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到来时，我开始觉得自己遇到了瓶颈期。我女儿五个月大了，她无处不在，就像某种甜滋滋但黏在我生活里的东西一样，如同蜜酱和胶水。这不是她的错：我在书中读到，依附是她的天性，仿佛我是一面墙，她是沿墙生长的葡萄藤。我想让她的目光瞄准其他什么东西，这样一来，她就能时不时地站立一会儿，而我则能短暂地脱身。在我孩童时期读到的故事中，父母是离我很遥远的浪漫人物，他们常外出从事某些神秘工作，或晚睡晚起，在楼下举办盛大派对，孩子们则冒着危险靠着楼梯的扶栏偷听。通常这些父母都注定早亡，且死因悲惨：他们的轮船也许会沉没，又或许他们的汽车从圣特罗佩[圣特罗佩（St Tropez），法国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瓦尔省的一个市镇，它以富翁的消暑天堂而闻名于世。]的某处悬崖坠落—坠落时皮草与烟斗还在空中飞舞，留下了明显未受影响的孩子去自由自在地展开华丽的冒险。这些故事的背后通常有个保姆之类的人物，她得是个热心肠，让人觉得舒服，如同长毛绒地毯一样保护着家里每一寸地盘；后来她老了的时候，这张地毯又被卷了起来，存放在楼上的房间里：她既缓解了独孤与凄凉感，又神奇地解决了父母不在的问题。

我的父母总是自己照顾我们。有一次他们出门旅行，把我们留给了一个女人，那女人在早餐时给我们吃前一天晚饭我们拒绝吃的那些东西；不过，他们通常和好几家人建立一个互信体系。我们常去那些人的家里，那些人也常来我们家。如今，我们这些有孩子的朋友似乎在压力下工作，压力源自视情况而定的混乱安排，它不仅没解除，反而加剧了他们的束缚：全速冲出房子，把孩子丢在某个照看孩子的人那里，下班后全速赶回来，把孩子接回来，并花好几分钟时间跟帮忙照顾孩子的人或保姆疯狂地讨价还价；恐慌地针对威胁—时间一到就不干了—进行谈判，仿佛6点一到奶妈就会化成一阵烟消失，或者照看孩子的人会让宝宝在外面淋雨。丝毫没有懈怠或缓冲期。我背地里希望赎回的正是这种难得的享受时光，它们将不同事件联系起来，让人觉得自在快活。随着我女儿的出生，这些时光已经消失，预计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也不会回来。她出生几个月后，我依旧觉得下列事实冒犯了我并引起了我的疑虑，就好像它们是某种陌生且卑劣的司法制度：我再也不能睡懒觉、看电影、在周六早读，我无法无拘无束地在温暖的夏日夜晚散步，无法游泳或漫步到酒吧喝上一杯。我失去了这一切，仿佛它们是我为换取做母亲的特权所必须付出的太过高昂的代价。虽然因为女儿的出现，我也得到了很多补偿，但这些补偿都并非实物，甚至连支付币种也不同，所以事实上也算不上补偿。我的得与失并不相关，也并未带着最后需要平衡得失的目的来计算它们。

我发现，那个长绒地毯似的奶妈，那个为缓和做父母带来的冲击而存在的奶妈是富人们的独有特权。其他的育儿方式似乎全都按照公共电话亭的原理工作。你将硬币投入投币口，如果钱用完了，通话就会突然被粗鲁地切断。我认识的人当中，这种最基本的自由仿制品被用于精确覆盖父母上班的那段时间。临时保姆被请来覆盖不重要的时间段—夜间—此时，孩子已睡着，大人则被困在房里。这两个时段的间歇期似乎归你自己负责。我只认识一对夫妇将托管孩子的时段也扩展到了周末：他们富有且冷淡。

