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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 索尔兹伯里长日留痕 作者:石黑一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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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适应陌生的床,仅仅有过一个短暂而不安稳的微睡,之后,我在大约一小时前醒了。那时,天色仍旧是黑乎乎的,意识到将要开一整天的车,我便设法再多睡一会儿。结果,这完全是徒劳的,当我最终决定起床时,天色还是那么昏暗,我便不得不开了电灯,到墙角的洗脸池去刮脸。之后我关上了灯,看见晨曦已透过了窗帘的边沿。 就在不久前,我曾将窗帘打开过,那时外面的光线还非常昏暗,淡淡的一层薄雾使我看不清街对面的面包店和药房。沿街向远处慢慢望去,在街道跨过的那座小圆拱桥处,可以看见薄雾从河上冉冉升起,几乎完全遮掩住了其中的一根桥柱。四周连一个人影也看不见,除了从远处什么地方回响起的锤子叮咚叮咚的敲打声、偶尔从屋后某个房间里传出的咳嗽声,就再也听不到任何响动了。很显然,女店主还尚未起床走动,这就表明,她几乎不可能在她所宣布的七点半钟之前准备好早餐。 在这万籁俱寂的时刻,我期待着整个世界即将苏醒过来,与此同时,我发现自己又再次仔细思忖起肯顿小姐信中的细节来。顺便说一句,在此之前我自己本应该解释清楚有关我称呼“肯顿小姐”的原因。恰当地说,“肯顿小姐”应被称为“贝恩夫人”,这已经有二十个年头了。可是,因为我与她交往甚密时她正值少女时代,而自从她去了英格兰西部变成了“贝恩夫人”之后,我就再也不曾见到过她。你或许会谅解在提及她时我使用不恰当的称呼,尽管我曾了解她,而且,这些年来我在心中一直念叨着她。另外,她的来信当然也给予我另外一个理由可以仍旧将她视为“肯顿小姐”,因为很遗憾,情况似乎表明,她的婚姻最终要破裂了。尽管信中对此事并未做特别详尽的交待,正如任何人都几乎不情愿这样做一样,但是肯顿小姐在信中毫不闪烁其词地谈到,事实上,她已经决定搬出贝恩先生在赫尔斯顿的住宅,目前正寄宿在小康普顿村附近的一位熟人家里。 她的婚姻正一步步以破裂告终,这当然是非常令人痛心的。此时此刻,她毫无疑问正在懊悔地思考很久以前做出的决定,这个决定现在已使即将步入老年的她处于如此孤寂凄凉的境地。显而易见,处于如此的精神状态,重返达林顿府工作对她将是一个极大的宽慰。诚然,在信中她根本没有明显地表达重返的想法;然而,由许多段落中措词的细微差异所传达出的含意是不容误解的,字里行间浸透了她对在达林顿府生活的日子的深切怀念。话又说回来,肯顿小姐不能寄希望于靠眼下重返达林顿府来补偿那些失掉的岁月,在我们见面时,我的首要任务就是让她明确这一点。我还不得不向她指出,现在的情况已是大不同了——与一大群员工共同工作,唯某人之命是从的岁月绝不可能重返我们的生活了。当然啦,肯顿小姐是位天资聪慧的女人,她肯定已意识到这种情况。但不管怎样讲,我并不认为她选择重返达林顿府,并在那儿度过她的工作生涯能为她那已充斥着空虚感的生活提供某种真切的宽慰。 根据我自己的专业观点,很显然,即使在中断工作这么多年之后,肯顿小姐将被证实会为解决目前在达林顿府一直困扰我们的难题提供最完善的办法。其实,在我把那些事情称之为“难题”时,我或许有点儿言过其实。总之,我所指的是应由我负责的那一系列的小差错,以及我现在为防范任何“难题”于未然而寻求的一种方法。说实话,那些微小的差错刚开始时的确让我相当忧虑,然而,一旦我花费时间对那些差错作正确的分析,发现它们仅仅是由明显短缺人手而造成的症状后,我也就不再过多考虑它们了。正如我所说,肯顿小姐的到来势必彻底杜绝这类问题的发生。 然而回想一下她的来信,信中的确不时透露出她对现状的某种绝望——这一事实着实让人担忧。她的一句话是这样开始的:“尽管我对我将如何有效地去填补我的余生还没有任何主意……”她在其他地方又如此写道:“我的余生在我面前展现的只是一片虚无。”刚才我曾说过,信中的语气处处透露出怀旧的情绪。举个例子吧,她在信中的一处写道: “这整个事件不由得使我想起了艾丽斯·怀特来。你还记得她吗?事实上,我无法想像你能将她忘记。就我而言,我至今仍无法忘怀,唯有她才能创造得出那些元音的发音方法,以及独特的毫不符合语法规范的句子!你对她过去的情况有何看法吗?” 实事求是地讲,我对此谈不出什么看法来,然而我必须承认,回想起那位常使人恼怒的女仆来确实给我带来不少乐趣——她最终被证实为我们最忠心耿耿的职员之一。在信中的另一处,肯顿小姐写道: “我曾是多么喜爱从三楼卧室俯瞰那草坪及视野之中可见的开阔高地。那景色现在依然如故吗?在夏日的夜晚,那景色中总带着几分魔力,现在我可以向你承认,我过去常常耗费许多宝贵的时间,就站在其中一扇窗户前,陶醉于那景色之中。” 然而,她又继续补充道: “倘若这是令人伤感的回忆,那就请原谅我。可是,我怎么也无法忘记那一次我们俩注视着你的父亲在凉亭前徘徊着,目光紧盯着地上,似乎希望找到那些他丢在那儿的珠宝。” 这真是个使我意想不到的巧合,和我一样,三十年前发生的这段往事竟然也深深地留在了肯顿小姐的记忆之中。这件事肯定是发生在她所提及的某一个仲夏的夜晚,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刚爬上了二楼的楼梯平台,只见夕阳射出的缕缕橙黄色的光柱如箭一般刺破了走廊里的朦胧。过道里的每一间卧室的门都半开着,在我走过那些卧室时,我透过一扇门瞥见了肯顿小姐的轮廓,她的侧影印在一扇窗户上。她转过身来温柔地喊道:“史蒂文斯先生,能否耽搁您一会儿?”我走进那间卧室时,肯顿小姐又转身朝着窗户外了。窗外下方的草坪上倒映着几棵白杨树投下的阴影。在我们视线的右方,草坪缓缓地沿着路堤延伸至凉亭所在处,正是在那儿,我们能看见我父亲的身影,他好似陷入沉思之中,慢慢地踱着步——也宛若肯顿小姐那逼真的描绘:“似乎希望找到那些他丢在那儿的珠宝。” 确实有些非常相关的原因能说明为何这段往事让我终身难忘,这也正是我亟待解释的。此外,既然我已如此考虑,我自然会谈及有关肯顿小姐早年在达林顿府期间与我父亲的关系的某些方面,那么这段往事确实同样给肯顿小姐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一事或许便不会那么让人惊奇了。 肯顿小姐与我父亲几乎同时来到达林顿府——即一九二二年春天——那是由于此地一下子失去了原先在这里工作的女管家以及男副管家。这种情况的发生归因于这两位决定结婚并且辞去工作。我总是发现,这类私通事件对府内井然的秩序是一种极为严重的威胁。从那时起,此地在类似情况下都曾失去更多的雇员。当然啦,人们会料到此类事件会发生在女仆和男仆之间,而一位称职的男管家势必总在制定工作计划的过程中将此考虑进去;但是,此类婚姻事件若是发生在地位较高的雇员之中,对工作就会产生极具破坏性的后果。当然,若是两位普通职员偶尔掉进爱河而决定结婚,要对双方分别责难就显得很粗暴;但是我发觉最让人恼怒的是那些人——女管家们尤为罪孽深重——他们并不以坦诚的态度去承担其工作,而基本上都在轮换工作岗位来寻觅风流韵事。这种人只会毁损良好的职业风尚。 请允许我立即补充一句,在我谈到这一方面的问题时,我心中丝毫也未想到肯顿小姐。当然,她最终还是离开了我的职员队伍嫁了人,然而我敢担保,在她作为我属下一名女管家工作期间,绝对是一心一意的,而且总是把工作放在首位,决不懈怠。 我可能离题太远了。我刚才讲到,我们同时急需一位女管家和一位男副管家,与此同时,肯顿小姐来到了达林顿府——我记得有关证明信件对其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来接替前任的职务。正巧,也大概在这个时候,我父亲因其雇主约翰·西尔弗斯先生逝世,行将结束在拉夫伯勒府从事的杰出工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已处于丧失工作、流离失所的境地。他当然仍旧是位最高层次的专业人士,但他当时毕竟已是七十几岁的高龄,而且颇受关节炎和其他疾病的折磨。那么,他究竟如何才能与那些高度专业化的年轻男管家在谋求职位上拼争,就无从可知了。有鉴于此,请我父亲将其丰富的经验和卓著的荣誉带到达林顿府来似乎是个合情合理的解决办法。 据我回忆,那是在我父亲和肯顿小姐已加入府内职员队伍之后不久的一个上午,我待在配膳室内,正坐在桌旁仔细审阅我的日常工作记录,突然,我听到有人敲门。我记得我当时有点吃惊,在我尚未来得及说出“请进”二字时,肯顿小姐就已开门走了进来。她捧着一只插满鲜花的大花瓶,微笑着说道: “史蒂文斯先生,我想这些花会给您的休息室增添一点活力。” “对不起,肯顿小姐,你在说什么?” “史蒂文斯先生,您的房间竟会如此昏暗冰冷,似乎太令人遗憾了,您看,外面的阳光是多么灿烂啊!我想这些花会给您的房间稍稍带来点生气。” “十分感谢你的好意,肯顿小姐。” “要是有更多的阳光能照进这屋里来,那该有多好啊!史蒂文斯先生,您瞧,连这墙都有点潮湿,难道不是吗?” 我又重新看我的工作记录,同时说道:“肯顿小姐,我认为那只是空气的冷凝作用而已。” 她将花瓶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然后环视了一下我的配膳室,又接着说道:“如果您愿意的话,史蒂文斯先生,我可以为您多剪些花来。” “肯顿小姐,我非常感激你的好意。但这不是一间娱乐室。我很乐意将消遣保持到最低限度。” “不过,史蒂文斯先生,您也无需把房间保持得这么刻板而毫无色彩。” “肯顿小姐,我确实感激你的一番好意,但迄今为止,这房间的现状完全适合于我。这样吧,既然你来了这儿,我倒愿意和你商讨一个具体的问题。” “噢,真的吗,史蒂文斯先生?” “是的,肯顿小姐,只是件小事。我昨天碰巧走过厨房时听见你在喊名字叫威廉的某个人。” “史蒂文斯先生,有这回事吗?” “肯定如此,肯顿小姐。我确实听见你叫了几次‘威廉’。现在能允许我问一下,你当时用那个名字在称呼谁呢?” “噢,史蒂文斯先生,我想我当时应该是在称呼您的父亲。我相信这幢房子里再没有其他叫威廉的人了。” “这是极其容易犯下的小差错,”我面带微笑地说,“肯顿小姐,你不介意我请你在以后称呼我的父亲为‘史蒂文斯先生’吧?倘若你向第三者提到他,那么你也许会愿意称呼他为‘老史蒂文斯先生’,以便把他和我本人区别开来。肯顿小姐,若能如此,我将会感激不尽的。” 说完那番话后,我又开始埋头看我的文件。使我诧异的是,肯顿小姐并没有离开。“对不起,史蒂文斯先生。”稍过一会儿,她说道。 “肯顿小姐,还有事吗?” “我恐怕对您所说的话还不甚清楚。我过去就已习惯用教名来称呼下属的雇员,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在这府里采用其他的方式。” “肯顿小姐,这是一个最能让人谅解的小差错。然而,倘若你能将具体情况稍加考虑,你或许会逐渐意识到,类似你自己这样的人以‘高人一等的姿态’和类似我父亲这样的人谈话就有点不太恰当。” “史蒂文斯先生,可是我仍然不明白您的意思究竟是什么。您说类似我自己这样的人,照我的理解,我就是这府邸的女管家,而至于您的父亲,他就是位男副管家而已。” “正如你所说,从职务上来讲,他显然只是位男副管家。然而,我感到吃惊的是,你的洞察力居然没使你看清他实际上不止是男副管家,远远不止。” “史蒂文斯先生,毫无疑问,我一直是特别地不善观察。而我过去观察到的仅仅是,您的父亲是位有能力的男副管家,并且以此为根据来称呼他。当然啰,对他来讲,由类似我这样的人去那样称呼他,肯定就已经是最为刻薄的了。” “肯顿小姐,从你说话的语气可以清楚地看到,你根本就没有仔细观察过我的父亲。假如你已这样做过,那么你自己肯定就已明白,类似你这样的年纪和身份的人称呼他为‘威廉’是不妥当的。” “史蒂文斯先生,我也许很长时间没有当过女管家了,但是我必须指出,在我从前担任女管家的那些时候,我的能力也曾经引来过一些非常慷慨的赞赏。” “肯顿小姐,我从未怀疑过你的能力。然而,成百上千的事例能向你表明,我父亲是享有非同一般荣誉的人物,从他身上你可以学到许多有益的东西,如果你准备更为敏锐地去观察事物的话。” “我特别感激您的忠告,史蒂文斯先生。那么,请您务必告诉我,通过仔细观察您的父亲,我究竟可以学到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呢?” “我一向认为,这一点对任何长眼睛的人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肯顿小姐。” “但是,我在那方面尤为欠缺,对此我们已经达成共识,是不是?” “肯顿小姐,如果你认为你在这个年纪就已使自己尽善尽美了,那你就绝不可能提高到凭你的能力无疑可以达到的高度。请允许我直言不讳,例如,你常常依然不能确定什么东西到哪儿去了,以及哪件物品是哪件。” 我的这番话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先发制人地占了肯顿小姐的上风。果不出所料,她一时显得有点不快。过了一会儿,她说道: “我刚来这儿时曾有点小困难,但这显然是很正常的事。” “啊,肯顿小姐,这次你可说到关键所在了。