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我住进了一家名叫“马车与马”的旅店。它位于萨默塞特郡汤顿城外不远，是一座建在路旁、屋顶用茅草搭盖而成的小屋。夕阳西下时分，当我驾着福特车向它驶近时，它明显地展示出令人陶醉的景色。店主领我上了一段木楼梯，走进了一个小房间，屋内陈设极其简单，可是却非常舒适。店主问我是否用过晚餐，我便请他给我送一块三明治到房间里来，就晚餐而言，这是最恰当而又令人满意的选择。可随着夜幕的降临，我在房间里便开始感到有点坐立不安了，最后，我决定到楼下的酒吧，多少喝点当地产的苹果酒。

有那么五六位顾客，全都围在吧台周围——从他们的模样可以猜到，他们都是干某一类活计的农民——否则的话，整个房间就显得空荡荡的。从店主那儿要了一大杯苹果酒，我在离吧台不远处的一张桌子旁坐下，期望轻松一下，尔后集中精力考虑一下白天所发生的事情。可是，一会儿功夫过后，那些当地人显然已为我的出现而感到不安，认为有某种必要表示一下他们的好客。只要他们的谈话暂时一中断，他们中就总会有一个人朝着我的方向偷偷瞧上一眼，仿佛在鼓起勇气来亲自与我打招呼。终于，其中一位提高了嗓门对我说道：

“先生，看来这一宿您就住在这楼上了。”

我告诉他正是如此，那说话者疑惑地摇了摇头说：“先生，您在上边那儿是不会睡得很安稳的。除非您喜欢老鲍勃”——他指了指那店主——“就在这儿捣腾所发出来的乒乒乓乓的声音，他一直要闹到深夜。这之后，您肯定又会被他的老婆在天亮时对他大叫大嚷的声音弄醒。”

任凭那店主竭力抗议，这番话还是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

“确实如此吗？”我说道。在说话的同时，那个念头突然闯进了我的脑海——那同样的念头在不久前多次与法拉戴先生见面的场合也曾闯入过我的脑海——即我必须做出某种机智的反唇相讥。事实上，那群当地人当时正默不做声，很有礼貌地期待着我接着往下讲。我于是绞尽脑汁地想像着，最后断言道：

“毫无疑问，那是乡土的鸡鸣变奏曲。”

刚开始，那沉寂的场面仍持续着，那些当地人似乎认为我会进一步地详细阐述。尔后他们留意到我那得意洋洋的神色，便突然笑了起来，可那笑声却有几分茫然。紧接着，他们又像原先那样交谈起来，而我也未曾再与他们谈过话，直到一会儿之后相互道了声晚安。

当我的那句妙语刚一闪现在脑海中时，我曾为之欣喜若狂，可我又不得不承认，我是有点儿遗憾，因为它所产生的效果比预期的差得太多了。我当时特别懊恼，那是因为我认为在最近的几个月里我一直耗费着时间和精力来提高这方面的技巧。也就是说，我曾一直竭尽全力将这方面的技巧添加进我职业能力的整体之中，旨在能充满自信地去满足法拉戴先生有关调侃的所有期望。

举个例子吧，近来只要我发现有了点空闲时间，我便沉湎于关在屋内听无线电——比如说，在法拉戴先生夜晚外出的那些时候。我常收听的一个节目叫做《一周两次或更多次》，该节目事实上每星期播放三次，而且基本上都是由两个人就听众来信所提出的各类话题作幽默诙谐的释述。我一直认真地研究着这个节目，因为它所播出的那些连珠妙语总是具有最佳的品位，并且据我看来，它们的基调完全与法拉戴先生可能指望我回复的那类逗趣相吻合。从这个节目中得到了启发，我便设计出了一个简单的训练方案，至少每天都要尝试表演一次；无论何时有零碎的空闲时间，我都会依据那时那环境尽我所能周密地构想出三条连珠妙语来。要不然的话，我也可能会根据一小时前刚发生的事件苦思冥想出三条戏谑逗趣的话来，以此作为这一同样训练的变通方式。

那么，你或许会理解我为何会对昨夜所说的妙语遗憾了。首先，我考虑那有限的成功可能是因为我当时不曾讲得十分清楚。而在另一方面，我猛然醒悟到这种可能性，当我离开时，我实际上就可能已冒犯了他们。总而言之一句话，我的话很可能已被理解为我暗示店主的太太就像一只小公鸡——这个意图当时却不可能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在我设法入睡的过程中，这一想法老是烦扰着我，而且我甚至有些想在当天早晨向店主表示歉意。可是在他端上早餐时对我表现出的情绪看来是那么愉快，于是我最终决计将此事搁置在一旁。

