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第三年，也可能是第四年初，我还在BBC工作，日子稍微有了些起色，因为菲利克斯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也离开了卧室兼起居室的小单间，搬到一套与另一个女孩一起合租的公寓——这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同时也是数以百万计的职业女性都会铭记的生活转折点。之前，我的日常生活是这样的：只能用小煤气灶煮东西吃（房间里通常禁止油炸，因为味道很难闻，而且会把油溅到地毯上），一半衣服都在沙发下或衣柜顶上的手提箱里，吃饭前还要将桌上的书和正在写的稿子挪到沙发或椅子上才能摆放餐具和食物，每晚要把沙发整理成床铺，还得伴着不知是谁身上发出的呛人烟味入眠。置身这样的生活，谁会不觉得自己只是处于一个静待时间流逝的临时阶段呢？我曾为自己在那蜗牛壳般的卧室兼起居室施展的设计天才而暗自自豪，觉得既住得舒适，又能掌控周边一切，因此，当我第一次体验到公寓的美妙自由时，完全没想到自己对摆脱单间生活竟如此欣喜若狂。我之前不觉得单间生活可怕，但也正是这种后知后觉的恐惧，令我下定决心“再也不住那种地方了”！

在公寓里，我们可以举办聚会。其中一个朋友带了个小个子匈牙利人来，据说在干出版业。他似乎对我们这群人不太感兴趣，尽管当时并没有明确说出来，但之后我确实听到他在问：“我们可以走了吗？”他坐在地板上，一副孩子气的倨傲神情，唱了一首《迷雾水珠》，就好像是自己发掘了这首歌一样。因此，当几天后他打电话邀请我去看戏时，我大吃一惊，但同时也很高兴，因为我相信与出版业有关的人一定都很有趣。

没过多久，我们就决定不再维系恋爱关系。相反，我们不知不觉形成了一种亲密得令人好奇的友谊，甚至比我在家里的任何关系都更接近于手足情谊。我的亲弟弟和我，小时候曾是亲密朋友，但现在他已经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首先是因为上学，其次是因为学校对他的影响。他讨厌学校，童年的大部分时间，他都逃避进一种愚蠢到接近痴呆的状态里，只有假装猎场看守人（或最好是偷猎者），穿一件有很多口袋的旧背心，嘴里说着方言，独自或和村里的朋友们一起在贝克顿的树林里游荡时，他才觉得快乐。当他褪下了这种伪装时，我已经去了牛津，再后来，战争又将他带向远方。我们很少见面，但见面时，总能舒适、自由地谈话或彼此倾听，也能看清彼此身上的缺点，我们之间的感情也从未消失，但除了个性和回忆，我们已经没有太多共同点了。而和匈牙利人安德烈·多伊奇在一起，我能分享自己的生活方式、政治观点、对艺术的兴趣，以及一种无须强求就形成的，类似之前和弟弟之间的那种亲密关系。

我们开始经常见面，并以一种不怎么平衡的方式成为知己，说“不平衡”是因为我常常会低估自己的价值，安德烈却对自己的价值毫不怀疑。他随时准备好以任何实际的方式为友谊付出——比如借钱给我，或者如果我患了流感卧床不起，他就会送来丰富的食物——但他很难相信，我（或其他任何人）对讨论我们自己生活的兴趣，并不亚于讨论他的生活。

他在战争爆发前来到英国，表面上是为了完成学业，私下里却决意在这里定居。他保持着自由主义的观点，父亲是犹太人，所以在孩提时期，他就认为霍尔蒂¹领导下的匈牙利不是他想要的国家，而英国文学加上他所听到的关于大英帝国的一切，使他觉得英国才是他的归宿。没有受到任何事件的巨大冲击，就这么早完成了忠诚度转换，在我看来很是不同寻常，也很奇怪。安德烈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对当时的整体氛围有所感触，而不是因为发生在他或家人身上的具体事情，当我问起这件事时，他只是回答：“哦，我一直都知道，这就是我想做的事。”他被战争所困，身无分文，经济来源只有身处瑞士的一个叔叔偶尔寄来的支票。他四处找工作，曾在一家大酒店当楼层经理，但这时警探找到了他，把他转移到了马恩岛²。然而，被当作“外敌”也并非完全糟糕，他被拘留的时间并不长，一旦释放，就可以自由地选择从事任何文职工作，只要按时向外国人办事处报告即可。很偶然地，他进入了一家历史悠久、当时已经摇摇欲坠的出版社，任职于销售部门，我遇到他时，他已经深入研究了这家出版社的结构，还攒了一些钱，开始谈论想要自己开公司的事了。

