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随着战争结束，我认为值得做的工作也来到了我的身边。如果有人问我，这是否使我感到幸福，我会回答：“幸福？当然谈不上。但是，人的一生中，谁又能拥有几个月以上绝对有把握的幸福呢？”但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我那失败感的基调始终存在，就像河床，然而，经过河床的水流比我想象的要深多了。工作给我的生活带来了足够多的事件和变化，仅此就能让我满足了。

我一直没什么社交生活，现在也没有。我从来没有结交朋友的天赋，只有些密友之间的快乐。有些人会有三四个以上的朋友，会经常想见到他们，会召集一大群熟人来参加宴会等，尽管彼此未必十分了解，却很喜欢他们的陪伴，这使我又羡慕又嫉妒。我年轻时非常喜欢参加聚会，只要有聚会就开心，当我走上楼梯时，那交谈的低语和玻璃杯的碰撞声，女人身上散发出的香水味，人群中迸发出的笑声，还有闪烁的灯光——这些都会令我开心不已。当我二十多岁时，有一次突然想到，将来有一天，我可能不仅不会再跳舞，而且对此都不介意了，我就不由地哭了起来。但现在，尽管通常情况下，参加聚会时我也很享受（除了大型的鸡尾酒会，那纯粹是与社交乐趣唱反调），但要是不参加我也不怀念，只有在战争刚刚结束的那几年偶尔怀念一下。我之所以过着这种与社交隔绝的生活，一方面是因为没有钱也没有空间，我没有能力好好招待别人，只能随便招待一下；另一方面是因为，作为步入三十岁的单身女性，这是很自然的结果。我此时新认识的人们通常都是已婚夫妇，他们的朋友也大多如此，因此很少有场合能让一个多余的女人自在地置身其间。但我怀疑，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不愿意对陌生人表现出超越表面的兴趣，所以我才如此异乎寻常地与外界隔绝，其他同龄单身女性的社交生活似乎比我更活跃一些。

我并不孤独，因为多年来我一直和一个表妹同住一套公寓。我的亲妹妹在战争期间结了婚，随后很快就搬到了国外生活，因此我和她的关系不如和表妹亲密，虽然我很喜欢她，但她也并不是一个更合得来的生活伴侣。表妹比我小八岁，是个特别漂亮的姑娘，有着令人难以忘怀的个性，她的生活比我丰富得多，而我，过早地养成了一种常见于温和的中年妇女身上的心态，即对别人的生活有着浓厚的兴趣，以此在很大程度上填补自己的空虚。在那些年一成不变的生活中，我感到自在舒适，在偶感痛苦时，我的反应不是对抗自己的处境，而是刻意试着去逆来顺受。但要说令人满意的工作使我感到幸福，那我也说不出口。但有一件事，虽然每年仅占据我生活的一小部分，看起来无足轻重，却比工作更能改变我生活的色彩。

