

“浑……浑蛋！”

谷田部先生发音不标准，但可以说话，只是有时发不出声音，或者让人听不明白。这时候就要小心了，谷田部先生随时可能出手打人。健治就被谷田部先生莫名其妙地打过好几次。可是，今天晚上也许是巨人队遥遥领先，谷田部先生心情极好。他吼了健治一句“浑蛋”之后，抓过身旁的便笺，用圆珠笔写起字来。为人无耻下流的谷田部先生，却写得一手遒劲有力的好字。因此，他虽然能讲话，但更喜欢用笔和人交流。因为大家都会称赞他的字。

“你要借钱干吗？”

健治读便笺时，谷田部先生指了指他，又晃了晃自己没有指尖的小拇指，对店老板笑了。健治不知道小拇指代表女人。店老板没理会谷田部先生，目光一刻不离巨人队的击球手。

“这时候再打不中，就不是男人了吧！”

店老板对谷田部先生不理不睬，却和健治说起话来，像是在笑话谷田部先生听不见。健治不知该作何反应。正当他惊慌失措的时候，谷田部先生又不耐烦地草草写了几个字。

“女人？”

健治不假思索地点了头。谷田部先生咧嘴一笑，这次开口说起话来：

“蠢……蠢货！你去讲价！反……反正是那一带的丑女人吧？”

不善言辞的健治不知如何向谷田部先生解释这个叫玛利亚的女子，焦急地环视整个店面。他能看懂贴在熏黑的墙上的“内脏”“醋腌章鱼”等字样。

“付利息的话就借你！”

谷田部先生的话越说越利索，他毫不费力地说出这句话，然后从工服衣兜里掏出一张揉得皱巴巴的一万日元纸钞，朝健治扔过去。“以防万一——”他一边补充，一边用便笺写了借条。上面写的好像是“发工资那天要还两倍钱”之类的内容，汉字很多，健治没看太明白。谷田部先生自作主张地在那张纸上写下健治的名字。

“真是贪得无厌啊！”

店老板被谷田部先生的行为惊得苦笑，但一万日元好歹到手了。健治离开酒馆，奋力跑过国道，冲进房间。玛利亚还在吗？小时候，他曾在上学路上发现一只纸箱，里面有两只小奶猫。纸箱放在一条小河边的路上，当地的孩子管那条河叫萤川。萤川正在涨水，大概是早春的雪水融进了河里。健治怕小猫掉下去，尽量将纸箱拉到离河远一些的地方。他打算用没吃完的饭拿来喂小猫。如果没有他，小猫们就会死掉。他尝到了保护的快乐。然而，放学后他急匆匆地跑到河边，箱子却不见了。是的，健治此时的心境和那时的很像。她还在吗？有没有乱跑？有没有被河水冲走？这样的感觉究竟是不安，还是享受？依旧不明白这些的健治，望见了漆黑的工厂大门。

“我回来了！”

健治气喘吁吁地打开房门，首先看到了扔在水泥地上的白色厚底凉鞋。小巧的凉鞋上，印着黑色的脚趾印。太好了，她还在。笑容爬上健治的嘴角。玛利亚躺在床上，斜眼看着健治。她懒洋洋地坐了起来，却比刚才更不高兴。这是为什么呢？玛利亚撩起自己的头发说：

“怎么没电视？没电视的穷人——”

“我拿钱来啦。”

玛利亚极为自然地伸出手，手腕上戴着细细的金链子。和社长一样！健治产生了奇妙的联想。

“我说的是，两万日元。”

健治攥着一万日元，脸色发青。她刚才明明说了，一万日元也行。

“不是一万日元吗？”

“我等了好久。没有电视，无聊得要死。”

“对不起。我去找谷田部先生借钱来着。”

“算啦。”

玛利亚不再“喵呜——”地叫了。她冷着脸，开始脱衣服。花纹礼服裙底下，只有一件蓝黄相间的格纹内衣，是艺人们穿的那种泳装似的内衣。健治不知该怎么办，只是愣愣地站在床边。玛利亚三下两下便脱光了身子，“咚”地仰躺在床上。健治立刻急不可耐地拉开工服裤子的拉链。墙上洞口的另一头是匆忙赶回家的谷田部先生。他压下自己激烈的喘息，正在窥视。

