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即母亲。”这句话简洁地描述了人类有史以来的一个跨文化的假定事实：女性不仅是孩子们的主要照料者，她们本身就是母亲。

看看周遭，就能看到许多活生生的例证。大多数女性确实都成为了母亲，但这不代表我们了解这些女性是走过怎样的心路历程才成为母亲的，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女性在生育子女前后的各种想法。举例来说：有些女性对当妈妈毫无兴趣，她们倾向于避免和孩子们进行常见的交流互动；但也有些女性在情感上不想当妈妈却有兴趣和孩子们相处，因此她们转而从事可以和孩子们互动的医疗和教育事业，或者花时间陪伴家族内的侄儿、侄女或其他孩子；还有些女性不想生孩子，却愿意领养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有些女性希望当妈妈，却因为害怕经历怀孕和分娩的阶段而倾向于放弃；有些女性别无选择，因为所属社群的约束力而成为母亲；有些女性不想成为母亲，但想借由母亲身份得到某些好处；有些女性不想为人母，但因为伴侣希望有孩子而考虑生儿育女；当然，也有些女性在回顾过往时无法确定自己为什么会成为母亲。

为了进行这项关于后悔成为母亲的研究——质疑自己是否想当妈妈的情绪态度——了解女性成为母亲的各种心路历程是个必要的起始点。此外，了解她们的心路历程，也能让我们重新思考过去不容置疑的“女性心甘情愿成为人母”的假设，而这样的假设在过去一直被用于诱导女性成为母亲。我们接下来将会看到，这些女性的母亲身份并不能呈现出她们对于为人母的多样看法。

“自然选择”还是“个人选择”

“每一位女性都应该生儿育女”这个社会性假设，一定程度上与自然的生理构造相关。女性的身体具有繁殖力，能够受孕、怀孕、分娩及哺乳，因此社会通过女性能够怀孕与否来评断她们，女性的生育能力也被视为她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元素及存在于世的理由。她们被视为生命之母，人类借此在生命的洪流中挣扎求生，但这样的评断角度使得女性被困在自然的网罗当中，理所当然地被认定因为她们生理构造上的生殖能力而应该负起生儿育女的义务。她们被动地遵循着宿命而生，此外别无选择。换句话说，就如同许多女权主义作家已指出的，历史与文化概念使得女性处于别无选择的境地，只能遵循生理性别而怀孕生子，而社会运用“自然论”来说服这些女人生儿育女，这样的论调可说是生物学的专制行为。

然而，社会上同时也存在另一个相反的假设，认为所有的女性都渴望成为母亲，这些女性因为自由意志而选择当妈妈；她们积极、明智且理性地走向为母之路，遵循她们绝对自由的意志。每当女性谈及她们面临的困境时，得到的回应往往是：“别抱怨了！这是你的选择！你必须为此负责！”

相对根植于生物学宿命的自然论（认为每个女性成为母亲是个自然结果），认为女性基于内心意愿而成为母亲的自由选择论，是在现代性、资本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政治下形成的，认为女性有权主宰自己的身体、决策及命运。时至今日，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能够接受教育并进行有偿工作，能更开放地决定要不要谈恋爱及跟谁谈恋爱，我们的社会认为有更多的女性已经有能力亲自谱写人生故事的主旋律。如果人生是由你的决定而构成，如果人生是个自我实现的传记故事，那么如今的女性被认为能独立行动并拥有众多选择，她们可以像个精明的消费者那样自由地从中选择。

