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出去旅行之事一直让我苦思冥想，而我似乎愈来愈可能真的成行。我应言明的是，这次旅行我将独自享用法拉戴先生那辆舒适豪华的福特轿车；也正如我所预见的，这次旅行我将穿越英格兰许多美丽的乡村，尔后抵达英格兰西部；这次旅行也可让我离开达林顿府五六天。我还得说明的是，萌发这次旅行的念头源于法拉戴先生亲自对我提出的忠告。那还是两星期前的一个下午，我在为挂在书房里的那些肖像除灰。我正站在活动梯子上清除韦瑟比子爵像上的灰尘。这时，我的主人走了进来。他拿着几卷书，大概是准备放回书架。一看见我，他就趁便正式通知说，他刚刚做出决定，要在八九月之间返回美国，为期五周。讲完这番话之后，我的主人将手中的书放在桌子上，然后坐进躺椅，两腿伸得直直的。紧接着，他两眼凝视着我说：

“史蒂文斯，你应该知道，我并不期望你在我离开时一直固守在这所房子里。你为什么不驾着我的车子，外出消遥几日呢？看来，你该好好享受一次休假了。”

对这突如其来的建议，我还真不知如何回答。我记得我当即感谢了他的关怀。但是，我很可能并没有说出非常认可的话来，因为我的主人又接着说道：

“史蒂文斯，我是当真的。我真的认为你应该休一次假。我为你付汽油费。唉，你们这些人啊，总把自己关在这些宽敞的房子里，忙这忙那的，为何不能四处走走，去看看你们美丽的国土呢？”

我的主人并不是第一次向我提出类似的问题。这似乎是一件的确让他操心的事。其实我站在活动梯子上时，确曾想到了某种答复。大意是这样的：从去乡村郊游，去美丽如画的风景名胜地观光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确了解甚少；然而干我们这行的人又确实比大多数人更“了解”英格兰，因为我们身处英格兰名流显贵常常聚集的豪宅里。当然，我不能把我的这种想法向法拉戴先生讲，以免说出可能极为冒昧的话。于是，我以知足的口气简单地答道：

“先生，这些年来，就在这些房子里，我一直享受着了解英格兰最美妙之处的特权。”

法拉戴先生似乎并不明白我所说的话，只是继续说道：

“史蒂文斯，我是当真的。一个人不能到各处走走，看看自己的国家，这显然很遗憾。你应该接受我的建议，出去旅游几天。”

正如你可能料想的那样，当天下午我根本没有认真考虑法拉戴先生的建议。我只将此视为美籍绅士并不熟悉英格兰哪些事已约定俗成，哪些事是不合礼俗的又一例子。但事实上，我对上述建议的态度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发生了变化——去英格兰西部旅游的念头日益困扰着我——毫无疑问，这种变化主要归因于肯顿小姐的来信——对此我为何要隐瞒呢？如果不将圣诞卡计算在内的话，这几乎是七年之内她给我写的第一封信。还是让我直截了当地把我的意思给你解释清楚吧。我的意思是说，肯顿小姐的来信引发了与管理达林顿府事务相关的一连串想法。我必须强调指出，也是出于对这类事务的投入才让我重新考虑雇主的好意。对此，我还得进一步解释。

毋庸讳言，在过去的几个月内，我对履行职责中所犯下的一系列差错应承担责任。我应该说明，所有那些差错本身毫无例外都是些琐屑小事。然而，我想人人都能理解，对于不常犯类似错误的人而言，这类事件的发生显然会使他心烦意乱。实际上，我确确实实已开始筹划所有能防微杜渐的有力举措。正如在这类情形中常发生的那样，我曾一度对显而易见的事情视而不见——直到我仔细思量肯顿小姐信中的暗示，才使我猛然醒悟那简单的真相：最近几个月来所犯下的差错不是源于恶性事件，而是因为不完善的员工工作计划。