我慌忙捂住嘴，咽下呼之欲出的惨叫。我终于意识到，自己毒梦的尽头是男人们的欲望。原来，我花费无数个夜晚，不断交叠、修饰想象，绵密构筑的幻梦世界的终点，是成年男人们性幻想的泥沼。认识到这一点，我备受打击。我早已切身体会了男人欲望的诡异，不，我早就成了男人欲望的牺牲品。但是，十二岁的我，即使懂得性知识，即使被健治用眼睛玷污，即使被夺取自由，即使知道谷田部先生的窥视，却也无论如何理解不了男人的性究竟为何物。尽管对其有所认识，但我穷尽想象也无法明白，什么样的欲望能操控男人绑架一个十岁的女孩。名叫健治的男人用他的欲望彻底将我改变，带给我无可挽回的精神耻辱，令我的家庭四分五裂。我却无从想象这欲望的实质。

此时的我受到的打击和挫败感相似。我意识到，不能再继续培育自己的毒梦了。感受到极限的我终于明白，真正的绝望降临了。从今往后，我该怎么办呢？走投无路的我，在黑暗中大睁着眼睛，强忍了一会儿，可哽咽还是不停地涌上来。听见我在被子里抽泣，睡在我旁边的母亲醒过来，慌张地轻轻拍着我的被子。

“怎么了？景子？”

“没什么。”我哭着摇头。

“做噩梦了吗？”

“妈妈，我好怕。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好害怕啊。”

“你很快就会忘掉的，景子。会忘掉的。”

母亲像抱小婴儿那样用力抱着我，抚着泪流不止的我的后背说着“会忘掉的，会忘掉的”。她不停地重复着这句咒语，重复着这句毫无意义的话。谁都知道，那些事情不可能被忘掉。人们却要我生出一种信念，相信只要想忘，就一定忘得掉。

“妈妈，怎样才能忘掉呢？”

“有了新的经历就能忘掉了。有了新的经历，就会忘记以前的事。”

搬家、离婚，找到推销保险的工作后，母亲容光焕发。也许我只有像母亲一样，用新的事实覆盖旧的，才能活下去。我一定要试试看——得到这片刻的安心，我闭上了眼。我决定不再培育那株名为想象的植物，重新做回天真无邪的“小孩”。与此同时，我感到自己复杂的孩提时代在这个夜晚真正地宣告结束。没错，我既非老人，也非儿童，而是脱胎换骨，成了一个欲望充盈的人。

今年三十五岁的我，仍然是个处女。我不是同性恋，也不想和男人恋爱，更是一次也未想过拥有性生活，且不曾在恋人的世界中徜徉。我一定有洁癖，不喜欢和人产生关系，也讨厌性行为本身。可我却是一个欲望充盈的人，活在这个世上，我总是在思考健治的性幻想是什么，恐怕一生都无法逃脱这个问题了。想象别人的性幻想，这就是欲望充盈的体现。

健治是个奇怪的人。他捏造出“小美”这个人物，只生活在自己和“小美”的关系当中。或许健治在他自身、谷田部先生和“小美”这个三角形关系的顶点幸福地生活着。我表面上装出普通初中生的模样，心里却一直想着健治。

就这样，我扔掉了夜晚的幻梦。顿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那起案件的闪回和与之相关的联想开始令我苦不堪言。例如，路过施工现场时，健治所在工厂的噪声便在我脑海中回荡。半夜，我的耳边忽然传来健治熟睡时的呼吸声。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上完体育课回到教室忽然想吐，因为在教室换衣服的男生的体味和健治身上的味道一模一样。笹木一语中的，事后出现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折磨了我一段时间，而且它的到来静悄悄的，没让任何人知道。可是，和我内心的变化相比，闪回和联想并不算什么。我已经说过很多次，这起案件是让我从一个普通的小女孩变成欲望充盈的女人的导火索。它还是一个萌芽，使我在不远的将来，意料之外地成了一名小说家。

刚上初三的那年四月初，宫坂给母亲打了一通电话，告诉她健治的一审判决下来了。在审判过程中，父亲每次都会出庭，离婚后也不例外。父亲和母亲都曾被传唤为证人，但法院一次也没有传唤过我。警方对我的案件调查也仅限于住院时那几次，他们总是说要等我的身体恢复再找我，以此为理由不予传唤，于是我没有说话的机会。所以，宫坂才来了我家好几次。

然而，案情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健治在审判中承认，他勒死了十九岁的菲律宾女性阿娜·玛利亚·洛佩斯。他说，他像当初对我那样在夜晚的街上和洛佩斯搭讪，因为洛佩斯来他房间后不听话，便杀掉了她。媒体大肆报道了这件事，相形之下，我的诱拐监禁案反倒显得微不足道。