到目前为止，我同临时保姆打交道的经历可谓悲喜交加。我女儿睡着的时候并不知道我正在调兵遣将，找来一个冒牌货偷偷顶替我几小时，这时候临时保姆便上场了。通常我会跟这位保姆坐在一起聊一聊我的女儿，聊一聊她醒来的时候该做些什么，再聊一聊照顾她的方方面面。这些预防措施如同飞机上例行公事给出的安全常识演示一样，明显毫无意义：基本可以确定它们派上用场的情况不会出现；若真的出现了，那意味着灾难发生，超出了它们的救援能力。尽管如此，我还是很乐于跟保姆聊天。聊天可以缓解孤独，仿佛在临时保姆的内心，我邂逅了一个与我志趣相投之人，在照顾孩子的这几个小时中，这人可以理解扮演我这个角色到底是种什么滋味。我有时候似乎特别享受聊天，以至于压根儿就不打算外出。“她会没事的。”保姆常这么说，说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这句话充分渗透到我的意识中，提醒我该离开了。离开后，我会反复打电话。“她很好。”保姆说。我发誓半小时后会再打电话，会早点回家。回到家后，我跑去凝视着在婴儿车中熟睡的她；在我看来，睡着的她像是知晓了一切，很神秘，又像受了点轻伤，经历了很多我未参与其中的事情，仿佛她刚从大学回来，或是从环球旅行中回来。

有时候，与临时保姆的会面让我觉得在我女儿醒着的时候找个人照顾她一段时间也是有可能的。想到这一点，我满是解脱与愉悦之情，也有点怀疑：首先，我不相信存在这种可能性；其次，我不相信自己之前没利用过这一点，也不相信自己眼下没在利用它。我本能地走向电话—仿佛某个善人正等在电话的那一边，她会主动派一个人过来—傻傻地站在电话旁，手里还拿着听筒。我该打给谁？我该如何开始我的搜索？我考虑的人选不会出现在电话号码簿里，而是身处天使组成的唱诗班之中，或是儿童故事书中。她聪明、能干、善良、忠诚。她的薪水不高，符合行业标准，工作时间很灵活。她不存在于尘世间，可每天早晨却会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一边安慰我，一边从我手中把宝宝接过去，擦去我的眼泪，然后说：你放心地走吧，好好玩，我们会度过一段美好时光的，对吧？她是我那矛盾自我的投射。我从不想离开我的女儿，但令人悲哀的是：若不离开女儿，那我就永远没法做别的事了。因此她解决了这个问题。唯一让这个不幸的事实被人接受的办法就是掩饰其本质。把孩子交给别人并非玩忽职守，而是礼貌且合乎逻辑的让步，是心甘情愿的投降。

我有个朋友认识一个叫罗莎的女人，那女人有时帮忙打扫她的房间。罗莎来自西班牙，正在攒钱，准备移民去美国，所以需要工作。我问那个朋友，罗莎能不能照顾我女儿。她谨慎地回应，说她觉得罗莎不行。她承认有一两次曾把自己的孩子留给罗莎，却对罗莎感到失望。她老练地未列出自己感到失望的具体原因，我对她所说的印象很模糊，并不具体，我的热情轻而易举地压倒了这个印象。罗莎是个矮个子女人，像小鸟一样小巧且紧张。她说，她骑自行车在伦敦到处转悠，踏板踩得飞快，是为了信守承诺，这些承诺日复一日地在一座不稳固的塔里堆积起来，因为她最近失去了自己所有的存款，差不多有1万镑，这些钱被一个似乎是骗子的人拿走了，这骗子主动要帮她投资。如今为了弥补这笔损失，她被迫承担了比她实际能承受的负荷还要大的工作。她告诉我，她在西班牙北部的一个农场长大，和自己的兄弟姐妹肆意妄为。在这段无忧无虑的时期，她过得很开心。从那以后，她似乎发现了这世界很是令人失望。她和一个男人在瑞士生活了好些年。如今她和她一个做美发师的妹妹住在伦敦东南部的一间政府廉租公寓里。