基于自由选择论，我们假设女性之所以成为母亲，是因为她想借此去体验她的身体、自我及整个人生，而且这比她先前的人生历程更好：母亲身份是合理而有价值的验证方式，证明她的必要性和生命力。母亲身份能让女性借此对自己和全世界宣布她是一个女人——通过创造、保护及养育新生命的方式来证明。母亲身份使得女性得以和祖母、母亲联系在一块儿，成为那些从开天辟地以来就开始创造新生命的“女人”的一员，她从身体上忠诚地实践这项传统，而如今她也能将之传递给后代。母亲身份不只给予她们归属感，也使她们得到文化拒绝给予的特权：她将能够支配孩子，而不是简单地屈服于世界的权威。当女性离开“父亲的家”并建立自己的家庭时，母亲身份将会引导她们成为成熟的女性，通过生殖的经历来修补残缺，能让她们回顾那些被遗忘的孩提时期，像在私人游乐场驰骋一般。女性和其伴侣能够通过两人生下的孩子形成紧密和亲昵的同盟，同时，母亲身份也能激励女性，使她们脱颖而出。母亲身份将使她全心投入、忍受痛苦并满足各种要求，表现出利他主义的善良仁慈并不求回报。母亲身份会消除她的孤独并使她渴望愉悦、骄傲、满足及无条件的爱，这是一个能够让她展现自我的新天地。当女性组成了一个新家庭，母亲身份能提供庇护，让她将人生中经历的忽视、贫穷、种族主义、嘲弄、孤独和暴力抹去，抛诸脑后。通过母亲身份，她将会有无限的可能性，这个身份担保着值得尊重的成熟性、连续性及更美好的未来，使她的人生不至于漫无目的。

这个社会几乎是随时向青春期和成年后的女性给出以上关于母亲身份的承诺。

就另一方面而言，这些承诺也如此裁决那些未为人母的女性——那些没办法受孕和生育的女性是残缺的，因为她们没有完成“天生的责任”。而那些虽然想当妈妈但受到环境限制而未能生育的女性（不希望成为单亲妈妈、伴侣不希望有孩子、经济能力有限、有身体或精神上的障碍）也可能被烙上负面的印记。此外，在众多鼓励生育的国家（如以色列[远在以色列建国之前，母亲身份在公共讨论中就是个荣誉的象征。我们在宗教戒律中也能找到“生养众多”之类的叙述，将女性生儿育女视为义务，而且这样的概念在现今以色列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及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下的世俗意识形态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在发达国家中，以色列的生育率居冠，而以色列社会中另一个生育率的特征是大量运用生殖技术。就生殖技术来说，以色列是全球性的超级大国，比其他国家运用更广泛。]）里，那些不想怀孕、生产并养育孩子的女性，往往会招致怜悯与猜疑，被视为自私、享乐主义、幼稚、声名狼藉、残缺、危险等，他人甚至会怀疑她们头脑有问题。以下是某些人对这些不想当妈妈的女性的标准回应：“这些只想到自己自由的女人应该去接受治疗，好好治好她们的毛病。”“你的夜生活经验值很快就会爆表，你的眼前只会有计算机屏幕而不会有孩子的笑脸，祝你下半生好运啊！”“你是个女人，你应该生孩子。”“你实在很冷漠无情。”“你自己也曾经是个孩子，不是吗？”“去看心理医生。”

这些信息不仅是果断的裁决，也往往伴随着末日预言，宣判那些自愿放弃生育的女性生命空虚并为此受到折磨，担负着后悔、悲伤与寂寞，生命因为缺乏意义而黯淡无光。

也因为如此，认为健康和理智的女性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选择让自己不生儿育女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相反，社会认为女性有义务且应当心甘情愿地在为母之路上取得进展并加以实现。

同样地，女权主义作家揭露了根本不存在“选择”，这些选择只是一层假象。这些作家告诉我们：尽管人们用自由、自主、民主及个人责任来包装“自由选择”，但实际上，“自由选择”只是空谈。因为这个概念“天真地”忽视了不平等、强迫、意识形态、社会控制及权力关系。社会告诉我们，我们的个人选择使我们过着现在的人生，仿佛我们能够全权编排自己的人生剧本，能全权编写不幸和悲剧；我们深深受到知识、歧视及强大的社会力量形成的道德体（moral bodies）的严格规范，而这些影响了我们所做的决定。

当我们谈到生儿育女及成为母亲时，“女性拥有许多选择”这个概念是非常值得怀疑的：说到自由选择权，在今日的社会环境中，女性真的拥有转圜空间吗？也就是说，我们“自由选择”社会要我们选择的选项？这件事看起来像是这样：只要女人迎合社会的希望及被赋予的优先次序和角色来做决定——例如性开放、外表整齐端庄、处于异性恋爱关系、是专心致志的母亲，我们将获得社会地位，被视为自由、独立、自主的个体，被当作一个愿意尽力履行义务的人。然而，当我们的选择与社会期待冲突——例如说，我们拒绝美容保养，或是拒绝维持一般的恋爱关系（特别是拒绝与男人谈恋爱），那就会惹上麻烦。我们不只会因为我们的行动而受到谴责，也必须面对随之而来的结果，因为“这是你的选择！”，并补上一句，“而且是个糟糕的选择”。

