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城里搬到了某个大学城，人们住在那里是为了忘掉世界上还存在着别的地方。这里几乎没有犯罪，没有混乱，没有汽车，没有噪声，没有尘埃，也没有区别。这座大学城与外界保持着安全距离，仿佛它处在某个魔法阵，某条环形公路的庇护之中，以外是一片苔原，那里是没人想要的东西，加油站、交通环岛、工厂、散乱分布的大都市，以及成片的伤痕累累的红土地，那土地上正在新修很多房子。环形公路上不分昼夜地充斥着小汽车和大卡车，它们如同捕食者一般，围绕着这些古老的建筑和铺着鹅卵石的街道。不论身处何地，你都能听到环形公路发出的压抑的吼声，仿佛是大海的怒吼。

我们的房子位于一个住宅区，那里给人一种郊区或草原的感觉。正是从此处，市中心那成排的大房子开始—我倒希望是每隔几英尺—自行分成了诸多房屋，这些房屋很狭窄，让人凭空想到了牧场和城堡。街上满是栅栏的边缘和花园的大门。我们要走的那条路是一条主干道，通往当地的商店，路上的车辆很谨慎，却相当多。很多五十多岁的女性像犁地似的骑着自行车在路上来来往往，她们身体结实，穿着厚凉鞋和花裙子。留着胡子、有着女人般宽阔臀部的男人穿着一身米色衣服，迈着沉重的步伐缓慢经过我家的窗户，遛着条叫个不停的小狗。那些男人沉默，痛苦，与人偶遇会感到局促不安；而那些女人则像责难的暴风雨和旋风那样突袭了那条路，她们在经过时刮起了一阵谴责之风，它呼啸着穿过了门窗的裂缝。她们迅速地看了看我家门前那杂草丛生的草坪和家门外那装着空酒瓶的大货箱。她们踩着自行车，车篮嘎吱作响，穿着夏装，露出她们长着雀斑、白嫩的粗壮胳膊，还向偶尔出现的骑摩托车的人、狗主人或随地乱扔垃圾的人抗议。她们那种女人毫不惧怕嘲笑与非难。她们统治着这块有着宽敞且顺从的街道的古怪飞地，她们的精神主导着那种压抑且适合中年人的艰苦生活。

我见到的其他妈妈似乎都比我老得多。我在伦敦很少在外面遇到带着孩子的人，可这里的商业街上满是这种人。我们的折叠式婴儿车在人行道上闪转腾挪，像跳着小步舞似的。我偶尔会发现自己像个过分拘谨的人，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些一头灰发还挺着个大肚子的女人，还有那些带着一大群小孩、年纪大到足以当奶奶的妈妈。诚然，我之前从没见过这么多孩子，也感受不到性别差异，几乎见不到这些孩子的父亲。餐馆和咖啡馆满是女人，商店和公园也满是女人。偶尔可以在周日一大清早看到男人，他们不自在地推着婴儿车，在空荡荡的街上转来转去，可到了午餐时间，他们又消失了。到处都充满了战争、实验室实验或过去的气氛。骑着自行车的女人维持这里的大街—它们让人感受不到性别差异—的治安，她们穿着粗短的花裙子，胳膊很白也很结实，具有一种奇特且令人不安的少女气质：让人想到尼姑、老处女和未结婚的女儿。她们的精神之母都是一些瘦而结实的女人，她们青筋暴露，一头白发，穿着浅口高跟鞋与深蓝色的百褶裙，长着如同鸟一般瘦削的脸；她们聚集在银行或杂货店外面，一本正经地冷酷地聊着天。

我相信，若我的生活还属于自己，我绝对不会住在这样的地方；虽然住在这种地方就是为了保证这种情况不会发生，让你失去对生活的掌控，并保障不危及公众，我不得不承担起撤离伦敦、放弃过去几年里我那不受约束的欲望所形成的生活方式的责任。我无法告诉你这份责任到底有多重：我无暇，也没有机会去确定它到底有多重。我只知道自己有了孩子之后，这份责任感开始在我心中与日俱增：仿佛因为不满和时不时的痛苦，我再度怀孕。一种被剥夺感与无根感将我控制住，在我心中滋生，这感觉虽只是一种推测，却充满力量；只有我停止庇护并让它苏醒，我才发现这感觉只不过是个幻影，是人造出来的。我再也没办法过以前那种生活了，这个事实让我感到悲痛，我似乎已具体地表达出了这种悲痛之情。我离开是因为觉得我不再属于自己曾经所在的地方。

