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注意到我女儿身上出现了一条模糊的线，它像一条接缝，从脑袋直接延伸到她身体中间。它看起来像她左右身体的黏合处，让她看起来如同人工制造的，让人担心。怀孕期间，我身上也长了这样一条线，它像接缝一样把我圆滚滚的肚子一分为二，仿佛准备等着手术刀准确地将我切成两半。这条线被称为妊娠线，是孕妇共有的特征：可以用医学知识来解释这条线的由来，但与这条线的象征意义所营造的氛围以及它的预言特质相比，医学解释显得有些黯然失色。奇怪的是，我女儿身上的那条线如同在向我的那条线致意，仿佛我被拆散后又被重新组装成了两个人。

我在某个地方读到，将母亲和她新出生的孩子视为两个独立的存在是不合适的：他们为一个整体，一个复合生物，最好将其称为“妈妈—与—宝宝”，或许也可以称其为“妈妈宝宝”。虽说这一称谓完美地描述了女儿出生后几周时间里我所体验到的生理反应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但我依旧觉得它让人感到紧张不安，甚至危险。我觉得自己像是一座扩建了的房子：原本是墙的地方现在成了一个新房间。我觉得我的光与热正令人目眩地流入那个新房间。

妈妈宝宝被设定成为一个完全可持续的部件。宝宝一生下来就配置了吸吮能力。与此同时，妈妈在怀孕期间就已经接到了“用法变更”的通知。她的乳房被征用并排毒：腺体和组织都开始了工作。等到宝宝出生，乳房就像是两个启动了红色预警的弹头。宝宝一吸吮，这台机器便突然活跃起来；乳汁神奇地产了出来。乳汁完全足以在宝宝生命的前六个月喂饱她，直到她能坐起来、吃东西。乳汁为宝宝提供了她可能需要的每一种营养。它没有细菌，温度刚好。随时随地都可以供应。宝宝成长的过程也是妈妈萎缩的过程。妈妈在怀孕期间所储存的脂肪为乳房的工作提供了燃料。她的子宫收缩，荷尔蒙流通并被排出。她的身体正在撰写生孩子这个故事的最后一章。这一章有着舞蹈般的美与和谐。到最后，妈妈宝宝准备好以妈妈和宝宝的身份各自生活了。颜料干了，妈妈和宝宝身上的那条线已经消失。妙不可言，是吧？

你想不想试试喂她吃奶？我被人从手术室推出来时，助产士问道。我望着她，仿佛她是在叫我给她沏一杯茶，或整理某间屋子。我依旧栖息于另一个世界里，在那里，做完手术后，人们得到了同情与照顾，并留在那里康复。我女儿小小的身体被裹在毛毯里，然后被递到我手里；把她接过来的时候，我一时间感到思路异常清晰，几乎不太真实。这一刻，我意识到一个人的存在，这人是我，但又不受困于我的身体。她看起来像是某种殖民地。在可预见的未来，她的需求和愿望将与我的需求和愿望竞争，而前者通常会得到优先考虑。我喂她吃奶。“自然而然”这个词以某种卡通对话框的形式浮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的确，我并不觉得这事儿非常自然而然。我觉得仿佛有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吸我的乳房。

助产士赞扬我女儿很会吸奶。她很有领地意识，也很自信。她对如何吸奶的了解要多过我对如何被她吮吸的了解。奇怪的是，我想象着，眼前这个事实源自她出生前的一场阴谋，在这场阴谋中，我的身体被指定为集合点。奶会在乳房里。助产士会发信号。每三小时你必须取一次奶，否则就没了。我们的代理人很快就会联系你。他们会去做家访，并自称为“保健员”。吸了大概一刻钟后，我残存的那点自信随即浮出水面，仿佛从海难抢救出来的某件物品。我需要一杯茶，需要洗漱，需要休息。我意识到宝宝在吃奶时这些事我一件也做不了。我想知道她何时停下。最终，不知不觉我陷入了半睡半醒的状态；等我醒来时，我发现某种超然状态已经来临。我女儿躺在我怀里，她张着嘴巴，闭上眼睛，什么秘密也没泄露。等到下次我喂她吃时，我发现自己已对“停止”这件事有所认识了。我干坐着，自认为坐了足够长的时间，然后干等着。我看着她用噘着的粉色嘴唇，看着她的下巴上下移动，试图从这些行为中发掘一些决定性的线索。我故意走来走去。我环顾房间，希望回头时宝宝就会莫名其妙地停止吸奶。又过了15分钟，然后过了30分钟。终于，不知何故，她镇定地“砰”的一声放开了乳头。在我看来，这“砰”的一声强调了某个我未曾参与的决定。第二天，我告诉助产士我喂了宝宝一个小时，并确信自己的腿已深度麻痹了。这时候，她高兴地说，你只需要把小指放进她的嘴里让她张开牙龈就行了。听到这个建议我很高兴，我把它视作让我留任的指令。似乎我获得了活着的许可。我女儿的眼睛紧闭。我把手指放进她的嘴角，悄悄撬开了她的嘴，仿佛一个囚犯试图越狱。

