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女儿的生日和另一个纪念日是同一天：我已经有一年没睡过一个不被打扰的觉了。我仔细思考这一事实，就像因为某种令人费解的官僚主义的阴谋而一直流亡他国的人，官方再三承诺，明天或下周就会下发护照、车票和公文，届时他们就能回家了；要知道，那一年的每一晚，我都由衷地相信自己将重获睡眠。我的希望化为泡影，不堪一击。我渴望隐私与独处，渴望呼吸来自白日的肺部—黑夜—的氧气。可事与愿违，黑夜是白日那令人绝望的必然结果，是无人居住的连续统一体，我在此处值勤，如同一个保安看守着一座其居民早已离开的建筑。

我确信此事绝不寻常。我怀疑自己出了问题：力量、身份、意图上。我记得做妈妈之前，我听说过“支离破碎的夜晚”这种现象，也记得提到有关婴儿专横暴虐的种种例子时，我能感受到青春活力顺从自己的意志展示出的那股子耀武扬威劲儿。我曾对—我希望我只对—自己说，若我有了孩子，我不会让那种事发生。当听说孩子在父母头上作威作福的种种法子时，我渴望粉碎这种特权，拒绝孩子的要求，这种奇怪的渴望困扰着我。如今在讲述自己晚上的遭遇时，我偶尔也会在别人身上看到这种渴望。他们的愿望很原始，希望如我一样残酷，希望我能够打破那些小家伙的控制，继而粉碎他们的希望、乐观和喧闹的纯真。也许孩子们期待做一些我们自己再也不敢做的事；又或许，虽然我们无法证明，却深信自己那些寂寞而漫长的夜晚从未得到如此满怀爱意的关怀；正如当时的文学忠告的那样，我们无所依靠，只能哭泣。

我记得睡眠离我而去的那一晚。那是在医院。当时我没有任何疑虑。几小时前我生了一个宝宝。人们来来往往，有人送来了花。黑夜降临。一会儿就差不多10点半了，该睡觉了。我用毯子把宝宝裹了起来，仿佛它是我刚买来的，是一件我在早上会拆开包装再看一眼的礼物。我睡了。过了一会儿我又醒了过来，惊讶地发现持续响彻病房里的可怕哭声来自“我”，就像人们如今谈论自己的手机时一样。在夜深人静中，我新买的这个宝贝突然发出巨响，如同某个我不知如何关掉的闹钟。其他女性神秘的身体开始在床上辗转反侧，像被拴在睡眠港湾里的小船，在噪声的波浪中晃荡。不久后，有人发出了指责的啧啧声。前一晚，就在同一间病房，在同样的环境中，我也发出了啧啧声。这会儿我并没这么做。我头一次感到处在责任的聚光灯下着实让人难堪，这刺眼的光在黑暗中令人不快。从那时起，我一闭上眼便能料到，再次睁眼时我还会看到那道光，那不是幸福的白昼之光，而是一次显灵，一个鬼怪，一张传唤你去不受法律约束的秘密黑夜世界的传票。睡眠像一只大熊，柔软且温暖，警惕地守卫着无意识，它打着呵欠翻滚而去，轻快地离开，似乎再也不会回来。我把玩具熊和其他东西放到女儿的婴儿床里，仿佛暗示着我知道一些她不知道的，与舒适、安全和睡眠有关的东西，可玩具熊那缺乏情感的玻璃眼睛却对我们晚上的大戏视而不见。没有睡眠的献祭，黑暗被自己神秘的恐惧重新武装起来。我无法装作自己感受不到这种恐惧，事到如今，若我女儿确实在睡着时没看见这些处于白昼之间的凶险深渊，我会感到惊讶；我儿时便恐惧这些深渊，如今这种恐惧又被我女儿的恐惧再度激发。我们家不得安宁，我也不知如何、不知去哪儿找回这种安宁。