那就是假期。我不是个常常旅行的人，如果能做到，一年也只有一次会四处观光。但那些去法国、意大利、南斯拉夫和希腊的短途旅行，对我的生活产生的影响仅次于爱情。

对此，我依然要感谢那位教我欣赏绘画的姨妈。战前，我曾两次随着父母出差时出国，都是开车在欧洲快速转一圈，在这里住一晚，去那里住两晚，最长的一次是在布达佩斯住了五六晚。我们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奔波，需要和父亲推销云母的对象一起吃饭，这些人虽然有时很和蔼，但不太是我们愿意选择的同伴。这帮助我在脑海中形成了一张非常有用的欧洲鸟瞰图，只是这张图令人沮丧。我们会去巴黎、维也纳或布拉格——这些我根据书本、电影和传闻编织成的想象中的神奇城市，在那里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但我们所做的只有早早上床睡觉，为第二天早起做准备。我经常不得不和妈妈合住一个房间，我并没有试图逃跑，一方面是因为我父母不允许，另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也感到害怕。但我还是渴望探出窗外，置身于异国的夜色中，呼吸着他乡的雪茄、咖啡、排水管和陌生树叶的气味，倾听着外国舞曲，这些音乐似乎总是从街对面灯火通明的门窗内挑逗般地传来。我非常想去这些地方，但同行的应该是一个男人——保罗或我在牛津的爱人罗伯特，甚至是吃饭时在房间那头打量我的任何一个男人。如果不行的话，我就只想坐在窗边，给我的朋友们写长信，倾诉我的苦恼。不过，我并不想因为泄露了自己内心对这趟旅行的期望而伤害父母，所以我像个好女孩一样上床睡觉了，在心里告诉自己，能来看看这些地方（我确实看到了）是多么幸运，但是，第二天吃早餐时依然打不起精神。

后来，战争爆发，旅行不再可能。我已经习惯了不去想它，也习惯了缺钱，所以不再认为旅行是我能做的事情。鉴于我一贯的惰性，如果不是一九四七年，姨妈意外地给我寄来一笔出国度假的钱，我可能再也不会踏上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轮船。

这是典型的来自姨妈的礼物，羞涩地、悄然地出现，从容不迫。还有什么礼物带来的快乐能与之比拟呢？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佛罗伦萨，踏上了这趟简单的旅程，激动得浑身发抖，仿佛正在穿越戈壁沙漠。我原本期待着一走出火车站，就能走进弗拉·安吉利科画作中那种金色、红色和蓝色交织的世界，但当我看到佛罗伦萨仿佛一块被太阳烤得苍白、快要碎裂的饼干，蕴含着一种与“佛罗伦萨”这个名字曾给我带来的完全不同、却更加撩人心弦的美时，那种既惊讶又似曾相识、美妙的期待与现实交织的震撼感，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记得普鲁斯特和他的名字戏法，他在那些从没去过或不会再去的地点名字与其真实情况之间建立起巧妙的平衡。“这种做法不适合我，”我这么想，“没什么需要平衡的。我现在站着的这块铺路石，墙上那张撕下来的招贴画，那棵落满尘土的小树，那块阴沟里的番茄皮——任何你能说出名字的物体，只要我能看得见摸得到，对我来说，就比我想象中的整个佩特拉古城或吴哥窟都更有价值！”

比发现佛罗伦萨真实存在更令人兴奋的是，我与平时的生活环境突然拉开了距离，我所习惯的日常被打破，得以从那个习惯所塑造的自我中解脱出来。我觉得自己仿佛赤身裸体，可以从头开始。我眼睛上的皮肤似乎被剥离了一层，神经末梢暴露在外。通常如果不是必须醒来，我能一口气睡十二或十四个小时，起床也是不情不愿，然而此时，我发现自己在早上七点半或八点就跳下了床，甚至因为自己在睁开眼后还想再躺一分钟而生气。我没有时间做任何别的事，只想着彻底沉浸于当下，去看啊，看啊，看眼前所看到的一切。战后的那第一次放松是我所度过的所有假期中最纯粹、最热烈的一次，它使我坚信，此后无论我的情况如何，都应该继续出国旅行。旅行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能看到前所未见的风景和艺术品，不同类型的建筑，不同模样和肤色的面容，以及不同模式下塑造出的行为举止，还在于旅行者被这些变化从习惯中唤醒，会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东西。