安德烈与我同龄，都是二十六岁。那个时候，除了挣来的一点钱之外，他身无分文，在这个国家也没有任何亲戚、老朋友或用得上的关系。我常常饶有兴趣地听着他的计划，还经常给些建议，就像听人们谈论自己在爱尔兰赌马中全赢以后会干什么一样。有一天，我们手挽着手在苏豪区散步，他忽然问我：“如果你加入我的计划，至少要挣多少钱你会觉得过得舒适？”

“我不知道，”我回答，“那我现在挣多少钱呢？”他用我的周薪给我算出了年收入（他将来也会常常这么干的），应该是三百八十八英镑，我相信——BBC按照公务员薪资标准发放工资，而我所在的临时女文员这一类别，在那些薪资标准里级别并不高。

“五百英镑怎么样？”他问我。我同意了，觉得这么一大笔钱是可以考虑的，因为也仅仅存在于他的想象中而已。我当时还不知道安德烈是那种想到什么就会去做的人。的确，当那个时刻来临时，事实证明起初五百英镑的估计有些乐观——但那个时刻终究到来了。

我有时会想，如果机遇把安德烈带进房地产、汽车制造或餐饮行业，他那执着的天性是否会像抓住出版业的机会一样抓住它们？或许也不会有什么差别，但确实很难让人相信。那么艺术品交易，或音乐会推广呢……虽然他的天赋非常实际，附身于他的恶魔是商业恶魔，而不是文学恶魔，但我依然无法想象，他的天赋会为与艺术表达无关的目的发挥作用。对商业恶魔而言，终极好处是用金钱换取权力，但安德烈心中的恶魔有所不同。他非常关注金钱，但只是关注金钱这个观念，而非占有金钱。如他可以拥有汽车和漂亮衣服，却对自己的收入漠不关心；一本书出现微不足道的成本计算错误，或谈判时令交易对手稍占上风，都会令他痛苦呼号，但这种痛苦并非源于金钱，而是美学层面的：他觉得受到了冒犯，就像文体家被一个糟糕的句子冒犯，或室内设计师被一排丑陋的陈列物冒犯一样。他的生活中唯一不可缺少的权力就是做自己的主人，对别人行使权力时，他不情不愿，而且十分笨拙。由于某种命运的安排，他的商业恶魔已经与书籍生产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如果被切断与书籍的联系，它的能量就会逐渐流失。不论安德烈对自己的这种痴迷感到不满时会说些什么，他无疑都是个有使命感的人。

没有比我和他更不同的两个人了。他是我遇到的人里记忆力最精确、最强大的，而我除了人和感觉之外，几乎什么都不记得；他是个非常注重细节的人，我却马马虎虎；他对钱有一种本能的理解，知道用钱可以做什么，比如公司结构，或新企业的融资，这些都是他无须任何经验就能马上掌握的东西，但对我而言，最简单的合同也是没有实际价值的：如果集中精力，我也能理解纸上的文字，但这些文字除了纯粹的陈述外没有任何含义，我也无法组织出一套观点对它们提出批评；安德烈有时有一种偏执而盲目的驱动力，认为自己的目的既必要又正确，我则有一种脱离现实的超然态度，总是准备好相信，问题的另一面可能也有些道理；最重要的是，安德烈非常主动，他会主导事情的发生，而我是被动的，我接受发生的事情。在我们的长期合作中，我更容易看到自己的收获，却不容易理解他为什么看重我。