我一离开，便发现自己的恢复效果很显著。因为做了母亲，一些东西曾遥不可及，而如今，这一切仅受地理因素的阻隔。在家和宝宝共处几小时所带来的孤独同搬到一个没有朋友、不友好的新住处所带来的孤独合并到一起。做母亲很无趣，很单调，受很多限制，会失去很多享受，我们周围就有它的化身。我的生活摆脱了它的重负，将其传递了出去。一天，我不由自主地对我的伴侣说道，想象一下，如果没被困在这个无聊的地方，如果朋友都在你身边，晚上有地方可去，周末有事可做，照顾孩子就会轻松多了。你说的是伦敦吧，他说。

于是，我们在外省的生活很快便有了一种在监狱服刑的感觉，无法确定刑期，因为我们很难向自己承认，也很难向他人承认我们真的犯了错。我认为，犯这种错误也需要讲规矩：得慢慢来，尽管我们的确有一个朋友，他搬出伦敦之后在几天时间内又搬了回来。他会在周六打网球双打，设法将家迁到了英格兰北部，后来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没有错过一场球赛的情况下举家搬了回来。话说回来，一开始，虽说我们的生活哪怕不至于完全没问题，但至少要比错误的生活好忍受得多。正值夏末，在让人怠惰的热浪中，我们每日都在附近的一条河里游泳，那条河很宽阔，像静止不动的丝带，河水蜿蜒地缓慢流经一片大草原，草原上有奶牛和野马在吃草。人们泛舟河上：年长者坐汽艇，喧闹者凑在一起，坐狭长的小船来此处度假，还有人驾驶着小舢板，航行在这条古雅且颇具田园风情的大海般的水道上。有一些男人穿着航行服—时髦的帽子和系在脖子上的手帕，看起来更适合旧金山的夜店。有一些情侣待在装着玻璃窗的密封船舱，你可以瞥见那毫无隐私的船上生活，男子表情严肃地坐着驾驶船只，女子则快速地在船舱里走来走去，要么手里拿着抹布，要么正在喝一杯别人泡好的茶。在河的另一段中，人们正在浓密的绿色水域里用竿撑着方头平底船。人群中大多数是学生和游客，不论是他们爽朗的笑声还是沉默都表明他们的自我意识很强，这一切就像一首毫无新意的田园诗，如同展示一种从《旧地重游》[《旧地重游》（Brideshead Revisited），英国作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1903—1966）的小说。作品从一对少年的友谊入手，描写了伦敦近郊布赖兹赫德庄园一个贵族家庭的生活和命运。]的书页中获取的特权。有一次我看到一群学生在一艘平底船上，男孩们穿着白色的法兰绒衣服，戴着平顶硬草帽，女生们穿着薄得几乎透明的裙子，戴着草帽。有人甚至拿着一只泰迪熊。船上有一个野餐篮，还有一个留声机，从留声机里传来了埃迪特·皮亚芙[埃迪特·皮亚芙（Edith Piaf，1915—1963），20世纪上半叶法国最著名也是最受爱戴的女歌手，代表作有《玫瑰人生》（La Vie en Rose）、《爱的赞礼》（Hymne à l’amour）等。]的歌声，歌声很响亮，曲调有些失真。他们举着香槟杯。从其他平底船旁边经过时，一个男孩向其他的船只晃了晃酒瓶。他们这群人真奇怪，不太适合他们那种不自然的享乐主义：男孩脸上很多粉刺，鼻子很尖，女孩又矮又胖，戴着眼镜。他们的狂欢有种不确定性，看起来不太得当，近似于误用。我为他们感到难为情，可一连好几个月，他们那做作的郊游都在我心中挥之不去，如同一个无法消除的警告。

