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盖格的店是个临街门面，位于好莱坞大道快到拉斯帕尔马斯大道路口的北侧。店门开在正中央，嵌得很深。橱窗镶着铜边，里面摆着中式屏风，所以我看不见店堂是什么样子。橱窗里陈列着形形色色的东方小玩意儿。除了没付清的账单，我从不收藏古董，因此不知道它们到底好还是不好。大门是平板玻璃的，但隔着它我也看不见多少东西，因为店堂里光线昏暗。书店一侧是这幢楼的出入口，另一侧是一家闪闪发亮的信贷珠宝行。珠宝行老板站在门口，脚跟着地晃来晃去，一脸百无聊赖，他是个高大英俊的白发犹太人，穿着修身的黑色衣服，右手上的钻石足有九克拉。我拐进盖格的店门，了然于胸的一丝微笑挑起了他的嘴角。我让店门在背后轻轻关闭，踏上从一面墙铺到另一面墙的蓝色厚地毯。店里有几张蓝色皮革安乐椅，背后摆着吸烟架。抛光的条桌上放着几套压印花纹的皮面精装书，夹在书挡之间。墙上的玻璃柜里有更多的压纹精装书。很有观赏价值的商品，有钱的企业家会按码买回家，请人贴好他的藏书票。店堂后面有一面原色木纹的隔扇，正中央有一道门，门关着。隔扇和墙壁形成的拐角里，一个女人坐在一张小桌背后，桌上有个雕花的木灯笼。

她缓缓起身，扭着身子走向我，她那条紧身的黑裙子不反射任何光线。她大腿很长，步态里有些我很少在书店里见到的东西。她有灰金色的头发，绿眼睛，睫毛点着凝珠[假睫毛发明前，很多女演员和爱美人士会给睫毛点凝珠，让睫毛显得更黑、更长、更饱满。]，波浪发型从耳朵上方柔顺地向后梳，偌大的黑玉耳钉闪闪发亮。她的指甲涂成银色。尽管有这么一副派头，但一开口只怕还是廉价旅馆的腔调。

她走向我，性感魅力足以搅乱商人的午宴，她歪着头，用手指拨弄一绺散乱但并不十分散乱的柔亮秀发。笑容是试探性的，但哄一哄就会变得甜美。

“想找什么吗？”她问我。

我戴着我的牛角框太阳镜。我尖着嗓门，用鸟叫似的声音说话：“你们会不会凑巧有1860版的《宾虚》？”

尽管她很想说：“啥？”但终究没有说。她笑得很凄凉：“初版？”

“第三版，”我说，“116页有个错字。”

“很抱歉，没有——目前没有。”

“那1840年的《奥杜邦骑士》呢？——当然了，我说的是全套。”

“呃——目前没有。”她用刺耳的喉音说。她的笑容现在全凭牙齿和眉毛挂着，正在思考掉下去会砸到什么。

“你们是卖书的对吧？”我用我彬彬有礼的假声说。

她上下打量我。笑容已经消失。眼神平淡，趋向严峻。站姿笔挺而僵硬。她朝带玻璃门的书柜挥动银色指甲。“它们看上去像什么——葡萄柚吗？”她用尖酸的语气问我。

“哦，那种玩意儿我连正眼都懒得看，你知道的。多半还带复制的成套钢版雕刻画，彩色的两分钱一张，黑白的一分钱。最普通的俗气东西。免了，非常抱歉。算了吧。”

“我懂了。”她企图用千斤顶把笑容弄回脸上去。她恼怒得像个得了腮腺炎的市议员。“也许盖格先生知道——但他暂时不在。”她的眼睛仔细打量我。她不懂珍本书籍，就像我不知道该怎么指挥跳蚤马戏团表演。

“他晚些时候会回来吗？”

“很抱歉，大概要很晚了。”

“真可惜，”我说，“唉，太可惜了。那我在那些可爱的椅子上坐一会儿抽根烟吧。下午我没什么事。除了我的三角学课，也没什么要思考的。”

“好的，”她说，“好——的，当然可以。”

