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夜，我住进了索尔兹伯里市当地的一家旅馆。我旅行的第一天现在是结束了，不管怎么讲，我必须承认我是相当满意的。尽管早在清晨八点以前我就整理好行装，并把所有必需的物品统统装进了那辆福特牌轿车，但是今天早晨启程的时间比我原定计划几乎晚了一个小时。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克莱门茨夫人和那两位姑娘本周已去度假，我想我已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事实，那就是，一旦我离去，达林顿府在本世纪内将可能首次变得空荡荡的——自从该府落成以来，这种情况是第一次发生。出自此种奇特的感情，也许这正说明了我为何迟迟不能出发的原因，我几番围着这幢房子这儿瞧瞧、那儿看看，最后一次检查一下一切是否妥当。

当我最终出发时，我那复杂的心态确实很难讲清楚。在我刚开始驾车行进的那二十分钟里，我还不能说我的情绪已完全被任何欣喜，或是期待所支配。毫无疑问，这是由于尽管我驾车离开这府邸愈来愈远，我却不断地发现我不过是一个处于瞬息变化的环境中的匆匆过客而已。我曾总是认为我很少外出旅行，总是被自己的职责禁锢在这府邸里。但话又说回来，在规定工作的时间之外，人们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也的确会以各种方式出去游览。看来，我对邻近地区的熟悉程度远比我曾想像的好得多。其理由是，随着在这艳阳天驱车向伯克郡边界进发，我不断地为自己对周围环境的熟悉而感到惊讶。

不久，四周的环境终于渐渐变得陌生了，于是，我明白我已走出了我原来熟悉地方的边界。我曾听人描述过在船张帆开航后，终于再也看不到陆地时的心境。我设想，常与这一刹那相关而描绘出的那种既忧虑又兴奋的复杂感受与我坐在这福特轿车里，随着周围环境渐渐变得陌生的感觉是何其相似。这种情况就发生在我转了一个弯后，发现面前是一条围绕山缘的弯曲道路那一刻。我凭感觉知道我的左面是险峻的陡坡，只不过长在路边的那一排排叶茂枝繁的树木使我无法看清罢了。我猛然强烈地意识到我确实已将达林顿府远远地抛在了后头，我不能不承认我着实感到有点儿惊恐——这种惊恐的感觉更为加剧了，那是因为我感到也许我根本没有行驶在正确的道路上，而是飞快地沿着完全错误的方向驶进了荒郊野岭。尽管这仅仅是一瞬间的感觉，但却使我放慢了速度。即使我确信所行驶的道路是正确的，事实上，我仍不得不停车休息一会儿，以探明情况。

于是，我决定下车到外面去稍稍伸展一下双腿，这时，原先在山坡上的那种感觉更明显了。道路的一边是陡坡，长满了灌木和矮小的树；而从另一边，我现在可以透过那浓密的树叶隐约看到远处的乡村。

记得当时我沿着路旁走了一段，一面走一面极力地透过那茂密的树叶向远处仔细地张望，期望看得更清楚一些。蓦地，我听到身后发出一个声音。在此之前，我当然相信只唯有我一个人在那里。于是，我惊慌地转过身来，在道路另一边向上的不远处，我看见了一条小道的起点，那小径沿山势陡峭而上，消失在浓密的树木之中。在标志小径入口处的那块大石头上，坐着一位瘦削的男子，他一头白发白，戴着一顶布帽，嘴里叼着烟斗。他又对我喊了起来，虽然我不太清楚他喊些什么，但我能看见他对我做手势让我过去。一时间我把他当成了流浪汉，之后仔细一瞧，他不过是位本地汉子，正享用着清新的空气和夏日的阳光。我找不到任何理由不遵从他的意思。

“先生，刚才我在想，”在我靠近时，他说道，“您的双腿是多么健壮啊！”

“对不起，我没听懂你的话。”

那汉子指着上山的小径。“您必须有一双强壮的腿和一对强壮的肺才能爬上那儿。至于我嘛，我两者都没有，就只好待在下面了。要是我的身体再好一点的话，我肯定要到上边去坐坐。那儿有一块挺不错的地方，还有一条长凳和别的东西。在英格兰其他任何地方你都找不到比那儿更好的景致。”

“如果你所说的是事实，”我答复道，“我想我最好还是待在这儿。我正巧在驾车旅行，在整个行程中我期望能欣赏到许多令人陶醉的风景。但在我尚未真正开始之前就欣赏最佳景致，似乎有点儿太仓促了。”

那人似乎并不理解我的话，他只是继续说道：“在全英格兰您将不可能见到比这儿更好的景致。但是，我得告诉您，您必须有一双健壮的腿和一对健壮的肺。”他接着又补充道，“先生，依我看，就您的年纪而言，您的身体算是很强健的了。照我说，您可以毫不费劲地爬到那儿去。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天气好，就连我也能办得到。”

我举目向那上山的小径看去，那小径确实显得非常陡峭，相当崎岖。

“先生，让我告诉您吧，如果您不上去的话，您是会后悔的。对此，您是绝不会明白的。再过几年，想要这么做就可能太晚了。”——他异常粗犷地笑了笑——“趁您还有能耐时，最好爬上山去看看。”