——记录那些平凡的旅行是很乏味的。在那些去过的地方中，我只需想想其中一处，就能确切地说出自己在这些旅行中收获了什么，那就是位于爱奥尼亚海中的希腊科孚岛。

我能认出砂岩、白垩和花岗岩，但仅此而已。我没法说出从科孚岛那薄薄的土壤下冒出来的是什么岩石，尽管它们突兀而杂乱突起的形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喜欢希腊的人有时会居高临下地将科孚岛称为“柔软的绿色岛屿”，因为这里的岩石远没有基克拉迪群岛或希腊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那么裸露，尽管植被丰富，但科孚岛的岩石骨架几乎和希腊其他地方一样接近地表。确实是岩石，而不是泥土。不是那种能形成平滑隆起线条的骨架，而是起伏、断裂、崩塌，由此产生的碎片粗糙、分层、坑坑洼洼，支撑着橄榄树阶地的墙壁就是由这些碎片建造而成。由于粗糙的砖石墙为手脚提供了支点，所以这些阶地都不难攀爬，但大多数也有自己的“路径”：容易爬的地方变得更加容易，岩石在那里形成台阶，或者被压成倾斜的、破碎的岩架，男人们经常顺着这里爬上橄榄树，老妇人们则从这里牵着山羊或驴子上来，让它们吃新鲜的草。

每块阶地都有不同的特征。有些是石质土地，呈赭色或浅陶土色，几乎是光秃秃的；有些则生长着许多蓟，其中一种脆弱而美丽，茎和叶都是铁青色的。在一块刚刚放过牧的阶地上，长着尖刺的小草小花会被压平，撒上肥料，很快就会变成泥土；另一块则是绿色的，长着很多英国人认为是草，但更柔软、更讨人喜欢的植物。每块阶地都长着属于自己的树木，树的根部围着一圈轻微的凹陷，下雨时能留住雨水。

我是个阶地鉴赏家。我会找一块比其他地方更绿、更柔和的阶地，要视野绝佳，上面还要长着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树，能比小树投出更大更深的树荫。这样的树在科孚岛很容易找到，那里的栽培方法（按其他希腊人的说法，这是科孚岛人的懒惰造成的）就是让橄榄树不受任何影响地长大、变老，直到它们裂开，扭曲成异乎寻常的形状。树干变形，树皮包裹的肌腱像绳索一样扭转分离，又再度连接起来，有时会留出窗户大小的空间，人们能从这里直接看出去。它们给人一种不安分的动感印象，与其柔和、平静的颜色很不相称，非常奇特。我曾在法国、意大利和希腊的一些地方见过单调的橄榄树——那种果园里矮小的树，形状单一，谈不上多漂亮——但因为看过科孚岛上的那些树，所以如果只能种一棵树，我会选择橄榄树：因为它多姿多状，树皮的粗糙感令人舒适；因为它小鱼般的叶子，顶部是黑色，底部是银色，投射出的阴影比任何树叶都点画精细；还因为它自古以来就具有的实用价值，这让它像小麦一样具有象征意义。

在科孚岛西侧的帕莱奥卡斯特里萨¹有块阶地，我六年前第一次发现它，去年又去了一次。它的位置非常有利于水土保持，因此，相比旁边的阶地，它几乎像块草地。人可以躺在上面，尽管不铺地毯或毛巾不怎么舒适，但还是可以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的身体会越来越擅长撒谎。一开始，每颗鹅卵石、每个尖锐的凸起，以及在地上探索的蚂蚁都让人感到不舒服，但在几天的阳光、美酒和橄榄油的滋润下，身体就会放松下来，变得更能适应了，几乎可以像希腊工人一样，在下午炎热的天气里，躺在路边石头上就能酣然入睡）。

