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看似单纯的事实是所有母亲故事的基础：每个来到地球的人类都是从女性的肚子里诞生的。

每个人确实都是由女性所孕育出的，但没有一个女人一生下来就是母亲。女性是生下人类后代的载体，这可能是一个既定事实，但不能因此强制要求女性承担起照顾、保护、教育，以及其他相应的责任。也不能以此为理由，在生母没有能力承担养育的职责时，强制要求其他女性（而非男人）来替代承担养育的职责。

虽然这不是国家的强制义务，但这样的性别分工仍然固执地存在于社会，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而且通常被认为和女性能够生育后代的生物学构造相关。换句话说，“女性的天性”这个描述（用来为“女性有义务为人母”这个说法开脱）也用来姑息“女性具有先天的母性”及“女性拥有天生的照护技能”这种概念，用来促使女性而不是男性来养育及照顾孩子，不论是亲生的或是领养的。“你不必去学习母性，因为母性已经是你的一部分，铭刻在你身上，让你照顾孩子、为孩子担心、和孩子亲近。如果你现在感觉不到母性，不要紧，母性会随着怀孕和分娩来到你身上，那种责任感和爱是非常自然的，你的生活重心会完全改变。虽然你的生活会起很大的变化，但那其实无关紧要。”

这种严格的性别劳动分工是 19 世纪的产物，当时的工业革命使得家和家庭转型：“公共领域”成为理性、进步、实用和竞争的象征，而“私人领域”的“家庭小飞地[飞地，enclave，在一国境内却隶属另一国的一块领土。]”则有着截然不同的象征。家庭和情感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温暖的情感，比如爱、利他主义、同情和关怀。男人被分配到家庭之外进行有偿工作，中产阶级女性则被分配到“私人王国”中进行无偿工作，作为无私付出的妻子和母亲，她们必须为挚爱之人维护一个安全的港湾。

因此，从19世纪以来，民族主义、医学化、异性恋霸权、父权制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正在携手合作，以继续维持这样的性别劳动分工。因为“女人即母亲”是个重要的制度，没了这个，整个体系可能会分崩离析。支持者一次又一次地强调，这样的分工从定义上来看是很自然的，所以必须延续下去。为了保证事态不会改变，支持者也承诺这样的划分不仅会让世界更美好，对女人和孩子也更有益。

当女人和母亲身份被绑在一起时，另一件事也同样被捆绑上去了——对“怎样当一个妈妈”的各种严格规定。尽管母亲们并非都以相同的方式、相同的条件来培育和照顾孩子，这样的规定与期待也完全没有必要。

好妈妈、坏妈妈

当妈妈可不是一项私人事业，它始终被无止境而彻底地视为公共事务。

这个社会每天都告诉女人，她们因为本能天性而拥有这样的母亲天职。但同时，这个社会又决定了她们该以怎样的方式来和孩子建立关系，以成为人们和卫道士口中的“好女人”和“好妈妈”。

因此，那些镶嵌在西方社会的公众想象力中的模板所呈现出来的，就是育儿几乎完全是母亲的工作。这种普遍的模板宣告了为人母者应该以孩子为中心、耗费时间培育孩子，而母亲被描述为发自天性地牺牲自我、不断地完善自我、拥有无止境的耐心并致力于以各种方式照顾他人，几乎是要求她忘记自己的人格与需求。而孩子们成长为一个和母亲有所区隔的个体时，过程中或多或少会遭遇困难，同时母亲的身份也在改变。她们一开始是扶着孩子头的母亲，然后是推着婴儿车的母亲，之后变成挥着手的母亲，接着是伸手等待被握住的母亲，但她们总是母亲。她们的发展是纵向的，而孩子则是远离她们的“横向”发展。

但这并不表示母亲们实际上都能做到这个地步。母亲们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从个体差异到社会差异（如婚姻状况、种族、阶级、精神和身体障碍）——但许多西方社会致力于这样高要求的母亲形象，即使这些形象仍有些分歧，母亲的崇高身份仍然是标志性的。