这时，我突然意识到，这人很可能以某种幽默的方式来表明其用意；讲明白点，他是打算把他的话作为友善的调侃。然而那天上午，我却认为那种友善的调侃对我无疑是很大的冒犯，这也正好说明了他这番致使我登上那上山的路的含蓄批评是多么愚蠢。

不管怎么说，我现在非常满意我当时那么去做了。然而说实话，那的确是一段艰辛的路程——尽管我可以说这并没有给我造成任何真正的困难——那小径向山顶蜿蜒盘旋有一百码左右。我终于登上了一块空旷地，毋庸置疑，这就是那人所指的地方。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条长凳——何止如此，更有那数英里范围内最让人心旷神怡的乡村景色。

映入我眼帘的主要是鳞次栉比的牧场，延绵不断至天际。整个原野起伏平缓，被灌木树篱和一排排的树木分割成一块一块的牧场。在远方几块牧场上隐约出现一些小点，我猜想那可能是绵羊。在我的右方，几乎在地平线上，我能看见一座教堂那矩形的塔身。

站在那儿，任凭那夏日之声将你整个笼罩，听任那轻柔的微风轻拂你的面孔，这的确让人感到无限的惬意。正是从观看风景的那时起，我才相信我第一次具有了愉快的心境，这将有利于我以后的旅行。那是因为，正是从此刻起，我感到充满了异常强健的活力去期待着许许多多有趣的经历，可以预想，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一切都必将会发生。事实上，也正是从此刻起，我重新坚定信心，对于我自我要求利用此次旅行去完成的工作任务绝不应该气馁；也就是说，要妥善解决好肯顿小姐以及我们目前面临的职员问题。

那是今天上午所发生的一切。晚上我住进了一家舒适的旅店，它位于离索尔兹伯里市中心不太远的一条街上。照我看来，这家旅店的档次并不算高，但非常整洁，并能尽善尽美地满足我的种种要求。女店主大约四十岁上下。由于法拉戴先生的福特轿车和我那一身高质地的西服，看来她是把我当成了一位非常尊贵的客人。这天下午——大约在三点半钟左右我到达了索尔兹伯里——当我在她的登记簿里填写上我的住址是“达林顿府”时，我察觉到她以某种惶恐的目光望着我，显然她在设想我是那类住惯了诸如“里茨”或是“多切斯特”之类堂皇大酒店的绅士，一旦领我去看我要住进去的客房，我肯定会因狂怒而冲出她的旅店。于是，她告诉我，旅店的正面有一间双人房空着，不过，欢迎我仅付单人房间的租金住进去。

然后，我被领进了这间屋子里，就在此刻，灿烂的阳光照亮了屋内那印着花卉图案的墙纸，真让人赏心悦目。屋内摆着两张单人床，还有两扇可俯瞰街道的宽大的窗户。当我问及盥洗间在何处时，那女人以羞怯的语气对我说，我房门的对面就是，但要在晚餐过后才会有热水供应。我请她给我沏一壶茶来，待她走后，我又进一步观察了这间房子。那两张床清洁得无可挑剔，并且铺得非常整齐。墙角的洗脸池也非常干净。透过窗户向外望去，可以看见对面的街上有一家面包店——里面摆着琳琅满目的糕点，一家药房和一家理发店。再往远处望去，还可以看见街道跨过了一座小圆拱桥，继续延伸进了更具乡村魅力的环境中。我在洗脸池用凉水洗了洗手脸来恢复精神，然后坐在一把摆在一扇窗边的硬靠背椅上，等待着我要的茶。

记得大约是在四点稍过一会儿之后，我离开了旅店，独自一人在索尔兹伯里的街上游荡。街道上透出的那种无拘无束、充满活力的气息赋予这座城市令人心旷神怡的感觉，我想，花上几个小时在这温柔的阳光下溜达溜达可是再悠闲不过了。此外，我还发现这座城市有许多妩媚之处；时不时地，我发现自己漫步而过的是那一排排按传统格调用圆木筑成门面的房屋，要不就是那些建在众多贯穿城市的溪流上的小石桥。当然，我绝没有忘记去参观西蒙斯夫人高度赞赏的那座庄严的大教堂。对我而言，要找到那座庄严雄伟的大教堂一点也不困难，不论走在索尔兹伯里的任何地方，它那赫然耸立的塔尖总是清楚可见。其实，在当晚返回旅店的途中，我有好几次转过头去眺望，每次都会欣赏到粲然的夕阳就挂在那高高的塔尖后。

然而到了夜晚，当待在这寂静的房间里时，我感到这第一天旅途中的所见所闻能真正留在我脑海里的不是索尔兹伯里大教堂，也不是这座城市其他任何迷人的景色，而是今天上午偶然欣赏到的那鳞次栉比、延绵不断的英格兰乡野，那场面是多么地壮观啊！现在我已做好充分的准备，相信其他国家能奉献出更壮丽的风景。事实上，我曾在各类百科全书以及《国家地理杂志》中看见过拍自地球各个角落的，让人叹为观止的风景照，这其中有气势磅礴的大峡谷和瀑布，也有形态怪异却不乏魅力的群山。当然，我还从未有幸去亲眼看看这些美景，然而，不管如何，我将以某种自信而不揣冒昧地这样说：英格兰的风景是无可媲美的——比如今天上午我所见到的那样——它所具有的特征是别国风景根本无法具有的，尽管那些表面上看去更为激动人心。我深信，在任何实事求是的评论家面前，这种特征都将无可争议地表明，英格兰的风景在全世界都是最让人满意的，而且这种特征只有用“伟大绝伦”一词才可能概括。事实不容争辩，今天上午站在那高高的岩石上俯瞰着眼前的那片土地时，我明显地产生出那种罕见但又确定不移的感情——这是一种身临宏大的场面才会产生的感情。我们把我们的国土称之为“大”不列颠，也许有些人会认为这有点儿不太谦虚，但是我却敢冒昧地说，单是我们国家的风景就足以证实，如此高尚的形容词用在这里是当之无愧的。