毫无疑问，竭尽全力制定好员工工作计划是任何一位男管家应尽的职责。在男管家制定员工工作计划的阶段，因其疏忽懒散，谁能预料会导致多少争议，多少非难，多少不必要的解雇，甚至会造成多少光明的前程中途而废呢？有人认为，制定一个完善的员工工作计划的能力是任何称职的男管家之基本素质，我是同意这一观点的。这些年来，我曾亲自制定过许多员工工作计划。倘若我说这些计划几乎无需作丝毫改进的话，我坚信我并未过分自我吹嘘。既然如此，如果工作计划出现任何欠缺，引咎自责的应是我，而绝非他人。与此同时，也应该公平地说明，我在这一阶段的工作处境曾一度异乎寻常地困难。

情况是这样的：房产交易一结束——这次交易使达林顿家族在长达两个世纪之后失去了对这座府邸的所有权——法拉戴先生立即宣布，他不会立刻入住，他要再花四个月的时间去妥善了结在美国的事务。与此同时，他当然非常期望以前的雇员——这是一批他耳闻口碑极好的雇员——留在达林顿府内。实事求是地说，他所指的这一批“雇员”也仅仅是达林顿勋爵的亲属所留用的那六个骨干，他们负责在房产交易的整个过程中协助管理这座府邸；我还得遗憾地声明，房产交易一结束，我几乎无力为法拉戴先生去劝阻克莱门茨夫人除外的其他人离开达林顿府去另寻工作。我随即写信给我的新主人，对他说，我对所发生的情况束手无策。尔后，我接到来自美国的答复，指示我去招募一批新的员工，“他们必须适合这座既古老而又堂皇之英国府邸。”于是，我马不停蹄地着手去满足法拉戴先生的愿望，但是，就当时的情况而论，要招聘一批令人满意、符合标准的新雇员确非易事，这是人所共知的。除了根据克莱门茨夫人的推荐，我很乐意地雇用了罗塞玛丽和艾格尼丝，直到法拉戴先生按其原定计划于去年春天对英格兰作短暂访问期间我与他进行第一次事务性会晤时，我的招聘工作并没有更大进展。正是在那一次见面时——在达林顿府那间简陋得令人不可思议的书房里——法拉戴先生第一次和我握了手。从那时起，我俩的关系就十分亲密了。除了有关雇员的问题，我的新主人在其他若干事务方面完全有理由认可我所具有的品质，这皆因我的天赋所致。我也可以冒昧地说，他也发现我的品质是完全可信赖的。我敢肯定，他感到可以与我以实事求是的、完全信赖的方式交谈。在我们会面结束时，他留给我一笔为数可观的钱，由我掌管开支，作为为他不久后住进达林顿府做多方面准备所需的费用。总之，我要强调的是，正是在这次会面的过程中，当我提起在当时条件下招聘合格雇员的难处时，法拉戴先生沉思片刻后对我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我应竭尽全力制定出一个员工工作计划——他把这类计划解释为“雇员的某种勤务轮值表”。通过执行这样的计划，依靠目前的四位雇员——即克莱门茨夫人、两位年轻姑娘和我自己——就可以管理好这座住宅。他认为，这就可能意味着将这座住宅的各个部分置于“严密的监控之下”。但是，凭借我浑身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就能接受并保证将人员裁减到最低限度吗？曾几何时，我指挥过十七位雇员，我也清楚地记得，就在不久前，达林顿府甚至雇用过二十八位员工，因此，我可以毫不过分地说，那种靠想出一个好方案，仅雇用四位职员就能将同样的住宅管理得井井有条的想法似乎是异想天开。尽管我竭力不流露我的想法，但我那不置可否的态度肯定已暴露无遗。于是，似乎是为了消除我的顾虑，法拉戴先生又补充道，倘若确实有必要，也可增加额外的雇员。然而他却反复地说，如果我“能用四位雇员管理”的话，他将不胜感激。