虽然这块阶地是个睡觉的好地方，但我从来没在上面睡过，因为我发现不可能停止四下观望。阶地的下面，被一棵低矮树木的银色树梢遮掩的地方，是帕莱奥卡斯特里萨的一个海湾。这里是陆地和海洋环抱之地，形成了一个三叶草状的结构，三个几乎封闭的海湾被两个陡峭的海岬分开，这些海岬可能曾经是岛屿，因为它们通过一条狭长的平坦陆地与更陡峭的主岛相连。其中一个海岬上有一座小修道院，但我所在的海岬上，果园上方只有讨厌的灌木丛和岩石。修道院下面就是那个最著名的海湾，呈深蓝色的圆形，海滩上有一家小旅馆。而我俯瞰的这片海湾更大，形状不那么规则，色彩也更美丽。海湾内有一个小岬角将其分隔开来，海水的颜色从靠近外海处的深蓝色，逐渐变幻为各种深浅不同的海蓝色，在悬崖之下是纯净的翠绿色海水，当有小船投下阴影时，便会出现一块块醒目的翠绿色斑块。海湾的深度和沙底的自然特性以一种完美的比例结合，形成海水的清澈透明、波光粼粼和灵动起伏，我从未见过它没有波光闪耀的时刻，而地中海和爱琴海的一些海湾虽然可爱，却可能太安静，太光滑。仅仅是注视着这片海湾，就仿佛在啜饮香槟一般（如果我喜欢香槟的话），而在这里游泳，更是与我所知道的在其他任何水域游泳的感觉都不相同。我坐在那里，回头眺望海湾对面的大陆。阶地下方是一片狭长的海滩，它沿着那片平坦且连接着陆地的地峡边缘延伸。那里有一家小小的、简陋得像棚屋的小酒馆，几条小帆船和划艇停泊在那里。一两个渔民，不是老人就是年轻男孩，正慢慢地走来走去，有时还互相招呼。在那之外是悬崖（其中一个悬崖底下，一股小小的淡水泉从离大海几英寸的地方汩汩涌出，这里据说是娜乌西卡发现奥德修斯的几个地方之一，尽管没什么空间种植灌木或芦苇为他遮蔽裸体）；悬崖上方是陡峭的山坡，上面覆盖着大片橄榄树，还不时点缀着丝柏树，山坡向上延伸至一道突兀的悬崖峭壁，那垂直的岩壁在夕阳的映照下变成了杏黄色，其边缘是山峦轮廓那急促而不规则的线条，这线条向右侧延伸、环绕，一直延伸到海湾另一侧与大海相接。

这一切都沐浴在光明与寂静之中。这里寂静无声，尽管偶尔有渔民的交谈声，或是卡车、出租车开过地面的摩擦声，它们在海湾岸边缓慢地行驶，开往酒店或修道院；这里寂静无声，尽管偶尔会听到一头驴在阶地低处呼唤着远山之上的另一头驴。驴子的嘶叫——那种充满痛苦、喘息，仿佛狮子般的声音——也可能是岩石发出的声音，如同蝉鸣也可能是太阳发出的声音一样。我曾经独自一人在阶地上待了四个小时，手里拿着本书却一句话也没读，拿着一个笔记本却一个字也没写，眼前的景象令我沉醉其中，只顾着仔细观看，全然忘了时间的流逝，直到太阳落山。

这种乐趣只有独自一人徒步时才能享受。土、石、水、树，都必须自己触摸和嗅闻，才能全然领会它们的秘密。我曾经坐在汽车、公交车、火车和轮船上见过更壮丽的景色，并沉浸其中，但现在我能记住的，成为我记忆一部分的，是那些曾让我双腿肌肉酸疼、脚踝擦破、额头滴汗的路途风景。我无法想象自己为什么还会认为那些勤勉的徒步者有点荒谬。毫无疑问，他们获得了比其他旅客更强烈、更持久的体验。

辆又小又慢的摩托车会是徒步的绝佳代替品。我曾经从帕莱奥卡斯特里萨穿过科孚岛去科孚城，坐在这样的小摩托车后座上行驶了二十多英里，而我原以为熟悉的一条道路上，此刻展现出了上千种细微的差别，尤其是它的各种气味。在地中海气候的夜晚，当被炙烤过的药草和香叶再度“呼吸起来”时，它们释放出的气味几乎像斑斓的云团一般浓郁鲜活，但坐在车里时只能捕捉到一缕若有若无的气息。我就坐在帕莱奥卡斯特里萨酒店那位不苟言笑的经理身后，他喜欢以每小时十五英里左右的速度骑行，在这种环境下，这个速度简直堪称完美。与我同行的朋友坐在一个侍者骑的更适合比赛的摩托车后座上，要不是我和经理先出发，而侍者觉得超过雇主是大不敬，他一定会像闪电一样飞驰过小岛。于是，我们在金色的夜晚前行，每当经过驮着灌木的驴子或一小群瘦羊时，我们就穿梭到坑坑洼洼的地面，伴随着“哔哔”“嘟嘟”的喇叭声交谈。我想，这就是周游希腊最理想的方式了吧。