然而，这“宏大”的精确含义是什么？它又位于何处，或者以什么样的方式表现出来呢？我相当有自知之明，只有比我头脑更为聪颖的人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倘若一定要我揣测一下的话，那我可以这样回答，正是因为缺乏一目了然的刺激，或者奇观，才使我们国土美丽得超凡脱俗。也正是那种静穆的美丽，以及它显示出的那种严谨的感觉才是最贴切的。这片土地似乎了解自身的美丽所在，亦知道自身的宏大，它才感到无需去招摇。相对而言，在诸如非洲、美洲那样的地方所呈现的种种风情毫无疑问会让人非常激动，然而我却很肯定，由于那类风情过于不恰当地外露，反而会给实事求是的评论家留下稍逊一筹的印象。

整个的问题正类似于一个多年来在我们这行中导致争论的问题：一位“杰出”的男管家是什么样的？我还能清楚地记得，有多少次我们曾在一天工作结束时，围在仆役厅的壁炉旁，就这一话题几小时几小时地展开愉快的讨论。你可能会注意到我所说的一位杰出的男管家是“什么样的”，而没有说成是“谁”；那是因为，我们从未对那些在我们那一代人中做出表率的人的特性激烈争论过。也就是说，我现在谈的是诸如查利维尔府的马歇尔先生，或者是布赖德伍德的莱恩先生那样的人。倘若你曾有幸与这类先生见过面，那么你无疑会了解到我所指的他们所具有的素养。如果我说对这种素养下一个确切的定义绝非易事，你自然也一定会理解我的意思。

顺便提一句，既然我已开始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要说就“谁”是杰出的男管家这一话题根本没有发生过争论的话，也并不完全真实。刚才我本该说，在那些具有洞察力的优秀的内行人士中并没有对此类问题发生过激烈争论。当然，如同其他任何地方的仆役厅一样，达林顿府内同样的地方也必须接待智力和见解程度各异的雇员。我还记得，曾经有许多次我不得不紧咬嘴唇以压抑愤懑的感情，那是因为有一些雇员——我很遗憾地说，有时甚而是我下属的部分员工——竟然兴高采烈地赞扬起诸如杰克·奈布尔斯先生那类人物来。

我对杰克·奈布尔斯先生并无任何成见，据我所知，他在战时惨遭杀害。提到他的名字也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罢了。在三十年代中期有那么两三年，奈布尔斯先生的大名似乎成了全国每一个仆役厅的热门话题。正如我所说，在达林顿府亦是如此，许多来访的雇员都会带来有关奈布尔斯先生辉煌业绩的最新传闻。于是，我和格雷厄姆先生这样的人也就不得不令人沮丧地，反复听人谈起关于奈布尔斯先生的轶闻趣事。而最令人沮丧的事莫过于在每一个类似的轶事结束时，我们都不得不目睹那些在其他方面还算体面的雇员惊叹不已地摇头晃脑，听他们说出这样的宏论：“那位奈布尔斯先生，他才真正是最杰出的。”

当然啰，我不会怀疑奈布尔斯先生具有极好的组织才能；据我所知，他确实曾以惹人注目的方式策划过几次宏大的场面，但任何时期他也没达到过一位杰出男管家的水准。我本该在其名声达到顶峰时将这一点告诉人们，正如我应能预见的那样，在出尽几年风头之后，他便销声匿迹了。

有些人一度被所有的人津津乐道，被视为当时最杰出的男管家，可不出数年便无情地被证明一无是处，你又有多少次能了解个中实情？然而，曾对此人大肆吹捧过的同样一批雇员将又会忙于赞颂某个新的角色，而顾不上停下来检讨一下他们自己的判断力。这类仆役厅谈话的永恒主题总是涉及某某男管家，然而，也仅是因为他已被某豪门委以重任而在瞬间名列前茅，或许也曾设法较为成功地组织过那么两三个大场面。于是乎，全英格兰上上下下的仆役厅便会传出形形色色的传闻，其大概意思终归如此：此人与这位要员或那位名流交往甚密，要不就是有好几家最显贵的门庭正争相开出令人无法置信的高薪来延揽他。但是，要不了一两年功夫，情况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这同样的一位从未失败的人物却对某些大错误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或者出于某种其他理由而不再受到其主人的青睐，现在已离开他功成名就的府邸，而且从此也就销声匿迹了。与此同时，那一批传播流言蜚语者已寻觅到某一位新的对象去倾注他们的热情了。我已经发现，那些来访的贴身男仆是最惹人恼怒的，他们的嗜好便是急不可待地去追求男管家的位置。正是这一群人，他们总是热衷于推崇要不这位，要不那位人物应该成为竭力效仿的对象，他们甚至像应声虫那般，总爱传播某某人物已就专业事务发表了高见之类的消息。