假设你曾仔细观察过我的父亲,尽管他晚你一星期来到这府上,你就肯定会发现他所显示出的有关家政管理的知识是那么完美无缺,并且从他一踏进达林顿府那一刻起就几乎是如此。” 肯顿小姐对我所说的似有所思,尔后稍微有点愠怒地说: “我敢肯定老史蒂文斯先生在其工作上是无可挑剔的,但是我也可以向您保证,我在我自己的工作上也是无可挑剔的。我会记住在以后以全称来称呼您的父亲。好了,您现在可以让我走了吧?” 在这次偶然的谈话之后,肯顿小姐不再试图把花送到我的配膳室里来了,而且总的来讲,我很高兴地发现她潜心于自己的工作中,这的确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为明了地说,她尽管年轻,却是位对待工作十分严谨的女管家,并且她似乎毫不费劲地就能赢得她的属员们的敬佩。 我也注意到,她确实已开始称呼我父亲为“史蒂文斯先生”。可是,大约于我们在配膳室的谈话两周之后的一天下午,我正在书房里忙碌着,突然,肯顿小姐走了进来,并且说道: “对不起,史蒂文斯先生。嗯,如果您在寻找您的畚箕的话,它就在门厅里。” “肯顿小姐,我不明白你在讲些什么?” “您用的畚箕,史蒂文斯先生。您把它留在外面了。要不要我给您把它拿进来?” “肯顿小姐,我可一直没用什么畚箕。” “啊,那好,就请原谅我吧,史蒂文斯先生。我只是想当然地设想您一直在使用畚箕,并把它留在了门厅里。对不起,打扰您了。” 她正离去,然而走到门口时却转过身来说: “哦,史蒂文斯先生。我本想自己把它归还原处的,但是此刻我不得不上楼去。不知您是否会记着做这件事?” “那是当然,肯顿小姐。谢谢你留意到这个。” “别客气,史蒂文斯先生,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听到她的脚步声穿过了门厅,上了那宽大的楼梯,之后我才向门口走去。透过书房的门口,可以一览无余地观察到从门厅至屋内主要房间的情况。就在那周围空旷而又擦洗得光洁如镜的地板中央,非常刺眼地立着那个肯顿小姐刚才暗指的畚箕。 这种情景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一个虽说微不足道,但却让人恼怒的差错;那个畚箕确实太引人注目了,不仅从一楼与门厅相连的那五间房门处看是如此,而且从楼梯处和二楼的那几个阳台处看也是如此。我急忙跨过门厅,迅速地将那惹人生气的东西拿起来,以免造成极为不良的影响;我当时想起来,我父亲在大约半小时前曾一直在擦洗门厅。刚开始时,我认为很难将此差错归咎于我父亲。但是我很快提醒自己,类似这种微不足道的疏忽时常会发生在任何人的头上,而且我的愤怒即刻转向了肯顿小姐,那是因为她居然对这种小事毫无理由地大惊小怪。 最多在一个星期之后,我正从厨房来到了后走廊处,这时肯顿小姐从其起居室里走了出来,接着便对我陈述了她显然一直在演练的话;其大意是,尽管她因提醒我留意我的属员所犯的错误而深感不安,然而她和我毕竟要相互配合工作,而且她希望,倘若我发现女雇员们犯了任何错误时,也不妨痛快地像她那样去做。她接着又指出,有好几件摆在餐厅里备用的银餐具上显而易见地仍留下了擦洗未净的痕迹。有一把餐叉的叉尖几乎还是黑乎乎的。我对她表示了感谢,她随即退回了她的起居室。当然啰,她毫无必要来提醒我,擦洗银餐具是我父亲承担的主要职责之一,也是他特别引以为自豪的职责。 也非常可能还有一些诸如此类的其他事例,我现在已经忘却了。然而,无论如何,我至今仍不可忘怀的是,在一个阴沉而又细雨濛濛的下午,事情达到了某种高潮,当时我正在台球室内悉心地清理达林顿勋爵参加体育比赛所获得的奖杯。这时,肯顿小姐走进来在门口说道: “史蒂文斯先生,我刚才发现这门外有件东西使我困惑不解。” “那会是什么呢,肯顿小姐?” “放在楼梯平台处的那尊中国陶瓷人像应该与放在这台球室门外的那尊换个位置,这是勋爵阁下的意愿吗?” “肯顿小姐,中国陶瓷人像?” “是的,史蒂文斯先生。原来摆在楼梯平台处的那尊中国陶瓷人像,您现在会发现它就摆在了这扇门的外面。” “肯顿小姐,恐怕你有点儿被弄糊涂了。” “史蒂文斯先生,我相信我丝毫也没被弄糊涂。我特别留意使自己对屋内的物品恰当的摆放了如指掌。照我看来,那尊中国陶瓷人像被某人擦亮后放错了位置。史蒂文斯先生,如果您对此怀疑的话,不妨可以走出去亲自察看一下。” “肯顿小姐,我此刻正忙着呢!” “看来,史蒂文斯先生,您似乎并不相信我所说的话。那么,我只得请求您走出这扇门去亲自看一下。” “肯顿小姐,我此刻真的脱不了身,很快我会处理好这件事的。这还不至于是件紧急的事吧。” “那么,史蒂文斯先生,您是认可我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差错的了。” “肯顿小姐,在我还没有机会去处理问题之前,我是绝不会认可什么事的。我再说一遍,我此刻没有空。” 说完,我又忙开手中的活计,而肯顿小姐仍然站在门口盯着我。最后,她又说道: “史蒂文斯先生,我看您很快就会干完活了。我会在门外等候您,那么在您出来时就可以把这件事最后处理好的。” “肯顿小姐,我看你真把这件事当成了十万火急的事,然而这件事并不值得如此。” 肯顿小姐终于离开了,然而在我继续干活的同时,我偶尔听到的脚步声、或许是其他什么声音却足以提醒我,很显然,她仍然待在这门外边。于是,我决定在台球室内再干点其他的活,寄希望于她过一会儿会发现自己的处境是多么荒唐而最终离去。一段时间过后,我已经做完了所有的活,那也不过就是用我手中现有的清洁工具就能轻而易举并有效完成的工作。然而很显然,肯顿小姐依旧待在外面。我下定决心不再为了这种幼稚的行为而浪费更多时间,于是我打算经由落地长窗离开这房间。而实施该计划的障碍便是天气——讲明白点,窗外地上显而易见就有好几处不小的泥浆坑和大块大块的烂泥——再者,在某个时候我还必须再一次返回这台球室,从屋内把这几扇落地长窗插销插牢。最后,我决定最佳的策略便是急速跨出这房间,大步流星地离去。于是,我蹑手蹑脚地走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从那儿出发我可以开始我所盘算好的急行军。我紧紧拿着我的清洁工具,成功地冲出了房门,在目瞪口呆的肯顿小姐还尚未回过神来之前,就已沿着走廊迈出了好几步。可是很快她就回过神来了,紧接着我发现她已抢在了我的前头,站在了我的正前方,着实地挡住了我的去路。 “史蒂文斯先生,这就是那尊被摆错了位置的中国陶瓷人像,您不至于说不是吧?” “肯顿小姐,我忙得不可开交。使我感到诧异的是,你居然无事可做,就整天站在这走廊里。” “史蒂文斯先生,究竟那尊中国陶瓷人像是放对了位置,还是没放对位置?” “肯顿小姐,我恳求你把嗓门放低点。” “那么,史蒂文斯先生,我恳求您转回去看看那尊中国陶瓷人像。” “肯顿小姐,请把嗓门放低点。我们的下级职员听到我们扯着嗓子高声争论哪个是摆对的,哪个又是没摆对的中国陶瓷人像,他们会怎么想呢?” “事实上,史蒂文斯先生,这幢房子里所有的中国陶瓷人像一段时间以来都一直是脏的!它们现在居然还摆错了位置!” “肯顿小姐,你真是太荒谬了。现在,请你最好还是让我过去。” “史蒂文斯先生,能否请您看一下您身后的那尊中国陶瓷人像呢?” “肯顿小姐,即使这件事情对你是那么重要,我仍然认为姑且可以允许我身后那尊中国陶瓷人像被放错了位置。但我必须说的是,你为何对这类微不足道的小差错如此关切,对此我真有些困惑不解。” “这类差错本身也许是无足轻重的,史蒂文斯先生,但是您自己必须认识到它们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肯顿小姐,我真没法理解你。好了,还是请你让我过去吧。” “事实表明,史蒂文斯先生,您父亲负责的工作已远远不是他这个年纪的人所能胜任的。” “肯顿小姐,在你的看法中显然有点弦外之音。” “史蒂文斯先生,无论您的父亲过去如何,而现在他的能力却极大地降低了。这就是被您称之为‘微不足道的那些小差错’真正表明的情况。倘若您对此掉以轻心,那么要不了多久您的父亲就会犯下较为严重的错误。” “肯顿小姐,你不过是在让自己显得愚蠢而已。” “对不起,史蒂文斯先生,可我的话还没讲完。我认为现在应该免除您父亲所担任的许多职务。比如说,不应该叫他继续去端那些装得沉甸甸的盘子。每当他把那些盘子端进餐厅时,他的双手总不停地颤抖,简直可以说是令人担忧。可以肯定,盘子一定会从他手中掉下来落在某位女士或是先生的膝盖上,这仅仅是迟早的问题。不仅如此,史蒂文斯先生,我非常遗憾地说,我曾留心观察过您父亲的鼻子。” “你真这样做了吗,肯顿小姐?” “史蒂文斯先生,我很抱歉地说,我真的这样做了。前天晚上,我注视着您父亲端着盘子非常缓慢地朝餐厅走去,恐怕我很清楚地看到在他的鼻子尖上悬挂着长长的一条鼻涕,就在那汤碗上方晃来晃去。我并不认为如此的服务方式会使人胃口大开。” 诚然我现在对这件事做了进一步的思考,但我至今仍不敢相信肯顿小姐在那天的谈话竟然会那样毫无顾忌。不容置疑,我们在过去一块儿密切工作的岁月里的确也曾坦诚地交谈过,但是记得那天下午是我们才开始打交道时,而且现在我甚至无法理解肯顿小姐当时会是那么鲁莽。我今天亦不敢确信,她那天竟然会极端地说出这样的话来:“这类差错本身也许是无足轻重的,但是您自己必须认识到它们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事实上,既然我又在思忖这件事,于是我有一种感觉,也许就是达林顿勋爵曾亲口对我讲过上述那番特殊的评论,那次谈话大约发生在我与肯顿小姐在台球室交谈的两个月之后,当时勋爵把我叫进了他的书房。在那个时候,是在我父亲跌倒之后,他的情况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那书房的两扇门正对着从宽大的楼梯走下来的每一个人。而今,在那书房的外面摆着一个玻璃柜,里面陈列着法拉戴先生的各种各样的装饰品,而在达林顿勋爵的时代,就在那个位置始终立着一个书架,上面摆着许多卷百科全书,其中包括一整套《不列颠百科全书》。达林顿勋爵的惯常消遣就是当我从楼梯上走下来时他就站在这书架旁,仔细地查看着那些百科全书的书脊,有时为了增加纯属意外相遇的效果,在我刚好下完楼梯时,他会真的从书架上抽出一卷书来,装出一副全神贯注的模样。然后,在我经过他身旁时,他就会这样说:“哦,史蒂文斯,我有点事想对你说。”他一边说着,一边便会慢慢地走回他的书房,看起来仍完全沉湎于手上捧着的那卷已翻开的书之中。达林顿勋爵对他即将要说出的话总是感到窘迫,这才迫使他不得不采用如此的方式,甚至在我俩进入书房将门关上后,他也常常会站在窗户跟前,在我们谈话的全过程中显示出仍在查阅百科全书的神情。 我现在顺便所讲述的事情仅仅是我能对你叙述的众多事例之一,但这已足以突出说明达林顿勋爵本质上所具有的矜持和谦逊的天性。近年来,就勋爵阁下及他在重大事件中所曾起到的显著作用出现了众多纷繁的胡言乱语,有口传的,亦有见诸文字的,而且有些完全无知的报道竟然说勋爵阁下是为自我中心所驱使,要不然就是骄傲自大。在此,请允许我说明,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会比这派胡言更为违背事实真相的了。这完全是与达林顿勋爵出于自然脾性曾对公众事务所持的态度背道而驰的,而且我可以据理说明,勋爵阁下的贵族地位使其出于一种深厚的道德责任感,而被劝服去克服了自己更多的谦让的性格。无论在这些日子里对勋爵阁下的议论如何——如我所说,这些议论的绝大部分均完全是一派胡言——我可以宣称,他本质上是个真正的好人,是位完完全全的绅士,亦是我今天深感自豪曾将我服务的最佳年华为之奉献的人。 在那个我所提及的特殊的下午,勋爵阁下的年纪无疑是在五十五岁上下;据我的回忆,他的头发已完全灰白,而他那又高又瘦的身体已经显得有点驼背,这种情况在他最后的岁月里竟变得越发显著。他的目光微微移开了手中捧着的百科全书,同时问道: “史蒂文斯,你父亲现在感觉好多了吗?” “老爷,我很高兴地告诉您,他已完全康复了。” “很高兴听到这些。这太令人高兴了!” “老爷,谢谢您。” “我说,史蒂文斯,有任何——嗯——迹象了吗?我的意思是,有任何迹象告诉我们你的父亲也许正期望着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他的负担吗?我的意思是,这与他跌倒那件事毫无关系。” “老爷,正如我所说,我父亲看起来已完全康复了,而且我相信他仍然是那类可值得信赖的人。尽管最近他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确实已犯过一两个明显的错误,而这些错误实际上无论如何都是非常微不足道的。” “然而,我们中没有一个人会希望看到任何那类的事情再次发生,对吧?我的意思是说,你的父亲病倒了,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 “确实不希望如此,老爷。” “当然了,如果说这种事情能够发生在草坪上,那么也就会发生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 “是的,老爷。” “比如说,在用餐时,如果你的父亲在伺候客人,也可能发生这种事。” “那是可能的,老爷。” “听我说,史蒂文斯,第一批代表在不到两星期之后就会到达这儿。” “我们已做好了充分准备,老爷。” “在这幢房子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可能造成相当大的反响。” “是的,老爷。” “我的意思是说相当大的反响。