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晴空万里，阳光明媚。我醒来时嘴里像是塞着一只机修工的手套，我喝了两杯咖啡，翻看各种晨报。没有一份报纸提到亚瑟·格温·盖格先生。我正忙着抖平湿外套上的褶皱，这时电话响了。打给我的是伯尼·奥尔斯，地检官的首席调查员，给我和斯特恩伍德将军牵线的就是他。

“哎，老弟，你怎么样？”他向我问好，听上去他睡得挺好，也没有很多外债。

“我喝多了，正难受呢。”我说。

“啧，啧。”他心不在焉地笑了笑，声音随即变得有点过于漫不经心，精明的警察喜欢用这种腔调，“见过斯特恩伍德将军了吗？”

“嗯哼。”

“为他办事了吗？”

“雨下得太大了。”我答道，虽说未必算得上一个回答。

“他们家好像有惹是生非的传统。他们家某个人的一辆别克大轿车在里多的钓鱼栈桥旁边洗海水澡呢。”

听筒险些被我一把捏碎。我还屏住了呼吸。

“没错，”奥尔斯喜洋洋地说，“一辆崭新的漂亮别克轿车，被沙子和海水搞得一塌糊涂……哦，我险些忘了。车里还有个人。”

我吐出那口气，慢得它都挂在了我的嘴唇上。“雷根？”我问。

“什么？谁？哦，你说的是大女儿勾搭然后结婚的私酒贩子。我没见过他。再说他为什么会去那儿？”

“别卖关子了。你倒是说谁会去哪种地方？”

“我不知道，老弟。我要过去看看。想一起去吗？”

“好。”

“那就快点，”他说，“我在笼子里等你。”

我刮脸换衣服，吃早餐垫肚子，不到一小时就出现在司法大楼。我坐电梯到七楼，走向地检官下属使用的那一小片办公室。奥尔斯的鸽子笼不比其他人的更宽敞，但归他一个人使用。他的办公桌上只有写字垫板、廉价钢笔和墨水瓶、他的帽子和一只脚。他中等身材，金色头发，有两道硬直的白眉、冷静的眼睛和一口好牙。他像是你会在路上和他擦肩而过的那种人。然而我凑巧知道他手上有九条人命——其中三个用枪指着他，至少有人这么认为。

他起身，把扁盒装的幕间休息牌小雪茄装进口袋，叼在嘴里的那支上下动了动，他的脑袋向后仰，眼睛顺着鼻梁仔细打量我。

“不是雷根，”他说，“我查过了。雷根是个大块头，和你一样高，稍微还重一点。死的是个年轻小子。”

我没有吭声。

“雷根为什么跑掉？”奥尔斯问，“你对这事感兴趣？”

“未必。”我说。

“一个贩私酒出身的男人结婚进入一个富裕家庭，然后挥挥手告别漂亮的太太和几百万合法财产——连我都要不得不琢磨一下了。我猜你认为这里面有什么秘密。”

“嗯哼。”

“好吧，小子，你就不松口吧。我一点也不生气。”他从办公桌背后出来，拍拍口袋，伸手拿帽子。

“我没在找雷根。”我说。

他锁好房门，我们下楼去公务员停车场，坐进一辆蓝色小轿车。我们开上日落大道，碰到红灯就拉警笛冲过去。这是个清爽的早晨，空气中的凉意恰到好处，生活显得简单而甜美，只要你没有太多的心事就会这么觉得。可惜我不是。

沿着海岸公路去里多有三十英里，前十英里我们穿梭在车流之中。奥尔斯用三刻钟开到了目的地。这段时间到头，我们在一道褪色的灰泥拱门前急刹车停下，我把脚从汽车底板上抬起来，两人一起下车。长长的栈桥从拱门伸进大海，栏杆是用白色二乘四木板钉成的。一群人在栈桥尽头探身张望，一名摩托骑警站在拱门下，阻止另一群人走上栈桥。公路两侧停满了车——热衷于看死人热闹的那些家伙，男女都有。奥尔斯向摩托骑警出示徽章，我们走上栈桥，彻夜大雨也没冲掉的浓烈的、扑面而来的鱼腥味。