再者，我应该马上补充说明，这其中当然也有许多贴身男仆，他们做梦也绝不会沉迷于此类蠢事——确切地说，他们是具有极高鉴赏力的专业人士。当两三位这类人士聚集在我们仆役厅时——我的意思是指与格雷厄姆先生具有同样才干的人，只可惜我现在似乎与他们都已失去了联系——我们都会就我们职业的方方面面最激励人心、最富于理智的争论和探讨。坦率地讲，那些个日日夜夜从那时起，直至今日都留在了我最美好的记忆之中。

还是让我回到真正让人感兴趣的话题上来吧！倘若我们相聚的那些夜晚不被那些根本不懂得专业的人的饶舌捣乱的话，我们都会非常愉快地去思考和辩论，问题便是“一位杰出的男管家究竟是什么？”

据我所知，多少年来，在业内人士为这个问题曾引发的所有的话题中，很少有人企图要以某一权威性的答案来做规范。我能想起的唯一例子就是“海斯协会”曾尝试为其会员制定若干标准。人们也许对“海斯协会”不甚了解，那是由于近年来很少有人谈及它。而在二十年代以及三十年代初，该协会曾在伦敦及其附近的大部分地区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事实上，许多人感到它的势力太强大了，当该协会被迫解散时，许多人认为这并不是件坏事，我想那是发生在一九三二年或者是一九三三年的事了。

“海斯协会”公开宣称只接受那些“真正一流的”男管家入会。它的势力和威望日渐增强，那是因为该协会与那类昙花一现的组织不同之处在于，它尽力设法将其会员人数控制得在很少的数目上，这样便保证了入会人资格的可信度。据说，其会员人数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超过三十，在更多的时候仅保持在九位或十位左右。这种情况，以及“海斯协会”倾向于成为一个缜密的组织这一事实，使其一度蒙上了更多的神秘色彩，这就保证了它偶尔就我们职业方面的问题发表的见解会被广为信奉，仿佛那就是铭刻在石碑上的经文。

然而，这家协会一向拒绝公之于众的一件事就是其接受会员的若干标准细则。要求公开这些标准的舆论压力持续地加剧，为了答复发表在《绅士之绅士季刊》上的一系列读者来信，这家协会承认，入会的先决条件之一是：“凡申请入会者必隶属于某一显赫之门第。”“尽管如此，”该协会继续阐述道，“仅具备此条件远不足以满足入会之要求。”进一步而论，这家协会明确表示并不将商人或是“暴发户”的住宅视为“显赫之门第”。但照我看来，这种陈腐的观点极为严重地损毁了在公断我们行业标准方面该协会可能已经享有的庄严的权威。为了答复该季刊随后发表的读者来信，“海斯协会”为它的立场做了辩护。它声称，虽然它可以接受某些记者的观点，即在商人的住宅里也一定可以找到某些素质极佳的男管家，“但是必须假定，那些住宅里的真正的女士和绅士是一定会要求这类男管家能提供各种服务的”。“那些真正的女士和绅士”的判断必须成为人们的导向，该协会力辩道，否则的话，“我们不妨也可以接纳布尔什维克俄国的礼仪”。这样的言词便诱发了更为激烈的反对，舆论的压力愈来愈强烈，催促该协会更为全面地阐述其会员资格的标准。最后，在给这家季刊的一封短信中，该协会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我将尽量依靠回忆准确地转述——“最至关重要之标准便是：申请入会者须具有与其地位相称的尊严。无论申请者在其他方面的造诣有多深，倘若被确认不符合此项要求，则他将不足以具备入会条件。”

尽管我对“海斯协会”不感兴趣，但是我深信这一特殊的观点至少是以一个重要的真理为根据的：如果审视那些我们认可为“杰出”的男管家，比如说，如果审视马歇尔先生或者是莱恩先生，我的确认为，将他们与那些仅仅是特别有能耐的男管家区别开来的要素最准确的把握就是“尊严”这两个字。

当然，这只会引发更进一步的问题：“尊严”究竟包含什么内容呢？正是就这一关键性问题，格雷厄姆先生之流曾同我进行过最饶有趣味的讨论。他一贯所持的态度是：“尊严”犹如女人的美丽，因此要尝试去将其分析透彻是毫无意义的。而另一方面，我认为这般的比喻势必会贬损马歇尔先生之辈所拥有的“尊严”。不仅如此，我对格雷厄姆先生的类比持异议，主要在于它暗示了此种“尊严”是个人所具有的素养，而不是靠侥幸的机会获得；倘若本人不言而喻地根本不具备这种素养，而却硬要拼命地去追求，那无疑就像丑妇试图效颦那般无用。我承认，大多数男管家最终也能发现自己不具备获得这种素养的能力，然而同时我亦坚信，此种素养可以成为贯穿一个人工作生涯的、富有意义的奋斗目标。我亦肯定，那些诸如马歇尔先生之类的“杰出”的男管家是具有此种素养的，而他们也是经过多年的自我磨炼和认真吸取经验才获得如此的素养。那么，依我所见，从专业的立场来考虑，只有失败主义者会接受像格雷厄姆先生那样的观点。