正如我们中的许多人一样，我自然不会心甘情愿地对传统的方式作太多的变更。但是，要像某些人仅仅为了传统而固守传统的话，也就丝毫没有益处了。在使用电气和现代化供暖系统的年代根本无需雇用那类大约在三十年前非雇用不可的人员。事实上，我已有一段时间持这样的看法了：纯粹为了保持传统的缘故而保留不必要的雇员——其结果导致雇员们享有了会造成不良后果的空闲时间——是造成职业水准急剧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再则，法拉戴先生已明确表示，他打算不轻易举办达林顿府以前那种司空见惯的大型社交盛会。在这之后，我的确全身心地投入到法拉戴先生交待的任务中。我花费了很多时间去制定员工工作计划，因为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太多了，连我在做其他工作的时候，甚至在我工作完了后睁眼躺着的那点功夫里，我都在反复思忖这个计划。无论何时，只要我认为我有了某个主意，我都要仔细探究是否还存在什么疏漏，并从所有的角度去周密的检查。最终，我是制定出了一个计划，也许这个计划并不像法拉戴先生要求的那么精确，然而我很肯定，这应是最佳的一个。就人之能力所及而论，该计划是有可能实现的。据此，在这座住宅内，几乎所有引人注目的部分都能保持正常运转。而那宽阔的供用人使用的区域——包括后走廊、两间食物存储室和那间旧式的洗衣房——及专供客人上三楼用的走廊都将用防尘布遮上，只保留一楼所有的主要房间及几间豪华的客房。坦白地说，我们这个目前由四人组成的队伍要设法完成此方案也只有再雇一些只在白天来干活的临时工才行。由此，我的员工工作计划另外包含了一个园丁提供的服务，一周工作一次，在夏季则为一周两次；还有两位清洁工，每人一周来干两次活。再进一步说，对我们四位常驻的雇员而言，这一员工工作计划意味着要对我们各自的常规职责来个根本性的调整。那两位年轻的姑娘，我可以预见到，并不会觉得这般调整难以适应，我只尽我所能，设法使克莱门茨夫人面对最低限度的变化。于是，我竟然自己承担起了许多公认只有最为宽容大度的男管家才会做的工作。

尽管如此，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承认这个员工工作计划很糟糕；不管怎么说，这个计划可以使我们四位雇员能以出乎意料的效率完成我们的职责。但是，你无疑会赞同这样一个观点：任何无可挑剔的员工工作计划都应该考虑到一定的误差，以为某位雇员生病时，或者某位雇员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状态不佳的时候做准备。如果出现这种特殊情况，当然啦，我就得多少承担些本不属于我分内的责任了。即便如此，我还关注着任何其他方面的“误差”。我特别留意克莱门茨夫人或是那两位年轻姑娘对承担常规外职责而表现出的任何逆反心理，对此，我都会以她们的工作量已大幅度增加而相应增加其收入来缓解。在那些费尽思量完善员工工作计划的日子里，我确实绞尽了脑汁，以使克莱门茨夫人和那两位姑娘深信，一旦她们克服了因为承担那些更为“兼收并蓄”的工作而产生的厌恶情绪，她们就会发现职责分派真令人刺激，而不会感到难负重任。

然而，我担心在我渴求赢得克莱门茨夫人和两位姑娘的支持时，我或许并没有非常透彻地评估我自己的能力；虽然在这类事务中我的经验和一贯的谨慎使我不会致力于超出我实际能力所及的工作，但我也许疏忽了应该给自己留有“误差”这一问题。如果说在几个月内这种疏忽要以细小但却显著的方式暴露出来的话，这也是不足为怪的。说到底，我相信事实不过如此，再复杂的情况也莫过如此，那就是：我已给自己的工作加码太多。