回到家后，妈妈宝宝这个缓慢移动的大块头在脆弱的房间里走动，像恐龙那样愚蠢与笨拙。乳汁自发从我的乳房溢出，打湿了我的衣服。疼痛如同小匕首一般刺痛了我的身体。我不安地与自己，与那个曾经的我同居。我看着这人的衣服，看着她的东西。我重温了她的回忆，像一个好色且略感丢脸的冒牌货。她的自我投入和脆弱的感情让我惊恐。我占据了她的爱，她的关心，我就像理清家族史的某个后代那样超然，不同的是这些关心依旧存在：我被它们所纠缠；它们要求我参与进来。爱、期待、愤怒和憎恨通过它们熟悉的渠道流向我，尽管它们让我满怀奇怪的厌恶感，我依旧努力容忍它们，以避免灾难。我像个间谍，专心于打理自己的外表；同时，我的生活则偷偷地以我女儿的秘密为中心。我渴望与其他间谍聊一聊，向他们吐露我的心声。当我遇见有孩子的女士时，真相便轻率地从我口中流露出来。我不在乎自己，我说。我没有主体性。他们可以对我为所欲为，反正我不在乎。

联系之线悬挂在我身上—仿佛我正散开—将自己卷入世界的弱点之中。我看见老人、坐轮椅的人、讨钱的人和在街上哭的人，他们牵动着我的神经：我觉得自己应该供养他们，把他们召集起来，给他们喂奶。医院的小册子提醒我，母乳喂养的母亲务必记得好好照顾自己，每日应多喝一升液体，其中至少一部分应该是奶。我喝不了。我已告别了提要求的时代。我相信自己有了已死之物的免疫力，对曾经深有感触的一切都已免疫。可是，我却变成了一个应答部件，一台发报机。我读到，因为我的乳汁，我女儿正在获取我的抗体与免疫力，我有时想象着自己能感受到乳汁像一条光之河一样从我体内流出。我想象着它勾勒出女儿身体里的小溪谷的轮廓，加固了她的内壁。我想象着自己的强健体魄转移到了她那里，让我没了实体，只剩一股魄力，如同后天形成的瘴气，像光晕那样包围着我女儿。

喂奶持续了数小时。我听说，以前的女人用母乳喂孩子时，将喂奶时间严格控制为每四小时一次，每次20分钟。她们说，她们不被“允许”做其他事。在我的设想中，那些遵守这一规矩的人应该对这一虚构的禁令感到很高兴。它有某种马克思主义似的吸引力，因此被人怀疑。现代制度则只与供需有关。它建议宝宝一旦饿了就得喂她，通过这一方式，乳房将产出宝宝所需的奶量。你也许会惊讶于宝宝有多饿；你可能不自觉地在24小时内喂她20到30次，不过别担心！母乳喂养的宝宝绝不会吃得太撑。最后这句表明喂奶毫无意义。每天我都必须束缚着双臂坐在扶手椅上20到30次，这时我会匆匆翻阅涉及这一主题的书籍，搜寻其中提及我自己的地方和一些关心我的线索，可是什么也没有。我开始觉得自己像一块未受保护的荒野，充斥着电锯的尖叫声与油井的钻孔声。甚至连我在医院获取的那一线希望也被夺走了。尽管助产士向我保证过，我却得知人们不赞成对喂奶进行计时与控制。若由你自行结束喂奶，那你怎么知道宝宝到底吃够了没？看起来顾客总是对的。这一套学问中有些东西让我很不安。另一位助产士来我家时，我问她我该多久喂宝宝一次。她答道，只要她饿了就得喂。我怎么知道她什么时候会饿？很快你就会知道，她一边回答，一边使了个让我感觉有阴谋的眼色。可与此同时，我还是执意问道，我怎么知道呢？那助产士看起来很担心。很明显我遇到了问题。她给了我一家由医院经营的专攻母乳喂养问题的诊所的详细信息。她的字迹圆润且颇具喜感，如同小孩写的。

