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恩伍德宅邸侧门的窄条铅玻璃里透出暗淡的灯光。我在车用门楼底下停好帕卡德，把口袋里的东西全掏出来，放在座位上。女孩靠在角落里打鼾，帽子俏皮地斜扣在鼻子上，双手软绵绵地搁在雨衣的褶皱里。我下车按门铃。脚步声来得很慢，仿佛走了一段漫长而沉闷的距离。门开了，腰板笔直的银发管家从里面看着我。门厅灯光把他的头发照成了一个光环。

他说：“晚上好，先生。”声音很有礼貌，目光越过我，望向帕卡德。他随即收回视线，盯着我的眼睛。

“雷根夫人在吗？”

“不在，先生。”

“将军在睡觉吧，我猜？”

“对。傍晚是他睡得最好的时间。”

“雷根夫人的女仆呢？”

“玛蒂尔达？她在，先生。”

“最好叫她出来一下。有些事需要女人来办。你看一眼车里就知道为什么了。”

他过去看了一眼车里，走回来。“我明白了，”他说，“我去叫玛蒂尔达。”

“玛蒂尔达会照看好她的。”我说。

“我们都想照看好她。”他说。

“看来你有过经验。”我说。

他没理会这句话。“那好，晚安，”我说，“剩下的就交给你了。”

“好的，先生。要我帮你叫出租车吗？”

“绝对，”我说，“不要。事实上，我根本没来过。你这是出现幻觉了。”

他终于笑了。他对我点点头，我转过身，顺着车道走出大门。

蜿蜒下山的十个街区，大雨冲刷着街道，枝叶在头顶上不断滴水，广阔得阴森的院子里，庞然巨屋的窗户亮着灯，簇生的房檐与山墙和亮着灯的窗户在山坡高处隐约可见，遥不可及，就像森林里女巫的住处。我经过一个公路服务站，雪亮的灯光徒然消耗，蒙着水汽的玻璃里有个无所事事的服务员，他头戴白色帽子，穿深蓝色防风外套，弓着背坐在高脚凳上读报纸。我都开始往里走了，但还是没进去。我已经淋得不可能更湿了。像这么一个夜晚，你等得胡子都长了也不会见到出租车。另外，出租车司机的记性很好。

我快步走了半个多小时回到盖格家。那儿没人，街上没车，只有我的轿车停在隔壁门前。它凄凉得像只走丢的小狗。我从车里拿出威士忌酒瓶，把剩下的烈酒灌了一半到喉咙里，然后上车点了根烟。我抽掉半根，扔下半根，重新下车，走向盖格家。我打开门锁，走进寂静而温暖的黑暗，我站着那儿，水静悄悄地滴在地上，我听着雨声。我摸到一盏灯，打开。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墙上少了几幅丝绸刺绣。先前我没数过具体有几幅，但棕色灰泥墙面上赤裸裸地露出了几块明显的空当。我继续向里走，打开另一盏灯。我望向图腾柱。图腾柱的底部，中国地毯的边缘外面，光秃秃的地面上又铺了一块地毯。那里原先不是这块地毯，而是盖格的尸体。盖格的尸体不见了。

我愣住了。我把嘴唇抿到牙齿上，斜眼去看图腾柱上的玻璃镜头。我又在屋里转了一圈。所有东西都和以前一模一样。盖格不在铺着荷叶边床单的床上或床底下，也不在壁橱里。他不在厨房或卫生间里。只剩下走廊右手边的上锁房间了。盖格的一把钥匙打开了门锁。房间很有意思，但盖格不在里面。之所以说有意思，是因为它和盖格的卧室大相径庭。这是一间硬朗而简单的卧室，男性气息浓厚，铺着抛光的木地板，有两块印第安图案的小地毯、两把直背椅和一个深色木纹五斗橱，上面摆着男性盥洗用品和一英尺高的黄铜烛台，烛台上插着两支黑色蜡烛。床很窄，看上去很硬，铺着栗色的蜡染印花床单。房间感觉冷冰冰的。我重新锁好门，用手帕擦干净门把手，回到图腾柱前。我跪在地上，眯着眼睛查看从此处到前门的地毯绒毛。我觉得我能分辨出两条朝着门口而去的平行沟槽，很像脚后跟拖出来的痕迹。做这事的人没少出力气。死人比破碎的心还要沉重。

不是执法人员。假如是警察，这会儿肯定还在，刚开始热身，正忙着摆弄绳子和粉笔、照相机和采指纹粉，还有五分钱一根的雪茄。他们会闹得沸反盈天。但也不是凶手。凶手离开得太聪明。他肯定看见了那姑娘。他不敢确定她的意识有没有模糊到对他视而不见的地步。他肯定在远走高飞的路上。我猜不透答案，但既然有人希望盖格失踪，而不仅是被谋杀，那我也没什么意见。这样我就有机会搞清楚能否排除卡门·斯特恩伍德的嫌疑了。我重新锁门，把我的车吭哧吭哧地叫醒，回家洗澡、换一身干衣服和吃迟到的晚餐。然后我在公寓里这儿那儿地坐来坐去，喝了太多的热托蒂[烈酒(通常是威士忌)、热水、蜂蜜(或枫糖)调制而成的鸡尾酒，或加柠檬汁、橙汁等果汁。]，尝试解开盖格那本蓝色索引记事簿里的密码。我能确定的只有一点：这是个带地址的名单，很可能都是他的顾客。前前后后有四百多条。这门生意肯定很挣钱，更不用说还能敲诈勒索了，这种事他多半没少干。名单上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是凶手。等名单落到警察手里，我可不羡慕他们的工作。

我装着一肚子的威士忌和烦恼上床，梦见一个男人身穿血淋淋的中式大褂，他在追赶一个戴碧玉长耳环的裸体姑娘，而我忙着追赶他们，企图用没装胶卷的相机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