无论如何，尽管格雷厄姆先生持有怀疑主义的态度，我仍不能忘怀的是，他和我曾度过许多美好的夜晚，竭力探求如何造就这种“尊严”。我俩总是意见分歧，但就我自身而言，在类似的讨论过程中，我就此问题生发出了我自己的坚定的观点，而且这些观点已成为我至今矢志不渝的信条。如果不介意的话，在此我试图说明我对“尊严”一词的看法。

我可以揣测，你不可能怀疑查尔维尔府的马歇尔先生和布赖德伍德的莱恩先生已可算做当代两位伟大的男管家。你或许会接受这种说法：布兰伯里城堡的亨德森先生也属于这种少数的杰出人物。倘若我说我的父亲在许多方面也可视为与这类人物齐名，倘若我说我已反复推敲而认定他的职业经历正符合“尊严”这一定义的话，你也许会认为我纯粹是出于偏见。然而，我对此却深信不疑：我父亲在拉夫伯勒豪宅时处于其职业生涯的鼎盛阶段，他确实体现出了“尊严”。

我认识到如果以客观的态度来看问题，有人势必会认定我父亲缺乏人们通常所期望一位杰出的男管家应具备的那种种品质。但是，我想争辩的是，他所缺乏的总是那类肤浅而又华而不实的，毫无疑问，也是有迷惑力的品质，可这些宛若蛋糕表面上的糖霜那样，与真正实质性的内容是毫不相关的。我谈到诸如纯正语音和自如驾驭语言，以及从猎鹰训练术到蝾螈交配等涉及面极广的常识性话题时——我父亲是绝不会以这些肤浅而又华丽的品质为荣的。还必须记住的是，我父亲属于早一辈的男管家，他在开始其职业生涯的那个年月，此类品质还尚未被视为时尚，更不用说成为男管家们矢志追求的目标。对口才与常识的困惑不解似乎已出现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当然也可能出现在马歇尔先生的尾随者中，那寥寥无几的人在试图竭力效仿他的杰出品质时却错把表面现象当做了本质。照我看来，我们这一代人已太钟情于“表面的华丽”；只有上帝才知道，我们这一代人花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去训练纯正的语音和精通语言，又花费了多少个小时去研究各类百科全书以及若干卷《测试你的知识》，而这些时间按理应该用以掌握那些基本的原则。

尽管我们要小心别企图去否认我们最终所肩负的基本职责，然而也必须指出，某些雇主却已做了许多将怂恿这种倾向的举动。我很遗憾地说，如今似乎就有不少的豪宅，有些甚而是最显贵的门庭，都倾向于采取相互攀比的架势，并且不讳于向众宾朋“炫耀”其男管家所掌握的此类轻浮的品质。我曾听说过各种的例证，某男管家犹如一只供人戏耍的猴子那样被展示在出席别墅聚会的宾客们眼前。我曾亲眼目睹一十分令人遗憾的事例，在宴会上这已成为既定的游戏，那便是由宾客们打铃传唤来男管家，并向他提出一大堆随意的问题，比如，在某某年由谁赢得英格兰“德贝赛马会”大奖，就像是在杂耍剧场要求“记忆大师”回答的那一类。

正如我提到的那样，我父亲的那一代人以仁慈宽厚为怀，摆脱了有关我们职业价值的那种困惑。我坚持认为，尽管他驾驭英文的能力与所具有的常识都是有限的，可是，他不仅对有关如何管理好大户人家所需的一切知识了如指掌，而且在他的全盛时期就的确已享有了“与其地位相称的尊严”，这是“海斯协会”所一贯倡导的。如果说我想尽我所能向你描述我认为是什么使我的父亲如此出类拔萃，那么，某种程度上我也就可以表达清楚我对什么是“尊严”的见解了。

多少年来，我父亲总喜欢重复一个特别的故事。我记得从我孩提时起，以及在后来当我开始成为他手下的一名男仆时，就不断听到他将这个故事告诉客人们。我记得在我首次谋得男管家的职位后——是为马格里奇先生夫妇效劳，他们那相对朴素的住宅坐落在牛津郡的奥尔肯特——第一次回去探望他时，他又再次提起了这个故事。很显然，这个故事对他意味着很多。我父辈的那一代人并不习惯于以我们这一代人的方式去探讨和分析问题，而且我也相信，我父亲反反复复地述说这个故事与他总是以批判的眼光去反省他所从事的职业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既然如此，那么这个故事就为了解他的思想提供了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

这是一个显然真实的故事，它描述的是一位男管家曾随同其主人旅居印度，在那儿服务了许多年，其间，他在当地职员中仍能贯彻执行他在英格兰时的高标准。有一天下午，这位男管家走进了餐厅以确认晚餐的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突然间，他发现一头老虎趴在餐桌下。他不动声色地退出了餐厅，小心地把门关上，然后镇定自若地向客厅走去。在那儿，他的主人正与几位客人品茶。他有礼貌地轻轻咳了一声以吸引主人的注意力，尔后在他主人的耳边悄声说道：“老爷，对不起，在餐厅里好像有一头老虎。也许您会同意使用十二号口径的枪吧？”