在这样的氛围下，尽管和过去相比已经有越来越多女性可以决定她们要不要生育子女，但她们大多数还是符合预期地“做出正确的选择”——生孩子，而且生下“正确的数量”。我们可以在许多母亲的证词中看到这种有条件的自由，例如一位以色列著名的模特兼演员这么说道：“我承受着要生三胎的压力……周围的人都在等待我生第三个孩子！每个人都在告诉我，为了以色列面临的战争[这里指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冲突。]，我的安息日餐桌旁应该多添一个孩子。”

而一位德国的博主这么说：“即使是在 2015 年，你周围的人仍然这样看待你——你是个女人，你会想要孩子并且会尽快生几个孩子。这种女性即母亲的社会结构是如此深入人心，使得许多女人因为被施以这样的压力而（无意识地）在某一天生了孩子……‘我不想生孩子’这句话是一个禁忌，我几乎每天都得面对这样的禁忌（尤其是当我到了生物学上适合生产的年龄时），这样的压力无所不在，我的朋友、同事、家庭医生都在问我什么时候打算生小孩、如何规划，还有为什么我还没生小孩！”

然而，从英国经济学家苏珊·希默尔维特（Susan Himmelweit）的观点来看，在决定是否生育子女这方面，自由选择的概念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女性及情境，对想有孩子与不想有孩子的女性皆然。也就是说，在今日的现实社会中，仍有一定比例的女性是因为社会制约而生孩子或不生孩子。

受压迫族群的女性及（或）受压迫阶级的女性往往缺乏节育信息或受到误导，甚至被视为没有资格为此做决定。女性可能因为受到性侵而怀孕、生产并抚育孩子；在非必要或非自主的情况下，因为压力而决定终止妊娠或实现妊娠；有身体障碍或精神障碍的女性被劝阻而不怀孕生子；而贫穷及（或）非白人女性往往被剥夺（即使“只是在理论上”）组建大家庭的权利。此外，全球各地的女性不断被“应该为了国家利益而用子宫来充实新成员”这种信息轰炸。在众多例子中，可以援引澳大利亚的例子：2004 年，时任澳大利亚财政部部长的彼得·科斯特洛（Peter Costello）呼吁，考量到低出生率及增长的养老成本等国家利益，应该鼓励澳大利亚女性多生孩子。他的口号是这样的，“为母亲生一个，为父亲生一个，为国家生一个”。他要求人民“今晚回家履行你的爱国义务”。鼓励生育的“局外人”两面夹击，一方面采用支持生育的政策和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又污蔑不生育的决定，说这是“自私的选择”，就像教皇弗朗西斯在 2015 年裁决的那样。

归根究底，孩子的诞生并非必然的结果，不是因为“自然论”或“自由选择论”。他们的出生很可能只是因为女性别无选择或是不知道还有其他选择。美国女权主义哲学家戴安娜·蒂金斯·迈耶斯（Diana Tietjens Meyers）指出：这是因为我们的想象力受到限制。社会文化的灌输，使女性将成为母亲视为唯一可想的人生剧本，这样的想法渗透到女性的意识中，挤掉其他所有可能的方案。这样“纯粹”单一的想象使你只能做出唯一的选择。

这种精神上的殖民（colonization）出现在来自不同社会群体、走在不同人生路径的女性身上，而且往往隐蔽在“自然论”及“自由选择论”之下，而这些论点都宣称女人渴望成为母亲。

正如我们在研究中能看到的，并非所有女性为母之路的起点都是渴望拥有孩子，或者至少那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有些母亲说，她们随波逐流，没什么特别的想法就成了母亲；有几位母亲解释，她们并非因为想要孩子而生儿育女，是出于其他原因；而有些女性远在她们怀孕之前就知道自己不想要孩子，有些人甚至从孩提时就知道她们不想为人母，却因为外在及内在的压力而生下孩子。