时光缓缓流逝，夏天过了是秋天。当白昼渐渐变短，开始下起雨来，我女儿学会了爬行，后来又学会了站立。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她的成长并未呈现出一种令人欣喜的形式，并未愉快地从婴儿时代四肢无力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与之相反，她成长缓慢，让人感到沮丧。看她就像是看一部倒放的电影。她的身体受到一股无形力量的折磨，让她不断地爬起后又跌倒，并且让她如同溺水者那样挣扎着，竭尽所能地去扶住椅腿或桌面。仿佛她正努力摆脱流沙。她所做的努力让我紧张到头疼。在无保护的情况下，即使离开她一分钟也很危险，她体内的冲动，就像深不可测的沙漏里流出的沙，又像是时间：它如溪流般从她身上流出，不断流淌，我们必须努力去引导与控制，当打电话或有人敲门时，因为我们的一时疏忽，溪流就会危险地溢出。我想起来，我曾不经意间听到别的父母说她动个不停或是她一直在动之类的话，并仔细思考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一瞬间的分心就会导致我女儿慢慢地爬到楼梯顶上，拉扯着有可能让水壶或是电熨斗砸到她的电线，或钻进垃圾堆里。她以农民收割庄稼的速度扯开唱片套，把装在信封里的信件撕成碎片。她把自己对准装了漂白剂的瓶子或是装着热茶的杯子，在房间里滚来滚去，就像一个缓慢但致命的导弹，只有在有人走过去挡在她和她的目标中间时，她才会改变自己的路线。突然间，我们的生活就像一出紧张的戏剧，身处其中的我们争分夺秒地拆掉这颗炸弹。我们一下子成了时间的奴隶，我们把女儿留在厨房，以便更有效地阻止她发出嘀嗒声，压制住她的破坏力。只有在睡眠将她击败、让她无法正常运作时，那嘀嗒声才会停止。快速且无声流过的间歇期如同洪水一样冲刷着我们，在我们刚来得及读书和聊天时这些乐趣就被迅速夺走了。

照料孩子这件事的核心是不守规矩，它也有一种持续性危机的特质。我发现自己做母亲时缺乏军事化管理，凭借这种方式，可以接近这一核心。我可不是随便用的“军事化”这个词：若你想征召加入正统的父母世界，你要懂得自我克制，要有服从精神，要喜欢单调划一的生活，这些都是这个词必需的。在我们如今居住的这座小镇上，人们深谙此道。这座小镇的居住空间正好与好妈妈“相配”。我开始明白，这就是这么多妈妈住在这儿的原因。你在这里可以摆脱外界生活的种种折磨与诱惑，摆脱酒吧、电影院和售卖不实用鞋子的商店。这里的餐馆里有轻便椅和更衣室，公交车的车门宽敞，车上有婴儿车放置点。大学静默，这块飞地享有特权，被男性统治，这个崇高的场所将平静地继续存在下去。等级制度恰如其分，规定了从低到高的方方面面。

一位社区保健员在家里战场般的厨房里拜访了我们。她拿出一捆宣传单页，周到地将它们摆在桌上以方便我学习，与此同时，宝宝在她身后抢劫了她的手提包，她却没发现。你带她去过婴儿学步小组吗？保健员问。没有。如同接种疫苗和母婴诊所一样，这一概念给我灌输了一种与管理有关的深深的恐惧。我把宝宝带到商店去，我在那里试衣服；我也把宝宝带到中心区的咖啡馆去，那里坐满了学生，因为抽烟而烟雾缭绕；我带她去崎岖不平的田野间散步，婴儿车在那陷入了泥泞；我带她去伦敦，她在那里嘈杂的餐馆里和堵车的时候都哭得声嘶力竭。保健员拿出一张打印出来的名单，上面列出了我们附近的学步小组。她说，跟其他妈妈见面有好处。你可以聊天，你愿意的话，甚至还能来上一杯咖啡。我感到自己应该为这种低级建议感恩戴德。事实上，我独自喝了一杯又一杯的浓咖啡，在我女儿睡觉时在花园里抽烟。我会考虑的，我说。我猜，让她去见见其他宝宝对她会有好处。据我所知，我女儿认为自己独一无二。我担心她知道真相后会很震惊。