是对欧洲目前的整个发展进程产生相当大的影响。鉴于将出席会议的那些人物,我想我并没有言过其实。” “的确没有,老爷。” “这种时刻不允许去冒可避免的危险。” “确实不允许,老爷。” “听我说,史蒂文斯,你的父亲离开我们是不可能的。我只是简单地要求你重新考虑他所承担的职责。”我相信,就在那个时候,勋爵阁下一边把目光又移回他手中捧着的百科全书上,局促不安地用手指指着一个条目,一边说着:“这类差错本身也许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史蒂文斯,你自己必须认识到它们更大的重要性。你父亲值得信赖的岁月现在正在过去。不能叫他在那些哪怕一个疏漏就可能危害我们即将圆满举行的会议的任何地方承担任务。” “确实不能,老爷。我完全明白。” “那就好。史蒂文斯,那么我就让你对此认真考虑考虑。” 我必须说明,达林顿勋爵事实上曾亲眼看见我父亲大约在一星期之前跌倒的情形。勋爵阁下当时一直在凉亭里款待两位客人,那是一位年轻的女士和一位先生,而且他也曾注视着我父亲端着满满一盘深受宾客欢迎的茶点走过那块草坪。那块草坪沿着凉亭前面几码长的一段斜坡缓缓而上;而且在那时候,和现在一样,有四块大石板被埋放在草坪中当做台阶用。也正是在这些台阶的附近,我父亲跌倒了,把盘中所装的东西——有一把茶壶、几个茶杯和茶杯托、几块三明治和蛋糕等等——统统撒在了覆盖在台阶上方周围的草地上。当我接到警报从屋内出来时,勋爵阁下和他的两位客人已让我父亲侧躺着,从凉亭里拿出来的坐垫和小地毯被用做枕头和毛毯。我父亲已神智不清,他的脸看起来呈现一种不正常的灰白色。已经派人去请梅雷迪思大夫,而勋爵阁下则主张在医生到来之前应将我父亲从烈日底下抬走;紧接着,有人抬来了一把躺椅,费了不少的劲,我的父亲才被转移进了屋内。在梅雷迪思大夫到达时,我的父亲已苏醒过来,显得好多了。大夫很快又走了,临别时只说了一番模棱两可的话,大致是说我父亲可能一直“过于劳累了”。 这整个事件的发生显然使我父亲特别局促不安,但一直到与达林顿勋爵在书房里谈话的那个时候,他早就在像以往那样重又忙碌起来。于是,如何才能向他打招呼减免其工作职责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如此,我的难处还和下述事实搅和在一块儿,那就是,好多年以来我父亲和我——出于某种我从未真正揣摩透的原因——彼此间交谈越来越少。这样的情况已达到如此程度,甚至在他刚来达林顿府之后,我们就工作所必须交换信息的那些简短谈话也是在相互之间感到窘迫的气氛中进行的。 最终,我认定最佳的选择应该是在他的房间里私下与他谈,这样的话,一旦我告辞离开,便可以给他机会去单独仔细地估量他目前的处境。能在我父亲房间里找到他的仅有机会是早晨一早或是晚上最晚时。我选择了前者,在一天清晨,我爬到了他那间位于用人居住的侧楼顶层的狭小的阁楼,然后轻轻地敲了敲门。 在此之前我曾很少有适当的理由走进我父亲的房间,而这一回我又再次对他房间的狭小与简陋感到吃惊。事实上,我记得当时我的印象犹如踏进了一间牢房,尔后也就不得不忍受清晨那惨白的光线,正如还得忍受房内那狭窄的空间以及光秃秃的四壁一样。父亲早已拉开了窗帘,坐在床沿上,全身穿戴整齐,显然已梳洗完毕。很明显,他就一直坐在那儿观察着天空,等待着破晓时分的来临。至少你得设想他肯定一直在观察着天空的变化,那是因为,透过那扇小小的窗户能看到的除了屋顶上的瓦片和导水槽,就几乎再没有其他的东西了。他床边摆着的那盏油灯已经熄灭,当我发现父亲极不满意地看了一眼我手中的油灯——那是我带着来照亮我爬上那摇摇晃晃的楼梯的——就立即把灯芯拧了下来。拧下灯芯后,我才更加清楚地注意到那射进屋内的惨淡白光的效果,以及那光线以特殊的方式所映出的父亲那充满皱纹、线条分明而仍有几分让人敬畏的面容。 “啊,”我说道,并且短促地笑了笑,“我就料定父亲起床了,并为白天的工作做好了准备。” “我已经起床三个小时了。”他说着,极为冷淡地上下打量着我。 “我希望父亲不会因为关节炎的折磨而总睡不着觉。” “我的睡眠足够了。” 我父亲向屋内唯一的那把小木椅伸过手去,他将双手放在靠背上使自己站了起来。当我看见他笔挺地站在我面前时,我真无法确定他的驼背有几分是因为年老体弱,又有几分是因为要习惯这房间内那很陡地斜下来的天花板。 “父亲,我到这儿来是要对您讲点事。” “那就简明扼要地讲吧。我不可能整个上午都听你喋喋不休。” “既然如此,父亲,那我就直截了当地讲了。” “那就请直截了当地讲,而且要尽快结束。我们还有许多工作在等着去做呢!” “那好。既然你希望我简明扼要,我是会尽量照您的吩咐去办的。现实情况是,父亲您愈来愈衰老了。这种情况已发展到这样的程度,连履行男副管家的日常职责现在都已远远超出了您的能力范围。勋爵有这种看法,当然我自己也持同样的观点,如果允许父亲继续去做目前所承担的这些工作,肯定就会随时对这府内家政管理的正常运转带来威胁,而且特别会对下星期召开的重要国际会议带来威胁。” 父亲的面部在那半明半暗的光线下显得是那么毫无表情。 “主要来说,”我继续往下讲,“大家都认为父亲不应该再被叫去在餐桌旁服务,不管是否有宾客在场。” “在过去的五十四年里,我每天都在餐桌旁服务。”父亲从容不迫地说。 “另外,已做出这样的决定,哪怕是在最短的距离之内,父亲也不应该去端送任何装满食物的盘子。鉴于这种种的限制,并且知道父亲看重简洁,我在此已列出修改过的日常工作,从现在起希望你能胜任。” 我实际上不愿意把手中拿着的那张纸亲手交给他,于是放在了他的床头上。我父亲看了那张纸一眼,然后转眼凝视着我。他的脸上仍然丝毫也察觉不出任何情感的痕迹,而且他那双放在椅子靠背上的手看起来也异常放松。不论我父亲是否弓着背,他的体魄所显示出的绝对威慑力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正是这同样的威慑力曾使两位醉醺醺的先生坐在车后维持着清醒。最后,他说道: “我只是那次跌倒过,还主要是因为那些歪歪扭扭的台阶。应该叫谢默斯去把那些台阶弄正,以防其他的人也发生同样的事情。” “确实应该如此。不管怎样,我能肯定父亲会去仔细看看那张单子吧?” “应该叫谢默斯去把那些台阶弄正。一定要在那些来自欧洲的先生们到达之前就办妥。” “确实应该如此。那么,父亲,早安。” 在这次与父亲的见面后不久,肯顿小姐在信中提及的那个夏日夜晚很快就来临了——当然,那也可能就是当天的那个夜晚。我至今仍无法记清楚,那天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才会使我直接登上了这幢房子的最高一层楼,沿着那楼道排列着供宾客使用的卧室。我想我已经说过,我非常清晰地记得那夕阳的余晖当时正透过每一间都打开的房门,橙黄色的光柱洒入走廊。当我逐次走过那些空着的卧室时,肯顿小姐的身影,那是靠在其中一间卧室窗户前的侧影,曾吸引了我的目光。 当我回想起这件事时,如果能记得肯顿小姐曾以其特殊的方式,反复地对我谈起在她刚来到达林顿府的那些日子里有关我父亲的情况,那也就毫不奇怪,这么多年来,那个夜晚必定会深深地留在她的记忆之中。很显然,她对我俩曾透过窗户观察下面我父亲的身影而感到某种内疚。那白杨树的阴影投映在草坪上,而夕阳仍照亮了与凉亭缓缓倾斜相连的草坪那远处的尽头。可以看见我父亲正站在那用四块石板砌成的台阶旁,深深地陷入沉思之中。一阵微风轻轻地吹乱了他的头发。然后,我们注意到他非常缓慢地走上了台阶。到达了顶端后,他就转过身来以稍快的速度走下台阶。我父亲再次转过身来,在原地又停了几秒钟,凝视着他前方的那些台阶。最后,他又第二次爬上了台阶,这次是异常地小心翼翼。这一次他继续走过草坪,直到几乎到达凉亭前时才转过身来,然后缓缓地往回走,他的目光从未离开过地面。说实话,我所能描绘的我父亲在那时的行为举止并不比肯顿小姐在信中所描绘的情景恰当,这确实是“好像他希望找回那些他已丢在那儿的珠宝。” 我看我是愈来愈专注于回忆这些往事了,这也许有点愚蠢。不管怎样讲,目前的旅行会赐予我一个难得的机会去充分地欣赏英国乡村的诸多绝妙风光,而且我也明白,倘若让自己过度分心的话,那么以后我必定会十分后悔。事实上,我注意到我还必须在此记载下有关驶向这座城镇的旅程中的所见所闻——除了已简要提及的刚开始旅行不久在山坡道路旁停车所发生的事情。这确实是一个遗漏,我本应说明昨天驾驶汽车时我是那样欣喜若狂。 我曾相当仔细地计划过到索尔兹伯里的旅程,决定几乎完全避开主要的公路;我的行车线路对有些人来说似乎都是没有必要的绕道而行,但是这却能使我欣赏到不少西蒙斯夫人在其精彩书卷中所推崇的景致,而且说实话,我对这条路线是非常满意的。因为在旅途的大部分时间里,它引导我穿过了农田,使我置身于牧草地散发的怡人芬芳中,而我自己也常放慢福特车的速度,徐徐行进,以便可以更好地欣赏所经过的小溪或是山谷。据我的回忆,一直到非常接近索尔兹伯里时,我才再次下车。 当时,我正行驶在一条长而笔直的道路上,路的两旁是宽阔的草地。事实上,那一地段的土地非常开阔和平坦,从各个方向都一望无际,而且索尔兹伯里大教堂的塔尖在正前方的地平线处也明显可见。这时,一种极为安宁的情绪完全笼罩着我,出于这一原因,我想当时我曾再次减速,非常缓慢地行驶着——速度也可能仅仅是每小时十五英里。这样一来反倒好了,因为这恰好使我能及时地看见一只母鸡正从容不迫地横穿我前方的道路。我急忙将福特车停了下来,离那母鸡也不过一两英尺,而那母鸡竟也停了下来,就站在我前方的道路中间。过了一会儿,它仍然一动也不动,我只好按响了汽车的喇叭,而这不仅丝毫没有效果,反而使那小生物开始在地上啄起什么东西来。我感到很气恼,于是便开始走下车来,我的一只脚还停留在踏脚板上时,就突然听到一位女人的喊声: “噢,我真太抱歉了,先生。” 往四周瞧了瞧,我才发现我刚好经过路旁的一家农舍——从那儿已跑出来一位系着围裙的年轻女人,很显然是汽车喇叭声惊动了她。她跑到我的身旁,猛地一下子将那只母鸡抱在怀里,她一边再次向我道歉,一边开始像哄小孩那般摇着那母鸡。我请她放心,那只鸡丝毫没被伤着,这时她说道: “我确实感激您停了下来,没有碾过这可怜的内莉。她可是个好姑娘,总给我们提供您曾见过的最大的鸡蛋。非常感激您把车停了下来。您刚才很可能也在着急地赶路吧?” “哈,我一点也不着急,”我笑了笑,“许多年来我这还是第一次能够这样从容不迫,应该说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经历。你看,我正驾着车寻求这种乐趣呢!” “哦,那太好了,先生。我想您是在去索尔兹伯里的路上。” “确实如此。我们从这儿能看见的就是那个大教堂,没错吧?我听说那是一座壮丽辉煌的建筑。” “嗯,是的,先生,的确非常漂亮。哦,给您说句实话,我自己几乎还没有去过索尔兹伯里,因此我真无法说清楚在近处看它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可以告诉您,先生,我们从早到晚都可以从这儿看到那个尖塔。在有些日子里,雾太大,那它就会像完全消失了一样。但是您可以自己看看,像今天这样的好天气,风景就挺不错。” “确实令人心旷神怡。” “先生,您没有开车碾到我们的内莉,我真是感激不尽。三年前,我们养的一只乌龟大概就在这同样的地方被那样碾死了。我们大家对那件事都很伤心。” “那真是太悲惨了。”我忧郁地说道。 “啊,当时就是这样的,先生。有人说我们庄稼人已见惯了动物被弄伤或是被宰杀,但那才不是真的呢。我的小儿子连着哭了好几天。先生,真感谢您为了内莉而把车停了下来。既然您已下了车,如果您愿意到屋里去喝杯茶,您将会是最受欢迎的。这会让您一路上轻松点。” “那太感谢了,但是我真的觉得我该继续赶路了。我很想及时地赶到索尔兹伯里去看看那座城市的许多诱人之处。” “那倒也是的,先生。那好,再次谢谢您了。” 我又上路了,出于某种原因——或许是因为我期待还有其他农舍喂养的家畜在我行进的道路上闲逛——我继续以刚才那样的低速行驶着。我必须承认,这次小小的遭遇使我的精神为之大振;我因单纯的善意而受到感激,也收到了单纯的善意作为回报,这在某种程度上使我对未来几天里将面对的整个旅行计划感到特别振奋。正是处于如此的情绪之中,于是我从此处向索尔兹伯里驶去。 然而,我感到我应该暂时再谈一下我父亲的事情;因为我此刻深深感到,我早就应该把我的想法讲出来,即我对父亲能力减退的处理态度是十分直率的。事实上,当时我几乎毫无选择余地,而唯有按我已采取的方式去处理那件事——一旦我把那些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的整个来龙去脉解释清楚,我肯定你将会认可我的所作所为。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即将在达林顿府召开的那次重要的国际会议日渐临近,处理任何事情已容不得放任纵容或是“旁敲侧击”。此外,还必须提醒的是,尽管达林顿府在那之后的大约十五年中确实曾目睹了许许多多同样重要的事件,然而,一九二三年三月所召开的会议毕竟还是第一次;可以想像,相对而言大家都无经验可言,而又不能倾向于听任命运。说实话,我今天常常回顾那次国际会议,出于多种原因,我将此视为我生活的一个转折点。首先,我认为,我的确能把那次会议视为我职业生涯中的契机,因为那时我正好达到任男管家职务的年龄。当然,这不等于说我认为我那时就必定已成为一位“杰出的”男管家了;无论怎样说,要做出这类的判断就我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倘若真有人确实想断定在我职业生涯中我至少已具备了一点有关“尊严”的重要素质,那么,这样的人可能希望被引导并了解一九二三年三月召开的那次会议,由于它代表了一个重要的阶段,在此阶段中我第一次证实我也许具有一定的那种重要的素质所需的能力。