随波逐流成为母亲

当怀孕生子象征着常态及人生旅途的必经之路，而母职被视为首要且至高的人际关系时，生育子女就成为理所当然之事。母亲们很难陈述她们想要孩子或不想要孩子的理由。我们无法简单地辨别一个人的内心意志及形塑角色的规范。

对那些“无意识地”成为母亲的女性来说，她们在生小孩前没能权衡后果，也没考虑到有小孩或没有小孩代表什么。有些受访者表示，“我甚至没花上一秒钟去思考过”“事情就这样意外地发生了”“我认为有什么在促使我们采取行动，但我甚至没注意到那是什么”“我没做任何判断”。

如果我们接受考量成本、效益及后续影响对“选择”来说是必要的，而且也接受所谓的“选择”是有一个以上不会附加制裁和惩罚的选项可选，那么这种不考虑生育可能给女性带来的后果的情况，或者没想过女性是否渴望有孩子的情况，几乎不能被当作“纯粹的自由选择”。就这些情况来说，更接近的说法应该是“被动地采取决策”，人们“只是‘随波逐流’，而且可能不会认真考虑自己的行为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就好像这些后果已经广为人知似的”。

这类没有经过思考或个人裁量的被动决策，或是“无意识地”成为母亲的情况，往往发生在她们所经历的社会常态并未要求她们考虑或犹豫要不要有孩子的情况下。而这类关于审慎考量的看法几乎是隐蔽而不可见的，套句尼娜的话：“总之，孩子生下来了，没有经过刻意的规划。”

母职的无形规范之一是，有一种应该遵循的自然过程。

这些访谈内容指出，成为母亲并不一定是自然的母性感召，而是“在人生历程中往前迈进”。

这些关于“自然”及“正常”人生轨迹的想法，使得这些女性从生物宿命论中得到一些力量而成为母亲。不过，异性恋文化逻辑经常影响我们的选择和行动，这些想法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套逻辑：它制定出一个单一的人生计划，这个计划有着基本流程，也就是说那是一套明确的固有路线图，上头罗列着每个人必须随着时间推移而跨越的里程碑：求学、工作、同居或结婚、为人父母。

这段关于自然和正常历程的典型叙述，特别着重于什么是“正确”的人生历程及必要行动，以在“正确”的时间点符合每一个阶段的内容，用“正确”的步伐走在“正确”的人生轨道上。

用“正确”的步调“正确”地推进人生历程时，还伴随着某些情感规则，用来决定抵达每个里程碑时要有哪些“正确的情绪”。这套规则认为，到了某些阶段，女性渴望当妈妈的母性就会被唤醒，即使这种为人母的渴望在此之前从未浮现过。但这套准则认为，这样的渴望在生命历程中的某些时间点会自然浮现出来——例如，结婚以后或是同居几年以后——因为女性的年龄和生物时钟会唤起她为人母的渴望。德国记者兼作家萨拉·迪尔（Sarah Diehl）将之描述为“定时炸弹”：“女人们对于害怕无法拥有孩子的恐惧是一致的，因为女人都想成为母亲，就这样。现在我已经三十多岁了，我还没听到我身体里的生物钟节拍……我的身体和我的灵魂都没告诉我那个时刻已经到来了，但社会却给我响了警钟，一次又一次，音量越来越大。”

这些关于时间和渴望的叙述融合在一起，围绕着“女人该在什么时候当妈妈”及“应该要有几个孩子”这类问题打转，而不问女人是否渴望成为母亲及个中原因。在这些问题中，“是否渴望”之类的意愿不在讨论范围内。女人回忆起成为母亲的过程时，往往感到疏离及缺乏自我，就如戴安娜·蒂金斯·迈耶斯说的，社会以冷淡和漠不关心为理由将女性的主观立场排除在外，将女性生子视为一个必然且理所当然的结果。于是人们在缺乏沟通的情况下“随波逐流”，生儿育女不只被视为常规，还被看作是理想——仿佛这没什么好讨论的。