战争一结束，安德烈就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公司名叫艾伦·温盖特，我们随意取了这么个名字，因为当时觉得“多伊奇”¹这个名字还会受到歧视。我需要对BBC的工作收尾，随后又在贝克顿休了三个月的假，所以一九四六年才加入他的团队，我现在已经记不清那笔少得离谱的开办资金是如何筹集到的了，也就三千英镑多一点。我只知道，其中一部分来自一个制作手袋的人，他很喜欢书，并认为安德烈是个能走得长远的年轻人。印刷商、装订商和造纸商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因此慷慨地让他赊账，不辞辛劳地提供帮助。一方面，他们确实被他迷住了，因为安德烈能发挥自己的巨大魅力；另一方面，他们也确实被说服了，因为绝对的信念会孕育信念。幸运的是，安德烈是个诚实的人，如果他是个骗子，他一定是具有催眠力量的病态说谎者之一，能够长年编造谎言欺骗所有人，仅仅因为说谎者对自己深信不疑。

我们的第一间办公室有两个房间、一条走廊和一间厕所，厕所旁是一间带天窗的小屋，里面坐着一排闷闷不乐的小个子男人，帮我们记账。他们闷闷不乐并不意外，我还记得最初几年，我们最大的痛苦就是账单：必须付账的痛苦以及尽一切所能逃避付账的痛苦。一直以来都有这么一个说法，没有一大笔钱，就无法创办一家出版社。在当时，这笔钱的最低金额是一万五千英镑，是安德烈所筹集资金的五倍，到了今天，这个金额是五万英镑。我确信，在任何时期，凡是准备努力工作的人，都可以将这个数字安全地减半，对于狂热者来说，这个数字则可能会缩减到四分之一——但缩减到五分之一，就实在太过分了。这间出版社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如果我们一开始能筹措到更多资金，也许根本就谈不上需要避免了。

与此同时，尽管为钱发愁，我们还是非常享受这份工作。我们犯过几次错误，出版过一两套用手工纸印制的精美图书版本，配上名贵艺术家的木刻插图，采用布面装帧，这是刚刚接触图书制作和生产的人极少能抵抗的诱惑，但这些书从来没有赚过钱。而对于其他绝大部分图书，安德烈对每便士的锱铢必较，使我们能以经济实惠的价格出版它们，最终经历重重困难，成功将这些书发行到了合适的渠道。在日常开支方面，哪怕只是增加了一英镑没必要的花费，也会令我们大惊小怪：“你关火了吗？”“你为什么用新信封装这个？你不知道贴纸是干什么用的吗？”我们把库存图书放在通往厕所的通道里，那里放着一张狭窄的长凳，每到出版日前，整个公司的人都站在那里，在真正的包装工布朗先生仁慈的目光下，用贴纸和细绳干活。

不管是谁开着安德烈的小汽车在伦敦送货，总要由布朗先生陪着，因为按照规定，必须是工会成员才能将一包书交给另一个工会成员。我曾经很享受送货的过程，一路上听着有关伦敦的各色趣闻逸事，因为布朗先生总是口若悬河，为自己熟悉这个城市的每一寸土地感到自豪，他确实非常熟悉。但他对一些事的解释有时非常古怪，比如博物馆在他嘴里变成了教堂，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在它们树立很久之后才发生的事件或存在过的人，等等。布朗先生口中的伦敦还发生了一些其他奇怪的事，比如伊斯灵顿有人为了一先令就咬掉老鼠的头，还有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附近有一座建筑，上面摆满了沾满鲜血的圣像，“你知道的，基督的血啊，血腥玛丽之类的”。我问他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他告诉我，他曾经在那里待了整整一个晚上，独自一人，按要求进行包装工作，这些沾满鲜血的圣像让他觉得非常压抑，以至于当主教在凌晨三点给他倒了一杯葡萄酒时，他被吓得几乎叫出声来：“葡萄酒，他就是这么说的，但如果你问我，我可不这么觉得。”于是我笑着说：“你是说他想毒死你吗？”他回答说：“嗯，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这么说。”但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怀疑。然后他又说，到了清晨，来了许多女人，她们从头到脚裹着黑衣服，所有人都心碎地哭泣。布朗先生经常让他的故事像这样带有悬念地收尾，但我被这群悲伤的黑衣女人困扰着，所以催他解释。“哦，她们都是些有身份的天主教徒，你知道的，”他说，“有个老红衣主教翘辫子了。所以我尽力使她们高兴起来，真的。我对她们说，我可不会为他这么难过，对我来说，他就是个普通人罢了。哎呀，她们可把我当成大坏蛋了。”