然而，这段小小的插曲实际上可以很好地说明我在仓促中说出的那些妙语的危害。就妙趣横溢之言词的最根本特性而言，在说话者被要求将此脱口说出来之前，他是几乎没有时间去评估由此可能导致的种种反响的。倘若说话者最初并未掌握必要的技巧和经验，那他便常会去冒险说出各种极其严重的不合时宜的话来。当然也毫无理由去假定，设若我已花费了时间并做了大量训练，这仍然不会是我精通的领域。可是既然存在着这种种的危险，我决定，至少现在暂时别试图在法拉戴先生面前去履行这一职责，除非我已做了更进一步的训练。

无论如何，我现在很遗憾地说，昨夜那些当地人所说的话倒有几分逗趣——即他们预言由于楼下的骚乱声，我整个夜晚都不会安宁——结果证实是一点不假。事实上，那店主的太太并未大吵大嚷，可你能够听到她在与其丈夫工作时就那么没完没了地絮絮叨叨一直至深夜，而且从今天凌晨就又开始了。可不管怎样说，我是确定准备原谅这对夫妇的，因为他俩已养成勤奋劳作的习惯，而且我敢肯定，很明显那喧闹声完全可归因于此。此外，那当然就是因为我曾说过那令人遗憾的话。于是在我向那店主致谢时，我丝毫也未表露出我度过了一个令人心烦意乱的夜晚的意思，之后便离开去参观汤顿城的市镇。

上午十时许，我坐在城内一家旅店里品尝着一杯回味无穷的早茶，或许我本该住进这家旅店的。因为那店外的广告牌上标明不仅“供应各种茶点、小吃和蛋糕”，而且“提供各类清洁、安静而又舒适的客房”。这家旅店就坐落在汤顿城的大街旁，离市场近在咫尺，其地基略为下陷，那些厚实乌黑的圆木桁条形成了它的外部特征。此刻我正坐在它那宽敞的茶室里，室内镶嵌着橡木板，摆着许多桌子，我猜想，足够供二十几位客人就座，而且一点儿也不显得拥挤。两位活泼的年轻女子站在陈设着琳琅满目、供顾客选用的糕点的柜台前为客人服务。总而言之，这是享用早茶点的理想所在，可令人奇怪的是，汤顿城内的居民几乎没有几位愿意上这儿来。眼下，我仅有的同伴便是两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她俩并肩坐在沿对面墙边摆着的一张桌子旁，以及一位男士——可能是位退休的农场主——他坐在摆在其中一扇宽大的凸窗边的一张桌子旁。这时早晨那强烈的阳光将其映照成了一幅侧影，我无法将他看清楚。可我仍能看清他正在仔细地看着手中的报纸，并不时有规律地抬起头来观察一下窗外人行道上的过客。从他这番举动，我起初认为他正在等候着某位伙伴，但是似乎他也仅仅是想与那些经过此处的熟人打打招呼罢了。

我将自己几乎隐藏在屋内的后墙处，可即使透过这屋子的整个空间，我仍能看清外面那阳光灿烂的街道，而且也能辨认出立在对面人行道上的路标，上面标示出附近的几处地点。其中的一处是默斯登镇。或许“默斯登”这个名字会使你想起什么来，昨天当我第一次在交通图上查找到这个地名时，它的确引起了我的兴趣。事实上，我必须承认我当时甚至被兴致所激发，准备改变原定路线，稍稍绕点道参观一下那座镇子。萨默塞特郡的默斯登曾是吉芬公司的所在地，在过去人们必须向默斯登发送订单以购买吉芬公司所产的抛光用黑色烛条，该烛条“须切成薄片、与蜡混合之后用手操作”。从前，吉芬公司的产品无疑就是通用的最佳银器抛光剂，仅仅是在战前不久，市场上出现了新的化学物质，才使得对这种令人难忘的产品的需求量急剧下降。