我为罗莎感到难过，同时觉得我的需求与她的需求有相同之处：她对钱的需求和我对时间的需求一样无止境，而且很明显，这两者完美匹配。我同她就工作时间安排达成了协议。约好的那一天下着雨，天色很暗。女儿和我等待着罗莎，紧张得像那些在机场接机的人。一个小时后，电话铃响了起来。是罗莎打来的，她在雨中周旋了很久，就是找不到我们的房子。我给她指路。她在电话里向我道歉，可到达时却很愤怒。她咒骂着英国的天气。她也咒骂着我们的房子，说它太难找了。她没有跟我女儿打招呼，我女儿躺在我怀里，眼里满是惊恐。一个死结卡在了我胸中，让我觉得不适，我有强烈的预感，觉得自己有了麻烦，做错了事。我给罗莎倒了咖啡和茶，接过她淋湿的衣物；可在这些帮助的背后，我突然意识到我被囚禁在了自己的房里，被一个陌生人挟持做了人质，而我必须想办法说服她离开我家。我女儿哭了起来。我同她一起坐了下来，喂了她一瓶奶。罗莎问我她能否在房子里到处看看，无助的我只能同意。她消失了很久。我听见她上了楼，慢慢地走来走去。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恐惧感，以至于我的思绪飘散，大脑陷入空白。这一插曲让我若有所思，因此罗莎突然再次出现在门口时，我吓了一跳，仿佛我忘记了她在房里似的。真不错，她温和地说。我开始说话，没头没脑地胡说八道，问她问题。她告诉我，她和兄弟姐妹以前经常用杀死家中花园的蜂巢里的蜜蜂来打发时间，用小刀把它们碾碎。她还跟我聊到了她的雇主，他们脏兮兮的家，他们令人讨厌的习惯。她问我是否赚了很多钱。我女儿睡得很熟，非常踏实，于是我把她放进了婴儿车。我尖声说道，罗莎，很抱歉，我们改变计划了。我告诉她我们准备搬家，准备出国，突然被派到别处去了。我主动提出把她今天的工资结了。我不断道歉。令我惊讶的是，她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这个说法，然后离开了。

失败过一次后，我花了一段时间才再次力求获得解脱。不久后，一个朋友推荐了西莉亚，这个巴西女人目前每天下午在接受教师资格培训，希望早上工作。西莉亚满载赞誉而来。她曾照料过我朋友的孩子，而且照料得很好。她同小宝宝相处得很好，也能善待大一些的孩子。带孩子出去散步时，她会把写着孩子住址和电话号码的小纸条放在他们兜里，以防他们走丢。这种预防措施让我有些不安，但我还是决定相信我朋友的话。西莉亚个头很大，很温柔，有一头长长的黑发。为了跟男友在一起，她十年前来到了英格兰，两人关系破裂后，她留了下来。她热切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境况。她梦想成为一名小学教师，她一直怀有这个梦想，但因为根深蒂固的口音而难以实现，不论上多少课，她都没办法抹掉口音。西莉亚的口中满是自己为了生存而做的斗争：她是人们无情说起的受害者，既受自己之害，也受他人之害。噩运对她纠缠不清，她的路上总有陷阱。她头痛还患有抑郁症，对恶劣天气与黑暗的反应剧烈。兼职工作不太体面，使她饱受打击。有个雇主曾不停地让她用吸尘器清扫楼梯，导致她后背受伤。另一个雇主则非让她花好几个小时去熨他一大堆的花衬衫，监督她检查衬衣的褶边和袖口部分，然后让她再熨。她在一家小商店里上过班，被人指控行窃，并威胁要把她送交给警察。她有些不自信，沮丧地倾向于认命，这让她无法让人相信自己是清白的。西莉亚来到我家，开出的条件是，只要她愿意，她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比方说她要回巴西，比方说她找到了一份当老师的工作，又比方说她的电脑课程出乎意料地效果显著。与此同时，她把我女儿放在厨房地上的一张小地毯上，用葡萄牙语轻声对她说话，在她眼前晃动着一个玩具，如同催眠师用的挂件一样。

在楼上，我与自由重逢，虽然我异常渴望这场重逢，但它依旧让人感到恐慌与不满，这不仅因为我那在楼下毯子上的女儿对我有巨大的吸引力，以至于每隔几分钟，我就会走出书房，坐在楼梯上留神听着她是否表现出痛苦的迹象。我们的分开有些残忍，这种氛围让我想起了过去一些身不由己的不快经历：周日晚上将要返回寄宿学校的氛围，考试，打针，手术，被拒绝，不受人喜欢，受到惩罚。还有新近忆起的一些痛苦，这些成人之痛源于不快乐，也源于某些你不希望却还是发生的事。曾几何时，我有一部分生活不包含女儿，与她也无直接关系，而如今，它注定充满了这种我既熟悉又痛恨的黑暗时刻；这种时刻注定会增多，影响范围也越来越广，仿佛给我的幸福挖了一个地下坟墓，而我已宣誓将幸福永远拒之门外。这件事让我既惊讶又沮丧。我有时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下楼去厨房，我女儿看到我以后有时候会哭，她的眼里满是困惑与哀求。我对自己能结束我们两人共同痛苦的能力感到困扰。我没能这么做，对此我很是苦恼，鉴于我把大多数昂贵的时间都花在了担心楼下的情况上。