据传说，几分钟之后，那位主人和他的客人们听到了三声枪响。这之后不久，那位管家又出现在客厅里，他用茶壶重新沏了茶。主人问他一切是否正常。

“完美无缺，老爷，谢谢您。”他答道，“晚餐将在平时那个时候准备好。我很高兴地告诉您，刚才所发生的一切绝不会留下任何可察觉得到的痕迹。”

对这最后一句话——“刚才所发生的一切绝不会留下任何可察觉得到的痕迹”——我父亲总爱笑着重复一遍，并且以钦佩的神情摇摇头。不仅他声明并不知道这位男管家姓甚名谁，就连其他任何人对这位管家也不甚了解，但他总坚持说，所发生的事情正如他叙述的那般真实。然而不管怎样讲，这故事是否真实并不特别紧要；而至关重要之处在于它确实揭示了我父亲的诸多理想。其理由是，当我回顾他的职业生涯时，我可以发现他过去肯定以其毕生的精力、全力以赴地去努力成为他故事中的男管家。照我看来，在其职业的顶峰时，我父亲就已实现了他的抱负。尽管我可以肯定他从未有过机会偶然地发现在餐桌下趴着一头老虎，然而每当我仔细思考我所知道的，或者是听说的有关他的一切时，我都能发现不少的例子来证实他曾充分地显示出了某种素质，那正是故事中他最敬佩的男管家所具有的。

这其中的一个实例是查尔斯——雷丁公司的戴维·查尔斯先生告诉我的。他在达林顿勋爵的那个年代曾不时造访达林顿府。那是一个夜晚，正巧由我侍候查尔斯先生，他告诉我他几年前曾偶然与我父亲见过面，当时他在拉夫伯勒府做客——那是实业家约翰·西尔弗斯先生的府邸，我父亲曾在那工作达十五年之久，其间正值其职业生涯的鼎盛时期。查尔斯先生对我说，他怎么也无法将我父亲忘记，那是因为在那次访问中所发生的一件事情。

一天下午，让查尔斯先生深感难为情和遗憾的是，他竟然放纵自己，和两位同来的客人喝得醉醺醺的——那两位客人是史密斯先生和琼斯先生，我姑且称他俩为绅士，那也是因为他俩在某些特定的圈子里还仍然被人记起。在喝了一个小时左右的酒之后，那两位绅士决定下午开车到附近乡村去兜兜风——汽车在那时还是件特新奇的玩意儿。他俩说服了查尔斯先生一块儿去，由于司机刚好在那时休假，我父亲便被招来开车。

他们刚一出发，史密斯先生和琼斯先生，尽管两位已是十足的中年人，还是像顽童那般动作起来。一路上他们粗俗地扯着嗓子唱，甚至对透过汽车窗户所见的一切更为粗俗地品头论足。此外，那两位绅士还在地方地图上查到了附近的三个小镇，名字叫莫菲、萨尔塔什和布里古恩。虽然我至今仍不能确信这些就是它们的准确名字，但关键是它们让史密斯和琼斯先生想起了杂耍剧场里的表演，诸如默夫、索尔特曼和布里吉德，你也许曾听人谈起过这些剧目。一发现竟有如此出乎意料的巧合，那两位绅士便迫不及待地要去那三个镇子逛逛——似乎是出于对杂耍剧场的表演大师们的崇拜。据查尔斯先生所说，我父亲已恰好驶过一个镇子并马上将驶进下一个镇子时，突然不是史密斯先生就是琼斯先生注意到那里是布里古恩镇——依照名字排列顺序而言，是第三个镇子，而不是第二个。于是他们愤怒地指派我父亲立即掉转车头，以便能让他们“以正确的顺序”参观这几个镇子。这样折回再返势必会极大地增加行车里程，但是，正如查尔斯先生向我担保的那样，我父亲接受了这个要求，似乎将此视为一件十分合理的事，并且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他那完美无缺的礼貌。

然而，史密斯先生和琼斯先生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我父亲身上，他们显然已对车外再次出现的景色非常腻烦。于是他们便开始以对我父亲的“错误”肆无忌惮地大声嘲弄来取乐。查尔斯先生清楚地记得，我父亲居然不但丝毫没表现出任何的不快乃至愤怒，而是恰如其分地保持着既维护个人尊严而又准备听任调遣的表情继续驾着车。然而我父亲这种处之泰然的态度并没能延续多久。那是因为，那两位绅士对在我父亲身后口出恶言、极尽凌辱之事感到疲倦时，又开始议论起他们的东道主来——也即是说，我父亲的雇主约翰·西尔弗斯先生。他俩的言词愈来愈低贱而阴险，使得查尔斯先生忍无可忍——他对我至少是这样说的——不得不打断他俩，并暗示说如此的议论是有失体统的。他的这种观点受到对方那么强烈的反驳，这就使得查尔斯先生担心会成为那两位绅士注意的下一个焦点之外，也在顾虑自己有受到人身攻击的危险。可突然间，我父亲在听到那两人对其雇主进行特别可恶的含沙射影攻击时，猛然刹住了车。正是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才给查尔斯先生留下了如此不可磨灭的印象。