我清楚地记得，吉芬银器抛光剂是在二十年代初问世的，而且我现在也能肯定，我不是唯一将此产品的出现与我们业内工作方式发生改变相联系的人——那种改变曾逐渐把擦亮银器的工作推到至关重要的位置，且这种情况基本上延续至今。我今天仍坚信，这一变化，犹如在本时代前后所发生的那么多变化一样，均是属于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些年月里，我们这一代男管家“已到了一定的年龄”，特别是类似马歇尔先生的那些人在使抛光银器成为工作重心这方面曾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当然这并不暗示着擦亮银器——特别是可能会摆在桌上的那些器皿——并非一直被视为极严肃的职责。可如果说我父辈的许多男管家不曾将此项工作视为十分重要的话，那也不是不公平的。这一点可以由下述事实所证实，在那个时代，一所府邸的男管家很少直接监管擦亮银器这项工作，而是满足于将此置于诸如男副管家随心所欲的监督之下，他也仅仅是断断续续地去检查一下。现在普遍认可的是，马歇尔先生才是第一位认识到银器之重大意义的人——也即是说，屋内没有其他任何物件会如同用餐时所用的银器那样受到外来者那么细致入微的检查，既然如此，这项工作便成为公认的用以衡量某府邸的标准。因此，马歇尔先生第一次展示出那些光洁如镜的银器，其光洁度在过去是无法设想的，使得那些访问查利维尔府的女士和先生心醉神迷。紧接着全国上下的男管家们承受着来自其雇主的压力，他们自然而然地对如何擦亮银器的问题全神贯注。我至今记忆犹新，随之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了各色各样的男管家，每一位都声称自己有胜过马歇尔先生的妙方——对这些妙方，他们都密而不宣，并在保密的功夫上极尽炫耀之能事，他们仿佛就是那些对烹饪法守口如瓶的法国厨师。可我至今仍深信不疑——正如我过去那样——像杰克·奈布尔斯先生卖弄的那种种煞费苦心、神秘莫测的工序对最终的结果只能产生微乎其微的作用，甚至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就我自身而言，这不过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事：只须使用上好的抛光剂，再加上严格的督促。吉芬公司的产品是当时所有具有眼光的男管家都要订购的抛光剂，倘若使用该产品得法，那便无需去担忧你的银器排名会在任何人之下。

我今天十分欣慰能回忆起的是，很多场合中，达林顿府陈设之银器曾给挑剔的观察者们留下了极其鲜明的印象。举个例吧，我记得阿斯特女士曾不无心酸地评价说，我们府内的银器“可能是无可媲美的”。我也还记得，在一次晚宴上，我曾注视到著名剧作家乔治·肖伯纳先生极为细心地检查着摆在他面前的那把点心匙子，他把匙子高高举起来对着灯光，并将其表面与手边大浅盘的作比较，全然不顾坐在他身边的其他客人。也许我今天回忆起的能最满意的事例是有关那个夜晚一位显贵的人物——他当时是内阁大臣，之后不久便成为外交大臣——曾对达林顿府进行的一次绝对“不可对外公开”的访问。可事实上，既然那些访问随后的结果已被详细地记载于文件之中，那似乎就毫无理由不讲明此人就是哈利法克斯勋爵。

正如许多情况所证实的那样，那次特殊的访问就是在哈利法克斯勋爵和当时的德国大使里宾特洛甫先生之间一系列此种“非官方”会晤的第一次。可在那第一个夜晚，哈利法克斯勋爵到达时显出异常的小心谨慎；实际上他刚一露面时所说的话是：“说实话，达林顿，我真不知道你把我叫到这儿来做些什么。我知道我是会后悔的。”

由于不能指望里宾特洛甫先生一个小时内会到达，勋爵便提议客人参观一下达林顿府——这个策略曾帮助不少紧张不安的访问者得以放松。然而，当我在府内不同地方忙于工作时，我偶尔所能听到的就是哈利法克斯勋爵一直都在表露他对那天晚些时候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的疑虑，达林顿勋爵虽费尽心思使其消除疑虑，可却是徒劳。但是不久在屋内的某一处，我无意中听到哈利法克斯勋爵如此赞叹道：“上帝啊，达林顿，这府内的银器可真是棒极了。”我当时听到那番话，自然异常欣喜。然而对这一插曲真正令我满意的结局是在两三天后出现的，当时达林顿勋爵对我说：“史蒂文斯，顺便对你说一下，那天晚上哈利法克斯勋爵对那些银器的印象非常深刻。这使他处于截然不同的心态。”这些就是——我至今清清楚楚地记得——勋爵的原话，因此，那些银器的外貌曾对缓解那天夜里哈利法克斯勋爵与里宾特洛甫先生之间的关系起到过虽微不足道，可却意义重大的作用，这可并不纯粹是我自己在想入非非。