我在一张椅子上伸展身体，用吸烟架上的圆形镀镍打火机点烟。她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用牙齿咬住下嘴唇，眼神隐约有点不安。她最后点点头，慢慢转身，走回角落里的小桌背后。她从台灯背后盯着我。我跷起腿，打个哈欠。银色指甲伸向桌上的电话，但她没拿起听筒就放下了手，开始轻轻敲打桌面。

沉默持续了五分钟。门打开了，一个满脸饿相的高大男人走进来，他拄着手杖，有个大鼻子，他在闭门器的压力上又加了把劲，关紧背后的店门，他走到角落里，把一个包得严严实实的纸包放在桌上。他从口袋里掏出角上镶金的海豹皮钱包，向金发女人出示什么东西。她按下桌上的按钮。高个子走向木隔扇上的那道门，拉开一条刚够容身的缝，钻了进去。

我抽完一支烟，又点了一支。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得很慢。大街上，喇叭呜呜嘀嘀响个不停。一辆红色的市际大客车隆隆驶过。交通灯变色，铃声当当响。金发女人用胳膊肘撑着身子，一只手捂在眼睛上，从指缝里盯着我。隔扇上的门开了，拿手杖的高个子钻出来。他拿着另一个包裹，形状像大开本的书。他走到小桌前付钱。他和来的时候一样离开，脚前掌着地走路，张着嘴巴呼吸，经过我时斜着瞪我一眼。

我站起身，朝金发女人抬抬帽子，跟着他出门。他向西而去，手杖在右脚面上方画着窄小的弧线。他很容易跟踪。他的外衣像是用一整块花哨的马背盖布做的，肩膀特别宽，脖子像芹菜秆似的支棱在上面，脑袋随着脚步摇晃。我们走了一个半街区。来到高地大街的红绿灯前，我走到他身旁，存心让他看见我。他先是漫不经心地扫了我一眼，然后立刻转过头去。红灯转绿灯，我们穿过高地大街，又走了一个街区。他迈开两条长腿，在路口甩开了我二十码。他向右拐弯。上坡走了一百英尺，他停下脚步，把手杖挂在胳膊上，从上衣内袋里掏出皮革烟盒。他把一支烟叼在嘴里，弄掉了火柴，捡火柴的时候向后看，见到我在路口望着他，他站起来的势头像是被人踢了屁股。他继续向北走，迈着笨拙的大步，手杖戳着人行道，都快弄得尘土飞扬了。他向左拐弯。我赶到他拐弯的路口，他甩开了我至少半个街区。他害得我气喘吁吁。这是一条树木林立的窄街，一侧是护墙，另一侧是三座花园平房的院落。

他不见了。我在这个街区转悠，看看这儿，看看那儿。来到第二座花园平房的院落，我有了发现。这个院落叫“拉·巴巴”，昏暗而幽静，有两排树荫下的平房。中央步道两侧种着意大利柏树，都修剪得粗短而敦实，很像《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里的油缸。第三个油缸背后，露出一角花哨的袖管，它动了动。

我靠在主路边的一棵胡椒树上，耐心等待。山麓地带的雷声再次响起。闪电的光芒映在南边层层叠叠的乌云上。试探性的几颗雨点打在人行道上，水印有五分钱硬币那么大。空气憋闷得像是在斯特恩伍德将军的兰花温室里。

树后的袖子再次出现，然后是大鼻子、一只眼睛和沙黄色的头发——上面没有帽子。眼睛盯着我。它消失了。它的伙伴像啄木鸟似的从那棵树的另一侧冒出来。五分钟缓缓过去。他被吓住了。他属于胆子小的那种人。我听见他划火柴，口哨声随后响起。然后一条模糊的人影顺着草坪飘向旁边的一棵树。紧接着他回到步道上，径直朝我走来，挥着手杖，吹着口哨。他吹得战战兢兢，谈不上好听。我无可无不可地抬头看阴沉的天空。他在离我不到十英尺的地方走过去，一眼也没看我。他已经安全了。他扔掉了那东西。

我望着他走出视线，顺着拉巴巴的中央步道走到第三棵柏树前，扒开树枝。我掏出一本包裹好的书，夹在胳膊底下离开。没人叫我站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