西莉亚没通过英语考试，因此陷入了低谷。她开始迟到，或者干脆不来，并且打电话编造一些借口，例如头疼或错过了公交。我已经接了一些工作，某一次，西莉亚再次在最后关头放了我的鸽子，有一份稿子的交稿时间只剩下45分钟，我只好坐在电脑前疯狂地打字，而我女儿则躺在书房的地板上哭着。她后来还是来了，但沉默且郁闷，她走路的样子仿佛每走一步都会觉得疼，她两眼闪烁，满是不快。她承认与她有密切关系的某个男子对她很不好。我女儿也看穿了我们的小诡计。她从西莉亚的满脸愁容中读到她即将被抛弃的预兆，因此挣扎着想要阻止此事发生。我从楼上都能听到她那塞壬女妖般的哭声，偶尔我会从西莉亚悦耳的说话声中听出紧张、绝望的音符来，也能听到她疯狂地把婴儿车的铰链弄得嘎吱作响，那是因为她急着想哄我女儿入睡。有一天，她告诉我她准备修一门新课程，因此一周只能来两小时。我们达成共识，我不得不找个人来替她。

一天晚上，我无所事事地快速换着台，突然间，我发现自己专注地看起了一个放了一半的纪录片，它讲的是富有的美国家庭主妇遇到的一些难题。一个脸晒得黝黑、做了一个看起来很贵的头发的女人坐在一张皮沙发上，她正诉说着她孩子保姆的种种毛病。观众可以在背景处瞥见那个保姆，能模糊地看见她深色的皮肤，她低着头，正把玩具放进盒子里。观众发现她是个秘鲁人，离开了她的四个孩子来到美国，想要赚足够的钱来抚养他们。她一年见孩子一到两次。那女人说，我跟你说，玛丽亚对我的孩子们特别好，可我有时候有种感觉，觉得她，怎么说呢，对他们有点太好了。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也许她很想自己的孩子，我也知道你不能，呃，不能阻止她去碰我的孩子，可他们终归不是她的孩子，你懂吧？比方说，几天前我在泳池里，玛丽亚和我女儿在热水浴缸里，她把我女儿放在腿上，我跟你说，当时我就在想，把她放下来，她知道怎么坐在浴缸里！她生气地捋了捋她那完美无缺的头发。

我在当地的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一个男人打来了电话，对此我感到很惊讶。他叫斯蒂芬。斯洛文尼亚人。他20岁，曾在伦敦花了一年时间帮别人做家务活以换取食宿。目前他正在大学念博士，可还是需要一份兼职工作。我请他来我家聊一聊。他很瘦小，人很机灵，打扮和举止像一个会计。他提着一个公文包，说起英语来有贵族派头，其中掺杂着大量刺耳的东欧元素。我给他倒了一杯酒，又递给他一根烟，他都接受了，然后我们坐到了花园里。他很享受自己帮别人做家务活以换取食宿的经历。他喜欢做饭和收拾房子。他热爱他工作过的那个家庭：他告诉我，那一家的孩子很可爱。他仍然会跟那一家的父母见面，他们甚至在会面的晚上会顺便共进晚餐。他出示了一份他们写的推荐信：信写得非常热情洋溢。斯蒂芬去那一家工作时，他们最小的孩子才四个月大。斯蒂芬说，那孩子很特别，很聪明。他一边摇着头，一边笑着，仿佛无法用语言去形容那孩子的魅力。我问了问他读博士的情况。听起来他正在研究通往伦敦机场的运输路线。这个过程中，我女儿牢牢地坐在我腿上。跟她相处时，斯蒂芬很礼貌，但也不动声色，仿佛他俩是生意上的伙伴。不管怎样，她看起来对斯蒂芬的行为没什么感觉。我们商量好他下周起开始照顾我女儿。

