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的模拟选举中，我以工党候选人的身份参选，但我的家人都是毫无疑问的保守党人。我的这一选择一方面是由于保罗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受校长的影响。保罗或多或少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他导致我与家人的传统规范格格不入，他反对的只是“他们”，尤其是，作为一个大学生，他对物质上的成功标准感到厌恶，因为这很可能会让他陷入自己所厌恶的行业。他父亲希望他最终能成为身穿灰色法兰绒套装的上班族，但他的性情正好相反。他说大多数保守党不是传统就是乏味，要么就是很滑稽，有些甚至是不道德的。而在当时，无论他说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天启真相，因此我的态度必然是反叛而非墨守成规。这和他向我介绍的现代诗歌也非常匹配。我十五岁那年，他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是奥斯卡·王尔德的全部作品和T.S.艾略特的诗集。王尔德本来就是我的菜，艾略特简直就像香槟。这是一份很棒的礼物，而且还出自一个不爱读诗的人（他在扉页写道：“我对这些不太懂，但我觉得你会懂的。爱你的保罗”），他真是有送礼的天赋。他漫不经心又恰到好处地把我推入我之前一无所知却刚巧准备好去涉猎的阅读领域。

我不知道校长的票投给了自由党还是工党，但她和她的姐妹们给人的感觉是，把遥远的青春都认真投注到了改革妇女权利、教育和监狱制度的努力上。她出身于一个有着良好的老式激进传统的家庭，自身是和平主义者，会确保学校的图书馆里有大量的和平主义和左翼读物。但她从来没有明显地试图影响过学生的政治立场，而是将教导我们独立思考（更不用说还要保持家长对她的信任）当作己任。尽管我有这么多缺点，她依然很喜欢我的原因之一，就是不管我怎么想，在她看来总体还是处于正确的方向。学校门厅的一张长条桌上，摊着各种全国性报纸和周刊，但她并不会强迫我们去读，只是鼓励阅读而已。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任何思想有所开窍的人，只要不是傻子，只要阅读报纸，就很难不转向左翼。在我完成中学学业的时候，虽然获取的信息并不全面，但也已经成为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

但我的不可知论并没有得到校长的祝福，她坚持不干涉良心相关事务的原则，在我停止参加圣餐仪式时，她也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我从小就是英格兰教会的一员，喜欢上帝，认为上帝了解我的一切，上帝就是爱，就是理解，因此不管我做任何事，他应该都会原谅。在小时候的那些星期天，我外婆读给我们听的《圣经》故事里，上帝是仁慈的，会在美丽的落日中显现；后来，在《圣经》原典以及贝克顿教堂（就像晨间屋一般令人熟悉、令人深爱）中，上帝是个更为抽象、更为复杂的精神统一体。我有些朋友，因为教会的无理苛求而背弃了他们从小长大的教堂；而我之所以能如此轻易地渐渐疏离我所属的教会，却是因为它的温和。

我还记得，就在这时，我小时候曾向外婆描述过的那个让她感到沮丧的意象——超越人类经验的边际所感到的无以名状的混乱之感——向我袭来，这种感觉和云中景致带给我的印象遥相呼应，在我十六岁切除阑尾、接受老式麻醉时进一步变得清晰起来。小时候，我害怕的东西和别人差不多，就是床底下躲着的什么怪物。后来，别人跟我说这些都是我想象出来的，我也迅速接受了这个说法，并没有被它们困扰很久。但当我处于被麻醉状态时，那个怪物却爬了出来，杀死了我。我原本失去了知觉，但也许是因为麻醉师过早地减轻了剂量，后来我又恢复了知觉，于是在一间陌生的白色房间里睁开眼，不知自己身处何方，缘何在此。那道强烈的白光就像我对自身处境一无所知而散发的恐惧。然后有什么东西冲我脸上掉了下来，我惊恐地意识到那是一只爪子，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觉得那就是一直趴在床下的怪物的爪子。它出来抓住了我，我马上就要死了。我从悬崖边摔了下去，坠入一片黑暗。我喘息着对自己说，“他们撒谎，他们撒谎”，然后用手指疯狂地抓住悬崖，心知一旦我抓不住，就会消失，消失在我预想的那片虚无之中。但当我凝视着黑暗，却发现情况比这还糟，那并不是虚无。在寒冷和绝对的恐惧中，我看到无尽的黑夜充满了移动的形体，一片片微光组成星系，按照自己的规律盘旋、交织，我完全无法理解。我觉得自己在大叫：“至少让我有所变化吧！”但同时明明白白地感觉到，自己不可能有任何变化，我不得不放手，从悬崖边一头扎进这个新的秩序之中，除了普普通通、资质平平的自我，一无所恃。这时，我忽然觉得自己应该开始相信上帝，因为说不定相信就能有用——或许能赋予我必要的能力，但同时我又觉得，仅仅因为万不得已才紧抓着信仰不放，这非常可耻，因此无法做到。在孤寂和绝望之中，我放了手，便坠落了下去。