在我女儿出生的头几个月，我觉得自己的疲惫是一种身体上的休克。活力的弹簧若没有机会在夜晚回弹，就会觉得它在我胸中越拧越紧，让我那些自然的紧张情绪偏离正轨，将它们集中到一起，使得压力陡增，让人愈发疲惫。早上，我会从床上坐起来，觉得房间摇晃不定、斜向一侧，然后把一只手放在脸上，搜寻自己毁容的证据：也许有一条眉毛从我脸颊上滑落了下来，有一只疯狂的耳朵胡乱堆在了我额头上，又或是我头盖骨背后的一条缝裂开了。白昼有时是黏糊糊的泥潭，需要费时费力才能跨越它，空气成了不适合呼吸的胶水。它有时又是未受束缚、快速穿越天空的狂暴云朵，我永远无法立足。宝宝有一两次连着睡了五六个小时，这时我总是醒着，觉得仿佛自己被拳头猛击过。我开始用一种古怪的咬舌方式说话，每天好几次用手捂着嘴，确保舌头没从嘴里伸出来。

渐渐地，白昼与黑夜的差别完全消失。我深受白日梦以及幻觉的折磨，有时会想起一些从未发生的对话，有时则会透过窗子或在角落里看到奇怪的生物，我脑子里一直嗡嗡作响，这可恨的声音离我很远，仿佛有人打开了隔壁房间的电视机却一直没关上。在夜里，我有了一次特别凶险的接待访客的体验：我有了第二个孩子，它占据我的梦境，难以伺候，让我无暇顾及第一个。第二个孩子哭了起来，然后我喂它；第一个孩子也哭了起来，这时，我在黑暗中口齿不清地告知世人，我无法喂第一个孩子，因为我忙着喂第二个孩子。醒来时我吓了一跳，确信自己翻身压在了第二个孩子身上，让它透不过气，或疯狂地用一只手去彻底搜查床旁边的地上，确信它离开了，而真实存在的宝宝则在她的摇篮里继续睡着。

时间继续流逝，这种充满细节的恐惧感逐渐消失，混乱的夜晚开始因为失眠而变得清晰起来。我的内心更加勇敢，神经更加敏锐。宝宝继续每晚醒来三到四次，每一次我都做好准备，士兵一样训练有素且保持警惕。我似乎已不再在间歇期睡觉，只是安静地休息着，如同某个四处流浪、勇敢强悍、远离故乡的传奇人物。我这辈子所积攒的睡眠存量已被耗尽。我靠空气与肾上腺素过日子。水银流过我的血管。我想知道，自从很久以前与人类的过去断绝了联系之后，这个干渴且顽强的幽灵是否实际上就是那个行走于儿童的世界之中、笼罩在神秘的面纱之下的悲观的陌生人：某位父母。

关于睡眠的教训也是关于孤独的教训。在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中，简那残忍的里德姨妈将她锁在了红房子里过夜，一心想教训简的姨妈特别想给已经成为孤儿的简上一课，提醒她不要自以为有人会爱她。简被留在了那个可怕的房间里，手里连一支蜡烛都没有，她很快便意识到没人爱自己。她的恐惧很快让她顾不上这个可怜的事实。黑暗中的她孤身一人，心里老是惦记着死亡。她怀疑她的里德姨父就是死在那间房里。处在极度恐惧中的她出现了幻觉，或者真的遇见了一个鬼魂。她尖叫着哭了起来，使劲敲门想要别人放她出去。最终佣人们来了。

“她是故意尖叫的，”阿伯特有些厌恶地宣称，“声音可真大啊！如果她真的很痛苦，那还情有可原，可她只是想把我们都叫过来。她这点调皮的鬼把戏我还是知道的。”

里德姨妈要求把简送回房里并把她关起来。

“我痛恨骗人的行为，”她说，“尤其是孩子们做出这种事来；我有义务让你知道鬼把戏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现在你给我在这里待一个小时，你得非常听话，非常安静，只有这样我才会放了你。”