你可能会大吃一惊，对于员工工作计划如此明显的差错竟然一直未引起我的注意，然而，你也可能会认同这样的观点：人在一段时间内过分沉湎于思考一些问题时，出现考虑不周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而人往往要在受到某些外部事件的偶然刺激时才会清醒地面对既成的现实。下面的例子便是明证。具体地说，我收到了肯顿小姐的来信，该信以其冗长的篇幅、相当含蓄的言词表达了对达林顿府的不容误解的怀旧情结，当然——我对此是相当肯定的——信中还明显暗示了她重返达林顿府的强烈欲望。这就迫使我重新审视我已制定好的员工工作计划了。也只有在这时，我才确切深刻地认识到，达林顿府的确需要一个关键的角色，该角色应由另外一位雇员才能扮演得出色；事实上，正是缺少这个重要角色才是我目前面对的所有麻烦的关键所在。我越是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事情也就越发明白无误：肯顿小姐，以其对这座府邸的挚爱，以其可树为楷模的敬业精神——这在当今几乎是无法寻觅的——正是能使我为达林顿府制定出一套十全十美的员工工作计划的关键因素。

对目前形势做了如此一番剖析后，我很快便觉得，应该重新考虑法拉戴先生几天前所提出的那个好心的建议了。因为我想利用这次的驱车旅行好好地处理一下工作方面的问题；换句话说，我可以驱车前往英格兰西部，顺便拜访一下肯顿小姐。这样，我就可以当面了解一下她打算重返达林顿府工作的真实意图。坦白地说，我把肯顿小姐近期来的那封信读了好几次。我要是仅仅靠猜想便可了解她所流露出来的那些暗示，是完全不可能的。

尽管如此，有好几天我还是不能鼓足勇气向法拉戴先生再提起这件事。无论如何，我感到我需要亲自弄清楚这件事的许多方面之后才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比如，有关费用的问题。即使考虑到我的主人愿意慷慨解囊“支付汽油费”，然而细算一下诸如住宿、用餐、在旅途中我可能会享用的零食的开销，这次旅行的费用总计起来仍是一个令人咋舌的数目。再有的问题是，在这样的旅途中穿什么服装才适当？为此我是否值得去添置一套新衣服？我已拥有许多华丽的西装，有些是在过去的岁月里达林顿勋爵自己穿过后好心送给我的，有些是那些形形色色的客人送的。他们曾在这座府邸中住过，他们有充足的理由赞赏这里所提供的高水准服务。但这些西服中有许多过于正规而不适合预期的驱车旅行，要不然呢，就是太过时了。对了，我还有一套普通的西服，那还是爱德华·布莱尔爵士在一九三一年或许是一九三二年送给我的——当时确实是崭新的，并且也十分合身——这件也许适合在我可能住宿的任何旅馆的起居室或是餐厅里过夜时穿。说到底，我所缺少的就是适合旅行的行头——也就是我在驾车时穿的那类服装——否则，我就只能穿上年轻的查默斯勋爵在战时送给我的那套西服了。尽管这套西服对我来说明显地小了点，然而就色调而言，也许算得上称心如意。我最后仔细地盘算了一下，我的积蓄还可以应付可能发生的开销，甚至可能略有节余去买上一套新衣服。关于最后这个问题，我希望你不会认为我是过分虚伪，因为，谁也不可能预料到什么时候他会不情愿地承认自己来自达林顿府。在这种场合下，他的装束打扮必须与其地位相称，而这一点至关重要。

在这段时间里，我还花了许多时间去查看道路交通图，并且仔细研读了简·西蒙斯夫人所著《英格兰奇观》中的有关卷册。倘若你还不熟悉西蒙斯夫人的这套著作——这是一套长达七卷的丛书，每一卷都详尽地描绘了不列颠诸岛的一个区域——我愿由衷地向你推荐它们。尽管这套丛书是在三十年代写成的，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却仍未过时——总之，我绝不会认为德国人的炸弹会如此严重地改变了我们的乡村。事实上，西蒙斯夫人在战前曾是这幢房子的常客；在所有雇员看来，她的确算得上最受爱戴的客人当中的一个，那是因为她从不掩盖对他们工作的由衷赞赏。当然，也正是在那些岁月里，我对这位女士产生的由衷的崇敬心情驱使我第一次在书房里读起她的大作。在这之后，只要有空闲，我都会这么去做。事实上，我记得是在肯顿小姐于一九三六年离开此地迁往康沃尔郡之后不久，因为我自己从未去过那地方，我就经常翻阅西蒙斯夫人这套著作的第三卷。该卷向读者详尽描绘了德文和康沃尔两郡那怡人的风情，并配有大量照片——更让我心醉神迷的是，还有画家们描绘该地区景观的各种各样的素描。也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在某种程度上了解到肯顿小姐婚后居住地的情况。可正如我所说的那样，这还是在三十年代，如我所知西蒙斯夫人的著作当时备受全英格兰读者的推崇。我已多年不曾翻过这套丛书，直到近来情况发生变化才使我再次从书架上取下有关德文和康沃尔的那一卷。我又从头至尾地细读了那些精彩的描述和插图，至此，你或许可以理解这样一点：一想到我现在真的可能驱车前往英格兰的那些区域去亲自看看，我的心情便抑制不住地激动。