布朗先生通常会直呼我的名字，但我总觉得直呼他的名字不礼貌，唯一这么称呼他的人只有安德烈。布朗先生是个慈父般的人，心地善良，虽然这种善良有时会令人不安。“不，”他说，“我不赞成在公共汽车上把座位让给年轻姑娘，她和我一样健康，自己能站着，除非是她每月不方便的那几天，我才愿意。”“可是布朗先生，你怎么能知道是哪几天？”“怎么知道？我能看出来啊。我看你们一眼就能看出来。”小企业里的亲密关系可真不是想象出来的。

公司兴旺发达，出版的书质量越来越高，销量也越来越好，但出版业钱出得快，进得慢，所以我们手头经常没有余钱。每隔一段时间，账单就会堆积如山，超出危险界限，必须采取措施。面对没人认识有钱人的事实，我们会短暂地感到一阵茫然绝望，但这时安德烈往往会嗅到一丝气味。结果往往是，有人认识某个一直想投资出版公司的人（此人曾经是一个马桶圈制造商）。我现在明白了，总有人会有这种兴趣的，但在那些日子里，这对我们来说几乎就是奇迹。他们会安排会面，建立友谊，然后就会出现一个新董事，至于这位董事是否积极参与公司事务，那就因人而异了。

以这种方式招来的董事（在巅峰时期，我们有六名这样的董事）的问题在于，他们把自己当成董事，这并非不合理，但我们认为他们只是挂名董事。我当时在公司里还没有自己的官方身份，只是个员工，还不是合伙人，但因为我非常了解安德烈，也一直和他一起工作，几乎从一开始，我就是他的亲密盟友，所以我和他一样，根本不愿意看到别人去控制本质上属于他的公司。只有最后一个加入的董事有点出版方面的实际经验，但没有任何人有安德烈那样的天分、对细节的眼光以及勤奋工作的能力。

安德烈是被一种浪漫的观念吸引到英国来的，他一直保留着这种观念。如果遇到一只匈牙利鹅，他会看出它的本来面目，但要是遇到一只英国鹅，他开始总会觉得那是一只天鹅。这导致他干了件蠢事。某个逐渐介入的董事获得了公司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在这个棘手的节点，他同意了一份“君子协定”，而不是通常白纸黑字写下来的劳务合同。显然，“君子协定”这个词听在安德烈耳朵里显得非常“英国”。尽管对方拥有财务控制权，他却期望人家扮演办公室勤杂工的角色（他自己后来也这么哀怨地评论道），指望这样的协定能起作用，显然是妄想。

处世圆通是必要的：圆通，克制，双方都有随和的性格，也都具备相当或互补的能力。可惜这些条件我们都没有。这家公司表面上日益兴旺，实际上内部却陷入了游击战般的糟糕状态。当我回忆起我们当时投入其中的那种劲头时，真为自己感到羞愧，只是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除了按照安德烈的条件来之外，我们还能有什么方法可以继续津津有味地工作或者从中有所收益呢？

经过五年的艰苦工作，我们把办公室搬到了骑士桥街上一幢漂亮的房子里；出版了一些很好也很成功的书；然后开始盈利了；做生意逐渐自如起来。然而，在那痛苦的一年里最后痛苦的几周，我们却坐在办公室里（好吧，我们必须生气地承认，钱确实不是我们的，但要是没有我们，根本就不会有办公室），陷入了四面楚歌的阶段。