厨房的瓷砖地面很硬。我们铺了地毯，可就算如此，我女儿的头每天都会磕上好几次。她常费力地站起来，一般站上10或15分钟，然后直挺挺地慢慢向后倒，像一棵被砍倒的树。这一过程会持续好几秒钟，在此期间，不论谁跟她在一起，都会向她冲过去，偶尔还会像棒球手一样，做出俯冲或侧滑的动作，猛冲向垒包，甚至还会拿着垫子，冲向她头部即将触地的位置。在她着地的那一刻，在场者会愣住，因为听到她的头盖骨撞击地面的声音而保持一种震惊或抗议的姿势。她的冒险故事在我们生活的背景中不断上演，如同一出广播节目。我们有时会留意这些故事，有时则不会，可某种小型探索一直进行着，楼梯被攀登，橱柜遭到仔细检查，物体的性质得到了科学分析。疼痛让她有了一些韧劲，让她领略到故作勇敢的精髓，这让她不愿承认失败或悲痛。我偶尔会留意到家里过于安静，于是抬起头，发现她正坚强地抓着橱柜的门或椅子的横档—她的脚被卡在了横档之中。物质世界是她永不停息的敌人，是她的荒野。这世界不够稳定，不可预测，她得冒一些风险。一天，她费力地站到了她那把笨重的木质高脚餐椅的横档上，餐椅直接砸到了她身上。她后背硬生生地摔在了地面上，高塔般的餐椅直接压在了她身上，我在门口目睹了这一幕，但由于离得太远而无能为力。她的头猛地磕在了地面上。几秒钟之后，高脚餐椅上突出来的木托盘如重锤一般猛地撞到了她的额头。我抱起她冲到了街上。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仿佛我准备放弃她，或向外界呼吁去保障她的安全。她额头中间有一处压痕，因为擦伤有些发黄，我每次看到它都感到惭愧。

一天早上，我在厨房的桌子下面找到了保健员的那张清单。那份单子告诉我，15分钟后某个婴儿学步小组将在几条街之外的某个教堂的大厅集合。我们穿上大衣，沿着低矮的灰色天空下正刮着风的人行道走，在周中早上急匆匆地通过某个不可预测的郊区中心地带，穿过无足轻重以及无人居住的平坦地带，对全世界人而言，我们似乎急着赶火车，或是急着要赴一场令人兴奋的约会。那个大厅只有一层，装修得很现代，靠着一座哥特式教堂的一侧而建。大厅里，空椅子被有条不紊地摆成了一个圈，围绕在一个由玩具组成的整洁的微型景观周围。我们到得最早。一个忙碌且紧张、脖子上戴着银色十字架的女人让我们把名字写在贴纸上，然后贴在我们的衣服上。我们无所事事地站着，既害羞又痛苦，仿佛参加派对的人。那女人问我是否第一次来，我说是的。我女儿果断动身去拿那些玩具，并挪开了其中一把椅子。她拿起一顶塑料的消防员头盔戴到了自己头上。我不知道她们会不会都来，那个女人焦虑地向我吐露。我不该指望她们会来的。你也知道，已经放假了。我问是什么假。她提到了一个昂贵的私立学校的名字，那学校修剪整齐的运动场与我们的花园相邻。我很好奇这些假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随后意识到与我无关。她说，所以你看，这周的效果可能不太好。好吧，我说。过了一会儿，她问我是否在这里住了很久。只住了几周时间，我答道。你先生在这里的大学工作吗？她问。

其他女士陆续抵达。透过窗子，我看到她们推着折叠式婴儿车走了过来。组织者用真假嗓音交替着说“你—好”，一边热情地微笑，“你—好”。她四处奔走，派发贴纸。我女儿帽子下的那张脸显得有些阴沉，她的行为举止看起来有些自命不凡。她像个权威似的照看着那些玩具。不久，看到我独自一人坐着，她便过来将一只带着轮子、眼睛疯狂旋转的塑料龟舒适地放在了我腿上。一旦从婴儿车里解放，其他孩子便走向了放玩具的区域，就像那些到达工作场所开始忙个不停的人。一个小男孩走近了我女儿并沉默地站在了她的面前，直到她放弃了手中那只蓝色的玩具泰迪熊。她貌似非常清楚正在发生些什么，比我所了解得还要清楚。我有好几周都没跟家人以外的人聊过天了，我现在貌似正饱受图雷特氏综合征[图雷特氏综合征（Tourette’s syndrome），指频繁的运动性抽动和声带抽动，是一种遗传性的神经内科疾病。]的折磨。一位女士问我觉得我们住的这片地区怎么样，我不由自主地开始连篇累牍地斥责起这个地区来，而且很明显，我没办法长话短说，这让我感到担忧。我看见了她那张忧虑的脸和那双难以置信的眼睛，仿佛我们之间隔着很远的距离。那，你是干什么的？我突然问道。这貌似只会让局面更加糟糕。茱莉亚的蛋糕特别棒，在她旁边的另一位女士顿了顿，然后告诉我。是吗？我过于欢快地问了问。我总觉得自己很想做个糕点师。你做这个赚到过钱吗？那两位女士面面相觑，像女学生一样。你老公是做什么的？有人问我。接着我看了看我女儿，这时我发现一个头发散乱、有一双斗鸡眼的孩子正抓着她那厚厚的红色卷发，把她的脑袋不断往地板撞去。科迪莉亚！那孩子的母亲心烦意乱地用颤音喊道。科迪莉亚！组织者这时正端着杯子和盘子，它们在她颤抖的手中发出了巨大的碰撞声。壶里的水开了，冒着蒸汽。她在房间内四处走动，小心谨慎转向谈话的人群，向她们走去。咖啡，她看起来像是在冲着每个人说悄悄话，却又故意让旁人听到，仿佛她打搅了重要的会面。不远处，科迪莉亚的母亲正在讨论她的坏习惯。她怜爱地说，每当看到黑人，她女儿就会突然大哭起来！这真是太尴尬了，她压过别人的笑声补充了一句。很明显，她，有点吓着了。她们同情地点点头，一边笑一边把手放在嘴前。要咖啡吗？组织者在我耳旁悄悄问道。