诊所在医院顶楼的一个大房间里。开门时，我被一阵声浪击中。房间很拥挤。女人们有的坐在地上，有的坐在桌上，还有两人挤在一把椅子上。宝宝的哭泣声像塞壬刺耳的合唱，盖过了女人们激动的谈话声。空气很湿热，充满了等待与噪声。一位拿着写字夹板的女士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来，取走了我的详细资料。见到助产士前不要喂宝宝，她说。我有些惊慌，于是问她到底要多久。她仁慈地笑了笑，说我也看得出来她们今天特别忙。她们诊所出现的那些紧急情况有望推翻妈妈宝宝变化无常的这一规律，可她看起来却并不在意。我找了一块空地坐了下来，把我女儿放在腿上。

其他女人大声谈笑着。她们的脸因房里的高温而发红。她们心烦意乱地糊弄自己的宝宝，一边把他们转过来转过去，一边把手指或奶嘴放进他们的嘴里。宝宝们用力地胡乱挥动着手，啜泣着，他们红色的小脸蛋上写满了愤怒，如同老人的脸。小帽子、小靴子，以及带绳的小手套飞离了激动的四肢。宝宝们像一排生气的水壶。他们哭的时候，妈妈们的说话声更大了。一个女人冲着她的手机大喊大叫。房间远端的门时不时地打开，随后某个名字便会被叫到。我女儿睁着大大的圆眼睛看着。有这么多同类聚集在一起，她似乎消了气。我想知道我们为何全都在这里，然后记起来这是因为我们在喂奶方面遇到了问题。我有点难以相信：房间里愉快热闹的氛围居然让喂奶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宝宝们哭闹抱怨，可女人们却把她们自己紧紧绑在一起，造起了友谊的筏子。她们高兴地航行在一片水域上，若各自行动，这片水域可能早就淹死她们。我开始觉得我的问题出在孤立无援上，出在疏远了这个世界上。等到叫我名字时，我已无法清楚地想象并描述这些问题了。

诊室小而安静。五六位女士整齐地坐成一行，她们把腿放在摞起来的电话簿上喂宝宝吃奶。宝宝们像君王一般躺在母亲大腿上的白色枕头上。两个穿着白大褂的女士沿着那坐成一行的女士巡视，时而调整枕头，时而增加或拿掉一本电话簿。她们偶尔会低声与其中一位母亲说话，其他母亲便抬起头，脸如同月亮一样无辜与无知。有人轻声问我要不要来杯咖啡。一位穿白大褂的女士过来坐到我身旁。她一头灰色的长发，戴了一副圆眼镜。在她的白大褂之下，我瞥见了她华丽多彩的裙子。突然间我充满希望，觉得我的情况还算有救，也觉得之前自认为无法表达的一些东西可以具体表达出来。我病了，这位女士会治好我。她让我告诉她哪里出了问题。所有事情，我想说却没说。我发现自己无法确定到底该跟她具体说点什么。然后我告诉她宝宝似乎吃奶时间太长了。她含糊地点了点头。我感觉她没听我说话。她把枕头和电话簿给我，让我开始喂奶。与此同时，她从我身边走开，去查看她负责的那一排的其他妈妈宝宝。等她回到我身边，她挪了挪我女儿的脑袋，让我把宝宝的下半身举高一点，这样一来宝宝就能向后倾斜了。她的同事看到了这些调整。还挺新鲜的，她一边大叫，一边开心地笑。可不是吗，我的医生一边愉快地回答她，一边夸张地做着手势。她俩在穿过房间时擦身而过，像小女孩似的在房里转来转去。我开始意识到我不会被治愈，除非这些女人全都是女巫，可枕头和电话簿却妨碍了她们施法。我女儿睡了。没人注意的时候，我用小指掰开了她的嘴。我离开时，那两位女士像女主人似的挥着手、装腔作势地说，欢迎随时再来啊；我快步走过拥挤的候诊室，通过记忆中医院那可怕的回廊，走完一段又一段发出回响的台阶，摆脱了这些让人窒息的台阶，渴望呼吸到外界的空气。

