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是有选择权。那诱因和我们对诱因的反应之间也有选择吗？答案就没那么明显了。诱因和反应这两个词暗示了一个连续的行为，没有犹豫、反思、选择的空间。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就这么容易被诱导吗？诱因到底是怎样影响我们的？在诱因和行为之间，是否还有其他选择，如果有的话，是什么？

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博士学位时，有一种分析儿童不良行为的经典行为分析理论，叫作情绪ABC理论，其中包括诱发事件（antecedent）、行为（behavior）和后果（consequence）。

诱发事件是指激发一种行为的事件，该行为又导致了后果。举一个常见的例子：一个学生没做课堂作业，却在画画。老师要求他完成作业（这个要求是诱发事件），这个学生的反应是大发脾气（行为），最后老师做出响应，把他送到了校长办公室（后果）。这件事用情绪ABC理论分析就是：老师的要求导致学生发脾气，再导致孩子见校长。几次之后，老师得出结论：这个学生的行为是为了逃避课堂作业。

在查尔斯·杜希格的呕心之作《习惯的力量》中，他运用情绪ABC理论来培养好习惯或改正坏习惯。不同于诱发事件、行为和后果，他使用暗示（cue）、行为（routine）和奖赏（reward）来描述习惯回路的三个部分。例如，抽烟就是一个习惯回路，其中包括压力（暗示）、尼古丁刺激（行为）、暂时的心理慰藉（奖赏）。人们在努力戒烟的时候，体重常常会增加，这是因为他们用食物代替了尼古丁。他们这种做法保持暗示和奖赏，只改变了中间的行为。但是他们这样做也不怎么好，做三十个俯卧撑，或者其他任何体育锻炼，或许比多吃东西更有效。

杜希格提供了一个简练、生动的例子，描述了习惯中的暗示—行为—奖赏回路，他还告诉我们应该如何使用它改掉坏习惯。一个叫曼蒂的研究生喜欢咬指甲，经常习惯性地不停地咬指甲，直到咬出血。她想要戒掉这种习惯。治疗师了解到，每当曼蒂感到手指有些不舒服时，她就会把手指放进嘴里。她在无聊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不舒服的感觉。这就是暗示：她手指上的不舒服是由无聊引起的，咬指甲是她克服无聊的行为。这种身体刺激，特别是她快速把十个指甲挨个咬掉的满足感，就是她得到的奖赏。她渴望这种奖赏，结果养成了这种习惯。

治疗师建议曼蒂随身携带一张小卡片，每次她感到手指不舒服时，就在卡片上做一个记号。一周以后，她向治疗师汇报说，她在卡片上做了28个记号，现在，她明白这就是她把手指送到嘴边的暗示了，她已经准备好改变自己的行为了。治疗师教给她一种“竞争反应”：遇到这种情况，就把手插在衣兜里或者紧握一支笔，尽一切可能阻止手指进入嘴里。最后，曼蒂学会了蹭胳膊或者用手指敲桌子，代替咬指甲给自己身体上的满足。暗示和奖赏依然如故，但是行为发生了改变。一个月以后，曼蒂完全不再咬指甲了。她用一种好习惯代替了一种坏习惯。

我不想再过多讨论杜希格习惯回路中的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不论我们用什么名字称呼它们，是诱发事件与后果，还是暗示与奖赏；是刺激与反应，还是目标与效果，或者诱因与后果。我想改变的是中间部分：行为。习惯回路乍听起来好像意味着我们只需要留意身边的暗示，然后就能自动反应，做出恰当的行为。

对个人习惯来说确实如此。但是在我们改变人际行为的时候，就平添了一层他人的复杂性。我们对诱因做出的反应不可能总是自动的、习惯的、不假思索的，作为有感情的人类，我们必然会考虑他人对我们行为的反应。手指甲不在乎我们咬它还是留它，杯中酒不在乎我们喝它还是洒它，香烟不在乎我们对它的渴望。但是在生活中，人们非常在乎我们是屈服于第一冲动（例如粗鲁、残忍、愤怒），还是遏制这种冲动，做出更好的选择。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光靠习惯是指导不了我们的行为的。我们必须学会根据不同的情况调整自身的行为，而不只是按习惯做事，因为光靠习惯的风险太大了。如果我屈服于自己对尼古丁的渴望就点上一支烟，那就会伤害我自己；如果我对孩子大发雷霆，那就会伤害我的孩子。

关于改变成年人的行为，我对诱发事件、行为和后果的顺序进行了修改，在其中插入了察觉（awareness），甚至可以说是警觉（mindfulness），这是一个非常短暂的时间。我的修订版顺序是这样子的：

我单列出了三个非常短暂的时刻：先是冲动，然后是察觉，最后是选择，其中包括了从诱因到我们最终行动之间的关键过程。这个过程如此短暂，以至于我们有时候无法把它们从“行为”中分离出来。但是经验和常识告诉我们，它们是真实存在的。

有些时候，我们会遵从本能。例如，听到身后有撞击声会立即低头保护自己。那些更机灵、警觉的人，听到声音后不会撒腿就跑。他们会观察周围环境，看看后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万一还有更糟糕的事情呢？同样的诱因，不同的反应，其中一个自动而仓促（说白了就是本能），另一个则经历了暂停、反思、筛选。我们不是原始的海蛞蝓，用针一扎就会紧张乱动。我们能认真思考，也能把任何冲动搁置片刻，然后选择顺从或忽略它。我们做出的选择，并非不假思索出于习惯，而是我们智慧和投入的证明。换句话说，我们付出了心力。