风驰电掣的时刻出现在凌晨一点，我们从应邀参加的晚宴乘出租车返回之时。在英国，不管是在车里还是餐厅，只要里面开着收音机就会让我不舒服。要是有人告诉我，一辆出租车里不仅有收音机，还有留声机，我一定会大吃一惊。一个人怎么可以接受在那样一个月圆之夜，放着摇滚乐甚至希腊布祖基琴曲，驱车穿越那从不曾被时间触碰过的田园风光呢？但在科孚岛，当你在夜晚与肥皂制造商和市政电工一起喝了希腊松香酒后，那些如狂风般的音乐声却非常令人兴奋。出租车上下颠簸，月亮似乎在旋转，带着香气的微风卷起了我们的头发，两个激情的男中音一边歌唱一边拥抱我们。尽管激烈的、如雄猫呼号般的希腊音乐更动听，但就连专门为我们播放的猫王唱片也给人一种悸动和摇摆的感觉，与这夜晚的氛围相得益彰。只有在科孚岛，我才见过这种出租车的装备，在仪表盘下的平衡环上有个狭窄的、带有缓冲软垫的插槽，司机可以从他放在旁边座位上的唱片集中抽出一张小唱片，往那插槽里一塞一拔，播放就自动开始，即便最猛烈的颠簸也干扰不了。音响必须开得非常大声，响亮而刺耳，敞着车篷，道路变化多端，常有急转弯，还时不时出现未铺路面的石子路段。在这种时候，音乐不再是干扰，而是一种庆祝，人们聆听着它，仿佛痴迷者，粗俗不再，那些陈词滥调就像真理般触动着人们的神经。

尽管这样的夜晚结束时通常令人筋疲力尽，还会伴随着如何将一段不成熟、不真实、暴雨般的激情表白逐渐转变成愉快的熟人关系的焦虑，但我绝不会错过科孚岛那狂野的音乐出租车。这样的夜晚，这样荒谬好笑又不体面，甚至有时有点吓人的夜晚，与我在阶地度过的几天时光形成鲜明对比：这就是我旅行的目的所在。我当然会去看其他地方看不到的艺术品和纪念碑；也会邂逅那些突然建立又能长久维系的友谊，这种友谊有时会在陌生感融化了内心的拘谨、焕发出新的活力时开出花朵，这确实非常重要；但那些静谧的日子和那些喜剧性的夜晚，才是我带回家最珍贵的财富。

人们经常认为盎格鲁-撒克逊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女性会去南方找男人，她们确实也常这么做。这是因为在北方社会，男人们觉得身边的女人太多，由此产生了一些心理问题；而在南方社会，男人们又觉得身边的女人太少，同样也有一些心理问题，这两种情况巧妙地对应了起来。在南方社会，当一个英国女人在街上、火车上或餐馆里时，她的女性身份会被公然识别出来，不管她的反应是感到不适还是欣然接受，她都不可能意识不到；而在英国家乡，几个月来，最引人注目的目光也不过是偶尔遇到的，那迅速而斜斜的一瞥，而且目光一旦被发现，就会立刻消失在帽檐之下。无论天气如何，我一回到伦敦，总觉得心里冷冷的。