既然讲到这一点，简单交待一下里宾特洛甫先生也许是理所当然的事。很显然，今天普遍认为里宾特洛甫先生是一位骗子：至于希特勒的真实意图，也就是他图谋在那几年里尽可能长时期地欺骗英格兰，而里宾特洛甫先生在我们国内的唯一使命便是协调、配合这一骗局。正如我所说，这是普遍所持的观点，在此我是不愿意持反对意见的。然而，最令人厌烦的是今天不得不听见人们高谈阔论，仿佛他们哪怕一刻都从未被里宾特洛甫先生蒙骗过——仿佛只有达林顿勋爵一人相信里宾特洛甫先生是位体面的绅士，而且单独与他建立并发展了工作关系。而事实上，在整个三十年代，那些最显赫的府邸都将里宾特洛甫先生视为颇受人尊重的人物，甚至是富有魅力的人。我今天仍记得，特别是在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在仆役厅里那些围着“德国大使”团团转的来访官员的所有谈话。从谈话便可清楚地了解到，这个国家里许多最显贵的女士和绅士都非常爱戴他。正如我刚才所说，最令人厌烦的便是不得不听到这同样一批人而今谈起那些年月的情况，尤其是部分人谈及勋爵的那些话。倘若你能看到那些人在那些日子的哪怕一部分的宾客名单，那么他们那极大的伪善也就昭然若揭了；于是你不仅会了解到里宾特洛甫先生在那同样一批人的餐桌旁就餐的频繁程度，而且还能了解到他是作为贵宾经常出席宴会的。

尔后你又会再次听到那同样的一批人的谈话，仿佛达林顿勋爵在那些岁月里几次访问德国期间做过了些不同寻常的事，而得到了来自纳粹分子的热情款待。倘若，比如说《泰晤士报》哪怕只公布一份纽伦堡大会期间由德国人举办的宴会宾客名单的话，我料想那些人就不会如此津津乐道了。事实上，英格兰最显贵、最受人尊敬的女士和绅士们都享受到了德国领导人的殷勤款待，并且我可以人格担保，这些人的绝大部分回国时带回的也只有对其东道主的赞美和钦佩。今天，任何人如果暗示达林顿勋爵曾隐秘地与某位家喻户晓的敌人建立过联络关系，那他也仅仅方便地忘掉了那个时期的真实情况。

还需要说明的是，声称达林顿勋爵是反犹太分子，或者声称他曾与类似英国法西斯主义者联盟那样的组织过从甚密，这类胡言乱语是何等卑鄙无耻。这类胡言乱语只是由于全然不知勋爵属于何等绅士而产生的。事实上，达林顿勋爵是憎恶反犹太主义的；我亲耳听到在好几次，他单独在出现反犹太情绪的场合时，表达了他的厌恶之情。有断言称勋爵从不允许犹太人踏入这府内一步，或是他从不允许雇用犹太员工，这都完全是没有根据的——或许，除了关于在三十年代发生的一件非常微不足道的事情，那件小事曾遭到完全言过其实的指责。至于谈到英国法西斯主义者联盟，我只能说，任何将勋爵与此类人相提并论的说法都是相当荒谬的。曾领导过“黑衫党”的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到过达林顿府，我可以担保，那至多不超过三次，而且那几次访问全都发生在该组织的早期阶段，那时该组织还尚未背离其原本的宗旨。一旦“黑衫党”运动的丑陋嘴脸大白于天下——公允地说，勋爵比绝大多数人更快地注意到了这一点——达林顿勋爵便再也不和这类人往来了。

不管怎样说，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的核心而言，这类组织全都是枝节问题。你可能会理解，达林顿勋爵属于那一类绅士，他只注重从事那些处于事务核心的工作，而且在那些岁月里，通过他的不懈努力聚集起来的那些人物与那类讨厌而又不足挂齿的团体是那么格格不入，其差异的程度如任何人所能设想的那样。那些人物不仅尤为突出地值得尊敬，而且他们曾在英国社交活动中产生过真正的影响：他们中有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以及牧师。事实上，这些人物中有些是犹太人，仅此事实便足以说明：有关勋爵的许多传闻是多么荒谬啊！

可我有点离题太远了。刚才我正谈及银器，以及当哈利法克斯勋爵在达林顿府内与里宾特洛甫先生会晤的那个夜晚，那些银器曾如何给他留下了那般恰如其分的印象。请允许我讲清楚一点，我哪怕在任何一刻也不曾暗示：仅仅是由于那银器的缘故，那对我雇主原应将成为令人遗憾的夜晚却变得那样令人兴奋不已。可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达林顿勋爵曾亲口表示，至少那些银器曾是改变其客人那天晚上情绪的一个小小因素。以一种满足的喜悦心情来回顾这类例证也许并不会让人好笑。