此外，社会曾一度要求“好妈妈”要像圣母一样，象征着神圣、纯洁、无性的人格。而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社会要求这个母亲人格（特别是年轻、白种、中产阶级的母亲们）要作为性感和被欲求的对象，就如同以下这些词：“我想上的妈妈”“可口的妈妈”“性感辣妈们”。这些关于母亲的新表述并不代表社会真的认为她们的肉体很迷人，而是说她们作为性幻想对象变得越来越有魅力，同时说明了社会正在赋予母亲形象“应该拥有一切”这种额外的神话幻想。在今天看来，这似乎已经是必然的趋势。一个女人不该“只是”母亲，如果想获得认同，还该有个职业，在少得可怜的休闲时间里去幼儿园或学校；尽管累得要死还是要展现性感。“我是个婊子，也是个好情人；我是个孩子，也是个好妈妈；我是个罪人，也是个圣人。”创作歌手梅雷迪思·布鲁克斯（Meredith Brooks）的歌词扼要地说明了这些矛盾之处。

在这种情况下，现今严苛的标准是：女性的身体——怀孕时、刚刚生产完，以及在之后的多年中——必须在美貌与性态上符合同样的异性恋标准。她们的身体没有一刻是自由的，从保养美容到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性感，而这种性感与她们自身对于“性感女人”的定义可能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母亲被如此要求是因为这些对他人有益，而不是为了她们自己，尽管母亲本身可能也有性欲望及性需求。

社会不只规范女性的外貌和言行举止，还规范她们的情感。也就是说，有一套“对这个社会环境来说什么样的感受是恰当的，什么是不恰当的”情感规则，社会会给予“好女人”和“好妈妈”以奖励，诸如荣誉、敬重和接纳。

因此，虽然母亲们被孩子激发出的情绪并不相同，她们的感受也会因为孩子的表现、时间、空间及可获得的援助而推移改变，但社会对她们的期待是——如果母亲们希望被视为“好妈妈”，她们的感受必须是始终如一的。社会要求“好妈妈”要无条件且毫无保留地爱着孩子（否则就是不道德的）；社会要求女性要如同圣母玛利亚一般，如果不能在孩子出生后就马上成为圣母，至少几年后也要到达这样的境界；如果为母之路并非繁花似锦，那母亲就要扛起这些痛苦，享受这些煎熬，把这些苦难视为生命中必要且不可避免的过程。

以下是一个男人写给一个后悔当妈妈的女人的内容，充分说明了这个社会怎样要求母亲应该有怎样的感受：

或者就如另一个对后悔当母亲的女人的回应：

在这层意义上，母亲们的情绪都应该按着社会文化的时间表和历程来，社会决定了这些母亲应该要有怎样的感受，也规定她们必须记住和忘却的事情：以上两段话都在安抚这些母亲，如果她们能够抛开这一刻的感受，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未来定能获得喜悦。但事实上这些听起来像是社会为了维持生殖后代的传统，需要确保广大的女性，特别是所谓的“好妈妈”，将痛苦的时刻从目前的生活和记忆中抹去，以便让她们“继续努力”。也就是说，生更多的孩子，并以“正确的方式”养育更多的孩子，都是为了维持某种“产业和平”（industrial peace）。因此，只有让受苦的母亲保持沉默、不“小题大作”才能维持这样的和平假象，让这一切看起来如此美好。

这些关于母亲情绪感受的规范，并不只是来自外部，来自那些坐着闲聊、顺便扔出几句带着责备意味的建议的群众。这种严苛的母性模板还被女性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我们可以从这些仿如“母亲应该有什么感受”和“母亲应该怎么表现她们的情绪”的证词中，了解到这种内化的程度：