到了那一年，大家的脾气已经被磨得差不多了。比如一位董事起草了一份合同，总是能很快嗅到隐患的安德烈会从桌上捡起这份合同：“你疯了吗？”他叫道——虽然他发现的确实是一个严重疏忽，但也无法使他的干预变得更容易被对方接受；而另一个董事写了一篇图书推荐文案，我会把它拿到楼上，完全不征求他的意见就重写一遍。虽然他的版本确实令人尴尬，而且即使我要求他修改，他也不会同意，但哪怕如此，我的行为也依然是专横的。通常，缺乏经验和能力不足这些问题如果遭到呵斥，反而会变得更加严重，又会导致新一轮的恶性循环。很快，我们就发展到了这样的阶段：先是在背后病态地剖析对方的性格，然后敌对派系为了和解，相约一起喝酒，等回到了办公室，又再次找出对方新的毛病剖析。我们的一位董事在喝了三杯酒后很容易哭，但他自己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开始总结自己受到的侮辱，眼泪从他圆圆的蓝眼睛里流出来，流淌在他宽阔的脸庞上。我为他感到难过，有那么一个瞬间，我真诚地相信，我们确实在讨论改善彼此关系的方法，但从头到尾，我在观察这一非凡场面时都在心里偷笑着，只等安德烈和我单独在一起时，讽刺地讲给他听。我真的怀疑，不愉快的婚姻是否比不愉快的商业伙伴关系更能激发出人性中最糟糕的一面。

可怕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开始对最近发生的事情相互指责，他们都深信自己说的是真话，而且会对一段对话或一件事讲出两个完全相反的版本。当达到这一临界点时，没有任何一个人（我们曾邀请过几个中间人）能弥合这种分歧。而双方一旦开始在律师办公室开会，那就意味着最好放弃吧。

我们一直没有放弃，直到大家都将自己关在各自的房间里，只通过秘书交流。到了这个时候，安德烈不得不承认他别无选择：另一个人拥有财务控制权，而他自己事前没有签订任何书面协议。“君子”这个词，很难适用于此时此刻我们任何人身上，我们被打败了。

我不记得安德烈是在哪里和我坐下来消化这个事实的，但我的印象是，我们之间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白色杯子。“那么，”他说，“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面面相觑，几乎不需要再说什么——除了创办另一家公司，我们别无选择。

安德烈对此应该毫不怀疑，这是很自然的，但我的想法和他一样，这说明即使我不是个职业女性，至少也是一个找到了事业的女性。所以，我想，我确实找到了。我曾经希望，现在仍然希望，我不需要为了生活而在办公室里打工，但如果必须这样做，那么出版社的办公室是可以接受的。关于新公司，我们的朋友尼古拉斯·本特利和我成了（而且一直都是）除安德烈之外仅有的两个执行董事，有关参与这个新公司的成立和发展的故事我想先存着，以防安德烈有一天想写，但如果要我谈谈这个“游戏”有哪些我喜欢的地方，那我现在就可以谈。

图书X没有图书Y好，图书A、B和C的存在确实有充分理由，但我不感兴趣。图书D和图书E，天知道我们决定出版的时候在想什么，这两本都会失败，也应该失败。图书F很令人尴尬，我不喜欢，也不觉得它好，但确实给我们赚了很多钱，实际上也没什么害处。但是图书G、H、I、J和K，这些书我很高兴曾经关注，有些声音值得倾听，其中还有我觉得非常珍贵的那种。这种书并不多，因为没有哪个时代会一下子有这么多好作家，但我相信，这些书必须存在。这就是我以及出版界的其他人喜欢这份工作的原因，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会装出一种“精明商人”的态度，在鸡尾酒会上说一些诸如“我从不读书”或“我受不了作家”之类的话。如果一个出版商自己不具备商业头脑，他的合作伙伴也不具备商业头脑，那他就是个糟糕的出版商；但如果他只有商业头脑，那他可以去从事生产洗涤剂、鞋子或装饰织物的工作，而不是出版书籍。

除此之外，这是一份很适合我的工作，因为它需要一些随机应变的元素，但又没到疯狂的程度。这份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它不会僵化为按部就班的常规工作。这一点常常使我怒火中烧或闷闷不乐，甚至鲁莽行事：因为我实在太想知道，从事一份从一开始就确定能不受干扰地顺利完成的工作是一种什么体验。不过话说回来，我也因此不会经常感到无聊。