最后，似乎我唯一要做的就是郑重地向法拉戴先生再次提及此事。当然啰，这样的情况也非常可能，就是他在两星期前曾提及的建议不过是一时的兴致罢了。这样，他将不会赞同这个想法了。但是，透过这几个月来我对法拉戴先生的观察，他不属于那一类绅士，那种人很容易就染上普通老板都有的最令人厌恶的恶习——反复无常。既然如此，便毫无理由怀疑他不会再像过去那样热心于建议我驱车去旅游——也许他不会再承诺他那最慷慨的资助，由他“支付汽油费”。然而，我还是小心翼翼地盘算着哪个时候最适合向他提出这件事，以促使他去考虑。我曾说过，任何时候我都不会怀疑法拉戴先生是那类反复无常的人，然而，理智的做法就是不在他心事重重或是心烦意乱时提出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的主人要是拒绝，也许并不完全反映出他对此事的真实想法，但是，一旦他已确实不予考虑的话，我要再提出这个问题也就不那么容易了。很显然，我必须聪明地选择我的最佳机会。

考虑再三，我认定，这最万无一失的时刻应是我白天在客厅里摆上午后茶点的那会儿。那时，法拉戴先生常常会在草坪上的散一会儿步后回来，这时，他很少会全神贯注地读书或是写东西，他惯常在晚上读书、写东西。事实上，每当我把午后茶点端进客厅，法拉戴先生总是要把他一直在看的书或是杂志合上，然后起身站在窗前伸展一下双臂，似乎期待着和我谈点什么。

我到现在都坚信我对时机的判断是相当精明的，但事实上，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而这完全归因于我在另外一个方面的判断失误。具体地说，我并没有充分估计到这样一个事实：每天在那个时候，法拉戴先生所欣赏的是那种轻松愉快、诙谐幽默的谈话。倘若了解到这就是他的情调，倘若意识到在那种时候他总喜欢和我以逗乐的语气谈话，那么，在昨天下午我把茶点送去时，我就应该聪明一些，压根儿就别提肯顿小姐。但你或许会理解，我就有一种禀性，在探问我的主人给予最慷慨的恩赐时，又要暗示我的恳求是出于良好的职业动机。这样，在陈述我宁愿驱车去英格兰西部旅行的种种原因时，我本该援引西蒙斯夫人著作中所描绘的几处最诱人的细节，相反，我却犯了个错误，我向他郑重说明，达林顿府原先的一位女管家就居住在那个地区。我想，我当时肯定是在试图向法拉戴先生解释，我可以借此探求一种方案的可行性，而这种方案可能是解决我们目前管理这幢房子所碰到的细节问题的理想答案。也正是在我提及肯顿小姐后我才突然意识到，我若要接着往下讲该有多么不恰当。我不仅不能肯定肯顿小姐有重新加入我们这儿雇员队伍的打算；而且，自从一年前我和法拉戴先生第一次初步交谈以来，我甚至不曾与他讨论过有关增加雇员的问题。倘若响亮地宣告我对达林顿府未来的种种想法，那至少可以说是非常冒昧的。我怀疑我当时非常唐突地闭口不言，脸上露出了尴尬的神色。总而言之，法拉戴先生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咧开嘴对着我笑，并略带沉思地说：