这些女性使用“演戏”“表演”“做出样子”“骗”之类的字眼，可能意味着她们为了被视为“好妈妈”，从而表现出“一个母亲该有的感受及情感行为”，表现得像是社会所期待的母亲应该表现的样貌（即她自己被期待能表现的样貌）。她们出于责任感而表现出标准化的母性感受及行为模式，但她们的实际感受和社会期待的祖母及母亲的形象，差了十万八千里。

这些后悔成为母亲的女性，其情感立场导致她们去模仿、引述、表现得像个“好妈妈”，但并不只有渴望自己没有母亲身份的女性会那样做。许多记述之所以没有提到这些表现“好妈妈”的策略，是因为大多数人认为母性是发自自然的，母亲的身姿是女性天性的一部分。但事实证明，对当妈妈而言，光是生育子女是完全不够的：她必须要表现出“正确的”妈妈的样子，并尽力完成母职才行。

法国哲学家傅立叶说：“有压迫的地方就有虚伪做作。”的确，这些参与研究的母亲，其用词显示了她们试图假造出“正确的”母性感受及情感行为，以便让自己符合那些要求刻板的母性典范。就像巴莉所说的：

就个人层面来说，这样的伪装是一种自我防卫，以维持个人生活的稳定；而就社会层面来说，这种做法是个在政治上有用的幻象，可以让人们维持“母亲会有怎样的感受和行为”的认知，认为这是个自然和精确的准则，母亲们都应该按照这样的准则表现出应有的样子。

这些情感法则已经成为对母亲们严苛要求的一部分，同时也忠实维护着“正确”的“好妈妈”形象。这样的“好妈妈”形象迄今为止存在于大家的想象中，而人们不想冒使其他人感到震惊的风险。

在社会期待的“好妈妈”形象以外，社会也勾勒出“坏妈妈”的轮廓，以这样的“好妈妈”“坏妈妈”的形象将女性分门别类。

当母亲们并未根据这个模式所规定的道德准则走——不论是自愿如此或是身不由己、处于生活环境的重压之下。她们很快就会从内到外都被贴上标签，她们被认为是能力有问题的“坏妈妈”、是道德和情感上有问题的叛逆者。当发生以下情况时，人们会认为母亲们没有“爱心”：当她们在生产后“太快”或是“太迟”重回职场，或者再也不回职场时；当她们不喂母乳或者喂的时间太长、哺乳时太“公开”时；当她们“在家教育”自己的孩子，或者有些母亲（不论是否是单亲家庭）需要长时间离家工作而被指责疏忽了对孩子的照顾时。此外，单亲母亲、仰赖社会救济的母亲、新移民母亲、女同性恋母亲（这些身份通常是重叠的）往往会被更加严格地检视。就一定程度来说，医疗机构、教育机构、心理机构、法律论坛、媒体、广告业和流行文化会检视这些母亲，尤其会聚焦在未婚且并未从事有偿工作，而是仰赖公共援助来养育孩子的母亲身上。

因此，社会给这些女性贴上“坏妈妈”的标签，并不只是因为她们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而是因为她们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当上妈妈，也因为她们的身份。如果她们贫穷且（或）没有受过教育且（或）非白种人且（或）不健康（不管是精神上或身体上），大众会怀疑她们是否有能力生养子女，会批判她们的决定，认为那样的决定对孩子和（特别是）整个社会都有着潜在的危害。这使得她们被置于严格的监视之下。

在许多国家，我们可以从婴儿食品或尿布的广告中看到，人们认为什么样的人是“好妈妈”，而在这些广告中出现的“好妈妈”往往是白人女性。也就是说，这些广告不只营销产品，它们还把所谓的“好妈妈”具体化，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人有能力以“最符合健康需求”的方式养育子女。