但是，如果一个社会认识到性荷尔蒙的力量，因此去保护他们可敬的女性（从而又增加了性荷尔蒙的力量，这是一种螺旋的关系），那么这个社会就会被另一种具有相反倾向的社会赋予浪漫色彩。趾高气昂的南方人和充满憧憬的北方人大肆宣扬，说欧洲温暖地区不存在清教主义和拘谨氛围。花大力气去论证、去强调男性风度、记录艳遇数量——也许，在意大利和希腊这样的国家，人们所遇到的确实不是被压抑的性欲，而是有时会令人起疑的、想象出来的性吸引。尽管也一定存在着千千万万真实而温暖的关系，但不可否认，胖子雅尼·哈吉卡基斯这个极端的例子，对我来说似乎有他的意义。

他身材魁梧，脖颈短粗，爱发脾气。他吹嘘说，在服兵役期间，他是希腊军队里最出色的中士，一旦发起飙来，连上校都能吓得跳起来。在平常的谈话中，他会尽量压低声音，但通常只能维持几句话的时间。有一次，他和我的一个朋友一起游泳，当时他正漫不经心地向我这位朋友献殷勤，隔着五十码宽的水面和沙滩，从小旅馆（就坐落在沙滩边）的阳台上都能听到他的争辩声：“但你不可能喜欢和你丈夫做爱，否则你会把他带来的。”在军队里，他很受欢迎，因为他从不给自己的士兵关禁闭，而是把犯事的人带到外面揍他们的脑袋，他告诉我们，这让他深受爱戴。我们遇见雅尼时，他正在科孚岛度假。此时他是塞萨洛尼基'一个生意兴隆的店主，非常富有，对自己的命运很满意，只除了一个方面，那就是他的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也死了，“父亲的死我并不痛苦，但妈妈……哦，妈妈！我说，不，上帝，别是我妈妈，不要是我妈妈！但上帝没听见……一个没有母亲的男人算什么？在男人的生命里，她是天使，是他唯一纯洁的爱情。我和许多女人做爱，你看，我是个强壮的男人，我总是在做爱，但这些妓女对我有什么意义？我只爱我妈妈，她也只爱我，她愿意为我而死，但现在她已经死了。”

我每次见到雅尼，他总会说起他妈妈的离世，每一次，他那轮廓分明的大眼睛里都会涌出泪水，他低下头，把拳头砸在桌子上，酒杯都随之跳荡。虽然眼前这个人是个身材高大、声音洪亮、积极进取的男人，但我的脑海里却闪现出千万个胖乎乎、软乎乎、苍白的小男孩形象，他们是典型的被宠溺、被纵容的希腊中上层阶级小男孩，成长在一个激发了西欧人怀旧思绪的社会里，因为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比我们的更简单、更古老，因为这个社会的成员相信，孩子一定会爱母亲，兄弟一定会保护姐妹，受到侮辱就应该去复仇，而自从他们不能再向敌人开枪（否则会惹上麻烦），有些东西就已经失去了。毫无疑问，在这样的社会里，也有一群那样的希腊小男孩，他们虽然作为儿童和男性，但也并不意味着，即便他们没有要求，甜品也会送到嘴边，或因为他们又哭又踢，就能被允许在早过了睡觉时间的情况下还熬夜不睡，但这类男孩到底是少数。大多数情况下，婴儿，尤其是男孩，就是上帝，而这种特权地位是否能塑造出最优秀的男人，这显然很值得怀疑。

“既然你这么孤独，”我对雅尼说，“为什么不结婚呢？”

“结婚？我是永远不会结婚的！就现在，怎么可能找到一个我愿意娶的女孩？”