“我的，我的，史蒂文斯啊！一个女性朋友，还和你同样年纪。”

这是极为令人难堪的场面，达林顿勋爵还从没有置任何一位雇员于这样的境地的。当然，我并非对法拉戴先生有什么贬意。他毕竟是一位美国绅士，他的言谈举止和英国人往往是大相径庭的。他并非有意要伤害我，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你也肯定理解这样的场面对我来说又是多么地不自在。

“史蒂文斯，我还从未估计到你竟然是那种喜欢对女士献殷勤的男人。”他继续说道，“我想，这可以使你永葆青春。然而我还真不知道帮助你去赴如此暧昧的幽会对我来说是否恰当。”

很自然，我想立即并且毫不含混地否认我的主人强加于我的这种不实之词，但我及时地察觉到，这样做就会中了法拉戴先生的圈套，而且局势也只会愈发变得令人难堪。于是，我只是继续尴尬地站在那儿，期待着我的主人允许我驱车旅行。

尽管这场面对我来说是那么尴尬，我却并不认为我理所当然地应该埋怨法拉戴先生，因为他绝不是那种刻薄的人；我敢肯定，他当时也仅仅是在享受那种善意取笑的乐趣，毋庸置疑，这在美国是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一种亲密、友好的迹象，他们很是热衷于这类友情游戏。从公允的角度出发，我应该指出，正是新雇主的这类逗趣才体现出了数月来我们之间的友谊——然而我必须承认，对此应如何反应，我仍然毫无把握。事实上，在我刚成为法拉戴先生下属的那几天里，我曾有那么一两次被他所说的话弄得目瞪口呆。举个例子吧，有一次我认为有必要问问他，倘若某位被邀请到府邸的绅士想让自己的夫人陪伴，那该怎么办？

“倘若她真的要来，那我们只好求上帝保佑了。”法拉戴先生答道，“史蒂文斯，也许你可以尽量别让她打扰我们；也许你可以将她带出去，到摩根先生的农场四周随便哪一间牛棚那儿去。你就在那些干草堆里招待她吧！她或许与你恰好可以配对呢！”

我一时间无法揣摩我的主人究竟在说些什么。尔后我终于意识到他是在开玩笑，我便尽量挤出不失体面的笑容来。然而，我现在仍怀疑，当时从我的表情中仍然能够依稀觉察出一丝困惑，虽然还不至于震惊。

不管怎么说，在以后的日子里，我逐渐学会了对我主人的这类言语不再表示诧异。相反，每当我察觉到他的话中透出逗乐的语气，我都会恰如其分地保持微笑。但话又说回来，我从不能肯定在这种场合下我应该做些什么。或许他期望我开怀大笑，或许他的确是期望我本人以某种言词做出反应。这最后的可能性已经让我这几个月来感到某种担忧，并且对这种可能的存在我仍然毫无把握之力。其理由是，这种做法在美国可能是值得称道的，因此，雇员应该提供有趣的逗弄，这被视为良好职业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我记得“庄稼汉之纹章”酒吧的老板辛普森先生有一次说过，假如他是位美国酒吧侍者，为了履行他的顾客所企盼的职责，他将不会以那种亲密无间、异常殷勤的方式和我们聊天，取而代之的是，他会粗鲁地指明我们的恶习和弱点来攻击我们，大声呵斥我们为醉鬼，以及诸如此类龌龊的骂人话。我还记得，曾作为雷金纳德·莫维斯爵士的贴身男仆访问过美国的雷恩先生几年前就说过：纽约出租车司机平常与乘客谈话的方式要是在伦敦重复几遍，某种程度上就会成为大声争吵，如果这个家伙还不至于双手被铐地押送进就近的警察局去的话，那么，我的主人很可能极其期望我以相仿的方式去回应他那种友善的调侃。倘若我没这样去做，他会将此视为粗心大意、有失体统。正如我刚才所说，这确实是件让我忧心忡忡的事。但是，我必须承认，这种调侃的活计并不是我感到非以热情去履行的职责。这变迁的岁月里，调整自己的工作以适应按传统并不属于自己分内的职责，这完全是明智之举，但逗笑取乐却完全是另外一码事。首先，你怎样才能确信，在特定的场合，哪种对类似调侃的应答才真正是对方所期待的呢？另外，当你说出一句调侃的话，结果却发现完全不妥，这种灾难的可能性人们不用思考也会明白的。