那次会议属于那类重大事件之一,若它们降临在某人发展过程的关键阶段,则将会超越并拓展他的能力极限,不仅如此,在此之后他就具有了审视自己的新标准。很显然,出于其他一些不同的原因,那次会议也确实令人难忘,这也正是我现在想要阐述的。 一九二三年召开的那次会议是由达林顿勋爵长期策划出的最佳之作;回顾往事,就能清楚地发现,勋爵从大约三年前起就曾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努力。据我的回忆,在大战结束签定了和平条约那会儿,勋爵最初对此条约并不是那么全神贯注,而且我认为,实事求是地说,他对此所激发出的兴趣并不是出于对此条约所作的分析,而是出于他与卡尔-海因茨·布雷曼先生的友情。 布雷曼先生第一次访问达林顿府是在战后不久,那时他仍旧身着军官服装,在任何旁观者看来,他显然与达林顿勋爵交情甚笃。这对我来说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任何人一眼就可看出布雷曼先生是一位极为体面的绅士。从德国军队退役之后,他在以后的两年中每隔一定时间就会来到达林顿府,而在他频繁的来访中,每一次大家都不能不警觉地注意到他的情况每况愈下。他的衣着变得愈来愈不整洁,身体也愈来愈单薄;他的双眼好像在追寻着什么东西,并且在他最后几次的来访期间,他都会长时间茫然地凝视着天空,而忘却了勋爵就在他眼前,有时甚而在勋爵同他谈话时他也毫不在意。我曾得出这样的结论,布雷曼先生当时正遭受某种重病的折磨,然而由于勋爵那时所作的可靠解释,才使我确信情况并非如此。 那肯定是在接近一九二〇年年底时,达林顿勋爵第一次去了柏林,之后他又去了许多次,我至今清楚地记得,那次访问曾对他产生过非常巨大的影响。在他返回后的那些日子里,他就一直显得心情沉重,而且我至今仍不可忘怀,当我询问他曾如何享受其旅行时,他是这样回答的:“史蒂文斯,令人不得安宁。太让人不得安宁了。以那种方式对待战败的敌人太让我们丧失名誉了。这完全违背了这个国家的传统。” 然而,与此相关的还有另外一件往事,至今它依然栩栩如生地留在我的脑海里。今天,那昔日的宴会厅里不再摆有餐桌,那宽敞的大厅,其天花板既高大又辉煌,如今正好被法拉戴先生在某种程度上用做美术陈列室。而在勋爵当家做主的日子里,那个宴会大厅主要被一张长长大大的餐桌所占据,它定期用来招待三十位(或更多)宾客用餐;实际上,那宴会大厅是那么宽敞,一旦需要,除了已摆好的那张大餐桌,还可以再加上几张桌子供差不多五十位客人就座。在正常情况下,达林顿勋爵当然会在呈现出更为亲切氛围的餐厅中用餐,如今法拉戴先生亦是如此,该餐厅是接待十二位客人的理想之处。然而我现在回忆起来,在那个特别的冬天的夜晚,出于某种原因餐厅没被派上用场,达林顿勋爵只和唯一的一位客人——我想那人是理查德·福克斯先生,他是勋爵在外交部工作期间的一位同事——在那宽阔的宴会大厅用餐。人们无疑都会承认,伺候用餐中最艰辛的境况莫过于在这种环境中仅有两位用餐者在场。我自己就尤其倾向于只伺候一位用餐者,即令他完全是位陌生人。而正是仅有两位用餐者在场时,哪怕其中一位是自己的主人,你常常都会发现最大的难题就是既要做到全心全意殷勤伺候又要造成你不在场的错觉,而这正是优质服务的本质所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很难摆脱不受到这样的猜疑:由于你在场,用餐者之间的交谈就会受到干扰。 那一次,宴会大厅的大部分空间都是昏暗的,两位先生正肩并肩地坐在餐桌的中间位置——那是因为餐桌太宽大而不宜让他俩面对面地坐着。由几枝蜡烛交错投下的昏暗光线在桌面上摇曳着,桌子对面的壁炉膛内熊熊的火焰劈劈啪啪地响个不停。我决定尽可能地不露面,就站在阴影处,比我平时应该站的位置离餐桌更远一些。当然啰,在每一次我走向明亮处去伺候两位绅士时,我所采用的策略就明显暴露出不利的一面,在我走到餐桌之前,我前进的脚步声就会引起长时间而且嘈杂的回音来,这自然会让人注意到我正以十分卖弄的方式朝着他们走过去。而采用这种方式的确有着极大的好处,那就是在我一动不动地站着时,用餐者也只能隐隐约约地看见我。我像那样站在阴影中,离坐在几排空空如也的椅子中间的两位绅士有相当远的距离,正在这个时候,我听到达林顿勋爵谈论起布雷曼先生来,他的声音像往常那样稳健和温和,强烈地回荡在那几面高大的墙壁之间。 “他是我的仇敌,”勋爵说道,“但他的行为举止总是像位绅士。在长达六个月的相互炮击期间我们彼此仍能体面地谈判。他曾是位尽心尽责的绅士,而我对他也不曾有任何恶意。我曾对他讲:‘你注意点,我们现在是敌对关系,我会竭尽全力与你战斗到底。但是一旦这不幸的事件结束,我们将注定不再是敌人了,而且我们将会一起痛饮一杯。’而最不幸的是,这个条约正使我成为一个说谎者。我的意思是说,我曾告诉过他,一旦事情完全结束,我们将不再是敌人。但是现在我如何才能面对面地对他说这些情况被证实是真的呢?” 在那个夜晚之后不久,勋爵曾摇着头,同时相当严肃地说过:“我参加那场战争,其目的是维护这个世界的正义。就我个人的理解,我并没有参与到反对德国民族的仇杀中去。” 今天,当听人不断在谈论勋爵,听到有关他的动机的种种愚蠢的推测时,我就非常乐意回忆起那个时刻他在那几乎空荡荡的宴会大厅里所说出的肺腑之言。在勋爵以后的岁月中,无论出现过什么样的复杂变迁,就我来说都丝毫不会怀疑,渴求看见“这个世界的正义”就是他所有言行的核心本质所在。 在那天夜晚之后不久,有噩耗传来说布雷曼先生在汉堡至柏林的一列火车上用枪自杀了。勋爵自然感到极度悲伤,而且立即计划对布雷曼夫人资助并表示哀悼。然而,经过几天的努力——其间我自己亦竭尽全力给予协助——后,勋爵阁下仍无法找到布雷曼先生家人的任何行踪。看来,布雷曼先生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曾经无家可归,家庭也已破散。 我今天仍深信不疑,即使当时没有这极为悲惨的消息,达林顿勋爵也必定会开始他所从事的事业;在他天性中是那么根深蒂固地埋藏着一种渴望,那就是要看见世间一切非正义和悲惨现象的根除,这使他从不曾有违于此。事实也正如此,紧接着布雷曼先生死后的那几个星期里,勋爵便开始奉献出愈来愈多的时间去考虑德国所发生的危机。许多有权势的和知名的先生成了这府邸的常客——我记得,其中包括如丹尼尔斯勋爵、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先生、知名作家H.G.威尔斯先生,以及其他一些人,由于他们的名字“不能公开”,因而在此我便不应该一一列出——他们和勋爵常常连续好几个小时闭门讨论。 实际情况是,有一些来访者是绝对“不能公开的”,因此我接到指示要确保不让职员们了解到他们的真实身份,甚至在某些场合,连瞥他们一眼也是不允许的。但无论如何——我可以自豪和感激地这样说——达林顿勋爵从不禁止让我本人耳闻目睹所有的事情;我尚能记得,在许多场合下,有的要员在一句话还未说完就会朝我投来警惕的目光,而在这时勋爵就会说:“啊,没关系的。在史蒂文斯面前,你尽可放心地说任何事情,我可以向你担保。” 在布雷曼先生死后的大约两年间,勋爵与在那段时间里已成为他最亲密的伙伴的戴维·卡迪纳尔爵士一起,成功地聚集了一大批重要人物,结成了广泛的联盟,他们的共同信念是绝不应该允许德国的形势再这样持续下去了。他们之中不仅有英国人、德国人,而且还有比利时人、法国人、意大利人以及瑞士人;他们都是些高级外交官和政治家,著名的牧师,退役的军方人士,作家和思想家。有些先生与勋爵本人一样,十分强烈地认为在凡尔赛不曾有过公平,而且继续为一场现在已结束的战争去惩罚一个民族是极不道德的。而其他人很显然对德国或者该国民众并不那么特别关心,但是他们所持的看法是,如果不立即制止该国经济的混乱局面,那这种局面就可能以惊人的速度迅速蔓延到整个世界去。 到一九二二年年初,勋爵胸中怀着一个明确的目标一直在努力工作着。这一目标便是将那些最具有影响力的先生召集到达林顿府来,勋爵已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就在这府内召开一次“非官方性质的”国际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将商议出能使凡尔赛条约中最苛刻的条件重新修订的方案。这是值得花费精力的事,因为任何一次类似的会议都将必然具有足够的分量,以至于对“官方性质的”国际会议产生决定性影响——尽管这种“官方性质的”会议已经召开过几次,其确切宗旨就是对该条约复审,但是那几次会议的成功之处仅仅是造成混乱和苦难。我们当时的首相劳埃·乔治先生曾呼吁在一九二二年的春天在意大利再召开一次大型会议,而勋爵最初的目标是在达林顿府组织一次聚会,目的在于确保对这一事件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尽管他和戴维爵士曾那么艰辛地工作,然而遗憾的是,结果表明原定聚会的最后期限确实太紧迫了;随后,乔治先生所召开的会议也以没有结果而告终,有鉴于此,勋爵便将其目标对准了计划来年在瑞士召开的一次规模更大的会议。 我记忆犹新,大约在那期间的一个早晨,我给在早餐室里的达林顿勋爵端去咖啡时,他将手中的《泰晤士报》叠了起来,以几分厌恶的口气对我说:“法国人。真的,史蒂文斯,我是说,法国人。” “是的,老爷。” “而且你想想看,整个世界都肯定认为我们与他们手挽着手般亲密无间。人们常希望在回忆中好好地清洗一下头脑。” “是的,老爷。” “史蒂文斯,上一次我在柏林时,我父亲的老朋友奥弗拉思男爵找到我说:‘为什么你们要对我们这样做?你们难道看不出我们已无法像这样继续下去了吗?’我当时非常想对他说,这是因为那些讨厌的法国人。我曾想说的是,这不是英国人的风格。但是我认为人是不能这样做的。绝不应该诋毁我们亲密的盟友。” 但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就有关豁免德国受凡尔赛条约的严厉惩罚一事,法国方面是最不妥协的。于是,这就更为迫切地需要至少要邀请一位法国要员出席在达林顿府举行的聚会,此人必须对其国家的外交政策具有毫不含糊的影响力。实际上,我曾多次听到勋爵阐述过这种观点,若无如此的人物与会,那任何有关德国问题的讨论都将无异于不负责任。据此,勋爵和戴维爵士便着手解决他们准备工作中这最至关重要的环节。亲眼目睹他们毫不动摇地正视屡屡出现的挫折,便会让人自惭形秽;无数的信函和电报发送出去,而且勋爵本人仅在两个月之内就曾单独去了巴黎三次,最终,他才征得一位特别有名望的法国人的承诺——我只能将他称为“杜邦先生”——来出席那次聚会,而且原则上必须非常严格地“不得公开其身份”,这才最终使那次会议的日期被确定了下来。那也就是令人难忘的一九二三年三月。 随着会期愈来愈临近,我所承受的压力从性质上来讲虽远不如勋爵所承受的那么大,但也不是微不足道的。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可能性,倘若任何一位客人发现他在达林顿府逗留期间生活得稍不舒适,这就很可能会造成无法设想的严重影响。不仅如此,由于不确切知道具体涉及的人数,我为会议所制订的准备计划就变得很复杂。鉴于那次会议的规格非常之高,与会者的人数被严格控制,仅有十八位十分显贵的先生和两位女士——她们一位是德国女伯爵,另一位是那令人敬畏的埃莉诺·奥斯汀夫人,当时她仍旧住在柏林;但是那些与会者每一位都合情合理地可能会随身带来秘书、贴身仆人和译员,这就无法确定这些可能要来的人的准确数目。再说呢,很显然已有几批人在三天正式会期之前的某个时候会来到这儿,以便给他们自己充裕的时间为会议做准备,同时揣测其他与会客人的态度,然而他们准确的到达日期也依然无法确定。那么,毋庸置疑,府内所有的职员都将不仅一定要特别辛劳地工作、随时保持最警觉的待命状态,而且还具有非同寻常的机动灵活性。说实话,我曾一度怀有这种想法,如果我不从府外另请一些人来协助的话,那是无法对付我们将面临的那巨大挑战的。然而,这种选择除了使勋爵必定会担忧流言蜚语的传播,倘若由此而产生被证实是代价很大的某一差错,那么还会使我因依靠难以预料的人而承担责任。于是,我便着手为即将来临的那些重大日子做精心准备,现在想起来,当时就像一位将军那样去为一场战役做准备:我以无以复加的细心设计出一个特别的员工工作计划,以防范所有不测事件的发生;我仔细分析了我们最大的弱点之所在,而且着手制定出了若干应急措施,一旦这类弱点暴露出来,便可求助于这个来妥善处理;我甚至还对所有职员做了一次军队惯用的“鼓舞士气的演讲”,我让他们铭刻在心,尽管他们不得不以疲于奔命的方式工作,但他们必然会为在即将来临的重大日子里尽职尽责而感到无尚的自豪。“历史将会在这府邸里被创造出来,”我对他们这样说。知道我是那类不轻易夸大其词的人,因此他们完全明白,某种非同小可的事件即将来临。 基于这特殊的情况,也就不难理解当我父亲在凉亭前跌倒时,整个达林顿府就被某种紧张气氛所笼罩——因为这件事正好发生在第一批会议代表可能到达的两个星期前——而且你也会理解,在我说当时几乎毫无余地以“旁敲侧击”的方式去处理问题时意味着什么了。但无论如何,我父亲确实迅速地找到一种巧妙的方法去避开他办事效率的局限性,他的这种局限性是通过责备他不应该再端送装满食物的盘子而暗示出来的。