我并没有从这些经历中得出任何结论，也没有有意识地将之与我的宗教信仰或缺乏宗教信仰联系起来，但我想这些都源于一种与生俱来的感觉，即上帝并不像人类创造的那么简单，而且，就算真有上帝，他的存在也未必就像别人告诉我的那位仁慈的上帝所做的那样，是为了回答人们的问题、为人们铺平道路。随着年纪增长，我对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越了解，就越笃定。但在我刚开始上坚信礼课时，在信仰这件事上，我依然认为“他们”可能比我更正确，仍然期待随着进一步获得指导，我的疑虑会消失。

每周两次来学校为我们受坚信礼做准备的那位牧师温文尔雅，一副苦行僧的模样。他心地善良，智慧过人，跟我们谈柏拉图显然比谈耶稣基督更为出色，这让我对他很是钦佩。他那张疲惫不堪的脸显示出被精神而非智慧所触动的神情，显然，他觉得自己课程的真正目的，比他装点其间的有趣想法更加重要。我喜欢他、崇拜他，他所描绘的基督教新教的信仰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信仰非常美，我能看到，人一旦相信，就会把自己的整个生活都奉献给它，正如这位牧师所为。确实，如果决定信仰，却不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奉献出来，不把自己的一切送给穷人，不走到蒙昧之中成为明灯，那么所谓的信仰必然是胡说八道。我受了坚信礼，第一次参加圣餐仪式，“你会发现，在遇到困难时，这会给你莫大的帮助和安慰”，我的教母这么对我写道，但我已经准备好迎接更多。如果这股神秘力量扭转了我的疑虑，我并不会感到惊讶，但肯定会觉得失望——因为如果我真的全身心地信仰，那么按照逻辑，结果必然是我要将一切送给穷人……想想我需要为此放弃些什么！

那么，我到底怎么才能确定，这些圣礼对我毫无意义的真正原因呢？我只知道，我恭敬地领受了圣餐，全神贯注地思考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可出来和进去时感觉并没有什么不同。我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指导，知道去期待“显灵”是荒谬的，但我仍然感到失望。我既已经历了这一切，就不该再对自己说这样的话：“如果我所品尝的并不是真的基督的身和血，那又何必大惊小怪？我敢肯定不是真的，只是一种作为提醒的象征，但象征物怎么可能像他们所说的那么神圣呢？”看起来上帝还没有替我做出决定，所以我得自己做决定。

时光仿佛被压缩了，所以这个问题我到底是思考了几周还是几个月，我已经不记得了。最后，我得出了一个由果及因的结论，那就是：我信仰与否取决于我打算怎么做。比如十诫，在坚信礼课中我再次复习了一遍，但我是否已经准备好，是否能够遵守？在我思索这些的时候，我正躺在病房里享受着一段偷来的快乐时光，因为扁桃体轻微发炎，我舒适地独自躺着，没有什么分散我的注意力。十诫里的大多数要做到都很容易，但“不可奸淫”——我根本不需要审视内心，就知道答案不言而喻：我必须面对的事实是，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犯“奸淫”之戒。所以我想（略带震惊地，但同时也感到解脱），我不相信上帝。

不管是“奸淫”还是“上帝”，都不过是个简略的表达方式。我知道“奸淫”的具体意思，但我想表达的与此不同，我指的是做爱，不论结婚与否——婚姻可能要过几年才来，但我希望能很快做爱。当时我对性的抽象痴迷已经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对爱情的全心专注，这通常仅仅指向一个男人，但如果保罗辜负了我，我也会和另一个人做，那只能为保罗感到遗憾。在学校，我们从来不讨论这些事，这里的纯洁标准之高，以至于我们根本不明白维持这些规定的目的：比如晚上必须拉开帘子，或禁止少于三个女孩单独在一起。我觉得我对性和男人的了解多过我的大多数同伴，也比她们更经常地想到这个问题，但传播这种知识就显得不负责任而且缺乏品位了。一个雷雨交加的下午，我们正在舞蹈课上练习摔倒动作，我穿着果绿色丝线刺绣外套和短灯笼裤，配上浅橙色莱尔长筒袜，四肢伸开，倒在镶木地板上，心想：“如果这时有个装卸工……”但为什么是装卸工呢？我敢肯定自己从来没有遇到过装卸工，“如果这时有个装卸工来和我做爱，我一定会让他得逞的。”在那种情况下产生这种想法非常不合时宜，但我喜欢，而且为我的同伴们感到难过，我觉得涉及这种事情时，她们都太过天真。至于我，我知道自己是为爱而生的，而爱则意味着做爱，我要尽快把这两件事结合在一起，达到炽热的圆满状态（不不，不是和装卸工，那只是个笑话）。上帝虽然禁止我这样做，但我自己并不禁止，也不觉得上帝正确。

就像“奸淫”是一种省略的说法，“上帝”也是。我指的是伴随我长大的上帝，我的家人和老师让我认识到的英格兰教会里的上帝。我将要违反的正是他的规定，但由于他那实用的、英格兰式的温和态度，所以我并不害怕违反这些规定。因为不怕，它们就不是规定。任何可以被如此轻易忽略掉的东西，都不可能是终极答案。

从那以后，我为自己的不信又想了更多逻辑论据，并且仍觉得没必要用另一个什么别的东西来代替“上帝”，但我不确定我是否真的停止了“信仰”。我想，想要理解面对垂死的外婆问我她生活的意义时，为什么我没有觉得不寒而栗，或许还需要花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