日子过得很慢。它们的惯常构造已不复存在。一次次的喂奶在日子里留下了痕迹，就像把木桩打入未开垦的土地。等到我女儿三周大时，我已从喂奶中悟出了一点门道。她每三小时哭一次，准时得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意识到，自己所理解的头一次喂完奶到下一次开始喂奶的时间，对讨厌“停止”这个概念的她而言，相当于头一次开始喂奶到下一次开始喂奶。我发现，即使我自行停止喂她，事实也是如此；喂奶这一行为会暂时撤退，就像某种东西被驯服，又像某种危险的东西被戴上了口套、蹲在我生命里的某个角落。时间再次流动，流经它干涸的支流。虽然我依旧不相信从我乳房里出来的东西合情合理，并足以在没喂奶时让她活下来，但是，并没有任何法学和医疗专家到我家来干涉我喂奶。她有时至少有两小时未摄取我身体的养分，此时，我出于本能，开始有点为她感到焦虑，仿佛她正在走钢丝，而且走得太远了，又仿佛她无法在时间中，在重力下，在远离我的情况下存活太久。某一天，她在我最后一次喂完她后哭了一个小时；这证明了她有需求，印证了我对她能自给自足的怀疑。我喂了她。接下来的几天她哭得多了，然后越来越多。哭声似乎能自我分裂，如同中央沟[中央沟（central fissure），大脑最为显著的脑沟，大脑以此来分割两个主要的“叶”：额叶和顶叶。]上的裂纹，在沉默中修了一条锯齿状的路，直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整个表面被其覆盖。我将乳汁倒入这些裂缝之中，好像要填满它们：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喂她，希望能让我们回到一体，回到不用喂奶的状态。有一次我喂了她差不多两小时。这回应该够了吧，我想。五分钟后她又哭了起来，我便盯着她嘴巴那个红色洞穴发起呆来。

女儿哭了起来，这时别人说，我觉得她饿了，把她还给了我。我就像一头奶牛，闷闷不乐地坐在房间的角落里，坐在公园的椅子上，坐在餐馆里，抑或坐在车的后排，我衬衣的纽扣没扣。看样子我是无法摆脱让宝宝挨饿的谴责了。有时候宝宝会边吃奶边哭，这时候，我像庆祝胜利似的迫切想要召开一场研讨会。你们瞧瞧！我会告诉每个人。你们倒是说说这又是怎么回事？

一位女士某天来到我家。她正在做一项有关新妈妈的感受的大学研究，她想问我一些问题。宝宝正在哭，我得起身去开门，所以没喂她。天啊，那位女士说。我等着她告诉我宝宝饿了，可她没说。她问我是否筋疲力尽。我说是的。我没把握地向她讲述起自己的生活已变成一场乱糟糟的梦，梦里全是喂奶与哭声。她同情地聆听着。快看，不久后她一边说，一边向宝宝点着头，我暂时忘了宝宝，眼下她正躺在我怀里，她睡着了。我俩一起盯着睡着了的宝宝看。最终我起身把宝宝放进了婴儿车，并确信某种魔法出现了，确信这个有着一头烫过的银色头发和一张好看却模糊的面孔—我几乎没注意过这张面孔—的陌生人实际上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生物，这个幽灵不费吹灰之力就推开了挡在我生命入口前的石头。宝宝睡了三个小时。那位女士和我聊着天。离开时她告诉我，不论宝宝什么时候哭，记得在为她做点什么之前为自己做点什么。我点点头向她致谢，然后关了门。

我试图解开这团满是哭声与哺育的乱麻，宝宝和我被紧紧缠在其中。如今，没吃奶的时候她一直在哭；从生理上来讲，我已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了。我们貌似已经接近临界质量了。喂奶已走入可想而知的极限了。我默默告诉宝宝，喂奶并不能替代生活。喂奶就像是过载的灯泡，通过的电压逐日增加，那灯泡会变得愈发炽热，愈发危险。

尽管如此，她的体重还是增长缓慢。诚然，一个用母乳喂养的宝宝似乎不可能吃撑，我也的确这么试过。我试着从她的角度去看事物。每当她哭起来，我的乳房看起来就像是调查骚乱的监狱守卫：这两个傻傻的圆脸帮凶把她围住，让她住嘴，给她派发鸦片制剂。她哭有时候是因为累了或很痛苦，有时候是想表达自己的想法，有时候—天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她哭过了头，想重回满意与满足的安静状态。我开始怀疑自己要对之负责的专横愚蠢行为，喂奶成了惩罚哭泣的方式，从而导致了更多哭泣。又或许这问题有某种更深层的根源，某种困扰妈妈宝宝这个有机体的秘密痼疾。我的乳汁是否因为流经我那不洁的自我而遭到污染？乳汁是否携带了某种信息？我女儿的哭声是否正在传播我那混乱的阴郁情绪？我怀疑，在我的虚无感与她愈发愤怒和绝望的主张之间存在着一些联系。我知道，这一奇特的功能本是为了让身心进入一种和谐状态，这是一种独特的人生体验。我知道其他女性从母乳喂养中收获了满足与幸福。难道我就不能像她们一样吗？