简因为害怕而晕了过去；等终于恢复过来时，她有些精神错乱，而且病得很厉害。

很久以后，简回来看望弥留之际的里德姨妈时，这段经历依旧在她心中。这些年来，她学会了将黑夜理解为真理显现之地，正好与白昼这个伪善者相对。在黑夜之中，寄宿学校里年幼的女孩死于饥饿和漠视；在黑夜之中，神秘的疯癫妻子在走廊里徘徊；在黑夜之中，无家可归且无依无靠的人乞求人类的仁慈，却无济于事。简小心应付着黑夜，变得令人敬畏起来。

“我决心要让她屈服，”一天晚上，坐在姨妈的床边，她谈到了自己对即将去世的姨妈的看法，“不管她天性与意志如何，我都要做她的主人。”里德姨妈漫无目的地说起话来。她询问简·爱所经历的一切。

“他们在罗沃德对她做了些什么？那里暴发了伤寒，死了很多学生。可是，她却没死：可要我说的话她已经死了—我希望她早就死了！”

“这个愿望真奇怪，里德夫人；你为什么会这么恨她呢？”

里德姨妈回应说自己这么做是出于嫉妒。她的亡夫很喜欢还是小宝宝的简，尽管“它会在烛光中整夜号啕大哭—不像其他小孩那样起劲儿地尖叫，而是抽泣与呻吟”。他让她保证，当他死后，她得照顾简，可她却违背了诺言。简大方地表示要原谅她的姨妈，可那女人太讨厌简了，拒绝了简的原谅。那晚稍晚时候，她死了。第二天一早，简和里德姨妈的女儿伊莉莎一起去向遗体告别。“我俩都没有，”简在她们离开时说道，“掉一滴泪。”

我想知道自己是否在建造一座堡垒，以抵御无助和放弃这两种观念。我不仅怀有这两种观念，也反驳它们，这都是我的个人行为。在晚上，我孩子的肉体与我分开，这一事实折磨着我，前一分钟我想隐瞒它，后一分钟我又想公开它。我不太确定我们彼此间的不同，这种不确定性产生于白昼与黑夜的差异之中。我想知道我女儿是否留意到，在她生活的一半时间里，我们小心翼翼地喂养她、欣赏她、服侍她、逗她乐、陪她玩，对她十分殷勤，而在另一半时间里，我们把她独自留在了黑暗之中。在白天，她一哭，我们就会干脆利落甚至焦急地去服侍她。在黑夜，哪怕她成功地制造了某种噪声—那噪声听起来与她把头硬塞进自己小床的护栏中所发出的声音一模一样—并慢慢让自己窒息，这一切也会被逐渐忽略。

父母的秘密生活如同恋人的秘密生活一样，到了夜间才会热闹，并且满是奇怪的协定与妥协，以及激烈又无意义的争吵与和解。我们很快意识到，难以将寻找爱的极限与寻找孤独的极限区分开来。如此说来，黑夜展现在独身一人的面前，如同一大片城市绿化带展现在开发商眼前，那种原始的空旷感引诱他们去填满与掠夺它。孩子很快质疑起黑暗的正统性来，表达了自己受到“情绪只能出现在白天”这个说法的冒犯。我试图回忆自己在何时接受了这一习俗，又是怎样接受了这一习俗，我怀疑此事发生在最近，也许发生在我意识到应该将这一习俗从大量稍显失真的表象世界的形式中挑选出来并传授给我女儿之时。不得安宁的夜晚贯穿于我全部的记忆之中，如同一条可怕大街，住户只有我一人：某些夜晚里，我很害怕，却不敢打扰父母；后来的某些夜晚，我不开心，却不敢打扰令我不开心的人；又或者我敢于打扰，却发现爱的终点是不让你爱的人睡觉。实施酷刑的集中营用的也是这种方法，其他父母通常会迫切地把它告诉刚做父母的人；它也是一部频繁地以紧急呼救的方式来叙述的伪书，又是一种急迫的呼吁，呼吁人们去实施酷刑的家庭集中营里开展营救工作，而自由世界丝毫不关心这个集中营的存在。我想让女儿明白，如果你一直缠着别人，他们会冷淡下来，然后转身离开；我也想让她明白，自信常常被摧毁在最需要自信的地方；可与此同时，为了她，我也想改变这个糟糕的事实，让它变得不真实。我有时有能力去爱她，就好像我有能力变错为对，变黑夜为白昼。