一时间,这府内人人都可时常看到我父亲推着一辆手推车,车上装满了清洁用具、拖把、刷子等,这些东西尽管总是排列得整整齐齐的,却又极不协调地与许多茶壶、杯子和碟子摆在一块儿,于是乎有时这看起来太像街头小贩的手推车了。显而易见,我父亲仍无法避免要放弃在餐厅里服务的职责,而那辆手推车却使其在其他方面体现了惊人的价值。事实亦正是如此,随着那会议的巨大挑战愈来愈逼近,一种令人无法置信的变化似乎出现在我父亲身上。仿佛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支配着他,使他一下子年轻了二十岁;往日的那种低沉神情在他脸上差不多已荡然无存,他干起活来是那么精力旺盛,于是乎,初到这儿的人都很可能相信,不是一个、而是有好几位像他这样的人推着手推车在达林顿府内的诸多走廊里奔忙着。 至于肯顿小姐,我似乎记得那些日子沉沉的重压对她产生了显而易见的效果。比如说,我仍记得那时我偶然与她在后走廊处相遇时所发生的事。后走廊某种程度上是达林顿府雇员集中的重要地点,长长的走廊上由于阳光无法照射进来,而总是显得毫无生气。即使天气很好,走廊上也还是那么阴暗,让人感到宛若穿过一条隧道。在那个特殊的时刻,倘若当肯顿小姐向我走来时我没能听出她那踏在木地板上的脚步声,那我也就只能以她的身影轮廓来辨认出她来。在走廊地板上有几处被几缕明亮的光线照着的地方,我选择其中一处站住了脚,当她快走近时我说道:“啊,肯顿小姐。” “史蒂文斯先生,有事吗?” “肯顿小姐,我想我是否可以请你注意,那就是供楼上使用的亚麻布床单务必在后天准备好。” “史蒂文斯先生,这件事已完美无缺地安排好了。” “啊,听你这样说,我就非常满意了。我也是刚好想到这个问题,好了,那就没事了。” 我正准备继续赶路,然而肯顿小姐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紧接着,她向我走近了一步,这时,一道光线射到了她的脸上,这才使我看清了她脸上的愤懑的神色。 “非常遗憾的是,史蒂文斯先生,我现在忙得实在不可开交,我看我几乎没有一点空闲功夫。倘若我要有您明显享有的那么多空闲时间的话,那么我要和您交换一下,在这幢房子里四处闲逛闲逛,尔后再提醒您注意那些您已经亲手完美地处理好的工作。” “好了,肯顿小姐,我看你的脾气毫无必要变得那么不好。我只是觉得确有必要弄清楚那件事并不曾逃过你的注意……” “史蒂文斯先生,在过去的两天之中,这算是第四次还是第五次您曾觉得确有这种必要。看到您手边竟然有如此多的空闲时间,使您能够就这样在这幢房子里四处溜达,尔后以毫无根据的评论去打扰其他人,这太让人难以理解了。” “肯顿小姐,如果你居然相信我手边有空闲时间的话,那这就比以往更为清楚地表明你太缺乏经验了。我相信在未来的岁月里,你将会对类似这样的府邸里所发生的一切逐渐有一个更为清晰的了解。” “史蒂文斯先生,您总是没完没了地提及我‘太缺乏经验’,然而您似乎总无法指出我工作中有任何不足之处。否则的话,毫无疑问您早在很久以前就会指出来了,而且还会较为详尽地指出来。行了,我有许多事情得马上办,如果您不再用这样的方式老是尾随着我和打扰我的话,我将不胜感激。您要是有这么多的闲功夫,我倒建议不如去呼吸点新鲜空气,这可能更有益处。” 她顿足从我身边经过,沿着走廊走去。我决定最佳的办法是不让事件进一步发展下去,于是我继续走我的路。而当我差不多要走到厨房门口时,我突然听到她再次转身朝我走来的急促的脚步声。 “史蒂文斯先生,事实上,”她喊道,“我想请您从现在起别直接同我谈话。” “肯顿小姐,你到底在讲些什么?” “若有必要传达什么信息的话,请您叫一位信使来告诉我。要不然,您也可以写一张便条叫人给我送来。这样的话,我肯定我们之间的工作关系会变得更为融洽一点。” “肯顿小姐……” “史蒂文斯先生,我实在太忙了。如果要说的话非常复杂,请写一张便条来。要不然,您可以对马撒或是多梦西讲,甚至对您认为值得信赖的任何一位男职员讲也行。现在我必须回到我的工作岗位上去了,您还是闲逛吧。” 尽管肯顿小姐的行为举止是那样令人恼怒,我可花不起精力去过多考虑,原因是在那时第一批客人已经到达了。国外的代表预计至少两三天后才会来,然而,被勋爵称为他的“主场队员”的那三位先生——两位尤其“不可公开身份”的外交部大臣以及戴维·卡迪纳尔爵士——却提前到达,目的是尽可能周密地做好准备。和过去一样,在我出出进进那不同的房间时,里面坐着的先生们都沉浸于讨论之中,而几乎没有任何人会让我回避任何事情,于是我免不了对这一阶段总体的基本情况有了一定的印象。很显然,勋爵及其同事们集中精力,各自对每一位预期的与会者的情况尽可能精确地做了简要介绍;但是,他们关注的焦点最终不容争辩地集中到了一位人物的身上——也就是那位法国绅士杜邦先生,并且也集中到了他可能会同情什么,又可能会憎恶什么这些方面来。事实上,有一次我确信当我走进吸烟室里时,我听到其中一位先生正在发言:“欧洲的命运实际上可能有赖于我们去劝服杜邦先生同意我们观点的能力。” 正是在那些预备讨论会期间,勋爵曾委以我一重任,这一重任确实不同寻常,它与其他那些在那不平凡的一星期内所发生的显然更让人难忘的事件一起至今仍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勋爵把我叫进了他的书房,我立即察觉出他有点兴奋。他坐在桌子旁边,而且像往常那样手中捧着一本打开的书——这一次是本《名人录》——反反复复地翻着其中一页。 “啊,史蒂文斯,”他假装若无其事的神态开始说话,然而似乎一下子却不知如何往下讲。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以便让他有机会缓解不安的情绪。勋爵继续指着书中的一页,过了一会儿他往前倾着身子去仔细查看书中的某一条目,然后说道: “史蒂文斯,我觉得有一件某种程度上不寻常的事要叫你去做。” “是吗,老爷?” “这还恰好是目前压在我心上的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老爷,我非常乐意效劳。” “我很抱歉提出像这样的事情,史蒂文斯。我知道你肯定忙得不可开交,然而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它。” 勋爵又将其注意力转回到那本《名人录》上,我也就等候了一会儿。接着他说道,并未抬眼看我:“我看你是非常熟悉生活方面的基本知识的。” “老爷?” “生活方面的基本知识,史蒂文斯。如鸟儿、蜜蜂,你都是熟悉的,是吧?” “老爷,我恐怕没有完全明白您的意思。” “史蒂文斯,那就让我摆明说了吧。戴维爵士是与我交往甚密的挚友。他对组织目前这次会议所起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没有他,我敢说我们也还不能确认杜邦先生已同意来出席会议。” “的确如此,老爷。” “然而,史蒂文斯,戴维爵士也有他有趣的方面。你自己也许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已经让儿子雷金纳德随同他到了这儿,作为他的秘书。而关键问题在于,他已经定婚并准备结婚了。我指的是,年轻的雷金纳德。” “我明白,老爷。” “五年来,戴维爵士一直试图教给他儿子有关生活方面的基本常识。那年轻人现在已年满二十三岁了。” “是的,老爷。” “史蒂文斯,那我就直截了当地说了。我恰好是那年轻人的教父。基于这层关系,戴维爵士已恳求我向年轻的雷金纳德传授有关生活方面的基本知识。” “理应如此,老爷。” “戴维爵士自己发现这一工作有相当的难度,而且惟恐在雷金纳德的婚礼日之前他无法完成这一工作。” “这我能理解,老爷。” “史蒂文斯,而问题是,我忙得不亦乐乎。对此,戴维爵士应该是知道的,但是他依然求助于我。”说到这儿,勋爵停了下来,又继续仔细地看着书中的那一页。 “老爷,您的意思是,”我说道,“想让我去对那年轻的绅士传达有关的信息,我能这样理解吗?” “史蒂文斯,如果你对此不在意的话。倘若如此,那将让我如释重担。戴维爵士每隔一两个小时就会逼问我是否已这样做了。” “这我能理解,老爷。在目前的压力之下,这肯定是件最让人恼火的事。” “显然如此,史蒂文斯,这显然远远超出了你的职责范围。” “我会竭尽全力的,老爷。然而,要寻找恰当的时机去传达类似的信息,或许会有一定的困难。” “史蒂文斯,只要你去试一试,我将感激不尽。你确实太正派了。当然啰,毫无必要去作旁敲侧击的解释。讲授最基本的知识也就行了。直截了当的方法就是最佳的方法,史蒂文斯,那就是我的建议。” “好的,老爷。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的。” “史蒂文斯,那就非常感谢你了。请随时让我了解你的进展。” 你可能会想得到,这个要求使我有点吃惊,按惯例而言,这种事情可能是属于我应该花费一些时间去认真思索的那一类。然而,这恰好在如此繁忙期间突然降临到我头上,怎么也不能让它过分分散我的精力,于是我决计必须尽早找到机会将其了结。据我的回忆,在刚刚被委以这一重任之后也不过一个小时左右,我注意到年轻的卡迪纳尔先生单独待在图书馆里,他坐在其中的一张写字台旁边,全神贯注地看着一些文件。只要靠近仔细地观察一下这位年轻的绅士,任何人都似乎可以意识到勋爵——这当然也包括这位年轻绅士的父亲所体验到的难处。我主人的教子看起来是一位认真而又学者气十足的青年,仅从其外貌看就能察觉到他具有许多优秀的品质;然而考虑到想要提出的话题,当然宁愿对方是那类更为无忧无虑,甚而是更为轻浮的年轻绅士。总而言之,既然已决心尽可能迅速地使整个事情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于是我便向图书馆走去,在离卡迪纳尔先生的那张写字台不远处止住了脚步,而后咳了一声。 “先生,打扰您了,我给您带来了一个口信。” “啊,真的吗?”卡迪纳尔先生急切地问道,同时抬起头来不再看那些文件。“从我父亲那儿?” “是的,先生。那也可以这样认为吧。” “等一下。” 那年轻绅士把手伸进摆在他脚旁的公文包里,找出了一个笔记本和一枝铅笔。“史蒂文斯,那就赶快开始讲吧!” 我再次咳了咳,把我的语气调节到尽可能与我个人无关。 “先生,戴维先生想让您知道,女士们和先生们在几处关键地方是截然不同的。” 我当时肯定暂停了一会儿,以便构思出我的下一句话来,而这时卡迪纳尔先生却叹了一口气说:“史蒂文斯,我对此实在是太清楚不过了。请你谈谈至关重要处好吗?” “先生,您都是清楚的,对吧?” “父亲总是低估了我。有关这一领域的总体内容我已经做了广泛阅读,并对相关背景知识也有所了解。” “是那样的吗,先生?” “实际上,上个月以来我都没考虑过其他的事情。” “是吗,先生?那么这样看来,我所传达的口信也许就很多余了。” “你可让父亲尽管放心,在此之前我确实已得到有关这方面的指点。这个公文包”——他用脚轻轻地碰了一下那个公文包——“里面塞满了有关所有可能设想得到的方方面面的笔记。” “是吗,先生?” “我确信我已思索出人的大脑所能想得出的所有排列方式。我希望你能让父亲不必对此操心。” “我会的,先生。” 卡迪纳尔先生显得轻松了一点。他再次用脚碰了碰他的公文包——对那东西我一直不愿意多看——说道:“我考虑你一直想知道为何我从未让其离开过我手边。好了,现在你应该知道了。倘若被不恰当的人打开,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 “那将是最让人尴尬的事,先生。” “那肯定是如此,”他说道,突然一下子坐了下去,“除非父亲已有了想让我认真思索的一个全新的要素。” “我想像不出他会有,先生。” “没有吗?杜邦先生也没有更多的吗?” “恐怕也不可能,先生。” 我竭力丝毫也不流露出我的愤懑情绪,那是因为我发现我曾考虑几乎毫不费劲便可处理的一项任务事实上竟是那么难以攻克。我记得我当时正绞尽脑汁准备再试一试,忽然那年轻的绅士一下子站了起来,一把将公文包抓起抱在怀里,同时说道:“就这样吧,我想我该去呼吸点新鲜空气了。感谢你的帮助,史蒂文斯。” 我曾打算稍稍推后点时间找机会与卡迪纳尔先生再细谈一次,然而结果证实是毫无可能的,主要是因为当天下午——这大概比预定的时间提前了两天——美国参议员刘易斯先生的到来。当时我正在配膳室里忙于整理供给清单,突然听到从我头顶上方某处传来汽车停在院子里所发出的响声。在我迅速向楼上走去时,碰巧在后走廊处与肯顿小姐相遇——那正是我俩上次不欢而散的地方——而可能正是这样的不期而遇才促使她仍保持在上一次就已采取的幼稚行为。因此,在我询问究竟是谁已到达时,肯顿小姐径直从我身边走过,同时简单地声明道:“史蒂文斯先生,倘若这很紧急,请叫人来传话。”这实在是太令人气恼了,不过我当然也无可奈何,只得赶紧爬上楼去。 我记得刘易斯先生是位身材魁梧的绅士,脸上总露出和蔼可亲的笑容。他的提前到来对勋爵及其同事们来说很显然就会带来不便,因为他们曾指望多有那么一两天时间私下做好准备。但话又说回来,刘易斯先生那随和而又吸引人的风度、以及他在餐桌上的慷慨陈词似乎已赢得了勋爵“主场队员们”的信任。他声明说,美国“将永远站在正义的一方,并且也不在乎去容忍在凡尔赛已铸成之错误”;在宾主酣然用餐之际,他们交谈的话题缓慢但却稳妥地从诸如刘易斯先生出生地的宾夕法尼亚人的优点上转回了即将召开的会议上来,而在先生们点燃了雪茄时,所提出来思考的问题似乎与在刘易斯先生到来之前曾交换过的那些一样详尽。有一次,刘易斯先生对在座的人说道: “先生们,我赞同你们的看法,我们的杜邦先生可能是很难预料的。