我脑子里想的全是奶瓶，这些想法很原始，不可更改，满是卡路里。借着这些想法，我想象着自己可以造出一个诱饵，这个第三者将打破妈妈宝宝这一牢不可破的整体。我想象着自己当着这个胖胖的第三者的面偷偷溜了出去。我想象着宝宝和我结盟一起对抗她，这头奶牛，这个奶瓶，与此同时，我们也一起无拘无束地肆意狂欢。这些感受并不值得称赞，但它们也有些解释得通的优点。它们表达了我对于摆脱母亲角色的渴望，若要好好扮演这一角色，我似乎必须伤害被我称为“自我”的某个存在。我记得读到过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其中谈到了大脑里面有至少两种不同人格的人，这些人格在某一日就这样出现，带着自己的想法、记忆和冲动，在人的脑海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主人与房客之间可能出现长期的争论，若是人够多，也可能办派对。我猜这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发疯。那么，我发疯了吗？若真是如此，那么这疯病源于孕期。让我神志不清的，实际上是整个生殖行为，并非只是该行为对于母乳喂养的补充说明。可我已准备好去忍受这件怪事，就像人们忍受痛苦那样，并相信女儿出生的那天它便会结束。就像知道自己在做梦，因此明白自己不会永远做梦的梦想家一样，我一直很确定，让我失去自我的那个生理过程也会让我回归自我。我会穿越边界往回走，回到我的故乡；我知道自己肯定这么干过，就像梦想家知道自己肯定醒来了一样。现在开始让我焦虑的是，梦一直做个不停，日复一日地看似愈发接近真实。

我偷偷摸摸地去商店买了奶瓶、餐具消毒剂和罐装配方奶。到家以后，我把这些东西铺开，仿佛准备组装炸弹。宝宝三个月了：很快她将突然停止哭泣，仿佛有人轻轻按下了开关，可我并不知道这一点，也永远不会知道她之所以会迈出这一步，到底是因为缓慢且庄重的天性起了作用，还是我粗暴干预的结果。夜晚到来时，我准备好了奶瓶。孩子她爸会把奶瓶给她，因为有人告诉我们，这一“背叛行为”不应该由背叛者自己完成，而应该由一名雇佣的刺客完成。我看着他轻轻将她的嘴巴推向奶嘴。她乖乖咬住了奶嘴，却还是皱了皱鼻子。过了一会儿，她明白了他如此坚持的真正含义。这不像她最初所想的那样是一种奇怪的新游戏。她盯着奶瓶看，我发现她有恍然大悟的迹象。她突然摇头晃脑起来，然后眼睛锁定了我的眼睛。她的眼神惊讶且受伤。她意识到我是这一罪行的主使。她哭了起来。我动了起来，想要放弃我的计划，也想安抚她。我的手不自觉地去摸衬衫的纽扣。孩子她爸让我上楼去，于是我上了楼。我坐在床上，含着泪，胃有些痛。几分钟后，我偷偷下楼，在转角处盯着看。宝宝和孩子她爸正沐浴在灯光之中。房间温暖且安静。宝宝正吮着奶瓶。我匆匆跑上了楼，仿佛我刚才目睹了一出不忠行为。

后来我回忆起这件事来，觉得有点像跟恶魔签署了一份协议。随着母乳喂养告一段落，我也适时地回归了正常，可在一段时间内，每当我把女儿抱起来，或将她放到我腿上，她总会转过头看着我空荡荡的乳房，我会因为她的失落感到一阵痛苦。我内疚于自己过早地让她接受了人生苦短、所爱消逝、不复回归的永恒教义的训导。就我自己而言，那个分泌着乳汁的肥胖幽灵，那个我如此惧怕的母亲形象已经离去，正好由我取而代之。我不像她，没她丰满，没她有占有欲，也没她那样必不可少。在我的双乳背后，我看到了怀疑、犹豫以及不可靠。几周时间内，我注意到宝宝越来越亲近爸爸，如同一株植物不断接近新的光源。我失掉了某种权威，但也许另一个人会取代这一位置。我已背叛了母亲的王座，不过我乐于认为自己将进化出属于自己的总统似的作风。在某些下午，我有时会上床同她一起小睡一会儿，她会躺在我身边吮着她的奶瓶，她的眼睛入迷地盯着我的身体看。最初的困意向我们袭来，让人感到温暖。我能感到我们正一起下落，通过了我们的意识。尽管我已进入了睡眠状态，但我感觉到她也是如此。我感觉到她已入睡，就像我还是小孩时，曾感觉到雪落在窗外一样。后来，我睁开眼，发现她头靠在我肚子上睡着了，她身体蜷曲，像归家似的靠在我身旁；我非常安静地躺着，知道如果动一下她就会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