车的后门被打开了，只见我父亲在仅离车旁一两步远的地方站着，两眼紧紧地盯着车内。正如查尔斯先生所描述的那样，三位乘客全都被我父亲的那种强健的体魄所震慑住了。实际上，我父亲身高六英尺三英寸，他的面部表情尽管总让人确信他热忱于听命效劳，然而从其他特定的环境下来观察，似乎又显得特别地令人生畏。据查尔斯先生所说，父亲并没明显地表现出愤懑之色。他也仅仅是把车门打开。但是，他那谴责的目光是那么令人心颤，同时他那赫然耸现在他们面前的体态又是那么地坚忍不拔，这就足以使得查尔斯先生的那两位醉醺醺的同伴哆嗦地向后缩着身子，好似在偷果园的苹果时被农夫当场逮住的小男孩一般。

我父亲继续站在原地好一会儿，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抓着车门让它开着，最后，或许是史密斯先生，也许是琼斯先生问道：“我们不再继续旅行了吗？”

我父亲没有回答，只是继续静静地站在那儿，既没要求他们下车，也没丝毫流露出他的意图。我完全可以想像得到那天他显露出来的神情是什么样子，从车内的门框向外看，他那阴沉凝重的身躯完全遮挡住了身后优美的赫特福德郡景色。查尔斯先生至今仍记忆犹新，那个时刻是多么不可思议地令人不安。尽管他本人不曾参与刚才发生的行为，也同样深感内疚。沉寂的局面好似要漫无止境地继续下去，终于，史密斯先生或许是琼斯先生自知之明地轻声低语道：“我想我们刚才的谈话的确有点鲁莽。这再也不会发生了。”

对他的这番话考虑片刻之后，我父亲轻轻地把车门关上，回到了驾驶位置上，然后继续开车去参观那三个镇子——查尔斯先生肯定地对我说，在这之后的旅行几乎是在沉默中完成的。

既然我已回忆了这段插曲，发生在我父亲职业生涯的那段时间里的另一件事就又浮现在脑海里，这一件事或许可以更为深刻地表明他始终所具有的特殊素质。在此，我必须说明，我父亲有两个儿子——我的兄长伦纳德死于南非战争，那时我还很年幼。我父亲自然深感丧子之痛；但是使其更为伤感的是，一位父亲面对这类不幸遭遇时通常应得到的宽慰——也即是说，坚信自己的亲生儿子已为国王，为国家而光荣捐躯——却被无情的事实所玷污，这一事实是，我的兄长死于一次特别臭名昭著的军事行动中。传闻不仅说那次行动是对布尔人几处民居地发起的完全违背英军惯例的进攻，而且暴露出来的铁证证实，那次行动由于指挥官严重失职，忽略了几处军事上的必要防范措施，结果使那些死亡的士兵——我的兄长也在其中——也就死得非常没有必要。考虑到我即将着重讲述的事件，我不宜对那次军事行动作更为精确的评述。倘若我说那次军事行动曾在当时某种程度上引起过轩然大波，当时的争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而那场冲突总体上十分引人注目，人们就可以准确地推测出我指的究竟是哪一次行动了。当时，民众呼声四起，甚至包括军事法庭的审判，均强烈要求免掉有关将军的职务，但是军方却为其辩护，并允许他去指挥完那次战役。而鲜为人知的是，在南非冲突结束时，刚才提及的那位将军已明智地退役并步入商界，经营从南非运来的货物。我叙述这一点的原因是，在那次冲突之后大约十年左右，也就是说，当丧失亲人的创伤只是在表面上愈合时，我父亲被约翰·西尔弗斯先生叫进他的书房，并告诉他就是上述的那位人物——我只能简单地称其为“那位将军”——预计要来访几日，目的是参加别墅聚会，在此期间，我父亲的主人期望能为某项有利可图的商业交易奠定基础。尽管如此，西尔弗斯先生很清楚那位人物的来访对我的父亲将意味着什么，因此把他叫来是给他一个选择，在那位将军逗留期间他可以去休假几天。

毋庸置疑，我父亲对那位将军的憎恨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他意识到他主人现在商务方面的发达完全有赖于这次别墅聚会的顺利运作——这次聚会将接待大约十八位客人，这可不是件小事。于是我父亲这样回答：他特别感激他的感情已得到充分重视，并且让西尔弗斯先生放心，聚会上所提供的服务将会达到一贯的水准。

而结果证实，对我父亲的考验远比预料得到的程度要严峻得多。举个例子说吧，我父亲也许曾寄期望在与那位将军见面时，他可能会产生某种尊重或是怜悯之情，这样便可潜移默化地缓解他对那位将军的憎恶。但事实表明，他的这些期望是没有任何基础的。那位将军原来是位身材粗壮、长相丑陋的人，其行为举止缺乏教养，而且他的言谈中明显地透出一种欲望，要在方方面面的事情强加上他那军人惯用的比喻。更糟的消息传来，那位先生不曾带仆人来，原因是平常伺候他的人突然病倒了。来访的另外一位宾客也没带仆人来，这就造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其难题在于把府内的男管家分派给哪位客人做贴身仆人，又把府内的男仆分派给谁。我父亲充分理解其主人的难处，当即表态自愿去伺候那位将军，这样一来，他就被迫忍受与他所憎恨的人密切相处达四天之久。与此同时，那位将军根本不了解我父亲的感受，他利用一切机会讲述有关其军事才干的种种轶事——当然，这也正如许多军人那样，都习惯于在其房间私下对贴身男仆们讲述这类事情。然而，我父亲将其内心情感掩藏起来，他履行职责时专业水平又是那么高，因此，在告别之际，那位将军极力地向约翰·西尔弗斯先生夸奖其男管家十分优秀，并且留下了非常可观的一笔小费作为答谢——至于那笔钱，我父亲毫不犹豫地请他的主人捐给了一家慈善机构。