于是我问他需要什么品质的女孩，他列举如下：因为他很有钱，所以她不必有钱，而且他的观点非常现代，因此不会坚持聘礼这种传统惯例；她不需要漂亮，不过要是漂亮显然也不错；她必须出身于一个体面家庭；不能超过十七岁，这样他才能确定她是处女（他说，据他所知，在英国，为了满足这个条件，年龄标准必须低于十五岁）；但最重要的是，她必须“像我母亲，对我来说她必须是母亲”。想到这个三十来岁、前程似锦的男人，尽管嘴上抗议，却几乎肯定会很快结婚；想到必然有些十来岁的姑娘，真的愿意全力以赴地做他的妈妈，因为他从骨子里就认为，只有妈妈才是唯一优秀的女性类别，这真让人心里不是滋味。我们通常觉得英国男人针对女人的看法很分裂，他们仅仅根据她们是否喜欢男人，而把她们分成“好的”和“坏的”，但就算如此，也没有一个英国男人比可怜的胖子雅尼更分裂，他瘫坐在咖啡馆的桌边，嘶吼着失去的母亲，就像一头失落的小牛犊。

一些西欧人去希腊，比如我，不仅是为了那里令人难以忘怀的美景，也是为了体验一种比我们自己的生活更直接的、由更简单的规则来规范的生活方式。在着迷于这种生活之后，回头审视自己的价值观，我们会觉得过于复杂、粗糙和荒谬。我曾经发现自己很羡慕希腊或南斯拉夫的女性，因为她们能够毫不质疑地接受自己的社会地位，尽管男性在她们社会中的主宰地位比在我们社会中要高。但我在和雅尼说话时并不羡慕她们，在其他一些时刻也不羡慕。比如某个夜晚，我曾在一个地方小镇冒险进入一家希腊餐馆，这家餐馆是男人们的专属领地，由男人经营并仅供男性光顾，因为他们认为，把自己的母亲、女儿和姐妹放在无形的栅栏后才是正确的做法。如果餐厅里有一个女艺人，在台上唱着布祖基琴曲，你就会看到那些转向她的饥渴面孔，听到那些迎着她那娴静慵懒的舞姿所发出的低叹……那种压抑下的张力一触即发。那些天真地相信自己只是抵挡不住毫无拘束的异教徒诱惑的女游客，其实更可能是一块被扔向一个饥饿男人的面包皮——一个故意让自己挨饿的男人，只想捡个面包皮而已，因为面包皮一文不值。如果她只是想要摆脱自己的拘谨一两天，那固然很好，但我怀疑，给予她这种自由的人、往往内心的禁锢并不比她少。

囊中羞涩曾经是旅行的一个魅力，我很遗憾如今自己不怎么再有机会享受到了。我当然远没有富裕到能住进真正的好酒店，除了便宜的夜间航班之外，我也坐不起飞机，但我的旅行标准正在逐渐提升：尽管便宜，但毕竟还是航班，而不是三等座的火车。人们确实可以更节俭地去旅行，但尽管我满怀眷恋地记得那些不那么舒适的旅行经历，却还是觉得自己映照出了有钱人的缩影，金钱不可抗拒地迫使他们采取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如果我负担得起，却刻意不要带淋浴的房间，似乎就很矫情，尽管经验告诉我，太小而不能淋浴的酒店或许更有人情味。我也知道尽管炎热颠簸，有乘客呕吐，但乘坐当地公交车观光还是会比坐出租车观光更有意思，更有乐趣，但我钱包里的钱罪恶地扭曲着我，在我心里强调着公共汽车的缺点，突出着出租车的奢华，因此，我有悖自己意愿地上了出租车，并由此遇到了更多同类，而不是那些友好、好奇的陌生人。在赤裸的自我和我要参观的地方之间，存在着一个绝缘层，它让我失去了一些东西。我只能庆幸这个绝缘层从来没有怎么变厚吧。

每次旅行回家时我都更加快乐，而且我从旅行中所获得的东西并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这不仅是因为我看到了能丰富我想象力的美丽事物，学到了有趣的知识，遇到了有趣的人，开怀大笑了很多次。最重要的是，这一切引导着另一些事情的发生：我原以为自己已经死去的神经，一根接一根地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