我很庆幸世人的目光远离了我，但健治承认杀人一事令我意外。他明明在我们的交换日记中写道，小美是“生病死掉的”。可是，这件事我却无法对任何人说起。它是永远的秘密。我已发誓不泄露半点儿曾和健治交好的消息，这就是我的复仇。至于那个可怜的菲律宾女人是怎么死的，我甚至捂着双耳，不想听到。我想和健治分享死亡的真相。这样的想象，或许和我夜晚的幻梦之死有关。

法院依据精神鉴定的结果，判断健治有充分承担责任的能力。宫坂请求法院判健治死刑，罪名为杀人、弃尸，诱拐、绑架、监禁未成年人等牵连犯罪行为。法院的判决结果为无期徒刑。可是，洛佩斯是怎样认识健治的？“小美”又是谁？有关这些谜题，健治缄口不言。宫坂的公诉意见书认为，并不存在真正的“小美”，“小美”不过是健治自导自演的一出戏。

“是吗？谢谢您。不过，法院没有判他死刑啊。无期徒刑的话，坐个十年牢就能出来了吧？”

母亲流着泪，又是欢喜又是不甘，而我没有错过她安心的表情——像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一样的表情。母亲将电话听筒递给我。

“宫坂先生有话想对你说。”

我接过电话，宫坂一句寒暄也没有，径直说道：

“景子，法院已经结案了，你不用再害怕了。”

“不用怕什么了？”

“你就告诉我吧。”

宫坂的执拗令我震惊又恐惧。

“告诉你什么？”

“安倍川是会写字的吧？那本教科书上的‘太田美智子’到底是谁写的，最后我们也没弄明白。我觉得那是安倍川的笔迹。‘小美’就是安倍川自己。”

你愿意这样认为，就认为去吧——夜晚的幻梦又要卷土重来，我在心里拼命压制着它们。

“也许就是你说的那样吧。不好意思，我不愿意再想这个了。”

宫坂鬼鬼祟祟地说：

“哦，这样啊。你真是长大了。”

从世俗的观念来看，也许他说得不错。可我是一个欲望充盈的人。我掩饰着这个秘密，不想让宫坂发现。

“那都是四年前的事了。”

“是啊，一次漫长的审判。对了，安倍川说他不会上诉。”

我想象着健治的脸——一张眉心空阔的傻乎乎的脸。每当被带上法庭，他都要四下张望，大概是在旁听席寻找我的身影吧。

“你有什么话要让我带给他吗？”

我想起自己曾经在情绪支配下大喊的那句话：“告诉他，去死吧！”可是，我已经舍弃了夜晚的幻梦。年幼的我无法想象健治性幻想的内容，编织夜晚的幻梦已经是我的极限。因为夜晚的幻梦是故事，性幻想则是更进一步，去思考健治这个人的实质。表面上活得像个普通初中生的我，早已变得更加复杂。

“我之前说过，让他去死。现在我撤回那句话。”

“为什么？”

“那句话太过分了。您能否替我转告他，让他活下去，好好赎罪？”

片刻的宁静过后，宫坂严肃地说了句“好的”，便挂断了电话。直觉告诉我，挂掉电话后，他的脸上一定会浮起一抹冷笑。我说不清宫坂为什么会冷笑，但姑且认为他一定会觉得我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初中生，令他失去了兴致。

健治的刑罚确定后，我和母亲都多多少少寻回了平静。在审判过程中，我们常会接到采访申请，无法摆脱世间的纷扰，一直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讽刺的是，父亲背叛母亲再婚的丑闻从实质上保护了我和母亲。世人的目光不再倾注在受伤的我身上，转而去关注父亲狂乱的人生。因此，我和母亲只要蜷起身子，静待人们的关心退去即可。

安稳的时间平淡地流逝，我和母亲和睦地住在L市。母亲的收入不多，但不被任何人偷窥的生活令人愉快。我没怎么用功学习，还是考上了市内一所都立高中。那所学校不算名校，但也没有什么差生。我甚至在高中交到了朋友。朋友们谁都没有发现，我就是轰动全国的那起少女诱拐监禁案的受害人。

M市的社区生活、K市杂乱无章的街道、父亲，还有健治，一切的一切都渐行渐远。我开始觉得，母亲说的那句“有了新的经历就能忘掉了。有了新的经历，就会忘记以前的事”也并不尽然是谎言。夜晚的幻梦断绝了，性幻想也进入假死状态。然而，这只是片刻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