我遇到一位女士，她告诉我，她的孩子—如今他们已经长大并去了外地—晚上从来不睡觉。她和她的丈夫那时候轮流起床，一夜又一夜地陪着孩子们，带着他们下楼去玩耍，直到孩子累得想上床为止。他们还是不怎么睡，她说。她的儿子熬夜听音乐，如今只有他一人独占这些寂寞的时刻。我突然意识到，睡眠就像餐桌礼仪，是一种你必须学习的东西。比较方便的是，有一些探讨这一话题的书。这类书的作者大都是医生和治疗专家，因此书里有很多过往案例分析，我像窥淫癖那样喜欢读这些案例：一位女士在她宝宝的婴儿床边一坐好几小时，还一边打着鼓；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每两小时就要喝完一整瓶奶，她的父母在刚入夜时会把这些奶瓶在窗台上整齐地码成一排，然后自觉地在固定的间歇期走到窗台，把奶瓶递给小孩；一个小孩只会在他父母坐在楼下的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睡觉，他夜里会醒来几次，迫使他父母起床去看电视。在《解决孩子的睡眠问题》一书中，理查德·费伯医生谈及了贝斯蒂的案例，她是个十个月大的宝宝。

晚上，贝斯蒂的妈妈或爸爸必须摇晃她，给她揉背，直到她睡着，这通常得花20分钟。他们说，贝斯蒂似乎一直努力保持清醒，而不是让自己睡着。通常，她先是打起瞌睡来，接着突然睁开眼、环顾四周，然后再次犯起困来。直到她熟睡了15分钟，他们才能把她放到婴儿床上，否则她会醒过来，然后哭起来。很难判断她何时睡得足够沉，足以成功将她放到床上。若她的妈妈或爸爸过早离开摇椅，她可能会醒过来，然后他们只能从头来过……贝斯蒂在午夜12点至凌晨4点间会醒来好几次。每醒来一次，她都会大声哭闹，而且不会自己安静下来。在这样的时刻，她似乎并不痛苦，事实上，每当她的妈妈或爸爸进入房间，把她抱起来并开始摇晃她，她都会迅速安静下来，然后快速入睡……有一次，他们听从了一位医生的建议，打算让她哭到自己睡着。贝斯蒂却哭得越来越厉害，一个半小时以后，她的父母觉得自己太残忍了。

贝斯蒂的父母让我觉得很温暖，哪怕贝斯蒂本人并未做到这一点。他们的故事让我感到安心，使我相信，在那些爱出风头、声称自己要么从未要么一直放任自己孩子大哭的人群之中，也存在一个由犹豫不决、愚笨不堪的人组成的联盟，而我正好是其中一员。夜幕降临，如同渺无人迹的大海上起了暴风雨，我们航行在其中，船上没有船长，只好轮流施展自己的手段，这些手段时而极端，时而感性。我们英勇且残酷，一开始很有权威，后来很恭顺，我们既不明白我们在做些什么，也不明白怎么做才合适，因此全靠猜测、灵感和奇怪的习惯。一个朋友来我家过夜，到了早上，透过我们卧室的门缝，她慢慢地朝卧室里面瞄了一眼，显得有些难以置信。我们上一次见她是前一晚，自那以后，我们跑了一场马拉松，进行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指1991年12月9—10日，第46届欧共体首脑会议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通过并草签的《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和《政治联盟条约》，统称《欧洲联盟条约》。]式的谈判，还扑灭了数起森林大火。我们的女儿坐在床上，坐在遍体鳞伤的我们之间，如同某个凯旋的迷你拿破仑，挥舞着她的拨浪鼓庆祝着胜利。那个朋友在她的房间里无意中听到了我们的夜间冒险所发出的动静，离开时，她觉得—情况基本属实—没有人睡着过。你得做些什么，她说。你这是自找麻烦。我突然特别想哭，想忏悔，想得到一个不带偏见、能使我心情放松的拥抱。突然我觉得有了精神创伤的体验。有将近一年时间，我在晚上上床时，都觉得大门敞开着，觉得炉子里有什么东西，觉得闹钟被设置成每小时响一次、一直持续到黎明，每次还得想出一个法子来让它安静下来。我像其他人起床上班那样上床，保持警惕，高度紧张，做好准备以迎接大战。