但是请允许我告诉你们,有一件事你们完全可以和他打赌,而且注定能打赢。”他朝前倾了倾身子,挥了挥手中的雪茄以示强调。“杜邦一向憎恨德国人。在战前他就曾憎恨他们,而现在他憎恨他们的程度之深是在座的诸位先生所难以理解的。”说到此处,刘易斯先生又靠回椅子上,脸上完全恢复了那和蔼可亲的笑容。“但是,先生们,请回答我,”他继续道,“你们几乎不可能因为一位法国人憎恨德国人而责怪他,是吧?总而言之,法国人这么做是有其充分的道理的,难道不是吗?” 说着,刘易斯先生环视着餐桌四周,这时出现了稍微有点尴尬的局面。还是达林顿勋爵打破了这僵局: “当然啰,有些痛苦是无法避免的。但另一方面,我们英国人当然也曾长期而且艰苦地同德国人战斗过。” “但是,他们与你们英国人不同之处似乎在于,”刘易斯先生说道,“你们不再真正憎恨德国人了。而法国对此的看法是,德国人毁坏了欧洲的文明,没有什么惩罚对他们来说是过分的。当然,在我们美国看来那似乎是一种完全行不通的主张,但总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你们英国怎么好像没有与法国持同样的态度。毕竟,正如你所说,英国在那场战争中也损失惨重。” 谈话又再次尴尬地中断了一会儿,之后戴维爵士相当含糊其词地说: “刘易斯先生,我们英国人对待这类事情的方式往往与法国人有些差异。” “啊哈!这是一种气质上的差异,你或许可以这样讲。”说到这儿,刘易斯先生脸上的笑容似乎又放开了一点。他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好像许多事情现在他都明白了,尔后他又去抽他的雪茄了。今天看来这可能是一件混淆了我的记忆、让我事后方知的事情,但是我现在仍有一种明显的感觉,正是在那片刻之间,我第一次觉察到这位外表上充满魅力的美国绅士却有几分古怪,或许有几分口是心非。尽管在那片刻功夫我自己产生了诸多疑点,达林顿勋爵却显然另有看法。在这种尴尬的沉默又持续了一两秒钟之后,勋爵似乎已胸有成竹。 “刘易斯先生,”他说道,“请允许我坦白地说。在英格兰我们大多数人都发现目前法国的态度是可鄙的。你的确可以将此称为气质上的差异,而我却敢冒昧地讲,我们现在讨论的事情要更为复杂。一旦冲突结束,再继续像这样憎恨敌人是很不得体的。只要你已将对手击倒在拳击台上,那就理应住手,不能再继续踢他。对我们而言,法国的行为已变得愈来愈野蛮了。” 这番话似乎让刘易斯先生感到某种满足。他含糊地咕哝着以示赞同,并透过那悬浮在餐桌上方的浓厚雪茄烟雾对用餐的伙伴们满意地笑了笑。 第二天早晨,又有几位客人提前到达了;也即那两位来自德国的女士——任凭有人可能会想到她们的背景和经历有着悬殊的差异,而她俩还是在一块儿旅行了——她们随身带来了一大群侍女和男仆,以及一大堆旅行箱。当天下午,一位意大利绅士也到了,跟随他的有一位贴身男仆、一位秘书、一位“专家”以及两个保镖。我真无法想像这位先生把他的目的地看成了什么样的地方,居然还带保镖来。然而我可以肯定地讲,看见在达林顿府内立着这么两位身材高大、一声不吭的汉子,无论那位意大利绅士出现在何处,他俩都会以怀疑的目光在离其所处位置几码开外的地方上下左右搜寻着,这在某种程度上的确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附带说一句,那两位保镖的工作方式要求他们中必须有一位在不固定的时间睡觉,以确保整个夜晚至少有一位在值班,这种情况在以后的时间里也确实存在着。但在第一次得知这种安排后,我便试图将此告知肯顿小姐,而她却再次拒绝与我交谈,为了尽快将此事了结,我也只好被迫写了一张便条插在她起居室的门下面。 第二天,又有几位客人陆续到达,离正式开会时间也仅剩下两天了,而达林顿府这时已挤满了不同国籍的人,客人们要不就在房间内交谈,要不就漫无目的地站在客厅里、走廊上或是楼梯平台处,仔细地观看着画像或是摆设的物品。客人们之间相互都是那么彬彬有礼,尽管如此,而主要以相互不信任所表现出的某种相当紧张的气氛却普遍存在于这一阶段。出于这种不安宁的气氛,随行的贴身男仆和侍者们相互之间的态度看起来十分明显地冷淡,而我自己的职员们却因为太忙了而无法与那些人过多接触,并因此感到高兴。 大概就在这期间,在全神贯注处理量大不一的需求过程中,我偶然透过一扇窗户向外瞥了一眼,竟隐约看见年轻的卡迪纳尔先生在草坪周围呼吸新鲜空气。他像平常那样紧紧夹着公文包,我还能看到他正沿着围绕草坪的小径慢慢地散步,而且深深地陷入沉思之中。这自然提醒了我对这位年轻的绅士应履行的使命,我突然有了一个念头,这户外普遍贴近大自然的环境,尤其是不远处还有一群鹅,正将是一个场合,适宜来履行我所承担的差使。不仅如此,我还发觉,倘若我能迅速及时地走到屋外去,隐藏在小径旁边那硕大的杜鹃花丛之后,要不了多久卡迪纳尔先生就会经过那儿。于是,我就可能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并向他传达我所带来的口信。说实话,这并不是一个精妙的谋略,然而你可以理解,虽说这项特殊使命本身毫无疑问很重要,但在那个特别的时刻却几乎不可能成为最应该优先考虑的事情。 地面上和许多树叶上都罩着一层薄薄的霜,而那天的天气对一年中那个季节来说是相当暖和的。我迅速跨过草地,藏身于花丛之后,仅一会儿功夫,就听到卡迪纳尔先生渐渐走近的脚步声。遗憾的是,我稍稍估计错了我应出现的时间。我原先打算在卡迪纳尔先生离我藏身处还有适当的一段距离时突然出现在他面前,那么他就会及时地看见我,并设想我正在去凉亭,或者是去花匠屋的路上。这样我便可装做刚注意到他,以不期而遇的姿态与他交谈。但实际发生的情况却是这样的,我从花丛后走出来稍微晚了一点,现在想来我当时的确吓得那年轻的绅士够呛,他猛地一下把公文包扯住,离我远远的,紧接着用双手将它死死抱在怀里。 “对不起,先生。” “天啊,是你呀,史蒂文斯。你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发生了什么麻烦事呢。” “对不起,先生。但我碰巧有事要向您转达。” “上帝啊,原来如此,你刚才确实把我吓坏了。” “先生,请允许我直截了当地说吧。您可能会注意到离我们不远处的那些鹅。” “鹅?”他有点迷茫地向四周瞧了瞧。“啊,是的。那还倒是些鹅。” “而且还有那些鲜花和灌木丛。事实上,现在还不是一年中观赏那些花草繁茂景象的最佳季节,先生,随着春天的来临,您将会欣赏到,当然我们都会看到这四周的环境会发生一种变化——一种非常特别的变化。” “是的,我敢肯定这草坪及花草目前并未处于最佳状态。然而,史蒂文斯,非常坦率地说,我并未特别地留意到大自然的美景。这一切都太令人烦恼了。杜邦先生来到这儿时,你瞧他那十分令人作呕的神情。这是我们最不想看见的。” “杜邦先生已来到了这府邸里,是吧,先生。” “大约半小时之前。他的脾气简直糟透了。” “对不起了,先生。我必须马上去伺候他。” “理应如此,史蒂文斯。好了,感谢你来与我谈话。” “请您原谅,先生。对于这个有关——正如您自己所说的那样——大自然美丽景色的话题,我碰巧想多说一两句话。倘若您能宽宏大量地先听我说,那我将不胜感激。然而我恐怕这不得不要等待另外一次机会了。” “那也好,史蒂文斯,我将企盼这个机会的到来。然而我更偏爱鱼。我非常熟悉鱼、淡水和盐。” “先生,所有的生物都将与我们即将进行的讨论有关。但是,请您现在务必原谅我。我还不曾知道杜邦先生已经来了。” 我急匆匆地赶回屋内,刚碰见的第一位男仆便立即对我说:“先生,我们一直在到处找您。那位法国绅士已经到达了。” 杜邦先生是位个子高大、举止优雅的绅士,他蓄着灰白的胡须,戴着一只单片眼镜。他到达时穿戴的是人们常看见的欧洲大陆的绅士们在节假日穿戴的那类服饰,事实上他在逗留的整个期间,都竭力保持着来达林顿府完全是出于愉悦和友好的神色。正如卡迪纳尔先生指出的那样,杜邦先生到达时脾气很坏;我现在已无法回忆起从他刚到英格兰的前几天里曾使他不痛快的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其中特别的一点是,当他在伦敦观光时其脚部就感到疼痛难忍,而且他很害怕这种疼痛会逐渐发展成败血病。我曾吩咐他的贴身男仆去向肯顿小姐请教一下,而这并不能阻止杜邦先生每隔数小时就会对着我将手指捏得劈啪作响,并吼叫道:“管家!我需要更多的绷带。” 然而在见到刘易斯先生之后,他的情绪似乎得到了许多鼓舞。他和那位美国参议员相互像老同事那般亲热地打招呼,在那天余下的许多时间里都能看见他俩在一块畅谈往事并开怀大笑。事实上,大家都能清楚地看到,刘易斯先生几乎一直和杜邦先生打得火热,这便使达林顿勋爵深感不便,因为他当然希望在正式讨论开始之前与这位有名望的绅士作密切的私人接触。有好几次我曾目睹勋爵试图把杜邦先生拉到一旁以便私下交谈,殊不知刘易斯先生总要笑嘻嘻地说着诸如此类的话来硬缠着他俩:“先生们,对不起,有些事一直特别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勋爵不得不听着更多刘易斯先生的滑稽小故事。不管怎样,除了刘易斯先生之外,其他的客人也许是出于敬畏之缘故,或者是出于某种敌对之情绪,都小心翼翼地与杜邦先生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情况甚至在那种相当安全的场合亦是很明显的,而且似乎更为突出地证实了那种看法,即杜邦先生就是那决定以后数日内最终结果的关键人物。 在一九二三年三月最后一周的一个多雨的早晨,那次会议在客厅那某种程度上并不正式的环境中召开了——选择一个这样的开会地点是因为要迎合与会者中许多“不能公开身份”的人。事实上,照我看来,会场上那种非正式的场面已达到有点可笑的程度。在那布置得非常女性化的房间内塞满了那么多板着面孔、身着深色上衣的绅士,有时一张沙发上竟有三四个人肩靠肩地坐着,看见这种拥挤不堪的场面真让人觉得非常古怪;但是这种场面正是出于某一部分人的决定,目的在于营造出这一切仅仅是一次社交活动的气氛,而实际上这些人甚至装模作样地在其膝盖上摆着翻开的报刊杂志。 在第一个上午的会议进程中,我被迫不断地进进出出于那个房间,因此无法了解会议的全貌。然而我记得达林顿勋爵以正式向与会客人致欢迎辞的方式宣布讨论会开始,之后,他又继续扼要阐述了为了放宽凡尔赛条约中诸多条款而引发的有关道德问题的激烈辩论,并强调指出他自己在德国亲眼目睹的巨大灾难。当然,在此之前我曾听到勋爵在许多场合表白过这类观点,然而这一次他在这庄严的氛围中发言时所表现出的说服力是如此深刻,我不禁再次为之动情。戴维·卡迪纳尔爵士接着发了言,尽管我没听到他谈话的大部分内容,其发言本质上似乎更多的是法律上的,非常坦率地说,他的言词深奥得我无法理解。然而他的要旨似乎与勋爵的很接近,在结束发言时,他呼吁终止德国的战争赔款,而且法国部队应从鲁尔地区撤军。然后那位德国女伯爵发言,而就在这时,出于某种我今天已无法回忆得起的原因,我不得不离开客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我返回时,客人们已展开了公开辩论,其讨论的内容——大部分涉及到贸易和利率——我都很难理解。 据我的观察,杜邦先生一直未对讨论的议题发表意见,从他那阴沉的表情便很难判断他是在倾听所讨论的问题呢,还是在潜心思考其他问题。有一次,我在其中一位德国绅士讲话的过程中碰巧要离开客厅,杜邦先生突然站起身来尾随我走了出去。 “管家,”我们刚一到门厅处他就说道,“不知我能否叫人换一下我脚上的绷带。我的双脚此刻正让我坐立不安,我简直没法去听那些先生的发言。” 据我的回忆,我曾求助于肯顿小姐——那当然是差人送去口信——并且让杜邦先生坐在台球室内等待护士的到来,这时仆人领班急匆匆地从楼梯上走了下来,面带忧伤地告诉我父亲生病了,正待在楼上。 我赶紧跑上二楼,刚转过楼梯平台,眼前便呈现出一种奇怪的景象。在走廊的尽头处,几乎就在那扇宽大的窗户跟前,当时窗外灰蒙蒙的一片,正下着雨,模糊可见我父亲凝固地保持着一种姿势,那让人联想到他正参加某种庄重的仪式。他的一只腿跪在地板上,头向前倾着,好似正使劲推着他面前的手推车,而那手推车不知何故竟然顽固的纹丝不动。有两位侍女在离他不远处站着,正敬畏地注视着他所做出的努力。我走到父亲身旁,把他紧抓在手推车边缘上的双手慢慢松开,小心翼翼地扶他躺在地毯上。只见他双眼紧闭、脸色苍白、额头上布满了汗珠。这情形急需另外的援助,有人及时搬来一把躺椅,尔后我父亲被抬进了他的房间。 父亲被安放在了床上,我一时竟有点手足无措,不知下一步该如何办才好;因为,若我在这种情况下把父亲丢下离开,这似乎太不合情理,但与此同时我又确实没有一点空闲时间。就在我站在门口进退两难之际,肯顿小姐出现在我身旁说道:“史蒂文斯先生,此刻我比你多那么一点儿时间。倘若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照料你的父亲。我会请梅雷迪思大夫上这儿来的,如果他有任何要紧事告诉你,我是会通知你的。” “谢谢你,肯顿小姐。”话一说完,我便离开了。 在我返回客厅时,一位牧师正在谈论柏林儿童所遭受的苦难。我立即更为忙碌地为客人添茶倒咖啡。我留意到有几位先生正喝着烈性酒,有一两位甚至不顾那两位女士在场而抽起烟来。我至今仍不能忘怀的是,在我手拿空茶壶走出客厅时,突然肯顿小姐叫住了我并说道:“史蒂文斯先生,梅雷迪思大夫正准备离开。” 在她说话的那当儿,我看见那位大夫正在门厅里穿戴雨衣和帽子,于是我立即向他走去,手中仍然拿着那把茶壶。那大夫望着我,脸上露出不悦的神色。