在咖啡桌旁，一个上围异常丰满，有着头盔一样、野兽一般的灰色头发的大块头女子问我有几个孩子。一个，我说。她貌似对这个数量感到失望。好吧，她说，我肯定你还会生的。我很快便意识到她也是典型的当地人，在过去的几周里，我在诊所、商店耳闻目睹过无数次这种人。住到这里前，我们在找房子时曾经遇到过一个这样的女人，我们去看过她那栋衰败的房子。我们按响门铃时，她突然出现，穿得像一个女居士一样，肆意地环顾着四周。他们在哪儿？她大声问道。谁们？我们有些困惑地问道。孩子们啊！她答道。孩子们在哪儿？我有五个孩子，正站在我面前的那个女人实事求是地陈述着。你会发现这事儿越变越简单。她告诉我她8岁的女儿准备去法国参加一个交换项目。天啊，这么小就一个人外出吗？我说。她要去多久？一年，那女人轻松活泼地说。所以少了一个要操心的。她担心地看着我。我说“这事儿的确越变越简单”时，就是这么个意思。我看我女儿正一个人站在房间中间。她看起来有些困惑。组织者用她的勺子敲了敲她的咖啡杯。女士们！她大声说道。女士们！我想是时候唱几首歌了，你们意下如何？我这时才头一次意识到房间里有个男人。他戴着厚厚的眼镜，头发狂野地竖了起来，仿佛正被处以电刑。他自个儿坐着。一个胖胖的小女孩安静地紧紧抓着他的膝盖。

我们都坐在椅子上，坐成了一个圈，孩子坐在我们腿上。组织者将自己置于中心。她手里拿着一只玩具泰迪熊，这泰迪熊不像我最初想象的是用来替代孩子的，而是作为一种女童子军式领导力的象征。跟几乎不认识的人一起唱歌，这件事似乎相当亲密，可至少比聊天更合我意。我们一开始唱的是《车轮转啊转》，这是一首赞美公共交通的歌曲，除我之外，人人都知道歌词和与之相配合的手部动作。接下来是《一闪一闪小星星》。我唱得很开心，同时发现幼稚的歌词里有些深奥且宽恕人的东西。我紧紧抱着女儿温暖的小身躯。在这样的时刻，她与世界有时会忘掉他们的纷争，聚集在一起让我确信自己能保护她、把她据为己有、照顾她。她在我怀里挣扎，我把她放下来。她专心致志、东倒西歪地走过地板，从组织者手中夺走了那只玩具泰迪熊。我四处寻找着那个男人，发现他已经走了。划呀划呀？组织者对人群说道。大家和声表示认可。我知道这首歌的调子，可我很快发现，歌词变了。

划呀划呀划小船

顺着溪流缓缓漂

若你看见了鳄鱼

请别忘了大声叫

最后一句歌词唱完之后，大家一起尖叫了起来，音调不至于高到吓着孩子。我们不久便离开那座小镇搬到了别处去。很快，我们在那儿的记忆便渐渐消失了，只留下一种如梦似的奇特体验。虽然她从未学会那首歌，但我女儿很爱伴随着歌曲的那声尖叫。虽然她发出的吹笛子似的声音不太合群，我还是很欣赏她在理解歌词的点睛之处以及事物的核心上的能力。每当唱那些歌词，喜悦便会出现在她脸上，她总会记起那一幕，并尖叫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