“车在那儿——电动驳船上。”奥尔斯说，拿着小雪茄指给我看。

一艘吃水很低的黑色驳船停在栈桥尽头的木桩旁，它的操舵室很像拖船的那种。船甲板上有个东西在上午的阳光下闪闪发亮，起重机的牵引绳还系在上面，那是一辆镀铬的黑色大轿车。起重机的吊臂摇回原位，降到甲板高度。轿车四周站着几个人。我们踩着滑溜溜的台阶踏上甲板。

奥尔斯向一位穿绿色卡其布制服的警员和一个穿便衣的男人打招呼。驳船上的三名船员靠着操舵室的前舱壁嚼烟草。其中一位在用一块脏兮兮的浴巾擦泡湿的头发。下水系牵引绳的人肯定就是他。

我们查看那辆车。前保险杠弯了，车头灯碎了一个，另一个歪了，但玻璃没碎。散热器的外罩有个大坑，车身上的油漆和镍镀层到处都有刮痕。座位湿透了，黑乎乎的。轮胎似乎全部完好无损。

司机被转向柱卡在座位上，脑袋以不自然的角度耷拉在肩膀上。他是个瘦削的黑发小子，不久以前相貌还很英俊。现在他的脸变成青白色，眼皮低垂，眼睛暗淡无神，张开的嘴巴里有些沙子。他的额头左侧有一块发黑的瘀伤，在惨白的皮肤上显得很扎眼。

奥尔斯退开，从喉咙里发出怪声，拿起火柴点他的小雪茄：“怎么回事？”

穿制服的警察指了指栈桥尽头的看客。其中有个人在摸白色栏杆上被撞出一个大豁口的地方。劈裂的二乘四木条露出黄色的干净断面，就像刚砍断的松树。

“从那儿出去的。撞击的力道肯定很大。南边这儿雨停得很早，昨晚九点左右吧。木板断面是干的。因此事情是雨停以后发生的。车下去的地方水比较深，否则受损会更严重，时间不会比涨半潮的时候更晚，否则她[原文中均用“她”指代车。——编者注]会漂得更远一点，也不会比落半潮的时候更晚，否则她会被挤到木桩上。因此估计是昨晚十点左右。最晚顶多九点半，不可能更早了。今早人们来海边钓鱼，见到水底下有辆车，于是我们找驳船来把车吊出水，结果发现了那具尸体。”

穿便衣的警察用脚尖刮了一下甲板。奥尔斯斜着眼睛看我，小雪茄像香烟似的抖了抖。

“喝醉了？”他问，但没有问特定的哪个人。

用浴巾擦头的男人走到栏杆前，大声清清嗓子，所有人都望向他。“喉咙进沙子了，”他说，啐了一口，“没那小子嘴里那么多，但也不少。”

穿制服的警察说：“有可能是喝醉了。一个人在雨里表演车技。醉鬼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醉个屁，”穿便衣的警察说，“手动油门按下去一半，头部侧面被砸伤了。你问我，我会说这是谋杀。”

奥尔斯问拿浴巾的男人：“哥们儿，你怎么看？”

拿毛巾的男人像是受宠若惊。他咧开嘴：“我看是自杀，老哥。虽然没我什么事，但你问我，我会说这是自杀。首先，他在冲向栈桥的路上留下一道笔直的车辙。轮胎印子从头到尾都看得清清楚楚。因此就像治安官说的，事情发生在雨停后。其次，他干净利落地狠狠撞断栏杆，否则冲出去就不可能右侧朝上入水了。更有可能会翻两个跟头。因此他攒足了速度，径直撞向栏杆。油门应该开得比一半大。有可能是掉下去的时候顺手拉的，脑袋也有可能是掉下去的时候撞伤的。”

奥尔斯说：“好眼力，哥们儿。搜过他的身了吗？”他问穿制服的警员。警员看看我，然后看看靠在舱壁上的船员。“行了，别演了。”奥尔斯说。

一个小个子男人踩着台阶走下栈桥，他戴眼镜，脸色疲惫，拎着黑色皮包。他在甲板上挑了个相对干净的地方放下皮包，然后摘掉帽子，揉着后脖颈眺望大海，像是不知道他在哪儿或者来这儿干什么。