而参与后悔研究的母亲们认为，她们必须说出自己的处境，这样的处境使她们痛苦难忍。

生孩子的理由

就如前面所提到的，在许多鼓励生育的社会中，母亲身份被形塑为一个承诺——成为母亲后的女性会比生孩子前拥有更美好的生活。女性可能会为了获得重生而选择怀孕生子，换句话说，女性可能会为了让自己脱离恶劣的生活环境（例如贫穷、虐待、种族主义、仇视同性恋、性侵害、卖淫、无家可归、监禁、暴力、酒精成瘾及毒品成瘾等）而生孩子。为了获得在原生家庭中没能得到的自由，少女可能会结婚并成为年轻的母亲；而有精神障碍的女性则可能会为了让她们的生命从可耻的污名中解放出来而成为母亲。对许多为人母的女性来说，成为母亲就像跨过一道桥梁，桥梁的另一端是能够接纳她们的社会，她们从遭到排斥及没有归属感的地方走向怀孕生子后的新世界。就像一位母亲叙述的：“……在生孩子之前，我因为没有孩子而找不到自己的归属。以前我在下班的午后是不会去公园的，虽然我的朋友都在那里，但我还是待在家里。但现在我很早就会去公园找我的朋友，因为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陪伴……现在我跟他们有共同的话题了。”或者，就如同德布拉所说的：

而其他女性之所以生育，可能是为了减轻现在的寂寞或乏味，或是避免未来的孤寂，并借由子女使她们的存在更有意义。正如法国作家科琳娜·马耶尔（Corinne Maier）所说的：“害怕孤单——我因为这个可悲的理由而生下孩子。”

一般大众都能理解这些原因，特别是社会限制了女性的想象及具体的选项。它们同时表明了渴望为人母不代表渴望抚育孩子，而是想要通过母亲身份来改善自己的地位，因为要达到这个目的，生育孩子被认为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例如，索菲娅就认为生育子女能使她脱离原生家庭的暴力和虐待，是个让她蜕变的机会，使她成为能够创造另一个家庭的成年女性。

不同于索菲娅，贾丝明并不是为了修正过去而想要孩子。事实上，贾丝明想寻找一种能够修复自身处境的方式，而当妈妈对她来说似乎是个解决方法。贾丝明指出，那些决定“该在哪个正确的时间点，从这个里程碑前往下一个里程碑”的社会规范跟女性的年龄有关，而她的个人希望是通过生下孩子来得到平静与安宁。

许多女性与我分享她们的渴望，她们在母亲身份中寻找她们失去的事物，却将“成为母亲可能让事情变得更糟”的可能性抛在一旁。

她们这样的渴望，部分归因于为了符合社会对于生育子女的常规，但也可能反映出（我称之为）制度化的意愿——一种在个人希望及社会期望交融下形成的意愿。这种制度化的意愿可能是实际上的感受，从身体和精神上让她们真的想为人母，这往往是因为女性将社会赋予母亲的相同形象内化成了意愿。这种形象关闭了女性通往其他可能性的门扉，并打压任何其他争论、质疑及挑战既有的“成为母亲是唯一能够改变事态的方式”的替代路径，在过去或现在都是如此。

不情愿的“母亲”

鼓励生育的社会可能会让女性难以认知并意识到：她不想成为一个母亲。这使得她们不符合普遍的制度与规范，因此，即使女人认知到她们不想成为母亲，还是很难明确地表达出她们的不愿意。因为在不同的社会及社群中，不为人母并不是普遍的情况。不愿为人母的女性并非只出现在某些特定群体中（例如：白种人、世俗化、受过教育、中产阶级的女性），她们可能只是比较有条件表明自己的态度而已。而那些受到各种形式的忽视及压迫的女性，则难以在不被严厉指责的情况下表达她们的不愿意。换个说法，来自各个社会群体的女性都可能不想成为母亲。然而，表达这个想法并依此来生活，对于处境较优越的女性比较容易。事实上，只要女性可以选择不当妈妈并拥有话语权，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许多人认为当初自己选择成为母亲，是因为被迫改变了自己的初衷。

依据莉兹和欧德雅各自的说法，她们从非常年轻的时候就不想当妈妈。但事实上她们两位现在都有孩子，这说明了在她们的人生历程中，有什么力量改变了她们不想当母亲的初衷，让她们偏离了最初的想法。她们指出，当不想当妈妈的主观愿望和社会价值观碰撞时，不当妈妈对自己来说将是个灾难性的损失，而且这会持续困扰她们的余生。或者这么说吧，“不当妈妈”不在她们可以选择的选项当中。