我请教了费伯医生，他向我保证，他从业多年，除开那些重度残疾者，还从未遇到过最后没成为睡觉好手的孩子。想到那些残疾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我便无法继续读下去。费伯医生如此漫不经心地提及这个群体实在是明智之举。我接着读下去，同时明白了我所体验的并非精神创伤，只能算不适。别给孩子服用镇静剂，费伯医生继续说道，药物最后会让问题变得更糟。事实上，我之前从未想过这么做。原来还能这么做，现在我算是知道了。费伯医生显然认为孩子的睡眠问题是父母造成的。他说，你可以让他们一直哭下去，但无法让他们一直睡下去。在精神上，我把自己赶走，就像赶走一只孜孜不倦地夺人睡眠的苍蝇。我意识到，睡眠大战似乎确实会出现在最前线，即父母忍耐的临界点。《我的孩子不睡觉》的作者赞成这一理论：他们说，如果父母决定去解决某个问题，通常这个决定本身就能解决问题。我开始将女儿想象成某种古怪的睡魔，有着小小血肉之躯的她化身为我的梦魇。我明白自己必须把她驱逐出我的梦境—可我该怎么做呢？

费伯医生并不完全相信让孩子一直哭下去那一套。他说，让孩子一直哭下去会导致孩子经常哭。我渐渐觉得费伯的理论虽然复杂，但很有趣。宝宝难免有时会哭，他补充道。一开始，宝宝的期待得不到满足，这会让她哭；不过她很快就会知道你们到底能做些什么了。有迹象表明，她会弄清楚我们能做些什么，并且认同我们能做的一切，而不是向当局控告我们。话说回来，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呢？费伯医生邀我翻到第74页，看一看他的时间表。该表由成列的数字构成，它们精确地代表着不同的间歇期，在这些时候，你暂时获准可以看一看你那正在哭泣的宝宝。我的目光游弋到了反面，上面印了另一个时间表，表上也有成列的数字，并印有“帮助你的孩子学会卧床休息：若你的孩子不想卧床休息，你应该让门关闭多长时间”。我提心吊胆地翻回了第一个时间表。某个脚注告诉我，我们的目标是让宝宝在婴儿床里待上一整晚，不去画蛇添足地摇晃、按摩、轻拍或喂她，大概也不能突然怒气冲天，也不能让宝宝觉得我们不在或外出旅游了。费伯说，她哭的时候你该去看看她，这样一来，你会引导她做选择，而不是放弃希望。选择如下：睡觉要好过让某人每隔七分钟风风火火地冲进你的房间，用一种又蠢又惨的表情盯着你看，然后离开。《我的孩子不睡觉》推荐了一种类似的做法，它叫“检查法”。“检查法”比“探视法”更加以父母为导向，旨在让你放心，告诉你宝宝哭不是因为受伤，也不是因为某个胆大妄为的邻居从卧室的窗子爬了进来，企图谋杀她。可是，“探视法”之所以异常科学，是因为宝宝哭得越多，两次探视之间的间歇期便会逐渐增长。宝宝因此一直处在不利局面中。费伯医生给了你一份供你填写的表格—它指出了你孩子的作息习惯—好让你在等待过程中继续忙碌着。