2007年，我曾作为周末版电视节目《今日秀》的嘉宾，接受莱斯特·赫特的采访。在上台之前有人提醒嘉宾说，在摄像机前时间过得很快，六分钟好像六十秒一样飞速。此言不假。我接受的采访很顺利。事实上，我太陶醉其中了，当听到莱斯特感谢我前来参加节目时，我竟然有点不知所措，因为这是主持人暗示节目结束的惯用说法。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才刚刚开始，我还有六项内容没有说呢。莱斯特的话诱发我产生了一股冲动：“不，让我们继续吧！”事实上，这句话已经到了我的嘴边。但这是在全国性的电视台，有400万人在看节目呢。我感到很紧张，警觉自己说出的每一个字、所做的每一个动作。在那句傻话即将蹦出我嘴边的一刹那，我暂停下来，反思这样做的后果。我真的想要告诉《今日秀》的主持人，我还不想结束采访吗？我真的想要成为赖在台上不走的嘉宾吗？最后，我抓住莱斯特的暗示，回答道：“感谢你们的邀请。”

我敢肯定，所有人在节目最后几秒钟，都会看到一名嘉宾像自动导航一般的行为。他按照惯例与主持人相互表示感谢，手势也很程式化，既没有什么特色，也不引人注目。观众不会想到，从莱斯特·赫特的提示到我做出最终选择的那一瞬间，我的大脑里经历了怎样的快速思考。虽然这看起来像是背台词，像是很随意或者下意识做出的反应，但事实上，哪怕是被感谢参加节目这样的事情，我也权衡了自己的选择。

抑制你的第一冲动

只要留心我们就会发现，任何人登上全国性电视节目时都会更加警觉。这就是诱因的工作方式：我们越警觉，诱因就越难激发鲁莽行动，即使是在最日常、最容易冲动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我们与其按照本能行动，不如放慢速度三思而后行，做出更加深思熟虑的选择。

在重大时刻，我们已经这样做了。当我们第一次与公司CEO开会时，我们会高度警觉，把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每一个问题都当成诱因。在他征询意见的时候，我们不会把第一想法脱口而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地雷阵，迈错一步就有可能产生严重后果。我们像外交官一样字斟句酌，甚至提前准备如何应答。不论如何，我们都不会屈服于冲动和本能，而是会思考、选择，然后再做出反应。

但矛盾的是，这些充满压力、冲动、高风险及潜在灾难的重大时刻，其实并不难掌控。人们只要知道这是表演时间，他们就会做好登台表演的准备。

反而是那些不起眼的小瞬间，诱发了我们大多数过分的消极反应。例如，咖啡店门前的减速带、第二个问你为何依然单身的表哥、遛狗不清理狗屎的邻居、进屋不摘墨镜就和你聊天的同事、提前到场的客人、在邻座大声放音乐的乘客、飞机上哭闹的婴儿、总是调侃你糗事的朋友、站在电梯左侧挡路的人，等等。

这些都是生活中的琐事。它们每天都在发生，永远也不会停止，且总能激起我们的怒火。

有些人能抑制住自己的冲动。或许是因为判断力，害怕与他人对峙，或许是有其他更紧急的事情要做，但是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总有人能化解这些冲动，忽视这些诱因带来的烦恼。诱因如同扣动手枪的扳机，只要枪里没有子弹，那就没什么关系。

另一方面，有些人很容易被诱发，总是难以抗拒自己的本能。他们一定要大声说话，这样就造成了某些不文明的现象。这些小小的烦恼可能会让我们对丰富多彩的生活产生一些困惑，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变成《宋飞正传》里那些惹人生气的角色。

更为危险的情况，是我们与家人好友之间琐碎的诱发时刻。在他们面前，我们感觉自己可以随意说话做事。他们了解我们，他们会原谅我们，所以不必伪装，我们可以冲动地表达真实的自己。正是因为这样，在最亲密的人际关系中，我们与对方因为种种诱因冲突不断，我们怒气冲冲地朝他们大喊大叫，和他们吵架然后摔门而去，然后甚至几个月、几年、几十年都互不搭理，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在与陌生人的交流中。

例如，你十几岁的女儿借你的车开，两小时后打电话告诉你车被偷了。她去便利店买零食的时候把车钥匙落在了车上。因为这个愚蠢的错误（忘拔钥匙），一个小概率事件（车被偷）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作为家长，你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你的女儿没有受到伤害。她没有人身危险或法律风险，她是受害者。最坏也只是你的财产受到了损失。你的第一冲动是什么？

你可以暴跳如雷，说出“我早告诉过你……”或者“你总是这样……”，也就是在强调：父母懂得最多，你女儿没她自己想得那么聪明。你也可以安慰她，问她“需要搭便车回家吗？”你有选择。

我这里没有完美答案。这通电话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诱发时刻，尽管它很简短、意外，从大局看，是一件小事。损失已经造成，从现在起，不是说大话让孩子开心，你如何回应至关重要。这个不幸的遭遇会给你和孩子之间的关系造成更多伤害，还是会有什么好结果？你会屈服于表达轻蔑的自然冲动，还是深吸一口气做出更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