社会建构起“坏妈妈”的形象，不只是规范母亲的行为或身份，还延伸到母亲的感情世界中。那些感觉痛苦、愤怒、失望和沮丧，并把这些感受表达出来的女性，被视为能力有问题的女人，没办法履行她们“真正的使命”。即使到了今天，我们已经看到更细致入微的母亲写照，比起以往也有更多的母亲能够更常态地表达她们遭受的困难和痛苦，因此我们能够更自由地研究并进行公开讨论，但母亲身份仍然被困在人们的集体想象当中。公众仍将母亲身份视为温暖和温柔照料的象征，与人际冲突无关。

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社会对母亲的期待越来越高，无数母亲对自己的期望也越来越高，并深深陷入由感情、内疚、自我分析及矛盾心理交织成的阴影世界中。在这种矛盾下——尽管这样的矛盾心理伴随着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社会似乎只能忍受母亲们抛出一种答案：“我爱母亲这个身份。”

“有问题”的母亲

从一个女人变成母亲的那一刻起，就激起了她对全新的现实生活的反应。由于普遍性的“好妈妈的样貌、表现及感受”的共同认知、由于她现在得对另一个人的人生负起责任的这个“简单”事实、由于长期育儿的成果充满不确定性，她的身体和生活可能转变成充满复杂情绪的人际冲突的中心。此外，这种动态的冲突经验——随着孩子不同时期的成长及每个孩子间的个体差异，有时母亲的感受几乎是时时刻刻都在波动——可能和被剥削的感觉有关。女性一方面活在“妈妈知道什么对孩子最好”的规则下，另一方面又常常被指责为过度关心或过于疏远：要么过度主导和保护，要么过于冷漠和疏离。这主要是因为，一般来说，她是唯一陪伴孩子童年的人，或者她是唯一一个会被指控缺席孩子童年的人。

这些指责可能会加剧母亲们的矛盾心理，也就是说，同时存在的情感，例如想依赖和想分离、恨与爱、在渴望亲近的同时也渴望分离、和谐与冲突。美国作家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 Rich）对此下了一个完美的脚注：“我的孩子带给我人生中最强烈的痛苦，那是种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激烈的痛苦、焦躁，与充满喜悦的满足和温情交替出现。”

但是母亲自身和她们周围的人可能会怀疑这样的自我认同，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无法想象这种双重情感实际存在的世界中：“我很难相信母亲们所谓的矛盾心理。即使我已经针对这个主题写了一本书，但我还是常常怀疑矛盾心理是否真的存在。这是不是母亲们因为憎恨她的孩子而编织的借口？我是否正在给母亲们的矛盾心理找理由，来提供空洞的宽慰？（中略）我们发现很难真正接受自己既爱着也恨着我们的孩子。所谓母亲的矛盾心理并非是用来缓和她复杂心情的镇静剂，而是所有母亲内心共有的复杂而矛盾的心理状态：对孩子的爱与恨是并存的感受。然而大多数母亲的内疚源自矛盾心理引发的痛苦感受，且我们生活的文化使我们不想承认矛盾心理确实存在。”

社会将母亲困在无止境的理想化、不可能达到又相互矛盾的期待之中，那些没办法作为全能母亲的人，或是没办法把做母亲的经历纯粹视为“发生在自己身上最美妙的事情”的人，会被当作有问题的母亲。她们踩了那条道德基线，而她们的矛盾心理与精神医学领域的事联系了起来，被当作精神障碍，好像她们得了生理上的疾病一样。在母亲们私人博客的评论中，将她们当作有病的回应是少见的。在这些博客中，人们可以承认母亲面临的困难有多深、有多广，因为很多人体贴地在评论里表示，看到别人和她们有相似的感受和想法，会感到宽慰。而八卦专栏或每日新闻时事的评论往往将事情扯到临床医学上。比如说，当一个女性名人被报道做了就为人母来说“不妥当”的事情，他们就会对此发表意见，将之视为复杂情感的证据，并认为她应该马上接受治疗。