接下来的几天，电话响了又响。每次我拿起电话都能听到不同女人的声音，它们有的年轻，有的沧桑；有的显得苦楚，有的满怀希望，有的绝望，有的则既快乐又迷糊，仿佛她们不知道打电话是为了应聘某个职位还是为了买一块二手熨衣板，而且她们也不在乎。我不断地说我们已经有了人选了，很抱歉。这些会谈很不公正，让人感到内疚，缺乏爱与关怀。它们的表象之下有一种残酷，事关金钱与生存。对我来说，我以这种方式来换取我女儿的生活，这实在不可思议；同样不可思议的是，由于出生，她制造了一个问题，可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我太过随意，又因害怕而太过无能为力。斯蒂芬如期而至，熨起衣服来。他问我是否能够晚点去采购，以及我们晚餐想吃什么。我们想吃卷心菜吗？他有一叠食谱，以备不时之需。我们说话时电话响了，于是我把女儿交给了他。他的表情有些恐慌。他抱着她，就像抱着一个小型炸弹。我放下电话时，他把女儿又交给了我。我觉得有必要立即采取行动。我无所事事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必须去工作。我把女儿放在沙发上，离斯蒂芬两英尺远，他站着，手上拿着熨斗，然后离开了房间。我在楼梯上偷听，只听见楼下沉默了好久。不久后，我听到了某种咯咯声，就像人们赶马的时候会发出的那种声音一样。我女儿嘟囔起来，咯咯声也随即变大。不久后她哭了起来。别哭，我听到斯蒂芬活泼地说着，别哭嘛，宝宝。我回到楼下。我女儿还躺在我把她放在沙发上的位置，她正在尖声大叫，斯蒂芬正在她头顶上安慰性地手舞足蹈，仿佛她释放出来的热量很强，让他没办法靠得太近。你得把她抱起来，我解释道。我感到极度疲惫。

斯蒂芬很快便卓有成效地整理出了一系列料理家务的办法：他给家具打蜡，除尘，把食品柜塞满。他有种豪宅管家的风范，既细心，又谨慎。厨房里弥漫着一股衣服煮熟后的卷心菜味。他偶尔会推着婴儿车带我女儿去散步。我嘱咐他，要是我女儿哭了就带她回家，他谨遵我的嘱咐，很快便回来了。女儿又完整地交到了我手里，仿佛她体型过于庞大，无法送出，又仿佛她很难对付。我明显觉得她所受的待遇远不如斯蒂芬先前照料的那个很讨他喜爱的孩子。我告诉斯蒂芬，非常抱歉，可我们必须找一个能照看孩子的人。他颇有风度地接受了被解雇的事实。第二天他又来了，按下了门铃。他跟我说，他的室友让他相信他被炒鱿鱼这件事不公平，应该获得补偿。我冷冷地问他想要什么样的补偿。他说，通常是补一个月的工资。我给了他一个星期的工资。他拿了钱就走了，很明显他觉得很难跟我继续聊下去。

最近几周时间里，我女儿的眼睛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那双眼睛乌黑且明亮，一直盯着我不放，在此过程中，照管她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他们有不同故事，特定的身材与气息，以及难以形容的气质。她隔着一条鸿沟看着我，它源自我的生活，我亲手将它置于我和她之间。我从她的眼里看到了困惑，以及认可和证明她很勇敢的某种证据。她曾稍做努力，想让这一安排见效。我知道，如果我逼她，她会接受我给她的一切，可是我从没有耐心，也没做出最大的牺牲，这牺牲源自我真诚地保证过这种做法会产生预期效果。我也发现，我曾赎回的那些时间遭到了损坏，成了二手货。它们受了限制，让人不太满意；这些时间疯狂地嘀嗒作响，响声会被人听到。度过这些时间就如同生活在出租车里。在这些时间里工作已然足够困难，享乐，或连休息都毫无可能。我无法让我的世界与用我女儿肉体深深印上的空间—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融为一体。此外，我清楚地告诉她一个事实：我认为抛弃她不可理喻，她的种种抗议合乎情理。如此看来，我并未做好准备让她去爱别人。

某日深夜，电话响了。是罗莎打来的。她打电话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我们待她有多差。她说，你们这种人哪，开的工资简直像在打发奴隶一样。明明你们这么有钱，明明我们干的活就像奴隶干的一样，你们居然还只给我们这么点工资。你太恶心了。你的房子也恶心。她要求我用钱来补偿她。参观我的房子时，她在我桌上看到了一张大额支票。我做过什么，凭什么就能拿这么多钱？成天像奴隶一样工作的可是她啊。她像连珠炮似的不断抱怨着，语言很粗俗，也很歇斯底里。她咒骂，责难。我把电话听筒拿得离耳朵远远的，透过深色的窗玻璃看着外面的伦敦，看着夜色。我再次拿起电话时，她还在说着。你这个女人太可怕了，她说。然后她挂掉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