现在才下午3点钟左右，可我突然可怜起自己来，于是立即把表填好。表里面有方块状的阴影部分，它代表着宝宝的睡眠时段，空着的部分代表着她醒着和哭着的时段。填好后，它像是一个钢琴键盘或一块墓地。费伯接下来详细描述了一个女人的案例，她的丈夫执意让她起夜好几次去给孩子喂母乳，因为这是让孩子重新睡觉的唯一办法。很快她便对丈夫和孩子感到了不满，然而，她没有拖着自己的身子和乳房去别处咨询，而是明智地拜访了费伯医生。我意识到自己太过自负，没一丝不苟地听从他的建议。可某天晚上，我确实尝试着去大致照他的建议去做。只需要一口，她便不屑地榨取和耗尽了那些早期的两次探视之间的间歇期。8分钟？13分钟？她咆哮着，怎么着，你觉得我很胆小吗？这个间歇期持续了35分钟才结束。在黑暗中，我们沉默地躺着，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如同坟墓里的宫廷人物。宝宝在隔壁发怒、咆哮，她哽咽着，看起来一次能好几分钟都不用呼吸。我在想她是不是真的病了。我确信自己能从她的哭声里听出某个痛苦的音符，这哀伤之声夹杂在她那出离愤怒的和弦之中。我觉得她有些不对劲，我一边说，一边一跃而起。片刻之后，她到了我们床上，一边用勺子大声吃着药，一边咯咯地笑。第二晚我们又试了一次。我已狠下心来。我仓促地跑去看她，态度很冷淡，然后，她那婴儿式的愤怒如一阵狂风一般把我吹出了房间。到了凌晨2点，她不仅专心致志地完成了费伯的时间表上的安排，还附带了一个插曲、不间断地连哭了3小时15分钟：一定程度上超过了费伯医生计划里所设想的时间极限。如今我们得全靠自己在这块未知领域闯荡，高明的医生也不敢在此漫步，这里充斥着虚构出来的残忍怪物，虐童行为，也许甚至还有与哭声相关的脑损伤；知道这些以后，我们感到忧心忡忡。哭声莫名其妙地停了下来。我努力地听着，听到了一阵又一阵柔和的啜泣声。我感到很内疚，同时也预见了可怕的未来，于是我走进了宝宝的房间，在那，我发现她虽然站着，但明显睡着了，她的身体靠着婴儿床的一边，拳头紧紧抓着婴儿床的护栏，那张小脸蛋塞进了护栏的间隙中。她的脸上一阵抽搐，嘴里发出了呜咽与叹气声。我轻轻地让她身体放松，把她放下来，盖上毯子，我悲哀地做着这一切，就好像在埋葬她。

我回到床上。黑漆漆的屋子里非常安静。我觉得自己以一种粗暴、非法的方式换取了这种安静，如同一份死亡契约。我记得曾在某处读到，原始社会里的人们全都睡在一起，成群结队地和他们的宝宝挤在一起。他们也许会围绕在火堆旁，生火是为了防范野生动物。他们不会在凌晨3点坐在他们孩子的卧室外，手里还拿着秒表和育儿手册。我知道，尽管在过去，所谓的“共眠”与贫穷和乱伦有关，但在某些地区和大床上，人们却狂热地坚持着这种做法。在夜晚这片遥远的地区，我有些内疚地思考起共眠的哲学意义来。我再次体验了一番我女儿的哭声，现在我听着这哭声，觉得它很合乎情理，仿佛我女儿马上要上绞刑架，正在竭力证明自己是清白的。我们不该独自睡在不同的房间里！她恳求道。在原始社会里，他们围着漂亮的篝火睡在一起，跟动物一起！质疑在不同房间里分床而睡这一基本命题就像是质疑警察是否正直，或者医生知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些什么。世界变了颜色。一个因努力、决心和判断而产生的令人生畏的新领域显现了出来。