社会认为，从小就不想为人母是种“偏向”，这些人迟早会随着时间而回归主流。而在这样的碰撞下，那些人不想成为母亲的意愿将会被削弱并淡去，最后终能面对社会的期望。然而，这些母亲的后悔显示了她们不想为人母的渴望并未被抹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如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后悔彰显着这些母亲对自己的理解。

有些女性之所以在没有环境干预的情况下，与自己最初的愿望渐行渐远（虽然不想为人母，但还是生了孩子），是因为来自配偶的直接干预。两个共同生活的恋人在面对共同的未来，以及为人父母的梦想时，当然会有不同意见。有时这样的意见分歧可能导致他们决定要分开；有时为了确保双方关系的延续，孩子诞生了；有时，当未出生的孩子被用作有力的示威手段时，家庭就成为恳求、勒索、威胁和强迫的竞技场。

尽管这个社会宣称，男女间的伴侣关系日渐平等和对称，但这个“设想中的”平等对称并不一定反映在现实当中。这意味着不同的权力结构——明显的、潜在的、看不到的——往往在伴侣之间形成，证明性别不平等仍然是存在的。

多琳和伊迪丝都受到明显的压力，这样的压力显示在冲突中，以及她们尝试改变自己不想为人母的看法中；而另一方面，德布拉受制于潜在的压力，这样的压力并未以冲突的形式出现，而是表现在优先考虑满足伴侣的需求和愿望。她为了避免双方的关系产生风险，选择在一场谈判真正开始之前就抽身退出了。

无论来自配偶的压力是明显的，还是潜在的、不可见的，都维持了受益者是男性的传统性别状态。女性不想成为母亲这种愿望是不予考虑的，其他家庭成员的利益会被优先考量。她们的伴侣成为预报孩子诞生的信使[《圣经》中，天使加百列向圣母玛利亚预报耶稣的诞生。]，与她们调解并传递“新生儿降生的神圣信息”。因此，我们的讨论着重于家庭里的权力结构，有时连未出生的孩子都会成为权力和谈判的手段，导致双方为了保持和延续关系而进行决策。

此外，前面所提到的多琳，一开始不想要孩子，但因为丈夫的施压而同意生孩子。她描述了在此过程中她的意愿遭到忽视，并且遭到强迫。引述她的说法，这根本是被强奸。

这种家庭中的无止境的劝说，以及不断的威胁而迫使她们为人母的经历，对许多女性来说是个不为人知的共同现实。

这个社会认为那些并非因为“实际的”性侵（例如通过实体的强迫性行为）而受孕的女人都是自愿怀孕，都是顺从她们的渴望与希冀，而这样的信息所导致的结果是忽视当事人的意愿。然而，有数目未经统计的女性可能会生下孩子，这些孩子是从生物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怀上的，但违背了她们自己的意愿。在生命的某一个时刻，她们被迫务实地在（从她们的角度来看）一个坏决定（如生孩子并成为母亲）及另一个更糟的选项（例如离婚或是流离失所、遭到家族或社会的谴责、失去经济依靠）之间做选择。

我并不是第一个指出“同意”和“愿意”有所区别的人，性别领域的其他研究人员断言，这些词或概念意味着性关系中的权力关系，因为同意性交和想要性交是两回事。在多琳所提到的这个交叉点——性创伤和生育暴力——上，我认为应该非常小心地去看待“同意”和“愿意”之间的区别，这样才能更精确地理解这些女性的现实生活。她们为了某些目的而同意成为母亲，但她们本质上并不愿意。

总之，这些女性成为母亲的历程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女性非常明白为母之路是否是她们一心追求的，或只是随波逐流的，又或是遭到强迫的。通过亲身体验，她们知道：只有少数人能像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所说的那样，亲自谱写人生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有选择和没有选择是模糊不清的，无法考虑更多主观经验，现实往往交织着不确定性、犹豫、困惑、矛盾、百感交集、运气和随机性。因此，将成为母亲这个变化仅仅看作是女性自己成为母亲的渴望所带来的副产品，将会继续产生并维持错误的印象，而这种印象正在恶性循环中一次又一次地被用来说服女人当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