“你父亲的情况可不太好,”他说道,“如果他病情恶化的话,务必即刻通知我。” “好的,先生。谢谢你了,先生。” “史蒂文斯,你父亲多大年纪了?” “七十二岁,先生。” 梅雷迪思大夫沉思片刻后又说道:“如果他的病情恶化的话,务必立即通知我。” 我再次感谢了大夫,并将他送出门外。 正是在那天晚上的晚餐前不久,我无意中听到了刘易斯先生和杜邦先生之间的谈话。出于某种原因我来到了杜邦先生的房间前,刚要举手敲门,我又立即停下来,将耳朵贴在门上听了听,这是我一贯的做法。你自己也许并没有这种习惯来采用这种微不足道的防范措施,以避免在某个极为不恰当的时候去敲门,而我一直就是这么做的,并且我也敢担保这在许多同行中也是普遍采用的方式。也就是说,在如此的行为中完全没暗含有任何托词,而我个人事先丝毫也不曾打算如我那天晚上那样竭力去窃听。然而,正如一切均由命运所注定,当我把耳朵贴在杜邦先生的房门上时,我碰巧听到刘易斯先生的说话声。尽管我迄今仍无法准确地回忆起我最早听到他所说的那些话,而的确是他说话的语气才引起了我的猜疑。我听到的嗓音是那么和蔼缓慢,而正是以这同样的嗓音,那位美国绅士从到达之时起就已吸引了许多人,可是眼下这嗓音里却不容误解地隐藏着某种诡谲的成分。也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加之他此刻又在杜邦先生的房间内,很可能在向这位至关重要的人物大献殷勤这一事实,才使得我止住举起的手而未去敲门,代之以继续听下去。 达林顿府内许多卧室的门都相当厚,我无法听清所有交谈的内容;因此,今天我要准确不误地回忆起当时所碰巧听到的谈话内容就不那么容易,实际上,那天夜晚之后在我将此事向勋爵汇报时也是如此。然而无论如何,这并不等于说我并没有对当时在那房间里所发生的一切有相当清晰的印象。实事求是地讲,那位美国绅士当时竭力表明这样的看法:杜邦先生一直被勋爵和其他与会者操纵;对杜邦先生的邀请曾有意被推后,以便让其他代表在他不在场时可以商讨重大问题;甚至在他来到这儿之后,勋爵亦被见到曾与那几位最显要的代表在小范围私下讨论,而并未邀请杜邦先生参加。紧接着,刘易斯先生便转述在他到达的第一个晚上的晚宴上勋爵和其他人所说的那些话。 “先生,坦率地讲,”我听到刘易斯先生这样说,“他们对你的同胞们所持的态度简直让我大吃一惊。他们居然用了诸如‘野蛮’、‘卑鄙’之类的字眼。说实话,仅在几小时之后我就把他们的话都记在了我的日记里。” 杜邦先生简洁地说了些话,但我没能听清,之后刘易斯先生又说道:“先生,请让我告诉你吧,我当时真是太吃惊了。难道这些言词能用来描绘仅在数年前曾与你肩并肩战斗的盟友吗?” 今天我仍不能肯定我当时是否真该去敲门;设若考虑我所听到的那令人担忧的内容,我也许会做出判断,最明智的办法就是立即离开。总而言之,我在那儿并没有逗留得太久——正如在这之后不久我责无旁贷地向勋爵解释的那样——去谛听有关杜邦先生对刘易斯先生的谈话所持态度的任何线索。 翌日,在客厅里的讨论似乎已达到新的一个阶段的紧张程度,而在中午时分,唇枪舌战的辩论愈来愈白热化。我当时的印象是,许多发言均以指责的语气,甚而是愈发明目张胆地指向了坐在那把扶手椅里的杜邦先生。而他却坐在那儿,自顾用手指抚摸着他的胡须,很少发言。无论任何时候,只要会议暂时休会,我都注意到刘易斯先生就会迅速地把杜邦先生拉到某个角落、或是其他地方,以便他们能够安静地交换意见,而这一点也正是勋爵最放心不下的。有一次,午餐刚一结束,记得我曾无意中撞见那两位先生正在图书馆的门口鬼鬼祟祟地谈话,而且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刚一接近,他们便立即停止了交谈。 在这期间,我父亲的情况既没好转也未恶化。据我了解,他多数时间里是在睡觉,事实亦是如此,在我难得有点空闲功夫爬上那间狭小的屋顶房间时,我总看到他睡得很熟。直到他疾病复发后的第二天晚上,我才算真正有了与他交谈的一次机会。 那天晚上,在我走进我父亲的房间时,他正睡得香。肯顿小姐留下来伺候他的那位女仆一看见我便立即站了起来,并开始摇晃着我父亲的肩膀。 “嘿,傻姑娘!”我大声说道,“你想要干什么?” “先生,史蒂文斯先生曾交待过,如果您再来的话,就叫醒他。” “让他睡吧!正是因为精疲力竭才使得他重病缠身。” “先生,他交待我一定得这么办。”那姑娘说着,再次摇了摇我父亲的肩膀。 我父亲睁开了双眼,他的头在枕头上稍稍挪动了一下,尔后望着我。 “我希望父亲现在感觉好一些了。”我说道。 他继续盯着我一会儿,然后问道:“楼下的一切顺利吗?” “情况是变化很快的。现在刚过六点,父亲可以完全想像得到此刻厨房里的那种气氛。” 我父亲满脸不耐烦。“所有的一切到底顺利不顺利?”他再次问道。 “是的,我敢说您可以完全放心地休息。父亲感觉好多了,那我就非常欣慰了。” 他沉思了片刻,把双臂从被子里抽了出来,尔后以倦怠的目光看着手背。他持续这种状态好一会儿。 “我很高兴父亲感觉如此之好,”我后来又说道,“既然如此,那我最好还是回去的好。正如我所说,情况是变化很快的。” 他仍旧看着他的手背,过了一会儿他才慢慢腾腾地说道:“但愿我对你曾经是位好父亲。” 我轻声笑了笑说:“您现在感到好多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我为你感到骄傲。真是个好儿子。但愿我对你曾经是位好父亲。我想我并不是。” “我很抱歉地说我们此刻特别地忙,但是我们可以在明天上午再交谈。” 我父亲仍然盯着双手,那双手好像使他感到有点不舒服。 “我非常高兴您现在感觉好多了。”我又重复了一遍,随即便离去。 在走下楼梯时,我发现厨房里几乎是乱做一团,大体上看来,在所有不同级别的职员中都显露出一种特别紧张的气氛。不管怎样说,我很欣慰地回忆起,那天的晚餐在大约一小时后准备好时,我的下属们表现出来的只有高效率和专业水准的镇静自若。 看到昔日那宏伟的宴会大厅里客人们挤得水泄不通,而那天夜晚的情景就是如此,这永远是件让人难忘的事情。显而易见,那成群结队身着晚礼服,而且数量远远超过女性代表的绅士们所造成的气氛也就相当严肃;不仅如此,那两盏挂在餐桌上方的硕大的枝形吊灯当时还靠煤气发光——其结果整个大厅就被昏暗而又相当柔和的光线所笼罩——它们当然发不出自从电气化后所一直发出的那种炫目的光线来。在会议的第二次也即最后一次宴会上——绝大多数客人在次日中餐后预计都将离去——所有的代表在前几天里所明显表现出的那种谨慎已几乎荡然无存。不仅他们相互之间的交谈更加大声而随意,而且我们还发现给客人斟酒的速度也明显地加快了。以专业的角度来看,宴会是在未出现任何重大困难的情况下圆满完成的,在宴会结束时,勋爵站了起来向客人们致词。 他首先向在座的所有客人表示感谢,因为在过去两天里所进行的讨论“尽管有时是那么令人兴奋地坦率”,而终归以友好的精神和怀着期望见到良知盛行于世的愿望顺利结束。在过去两天内所出现的协调一致远远超出他所能期望达到的程度,他相信,在最后一天上午将举行的“总结”会上,与会者们必然会有许多关于在那次将在瑞士召开的重要国际会议前所要采取的行动的许诺。正是围绕这一要点——我至今仍毫无把握他当时是否曾事先计划要那么去做——勋爵开始缅怀起他已故的朋友卡尔-海因茨·布雷曼先生来。这就让人有点遗憾了。因为这个话题一直只是勋爵的心事,而他则倾向于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表明。有一点势必应该说明,达林顿勋爵也许从未是那种可以被誉为天生的公众演说家,结果,表明听众已丧失注意力而发出的各种烦躁不安的嘁喳声很快便持续地充斥着整个房间。在达林顿勋爵最终改变话题提议客人们起立为“欧洲之和平和正义”干杯时,那种嘈杂声的程度——或许是出于毫不限量地消耗酒精的缘故——的确使我认为这不亚于有失礼仪的粗鲁举止。 所有的人又都坐下来,大家正准备恢复谈话时,突然响起一阵手指关节敲击木桌面,以示欲发表言论的声音,只见杜邦先生已站了起来。顷刻之间,整个房间内变得鸦雀无声。那位显赫的绅士以近乎严厉的目光环视着围坐于餐桌的所有的人。接着他说道:“我希望我并未取代在座其他诸位所应尽的责任,但我还从未听到有任何人在提议举杯以感激我们的东道主,就是最可崇敬的、最仁慈的达林顿勋爵。”这时响起了一阵赞许的低语声。杜邦先生接着说:“在过去的几天里,在这府邸里已谈论到许许多多让人感兴趣的事。许许多多颇为重要的事情。”他打住了话头,此刻屋内异常寂静。 “已出现不少言论,”他继续说道,“它们或是含蓄的,或是公然的批评——这还不算言过其实的词汇——批评我国的外交政策。”说到这儿,他又再次停顿了一下,脸上露出非常严峻之神色。人们甚至可能会认为他肯定已勃然大怒。“在这两天内,我们已听到对欧洲目前非常复杂的形势所做出的若干既彻底又理智的分析。但是所有的分析,请允许我这样说,都完全没有真正理解法兰西如今对其邻国所持态度的那些原因。然而无论如何,”——他举起了一根手指——“此刻不是进行此类辩论的时候。事实上,在过去的那几天里,我审慎地抑制住,不与人作此类辩论,那是因为我到这儿来主要是多听听。现在请允许我说,我在此所耳闻的某些争论对我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你们也许会问,这印象究竟有多深刻。”杜邦先生又暂停下来,与此同时,他以极为悠闲的神态环视了一圈所有对着他的面孔。终于他又说道:“先生们——以及女士们,请原谅——我曾认真地思索过这些问题,而且我期望在此有把握地对你们讲,尽管就如何解释目前欧洲真正发生的情况在我自己和许多在场者之间仍然存在着分歧,然而,至于在这座府邸里已经提出的那些个主要观点,我是信服的,先生们,我信服那些观点的公正性以及它们的实用性。”这时餐桌四周传出一阵低语声,这低语声似乎包含了既感到宽慰而又感到胜利喜悦的情绪。然而就在此刻,杜邦先生稍微提高了嗓门以盖过那阵嗡嗡声,他郑重地宣称:“我很高兴向在这里的所有的人保证,我将利用我所具有的微不足道的影响力,去促成法国政策之要点依照在此所已论及的大部分内容做一定的改变。而且我也将不失时宜地为了在瑞士召开的会议竭尽全力去这么做。” 房里顿时响起此起彼伏的掌声,这时我发现勋爵和戴维爵士交换了一下眼色。杜邦先生举起了手,然而谁也说不准他这究竟是接受这掌声呢还是制止这掌声。 “但在我将继续感谢我们的东道主达林顿勋爵之前,我想把憋在我心中的那件小事说出来,才会感到舒服。也许你们中的一些人会说,在宴会上把憋在心中的这类事讲出来并不是一种良好的举止。”他的这番话引起了热情的笑声。“而无论如何,对这类事情我是坦诚的。这正如向达林顿勋爵正式而又公开地表达感激之情是我必须履行的职责一样,是他把我们召集到这儿来,是他使今天这种团结友好的精神可能得以存在。据此,我深信,这亦是以一种责无旁贷的责任来公开谴责那类人,他们来这儿的目的是诋毁东道主的殷勤好客,他们唯一的目的是不遗余力地试图散布不满和猜疑。这类人不仅在社交场合令人感到厌恶,而且在我们目前的特殊形势下是绝对危险的。”他又暂停下来,屋内再次鸦雀无声。杜邦先生随之以平静而又审慎的语气说:“我唯一的问题涉及到刘易斯先生。他那令人厌恶的行为究竟在多少程度上能表明美国现任政府的态度呢?女士们、先生们,请允许我冒昧地猜测一下答案,基于如此的一位绅士他在过去几天内所曾显示出的制造各种虚假现象的能力,是不应该指望其能提供一个诚实的答复的。既然如此,我也只得对此妄加猜测了。当然,如果终止了德国的赔款,美国自然十分关心我们对它偿还债务的问题。然而,在过去的六个月中我曾有机会与一些极为高层的美国人士就这一问题讨论过,在我看来,那个国家的见解远远要比他们在此的那位同胞所显现出来的长远得多。我们中所有关心欧洲未来幸福的人都将从下述事实中得到宽慰,这一事实是刘易斯先生现在——我们要如何讲才妥当呢——几乎不再具有他曾有过的影响力。你们或许会认为我对这些问题做出如此公开的解释十分不近人情。然而真实情况是,女士们和先生们,我这人一直都是慈悲为怀的。你们看,我迄今仍抑制住没有将这位先生一直对我讲过的——有关你们所有人的情况作一简单阐述。我简直无法相信其谈话的伎俩是如此笨拙的,其内容是肆无忌惮而又粗俗的。我认为谴责已足够了。应该是我们致谢的时候了。那么请与我一起,女士们、先生们,向达林顿勋爵举起你们的酒杯。” 在说这一席话的过程中,杜邦先生都不曾朝刘易斯先生所处的方向看过一眼。而事实上,所有在场的人均向勋爵举杯祝酒完毕并再次入座后,似乎其他人都尽量避免正眼瞧一瞧那位美国绅士。一种令人不安的沉寂持续了好一会儿,终于刘易斯先生站了起来。他以他那惯常的方式文雅地微笑着。 “诸位,既然每一个人都发了言,我还是接着讲点什么为好,”他说道,他的嗓音立刻明显地表明他已经喝了不少的酒。“对于我们法国朋友一直在讲述的胡言乱语我并没有什么要说的。我压根儿没把那类言词放在心上。我曾多次碰见有人试图将此派胡言强加于我的头上,然而请让我告诫诸位,先生们,很少有人曾成功过——很少有人曾成功过。”刘易斯先生突然一言不发,好像一时间不知道他应该如何往下讲才是。他终于又微笑着说:“犹如我所说,我将不愿对我们坐在那儿的法国朋友耗费时间。然而,我碰巧确实有些话要说。既然我们大家都是如此地坦诚相见,我也应该坦诚相见才是。你们,在座的先生们,恕我直言,你们不过是一群天真烂漫的梦想家罢了。倘若你们不再固执地干预那些影响整个世界的重大事件,你们将可能会真正地魅力无穷。让我们以我们这儿善良的东道主为例吧!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位绅士。我相信,在座的没有任何一位会愿意反驳的。他是位典型的英国绅士。