通过援引我父亲职业生涯中的这两个例子——两者我都曾详加考证，并坚信确凿无误——我希望你会认可，我父亲本人不仅显示尊严，而且他本身几乎就是“海斯协会”称之为“与其地位相称的尊严”的典范。倘若有人思考在那一阶段我的父亲和诸如杰克·奈布尔斯先生那类具有最优秀的专业技巧声誉的人物之间的差异是什么，那么，我相信他便可以初步识别究竟是什么把一位“杰出的”男管家与一位仅仅是能力极佳的男管家区别开来。现在我们也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为何我父亲总喜欢有关那位发现餐桌下趴着老虎而一点儿也不惊慌失措的男管家的故事；因为他本能地知道，这故事的深处就潜藏着真正的“尊严”的要旨。请恕我如此断言：“尊严”的至关重要处在于男管家必须具有不叛离其所从事的职业本色的才能。极少数男管家在受到细微的刺激时便会为自己的私事而叛离其职业本色。对这类人而言，担任男管家的职务犹如表演哑剧的某一角色；手部轻微的举动、脚下稍微蹒跚一步以及面部表情都会逐渐暴露出演员的内心世界。使杰出的男管家之所以杰出的优点，是他们具有投入所担任的职业角色的才华，而且是最大限度上的投入；他们绝不为外部事件所动摇，不论那外部事件是多么让人兴奋，使人惊恐，或是令人烦恼。他们显现出的职业风范宛若体面的绅士穿上考究的西服；他是绝不允许任何恶棍；或是任何情况在大庭广众面前将其衣服撕破的；当他要丢弃其衣服时，也仅仅是在这个时候，他才会这么去做：这种情况总是在当他完全独处时。照我的看法，这关系到维护“尊严”之大计。

常听人说，在英格兰才真正有男管家。而在其他国家，无论实际上使用什么样的称谓，也仅有男仆。我个人倾向于相信这种说法是真实的。欧洲大陆人是不可能成为男管家的，理由是，他们属于那类无法节制情感的种族，而节制情感恰好是英国人的独到之处。欧洲大陆人——以及多数的凯尔特人，对此你无疑会赞同——处于异常激动的时刻通常是无法控制他们自己的，据此，除了面对最不具有挑战性的场合，他们是无法维护职业道德的。倘若允许我再次沿用我刚才用过的比喻——你也许会原谅我将此描述得如此粗俗——他们会像那类人，只要受到一丁点儿的刺激，就会撕开身上的外套和衬衫尖叫着四处奔跑。总之一句话，“尊严”是这类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在这方面，我们英国人远远地胜过外国人，而且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如果你要想像杰出的男管家是什么样的人，几乎可以准确地这么说，他必定是位英国人。

当然，你也许会反驳我的看法提出，这也正如格雷厄姆先生做过的那样，在壁炉旁所进行的那些令人愉快的讨论中，无论何时我陈述这样的思想倾向，他都会质疑，那就是只有在人们已亲眼见到某一位男管家在极其严峻的考验之下的所作所为之后，才可能认可他的确是杰出的。然而事实上，尽管我们大部分人不能宣称确已仔细审视过在如此严峻考验下诸如马歇尔先生，或者是莱恩先生的表现，我们仍承认他们都是杰出的男管家。我必须承认，格雷厄姆先生的观点确实有道理，但是，我所能辩解的是，一旦人们已长期从事某一职业之后，他就有可能凭直觉判断某人职业水平的高低，而无需亲眼目睹他在困境中的表现。事实上，一旦有人极其幸运地与某位杰出的男管家相识，便完全没有任何怀疑其需要“考验”的冲动，那是因为他简直没法设想出有什么情况会将这位权威所具有的职业水平丢弃。实际上，我确信这才是对此类事情的领悟，在许多年前的那个星期天下午，这使得我父亲的那几位乘客从因酒精造成的深度的思想迷糊中醒悟过来，并深感羞愧而不得不保持沉默。要了解这类杰出人物也正如要了解今天上午我亲眼所见的最绚丽的英格兰风光一样：当人们意外地与他们相遇，就会自然知道其伟大之处。

我清楚地认识到，总会有一些人力求尝试对杰出之本质剖析，这也如我一直在做的那样，显然是枉费心机的。“你知道何时某人已具有杰出的素养而某人尚未拥有，”格雷厄姆先生总是这样辩解道，“此外，你是说不出更多的道理来的。”然而我认为，有关这个问题，我们理所当然地不必如此消极。对这类问题认真深入地思考，以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更为努力地奋斗去为自己获得“尊严”，显然应该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