奥尔斯说：“医生，你的病人在那儿。昨晚从栈桥冲下海。九点到十点之间。我们只知道这么多。”

小个子男人愁眉苦脸地打量车里的死者。他用手指触碰尸体的头部，查看太阳穴上的瘀伤，用双手抓住头部转动，按摸胸腔。他拿起死人一只瘫软的手，盯着指甲研究。他松手让它落下去，观察它下落的样子。他退回原处，打开皮包，取出一本印刷的尸检表格，垫着复写纸开始填表。

“死亡原因应该是颈部折断，”他边写边说，“因此他体内不会有多少海水。意思是现在暴露在空气中，他很快就会变得僵硬。最好在尸体完全僵硬前把他搬出来。否则会很麻烦的。”

奥尔斯点点头：“死了多久呢，医生？”

“不确定。”

奥尔斯恶狠狠地瞪他，从嘴里拿出小雪茄，又恶狠狠地瞪雪茄：“很高兴认识你，医生。一位验尸官五分钟内估计不出死亡时间，我也无话可说了。”

小个子男人苦笑，把本子放回包里，铅笔夹回马甲上：“要是他昨天吃了晚饭，那我就能告诉你，前提是我知道晚饭是几点吃的。但五分钟肯定做不到。”

“那块瘀伤是怎么来的，会是掉下去的时候撞的吗？”

小个子男人又看一眼瘀伤：“我不这么认为。那是用包起来的东西打的。他活着的时候已经皮下出血了。”

“胶皮警棍？”

“很有可能。”

小个子法医点点头，提起甲板上的皮包，踩着台阶爬回栈桥上。一辆救护车在灰泥拱门外倒车就位。奥尔斯望向我，说：“走吧。不太值得跑这一趟，你说呢？”

我们沿着栈桥回到奥尔斯的车上。他好不容易掉头拐上公路，顺着被大雨冲得干干净净的三车道公路开回城区，覆盖着粉色苔藓的黄白沙丘在车窗外连绵起伏。几只海鸥在洋面上盘旋，俯冲扑向波浪中的什么东西，远远地有一艘白色的游艇，看上去像是挂在半空中。

奥尔斯朝我摆摆下巴，说：“认识他吗？”

“当然。斯特恩伍德家的司机。昨天去的时候看见他擦洗的就是那辆车。”

“我不想逼问你，马洛。你跟我说实话，那个活儿和他有任何关系吗？”

“没有。我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

“欧文·泰勒。我怎么知道？说来有意思。差不多一年前，因为他诱拐妇女，我们把他抓进了拘留所。据说他带着斯特恩伍德家迷人的女儿——小的那个——去了犹马。姐姐追上他们，把他们弄回来，欧文被拘押起来。第二天她去找地检官，请地检官替那小子向联邦检察官求情。她说小伙子有意娶她妹妹，带她走就是为了这个，但妹妹没这个想法。她只想在酒吧里痛痛快快喝几杯，然后办个派对狂欢一场。于是我们放了那小子，至于他们让不让他回去工作我们就管不着了。晚些时候我们从华盛顿收到了他的指纹的例行报告，他在印第安纳有前科，六年前抢劫未遂。他在县监狱蹲了六个月班房了事，就是迪林杰越狱的那所监狱。我们把报告给斯特恩伍德一家看，但他们还是留下了他。你有什么看法？”

“这一家人似乎都疯疯癫癫的，”我说，“他们知道昨晚的事情了吗？”

“不知道。我打算现在去通知他们。”

“就尽量别惊动老先生了吧。”

“为什么？”

“他的烦心事已经够多了，而且他病得很重。”

“你是说雷根？”

我皱起眉头：“我说过了，雷根的事情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没有在找雷根。据我所知，没人在替雷根操心。”

奥尔斯说：“哦。”他若有所思地望向大海，险些把轿车开出路面。回城的剩下那段路上，他几乎没说话。他在好莱坞大道靠近中国剧院的地方放我下车，然后向西拐弯去阿尔塔布雷新月路。我吃了个快餐，翻看一份下午的报纸，但没找到和盖格有关的任何消息。

吃过午饭，我顺着好莱坞大道向东走，想再看一眼盖格的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