精神分析理论可能也认同母亲身份对许多女性来说具有冲突性，但有时它也会判定这些母亲患有疾病。著名心理学家海伦·多伊奇（Helen Deutsch）认为，矛盾心理是母亲情感的一部分，但同时声称这些有矛盾心理的母亲是“天生的女性受虐狂”（natural female masochism）。

对不按照僵化的情绪规则脚本走的母亲的百般挑剔，反映在对产后忧郁症的轻视上。这些女性面临这样的处境并努力与之抗衡。几十年来，女性无法在生产后说她们感受到的是其他情绪，而非社会希望她们拥有的情绪。而且她们害怕承认这件事，因为一旦承认的话，她们就会被贴上“坏妈妈”的标签。

此外，有产后忧郁症的母亲可能会觉得自己是“坏妈妈”，因为她们害怕自己像其他“坏妈妈”那样被贴标签，而这样的情绪规则已经全部内化为她们内心的一部分。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研究人员、作家和各种类型的治疗师除了批评那些矛盾心理违反了社会既定的感受规则，还经常将其视为母亲经验中不可避免的一环，同时也是母子间各种复杂感受的一部分。这样的冲突性情绪所涵盖的范围非常广，同时区分了无法忍受、难以控制的母性矛盾，和可以忍受、可以控制的母性矛盾，这可能会促进情绪的发展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母亲的痛苦与她对孩子爱恨交织的情绪，都可能会推动她去寻求解决方案。

因此，这些孩子让母亲经历的爱恨交织，可能会帮助她们去掌握知识和情绪上的技能，以了解孩子及孩子的需求。因为矛盾心态所带来的痛苦可以促使她们思考，而有能力去思考婴儿和孩子可以说是做母亲最重要的能力。

这样看来，当一位母亲认识到最好放弃她和孩子的圆满关系这一幻想时，她就有能力承受矛盾心态及矛盾心态带来的痛苦。同样地，一位母亲若能够找出方法来控制这样的冲突，那么她既可以感受到对孩子的爱、关怀、同情，也能感受到愤怒、失望、沮丧和无助——这样的情感能力能够使她在内心产生丰富而多样的新面貌，因此也可能是母性发展的里程碑。研究人员宣称，矛盾心态能够帮助母亲改变及恢复，对那些因为母亲身份而产生情绪混乱、幻想和冲突的人来说是一种重要的情绪技能，也能潜在地促使母亲的情绪变得更加柔韧而有活力。

此外，对母亲身份怀有矛盾心态的女性可能会发展出一个渐进式的故事历程，这个故事通往一个正向的终点站，过程包括未来的发展和障碍的克服，借以向自己保证总有一天一切都会好起来。

将这些冲突性的母亲经验重新整合，对女性来说可能有助于她们度过接下来的每一天。然而这可能也会导致社会去回顾母亲们是否履行了承诺及实现了价值，并且以此判断是否违反了社会规则。

通过仔细检视这些母亲的后悔，我们能够了解母亲们有时有着不同的故事。从这个不同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将其对母亲的不满常态化，给女性贴上病态的标签并希望她们顺从社会期待。而我们沿着这些参与研究的女性的不同故事抽丝剥茧，她们不只是正在养育婴幼儿的母亲，有些人的孩子已经三十岁了。这些女性在描述她们的后悔时，拒绝成为那种女性形象，拒绝被代入那些“无可避免地成为母亲”及“逐渐适应母亲经验”的故事当中。她们这么说，“那不是我”“我一眼就看出那不是我想要的”，并表示“后悔成为母亲”这个念头让她们感到平静许多。她们明确地表达自己希望能走出那些被设定好的故事，远离那个会导致她们痛苦的任务，因为维持现状令她们持续感到痛苦。

因此，后悔体现了一种不同的女性身份认同。虽然这样的认同违背现有文化对女性为人母的期待，但这样的文化期待使得女性成为不情愿的母亲，并且掩饰自己的后悔。