不过，不久前我的确有一次鼓足勇气去尝试法拉戴先生所需要的应答。那天早晨，我正在早餐厅给法拉戴先生倒咖啡，他突然对我说道：

“史蒂文斯，今天早晨有人在那里制造公鸡般喔喔的叫声，那人该不是你吧？”

我意识到主人指的是一对收破铜废铁的吉卜赛夫妇，他们在凌晨路过这儿时曾按惯例大声吼叫过。事也凑巧，就在那天凌晨，我一直在思忖着我的进退两难的窘境，思索主人是否指望我对他的调侃做出反应；我也一直忧心忡忡，不知他将如何看待我屡屡无法对此类游戏的开场做出应有的反应。于是，我当即绞尽脑汁去构思某种机智的回答，其措词即使是我已对形势做出错误判断也仍旧是既稳妥又不令人讨厌的。考虑再三后，我说道：

“老爷，照我看，与其说是鸡啼还不如说是燕鸣。这是从鸟类迁徙的角度来考虑的。”由于我并不期望法拉戴先生克制其由于反主为宾的尊重而自然感到的欢欣，说完这番话后，我脸上恰如其分地露出谦虚的笑容，毫不含糊地表明我已做出了机智的应答。

然而，事与愿违，法拉戴先生只是抬头望着我说：

“史蒂文斯，你说什么？”

也正是在这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我的妙语当然很不容易为一个并不知道曾有吉卜赛人经过这儿的人所欣赏。于是，我无法决定该如何把这场逗趣继续玩下去；事实上，我决定最佳的办法是中止这场游戏，要么就是装着突然想起某桩急事，以必须立刻前去处理为由而离去，让主人非常困惑不解地待在那儿。

就我应该去履行的这类对我来说实际上完全陌生的职责而言，这确实是极其令人沮丧的开端。真是太让人泄气了，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之后，我确实没有再试图越雷池半步。但与此同时，我却不能回避一种感觉：法拉戴先生并不满意我对于他形形色色的逗乐所做出的应答。事实上，近来我的主人越发固执于此，也许成了他越发敦促我以情趣相投的兴致做出回应的一种方式了。尽管如此，自从说过关于吉卜赛人的那个妙语以来，我再也无法非常敏捷地构思出类似的幽默来。