虽然如此，我还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并愈发确定我做错了些什么。我考虑去房间里叫醒女儿，补偿她一点儿什么。一两个小时过去了。不久后，从宝宝的房间传来一阵噪声，这噪声最初时断断续续，然后持续稳定，一直传到正因为沉思而受到折磨的我身边来。一开始是沙沙声，后来是嘎吱声，再后来是砰的一声。安静。沙沙，嘎吱，砰。沙沙，嘎吱，砰。我听到了她的声音，并非是哭声，而是某种说话声。沙沙，嘎吱，砰。然后是开心的笑声，如同某人在参加鸡尾酒派对。我默默起身走进了她的房间。在黑暗中，我能辨认出宝宝的婴儿床上有一个奇怪的模糊影像，像是某种被毯子覆盖的金字塔。伴随着一阵嘎吱声，这金字塔倒向了一侧，重重地落在了床垫上。再次响起孤零零的笑声。在毯子下面，宝宝再次把屁股翘得高高的，手脚并用来保持平衡，形成了一个人形三角形。砰的一声，她又落在了床垫上。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感到既困惑，又有些害怕。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完成了一次夜间旅行，它持续了一年之久，旅途中我只使用了两种情感工具：愤怒与懊悔。面对这种新局面，我既不愤怒，也不懊悔。她没哭，也没有不开心，甚至都没向我提出任何要求。可是，尽管她能够自给自足，她那古怪的行为却在挑衅和折磨我。与此同时，依据我们的睡眠战争中的条款，我无权去干涉她这种行为。她似乎早早地就理解了青春期的本质。

“一个人睡着时，”普鲁斯特在《在斯万家那边》写道，“周围萦绕着时间之丝，岁岁年年，日月星辰，有序地排列在他的身边。”有没有可能违背自己所在位置的地理规律，使自己无法在时间的地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呢？不睡觉即不让你的创造力得到喘息，让自己困在不断扩展的活动范围之中。可是，我所记得的睡眠，那曾经的睡眠，到底是什么呢？难道不就是一种过时的，类似于某个阿尔卑斯山村的田园生活吗？也许它甚至从未存在过，尽管我着迷于“找回睡眠”这个想法，也确实记得睡觉时那种空荡荡的滋味。没了睡眠，那些无处藏身的夜晚漫长且荒凉，如同山峦般无情；或者说，夜晚变得忙碌且琐碎，带着令人头痛的霓虹灯光，如同24小时营业的加油站。我曾梦想着自己重回睡眠的怀抱；如今我梦想着女儿重回睡眠的怀抱。仿佛我已放弃了睡觉的希望，或是害怕对它感到失望；无论如何，对我来说，睡眠似乎变成了一个闹鬼的地方。如今，我会因为想起她的哭声而醒来，这让我的作息时间与原来一样。有时候，若我长时间地躺着睡不着，她也会醒来哭泣，仿佛是我让她醒来的。我常怀疑确实如此。总之，大多数的夜晚里，我依旧因为她而至少起一次床；而另外一些时候，我会自己默默醒来，就好像某个忠实的老人，虽然无处可去，但依旧获准保留过苦日子时的习惯。我希望我女儿能睡觉。至于我自己，我会等待清晨的到来。“我划亮一根火柴看了看表，”普鲁斯特继续写道：

时近子夜。这正是病羁异乡的游子独宿在陌生的客舍，被一阵疼痛惊醒的时刻。看到门下透进一丝光芒，他感到宽慰。谢天谢地，总算天亮了！旅馆的听差就要起床了；待会儿，他只要拉铃，就有人会来支应。偏偏这时他还仿佛听到了脚步声，自远而近，旋而又渐渐远去。门下的那一丝光亮也随之消失。正是午夜时分。来人把煤气灯捻灭了；最后值班的听差都走了。他只得独自煎熬整整一宿，别无他法。[以上译文摘自《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李恒基、徐继曾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