我曾梦想拥有一间漂亮的办公室。成为董事以后，我想象的是，因为我会将生活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工作上，所以我将有一个能给予我快乐的房间，里面摆着一张很宽的桌子，一把舒适的椅子，架子上放着装饰品，墙面是我喜欢的颜色，屋内还摆放着画和植物。一连几个星期，我都在脑海里琢磨这个房间的样子，但是，我们搬进去的那天，就是它看起来漂亮的最后一天。我们的第三个合作伙伴尼古拉斯·本特利，是个一丝不苟、爱整洁的人，他就可以做到不被纸张困住，根本不像我这样，邋里邋遢，缺乏条理。但我们的大多数工作都离不开纸，我们的工作成果也都是纸制品，怎么可能控制纸张呢？尚未归档的信件和信件副本，提醒着我还需要去处理；一本版式设计簿，里面有几张画着草图的活页纸；期刊以及从期刊里剪下的剪报；用过的信封背面写下的备忘录；记录各种事项的清单——出版日期、签订的合同、图书价格变动、购买的广告位、邀请参加聚会的人、接受赠书的人员；图书封面或内文用的纸张样本；打印稿和大纲；关于打印稿和大纲的报告；校样，包括毛校样以及清样；一个艺术家提交的图书封面初稿，或一幅已经完成的艺术封面，我只需要打电话给艺术家做些更正……永恒的秋天落下了纸张的叶子，堆积在我的书桌上，又散落到地板上，再次堆积起来，要是不把这些纸堆推翻，我都无法移动我的椅子。我的参考书永远也没法掸灰，因为上面总是堆着一摞纸张。如果需要尺子、剪刀或橡皮，我就会在书桌上的一堆纸里摸索，一张张不安分的纸张就会飘起来，然后扑向地板上的纸堆。只有超大尺寸的火柴盒和大罐装的胶水才能解决我的问题。要是盒子尺寸小了，就会淹没在由彩色墨水瓶、透明胶带以及装着回形针的漂亮贝壳形盒子组成的纸堆海洋里。通常只有铅字尺会出现在纸面之上，因为只要它脱离我的视线，我就会变得歇斯底里。

铅字尺是一把很薄的金属尺，上面标明了活字排版的度量单位：十二“点”活字被称为一个“派卡”，而十二点的全身则有这么长：一，这一页的活字排版区域有二十二派卡宽，本页的设置就是十二点活字，两行间还有一个点的空间。铅字尺是活字排版人员使用的工具之一，在编辑桌上本来没有任何用武之地。虽然我们公司已经发展到不能再被称为“小公司”了，但感觉上仍然像个小公司，就在不久之前，我们每个人还需要打理各种杂事，我们也已经养成了这种习惯。就因为我多少能画点儿画，也喜欢设计方面的难题，我就忽然变成了安排广告的人。通过这份工作，我又了解了大量有关书籍设计的事儿，如果需要，或许也得干一干；有时还干点设计传单和展示牌等零工，也能对别人的设计提出批评意见。现在，如果制作部门负担太重，那么由此多出来的设计工作就会尽数落到我的手上。这部分工作最接近于把一本书作为实物来制作的过程，能了解印刷工、装订工和制版工所面临的问题。也正是在这里，工艺要素发挥了作用。正因如此，这个过程也就像一切制造业的工作一样，非常引人入胜。我的铅字尺已经成为一个象征，象征着我是一个书籍制作者，而不是书籍销售者，也不是作家作品优劣的评判者，这三种活动中，制作最令人舒心，它的流程也最为理智，结果最为可靠。

所以，每当我刚刚静下心来编校纸稿，或阅读某个苦苦等待了数周的倒霉作家的作品时，内线电话总是会响，是销售经理：“我答应了哈查兹书店，后天要给他们某本书的展示牌，有可能吗？”我只好把纸稿或手头的书本推到一边，刨出设计簿，开始涂鸦，然后拿去给街对面的招牌制作工（我得亲自送过去，因为我肯定需要去解释，字体要用什么样式，以及虽说我画的女孩有点斜视，但实际上招牌上的女孩不应该是斜视的）。当我刚有个想法，电话又响了，问我是不是记得我们需要在《观察者报》上刊登的六英寸广告复印件今天必须发过去，或问我要发给律师可能涉及一桩诽谤诉讼的信件草稿是不是已经拟好，或者关于X书的书封简介准备好了没有，或“赫根帕夫先生带着一些给你看的插画已经到这里了，他说已经和你约好了”，或“有一位女士打电话来想要交一份手稿，但她说是波兰语写的，所以必须跟一个编辑谈谈”，或“请你跟Z先生说一下话吧，多伊奇先生说自己出去了”（哦，老天啊，这下麻烦大了！）。在许多日子里，唯一适合表达我感受的方式就是一声尖叫，这样的事情不仅发生在我的办公室里，也同样发生在安德烈以及尼古拉斯·本特利的办公室里（尽管他非常整洁），在某种程度上，其他所有办公室的情况也都一样。即使是那些专业人士，舒适地专注于自己的专业范畴，比如销售经理、发行经理、会计、管理发票的职员、包装主管，就算是他们，处理的也不仅仅是一个流程，而是有多少正在制作和销售的书籍，就有多少个流程，因为每本书都需要独立的操作，都有自己的问题和时间表。