连日来，类似的难题越发使人心事重重，因为，你压根儿就没有办法以你惯用的方式去和同行商讨，以证实你的见解和意图。而此前不久，倘若有关工作问题出现任何莫衷一是的局面时，你不必过多费心就会了解到：某某同行，他的意见常为人重视，不久后就会陪伴其主人造访我们府邸，这样，你就有足够的机会与他一起讨论了。当然啰，在达林顿勋爵当家做主的那些日子里，时常有尊贵的女士和先生前来造访几日，因此，与一同前来的同事们交换意见、达成共识是极其可能的。事实上，在那些繁忙的日子里，在我们仆役厅经常聚集着许多英格兰最棒的同事，我们常围坐在温暖的壁炉旁畅谈至深夜。我可以向你保证，你随便在任何一个夜晚走进我们仆役厅，肯定不会只听到神侃闲聊，而更可能听到的是针对住在楼上的那些主人所心烦意乱的重大事情，或许是针对见诸报端的重要新闻所展开的辩论。当然，正如来自生活各个领域的同行们相聚一块儿时惯常要做的那样，你会发现我们会就我们职业的方方面面展开探讨。有时，这儿很自然地会出现争执得面红耳赤的场面，然而更多的时候，这儿却充满了相互尊重、相互体谅的友好气氛。倘若我说出这儿的常客来，或许可以让你更好地了解那些夜晚的和谐情调。他们中间包括诸如詹姆斯·钱伯斯子爵的贴身管家哈里·格雷厄姆先生，以及西德尼·迪肯森先生的贴身男仆约翰·唐纳兹先生，当然，还有其他也许地位稍低一些的客人。可正是因为他们到来时所出现的热烈气氛才使得每一次造访都令人难以忘怀。比如，约翰·坎贝尔先生的贴身管家威尔金森先生就以其模仿知名人士的各种天赋和技能著称。又如来自伊斯特利府的戴维森先生，他在就某一观点辩论时所表现出来的激情有时会令陌生人感到那么震惊，这也正如他在其他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朴实和善良又那么讨人喜爱一样。再如，约翰·亨利·彼得斯先生的贴身男仆赫尔曼先生，他那无与伦比的见解任何人都会由衷地折服，而且他那与众不同的、令人捧腹的、作为约克郡人所特有的魅力使其不可能不受到人们的爱戴。这类客人自然是不胜枚举。总而言之，尽管我们在方式上有诸多细微的分歧，然而在那些岁月里，我们同行之间的确存在着真挚的友谊。打个比方吧，我们从根本上说都是从同一块布料上剪下来的。可现在的情况就跟以前相去甚远了：当某位雇员在极为难得的时候陪伴某某尊贵的客人来到这府上时，他某种程度上更像一位陌生人，除了对足球俱乐部感兴趣外，他也就无话可说了。不仅如此，他宁可在“庄稼汉之纹章”酒吧喝上几杯，也不愿在仆役厅的壁炉旁消磨夜晚——按照今天愈来愈风行的方式，他更有可能光顾“明星酒店”。

刚才，我曾提及詹姆斯·钱伯斯子爵的贴身管家格雷厄姆先生。事实上，大约在两个月前，得知詹姆斯子爵要来达林顿府做客，我感到无比兴奋。我期待着他的来访，并不仅仅因为达林顿勋爵那个年代的客人现如今极少来访——法拉戴先生圈内的朋友显然有别于勋爵阁下的朋友，这是很自然的事——而且因为，我设想格雷厄姆先生会按照惯例随詹姆斯子爵前来，这样我将可以就如何调侃这个难题征求他的高见。然而，就在这次访问的头一天，我得知詹姆斯子爵将单独来访，我既诧异又沮丧。后来，在詹姆斯子爵逗留期间，我更得知，他不再雇用格雷厄姆先生；而事实上是，詹姆斯子爵已完全不再雇用任何专职职员。尽管我和格雷厄姆先生相互了解甚少，可以说，我们也只是在相逢时打打交道，但我却真想知道他当时的境况如何。不管怎样讲，根本不存在任何合适的机会让我去获得有关的信息了。我必须承认，我是异常地失望，因为我极其渴望和他一块儿商讨有关主仆逗乐的问题。

还是让我回到原来的话题吧！正如刚才我所说的，昨天下午当法拉戴先生忙于逗乐时，我却不得不站在客厅里熬过那令人难堪的几分钟。我像往常那样以微笑应答——至少那样足以表明在某种程度上我正在参与他一直兴趣盎然的调侃——并且期待着我的主人有关旅游的承诺将会兑现。正如我所企盼的那样，在不算太长的耽搁之后，他终于应许了他那仁慈的诺言。不仅如此，法拉戴先生简直太善良了，他仍记得重申他会慷慨解囊“支付汽油费”。

于是乎，我似乎再没有丝毫的理由不驾车到英格兰西部去旅游了。当然我应该给肯顿小姐写封信，告诉她我可能会路过她那儿；我还务必解决好旅行中的穿戴问题。此外，在我离开这府邸期间，涉及这儿工作安排的其他各种各样的问题都需要处理好。终归一句话，我完全找不出任何站得住脚的借口来放弃这次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