公正体面、诚挚坦率而且本意善良。然而勋爵在此仅是位业余政治家。”讲到这个词,他停了下来,同时环视了一下餐桌四周。“他是位业余政治家,而当今的国际事务已不再适用于绅士型的业余爱好者。身处欧洲的你们越能尽早地意识到这一点越好。在座的所有的人都是正派体面、本意善良的绅士,请允许我问问你们,你们可知道你们周围的世界正变成了什么样子吗?你们能以你们那崇高的本能行事的时代现在已经结束了。然而遗憾的是,身处欧洲的你们似乎还尚未意识到这一点。类似我们善良的东道主的绅士们仍然坚信,插手他并不理解的事情就是他们分内的事。于是,在过去的两天里就说了那么多疯话。都是些天真的疯话。身处欧洲的你们需要专业人士来处理你们的事务。倘若你们意识不到这一点,你们很快就会面临灾难。举杯吧,先生们!让我们举杯祝酒。为专业人士干杯。” 这时出现了令人窒息的寂静,大家都一动不动。刘易斯先生耸了耸肩,对所有的人举了举杯,喝了口酒后坐下。几乎与此同时,达林顿勋爵站了起来。 “我丝毫不愿意,”勋爵说,“在我们这最后夜晚的聚会上加入到一场争吵中去,这个夜晚本该是我们大家分享欢乐和胜利的时刻。然而,刘易斯先生,出于对你的观点的尊重,我感到不应该将它们简单地抛在一边,好似它们是某位行为怪诞的街头演说者所说的话。请原谅我这样讲。你所描述为‘业余性质’的行为,先生,但我却认为我们在座的大部分人仍然宁可称之为‘无尚荣光’的事业。” 他的这番话引起了一阵嘁嘁喳喳的赞许声,伴随着连连“说得好,说得太好了”的赞叹和阵阵掌声。 “不仅如此,先生,”勋爵继续讲道,“我深信我能贴切地理解你在大谈‘专业主义’时所暗含的意思。这个词语似乎意指通过欺骗和操纵来实现个人的为所欲为。这个词语还意味着要将个人的贪婪和利益置于优先,而不是要看见世界充满良知和正义的强烈愿望。倘若那就是你所指的‘专业主义’,先生,那我就不敢恭维了,而且我丝毫也不打算去拥有它。” 这一席话赢得了热烈的赞叹声,随之便是热情洋溢、经久不息的掌声。这时,我发现刘易斯先生面对酒杯冷笑着,并且疲倦地摇着头。就在这时,我才察觉到仆人领班正站在我身旁,他凑到我的耳边说道:“先生,肯顿小姐有话要对您讲。她就在门外。” 这时勋爵仍旧站着,正准备开始另一话题,我尽量谨慎地退出到门外。 肯顿小姐看上去非常心烦意乱。“您父亲的病情已变得十分严重了,史蒂文斯先生,”她说道,“我已经给梅雷迪思大夫打了电话,但我知道他可能会稍微耽搁一下。” 我当时肯定显得有点困惑不解,于是肯顿小姐接着说:“史蒂文斯先生,他的情况真的很严重。您最好去看看他。” “我仅有一会儿功夫。那些先生任何时候都可能回到吸烟室里去的。” “那是肯定的。但您现在必须去,史蒂文斯先生,否则的话,您以后也许会深感遗憾的。” 说话之间,肯顿小姐已走到了前头,于是我们便匆匆穿过府邸来到了我父亲的那间狭小的阁楼房里。女厨师莫蒂默太太正站在我父亲的床前,身上还系着围裙。 “唉,史蒂文斯先生,”我们刚一走进屋内,她便说道,“他已病得很严重了。” 我父亲的脸色已变成浅浅的暗红色,我在任何活物身上都不曾见过类似的颜色。我听到肯顿小姐在我身后轻声地说道:“他的脉搏很虚弱。”我凝视着我父亲好一会儿,轻轻地摸了一下他的额头,然后把手抽了回来。 “照我看来,”莫蒂默太太说,“他患的是中风。我一生中曾见过两次,我想他患的是中风。”她边说边哭了起来。我发现她身上散发出浓烈的油脂和烟熏味。我转过身来对肯顿小姐说: “这是令人最悲伤的事。然而,我现在必须回到楼下去了。” “那是当然,史蒂文斯先生。大夫到达时我就会通知您。或者出现任何变故时。” “谢谢你,肯顿小姐。” 我赶紧跑下楼去,正好看见那些先生正陆陆续续走进吸烟室。仆人们一看见我立刻显得轻松多了,我即刻示意他们各就各位。 在我暂时离开之后,无论宴会大厅里曾发生过什么,而此刻客人中所洋溢的却是一种真诚欢庆的气氛。在整个吸烟室里,先生们都那么三五成群地站着,他们谈笑风生,相互拍着对方的肩膀。就我所知,刘易斯先生已经离开了。我忙着穿行于众宾客之间,手中的托盘上放着一瓶红葡萄酒。在我刚给一位绅士斟了一杯酒时,突然在我身后响起了一个声音:“喂,史蒂文斯,你说过,你对鱼是很感兴趣的。” 我转过身来,发现年轻的卡迪纳尔先生正对我欣喜地微笑着。我也笑了笑:“鱼,先生?” “在我年幼时,我在一个鱼缸里养了各种各样的热带鱼。那简直是个小水族馆。我说,史蒂文斯,你没事吧?” 我又笑了笑。“挺不错的,谢谢您,先生。” “正如你很确凿地指出过的那样,我真的应该在春季再到这儿来。达林顿府在那时必定非常可爱。上次我来这儿时,我想也是在冬天。我说,史蒂文斯,你确实很好的吗?” “非常好,真的,谢谢您了,先生。” “没感到哪儿不舒服,是吧?” “一点也不,先生。请原谅,我得走了。” 我又继续为其他客人斟葡萄酒。忽然,我身后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只听到那位比利时牧师大声说道:“那无疑是信奉异端邪说!绝对的异端邪说!”说着,他自己又大笑起来。这时,我感到有什么东西轻轻地碰了一下我的胳膊肘,转脸一看,竟是达林顿勋爵。 “史蒂文斯,你没事吧?” “没事,老爷。真的没事。” “你看起来好像在哭泣。” 我笑了笑,掏出了一块手绢,迅速地擦了擦脸。“十分对不起,老爷。那是劳累一天极度紧张的痕迹。” “是的,这是件劳累的工作。” 这时,有人给勋爵打招呼,他便走过去应酬。我正要继续在房间内四处走动为客人斟酒,突然我瞥见肯顿小姐出现在敞开的门口处,正向我做手势。我便开始向门口慢慢走去,但在我尚未接近门边时,杜邦先生拍了拍我的胳膊。 “管家,”他说道,“不知你是否可以帮我找些干净的绷带来。我的脚又疼痛得受不了了。” “好的,先生。” 正当我向门口走去时,我发现杜邦先生正尾随着我。我转过身来对他说:“先生,一旦我拿到您所需要的东西,我会立即给您送回来的。” “请赶快去吧,管家。我确实很疼。” “好的,先生。我很抱歉,先生。” 肯顿小姐仍然站在大厅里我刚才看见她的那个位置上。我一露面,她便默不做声地朝楼梯处走去,奇怪的是,她的举止竟是那么平静。接着,她转过脸来说道:“史蒂文斯先生,我非常难受。您父亲大约在四分钟之前逝世了。” “我知道了。” 她看了看她的双手,然后抬头望着我的脸。“史蒂文斯先生,我非常难过。”她说。随即她又补充道:“但愿我能说点什么。” “没有必要了,肯顿小姐。” “梅雷迪思大夫还没有到。”说完,她便垂下了头,止不住地啜泣起来。而几乎在顷刻之间,她又恢复了镇静,并且以坚定的语气问我:“您要上去看看他吗?” “我现在正忙得不可开交,肯顿小姐。也许待一会儿之后吧。” “既然如此,史蒂文斯先生,您能允许我去将他的双眼合上吗?” “如果你能这样做的话,我将不胜感激,肯顿小姐。” 她刚开始登上楼梯,我立即叫住了她:“肯顿小姐,请你不要将我父亲就在此刻离开人世而我却没上楼去看望他视为非常不近人情的行径。你应该清楚,我了解父亲肯定希望我能在此刻去继续履行职责。” “那当然,史蒂文斯先生。” “否则的话,我觉得他会失望的。” “那当然,史蒂文斯先生。” 我转身离去,再次走进了吸烟室,那瓶葡萄酒还放在我手中托着的盘子里。在那相对狭小的房间里,看起来像是黑色的晚礼服、灰白的头发和雪茄的烟雾组成的一座森林。我在人群中穿行着,去寻找那些要添酒的杯子。突然,杜邦先生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管家,你已悉心关照好我要求的事情了吗?” “很抱歉,先生,就在此刻还无法立即提供您所需要的帮助。” “管家,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们已经用光了必备的医疗用品了吗?” “正因为此,先生,一位医生正在赶来。” “啊,太好了!你已经叫了一位医生来。” “是的,先生。” “那就好,那就好。” 杜邦先生继续与他人谈话,而我则又不停地在屋内走来走去。过了一会儿,那位德国伯爵夫人忽然从人群中冒了出来,我还未来得及为她效劳,她已开始自顾自地从我的托盘中取过瓶子倒了些葡萄酒。 “请你代我向厨师致谢,史蒂文斯。”她说道。 “愿意为您效劳,夫人。谢谢您,夫人。” “还有,你和你的职员们也干得挺不错的。” “最诚挚地感谢您,夫人。” “在晚宴过程中,史蒂文斯,我曾一度发过誓,你至少一人顶三个人用。”她说着笑了起来。 我立即报以笑容:“我十分乐意效劳,夫人。” 过了一会儿,我瞥见了年轻的卡迪纳尔先生就在不远处,他仍旧独自一人站在那儿。这使我感到那位年轻的绅士置身于在场的人群中大概有点惊惶失措了。不管怎样,他手中的杯子已经空了,于是我便朝他走去。一看我出现在他面前,他似乎感到特别兴奋,立即把手中的杯子向我递过来。 “史蒂文斯,你爱好大自然,我认为这是很值得钦佩的,”在我给他倒酒时,他这样说道,“我敢说,有人能以行家的眼光去注视园丁的所作所为,这对达林顿勋爵来说是有很大的益处。” “您说什么,先生?” “大自然,史蒂文斯。那天我们一直在谈论自然世界的奇迹。我非常赞同你的看法,我们对周围一切伟大的奇迹都太洋洋得意了。” “是的,先生。” “我的意思是指我们一直在谈论的这一切。什么条约呀、国界呀、赔偿呀,还有占领什么的。而大自然母亲却始终以其美妙的方式延续着。像那样去考虑大自然确实是滑稽可笑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是的,的确如此,先生。” “我常琢磨,倘若全能的上帝已经创造好了我们所有的人以及——以及——各种各样的植物,那真是再好不过了。你看,全都牢牢地扎根于土壤之中。既然如此,有关战争、国界的那些废话都统统不应该成为首要问题。” 那年轻的绅士似乎发觉这个想法是十分戏谑的。他笑了笑,又想了想,接着便又开怀大笑起来。我也和他一起笑着。他用胳膊肘碰了碰我:“你能设想到这一点吗,史蒂文斯?”说完,他又笑了起来。 “是的,先生。”我笑着答道,“这将是一个十分奇特的选择。” “然而我们毕竟还有像你这样的伙伴来来往往地传送信息,端茶倒水,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否则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完成什么事情呢?史蒂文斯,你能想像到这一点吗?我们所有的人都扎根于土壤之中?认真想像一下吧!” 正在这时,一位仆人出现在我身后。“肯顿小姐想和您说点事,先生。”他说。 我对卡迪纳尔先生表示歉意后,便朝门口走去。我注意到杜邦先生正把守在门边,当我走近时,他说道:“管家,医生到了吗?” “我这正要去弄清楚,先生。我不会耽搁太久的。” “我很难受。” “我深表歉意,先生。医生应该很快就到了。” 这一回,杜邦先生随我走出了门外。肯顿小姐再一次站在了门厅里。 “史蒂文斯先生,”她说,“梅雷迪思大夫已经到了,他此刻正在楼上。” 她说话的声音很低,但是站在我身后的杜邦先生却立即大声叫到:“啊,太好了!” 我转身对他说:“您也许可以随我来,先生。” 我把他领进了台球室,拨旺了壁炉里的火,这时他已坐在一把皮椅上脱起了鞋子。 “我很抱歉这儿很冷,先生。现在医生要不了多久就到了。” “谢谢你,管家。你做得很好。” 肯顿小姐还在走廊里等着我,于是我俩默不做声地爬上了楼梯。在我父亲的房间里,梅雷迪思大夫正在做记录,而莫蒂默太太则悲伤地哭泣着。她还穿着那件围裙,很显然,她一直在用它擦泪水,结果弄得她满脸都是油污,她那副模样就好似参加化装黑人乐队演出的演员。我曾以为那房间里散发出死亡的气息,然而因为莫蒂默太太的存在——或许是因为她的围裙——整个房间里却充斥着烤肉的气味。 梅雷迪思大夫站起身来说道:“史蒂文斯,我表示沉痛的哀悼。他患的是急性中风。如果说有任何事情能宽慰你的话,那就是他没有遭受太多的痛苦。在这世间你所能够做的一切都无法挽救他了。” “谢谢您,先生。” “我现在要走了。你会照料安排好所有的后事吗?” “是的,先生。然而,请允许我告诉您,楼下有位最尊贵的先生急需您的护理。” “有那么紧要吗?” “他渴望要见您,先生。” 我领着梅雷迪思大夫下了楼,把他带进了台球室,之后迅速地返回了吸烟室。如果说要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屋内的气氛已变得愈发欢快了。 当然啰,本不应该由我自己去建议,我的确配得上与我们这一代人中的那些“杰出的”男管家齐名,比如马歇尔先生或是莱恩先生——然而应该指出的是,确实有那么一些人,或许出于被误导的慷慨,他们都倾向于这么去做。请允许我表明,当我今天谈及一九二三年的那次会议,特别是那个夜晚在我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坚实地构筑了一个转折点时,很大程度上我是依据自己那相当肤浅的标准来决断的。尽管如此,倘若你认真考虑那天夜晚意外地施加在我身上的种种压力,要是我贸然认为我在面对任何情况时也许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了那种“杰出的”品质,而这种品质惟有像马歇尔先生——或许也可以包括我父亲那样的人才配具有,那你或许就不会认为我是自欺欺人。实事求是地讲,我为何要否认这个自我评价呢?尽管这件事使人联想到令人悲痛的往事,但在今天无论何时回忆起那个夜晚,我都会油然产生极大的成就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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