困扰出版公司的许多问题其实并没有直接来到我这里，但它们全在空气中。这可不是一份平和的工作。

除了这种不受常规束缚带来的勃勃生机之外，这份工作还有一个我喜欢的方面：与作者见面。艺术家不一定讨人喜欢，对此我毫不怀疑，许多出版商会举出他们一方面欣赏某些作家的作品，同时又厌恶这些作家为人的例子。我很幸运，在我所认识的作家中，通常是本人越优秀，我越喜欢他（她）。“我们就是一群神经病，每个人都是。”其中一个作者这么对我说，当然，就算在我所认识的这些不错的人里，也有极端喜怒无常的，超级敏感的，对别人的工作心怀怨恨的，重度酗酒的，本身是一个糟糕丈夫的，无法通过语言沟通的，快活地一意孤行的，以及传统意义上不道德的人。然而，在这一切表象之下，他们私底下都是心智健全的人，在我看来，并不是神经病。对他们来说，真相是重要的，而他们也能看到事物的真相。我在出版业找到的最大乐趣就是认识了这些人。

相处其实很容易，因为出版商通常只在读完作者所写的作品之后才与他们见面，如果认为作品不错，那么即将从门口走进来的人会是什么样的并不重要。出版商对作品颇感满意，作家对自己的作品能引起他人兴趣也颇感满意，除此之外，双方都没有义务努力建立亲密的私人关系。这是一个温暖又不苛求的开端，如果真的由此开出了喜欢的花朵，也是一种自然的发展。我自己的感觉是，如果我真的因为一本书而感到兴奋，那种感觉更像是一种奇异的、远距离的爱，而不仅仅是喜欢：就像我看到了坐在我对面的这个男人或女人的头脑，然后想着，“这些全是出自这个脑袋啊”，我真想把它捧在双手之间亲吻。很难有其他类型的中间商，他们的商品能引发如此激动人心的感觉。

当我刚刚踏入出版业时，发现自己对优秀的写作有着深厚的敬意，对此我并不特别惊讶。我以前并没有多想，是因为我没有机会用到这种敬意，但它一直在那里。怎么可能没有呢？这不仅是因为我成长于一个爱读书的家庭，也是因为我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几乎可以说都是在印刷出来的文字、画布或屏幕呈现出的图像之中度过的。

这是个令人吃惊的认知。我从一九一七年活到如今的一九六一年，仅仅通过印刷文字和图像，我了解了暴力；了解到社会的不公和革命；目睹犹太人跌跌撞撞地走下水泥台阶，走进毒气室；体会到恐惧和饥饿，感受到失去自由或勇气的心情，也体验到摆脱贫困和为自由而战的冲动：这真的非常令人震惊。我还记得，当看到荧幕上出现贝尔森集中营里的影像时，那些柴火棒一样的肢体从成堆的尸体中以别扭的角度伸出，脚显得异常大，腿则萎缩到骨头般粗细，我被一种可怕而寂静的不真实感吞没了——这是我自己的不真实感，而不是那些影像的不真实感。同样，书籍是我通往广阔领域的经验之窗，其中既有破坏性的，也有创造性的，而我从未在这些经验中生活过。诗人、画家、严肃的散文作家，他们与演艺圈人士（尽管我也很感激后者）截然不同，我欠他们太多了，根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艺术家，我会变成什么样。我将终生感激安德烈·多伊奇，感谢他参加了我的聚会，并因此引导我从事了一份工作，让我了解到一些人，迄今为止，在我看来，他们称得上是世界上最真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