我们业内人士中确有部分人会固执己见，认为为什么样的雇主服务最终都几乎没有多大关系；他们坚信那类盛行于我们这一代人中的理想主义——也即我们男管家应该力争去为那些推进人类事业的伟人效力的观念——仅仅是一种超凡脱俗的言论，在现实生活中是丝毫没有根基的。然而当然值得一提的是，散布此种怀疑论的那些人无一例外地成为了我们行业中的最平庸之辈——他们知道他们缺乏向任何显要位置靠近的能力，而且他们只渴求将尽可能多的人拖至其自身的低水准——那么人们便很难心甘情愿地去认真考虑他们的主张。可尽管如此，能够列举出自己职业生涯中的若干例证，而这些例证又可以极其清楚而又突出地说明那些人是多么荒谬，这依然是件令人满意的事。当然啰，一个人追求为其雇主提供广泛而又持久的服务，其价值绝对不能只降至几个特殊之例证上——比如有关哈利法克斯勋爵的例子。但是我要说的是，正是这类例证才能永久性地形象说明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那就是此人曾享有殊荣，在伟大事业的真正支撑点从事其职业。而且此人或许有权利感到一种满足，这种满足是那些甘愿为平庸雇主效力的人永远无法理解的——这种满足感使此人能够以某种理由，而且以无论如何也不过分的方式宣称：其艰辛努力是对历史进展的贡献的一部分。

也许人不应该对过去回顾这么多。毕竟，摆在我面前的仍是将需要我去提供许多年的服务。法拉戴先生不仅是一位最好的雇主，而且他是那种美国绅士，你肩负着特殊的责任去对他展示在英格兰所有被视为最佳水准的服务。那么，这就有必要将注意力集中于现在；并且有必要去防范因在过去也许已取得的成就而滋生任何自鸣得意的情绪。因为，不得不承认，在刚过去的几个月中，达林顿府内的许多事情并不完全尽如人意。最近就曾暴露出了数次小差错，这包括去年四月与银器相关的那件小事。十分幸运的是，那件事不是在法拉戴先生有客人的时候发生的，即使如此，对我来说那也是一件真正让人尴尬的事。

那事发生在一天上午用早餐的时候，法拉戴先生本人——不是出于友善，就是因为他是美国人而不曾意识到那差错的程度——在整个过程中不曾对我说过一句抱怨的话。他就那么端坐着，只是拿起那把餐叉，极其迅速地观察了一下，用一个指头尖碰了碰叉尖，然后将其注意力转回到早上报纸的大字标题上去。他的全部动作都是以漫不经心的样子做出来的，可我当然已察觉出所发生的情况，于是我立刻走过去把那把引人恼怒的餐叉拿开。由于我心情杂乱，我也许实际上行动得稍嫌太快了点，于是法拉戴先生显得有点吃惊：“啊，史蒂文斯。”

我接着快步地走出房间，没耽搁多久又拿了一把符合要求的餐叉回来。当我再次向餐桌走去时——那时法拉戴先生显然已全神贯注于他手中的报纸之中——我曾有过这样的念头：我应该悄然无声地将餐叉放在桌布上，以免打扰他读报。可是，我也曾想到过这种可能性，法拉戴先生仅仅是假装对此事漠然置之，其目的在于减少我的尴尬，而我如此鬼鬼祟祟地送回餐叉势必会被视为我对自己的差错毫不在乎——或是更糟，试图掩盖自己的差错。这就是为什么我过后决定：恰如其分的做法便是以某种强调的方式将餐叉放回桌子上去，其结果使他再次吃惊，他抬起头来又一次咕哝道：“啊，史蒂文斯。”

诸如此类在过去几个月内所发生的疏漏理所当然地伤害了个人的自尊心，可是绝不能因此相信这些疏漏是比员工短缺更为不幸的情况。这并不是说员工短缺其本身并不很重要，但倘若肯顿小姐真的返回了达林顿府，那我敢肯定，类似的疏忽必将成为过去。当然，你必须记住，在肯顿小姐的来信中根本没作任何特殊的阐述——这封信我在昨夜熄灯之前碰巧在房间里又看了一遍——即毫不含糊地言明她恢复其原来位置的欲望。事实上，你也必须承认这种明显的可能性，即你原先也许不顾事实地认为——或许是出于职业习惯的愿望——有迹象表明她已流露出这种想法。我必须承认，我昨夜有点吃惊地感到，要确切指出她信中能清楚地表达她重返的欲望的那些话是多么困难。

但另一方面，当知道极有可能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将与肯顿小姐面对面地谈话时，此刻要费尽心思地对这种事情推测似乎又不太值得。可我还得承认，昨天夜里我躺在黑暗中，听着楼下店主与其太太在深夜打扫卫生时发出的喧闹声，其间我确实花费了很长时间反反复复地揣摩过那几页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